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各类又分出许多子目。《四库全书》编成之后，纪昀等人又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将收录的每本书的渊源、版本、主要内容作了提纲性的介绍，以方便利用《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内容丰富浩瀚、包罗宏大，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之总汇，被誉为“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
虎门销烟与鸦片战争
清朝公元1839年－公元1842年
人物：林则徐 地点：广东虎门 关键词：三元里抗英 南京条约
1820年，嘉庆皇帝去世，旻宁继位，是为道光帝。嘉道年间，清朝衰落之势更加凸显，而西方殖民者则对中国越发虎视眈眈。道光年间（1821－1850），英国、法国等国的商人在广州地区疯狂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攫取大量白银。1839年6月3日，两广总督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无畏斗志。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抵挡不住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后者连续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镶嵌的“虎门销烟”汉白玉浮雕
虎门销烟
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在正常的中英贸易中，中国的茶叶、生丝畅销欧洲市场，而中国人对英国的纺织品却不感兴趣。西方工业品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前无法大量输入，而为了购买中国的生丝、茶叶，英国商人们把大把的银子丢在中国。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扭转在对华贸易上的劣势，英商找到了平衡账目的东西——鸦片。英国政府强迫印度种植鸦片换取中国的白银，来购买英国的纺织品；英国则用鸦片换取中国的茶和生丝，运销世界各地，形成了“棉纺织品——鸦片——茶和生丝”的“三角贸易关系”。鸦片成为“三角贸易”中的关键链条，而英国政府则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嘉庆年间，每年鸦片输入量达4000多箱；而到鸦片战争前的几年间，每年竟达4万箱之多。罪恶的鸦片走私给殖民者带去了暴利，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的危害。
鸦片大量进口，导致中国现银大量外流。在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每年流失的白银达1000万两之巨，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就4000万两。白银大量流失，引起“银贵钱贱”，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而且无形之中使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银价上涨还使各省拖欠的赋税日益增多，致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日益拮据。整个社会上吸食者日益众多，各地烟馆林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到道光十五年（1835）吸食鸦片者竟达两百多万人。这不仅使中国社会有限的购买力大量被鸦片吸收，造成工商业一片枯萎萧条，而且鸦片严重地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此外，鸦片走私还腐蚀了清王朝的官僚机构，加重了政治上的腐败。鉴于鸦片走私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禁烟遂成为清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当时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一派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主张对鸦片贸易苛以重税，被称为弛禁；另一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主张严禁，对于吸食和贩卖者严惩不贷。道光帝则犹豫不决，所以一直也没有真正把鸦片的禁绝彻底实施。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年间进士。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旨从湖广总督任上来到北京。为了听取林则徐对于禁烟的具体意见和措施，道光帝在8天之中连续召见林则徐8次之多，并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对于大臣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殊荣），最后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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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与《海国图志》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历任知县、知州。魏源主张严禁鸦片，鸦片战争期间，他参与筹划浙东的抗英斗争。《南京条约》订立后，他又根据林则徐翻译的《四洲志》及其他中外文献资料，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编写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在书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在于军队装备精良和拥有近代化的工业，中国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海国图志》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它还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次年正月，林则徐到达广州，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林则徐首先将一批勾结外国鸦片商人从事走私贩运的官吏拘拿起来；然后通知外商将手中的鸦片限期全数交出，并要求他们具结保证以后不再贩运鸦片。当时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唆使烟贩拒交鸦片。于是林则徐下令包围英国商馆，暂停中英贸易。在此形势下，义律改变花样，命令英国商人把鸦片先交给他，再由他以英国商务监督的名义交给中国政府，并动员美国商贩也如法炮制，保证由英国政府赔偿损失，蓄意使鸦片纠纷上升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林则徐将英、美商人交出的2万多箱约230多万斤的鸦片，全部在虎门销毁，直到五月十五日（6月25日），才将两万多箱鸦片处理完毕。虎门销烟沉重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的罪恶活动，维护了民族的尊严，第一次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反侵蚀的坚决意志，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
