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矛 春秋
矛是中国古代常见的长兵器，图中的青铜矛的后端是中空的，可以将木柄安装其上，才能作为一柄完整的长矛使用。
在具体的战术方面，孙武的军事哲学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战争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驻军要选择避免背阳潮湿的地方，防止疾病；同时要善于利用水、火等形式进攻敌人。战争绝不能依赖任何迷信，只能相信众人的力量。“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优秀的将帅要能够“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此将在外可“君命有所不受”。治乱、勇怯、强弱的矛盾对立都是可以转化的，“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他提出许多带有辩证色彩的作战原则和方法。如“因利而制权”“与敌变化”“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作战重信义、讲礼节的传统已被破坏，“诡诈”或者说“智谋”成为用兵的核心。孙武说，“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所谓的“诡道十二法”中，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是对春秋战国军事谋略史的深刻总结。
孙子之后，历代军事学家大多将《孙子兵法》奉为经典，战国时期的吴起、孙膑等人都受到孙武的影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等军事家争先为《孙子兵法》做注释，以表示对这部千古奇书的重视。宋代编纂军学巨著《武经七书》时，更是将孙子兵法居首，号称《兵经》……千百年来，引用、采纳孙子兵法中的论断行兵作战、获取胜利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这都说明了这本兵书在军事学术领域的价值。
专题：车战与战车
⊙战车结构 ⊙武器装备 ⊙贵族战争 ⊙基本战术 ⊙灵活战法 ⊙战车衰落 ⊙淡出舞台
在人类战争史上，步兵是最古老的兵种。步兵对军队装备要求不高，易于组建和维持。相应的，人类战争的形式最初也主要是步战。在中国历史上，原始社会的战争也以步战为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商代前期。但是到了商代晚期，这种步战方式开始逐渐让位于新崛起的车战。到春秋时期，车战已是当时重要的作战方式。
战车结构
在安阳殷墟已发掘出殷商时的战车18辆，可以知道商代的战车用木制作，其形制是独辕、两轮、长毂。车厢内可容纳甲士3人和他们携带的兵器、马鞭、修理车的工具等。这种基本形制，西周和东周的战车承袭下来，但在结构上有所改进。一是车辕的曲度加大，辕端抬高，减少了服马的压力，马的拉力由此增加；二是车厢加宽，甲士完全可以在车上自由挥动兵器，有利于甲士在战车行进时灵活刺杀。为了使战车更加牢固、耐冲撞，一些关键部位的青铜加固件有所增加。此外，西周的兵车种类也增多了：除了供进攻用的轻车外，还有供防御用的广车，有环和皮革以遮蔽矢石的苹车，有指挥用的戎车，有用于填补空缺的阙车（被称为王车），此外还有攻城用的临车、冲车；有装器物用的辇。
中山王国山字形器 战国
器体呈山字形，因此得名。该器雄伟庄重，既是王权的象征，又是中山国之徽标。
武器装备
战车上的进攻性武器包括戈、酋矛、夷矛、戟、殳等长兵器，用于近距离肉搏、随身防卫的短兵器刀、剑等，还有用于远距离攻击的弓矢。战车上甲士的护卫装备有盾、甲胄等。车战时，近距离的格斗发生在两乘战车交错时，所以具有钩割功能的戈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杀伤工具。戈装有长柄，主要适于在战车上抡动作战。矛是尖形的刺杀工具，也是西周、春秋战车上常见的兵器。从商周到春秋战国，矛的形状不断改进，矛身逐渐加长，两翼则变得窄小，这样能刺得更深，增强了杀伤力。戟是戈和矛的复合体，兼有二者啄、刺、勾三种功能。春秋时期戟的形制也在不断变化，战国时期更是出现了钢铁制造的戟。殳是一种打击兵器，由棱形的金属头和竹、木杆构成。战国时殳的金属头往往带刺或棱。用于防卫的盾有木、竹、藤、金属等各种质地；甲形如衣服，披在身上；胄形如帽子，戴在头上，就是头盔。
贵族战争
