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强争雄与诸子争鸣
春秋战国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了中国上古史上的东周时期。东周末代天子周赧王卒于公元前256年，而学者们主张将东周时期的下限延至公元前221年。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大阶段，所以东周时期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春秋始于公元前770年，战国始于公元前475年。春秋战国共历时550年。
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沦落，其版图日蹙，最后局促于今河南西部一二百里之地；诸侯坐大，不仅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出兵拱卫，甚至挑战周天子的权威。诸侯之间也是“实力为王”，弱肉强食；强势诸侯们互争雄长，竞相争夺中原霸主之位。史有“春秋五霸”之说，或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或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齐桓公首开诸强争霸先河，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公元前681年会盟于北杏；尾声则是越王勾践北上中原，举行徐州之会。
战国七雄燕、赵、韩、魏、齐、楚、秦并立争锋，或合纵连横，或远交近攻。各国先后变法图强，以秦国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显著。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变法改制，引发社会形态、政治格局、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重大变化，推动了全国范围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诸侯分权制向中央集权制、世袭职官制向官僚任免制、分裂向统一的历史性转型。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投影到思想文化领域内，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其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思想精华，汇聚形成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源泉，至今滋润着亿万炎黄子孙的心田。
春秋五霸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人物：齐桓公 晋文公 楚庄王 吴王阖闾 越王勾践 地点：中原地区 吴越地区
关键词：诸侯争霸
西周末年，由于受到战争、灾荒和内乱的破坏，建都于关中地区的周王室的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周平王依靠晋、郑两国诸侯的帮助，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东周时期。周东迁后，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力，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凭借武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各种形式夺取霸主的地位。“春秋五霸”就是五位取代周天子发号施令的君主。由于取舍标准的差别，“春秋五霸”所指的是哪五位国君也有不尽相同的说法，较为主流的是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霸。
齐桓公首霸
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大致在今山东省境内。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太公姜尚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今山东昌东东南），后来迁都到临淄（今山东临淄）。早年间齐国“少五谷而人民寡”，从太公开始，齐国重视发展鱼盐工商，使得齐地“人物辐辏”。至春秋初年，齐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傲然屹立于崤山以东。
灰陶人形瓶 春秋
这件陶瓶以瓶体为人体，瓶口开在人头部顶端，塑造出眉目鼻口，口部镂出孔洞，耳部有穿孔，原来可能悬挂有饰物。陶瓶出土于甘肃礼县，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即位，任用管仲进行改革。管仲（？－前645），名夷吾，是中国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他先前辅佐公子纠，桓公与公子纠争夺王位时，管仲曾用箭射伤桓公。桓公取得君位后，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执掌国政。管仲政治上推行国、野分治的制度，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各居其所；经济上采取“无夺其时”“相地衰征”等许多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使齐迅速国富兵强，从而为以后开创霸业积聚起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历史也由此揭开春秋五霸争雄的壮阔画卷。
