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属福建省管辖；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两员，兵八千人；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两千人。从此，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治理下，台湾的开发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抗击沙俄
从16世纪后半期起，沙俄势力开始越过乌拉尔山，50多年间占有了整个西伯利亚，并进一步觊觎中国的黑龙江流域。明崇祯十六年(1643)，一支哥萨克人远征军进入精奇里江的支流布连塔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侵扰两年之久才退回。顺治六年(1649)春，沙俄富商哈巴罗夫组织第二支远征军，对黑龙江流域进行武装入侵，次年占领了雅克萨。顺治十年(1653)，斯捷潘诺夫接替哈巴罗夫统率沙俄侵略军，在黑龙江上游呼玛尔河口筑垒防御。顺治十二年至十七年（1655－1660），清军几次出击俄军，基本剿灭了斯捷潘诺夫军。但一批来自叶尼塞的沙俄殖民者重新占据了尼布楚，康熙四年(1665)，另一伙沙俄侵略者又侵占了雅克萨。俄军以雅克萨和尼布楚为据点不断蚕食黑龙江流域的领土，进行野蛮的掠夺和屠杀，使当地居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清圣祖康熙帝半身像
康熙帝（1654－1722）在历代帝王中堪称多才多艺，他不但学习中国典籍，还在南怀仁等西方学者的指导下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如几何学、天文学、医学、音乐等。
康熙帝初欲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几次派人到雅克萨、尼布楚送信，令俄人退出，但俄军置若罔闻，变本加厉。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康熙帝命令都统彭春、副都统郎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军三千多人，水陆两路进取雅克萨。五月二十三日，清军抵达雅克萨城下，依康熙帝命令向雅克萨俄军统领托尔布津发出警告，要求其速撤回雅库茨克。守城俄军虽不过450人，但执意顽抗。次日清军水陆配合，包围雅克萨。在城南“设挡牌土垄，施放弓弩”佯攻，而将红夷大炮架于城北，又在两翼放神威将军大炮夹攻。二十五日黎明，清军发起进攻，俄军血肉横飞，死伤惨重，俄军头目托尔布津被迫率残部出城投降。清军对他们宽大处理，放其回国。然后摧毁雅克萨城，还驻瑷珲（今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区南35千米）。
清军撤军不久，托尔布津残部在600多名援军支持下，又重返雅克萨，加固城墙，深挖护城壕沟，企图长期盘踞。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康熙帝命萨布素统兵两千，乘船沿黑龙江溯流而上，进击雅克萨。七月兵临城下，俄军凭借城坚粮足，负隅顽抗。双方对峙，战斗激烈。十一月底，托尔布津被大炮击中毙命，俄军仅剩百余人。清军将雅克萨围困达三个月之久，俄军外无援军、内断粮草，士兵多数患病。这时俄国政府代表抵达北京，要求停战交涉，清军遂撤围。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中俄双方在尼布楚进行谈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该约从法律上肯定了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外兴安岭直至鄂霍茨克海以南的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双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这个条约给中国的东北边疆带来了150年的和平。
“威远将军”铜炮
“威远将军”炮制作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是一种大口径、短身管的著名火炮。该炮在康熙帝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陈列在中国古代战争博物馆中。
统一蒙藏
清初，居住在中国西北方的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于清入关前即已归服。漠北喀尔喀蒙古下分札萨克图、土谢图、车臣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部分为四大部：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的称准噶尔部；游牧于乌鲁木齐附近地区的称和硕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沿岸的为杜尔伯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地区的称土尔扈特部。
17世纪以来，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起来。康熙初年，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为了实现割据一方的狂妄野心，噶尔丹在沙俄政府的唆使下，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对漠北喀尔喀蒙古部发动了突然袭击。沙俄侵略者趁机引诱喀尔喀蒙古投降沙俄。喀尔喀部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拒绝了沙俄的诱降，毅然率领数十万部众南归内地，归顺清朝。康熙帝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草原游牧，责令噶尔丹退兵，归还喀尔喀牧地。但噶尔丹依仗沙俄的支持，公然率两万多骑兵，以追击喀尔喀为名，深入内蒙古，前锋到达乌珠穆沁境，距北京仅九百余里。