魏忠贤通过大清洗，实现了朝臣的大换班，他实际上变成了天下的主宰。魏忠贤的爪牙们想方设法取悦他，因为只要能博得他欢心，便可以一步登天。天启六年（1626），浙江巡抚潘汝桢竟然提出为魏忠贤建生祠。此奏一上，正中魏忠贤的下怀，立刻以熹宗的名义批准。潘汝桢便下令聚资营建，弄得百姓倾家荡产。此风一起，各地争相仿效，甚至还有一名国子监监生竟然主张在国子监旁给魏忠贤立生祠，让目不识丁的魏忠贤配祭孔子，可谓荒唐至极。当时各地互相攀比，生祠建得越来越大，每修建一座生祠至少也要花掉数万两银子，多者则达数十万两。仅开封一地，因修建生祠就拆毁了2000多间民房。这种祸国殃民的做法遭到正派官员的反对，但是，反对者无一逃过魏忠贤及其爪牙的毒手。
正当魏忠贤权势熏天之时，他的靠山忽然坍塌。做了七年皇帝的熹宗突然去世，只活了23岁。熹宗无子，遗命由其弟信王朱由检（即明思宗）继位，年号崇祯。崇祯帝继位后不到两个月，首先罢免了崔呈秀兵部尚书一职，为魏忠贤始立生祠的浙江巡抚潘汝桢也被罢官。接着兵部主事钱元悫、嘉兴贡生钱嘉征上书弹劾魏忠贤，要求清除阉党。
明十三陵石刻文臣像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天寿山，是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埋葬有从永乐帝朱棣到崇祯帝朱由校在内的十三位明代帝王。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崇祯帝将魏忠贤贬谪至凤阳祖陵司香，不久，又下令将其逮捕。正走到阜城（今属河北）的魏忠贤得知后，慌忙上吊自杀。随后，朝廷“定逆案”，对“阉党”进行了清理。
明末农民起义
明朝末年
人物：李自成 张献忠 地点：陕西 关键词：大顺政权 大西政权
明朝天启、崇祯年间，内部统治阶层党争激烈，日益腐败，统治者对下层百姓的盘剥压榨愈发苛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外部则是后金政权不断进攻，明王朝滥加“辽饷”，百姓民不聊生。再加上小冰河时期独特的气候灾害，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全国性的大旱灾接连不断。最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陕西发起，最终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为新的皇朝诞生铺平了道路。
流民图（局部） 明 吴臣
此图原共绘流离失所的难民25人，无论老幼病残，艳丑贤愚，均栩栩如生，如徐沁在《明画家》中所评“古貌奇姿，绵密萧散，各极意态”。这种描绘生活在社全最底层人物的绘画在古代是极其罕见的。
李自成与大顺政权
明朝末年，赋税沉重，许多地区灾荒连绵，各地农民不断揭竿而起，举行了一次次大大小小的武装暴动和起义。天启七年（1627），王二率领陕北澄县饥民冲进县城，杀了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次年，王嘉胤聚众数千人起事，王二率部赶来会合。紧接着，安塞（今属陕西）的高迎祥发动起义。高迎祥因战功卓著，被起义军称为“闯王”。崇祯九年（1639），高迎祥在黑水峪（今陕西周志县境内）遭到明陕西巡抚孙传庭的伏击，战败被俘牺牲，西北农民起义军一度陷入了低潮之中。但不久后，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农民起义军在西北地区再次崛起。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祖辈世代务农。天启年间，陕北灾荒连年，官府粮差却分文不减。为了谋生，21岁的李自成到银川驿站当了一名驿卒。不久，因为无力还债打死了豪绅债主，李自成又和侄儿李过在米脂起义，参加了王左挂和不沾泥（张存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后来，王左挂和不沾泥投降明廷，李自成又带着李过和弟兄们加入了闯王高迎祥的队伍。因作战勇敢、处事果断、筹谋缜密，李自成很快得到高迎祥的信任，被称为“闯将”。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被捕牺牲后，李自成在部众的拥戴下做了“闯王”，带领起义军继续战斗。由于各路起义军之间终究还是关系松散，各家不能协同作战，多被政府军各个击破。从崇祯九年到十一年期间（1636－1638），起义军领袖中有的投降，有的迫于形势被招抚。崇祯十一年（1638），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准备打出潼关。明朝大臣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知后，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中布下埋伏，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引诱李自成进入包围圈。当李自成带领起义军开到潼关附近的山谷地带时，两侧山中杀出了大批明军。起义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搏斗，队伍被打散，几万名义军在战斗中牺牲。李自成和部将刘宗敏等17个人冲出包围，逃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李自成利用这段时间，白天骑射，晚间读书，总结失败的教训，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崇祯十二年到十三年（1639～1640），河南灾荒严重，明朝统治者仍旧催索钱粮，民怨沸腾。李自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东出河南，再举义旗，饥民蜂起响应，很快由几十人发展成拥有几万人的队伍。