为配合称霸的需要，管仲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安定周王室；“攘夷”就是北阻戎狄、南却强楚，保卫中原较弱的诸侯国。首先，周王室虽日益衰微，但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打“尊王”的旗号能减少争霸的阻力；其次，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族群经常向中原较弱诸侯国发动进攻，谁能帮助这些诸侯国维护和平自然就能受到拥戴。所以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能够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公元前664年，北方的山戎进攻燕国，燕庄公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自率军北征，击败山戎，解救燕国（全盛时期疆域范围大致为今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西一带）。公元前661年，北狄进攻邢国（今河北邢台），齐桓公纠集齐、宋、曹三国军队救邢。次年，北狄又攻破卫国（今河南淇县），卫仅剩遗民5000余人。接着，北狄于公元前659年再举攻破邢国。齐桓公“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齐桓公因而名声大振，各诸侯国云集响应，竞相归附，与齐结盟。
错银带钩 春秋
带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多用青铜铸造，也有用黄金、白银、铁、玉等制成。带钩起源于西周，战国至秦汉广为流行。带钩是身份的象征，地位越显贵的人所用带钩材质更稀缺，制作更精细程度，造型纹饰更加繁缛。
齐桓公崛起后，原本附属楚国的许多诸侯国都转向齐，这使楚国颇为气恼，于是连年进攻郑国，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鲁、宋、陈、卫等国军队击溃追随楚的蔡国，遂进而伐楚，指责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迫使楚国承认错误。最后两国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会盟。这次讨伐，齐虽未胜，但使楚的北进计划受到阻挠。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周王室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齐桓公在位期间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30多个小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晋文公的霸业
晋是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之子燮改国号为晋，建都于翼（今山西翼城）。《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虽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对晋和中原的交往不利。春秋初年的晋国，实力较弱，其疆域仅包括今晋南和汾、浍地区。至献公时，晋国发展成为北方的强国，开始与中原诸侯会盟，已经初步积累起向外争霸的潜在实力。
春秋争霸中，真正接替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名重耳（前636－前628年在位）素有贤名，曾因内乱而在外流亡19年，先后流落齐、宋和楚地，备尝艰难险阻，最后与秦结好，登上君位，时年已62岁。他重用赵衰、狐偃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为称霸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公称霸主要是由两件事奠定的。一是“勤王”，文公即位初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其庶弟王子带赶出都城，流亡逃难。次年，文公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通过这次兴兵勤王，晋文公除得到4座城池作为赏赐外，还有助于提升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二是“城濮之战”。公元前633年，楚围攻宋国，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避开楚军的锋芒，未开战前，主动“退避三舍”（古制三十里为一舍）。最后晋联合秦、齐、宋，出兵车700乘，在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镇）重创楚军。战后，晋文公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盟约规定：“皆奖王室，无相害也。”周襄王也被招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晋国正式成为中原的新任霸主。
言父匜 春秋
匜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状类似后世的瓢。这件言父匜底部有铭文二十余字，记录了塞国公孙父言父制作了这件器物。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孟子说《春秋》是“其事则齐桓、晋文”。但桓公死后，齐国霸主地位紧随着就宣告结束，而晋文公和他的后继者将晋国的霸业时断时续地维持到春秋末期。
秦穆公霸西戎
秦本嬴姓，原是东方部落，周初迁到今甘肃天水附近。直到东周时秦才被周王室认可为诸侯国，原因是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原来居于今陇东，后占据岐西，德公始迁至雍（今陕西凤翔），到穆公时逐渐强大，开始向晋文公的霸业提出挑战，展开争霸活动。秦、晋通过联姻，关系密切，但因两国接壤也常有矛盾。晋文公死后，秦穆公乘晋丧而派兵东向袭郑，但被商人弦高所骗，误以为郑有备而退回，行经崤（今河南渑池、洛宁）遭晋伏击，全军覆没，主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俘。其后数年间，秦、晋时有战事，由于实力不如晋，秦屡与晋战，都难以占到便宜。同时，晋国占领着秦国东进要塞——桃林塞，即后来的函谷关，于是秦穆公转而向西，吞并戎狄，壮大实力。史称穆公“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越王勾践剑 春秋
青铜剑剑体表面平整光滑，侧刃呈两度弧曲的曲线，最后弧曲内收形成锐利的尖锋。剑格嵌饰蓝色琉璃，剑体满布菱形纹，并在近剑格处有错金铭文八字，为“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历史上卧薪尝胆终灭吴国的越王勾践。