形势紧急，康熙帝遂决定亲征，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军兵分两路出击。右翼在乌珠穆沁作战失利，噶尔丹进入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赤峰市境)，距北京仅七百里；但左翼清军以优势火器摧毁了噶尔丹的“驼城”，大败叛军。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军于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截击叛军，噶尔丹战败，连夜溃逃。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又亲率大军至宁夏城（今宁夏银川），将叛军包围。噶尔丹四面楚歌，走投无路，服毒自杀而死。噶尔丹叛乱平定后，喀尔喀蒙古各部回到了原来的牧地，各部首领接受了清朝的封号。至此，外蒙古地区完全统一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清朝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派了将军和参赞大臣，掌管当地军政大权，加强了对外蒙古的统治。
噶尔丹死后，康熙帝因策妄阿拉布坦助剿有功，承认其为准噶尔汗，并划阿尔泰山以西的辽阔土地供其放牧。但策妄阿拉布坦羽翼丰满之后，也走上了叛乱的道路。他不仅控制了天山南北，而且妄图吞并西藏。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兵攻入拉萨，杀死拉藏汗，囚禁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意希嘉措，组织傀儡政权，控制了西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分兵两路入藏进击策妄阿拉布坦。康熙帝还令北路军在进军的同时护送新册封的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入藏。在藏族人民的帮助下，清军迅速驱逐了叛军，使西藏的局势稳定下来。这一年，七世达赖在拉萨坐床，康熙帝赐给封号，并派大臣分管前藏和后藏事务，又驻兵留守西藏。至此，西藏地区完全归于清朝政府的统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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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对西藏主权
早在入关之前，清政府就与西藏有了联系。清朝初期对青藏高原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和达赖喇嘛封给名号，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顺治元年（1644），清朝派使者入藏，邀请五世达赖入京。顺治九年（1652）正月，五世达赖喇嘛应召到北京觐见顺治帝。为迎接五世达赖，顺治帝专门为他在安定门外建造了黄寺，由户部拨9万两白银作为供养。次年清政府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自此，达赖喇嘛的封号和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遂正式被确定下来，确定了清朝对西藏地方的主权。
雍正帝改革
清朝公元1723年－公元1735年
人物：雍正帝 地点：北京 关键词：摊丁入亩 改土归流 军机处
康熙帝在位期间，诸皇子之间就为太子之位争夺不休，以至于惨案不断。四皇子胤禛韬光养晦，最终取得胜利，登基即位，是为雍正皇帝（1678－1735）。雍正帝45岁时即位，在位共13年。在这短短的13年里，雍正帝励志改革、整顿危局，实行了许多革新措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整顿吏治、摊丁入亩、改土归流、设立军机处、建立密折制度等。
粉彩荷兰东印度公司徽标托碗 清
整顿吏治
康熙帝一共有35个儿子，除了夭折和早死的之外，有排序的是24位，成年且受册封的只有20人。在这些皇子中，年龄较长的有12个人，他们是：大阿哥胤禔、二阿哥胤礽、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礻我、十二阿哥胤祹、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哥胤禵。这12个皇子主要分成三个集团：第一个是以皇太子胤礽为核心的太子党；第二个是以皇八子胤禩为核心的八阿哥党；第三个则是以皇四子胤禛为核心的四阿哥党。
康熙四十七年（1678）和五十一年，太子胤礽两次被废，彻底失去了登上皇位的机会。而在太子第一次被废后，皇八子胤因为勾连大臣，为储位大肆活动，让康熙帝大为不满，也失去了即位的可能。最终，韬光养晦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在皇十三子胤祥、十七子胤礼以及大臣隆科多、年羹尧等人的支持下，低调发展，最终获得了康熙帝的青睐。雍正元年（1723），胤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雍正皇帝。因为康熙帝晚年，吏治松弛，贪污腐败成风。雍正帝即位之后，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先后颁布了11道谕旨，以训谕各级官员，主要内容有：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货，戕人之罪；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等。雍正帝还严厉告诫各级官员，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雍正元年（1723）二月，雍正帝下令将亏空钱粮的各地方官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用，所追得财物均上缴国库，为民所用。同年三月，雍正帝下令命各省督抚将其所有幕客姓名上报官府，禁止官员纵容下属勒索地方，增加地方政府和人民负担。同年还设立会考府，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百人，其中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经过整顿，雍正时期吏治清明，不良习气渐少，使为官者能够奉公守法，为百姓做事，体恤民情，为百姓减轻了不少疾苦。