义军攻城略地，开仓济贫，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农民中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人们像潮水般地涌进了起义军队伍。各地都在传唱：“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河南到处都盼望闯王的队伍早些到来。几十天内，李自成的队伍就扩大为几十万人马。李自成带领着重新组织起来的起义军转战河南各地，他严肃部队纪律，部队所经之地秋毫无犯，因而得到了底层人民的信任。李自成还重视对敌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当时明朝官军腐败不堪，将领克扣粮饷，士卒缺衣少粮，困苦不堪。每当对阵时，李自成便叫部下在阵前喊话，劝降明军。因此明军士卒往往在阵前倒戈，大批地参加起义军。再加上李自成指挥有方，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很快在河南取得了“五覆官军”的辉煌胜利。不久，起义军攻破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自愿参加义军的百姓如流水一般日夜不绝，起义军很快发展成为一支百万人的队伍。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挥师南下，不到一个月，几乎全部占领了湖北北部各县。为了彻底推翻明朝的统治，李自成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进军关中，消灭当时唯一有实力的明朝大臣孙传庭的部队，然后东渡黄河，经山西直捣北京。八月，李自成和孙传庭两军在豫西的郏县和汝州（今河南临汝）进行了两次激烈的大战，孙传庭的数十万大军先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李自成乘胜前进，十月攻破潼关，进占西安。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二月，大军直指太原，明军望风投诚。之后，李自成兵分两路，一路由骁将刘方亮率领出故关（今山西娘子关南），奔真定（今河北正定），切断明廷南逃的退路；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克忻州（今山西忻县）、代州（今山西代县），破宁武，陷大同、宣府，直取北京。农民军一路过关斩将，锐不可当，三月上旬便进入居庸关，占领了昌平。十六日，包围了北京城。李自成派人劝崇祯皇帝投降遭拒后，于第二天对北京发起攻击。十八日，起义军从三面环攻，在彰义门（今广安门）、西直门、平则门（今阜成门）、德胜门等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傍晚，起义军攻克彰义门，接着进攻内城各门。城内达官贵人惊恐万状，崇祯皇帝绝望之际，手刃妃子、女儿之后，在煤山（今景山）上吊自杀。
第二天黎明，宣武、正阳各门被李自成部下骁将刘宗敏、侄儿李过等攻破。起义军涌入北京城。进入北京城外，李自成采取了一些措施巩固胜利成果，比如严明军纪，禁止扰民，健全政权机构，拟定官职，开科取士，等等。为了争取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集团，李自成也派人前往劝降。但野心勃勃的吴三桂以父亲吴襄遭到拷索追赃、爱妾陈圆圆被掠走为借口，引清兵入关，与大顺军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今辽宁绥中西七十里的九门口）展开激战。四月十一日，毫无防备的大顺军在接战中遭到清军突袭，惨败而回。十九日，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称帝。一天后，农民军撤出北京。当年七月，农民军撤入西安。次年，李自成在清军的追击下转入湖广作战。当年四月，年仅三十九岁的李自成战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张献忠与“大西政权”
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号敬轩，延安肤施（今陕西定边）。他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他当过捕快，后来又到延绥镇当了一名边兵。张献忠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他因被人陷害，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最后以“鞭一百免”。革役后他逃回到老家，流落乡间。崇祯三年（1630），张献忠积极响应王嘉胤的反明号召，在米脂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起义。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军中称为“黄虎”。因张献忠幼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后来逐渐成为起义军领袖。
明长城遗址
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修筑长城的封建王朝，自洪武元年（1368）修筑居庸关长城起，至16世纪末共200多年的时间里，修成全长12700里的长城。完整保留至今的主要就是明长城。