当然，秦穆公并未真正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他的霸主效力仅限于西戎地区。与东方各国相比，秦国社会要落后和野蛮得多，秦穆公死时就用177人为他殉葬，就连号称子车氏“三良”的奄息、仲行和铖虎都在殉葬之列。终春秋之世，穆公以后至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再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有过上佳的表现。
楚庄王问鼎中原
楚是江、汉流域的蛮族国家，传说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西周时主要活动在丹阳（今湖北秭归）地区，公元前689年，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后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强盛起来。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伐郑，当时郑为楚的仆从国，楚出兵救郑与宋军战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宋军本可以乘楚军渡河和阵列混乱的时候击败楚军，但宋襄公不知乱世尚力，拘泥“古道”，硬是要楚军渡过河摆好阵势后才开战，结果贻误战机，宋军惨败，宋襄公愚昧迂腐的“仁义”争霸成为千古笑柄。这时的楚国已能与北方的强国相抗衡。到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任用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尤为强盛，开始北进称霸。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攻打陆浑戎，至伊洛地带，观兵于周疆，周定王被迫派人前去慰劳，庄王竟询问起象征王权的九鼎的大小轻重，俨然有灭周的野心和架势。从中也可以看出，齐桓公、晋文公“尊王”和“勤王”的旗帜已经倒下，取代它的将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和名正言顺的杀伐。
公元前598年，楚围攻郑，晋出兵救郑。次年，晋、楚军战于邲（今河南荥阳北），结果晋军惨败，狼狈逃走。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公元前594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与晋国并为春秋两大一流强国。公元前576年，楚攻郑、卫，次年晋以郑附于楚为借口而伐郑。郑向楚求援，楚恭王率军救郑，晋、楚两军在鄢陵展开战斗，结果楚军败退。公元前571年，晋悼公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逼郑，使郑背楚向晋。这时晋的势力略胜于楚，晋悼公复霸成功，但晋也已开始走下坡路，中原争霸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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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春秋》
《春秋》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既是鲁国史，也是春秋时期的国际关系史，又是编年体史书的始祖。《春秋》记载的年代由前722年至前479年。这种编年史周王朝和诸侯各国都有，虽然内容不同，但都称为“春秋”。现今流传的鲁《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随着周室衰落，战乱迭起，孔子想借《春秋》的谨严书法，表达他尊王攘夷、维护周朝的最高统治权的政治主张。《春秋》用字准确，选词严谨，虽然记事简单，看似纯客观的叙述，但实际上暗含褒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倾向。于是后世便把这种文笔曲折、微言大义、带有倾向性的文字表达方式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记载史事过于简单，因此后来有三传加以解释，最著名的是《左传》，侧重从史事本末来记载，其他两传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侧重从义理来阐释。
吴越争霸
面对战争给人民和弱国带来的灾难，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提出“弭兵”的建议，即建议各诸侯国间停止战争。晋、楚、齐、秦四强国表示同意，霸业由晋、楚两强平分，齐秦两国地位超然。接下来的40年，中原各国间军事冲突较以往明显减少，争霸的战场转移到东南吴、越地区。吴、越地处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春秋初期和中原地区交往较少。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两国逐渐发展，开始复制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镜头。
公元前514年，阖闾登上吴国王位，重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伍员（即伍子胥）和齐国的孙武，改革内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扩充军队，加强战备，制定“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楚国为联合越国挟制吴国，积极扶植越王允常。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越国，两国也就此展开长期的争霸拉锯战。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军攻进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北）。次年春天，越王允常乘吴国内空虚，出兵袭击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阖闾急忙抽兵回救，迫使允常撤兵。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死，吴王遂乘勾践新立的机会，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吴军惨败，阖闾伤重不治而亡，其子夫差即位后立志复仇。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兴兵败越，占领越都。勾践采纳范蠡提出屈辱求全的建议，表示愿意臣服吴国，并用珍宝和美女贿赂吴太宰伯嚭，要他从中斡旋。在成功麻痹吴王后，勾践带着范蠡等人给夫差当奴仆，甚至亲自为夫差牵马，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于三年后被释放回国。勾践归国后，卧薪尝胆，选贤纳谏，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为灭吴积累力量。为了让夫差放松警惕，勾践向夫差进献美女西施、郑旦，同时用重金收买吴国大臣。公元前482年，夫差率领三万精兵北上会盟，勾践趁机挥师进入吴国都城姑苏。这时夫差正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听说越军袭击姑苏，连杀7名来报告军情的使者以封锁这个不利消息，勉强当上霸主，然后急忙回国向越求和。