春秋时期是车战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大国，动辄拥有万乘战车，小国也拥有千辆战车，各国的军事实力，也以战车数量来衡量。其时的战争，绝大部分都是车战。总体而言，当时的车战尤其是春秋早期的车战是贵族式战争，崇尚礼节，本应是残酷的战斗中甚至弥漫着艺术化的气息。两国发生大规模冲突时，作战军队相会，首先安营扎寨驻军，称为“次”或“军”“舍”。例如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次于城濮，楚师背而舍”。然后双方约定战斗时间和地点。战斗在约定的日期开始，双方要排列好阵势，这是车战最主要的步骤，春秋车战无一例外地遵循预先列阵、先阵后战的原则。如城濮之战时，“晋师陈于莘北”。宋襄公意欲争霸，与楚军交战时等到楚军过河摆好阵势再进行决战，被后世讥笑为不知变通，其实这也表现了春秋及以前战争尚礼、先阵后战的风气。此外，春秋的车战基本都在白天进行，若有少数白天不见胜负的战争，则夜晚休战，双方清理死伤，重组部伍，以待明日再战。
铜匕首和带钩 春秋
左右两侧的器物是错金带钩，中间的是镶嵌有绿松石的青铜匕首，均为春秋时期贵族使用的器物。
楚王酓璋戈
戈是一种盛行于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兵器，秦以后逐渐消失。戈的突出部分叫作“援”，“援”上下都是锋刃，用以钩割或啄刺敌人。
基本战术
春秋时期列国之间战争频仍，在战争中车战战术也取得了显著进步。首先是车战阵形有了很大发展，比较普遍地采用了中军和左翼、右翼三部分相配合的宽正面横向阵形。随着车战规模扩大、参战车辆增加，战车编队也扩大了。其次，出现了初级的野战防御方法——营垒，能够阻碍战车的冲击。另外，春秋时尤其是晚期的战争中诈术也开始使用，信义在战争胜负的比照下显得微不足道，比如乘对方阵形尚未列好就发起攻击。又如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晋、楚军队隔河对峙，因为渡河的一方在渡河时很容易被对方攻击而溃败，所以双方相持不下。这时晋国内部发生动乱，晋军急切回撤，于是晋军将领写信给楚帅，提出了一个建议：或者晋军后退30里，楚军过河，然后双方列阵决战；或者楚军后退，让晋军过河。楚帅接受了后一种办法，他没想到等楚军撤退后，晋军乘机也撤回国了，追之不及。
灵活战法
春秋时期的战车阵战灵活运用了多种作战方法，比如迂回侧后、攻其不备，佯退侧击和设伏合围等。在城濮之战中，晋楚双方各自都有左、中、右三军。晋军首先击溃了薄弱的楚军右翼陈、蔡联军，接着上军和下军同时向后佯退，楚左师孤军追击晋上军，结果造成侧翼暴露，晋中军乘机从旁侧击，晋上军也回师夹攻，楚左师大败。这是佯退侧击的著名战例。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当齐军败退时，曹刿阻止鲁庄公匆忙追击。他观察齐军败退时的旗帜和车辙，确认齐军是真的溃败后才下令追击，就是因为害怕齐军佯退设伏。
战车衰落
商周时期，军事角逐的中心区域在关中和中原地区，地势开阔平坦，是适合战车驰骋的平原地带，马拉战车的巨大冲击力是早期步兵无法抗拒的。春秋中期以后，由于争霸战争不断发生，作战区域扩大，地形也变得复杂，其中不乏山川沼泽，战车无法在这些地方列阵冲锋，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于是一些国家又组织了适应能力更强的步兵，或将车兵改编为步兵。这些现象预示了车战的衰落和步战的复兴。
春秋战车复原图
春秋列国军队典型的编制一般有军、师、旅、卒、两、伍6级制，一伍由五名战士组成，一两由五个伍和一乘战车组成，战车是战斗核心。四两是一卒，五卒组成一旅，五旅成一师，五师成一军。
淡出舞台
到战国时期，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残酷性增强，伤亡也随之增多，必须征召大量军队。战国群雄军队数量较之春秋时期十倍几十倍地增长，秦国有带甲百万，齐国有带甲数十万，楚国也有带甲百万。这些军队都来自农民，平时没有经过车战必需的长期系统的训练，而以各国的实力，也根本没有可能将这样庞大的军队装备成车兵，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军队必然是步兵。另外，车战也有其固有弱点，除了对地形依赖较大外，它作战方式呆板，主要是速战速决的野战，不适于攻城，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战国时期，经济发展，城市作为商品贸易和政治中心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攻城灭国成为大国兼并的直接目标，城市的防御功能也显得突出。车战既然不能担任起攻城的重任，其地位也必然下降。战国时期步兵的战术有了很大突破，在野战方面，广泛采用了先进的密集阵形和更加坚固的布障设垒等防御方法，能够与战车抗衡；步兵的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进，特别是大量使用了威力巨大的远射兵器——弩，能够在宽大的正面上有效遏制战车的冲击。战国时期作战区域进一步扩大，地形更加复杂，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车战风光不再，步战取而代之。
秦始皇陵2号铜车马
这辆铜车马属于驷马单辕车，比例约为真实车辆的二分之一，重量约为1.2吨，是世界考古史上发现时代最早，驾具最全的铜车马之一。
战国七雄的变法图强
战国中前期