陕北的一系列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崇祯皇帝准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因此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起义军。为避开明军主力，王嘉胤率军入晋，起义中心转移到山西。王嘉胤死后，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归附高迎祥，高迎祥称闯王。崇祯八年（1635），为了迎击明军，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领导人聚会河南荥阳，议决进取。会上，回民义军领袖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转移山西，遭到张献忠等人反对。李自成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战略，主张联合作战，分兵迎击明军。这一战略思想得到大会赞同，于是义军首领们决定分兵五路：一路向南，阻击湖广、四川方面的明军；二路向西阻挡陕西明军；三路屯兵荥阳、汜水一带，扼守黄河；高迎祥和张献忠等东征安徽等地；马守应往来策应。后来高迎祥牺牲，起义军逐渐分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带活动；另一支由继承“闯王”称号的李自成领导，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活动。崇祯十年（1637），张献忠遭明军总兵官左良玉部的进攻，败于南阳、麻城，最后投降了明军，起义转入低潮。次年正月，张献忠率本部义军进驻谷城（今属湖北襄阳）受朝廷招安，被授予副将之职，驻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镇，以示休兵。
李自成塑像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人，初名鸿基，祖辈世代务农。
张献忠经过一年休整，于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在谷城再次起兵，采用“避实捣虚”“以走制敌”的有效战术，重举反明的大旗。在罗山（今湖北竹山县东南）歼灭明军主力左良玉部，后转入四川，在达州战役中大获全胜，随即兵进湖广，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攻陷襄阳。李自成、张献忠相继攻占洛阳、襄阳，宣告了明朝围剿政策的破产。总兵左良玉被张献忠打得一败涂地，气得崇祯帝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杨嗣昌率领了10万人马，耀武扬威到了襄阳。他统率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起来。张献忠转移到太平（今四川万源）的玛瑙山的时候，由于队伍里混进了奸细，起义军陷入敌人包围圈里，被明军打败，损失了大量金银、战马。张献忠的妻子、儿子也被俘虏。张献忠带了千余名骑兵，从湖广转移到四川。杨嗣昌跟踪追击，把行辕迁到重庆，准备在四川消灭起义军。
杨嗣昌在四川到处张榜，说有谁能抓住张献忠，赏给黄金万两，还封他侯爵。第二天，在杨嗣昌的行辕里，发现了张献忠派人贴出的标语，上面写着：“有能斩杨嗣昌头的，赏银三钱。”杨嗣昌派出大批官军到处追剿起义军，张献忠起义军却是忽东忽西，叫官军捉摸不定。当明军将领猛如虎、刘士杰带着疲劳不堪的兵士赶到，张献忠的起义军却绕到背后，杀退敌人。
崇祯十四年（1641），张献忠发现杨嗣昌把重兵都放到四川，襄阳兵力空虚，就摆脱明军，突然带兵离开四川，往东转移，一天一夜急行三四百里，把杨嗣昌大军远远甩在后边。到了湖广当阳，遇到另一支明军堵截，张献忠派义军将领罗汝才留在当阳，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直奔襄阳。杨嗣昌在重庆得到消息，连忙派使者赶到襄阳，命令襄阳明军严密防守。谁知使者半路被张献忠截获，由张献忠的义子李定国调包混进襄阳城去。当天晚上，混进襄阳的起义军兵士在城里好几处放火，全城的百姓从睡梦里惊醒，发现到处火光冲天，全城大乱。在混乱中，起义军打开城门，大队人马赶到，明军想要抵抗也来不及了。起义军进城以后，一面派人打开监狱，救出被俘的起义兵士和家属；一面直奔襄王府，杀了襄王朱翊铭。杨嗣昌得到襄阳失陷、亲王被杀的消息，害怕崇祯帝怪罪，只好畏罪自杀。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所铸“西王赏功铜钱”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张献忠攻下武昌，把楚王投入江中。同年，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不久，义军攻克长沙，宣布免征三年钱粮，从者愈众。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八月攻陷成都，明朝巡抚龙文光、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其他官员当了俘虏。义军进入成都，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并建章设制，使大西政权初具规模。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后，政治上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颁行《通天历》，并开科取士，选拔30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地方官；经济上，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同时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军事上，设五军都督府，分兵120营，并四面出击，逐渐占据了四川省全境。