公元前473年，勾践大举伐吴，围困姑苏时达三年，最终灭掉吴国，迫使夫差自杀。之后，越国挟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与诸侯会盟，成为春秋末年的最后一位霸主。
《孟子·尽心下》说“春秋无义战”。的确，据史书记载，春秋近300年的时间内，被灭掉的诸侯国达50多个，战事近500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450余次。诸侯争霸使得整个国家兵连祸接，给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引起众多弱国的厌倦。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无义战”是有道理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战争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同族群间的接触与融合，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暴行和灾难，但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
龙首神兽 春秋
这两件青铜神兽是河南徐家岭九号墓出土的随葬品，两件大小一样，造型相同，本为一对。神兽造型奇异，龙首兽身，口吐长蛇，头上还蟠伏着六条小龙。在背脊上又插饰曲身怪兽，兽口又吐出一昂首上浮的龙，是极具观赏价值的古代青铜工艺品。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院。
老子与道家哲学
春秋时期
人物：老子 地点：函谷关以西 关键词：道家
道家学派的始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担任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图书，晚年西出函谷关退隐，著《老子》一书。《老子》亦称《道德经》，成书略晚于《论语》，共81章。《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书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演变生息的规律，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主张“绝圣弃智”“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点和忘情寡欲的修身方式，这些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之道
关于老子其人及其生平、生活年代，历来都有争议，有说他是太史儋，有说是老莱子，较多学者认为是李耳。李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他被尊为道家学派的始祖。老子年轻的时候曾担任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图籍，晚年西出函谷关退隐，著《老子》一书。
兽纹牺尊 春秋
尊是商周时代的一种酒器，这件兽纹牺尊的尊体作牛形，腹部中空，背部有三个孔洞，正好用来注入酒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作为一位极具智慧的古代哲学家，老子深入观察自然万物变化的情状，以及古往今来社会发展的关系与因果，所发现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古代哲学家都更为广泛和深刻。老子提出“道”是万物的本源，它先于天地而生，最终归于静止，无声无形无味，是不可认识的精神性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还将“道”说成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老子认为“道”是混沌原始未分化的物质，有物、有象、有精，还循环往复地运动着，这就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老子的哲学本体论是矛盾的，所以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家都有影响。
《老子骑牛图》张路 明
张路（1464－1538），字天驰，明代画家。此图绘老子坐于青牛背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注视着一只飞蝠。人物的面部刻画得非常传神，衣纹的穿插也灵活巧妙，整个人物给人一气画成之感，形象生动而富有情致。
认识与政见
老子的认识论基本属于先验论的范畴。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相反“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所以他主张“塞其兑，闭其门”，完全与实践脱离，只要“致虚极，守静笃”，就能获得认识，并且“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的这种思想是其愚民政策的依据。
