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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的青铜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也就是中国商代的时候，中国进入了一个青铜器繁荣昌盛的时期。青铜是红铜、锡、铅等金属的合金，硬度高、熔点低，用青铜造的工具，更为耐用。据考古分析，商代的青铜器为铜锡合金，既可以保持纯铜所具有的韧性，也可以制造出明亮的光泽，还可以铸出锐利的兵器、工具及亮丽的容器。商代的青铜制品涉及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青铜制造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提高，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都使得商朝青铜器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及艺术发展中，居于显要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青铜器的大量应用，促使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灿烂的青铜文明。商代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伴随着冶金术辐射至四川、江西等相当广阔的地域，出现了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等一批区域性青铜文明。
小周邦的崛起
商朝公元前11世纪初
人物：后稷 季历 文王 地点：黄土高原 关键词：迁都
周族是活动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族群，具有悠久的历史。夏商鼎革时，周族被迫西迁，与西部的戎狄杂处混居。公刘时期，周族得到较大发展，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国家阶段。亶父时期，周族在亶父的带领下迁徙到今陕西岐山之下的周原。此后，周人仅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代人的努力，便推翻商朝，建立了“赫赫宗周”。相较于夏、商而言，周是后起的僻远小国，故史书有“大国商”“小邦周”之称。然而正是这个蕞尔小国却代商而起，开创了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华夏文化的主体，成就了令后人传颂的惊世伟业。
后稷播百谷
相传周的始祖为弃，是轩辕氏黄帝的后裔。其母为有邰氏女，名姜嫄，传说为黄帝曾孙帝喾高辛氏的元妃。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族始祖弃出生的情况大致是：弃的母亲姜嫄在野外偶然踩在了一个巨人足迹的大脚趾上，感而有孕，生下了始祖弃。之所以名弃，是因为他曾3次被其母抛弃。从姜嫄生弃的传说当中，仍可窥见周族起源的蛛丝马迹——弃诞生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周人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历史。周人之所以奉弃为始祖，大概是从他开始，周族才建立起独立的父系氏族部落。弃生长的母家有邰氏，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族群。由于受到有邰氏农业生活的影响，弃从小就喜欢玩种麻植豆的游戏，长大后便成为耕种庄稼的能手。他不仅掌握了除草、选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会根据不同的土质选种适宜的庄稼。在弃的带领之下，有邰氏很快成为著名的农耕部落，他自己曾被尧举荐为农司，后来又被舜任命为后稷，专门主管农事。其后代也世享恩泽，累居后稷之官。由于后稷对农业的贡献和他勤于农事而死的精神，被后人尊奉为农神。
史墙盘 西周
盘高16.2厘米，口径为47.3厘米，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村，盘内底部刻有铭文十八行，共计两百八十四个字，字迹工整，结构端庄，是研究西周金文书法的珍贵资料。
公刘与亶父
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列周族的世系，从后稷到武王克商的先公时期，共有15位先公。“15”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从周族兴起的虞夏之际到周文王，历经夏、商两个王朝，共1200多年历史，决非15代人能经历完成的。在这15个有史可查的先公里，公刘和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两个著名先公。公刘时期，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并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迁徙——周人从邰迁到了豳（今陕西旬邑县西南）。公刘不仅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创建了国家机器，而且周族在公刘的带领下，恢复并发展了农业生产，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国家阶段。所以，公刘是第一个被尊称为“公”的周人先祖，是著名的先公之一。
青铜钟 西周
夏商周时代的音乐乐器大多为青铜器，青铜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它主要在祭祀或宴飨时使用，一般分为甬钟、纽钟和鎛钟三种。从这件青铜钟顶端有筒形的钟柄为可以判断其为甬钟。
周族的另外一位著名先公——古公亶父被周人尊称为“大王”，而周族先公也是自亶父时才开始称王。古公亶父之所以赢得后人的如此尊重，主要源于他的两项功绩：一是带领周族从豳地迁到了岐山之下的沃野周原，二是开创了剪商的霸业。由于豳地处于戎狄等游牧氏族部落的包围之中，经年战乱，古公亶父就率领族众沿着渭河西行，从今天的晋西南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在那里奠定了周人迅速崛起的基础。自从亶父迁岐、营治周原之后，仅经过季历和文王两代人的努力，就使原来的“小邦周”变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国家。到武王时，则旌旗一挥，天下诸侯响应，一举灭商。所以亶父在周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尊为“大王”，其位在“烈祖”之首，史书也称自大王时，“实始剪商”。