《〈南京条约〉签字仪式油画》约翰·普拉特 英国
此画真实再现了公元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中英代表在英舰“康华利”号上签署《南京条约》的情景。现藏于英国布朗大学图书馆。
第一次鸦片战争
当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资产阶级立即狂热地宣扬对华战争，并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也主张发动侵华战争，他叫嚣说：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从中国逃走的大鸦片贩子查顿等人也在英国上下奔走，鼓吹发动侵华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一月十八日，英国政府任命好望角舰队司令乔治·懿律（查理·义律的堂兄）为对华谈判全权公使。三月九日，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侵华战争的议案，派兵侵略中国。当年五月，由懿律率领的一支由16艘军舰、28艘运输船和4000多名陆军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到达了广东海面，正式开始了这场侵略战争。
时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积极加强战备，构筑炮台，广东军民严阵以待。眼见广东无隙可乘，英军以部分舰只封锁珠江口，然后以主力舰队进犯厦门，攻陷定海，还一度到达白河口，威胁北京。道光帝的禁烟决心在炮舰的威胁下大为动摇，他派出直隶总督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与英国人交涉，并将林则徐撤职查办。琦善到任后，撤除了珠江口的防御工事，解散水勇，大肆讨好英国侵略者，然而英国人并不“领情”，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悍然占领了香港岛。琦善的妥协活动很快传到了北京，道光帝迫于压力下诏对英国作战，任命宗室奕山为将军，还将琦善革职查办。奕山未到广东，英军就攻陷了虎门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和400余名守军全部牺牲。奕山到任后，作战无能，卖国有术，他与义律签订了《广州和约》，不但要带着清军退出广州城，还要赔款600万元。忍无可忍的爱国群众自发进行了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广州城外的三元里群众奋起抗英，这是近代中国人民最早的自发反抗侵略者的斗争。
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国军队再次侵略中国东南沿海各地，烧杀抢掠，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相继失陷。次年五月，英军进攻长江口的吴淞，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决抵抗，最后壮烈牺牲。此后，英军连续占领上海、镇江，当年六月，英军舰队到达南京江面，懦弱无能的清王朝最终选择了屈辱求和。七月二十四日，清廷的议和代表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按照其规定：清政府要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还要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等等。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虎门条约》，规定在华英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军舰可以在通商口岸任意停泊，等等。美国和法国也接踵而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太平天国起义
清朝公元1851年－公元1864年
人物：洪秀全 地点：南京 关键词：永安建制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它建立了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的个别领导人还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这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太平天国坚持斗争14年，攻克600余城，势力席卷大半个中国，给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深刻地影响了晚清的政局和社会。
风雨归舟鼻烟壶 清
金田起义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激化了清王朝内部的阶级矛盾，税收负担加重，天灾人祸频仍，广大人民群众无路可走，只有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的九年间，全国各族人民起义或大规模的抗捐抗粮暴动，竟爆发了200多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创立“拜上帝会”，组织起义力量，于道光三十年（1851）十二月十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反清大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起义军一路转战，冲破清军的围追堵截。咸丰元年（1851）二月，太平军转战至广西武宣县东乡，洪秀全称“天王”。八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洪秀全在此封“拜上帝会”的几个骨干为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洪秀全规定诸王受东王节制，并订立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制度，颁行天历。随后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进，出广西，转战湖南，又入湖北，于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攻占武昌，声威大震。第二年正月，太平军水陆并举，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地，兵临南京城下。二月十一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太平天国起义军遂建都南京，改称“天京”。随后，太平军展开北伐和西征，攻破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肃清天京外围之残敌，在军事上达到全盛时期。
建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政权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作为施政纲领。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均分土地；以25家为一“两”。地方基层政权则建立乡官制度。规定“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建立“圣库”，实行供给制。以此建立“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一制度反映了农民阶级要求土地和均匀贫富的愿望，但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则脱离了现实，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且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也难以真正实施。所以在现实中，基本上还是“照旧交粮纳税”，仍然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和农民照旧交租纳税。