老子已经认识矛盾的辩证性，特别是正反两面互相转化的法则，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他认为有无、难易、长短、美丑、刚柔、强弱、福祸、生死、智愚等都是互相依存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同时这些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他认为“物极必反”，提出“反者道之动”的著名命题，这是对《易经》辩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老子学说的精神，不是解决矛盾，向前推进，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原状甚至向后倒退。他消极地防止事物的充分发展，保持柔弱的地位，避免转化到反面去。“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就是老子以柔弱胜刚强的理论，也反映出他所代表阶级日趋没落和畏惧斗争的心理。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因此要采取“无为”的策略来治理国民。其具体内容包括：反对“法治”，反对“尚贤”，反对“礼治”，反对战争，反对多征地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剧烈，人民迫切希望安静休息，老子的“无为”“清虚”和“静止”思想，也反映出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为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设想。他要“使民无知无欲”，“复归于婴儿”状态，企图回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去。有器械不用，有舟车不乘，有甲兵不战，废除文字，结绳记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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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有关《道德经》的写成年代，学者的看法不一，有春秋成书说，有战国成书说，有主张写成于秦汉。现在有关《老子》的版本主要有三种，一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本（简本）；一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帛书本，一是传世的文献本(今本)。帛书本和今本在内容上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只在部分思想上略有差异。比如在对待仁义的看法上，今本强烈批判礼乐，提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的看法，认为礼是导致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而简本不反对仁义、绝圣弃智，只反对智辩、巧利、伪诈……可见，今本与简本在思想上有同异，说明道家学派因时因势在发展。
儒学宗师孔子
春秋时期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人物：孔子 地点：鲁国 关键词：儒家
孔子创造的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从西汉开始，孔子学说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调整变化，但总是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孔子在世的时候，就有人尊奉他为“圣人”，死后更是为人所景仰，将其视为万世师表。他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
早年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周灵王二十一年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生父叔梁纥。孔子三岁时，父亲病逝，被母亲带回娘家，迁居阙里。孔子十六七岁时，母亲去世，他受到当地贵族社会的排挤。困苦的境遇激励孔子奋发向上，他一面谋生，一面刻苦自学。他困知勉行，不耻下问，谦恭知礼，处世深沉。于是，很快在社会上，包括在贵族中间获得了声誉。20岁以后，他曾经当过季氏的“季吏”，负责管理仓库，又当过“乘田”，负责管理牛羊，干得都很出色。
《孔子行教图》清
根据史书的记载，“孔子身高九尺六寸，生得牛唇狮鼻，海口辅喉，虎掌龟脊”，而在这幅清代的《孔子行教图》中，孔子一身布衣，长袍柔和圆润的线条和轻轻飘起的衣襟都彰显出这位先师“温良恭俭让”的儒家特点。
周敬王三年（前517），孔子赴齐国，成为大夫高昭子的家臣，并拜见齐景公。孔子与齐太师谈论乐，学《韶乐》，欣赏音乐后，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道，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称善。后来，景公又问这一问题，孔子说“政在节财”，景公大悦。孔子的出现是时代的象征，他将以同族结合为基础的礼乐转换为较具普遍社会性的礼乐——社会制度，进而提出“仁”，作为礼乐实现之目标。“仁”一方面是指个人的人格，个人人格没有贫富贵贱之别；另一方面则指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以彼此承认对方的人格为关键。要实现“仁”，必须靠教育和教养；而礼乐则是实现“仁”的手段，因此要从礼乐的学习与研究着手。孔子以身作则，从事教育工作，所收学生不限阶级，可谓“有教无类”，其精神是可敬佩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音乐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孔子“闻韶不知肉味”的故事体现了当时文人和士大夫把音乐修养作为教养的一部分，孔子还由此引申出礼乐精神，成为战国儒家的一个核心观念。
曲阜孔庙内景
孔庙位于山东曲阜，是为了纪念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修建的。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的一年，鲁哀公下令祭祀孔子，并将孔子居住过的房屋改造为庙宇，开始了孔庙的修建。千百年来，孔庙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为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
周游与著书