折觥 西周
觥是古代盛酒的一种器皿，这件折觥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村，其造型别致，纹饰繁多，铸工精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代表作，在今天也是国宝重器。
季历被杀
古公亶父在岐山下建国，开创了剪商霸业。他有三个儿子，分别为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即《史记》所称“虞仲”）及幼子季历。相传亶父看到季历的儿子昌有“圣德”的兆象，决定把王位传给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为了让位给季历而逃亡到“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建立了后来的吴国。后世史学家认为，太伯、仲雍与季历之间的权位谦让之事可能发生过，但肯定不是单纯的退让避嫌之举。事实上，在亶父率族众西迁之时，就对周族的力量进行了部署：一是让太伯继续留守豳地以抵抗戎狄，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后来，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考虑，太伯率部分族人从豳地南下，来到今江苏苏州一带建立吴国；二是让次子仲雍西迁之后在岐山西北面的地区开疆拓土；三是让幼子季历和亶父一起营建周原，作为周人的大本营。季历在父兄的帮助之下，使周国的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其后，文王的经营又为武王的一举灭商进一步做好了准备。
大王死后，三子季历称王，也称王季。古公亶父时期，基本解决了周边夷狄的威胁，而季历在太伯的帮助之下，四处开疆拓土，先后为商王朝征讨了鬼方、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和始乎之戎。鬼方是殷周之际居于中国西北方的一个方国，他们经常骚扰中原，对商王朝边疆形成威胁。商王武乙统治时期，季历奉商王命令讨伐鬼方，力战三年，俘虏了鬼方二十多个部落首领。继征服鬼方之后，季历又于商王文丁时期进一步征讨山西地区的燕京之戎。燕京之戎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今山西静乐周围、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邬县以北，方圆一百多千米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燕京之戎比较强大，季历曾被打得大败而归。由于征伐燕京之戎受挫，季历转而征伐山西地区的余无之戎，并大获全胜。在这之后，季历又分别征伐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始乎之戎和翳徒之戎，都取得了不俗战绩。
在季历继位的初期，由于商王朝必须联合周人对付进犯中原的戎狄，所以商王对周人很倚重。在季历对鬼方用兵取得初步胜利时，商王武乙曾赐给他土地、玉器以及马匹，以示奖励；后来，商王文丁为了嘉奖季历攻克余无之戎的功劳，又命他为诸侯的方伯首领。但是，因伐戎而强大起来的周族也就逐渐成为商王的心头之患，季历因其势力的不断扩大招致商王的猜忌，最终被文丁杀死了。
文王即位
季历被商王文丁囚杀之后，其长子昌继位。昌就是被后人尊奉的周文王。文王继位时已届中年，他当时接管的领土范围不过百里，远不是商王朝的对手。鉴于父亲季历的悲惨结局，文王一方面小心谨慎地侍奉宗主国——商王朝，以减少商王的顾忌和猜疑；另一方面则暗中壮大实力，积极谋划剪商大业。
文王在位的时间很长，据说有50年之久。他内修政事，建立了一套卿士制度，健全了政权机构；并积极选贤任能，广罗人才，如后世熟知的军师姜子牙、弃商纣而事周的大臣辛甲以及众多方国首领如散宜生、鬻子、闳夭、太颠等都被文王所用。此外，文王还“勤于政事，废寝忘食……发展农业生产，关怀小民、照顾鳏寡孤独，使万民咸和”。在文王的贤明统治下，周的国势蒸蒸日上，在方国、部落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河东小国纷纷归附到周王旗下。
文王在对外团结诸侯的同时，一直殷勤、恭顺地侍奉商王，终于博取了商纣王的信任。纣王册封文王为西伯侯，让他负责征讨叛国事宜。周文王则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有计划地用兵西方，解除戎狄对周的威胁。文王先后灭了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为东进灭商消除了后顾之忧。犬戎就是古公亶父迁岐之时就为患不宁的混夷，而密须则是居于今甘肃灵台周围的姞姓之国，势力颇为强大，经常骚扰周民，所以文王首先征伐这两地。为了达到东进灭商的目的，文王在打败密须之后，把都邑迁到了位于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程，即《逸周书》所说的“周王宅程”，以图向东发展。
文王宅程之后，积极向东推进。他先东渡黄河，进入河内地区，攻伐黎、邗等国；接着沿渭水东进，拔掉商朝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崇国。黎又称耆，地处晋东，其地迫近商朝的本土。在灭掉密须的第二年，文王伐黎，《尚书·西伯勘黎》记载了此事。国在黎的南面，位于黄河北岸，应在今天河南沁阳周围，属于商王的田猎范围。黎、邗两国距离商都朝歌已非常接近，且在山西高地的东边，可俯瞰商朝王畿的平原，直扣商朝的大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周人在攻克黎、邗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崇位于今河南西部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虎侯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虎侯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文王就曾由于此人告密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最后在周大臣闳夭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周。但是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楔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膏腴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程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邑。丰邑（今陕西户县）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的大军将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灵台和灵囿，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及其相匹配的城沟，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