人物：李悝 吴起 申不害 商鞅 赵武灵王 地点：中原地区 楚国 关键词：变法
战国初年，韩、魏、赵三家将中原传统强国晋国瓜分，正式成为中原诸侯，再加上取代姜氏的田氏齐国和仍旧活跃着的老牌强国秦、楚和燕三国，战国七雄并立的局势正式形成。当时的列国形势是齐在东，楚位南，秦偏西，燕靠东北，韩、魏、赵居中。为了巩固政权、富国强兵，各国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法改革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魏国李悝变法、韩国申不害改革、楚国吴起变法和秦国商鞅变法。其中以秦国的变法最为彻底，这也为秦国后来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李悝变法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开启战国时期招贤养士的风气。他任用李悝变法。李悝变法主要是“尽地力之教”，就是最高限度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内容包括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等。其次是控制物价方面，实行平籴法：把好年分成上中下三等，坏年也分成上中下三等，好年由政府按等出钱购入一定数量的粮食，坏年由政府按坏年的等级平价沽出。此法的目的在于使百姓不太受物价影响，提高农民生产兴趣。李悝变法最具影响的是撰成《法经》，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是春秋以来各国立法的集中体现。《法经》共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共六篇，这部曾为“商君受之以相秦”的法典，是秦汉以来封建立法的滥觞，成为以后历朝制定法律的蓝本。李悝的改革不仅使魏国“强匡天下，威行四邻”，成为战国前期最强盛的国家，还是战国各国改革的开端，使战国时代政治、法律、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革新进入新的阶段。
青铜嵌绿松石带钩 战国
带钩长16.5厘米，河北平山出土，为战国时期贵族佩戴饰物。
楚韩变法
公元前389年，楚悼王任命军政双优的卫国人吴起为令尹，主持楚国变法改革大计。当时楚旧贵族势力猖狂，吴起的改革便先从改变世袭的分封制着手，限制旧贵族，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将这些旧贵族迁徙到边远地区开发荒地；整顿官场歪风，裁汰无能的官员。楚经吴起变法，逐渐强盛起来。吴起曾“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
然而吴起的改革只得到了楚悼王个人的支持，并没有得到楚国统治阶层的认同。相反，因为改革触及了很多贵族的实际利益，吴起反而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吴起在郢遭到楚国贵族们的谋杀，变法基本失败。
公元前354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进行变法。申不害的变法和其他诸侯变法不同，他讲究君王统治之术，以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由于申不害没有把改革政治、经济旧制度的“法”放在主要地位，而只讲究术，也就是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这种变法只能暂时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对韩国提高国家实力帮助不大。
商鞅变法
魏国开启各国变法的先河，而秦国的商鞅变法无疑是最为彻底和成功的典型。春秋时期，尽管秦霸西戎，但与晋、楚相比，秦的政治、经济、文化要落后得多。秦孝公时，秦国内部宗族经常发生械斗，外部受到楚、魏两国的侵迫。东方各国都视秦为戎狄，拒绝与秦会盟，面对这种耻辱和难堪，好强的孝公甚至做出以半壁江山相谢的承诺，只求有人能够助他变法图强。商鞅闻讯后，便匆忙离开故土魏国，赶到秦国，辅佐孝公变法。
从公元前356年（一说公元前359年）起，商鞅两次下变法令，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以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打破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新的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编制户口、“什伍连坐”，实行中央集权，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发展社会经济；“平斗桶、权衡、丈尺”，颁布标准度量衡器，方便税收和货物交换，加强集权制度；“燔诗书而明法令”， 加强思想统治。