太平军典金靴衙听使号衣
内乱亡国
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领导集团很快蜕化变质，贪恋声色，竞逐奢华，内部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最终酿成“天京事变”。事变的缘起是东王杨秀清权力欲恶性膨胀，以代天父传言的方式逼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洪秀全随即命北王韦昌辉等人杀害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众。杨秀清的部属余众奋起反抗，双方展开历时两个月的血战。在混战中，双方战死者共达两三万人，金田起义以来的许多优秀将士死于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后来石达开自武昌赶回天京，对韦昌辉的滥杀无辜表示不满。韦昌辉又起杀心，要杀石达开。石达开连夜逃出天京。韦昌辉将其留京家室全部杀害，并派兵追杀石达开。石达开逃至安庆，召集部众4万人起兵讨伐韦昌辉。这次事变以韦昌辉被洪秀全处死而告结束。但不久，石达开因不满洪秀全对他的猜忌和掣肘，于咸丰七年（1857）五月，率二十万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单独作战。太平天国内部领导集团的分裂，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也使太平军错失了歼敌良机。而清军趁势反扑，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对天京形成合围之势。
《克复金陵图》 清
1864年7月19日，清军攻破南京太平门，历时三年之久的天京保卫战以天京陷落而结束，天京保卫战的失败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基本结束。
洪秀全为扭转危局，大胆起用李秀成、陈玉成等年轻将领。咸丰八年（1858）六月，李、陈会集各路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合作战，解除天京之围。八月，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十月，取得“三河镇（今属安徽肥西县）大捷”，歼灭湘军主力，接着乘胜进击，收复皖北，使天京上游局势得到稳定。咸丰九年（1859）三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自香港来到天京；四月，被封干王，总理朝政。不久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这是近代中国人首次提出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这一方案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由于未能反映农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加上在当时也缺乏必要的客观条件，所以《资政新篇》并没有得到实施。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李、陈又率太平军合力攻破江南大营，四月占领苏、浙许多州县，开辟苏南地区。至此太平天国暂时扭转了军事上的不利局面。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只是暂时的。面对太平天国的熊熊烈火，咸丰十年（1860）四月十六日，咸丰帝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慈禧太后上台后又授予曾国藩节制赣、皖、苏、浙四省巡抚以下官员和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的全权。曾国藩随即兵分三路，曾国荃率兵进安庆，左宗棠统兵入浙，李鸿章率淮军开赴上海。清政府还正式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湘、淮军与外国洋枪队联合起来，从外围攻打太平天国。太平军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后，仍节节败退。安庆及苏浙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天京被围而成孤城。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其余部又在大江南北坚持了四年的斗争。
捻军反清
捻军是由捻党发展起来的。“捻”是淮北方言，是从捻绳而来的，意即一股一伙，团结起来就是力量。早在嘉庆年间，中国北方就有捻军的活动。咸丰二年（1852），淮北地区的亳县等地大旱，民不聊生，农民纷纷入捻。咸丰五年（1855），捻军的著名首领张乐行召集各地捻子在，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县）会盟，揭竿而起。大家一致推举张乐行为盟主，建立黄、红、蓝、白、黑旗军制，人数一度达到十万人之众，从此捻军成为北方反清武装的主力。咸丰七年（1857），张乐行接受太平天国的印信，从此改用太平天国的旗帜，蓄长发，洪秀全封张乐行为沃王。捻军以雉河集为根据地，四处出击牵制清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军加紧追剿捻军，派出了大将僧格林沁指挥剿捻。僧格林沁是蒙古亲王，他上任后全力进攻捻军的根据地。同治二年（1863），僧格林沁集中十多万人进攻雉河集，两万余捻军将士牺牲，张乐行由于叛徒出卖，在撤退途中被俘，惨遭杀害。张宗禹接替张乐行，继续高举反清大旗，转战于河南、湖北、山东各地，坚持斗争，捻军队伍不断壮大。同治四年（1865），捻军在山东菏泽西北的高楼寨，痛击僧格林沁部，当场击毙僧格林沁，歼灭蒙古马队7000余人，清廷震惊，同治皇帝因惊愤三日未上早朝。
之后，清军加大兵力追剿捻军，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剿捻事宜。曾国藩先采取重点设防，以静制动，后又采取“聚兵防河”的方针。捻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多次重创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的计划以失败告终。清廷不得不命李鸿章为剿捻统帅，接替曾国藩。李鸿章采取的剿捻方针是：扼地围剿，重点防守黄河运河。为了躲避清军的追剿，捻军不得不兵分两路分别作战：东捻军驰骋在山东、河南、湖北等地；西捻军在张宗禹的带领下，转战陕西各地。同治六年（1867），东捻军在山东寿光遭到了淮军的包围，受到了重创。东捻军残部在赖文光的带领下，虽然奋力突围，冲破了两道防线，但是李鸿章老奸巨猾，道道防线环环相扣，赖文光终究没有能够冲出李鸿章的包围圈，在扬州附近被俘。西捻军得知东捻军危急，张宗禹率部回师增援，渡过黄河后才得知东捻军已经失败，只得在冀中坚持反清。同治七年（1868），李鸿章10万大军追击西捻军，西捻军被堵在山东黄河、运河之间的狭隘地带，全军覆没。长达16年的捻军起义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经历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冲击后，已经摇摇欲坠。