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带来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张献忠曾派人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并攻打汉中，但却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清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更坚定了抗清的决心，一方面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地主武装对抗；另一方面和清军做激烈的斗争。
顺治三年（1646）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七月，为了到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北上迎击清军。临行前，张献忠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以开科取士为名，杀士子于青羊宫，又坑杀成都百姓于中园，杀明朝卫军数十万，遣四将军分屠各县，将亿万宝物掷入锦江，决水放流，自谓“无为后人有也”。
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今属四川南充）凤凰山，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分两面抗击清军，但本人却不幸中箭身亡，时年仅41岁。
张献忠牺牲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转移，后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20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延伸阅读
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霞客是他的别号，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从22岁时开始对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川河流进行了细致的徒步考察，留下大量珍贵的纪录，是世界上对喀斯特地形进行大规模考察，并作详细记录的第一人。他一生足迹遍及今华东、华北、东南沿海和云贵地区计16个省的无数山川。在旅途中，他总要把当天的经历与观察所得记录下来。这些游记涉及所到之处的地理、地貌、地质、水文、气候、植物、农业、矿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各个方面，文笔优美，经后人编辑成约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
南明政权的建立与失败
明朝公元1644年－公元1661年
人物：弘光帝朱由菘 永历帝朱由榔 地点：南京 关键词：弘光政权 永历政权
明崇祯帝死后，明朝在南方的宗亲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等先后称帝，但终究未能挽回明朝的江山。在这几位称帝的宗亲王中，桂王永历政权是历时最长的一个，但最终也难逃彻底覆亡的命运。
火龙出水（模型）
明代制作的水战火器火龙出水龙身用五尺竹筒做成，前后安装木制龙头、龙尾。龙身前后两侧各扎一支大火药筒用以推动龙身飞行。腹内装有火箭。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二级火箭。
弘光政权
明朝实行两京制度，作为明太祖时期的都城，南京同样建有一套六部制度和官僚体系。崇祯十七年（1644），崇祯帝自缢煤山后，南京城作为仅剩的一个政治中心，展开了一系列拥立新帝的政治斗争。
当时逃难到南方的明朝近支宗室有福王朱由菘和潞王朱常淓两人。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的一派官僚主张拥立福王朱由菘，因为其为明神宗的孙子，而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子，朱由菘与崇祯帝血脉更近，应当立亲；而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一派认为朱常淓虽然血脉更远，但比朱由菘贤明，应当立贤。最终，马士英得到了握有实际兵权的江北四镇总兵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的支持，于1644年五月拥立朱由菘为帝，年号弘光。弘光政权建立时，清军主力正在全力进攻李自成的大顺军，暂时无暇南下。可弘光政权的君臣们并没有即将亡国的危机感，弘光帝沉迷于酒色之中，纵情享乐，马士英执着于党争，一心向清朝求和，其他隶属于弘光朝廷的总兵大将们已经发展为军阀势力，不听调度，彼此之间矛盾重重，最终葬送了南明政权最后的机会。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军攻克扬州，督师扬州的史可法以身殉国，清军连续屠城十日，杀死居民数十万，扬州成为一座空城，史称“扬州十日”。五月，清军占领南京，福王仓皇逃往芜湖，最后还是被抓到。弘光政权仅仅维持了一年，就灭亡了。