《清世宗戎装大阅图》
雍正初年，清军连续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和西藏阿尔布巴叛乱，稳定了青海、西藏地区的局势。
摊丁入亩，改土归流
摊丁入亩是雍正帝在位时实行的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清政府沿用的是明朝的税收制度，分为人头税和土地税。人头税叫丁银，按家庭成丁数量征收；土地税叫田赋，按家庭拥有土地的数量征收。这种收税方式实质上意味着农民要交两份税，遇到歉收或战乱，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根本交不起这两种税，只好举家逃亡，造成了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雍正帝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制度，改为按地亩收取丁银。各地方政府丈量土地，统计各户的土地数量，造成册子，每年秋后收税的时候，按册子上所记土地的多少定纳税的数额，地多的人多纳，地少的人少纳，无地的人不纳，也可称之为“摊丁入地”，从而在法律上彻底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是中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双重征税标准，而且简化了税收的手续。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他们不用再为躲避税收而四处逃亡，从而也对社会稳定、增加国家税收具有积极意义。
顺治、康熙年间，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仍然沿用旧制，主要通过当地世袭的土司进行统治。这种元朝时就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随着土司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不仅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而且对当地民众的统治极其残暴，还经常骚扰邻界的汉民，扰乱其正常生活，已成割据之势，严重威胁国家统一。
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弊病，雍正帝时期全面推行“改土归流”制度，实行流官制，即用朝廷调遣的流官取代那里世袭的土司，进行统治。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多次上书，阐述改土归流的必要性，奏请将原属四川的东川土司改土归流，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办理，由此开始在西南开始大力推行改土归流。雍正一朝，西南地区大量土司被裁革，分别设置府、厅、州、县，派遣流官进行管理。这些朝廷派遣的流官与世袭的土司不一样，他们是有一定任期的，期满之后仍回朝廷，另行分配，这样就避免了地方首领聚集势力、割据一方的危险。改土归流遭到了土司的武装反抗，雍正帝坚决派兵平定。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殃及了许多无辜百姓，给当地百姓带来伤害，但从长远利益讲，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地区与中原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联系。
设立军机处，建立密折制度
军机处的设立是雍正帝的首创。雍正年间，清政府用兵于西北，为了保证军务的高效率和机密性，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下令设立军机房。雍正十年（1732）改名为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至此，军机处完全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清廷最高决策机构，皇权统治进一步加强。军机处地点设在皇宫内廷乾清门右侧的平房里面。这里戒备森严，又与雍正帝寝宫养心殿毗邻，以便随时接受皇帝召见，及时处理军政机密要务。
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组成，军机大臣由皇帝在宗室、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等满汉亲贵中指定充任，军机章京从内阁、翰林院及六部衙门中选任。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是兼职，人数不定，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一二人，一般情况下是六七人。军机处的主要职责是“承旨书谕”。每天清晨，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会按时来到军机处，等待皇帝召见。皇帝有时候单独召见一个人，有时候一次召见几个人，共同商讨国家大政方针。军机处按照皇帝的旨意办事，权力非常大，他们所拿的奏折可以绕过内阁、议政处，直接送达总督、巡抚手中，别人无权拆阅，这种传达方式叫作“廷寄”，不仅速度快，而且保密程度高。军机大臣还可以直接到各地方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旨意，并将民之疾苦直接传达给皇上，起到了上传下达的作用。这个机构使皇帝把国家军政大权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进一步扩大了专制皇权的范围。