镶铁把金桃皮鞘腰刀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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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英国以所谓“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联合法国组成英法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以两万多人，军舰200多艘，攻占了大沽口炮台。接着，英法联军一路杀向北京，咸丰帝带着后妃慌忙逃出北京。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士兵在有“万园之园”之称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大肆抢掠。之后，为了掩盖他们的强盗罪行，英国公使额尔金下令英军火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成为断壁残垣。之后，清政府又相继和英国、法国、俄国相继签订了《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割让了包括九龙、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地区在内的一百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丧失了更多的国家主权。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清朝公元1861年－公元1908年
人物：慈禧太后 地点：北京 关键词：辛酉政变 同治中兴
慈禧太后（1835－1908），姓叶赫那拉，咸丰二年（1852）被咸丰帝选入宫，封兰贵人，咸丰七年（1857）封为贵妃。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热河（今河北、辽宁和内蒙古交界地带，省会在今河北承德），皇子载淳继位，尊她为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九月三十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免除肃顺等8人赞襄政务王大臣职务。十月五日，改年号祺祥为同治，从此以垂帘听政、训政等手段，操纵朝政达47年之久。
慈禧太后照片
这张照片拍摄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前后，由清廷驻日、法公使裕庚的次子勋龄拍摄，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发动政变，垂帘听政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热河病危，立6岁独子载淳为皇太子，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为帝（即同治帝），总摄朝政。载淳定明年改元祺祥，尊其生母为慈禧太后。咸丰帝生前，八大臣与恭亲王奕訢及部分廷臣不和，因此不让奕訢分享权柄，仅命他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慈禧太后权势欲极强，她联合东宫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暗中联络在京的奕訢为援。
奕訢和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借“奔丧”之名于八月一日赶到热河，和慈禧太后密谋回京发动政变。当时御史董元醇出面奏请两太后“权听朝政”，在赞襄政务王大臣8人之外，更派亲王一二人参政。八月十一日，朝廷重臣审议董元醇的奏请，辩论激烈。八大臣认为清朝无此先例，令军机处拟旨斥驳。慈禧太后串通慈安太后拒绝盖印，将折旨留中不发。八大臣以“搁车”示威，迫使两宫太后让步，颁发驳斥董元醇奏折的谕旨。而奕訢旋即返京布置，争取到朝中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以及握有兵权的僧格林沁、胜保等人的支持，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
白度母水晶像 清
这是一件以水晶雕刻而成的藏传佛教白度母像，由于取材水晶，通体透明，更显圣洁安详。
在两宫太后催促下，八大臣同意回銮北京。慈禧、慈安两太后偕幼帝载淳先离热河回京。肃顺、奕訢等护送咸丰帝灵柩后发。九月二十九日，两太后抵京，即召见先行返京的奕訢，部署对策。九月三十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解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职务，史称“辛酉政变”。十月初一日，任命奕訢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沈兆霖、文祥为军机大臣。五日，下诏废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次日，再下诏命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随后，又清除了八大臣的党羽。九日，载淳正式即位，是为同治皇帝。从此两太后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太后掌握最高权力。慈禧太后以垂帘听政掌握清朝大权达40余年，她推行的对外“和好”，重用洋务集团和汉族军阀官僚的统治政策，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政局。
重用汉官，借师助剿
慈禧太后夺取最高统治权，与外国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为外国人看到，维持一个与其合作的半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扑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有利于保护其在华利益。《北京条约》一订立，法、俄两国首先提出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建议。法国专使葛罗表示，“所有该国停泊各港口的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俄使伊格那提也夫面见奕訢表示为镇压南方太平军，请清军从陆路进攻，“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接着俄国把以前答应送给清政府的一万支枪、若干门炮运到中国。
针对是否借用外兵这一问题，清廷进行了几次讨论，少数人反对，奕訢等多数官僚则表示欢迎“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与此同时，麇集在上海的买办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则加紧活动，支持洋人组织洋枪队。慈禧太后遂决定，违反常例，授权汉族官僚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并颁发“借师助剿”上谕。
同治元年（1862）三月，英国派军舰把李鸿章淮军从安庆运到上海，与英、法组成“中外会防局”，商定上海由洋人防守，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英国人和法国人组建了数千人的“常胜军”，帮助清政府攻打太平军。俄国也给清廷送来50门大炮和1万支枪，并直接派兵拦截进攻上海的太平军。各国“洋枪队”的鼎力相助，极大地增强了湘军、淮军的战斗力。而太平天国的处境则每况愈下，终至无法扭转败局。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率领湘军赶在“洋枪队”之前轰破天京，将其抢劫后化为焦土。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临刑长叹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之后，在各国“洋枪队”的积极参与下，清军很快剿杀了转战于四川大渡河畔的石达开部队和驰骋于北方的捻军。