鲁定公八年（前502），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在费（今山东费县西北）反叛季氏，派人召孔子，孔子准备应召，然而弟子子路劝阻了孔子。不久之后，名声在外的孔子终被鲁定公所用，先任孔子为中都主管，为时不过一年，政绩显著，四方效仿，孔子遂被升迁为司空，后又升迁为大司寇。孔子前半生用心于政治，力图复礼，在为鲁国任用的一段时间里曾全力施展其抱负和才能，在司法、教育和打击三桓势力上作过不少努力，虽然见效不大，但也显示了他的政治能力。后因与鲁国君臣政见不合，孔子于55岁时离开鲁国，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阶段。孔子周游了14年，先后到了卫、陈、曹、宋、郑、蔡六个诸侯国，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任用他推行“仁政德治”主张的理想国君。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孔子应鲁大夫季康之召，返回鲁国。孔子虽满怀复兴周礼的政治抱负，然而终不获见用。孔子初归鲁时，鲁哀公、季康曾先后问政于孔子，但都没有重新起用他。孔子眼见自己的政治理想无以施展，转而致力于讲学与著述，以求得自己的思想、学识流播于后世。孔子有感于当时周室衰微，礼乐皆废，说“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礼”指周礼，包括奴隶制的等级世袭制度、道德标准。孔子又强调“礼”必须以“仁”的思想感情为基础，“仁”与“礼”相辅相成。孔子又相当重视“乐”的陶冶情感作用，孔子主张“礼”以修外，“乐”以修内。以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从西周开始至春秋中期，传下古诗3000篇，孔子去其重复，取可施于礼义者，删定为305篇，并分为“风”“雅”“颂”三类，即流传下来的《诗经》。孔子说“诗”的作用有四：激发道德情感；观察风俗盛衰；增进相互情谊；批评政治得失。
衍圣公服局部 明
衍圣公是北宋至和二年（1055）宋仁宗赐给孔子第四十六代孙的封号，此后衍圣公成了历代统治者册封孔子嫡系子孙的专用封号。在这件明代衍圣公服上，绘有罕见的金龙图案，这也是封建统治者对孔子家族表示的尊崇之意。
孔子逝世
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四月十一日，孔子逝世，享年73岁。鲁哀公作诔文悼念孔子，开后世诔文之先河。孔子的门徒服丧三年，而子贡则在孔子墓冢旁建房而居，6年之后才离去。因为孔子弟子及鲁国人在孔子墓附近聚居，所以墓地一带就叫孔里。孔子晚年自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闭门治学，潜心研究礼义。他与弟子整理古籍，评论时事人物。传说他作《书传》《礼传》，为《易》作《彖辞》《象辞》《系辞》《序卦》《说卦》《杂卦》《文言》，人称《十翼》；删减《诗》3000多篇为305篇；整理《春秋》，使文辞简约而内寓褒贬。孔子的主张虽然不被当时的君主所采用，影响却很是深远。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巨人，他以道德作为政治、行为的规范，从个人角度规范了仁、义、忠、信，完善了春秋道德思想，他的大同精神、日新精神和存而不问、但求进取的精神成为战国文明的主导精神。
儒家思想
关于儒的含义，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太宰》时指出：“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可见，儒就是用六艺（即诗、书、易、礼、乐、春秋）教育贵族子弟的王官。春秋时期学术下移，官学变为私学，便将从事教育的人也称为儒。鲁国是周公的旧封，长期保留着丰富的商周文化传统。“周礼尽在鲁矣”，因此，鲁国的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绝非偶然。孔子的学说就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孔子生活的时代，社会正酝酿着巨变，当时“士”处在社会的中间，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但士阶层是军事上的作战骨干，政治上的下级官吏，文化上的知识群体，士的社会作用非常重要，但地位不高，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当“士”们想求仕闻达时，便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而在穷困不得志的情况下，就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观念。
孔子的政治观和伦理观是互相交融的。孔子政治主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最高的政治思想。“德”指仁义，“礼”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乐”是从感情上求得人与人相互间的妥协中和。“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乐的基础是“仁”。“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孔子主张仁政，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论语·先进》载，弟子冉求替季氏聚敛，孔子愤怒将其逐出师门。他主张举贤才，慎刑罚，薄赋敛，重教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里已经反映出孔子的统一思想。尽管孔子的思想并不符合春秋末期的历史实际，但只要统一的政权出现后，这种思想能迎合统治者的心理，所以受到后世的提倡。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各个王朝都积极利用孔子的这种思想，维护现行政权的稳固。
延伸阅读
《论语》
《论语》是孔子思想和言行的集中反映，共20篇。它是中国语录体散文的滥觞，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语言简洁隽永，内敛含蓄，用意深远。由于孔子对现实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认识，《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比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语言虽简短，但感情丰富，通过简单的对话和行动来显示人物的性格。例如《先进》篇中，弟子们各言其志时，子路的直率、冉有的谦逊、公西华的善辩、曾哲的洒脱，以及《微子》篇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生动传神。