早在康熙年间就有了密折制度。密折是奏折的一种，是指专受皇帝指令的官员单独向皇帝密报、由皇帝直接批谕再直接发给上奏人的文书。雍正帝即位以后，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密折制度，使用密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逐渐扩大到地方的驻防将军、总督、提督、巡抚等军政负责人，使地方官吏能够将地方情况及时写在折子上，由其家人或亲信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皇帝手中，皇帝亲自朱批之后，再密封转交给上奏人。在这一传递过程中，为了进一步保证密折的机密，还实行了一系列的保密制度，主要是将特制的“折匣”发给每一个皇帝指定的折奏人，并配有钥匙，皇帝和上折奏人一人一把，所以只有这两个人才能开启。同时也禁止将皇帝的朱批密谕互相传看、告知，一经发现，即按泄露军机治罪。密折制度的实行，增加了皇帝的信息来源，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对中央及地方的监督。
珐琅彩芙蓉雉鸡纹瓷玉壶春瓶 清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达到顶峰，这件玉壶春瓶底有“乾隆年制”款，正是那时的佳作。壶腹用珐琅彩绘山石芙蓉双雉，色泽艳丽，并题诗“青扶承露蕊，红妥出阑枝。”画诗结合，别具情趣。
贱民脱籍
贱民是指不属于士、农、工、商任一阶层的人，而且这种身份世代相传，不能改变。在雍正初年，贱民主要包括山西和陕西的乐户、徽州的伴当、麻城和宁国的世仆、浙江的惰民、广东的 户等。贱民以统治者的政敌及罪犯为主。如明成祖朱棣与建文帝争位，攻入南京后，将支持建文帝的人贬为贱民。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能做官，甚至不能与一般百姓通婚。贱民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如以捕鱼为业的广东 户，只能以船为家，不得上岸居住。
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采纳监察御史年熙（年羹尧之子）的主张，认为压良为贱是明朝的弊政，应该革除。于是先后下令废除山西、陕西乐户的乐籍，“改业为良民”；废除浙江绍兴惰民的丐籍。雍正五年（1727）下令，将那些“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的部分伴当、世仆准予“开豁为良”。雍正七年（1729）下令，广东一带的 户可以“与齐民一同编立甲户”。此外，还有江西的棚民、苏州一带的丐户也都先后削去贱籍。这样，存在了1000多年的贱民制度被废除了，这就使这些社会下层的劳动者正式改入民籍，从而废除了法律上对他们的歧视。
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病死，葬于河北易县泰陵。正是在他的勤政、改革、肃贪等施政措施，打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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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和《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它的作者是曹雪芹（约1716－约1763），名霑。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是康熙帝的乳母，曾祖父曹玺曾任江宁织造。雍正五年（1727），曹雪芹之父曹顒因参与皇位之争而被株连，革职抄家，家道衰落。曹雪芹为了创作《红楼梦》呕心沥血，全书尚未完稿，他就因爱子夭折悲伤过度而一病不起，“泪尽而逝”，终年不到50岁。现今的120回本《红楼梦》，只有前80回是曹雪芹撰著的，后40回是高鹗续补的。《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3人为中心的恋爱婚姻故事展开，批判了封建贵族家庭腐朽糜烂、骄奢淫逸的生活，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作了无情的鞭笞。
乾隆帝的治国平乱
清朝公元1735年～公元1796年
人物：乾隆帝 关键词：金瓶掣签 四库全书
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于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即位，年号乾隆，时年25岁。乾隆帝在位60年，接着又做了三年多的太上皇，他在位期间有着足以夸耀后世的文治武功，但他执政晚年，放松吏治，致使奢靡贪污之风盛行；同时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以致劳民伤财。自乾隆末期起，社会各个方面潜伏着的危机也陆续浮出水面。
神威无敌大将军炮
确立金瓶掣签制度
乾隆帝继承父祖之志，以文治武功将清朝统治推到极盛。他不仅在治国之道上卓有成效，而且在平定叛乱、巩固边防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乾隆四十九年（1784），噶玛噶举第十世活佛确朱嘉措叛逃到廓尔喀国，挑唆廓尔喀入侵西藏。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制造借口，挑衅生事，大军入侵西藏。清廷对此非常震惊，派兵援藏。后来由于大雪就要封山，廓尔喀早清军一步撤回尼泊尔。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兵分几路再次侵藏，深入千里，洗劫扎什伦布寺，气焰极为嚣张。乾隆帝急调两广总督福康安统兵入藏，福康安率军一路冲寒冒雪，日夜兼程，经过艰苦战斗，将廓尔喀军全部逐出境外。接着清军深入敌后，一直打到了廓尔喀首都城下，廓尔喀国王投降。
乾隆帝鉴于西藏地方弊端很多，以致强敌压境、无力抵御，下决心整顿西藏事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派人与达赖、班禅的僧俗要员商议，制定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了清廷治理西藏的制度，得到广大藏民的拥护。