总之，清王朝通过重用汉族官僚，组织以湘军和淮军为骨干的团练力量，利用《北京条约》向英法联军妥协，并“借师助剿”，侥幸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从旦夕之危中挣扎过来，走上了“同治中兴”之路。
独揽大权，绞杀变法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同治帝病死，生前无嗣，慈禧太后便选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为嗣皇帝。奕譞是咸丰帝的亲兄弟，载湉生母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有此双重血缘关系，慈禧太后以为可把载湉当作“小阿斗”摆布。载湉4岁登基，由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安太后是咸丰帝的皇后，名分高于慈禧太后，后又因言语不慎，得罪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将其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不久，慈安太后暴卒（据民间传说，慈安太后是被毒死的），慈禧太后开始独掌大权。
恭亲王奕訢虽然是帮助慈禧太后夺权的元老重臣，但是他身为洋务派首领，位高权重，引起了慈禧的猜忌，他与慈禧太后有联合，也有冲突。光绪十年（1884），发生了“午门案”。慈禧太后派太监往娘家送东西，事先敬事房没有向守门护军传旨，护军阻拦，太监不服，双方发生殴打。太监报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要对值班护军廷杖。奕訢谏曰：“廷杖乃前朝虐政，不可效法。”慈禧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乎？”奕訢说：“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说：“我革了你！”奕訢说：“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只得让步，但从此加深了对奕訢的怨恨，后来奕訢被解除所有职务。
光绪二年（1876）四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读书。光绪帝读书很用功，慈禧太后曾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但是光绪帝越是聪明好学，慈禧太后越对其严加控制和防范，她曾派太监寇连材前去监视光绪。不料寇连材为光绪的言行所感动，有一天竟然冒死进谏，极言皇上英明仁孝，请求慈禧太后宽容相待。慈禧太后震怒，将寇连材杖刑后斩首。寇连材生前记有笔记，其中一段话表明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相处的情景：“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日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胆为之破。”由此可见慈禧太后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控制和操纵光绪帝的。
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五日，光绪帝开始亲政，53岁的慈禧太后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仍把持着国家政务。慈禧太后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帝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光绪帝名为皇帝，实则傀儡。慈禧太后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帝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帝的行踪。
光绪帝亲政的11年，是与慈禧太后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11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在甲午战争中，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势力主战，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主和。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试图维新政治、富国强兵，而列强也给予了某种程度上的支持。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博采西学，推行新政。那些守旧大臣，因维新变法触动自己的权力与利益，纷纷投靠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深恐光绪帝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权力，因而竭力阻挠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捕杀维新党人，将谭嗣同等6人斩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重新出面训政，多方凌辱折磨光绪帝，并欲废掉光绪帝。而光绪帝也深知慈禧太后的险恶用心，日夜担惊害怕、提心吊胆，对天长叹道：“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光绪帝被囚后，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
蟠龙纹白玉瓶 清
玉瓶由白玉雕成，瓶体外侧有浮雕长龙盘绕于瓶颈，姿态极为灵动。整件玉瓶洁白莹润，为清代玉雕珍品，现藏于烟台市博物馆。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颁布懿旨，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号“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慈禧太后预定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举行光绪帝禅位典礼，改年号为“保庆”。但京师内外，议论纷纷。各国公使纷纷提出异议，各种势力也纷纷反对，此事暂罢。
而就在此时，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迅速席卷北方大地，斗争锋芒直指西方列强侵略势力。四月下旬，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五月四日，英、法、俄、美、日、意水兵300人进入北京使馆区。为镇压义和团，英海军中将西摩尔也率八国联军近2000人从天津向北京进攻。
慈禧太后款的花卉图
慈禧太后有不少工笔画、白描画法的花卉作品传世，有说其为慈禧太后本人所绘，也有说为宫廷画家代笔，钤上慈禧专用的印章而已。
面对暴风骤雨般的义和团运动和气势汹汹的八国联军，清政府陷于两面受敌的困境。洋务派主张对义和团坚决镇压，而部分排外思想严重的顽固派则主张利用义和团团民抵抗八国联军。慈禧太后摇摆不定，而其摇摆的轴线正是如何保住其最高统治权力。她固然明白义和团是肘腋之患，然而对列强也心存疑忌。从“戊戌变法”到“己亥建储”，列强的不满她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是在义和团问题上。慈禧太后联想到《字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洋人竟然公开鼓吹“希望有可能把光绪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帝位之上”。慈禧太后深恐列强会剥夺或削弱她的权力，因而一方面连发上谕，对义和团剿抚并用，一方面通过总理衙门与列强交涉，乞求列强停止进兵北京，结果遭到拒绝。