南京失陷后，尚书朱大典、张国维拥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称监国，镇江总兵郑鸿逵、南安伯郑芝龙拥立唐王朱隶键在福州称帝，建立隆武政权。这两个政权偏安一隅，力量薄弱，却不能联合抗清，而忙于争权争地盘。顺治三年（1646），清兵攻入浙江，鲁王在石浦守将张名振的拥护下，转至南澳（今属广东汕头）。清兵又进攻福建，郑芝龙不顾儿子郑成功的反对，决意降清，下令弃守福建北部门户仙霞岭，致使隆武帝朱隶键在汀州（今属福建）被清军所俘，后被杀于福州。
《史可法像》清 叶衍兰
史可法，字宪之，明末南京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史可法于扬州殉国后，遗体不知下落，其义子史德威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宁门外的梅花岭。
永历政权
浙江、福建失陷，鲁王、隆武政权倾覆之后，桂王朱由榔在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拥立下于广东肇庆称帝，建立了永历政权。永历帝所部主要有明朝旧将何腾蛟，郑成功在其父郑芝龙降清后又拒不投降，召集旧部抗清，也接受了桂王的封号，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出击福建、粤东及浙江南部沿海。
桂王称帝后，清军将领李成栋率军进广东，永历帝的军队抵挡不住，退往广西。清兵跟随进入广西。此时，永历帝的主力何腾蛟的军队正在湖南，永历帝身边的军队缺乏战斗力。永历帝正无计可施，广东的明朝旧官员聚兵进攻广州，进攻广西的清军被迫退守广东，永历帝的军队乘机又收复了广西的失地。顺治三年（1646），清军进攻四川，张献忠战死。张献忠的部将李定国、孙可望等退往贵州、云南。顺治四年（1647），清军进攻湖南，何腾蛟被迫退入广西。
顺治五年（1648），广东的清军将领李成栋、江西的清军将领金声桓举兵反清，永历帝的形势一度发生好转。但是随后，清军加紧了对永历帝的进攻，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等相继败亡。永历帝辗转于广西与广东肇庆之间，日益穷蹙，便决定与李定国、孙可望等人联合，前往贵州与他们会合。顺治九年（1652），在李定国的率领下，明军向清军展开反攻，在云南、贵州一带连破清军，杀死清军大将定南王孙有德、敬谨亲王尼堪，史称“两蹶名王”，收复广西及湖南南部、四川大部。李定国于是奏请永历帝出兵四川，抢在清军主力南下前占领巴蜀和汉中地区，以图进兵中原。
这时，清廷用明朝旧将洪承畴进攻永历帝。洪承畴善于用兵，明军开始不敌，节节败退。顺治十年（1653），李定国退入广西，又接着转攻广东；顺治十二年（1655），李定国退守南宁；顺治十三年（1656），李定国保护永历帝前往云南。顺治十四年（1657），孙可望投降清军，以所部大举进攻云南。在两军交战时，孙可望的部下不听指挥，未战就已经崩溃，孙可望逃走。孙可望降清让李定国产生疑虑，于是将前线部分将领调回云南。此时，清军三路人马分别进攻四川、贵州、云南，几乎未遇抵抗。顺治十五年（1659）十二月，清兵侵入云南，李定国分途阻击，力保西南地区。虽然东南沿海郑成功大军自崇明（今属上海）进入长江，牵制了清军兵力，声震清廷。但因为，明军势孤力弱，未能挽回全局之颓势，李定国被迫入滇西，永历帝则逃入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永历帝已入缅甸，除李定国尚在滇缅边境坚持抗清外，其他力量大多覆灭，清政权已趋于稳定。
永历帝进入缅甸后即失去自由，李定国曾带兵营救，但没有成功。同年，吴三桂派兵进攻缅甸，缅甸王害怕清军的进攻，将永历帝交给清军。李定国预谋在途中攻击吴三桂，但没有成功。不久，永历帝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之后，李定国败退缅甸，客死他乡。
《李香君像轴》 清 崔鹤
李香君，苏州人，明末秦淮歌伎，清初的戏剧作家孔尚任曾根据李香君的人生经历创作了名剧《桃花扇》，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明亡清兴之际的社会情况。
专题：繁荣的明代商品经济
⊙商人与市镇 ⊙徽商与晋商 ⊙白银成为主要货币
明代农业、手工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对于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商品，同时也创造了广大的农村市场；而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和发展，各种手工产品出现，则提供了用于交换的商品。到了明朝中叶，工商业市镇一片繁荣，商品经济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得到飞速的进步，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
商人与市镇
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首先表现为商业的发展，商人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也带动了城镇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工商业市镇的崛起。明代工商型城镇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明永乐年间修浚漕运以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第二个时期是在明朝中叶以后，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商品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城镇。