《二十九条》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这是对驻藏大臣职责和地位的首次明确规定）；噶伦、代本等高级僧俗官员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会同选择，呈请中央政府任命，下级官员则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会同挑选；建立西藏地方的常备军，定额3000人；等等。此外，还确定了著名的金瓶掣签制度，即每世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必须在驻藏大臣监督下，经由乾隆帝所赐的金瓶掣出，再报中央政府批准；其后坐床，也须由驻藏大臣“看视”，报告皇帝。西藏的一切涉外事务均由驻藏大臣办理。西藏地方政府的收入统由驻藏大臣稽查。从此，驻藏大臣的政治权力更加巩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平等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进一步确立，清朝治理西藏的制度更加完善。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民国的200多年间，西藏就有70余名活佛通过金瓶掣签认定。1995年11月，在拉萨的大昭寺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选定了第十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即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清高宗万树园赐宴图》清 郎世宁
此图描绘了乾隆十九年（1754）五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举行隆重的宴会，款待蒙古杜尔伯特部大小首领的场景。
统一新疆
雍正五年(1727)，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准噶尔部陷入了长期的内乱。贵族达瓦齐乘机自立，但属下官民纷纷归降清朝，使他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乾隆帝认为最后平定准噶尔部分裂割据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大举出兵。乾隆二十年(1755)春，清军分北、西两路，每路2.5万人，马7万匹，向伊犁进军。五月初，两路清军进抵伊犁。达瓦齐逃往南疆，为维吾尔族军民捉获，送至清廷。清军遂占领了准噶尔部全境。同年，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睦尔撒纳在伊犁公开叛乱。次年，清政府出兵平叛。阿睦尔撒纳溃败，叛逃俄境。当清政府打败准噶尔部时，曾受准噶尔部奴役的维吾尔族首领大、小和卓木乘机逃回老家。他们想独霸一方，煽动维吾尔族上层分子，发动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政府派兵镇压。次年，叛乱被平定，大、小和卓木被杀。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等地设官驻兵，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管理。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后，实行了军府制统治。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伊犁将军于惠远城（今新疆霍城），任命明瑞为第一任伊犁将军，为统治新疆全境的最高官员，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伊犁将军之下，分设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大臣，分别管理各地军政事务。清政府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统治，依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原则，采用了不同的办法。如对广大维吾尔族聚居地区依旧实行伯克（突厥语音译，地方官吏称号）制度，但是废除了伯克的世袭，伯克的任免权归于中央，并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在东疆汉人较多的地区实行郡县制；而对北疆的蒙古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则实行札萨克制，即册封王、贝子、公等世袭爵位。吐鲁番地区军府制与札萨克制并行。清朝政府在官员的任用方面还采取了以满族为主、各族官员并用的政策；经济方面，推行以农业为主，农牧并举的经济措施，减轻赋税，采取中央财政定额补贴制度，等等。清朝统治时期，新疆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平定大、小金川
在四川西北部小金沙江上游，有大、小金川两个支流，生活在该地的居民与藏人同族，明代其领袖哈伊拉木被封为世袭的土司，称“金川寺演化禅师”。哈伊拉木的后裔卜儿吉细，于顺治七年（1650）降服清朝。康熙年间，嘉纳巴袭封“演化禅师”职，世袭传至其曾孙泽旺。嘉纳巴的一个偏房孙子莎罗奔，曾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跟随清军入藏作战，在岳钟琪麾下立下战功，经由岳钟琪的保荐，于雍正元年（1723）莎罗奔被封为安抚使，衙门设在大金川东岸的噶尔崖。旧土司官泽旺衙门居小金川的美诺。
莎罗奔于乾隆十一年（1746）劫持泽旺，夺取“演化禅师”之印，兼并了小金川。次年，莎罗奔公开叛乱，攻打邻近土司。四川巡抚纪山派兵镇压，被莎罗奔所败。清政府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四川总督，率军三万再次镇压，但是莎罗奔及其侄儿据险死守勒乌围和噶尔崖，加上张广泗左右所用非人，清军举动尽为莎罗奔得知，久攻不下，损失惨重。
乾隆十三年（1748），清政府派大学士纳亲为经略大臣赴川西督师作战。由于噶尔崖地形险要，清军伤亡惨重。纳亲遂产生畏难情绪，“久而无功”。乾隆帝怒杀张广泗，赐死纳亲，改用岳钟琪为四川提督，傅恒为经略，再率清军攻打莎罗奔。岳钟琪久经沙场，调度有方，率领清军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直逼莎罗奔据守地勒乌围。在包围勒乌围后，岳钟琪只带12名随从进入勒乌围，与莎罗奔畅叙旧谊，劝其归降。次日，莎罗奔带领儿子郎吉，到傅恒军前投降，表示愿意退还所占临近土司的土地，发誓不再侵犯，服从大清，按时纳贡。傅恒秉承乾隆帝之意，赦免了莎罗奔，令其官复原职。后来，莎罗奔年老，其侄郎卡继承其职位。