诗经中的世界
春秋时期
人物：孔子 地点：黄河流域 关键词：风 雅 颂
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成风、雅、颂三类。其中“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国风，共160篇。“雅” 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颂”是宫廷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有诗40篇。总体说来，《诗经》中的诗篇反映了上自西周，下迄春秋中叶，以黄河流域为主的社会生活，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瑰丽的奇葩。
风、雅、颂
《诗经》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描绘，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鬼神的乐章，也有贵族间宴饮交往的记录，更有反映劳动、打猎、恋爱、婚姻和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31篇“周颂”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庙的歌曲，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其中也有些春夏祈谷、秋冬庆丰这类答谢神佑的祭歌，涉及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和规模，是今人探讨西周初年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小雅”的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是在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些雅诗的作者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批判当权者的昏庸腐朽，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其创作也因此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这时期的雅诗较周初的颂诗和雅诗篇幅有所增长，句法整齐，语气通畅，没有周初颂诗的板滞沉重和雅诗的宗教神秘色彩，叙事单纯，比喻生动，偏重于抒情，有强烈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晶莹的珠宝。“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鲜明的画面，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出平民百姓对剥削压迫的控诉和追求婚姻幸福、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逐渐养成敏锐的观察力，积累下丰富的知识。他们具有以质朴的语言描摹事物和以简朴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才能。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国风”中得到高度的体现，并成为其显著的艺术特点。比如《七月》以素描的手法把贫苦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生动地呈现给读者；《黄鸟》以殉葬为题材，通过对殉葬者深切的同情和惋惜来抗议这种暴行；《氓》以女主人被遗弃的可怜遭遇、万分悔恨的倾诉和毅然决绝的态度，道出当时社会制度的罪恶。“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诗经》的这种语言特点，并非苦心营造出来的，而是劳动人民对事物细致观察后的自然流露，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
《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图卷》宋 马和之
图卷取材于《诗经·小雅》中《南有嘉鱼》等十首诗，每首诗文后附图一幅，共计十二幅。全卷笔墨简练，线条流畅多变，构思精妙，是一件难得的以古典文学作品为题材的绘画杰作。
特色和影响
《诗经》是中国诗史辉煌的起点，它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与《诗经》基本同时代的古希腊荷马史诗，则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开启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第二，《诗经》除极少数篇章外，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几乎没有虚构出的超越人间的神话世界，所讲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这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重现实性的体现。第三，《诗经》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显得较为克制与平和，由此使得抒情常带忧伤、隽永和细腻的特点。这个特点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后来的诗歌。第四，《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音律平稳。同时，《诗经》常采用叠章的形式以及双声、叠韵的词汇，借以强化感情的抒发和获得声韵上的美感。第五，《诗经》运用许多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作品的形象性。按朱熹《诗集传》的解释，“赋”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即陈述；“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即比喻；“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的内容作铺垫。赋、比、兴被称作《诗经》的三纬，并与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艺，这种谋篇方法的成熟运用是诗经最突出的艺术特色。《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