文王于迁都丰邑后不久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剪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做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而商王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可以说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在武王继位不久，就一举灭掉了商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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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
西周的宗法制就是以嫡长子继承制和馀子的分封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制度，它规定继承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即立嫡夫人所生的长子，如果嫡夫人无嗣则立身份尊贵的夫人所生的儿子，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为天下大宗，由嫡长子继承，而其他诸子则为小宗，分封为诸侯。在诸侯国内，也要按照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其他诸子分封为卿大夫。这种宗法制是西周贵族相互联系的黏合剂，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关系的连接纽带，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维系与发展的核心纽带之一。
武王灭商
周朝公元前1046年
人物：周武王 地点：牧野 关键词：盟津之誓
兴起于西方的小邦周在经过历代首领，尤其是古公亶父以至季历、文王的开拓之后，已由最初的蕞尔小国变为能够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大国。文王去世后，武王继志，通过牧野一战灭掉商朝，定都镐京，建立了赫赫的周王朝。
盟津观兵
历史记载，周文王长寿而多子。长子伯邑考在文王生前已经亡故，故文王去世后由次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继位之时，商王朝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残暴的纣王不仅设炮烙之刑，还重用费中、恶来等谄媚阿谀的佞臣，国势江河日下。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国商”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仍占有一定优势，所以继位之后的武王继续文王韬光养晦的政策，等待灭商时机的完全成熟。武王一方面重用文王时期的旧臣以及召公、毕公、毛叔郑等一批贤臣大修内政；另一方面在离丰邑东边不远的丰水东岸营建了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为进一步东进灭商做准备。
巳盉
盉是一种盛放酒水或调酒的器具，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这件巳盉外形扁平椭圆，前端有龙首形的开口，可以向外倾倒酒水。
精明的武王没有立刻竖起伐商的旗帜，而是一步步地谨慎试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黄河北岸盟津（今河南孟津西北）进行的“盟津观兵”，实际上也就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继续文王克殷的天命，先祭祀天神，然后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师东进，与各路诸侯会师于盟津。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八百之众，他们都认为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是武王认为时机并未完全成熟，于是暂时退兵西守。盟津观兵是一次对商朝武力的刺探和实战的预演，既达到了与诸侯结盟期会的目的，又熟悉了北上伐纣的地形和路线，为伐纣预先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商纣王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殷商贵族中的有识之士为了挽狂澜于既倒，纷纷向纣王谏言，但是残暴的纣王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将谏言的王叔比干杀掉，把箕子囚禁起来。这时，商王朝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商纣王在众叛亲离之后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武王灭商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牧野之战
武王十一年（前1046）元月，即观兵盟津后的第二年，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部落武装向东讨伐纣王。这支讨伐队伍在渡过了盟津之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盟会誓师，武王历数了纣王的罪状，勉励各路诸侯与周师官兵一道像虎、熊一样英勇前进，以达到一举灭商的目的。盟津誓师之后，伐纣大军一路急行军，仅用了4天时间便赶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他们连夜布阵，于第二天早晨便与纣师决战于牧野。