乾隆二十三年（1758-1771）到三十六年，朗卡及其子索诺连续三次发动叛乱。乾隆皇帝先后派遣四川总督阿尔泰、大学士温福、定西将军阿桂，率军镇压叛乱。最终，阿桂率军在于乾隆四十年（1775）底，包围噶尔崖，将索诺木擒获，押送京师。清政府先后用了20多年，终于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为防止土司继续叛乱，加强管辖，清政府废除土司制，设美诺、阿尔古二厅，隶属四川省，同时将四川西北各地的土司，也相继改为州、县。这样不但加强了这一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畅通了四川至西藏的通道。然而，前后两役耗银7000万两，对于清政府财政也颇有影响。
《清高宗一箭双鹿图》
图绘乾隆帝骑马射鹿，而且一箭击中双鹿的场景。此图没有落年款，但是通过乾隆皇帝微胖发福的体态可以推断，此图反映的是乾隆皇帝晚年的行猎活动。
由盛转衰的拐点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其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从农业来看，不论是耕地面积，粮食产量，还是当时的人口数量，清朝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帝去世（1799），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全国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据当时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也就是种下1斤麦子可以收获15斤），而当时在欧洲，粮食收获率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仅为10∶1。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国的人口约为3.13亿人，而当时全世界的总人口也就9亿人左右，中国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3。
乾隆时期的手工业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的逐渐增多，全国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中心，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同时，商品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其全国流通值为3.5亿两白银，如果加上烟、酒、糖、油、煤、铁、瓷器、木材，不少于4.5亿两，以当时人口3亿计，人均商品流通值为白银1.5两。
商业的增长不仅仅表现在国内贸易上，乾隆时期的国际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是茶叶、蚕丝、土布以及陶瓷等。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大约价值400万两白银的茶叶，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全部商品的总值，还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一项，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极大的顺差地位。到了乾隆末年，每年中国海关的关税盈余就高达85万两白银。
掐丝珐琅异兽 清
掐丝珐琅是明清时期的一种流行工艺，做法是将铜丝掐成花纹焊在铜器的胎体上，然后将珐琅色彩镶嵌在花纹中，入火烧烤打磨而成。这件异兽充分展现了掐丝珐琅工艺的特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康雍乾三代皇帝励精图治，造就了百年盛世，但辉煌之下，也出现了腐败横行与民生困苦相伴而生的阴影。早在康熙帝晚年，奢侈之风已经兴起，后来经过雍正帝的厉行节约和锐意改革而有所遏制。但到乾隆帝时，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乾隆帝好大喜功，为粉饰太平，不惜靡费巨金，举办各种庆典。乾隆帝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靡费特甚。上行下效，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统治阶级生活奢靡，往往相伴随的是权力机构中普遍性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黑暗。乾隆中后期，连连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其中巨贪和珅，在乾隆帝庇护下当政20多年，搜刮的私财不计其数。嘉庆帝抄没其家产共编成103号，其中折合白银竟达两亿两，是当时清政府财政岁入的好几倍。时有民谣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官场腐败还导致军事懈怠和武备废弛到了极点。乾隆后期，八旗兵由于开国已久，人习安逸，疏于训练，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弱。朝廷一有战事，主要得依靠绿营兵。但绿营兵在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为官的克扣军饷，贪污中饱，弊端丛生，军队作战力迅速下降。