这类城镇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其中以商品性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的江南地区尤为突出。这些城镇大多都具有各自明显的特色。如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苏州府的南翔镇、娄塘镇、外冈镇等，是著名的棉纺织业市镇；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嘉兴府的王店镇、王江泾镇等，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城镇的繁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反映。
五蝠捧寿纹大襟袍展示图
明代贵族男子的便服大多为袍衫，其制式为大襟右衽，衣袖宽大，下摆过膝。一般材质以绸缎或绢为主，也有用锦缎制作的。
徽商与晋商
伴随着明代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以及商业资本的活跃，明代中后期，在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一般又称商帮，如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等。他们都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色，一般以地缘、血缘、乡情为联系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经营比较固定的商品，遵守一定的市场规则，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商业性集团。在众多的著名商帮中，最为有名的商帮应该以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为代表。徽州商帮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十分繁杂，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物品。徽商大多是贩卖盐起家，同时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商人也不少。山西商帮的活动范围最初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随着盐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实力的增强，他们的经营活动逐步向南推移，最终遍及全国。山西商帮经营的项目主要的商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这些商帮以其雄厚的资本、众多的人数、极大的经营范围、广阔的市场以及带有垄断某行业的性质，使得他们成为商业领域中重要的活动力量。他们驰骋于商界，操纵某些商业贸易，反映出明代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水平。而主要由市镇中小商人与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崛起，则在明代后期成为反对矿监税使横征暴敛的一支新兴政治力量，维护着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推动着明政府不得不调整海禁政策，有限度地对外开放。享誉世界的青花瓷、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成为东西方贸易中的大宗商品，东南沿海的港口频繁出现了欧洲商人与基督教传教士的身影。
明代霞帔
霞帔是中国古代妇女礼服的一部分，类似现代披肩，是宋以来贵妇的命服，式样纹饰随品级高低而有区别，类似百官的补服。
白银成为主要货币
16、17世纪以后，伴随西方世界殖民活动的兴起，美洲的白银得到大量开采，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者用海船将大量白银从大西洋的彼岸运回欧洲。同时，中国的大批商品出口欧洲，如瓷器、茶叶等，欧洲殖民者只能以白银交换，这样大量白银通过商品贸易，又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明代商品经济发达，货物交易量极大，需要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白银比铜贵重，又便于分割，所以人们乐于使用。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包括地租、赋税都开始走向货币化，而白银也越来越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正统元年（1436），明朝政府将一些地区的税粮折为白银征收，名曰“金花银”，这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朝政府要求工匠也以银代役。这样，在明朝财政中，白银成为官府使用的主要货币。正德以后，白银流通更加普遍。白银成为中国当时的主要货币，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跟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另一方面也反映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