对于牧野之战的过程，后世有很多记述。《逸周书·克殷解》记述牧野之战的经过是：周师率350乘戎车布阵在牧野，商纣王也率军队前来抵抗。武王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商军大溃而逃。商纣王在败兵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鹿台自焚而死。《诗经·大明》说，商朝军队的旌旗如林，布满牧野。但是，在人数上占优的商朝军队并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反而在战场上“前徒倒戈”，成为武王的先锋，所以牧野之战在一日内便结束，以武王大获全胜而告终。
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商朝军队一触而溃的原因，后世史家认为大致有二：一是商纣王的暴虐失去民心，得不到臣民的拥戴，最终导致士卒在战场上倒戈相向；二是商纣王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得不到有效的援助。由于长期对四夷的掠夺，使得商朝与四方夷戎部落的关系紧张；同时与东夷的连年征战使其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相对而言，周师能够以少胜多，则在于周武王领导集团的“同心同德”，姬、姜两姓贵族的联盟以及西方诸侯的合作，当然还有武王选定的克商时机、战略部署的正确和周师的昂扬斗志。
商朝灭亡
牧野之战后，周师直接进入京畿，在这里遭到了比较顽强的抵抗。《诗经·武成》篇曾记载，双方在京畿附近展开了惨烈的激战，以至鲜血汇流成河，连战斗用的木棒都漂了起来。商纣王自焚而死后，武王用黄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牧野之战次日，武王在商王的宫殿举行了隆重的革殷授命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的灭亡。
武王在膺受大命之后，施行了几件大事。一是安抚殷商遗民：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继续统率商的遗民；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和百姓；表彰商朝的贤人商容和比干，并为比干修葺了坟墓；将商王囤积在鹿台和仓廪的钱物发放给民众。二是将传国的九鼎和宝玉带回周，以象征殷周政权的嬗递。三是在军中举行祀典，告慰先祖，祭祀神灵，然后继续剪灭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
武王克商之后，在商都朝歌只停留了7日，便班师回周，然后“燎于宗庙”，祭祀祖先。据《诗经·武成》篇记载，武王从元月发兵至四月班师，只用了短短两月余就完成了灭商大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诚如《大盂鼎铭》所说：“武王嗣文王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这个奇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周族几代人奋斗不息的结果。
康侯簋 西周
簋是一种礼器，在祭祀时用来盛放黍、稷、稻等粮食，功能相当于后世的大碗。这件康侯簋的底部刻有铭文“王来伐商邑”，可见此器物应该是西周早期周王伐商的历史见证。
周公摄政
周朝公元前11世纪中叶
人物：周公旦 周成王 地点：镐京 洛邑 关键词：制礼作乐
周建国不久，武王去世，尚在襁褓之中的成王继位，于是周公旦居摄国政，辅佐成王。周公摄政7年，东征顽殷，营建成周，分封诸侯，制礼作乐，使成康之际出现了“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武王至成康之际的周王朝，国势蒸蒸，典章制度、礼乐刑政都日臻完善，中国进入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东征平叛
武王在灭商四年后病逝，其子成王继位。此时的成王还是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不能料理政事。此时，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及还未臣服的方国、部落都在蠢蠢欲动，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曾跟随武王伐纣，在灭商之后又与召公一起勤勉地辅助武王，是武王诸弟中最通情达理、堪委予重任的一个。武王在临死之前考虑到周王朝初建尚未稳固，只有周公旦可托大任，曾想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给他。当时周公惶恐，泪流满面，拱手辞让。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未竟的事业，周公毅然摄政当国。
青铜乳钉纹方鼎 西周
鼎最初是一种做饭的炊具，相当于现代的锅，一般用于煮或者盛放鱼肉，所以史书中有“大丈夫不能五鼎食，便当五鼎烹”的话语。后来鼎逐渐被视为立国的重器，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也就有了“问鼎中原”这类成语的诞生。
周公的摄政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了怀疑，连召公也怀疑周公旦，认为他想乘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则由怀疑发展至不满，终于发起了叛乱。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的理应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唆使蔡叔，勾结武庚公然叛乱。面对三监的叛乱，周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和果敢决断。他首先稳定统治集团的内部，他反复向召公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向王室百官及盟友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平叛的决心和希望。在“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之后，周公亲率大军东征。东征战事历时三年，《尚书大传》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的东征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破斧》所载，这次的征伐把斧、戕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的惨烈程度。