官僚统治机构的奢靡腐败的必然后果，就是强化对小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乾隆中后期，苛捐杂税日益增多，除了正赋（指田赋）以外，还有盐课、关税、杂赋几项。其中杂赋包括渔税、牙税、当税、契税、落地税等名目。就税收总量而言，乾隆三十六年（1771）税收为4350多万两，比顺治末年多收1790多万两。嘉庆、道光年间，苛捐杂税更是苛繁。如此苛捐杂税，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次数也越来越多。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爆发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爆发林爽文领导的起义，清政府历时一年多才镇压下；乾隆六十年（1795），湖南、贵州等地爆发了苗民大起义，直到嘉庆元年（1796），才被镇压下去。嘉庆元年四月，一场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等五省的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调动十六个省的兵力，耗银两亿两才勉强将起义扑灭。白莲教起义剥开了清王朝繁荣升平的盛世外衣，暴露了其腐朽和虚弱的本质，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延伸阅读
乾嘉学派
由于文字狱盛行，清代士人大都不再关心现实，学术乃是为考据而考据。到乾隆、嘉庆二朝，此种学风更是发扬光大，且形成一种主流性的学术派别，即所谓“乾嘉学派”。乾嘉学派主要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支。吴派以惠栋（1697－1757）为首，其学风信家法而崇古训，一切以汉代古文经学家的说法为准；皖派以戴震为首。他的学风既宗汉又疑古，认为汉儒也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可盲目追随。有清一代，乾嘉学派知名的学者共有60多人，他们视经学为根底，在小学(文字学)、音韵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考古)学、乐律学、典章制度、目录、版本、校勘和辑佚之学等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
文字狱与《四库全书》
清朝
人物：康熙帝 雍正帝 乾隆帝 地点：北京 关键词：《明史》案 《南山集》案
有清一代，在文化方面实行两面性政策，既大兴文字狱，厉行民族高压、思想专制；又崇儒重道，推崇文治。所谓文字狱，就是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有意从文人的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而构成的冤狱案件。清代是文字狱最恐怖的时代，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思想和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此外，统治者还利用编书的名义，将民间的各种书籍统一收缴上来，将不利于自身统治的内容进行删改，但也因此诞生了一些具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与汇集经史子集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就是其中的代表，从而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呈现最后一次繁荣。
乾隆帝印玺
屡兴大狱
清代文字狱开始于顺治朝，顺治二年（1645），发生两起文字狱案。一为“黄毓祺诗词”案。黄毓祺写有“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因此抄家、灭门、戮尸。一为河南乡试案，在河南乡试中，有个考生将“皇叔父”写成“王叔父”，触犯时忌，结果被人揭发，主考官两人被押至刑部治罪。
康熙一朝的大案有庄廷珑《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庄廷珑为浙江湖州富商。他从明末大学士朱国祯孙子处购得朱国祯写的《列朝诸臣传》稿本，请人补了朱国祯书中缺的崇祯朝和南明的历史，书成后易名为《明史》，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由于书中涉及明末天启、崇祯两朝史事，如实叙述了满洲祖先与明王朝的隶属关系，于康熙二年（1663）被人告发。结果庄廷珑被开棺戮尸，庄氏家属及参与编纂或卷首列名、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买书者，被株连达两百多人，其中有七十二人被处死。
康熙五十年（1711），发生《南山集》案，又称戴名世案。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官至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在未中进士之前，曾搜求佚文和野史，访求故明遗老，著成文集，以其故里南山冈命名其文集为《南山集》。因为《南山集》中叙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实，并用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结果被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戴名世身被寸磔，戴明世同族16岁以上者皆被处斩，并株连作序、刻印、售卖者，计数百人。
雍正时期，由于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皇位斗争的影响，雍正帝极力镇压异己势力，文网更加严密。雍正朝时文字狱以查嗣庭案最为出名。查嗣庭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出任江西主考，选用《诗经》上的“维民所止”为考题，结果被人告作要去“雍正”之头。雍正帝以此抓捕查嗣庭，不久查嗣庭尚未结案便病死狱中，但是仍被开棺戮尸枭首，儿子被杀，家属被流放。雍正六年（1728），曾静、吕留良案发，这是清代最大的文字狱。吕留良（1629－1683），浙东著名的道学先生，曾拒绝康熙帝博学鸿词的征召。雍正时期，湖南永兴人曾静赴京应试，见吕留良之文极为钦佩。回乡不久就派弟子张熙赴浙江吕留良家求教索书。其时吕留良已死，其子吕毅中便以父亲的诗文集赠送于曾、张。雍正七年（1729），张熙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被捕下狱。很快，曾静也被抓捕，又牵扯出吕留良。雍正帝下令将吕留良之子吕毅中斩首；刊刻、私藏吕留良诗文以及附会其诗文者统统连坐；吕氏直系亲属16岁以上男子皆斩，其余家属或被杀，或充军为奴。
《清世宗读书图》 清 郎世宁