不久，八国联军冲破义和团团民的堵截，攻陷天津，进逼北京。五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战和问题。主和派极力陈言不可开战，光绪帝质问搞了多年外交的许景澄可否开战，许跪奏曰：“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一国尽敌诸国之理。”主战派力陈可依赖民心和义和团团民刀枪不入的“神术”开战，为了敦促慈禧太后下定决心，竟伪造了一份列强要她归政于光绪帝的照会。这一“伪照会”，极大地伤害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望和盲目的自尊。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宣战诏书，表示“与其苟且图存，遗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慈禧太后决定对列强开战，只是发泄心中对洋人的不满而已。所以，她发布进攻的命令，仅是做做样子。宣战诏书很是奇特，既未点明与何国作战，又未以任何形式照会列强，只是对内宣布。义和团蜂拥而起围攻北京使馆和天津租界时，清廷驻外机构和南方各省仍与列强维持正常关系。此外，慈禧太后让义和团和部分军队进攻使馆，却不发枪炮弹，还秘密向洋人送水果及食物“以示体恤”。这些举动说明，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毕竟不同于一时冲动的愚昧者，她预先留有后路，采取了两手并用的观望之策。五月二十九日，即宣战仅4天后，她就下令停止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并派兵保护。另一方面，慈禧太后下令剿杀义和团，令步军统领“严拿滋事拳匪交刑部正法，并将城内坛棚尽行拆毁”，急调李鸿章进京议和，又调袁世凯带兵镇压义和团团民。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八月十四日，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统统推给义和团，责令各省“严刑查办，务净根诛”。到了西安之后，慈禧太后日日拜佛，乞求和局早成。十一月一日，八国联军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当慈禧太后得知并未把她列为祸首惩办，她仍可安享荣华富贵时，竟感激涕零，以至于以光绪帝名义发布“自责之诏”，无耻献媚曰“今兹和议，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保证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自《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完全沦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慈禧太后对外妥协投降，对内严酷统治，致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置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病死，时年74岁，结束了她祸国殃民的罪恶一生。
延伸阅读
京剧的诞生
京剧的前身是徽剧（昆曲、二黄和秦腔等），通称皮黄戏。皮黄戏演变成京剧，大致经历了两次合流，即秦徽合流与徽汉合流。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等各个腔调，很快压倒秦腔。秦腔班的演员有些加入徽班，形成徽、秦两腔合作的局面。道光年间，湖北演员入京，使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黄调交融，形成第二次汇流。光绪、宣统年间，北京皮黄班到上海演出，以悦耳动听的京调取胜安徽皮黄班，人称“京戏”。“京戏”一名，遂由上海传至北京。京剧形成之初便进入宫廷，在皇室的提倡下得到迅速发展，并在历代名家的努力下更臻完美，成为中国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戏曲剧种，人称“国粹”。
洋务运动
清朝19世纪60年代
人物：李鸿章 张之洞 地点：安庆 南京 福州 关键词：江南制造总局 福州船政局 汉阳兵工厂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自上而下推行了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救运动，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前后持续30多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同治末年以前，主要是在“求强”的口号下集中兴办军事工业；其后重心转向“求富”，着力于民用企业的兴建。
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线膛铜炮
创办军工企业
洋务运动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其代表人物在中央政府中有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等满族权贵，地方上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后起的张之洞等汉人督抚。他们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碍，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借法自强”。“中体”指封建专制制度和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西用”一般指近代工艺技术和自然科学。洋务派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远出西方之上，所不如人的，只是科学技术而已。因此，他们以维护传统体制为治国兴邦的根基，而将西学当成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这种“中体西用”的理论，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内容，也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洋务派所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最早的一家是曾国藩所办的安庆军械所。几个月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洋炮局，但规模很小。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打下苏州后，成立苏州洋炮局，安装使用了近代机器。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部下丁日昌收购了美商的旗记铁厂，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上海洋炮局以及容闳从美国购买的机器并入铁厂，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1867），江南制造总局迁往上海城南高昌庙，在那里扩大规模，扩充设备，稳步发展。江南制造总局出产很多，以枪支弹药为主，修造船舰为辅。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能力低下，产品质量也差，在仿造外国枪炮的同时，还要购买洋枪洋炮。