玉覆面和组玉佩 西周
西周时期，王侯等重要贵族入殓时，都要将一整套玉器覆盖在死者脸上，称为玉覆面；而且死者身上还要佩戴整套的玉佩，称为组玉佩。这件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出土的玉覆面共有十三件玉器组成，仿照人面五官形状制作，有前额、双眉、双目、鼻、耳、口、双胡须、双颊和下颌。
巩固统治
历时三年的东征，以周的胜利而告终，它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大大加强了对殷遗贵族的控制力度，同时还将东夷纳入周朝的直辖领地，真正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洛邑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此建都可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顽势力，并控制东边的新国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
四虎钟鎛 西周鎛
钟是青铜钟中的一种，其顶端大多为扁环纽和兽形纽。这件四虎鎛钟重16千克，两侧各装饰有两只伏虎，一上一下，均头下尾上，是西周青铜乐器中难得的精品。
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召公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后的殷商遗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谓是一举两得。洛邑由两部分组成，在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则为安置殷遗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新大邑”或“成周”。因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故又称为“东都”。与之相应，西都镐京称为“宗周”，即为天下宗族宗庙的所在。《汉书·地理志》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统治全国的枢纽。
洛邑建成之后，周公便还政于成王。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成王时期，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与成王也往来于宗周和成周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周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周六师一样驻扎有八师，作为周朝戡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周而言，东都成周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贡赋和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周公还政于成王后，仍兢兢业业地辅佐成王，最后病逝于丰邑。周公临死前留下遗言说：“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忠诚谨慎，尽心竭力。周公的大公无私也成为辅政贤臣的典范而流芳百世。从平定叛乱到营建成周，从分封诸侯以藩屏周，到制礼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承文武之续，后启成康之治。
成康之治
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周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王朝。成王和其子康王时期，周王朝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地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亲耕籍田，为世典范。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之所以亡国，殷人的酗酒是一个重要原因，故戒酒抑奢，告诫诸侯勿骄奢。《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就是说晋侯因宫室修筑得过于华美而遭到康王的责备。
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了不少胜利，《大保簋铭》记载成王伐录，获胜后封其为子爵；《小盂鼎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鬼方首领3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万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岐阳之狩”，康王有“酆宫之朝”。故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至“刑措四十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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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制礼乐
礼乐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为祭神的供奉，乐为娱神的歌舞，所以周公之前，礼乐的主要功用是敬神。而周公着手制礼作乐，则是对礼乐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规范，使之更符合西周政权统治的需要。比如，周礼严格规范了周人日常生活的冠礼、丧礼、聘礼和规范君臣上下之制的觐礼、朝礼以及军队的出军礼等等，周乐则用规定的乐舞使礼制深入人心，教化万民。所以说西周以分封建国，以宗法立家，以礼乐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调，对西周以及整个后世的中国文化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共和行政
周朝公元前841年
人物：周厉王 地点：镐京 关键词：共和