延伸阅读
散文的黄金时代
散文是文字出现后最实用的文学形式。殷商以来，就有甲骨的契刻文和竹木简的记载。到西周时，金属范铸的铭文得到更好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急遽变化，尤其是“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散文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当时文、史、哲尚无明确分工，这些散文虽是历史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散文正式形成的真正标志是《尚书》。《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汉代，才改称《尚书》，后被儒家尊为经典，名曰《书经》。关于《尚书》的编订年代，有人说为孔子所编，近代学者大都认为《尚书》编订于战国时期。《尚书》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
兵圣孙武
春秋晚期
人物：孙武 地点：吴国 关键词：孙子兵法
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战国400余年间，战乱四起，出现许多名将，例如乐毅、赵奢、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创造出许多新的战术和军事思想，且被总结写成兵书。例如吴起的《吴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尉缭的《尉缭子》、托名姜尚的《六韬》等，其中最著名的兵学家和兵学著作就是孙武和他的《孙子兵法》。
孙武其人
孙武（约前547－前485），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生卒年不详，约为春秋晚期人物。孙武出身于齐国贵族，因齐国内乱随父亲流亡到吴国，隐居郊外躬耕，潜心钻研兵书。吴王阖闾即位后，注重搜求各种人才，孙武经伍子胥推荐，把自己撰写的兵法十三篇呈献给吴王。
铜胄 春秋
铜胄是中国古代将士防护头部的装具，又称兜鍪、头鍪、头盔等。由于它常与护体的铠甲配套使用，所以“甲胄”一词成为中国古代防护装具的统称。
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孙武和阖闾的初次见面并不愉快，阖闾抱着游戏的态度让孙武训练一百八十名宫女。孙武慨然应诺，他将宫女们分为两队，让阖闾最宠爱的两名妃子为队长，发给这些宫女长戟，然后三令五申地说明前进后退、向左向右的命令和如何执行。可到了实际演练的时候，孙武击鼓下令，宫女们却哈哈大笑，没有按照命令行事。孙武又三令五申地重复命令，直到宫女们表示已经记清。可当孙武第二次击鼓下令时，宫女们依然大笑不止，没有执行命令。孙武认为这是军令不严、队官没有执行主将命令的原因，于是下令将左右队长斩首。正看得高兴的阖闾没想到孙武如此执法无情，急忙向孙武求情，可孙武却硬邦邦地回了一句让君王们郁闷的名言——“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最终，孙武斩杀了两个队长，用其他宫女替代了她们的职位。在接下来的演练中，宫女们动作整齐划一，犹如经过严格训练的战士，阖闾这才意识到名将的价值，开始重视孙武。公元前506年，阖闾以伍子胥为谋臣，孙武为主将，以三万吴军大举伐楚。孙武将他的军事天才展露无遗，五战五胜，将二十万楚军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终顺利攻入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一时间，吴国兵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破楚之战后不久，孙武就辞官归隐，再无事迹载入史册。
孙武像
孙武的《孙子兵法》一书在公元7世纪左右传入日本。18世纪后，陆续传入欧洲，有了英、法、德、俄等文译本，成为世界军事文化宝库中的明珠。
兵法名篇
《孙子兵法》内容丰富，其核心是对战略战术的论述。全书结构严谨，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形成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作为一名职业的军事家，孙武对战争保持着一种慎重的态度。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君王和将领不能轻易兴兵，要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他认为解决敌对势力的最好办法并不是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战略思想方面，孙子的见解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战争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二、将帅的军事素质对战争胜负有重要影响；三、对敌我军事情报的掌握至关重要。
孙子认为良好的政治大环境和战争息息相关，他将其称为“道”。有道的战争是可以得到百姓拥护，从而达到“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死”，也就是上下一心，同心协力，《谋攻篇》称其为“上下同语者胜”。战胜的胜负和将帅的指挥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将帅的主要素质，孙武在《计篇》中提出了“智、信、仁、勇、严”是将帅的“五德”。智是指智力的运用信是功必赏、过必罚，与将士们守约、守信；勇是指将领勇敢果决，敢于承担责任；仁和严则是治军的态度，讲究对将士体恤和对军纪的严格要求。孙子还非常重要军事情报，也就是敌我军情的掌握。他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里的知己知彼知道的不只是简单的敌我情况，还包括交战区域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等军事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