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把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创办金陵制造局，由李鸿章的英国幕僚马格里主持。该局以生产大炮和弹药为主，是淮军的军火供应基地。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金陵制造局负责供应前方所需。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奉命接办天津机器局，他从江南制造总局调来沈葆靖总理局务，同时调来不少技术工人，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天津机器局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军火工厂。李鸿章为求自强创办兵工厂，虽未实现自强之目的，但是为近代国防的建设和机器制造、造船和钢铁生产等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江南制造总局造炮厂内景图
同治七年（1868）夏，在左宗棠、沈葆桢的主持下，清政府开始在福州马尾筹备建厂和成立船政局事宜。船政局占地约600亩，拥有各种车间数十处，以及4座船台和1座铁制浮船坞，员工多达3000多人，在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船厂。同治八年（1869）五月一日，福州船政局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完工下水。该船属于木壳蒸汽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桨推进，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8月23日的马江海战，大部分由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组成的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尽管造成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避战求和，但舰船作战效能低下也是原因之一。但无论如何，福州船政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海军船厂，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
进行队列训练的北洋新军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开始在天津小站练兵，袁世凯仿照德、日陆军建制和操典条令，训练出七千余名“新建陆军”，也就是后来的北洋新军。
洋务派的实业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过程中，遇到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等诸多困难，转而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以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为发端，到甲午战前，洋务派创办开矿、冶炼、纺织、邮电、交通等各种企业共20多个。其中重要的，除轮船招商局外，还有李鸿章于光绪四年(1878)、光绪五年（1879）相继开办的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以及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等。
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为了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制枪炮，造战舰，大量从西方国家进口钢铁。1867年进口钢11万担（约8250吨），到1891年已增加到173万担（约13万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摆脱列强对中国钢铁的封锁和控制，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企业。光绪十六年（1890）末，张之洞在武昌设立铁政局，选定在汉阳建厂。汉阳铁厂于光绪十六年十月（1890年11月）动工兴建。光绪十九年八月（1893年9月），炼铁厂、熟铁厂、贝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等10个分厂建成，第二年6月投产，共有工人3000人，外国技师40人。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湖北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大冶铁矿。接着，张之洞又开发了江西萍乡等煤矿。这样，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采煤和炼钢为一体的中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钢铁联合企业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开中国重工业之先河。然而由于传统官办的各种弊端积重难返，汉阳铁厂从筹建开始就财政亏损，张之洞只得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招商承办”，委托“亦官亦商”的盛宣怀督办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此后，汉阳铁厂又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形成系列，一度颇有生机。光绪三十四年（1908），盛宣怀奏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至辛亥革命前，年产生铁约8万吨、钢近4万吨、钢轨约2万吨。汉阳铁厂虽然并没有达到赢利的目的，但是随着它的兴建，在武汉及周边形成了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为日后武汉及长江中游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外，张之洞还创建了中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步枪也从此闻名中国，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创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着手编练新式军队。最初，洋务派是用近代方法训练陆军，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湾，筹办海防和海军的建议随之兴起。次年四月，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事宜，开始筹建新式海军。清廷计划10年内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3支水师。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正式编成，在3支海军中实力最强。洋务派还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并派人出国留学，设馆翻译外文书刊。这些举措，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造就了一批科技人才，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启蒙思想家严复等人，就出自这一时期所派的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