周厉王治国时期，一味奉行高压政策，国人怨声载道，甚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将厉王赶出镐京，西周出现了14年没有国君，而由贵族和大臣们统治天下的奇特时期，也就是西周历史上著名的“共和行政”。
要命的厉王
成康之世后，周人享太平之世四十余载，周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淹死。昭王之后为穆王，穆王好远征，曾西征至河上，北逐犬戎至太原，东南平徐戎，南伐荆越，是继成康之后再度取得扩张胜利的君主。穆王之后，传子共王，共王传子懿王，懿王传位于叔父孝王，孝王之后复传位于懿王之子夷王。夷王时期，北边的戎狄侵入中原，进入京畿镐京附近，西周的国力开始衰落。
师趛鬲 西周
鬲是一种古代煮饭用的炊器，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这件青铜鬲的内壁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师趛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此器，因此得名师趛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夷王去世之后由其子胡继位，是为厉王。周厉王贪财，即位之后任命同样好利的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即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将山林川泽的渔猎之利统统收归于王室，不准百姓樵采渔猎。这个“专利”制度既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也让本已不堪赋税之重的“国人”断绝了渔猎薪樵之源。这里的国人是指居住在城市里的平民阶层，他们居住在王畿内，有自己的土地，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他们还享有参与国家大事决策的权利。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对外战事和赋敛的有增无减，国人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而厉王的贪婪好利更恶化了国人的生存条件，因此他们对厉王的不满也更加强烈。
为了镇压国人的不满，厉王从卫国请来巫师，专门监督国人的言论，一旦发现有人“诽谤”，就把他抓起来杀掉。厉王的恐怖政策使得国人惶恐，不敢言论，路上相遇只匆匆递个眼色就算打招呼了。看到国人不再谤王，厉王很满意，为自己弭谤有方扬扬自得。有识之士召公曾向厉王谏言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该让国人说话，广开言路，才能长治久安。但是刚愎自用的厉王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高压统治。
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暴政的国人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向王宫。厉王仓皇出逃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厉王的太子静则躲在召公家中。国人将召公的住所团团围住，要召公交出太子静，召公只好将自己的孩子代替静，才使得太子幸免一死。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它成为西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赫赫宗周江河日下，周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而厉王逃到彘后一直不敢回都城，于是人们推举有威信而好仁义的共伯和来主理政事（一说由周公，召公二人共同行政），史称“共和行政”。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
宣王中兴
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于彘。共伯和联合诸侯尊太子静为王，是为宣王，共伯和则回到他原来的属国共国（在今河南辉县）。宣王在位共46年，由于他亲历了国人暴动的风暴，所以能以史为鉴，在执政期间，锐意革新，任贤使能，使周王朝得到复兴，史称“宣王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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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
井田制是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土地国有制度，这一制度因耕地划作井字形块而得名。其特点是土地为国王拥有，由公社农民耕种。经营方式有“公田”与“私田”之分。公田由公社农民集体耕作，产品归王室和各级奴隶主贵族支配。私田归公社农民使用，产品归其所有。《周礼》以九夫为井，方一里为一井，方十里为成，即百井，方百里为同，即一万井。这样构成了井田体系。这种土地制度行于商周之世，直到战国商鞅变法时才有所改变。至秦得天下后，“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井田制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刖刑奴隶守门鼎 西周
这件器物的上部为四足方鼎，下部一侧设有可以开合的两扇门扉，右侧门扉上雕有一个受过刖刑的守门奴隶，因此而得名。
宣王继位后施政的重点是改变厉王的高压政策，以缓解阶级矛盾。宣王还任用召公为相辅佐他，又重用尹吉甫、仲山甫等贤臣，取得了诸侯的信任，周王室的威望也逐渐恢复。
宣王在国势振兴之后，便着力驱除王室衰微以来进入中原的夷狄，于是北伐猃允，南征淮夷、荆楚。宣王的北伐取得了较大胜利。《诗经·六月》称，“薄发猃允，至于太原”，即宣王一直打到今甘肃平凉一带，解除了猃允在北方对周的威胁。北伐猃允之后，宣王又南征荆楚和淮夷，并封他的大舅于申，作为南方诸侯的首领，保卫周室的南疆。宣王的南征恢复了周对南方的影响。南征之后，宣王还派秦仲率领7000援兵讨伐西戎。这些征伐的胜利，使得一时出现了四方平定、诸侯朝周的中兴景象。
但是，连年的征伐也消耗了周的国力，而且到了宣王后期，战事连连失利，故宣王的中兴如昙花一现，转眼即逝。宣王时，西周的井田制进一步遭到破坏，出现了奴隶集体逃亡、田地荒芜的现象，甚至连宣王都不修籍田之礼。随着王室的衰微，诸侯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越来越弱，中兴气象在宣王死后便成了过眼云烟。
犬戎灭周
周朝公元前771年
人物：周幽王 地点：骊山 关键词：烽火戏诸侯