清世宗雍正帝和他父亲康熙帝一样，对进口的西洋器物有浓厚的兴趣，比如喜用温度计、望远镜，对西洋画也很感兴趣，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画卷。
到了乾隆一朝，文网尤为严密，动辄罗织罪名，大兴冤狱。乾隆朝时张廷玉、鄂尔泰两派朋党势力，互相攻讦，于朝政大不利。乾隆帝决心打击两派势力，于是发起了一场文字狱案。时翰林学士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人，著有《坚磨生诗钞》，其中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后故意大发雷霆，说：“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结果胡中藻被杀，族人年16岁以上者全被斩首。鄂尔泰的灵位被撤出贤良祠，他的侄子鄂昌因和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标榜”问罪。
清代文字狱，堪称历朝文字狱之最。据统计，从顺治五年（1648）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它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固然有利于加强思想统治，但也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窒息了文化和学术的生机，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日趋腐朽和没落。
乾清宫
乾清宫是明、清两朝皇帝居住、处理政务及停灵的地方。从清代起，大殿内挂有“正大光明”匾，雍正帝创立秘密立储制后，建储匣被存放在“正大光明”匾后，匣内藏皇帝选定并御笔亲书的皇位继承人的名字，皇帝死后，由王侯公卿公证，由匣内秘旨指定的皇子即位。
《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帝谕令皇三子诚亲王胤祉主持编辑的，由大文士陈梦雷奉旨纂修、后经雍正初年蒋廷锡校订。陈梦雷（1650－1741），福建侯官人，字则震，号省斋，晚年自号松鹤老人。陈梦雷早年考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后来因为与耿精忠叛乱有牵连而被发配黑龙江戍边。康熙帝东巡时，陈梦雷于御前献诗，陈述冤屈，遇赦回京。
该书从康熙四十年（1701）开编，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初编告成，只用了6年时间。全书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6编，下设32典，分6109部。每部又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等目。该书条理清楚，搜集广泛而宏富，迄今为止仍为许多学者所重视。而初编完成之后的10年间，陈梦雷又做了些加工润色工作，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正式进呈给康熙帝。
雍正帝即位后，陈梦雷第二次被发配黑龙江，此时《古今图书集成》的增辑工作还没有完成，于是又由大学士蒋廷锡等奉旨修订，直到雍正四年（1726）正式成书，并于当年开始用铜活字排印，雍正六年（1728）完成，连同一部试印样本共印成65部，每部正文一万卷，分装5020册。据文献记录，清政府对皇亲国戚、封疆大吏，很多都赐《古今图书集成》一套。
“康熙百科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为6汇编32典，6109部。6汇编是：一、历象编，下分乾象、岁功、历法、庶征4典；二、方舆编，分坤舆、职方、山川、边裔4典；三、明伦编，分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等8典；四、博物编，分艺术、神异、禽虫、草木4典；五、理学编，分经籍、学术、文学、字学4典；六、经济编，分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8典。典下分为部，部下分为门，附有图表、列传、艺文、纪事、杂录等。每部叙事，依时间顺序，一条一条分述，起于上古，止于康熙，而且每一处都注明了原始材料的来源和详细的出处。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善，不仅提供了大量清史资料，又汇集了历代有关该事的资料，便于作纵贯研究，用以查考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典章制度等方面的材料，也可用来辑佚和校勘古书，史料价值很高。
《古今图书集成》合计约有1.6亿字。这部巨著自成体系，搜罗丰富，区分详细。自从《永乐大典》散佚以后，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用途最广、规模最大的类书，其规模比《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还要大三四倍，堪称中国古典文化的结晶、人类文化史上的巨著，被外国人称为“康熙百科全书”。
文化盛世
有清一代，文治方面在乾隆朝达到鼎盛，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历时10余年修撰的《四库全书》，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主持编写该书的是著名的学者纪昀。他组织名士359人，任职于四库馆，自乾隆三十八至五十二年（1773－1787），历时15年编成该套丛书。此套丛书共收书3457种，79070卷，存目6766种、93551卷，装订为36275册，几乎囊括了乾隆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是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书成之后，共缮写7部，分别藏于北京皇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于北京翰林院。该书编纂过程中，当时大批名流学者，如于敏中、陆锡熊、任大椿、戴震、姚鼐、翁方纲、王念孙等，均参与纂修，撰写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