宣王四十六年（前782），宣王去世，其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个君主，他即位后亲小人，远贤臣，沉溺女色，正是他的荒诞和一意孤行，直接导致了西周被犬戎所灭。
天灾与无道
宣王四十六年（前782），宣王去世，其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王，他继位之后，并没能挽救宣王晚年的颓败之势，反而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幽王二年（前781），周朝王畿周围的渭、泾、雒三川地区发生强烈的地震，出现三川断流、岐山崩陷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加剧了社会的动乱和不安。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夏、商二代灭亡前的景象相似，故被视作西周灭亡的征兆。
虢季子白盘 西周
这件器物是西周时代的盥洗用具，属于贵族使用的器皿，作用类似于今天洗手洗脸的洗脸盆。盘底部刻有铭文，记录了虢季子白因为征战有功，受周天子赏赐，所以制作此盘以为纪念。
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幽王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安民抚众，反而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此外，幽王时任用的人多是谄佞暗昧之徒，使得“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周王室的统治更加黯淡。当时幽王有一个宠妃叫褒姒，“褒”为国名，“褒姒”即为从褒国嫁入周王室的女子。
兽面纹象首罍 西周
罍是一种盛酒的酒壶，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这件罍出土于四川彭州，顶部带有球形的冠盖，肩部附有两象首双耳，器表装饰有大量的兽纹，极尽华美。
据说褒姒不爱笑，自从进宫之后就没有人见过她的笑容。幽王便下了悬赏令，谁能使褒姒一笑，就赏千金。一个叫虢石父的人给幽王出了个“烽火戏诸侯”的馊主意。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西边犬戎的进攻，在镐京附近的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一旦有犬戎来犯，守关的兵士便依次燃起烽火报警，附近诸侯见到信号就会发兵救援。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真的下令燃起了烽火。诸侯们匆匆率兵赶来，不见犬戎，才知被愚弄了，于是愤然离去。看到诸侯们乱哄哄地一阵奔忙，褒姒不禁嫣然一笑。这一笑笑得幽王心花怒放，哪还管诸侯们的感受。当时的诸侯、贵族以及国人都对幽王宠爱褒姒表示不满，并把周的亡国归咎于褒姒。《诗经·瞻》中“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的诗句即反映了国人对褒姒的不满。与此同时，幽王还随意征发赋役，夺取人民的财物土地，使得民怨更深。
身死国灭
幽王的昏庸无道所导致的天怒人怨，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都感到形势危殆，纷纷另谋出路：大臣皇父在东部另建自己的城邑，司徒郑桓公也到东部寻找立足之地以避祸。
周幽王一意孤行，甚至用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以其所生的王子伯服为太子，试图以此来博取美人的欢心。幽王这不计后果的一废一立，终于招来了灭国之灾。申后为申侯的女儿，申后被废之后，太子宜臼也逃回舅家——申国避难。幽王十年（前772），幽王与诸侯会盟于中岳嵩山，为了除掉宜臼而兴兵讨伐申国。于是，申侯于幽王十一年（前771），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举兵攻周。幽王率兵与之战于骊山，大败而归。幽王被杀于戏（今陕西临潼），而褒姒则被犬戎虏获而去。在周被攻以至幽王被杀的过程中，各地的诸侯都没有派兵前往营救，除了是“烽火戏诸侯”的恶果之外，更在于周天子已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因此诸侯才敢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
幽王被杀之后，伯服逃到晋国，晋有立伯服之意。而申侯则联络了一些诸侯拥护前太子宜臼即位。因为申侯方面的势力较为强大，所以晋侯最终杀了伯服，倒向了宜臼一方。宜臼继位，是为平王。西周京畿所在的镐京，由于犬戎破坏，已残败不堪，平王继位后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在晋文公、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人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历时280多年的西周正式宣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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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
周代的分封是建立在“封建亲戚”的原则之上，将宗亲、贵戚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与功臣的功劳大小而分封在离周朝王畿远近不同的地方上，这种分封以宗法制为保障，同姓宗亲为主、异姓功臣为辅，自上而下，层层分封。周王室与诸侯之间通过分封与受封的形式形成主从关系，受封的诸侯对周天子承担捍卫王室、镇守疆土、定期朝觐纳贡以及奉命征伐等义务。除了周天子分封诸侯外，在诸侯内部，诸侯也可以将本封国内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也可以继续分封给子弟和家臣。周通过分封，形成天子与诸侯的上下君臣关系，诸侯臣服于天子，而在诸侯内部又有自己的臣民和疆土，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而这种分封制既有别于夏、商的族邦属国联盟，又异于后来中央集权制兴起后的郡县制，是周在政治体制上的一种创举。西周通过这种独特的分封建国制度，加强了周王朝对四方的控制力度，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奴隶制王朝，对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