十五连盏灯 战国
这件灯具如同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由长短不同的八节枝干接插而成，伸出的枝条上托有十五个圆盘灯盏，枝干上还铸有一群嬉戏的猴子，构思极为巧妙。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秦推行新法18年，国家日益富强。司马迁说，商鞅变法后，“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曾经忍辱负重的孝公因商鞅变法有功，便封他15邑，号为商君。商鞅变法带给秦国的除了有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发展外，还有那支虎狼般勇猛和残忍的军队，因为杀敌立功、斩敌首级就意味着能够得到奖赏和晋爵，对普通百姓来说，至少也应该可以摆脱贫困。公元前354年，秦夺取了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公元前352年，商鞅率兵攻取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40年，商鞅俘虏魏将公子 而战胜魏军。但商鞅的新法令和旧贵族的利益是有抵触的，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文王即位，商鞅被杀。但商鞅变法的成果仍沿袭下来，为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胡服骑射
战国后期，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力迅速提升，以至于构成了对山东（指崤山以东）六国的严重威胁。其中六国中的赵国西北有匈奴，西有林胡、楼烦，西南与强大的秦国接壤，这使得赵国的周边环境非常险恶。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刚刚即位的赵武灵王决心改革图强，振兴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
春秋时代，各国都以战车和与之配合的步兵作为军队主力，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但是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到了战国时代，战场遍及中原大地任何一个地方，作战地区的地形地貌多种多样，这就更使得战车不再适合战争的发展。赵国由于长期与胡人作战，逐渐发现车步协同的作战方式远不如胡人的骑兵战术机动灵活，赵武灵王决定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同时武灵王也认识到为了适应骑战的需要，必须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傲的氛围中，武灵王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胡服骑射”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军事和服饰层面，还逐步渗入到政治层面。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赵武灵王罢免了一些贵族的官职，起用了一些来自民间和其他国家的人才，这些措施也使得赵国的政治面貌发生了一些改变。经过赵武灵王的努力，赵国成为北方唯一一个有实力与秦国一争高下的国家。然而赵武灵王的改革仍然激起了国内保守贵族的不满，赵惠文王四年（前296），赵国发生沙丘宫之变，已经退位的赵武灵王被围于沙丘行宫之中，最终饿死其中。赵武灵王死后，赵国把持朝政的仍旧是那些传统的贵族势力，这样赵国在天下的争霸中败给秦国，并最终亡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胡服”的习惯依旧被保留下来，由“骑射”而强大起来的赵国军队也得到不断加强，直到长平之战中才损失殆尽。
双兽三轮盘 战国
这件轮盘高15.8厘米，口径26厘米，1958年出土于江苏武进，现藏于南京博物院。轮盘器形别致，在一侧由底盘上伸出两只龙首，在盘底呈鼎足状安排有3个六辐圆轮，具备了江南地区东周青铜器的显著特征。
升级的争霸战争：从桂陵到长平
战国时期公元前342年－公元前259年
人物：孙膑 庞涓 白起 赵括 地点：桂陵 长平 关键词：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中国境内的诸侯国并不止战国七雄这七个国家，但实力强大，有资格争雄一时的还是秦、齐、楚、魏、赵、韩、燕这七个大国。为了争夺天下，这七大强国征战不休，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战争的激烈程度和破坏性也越来越高。在公元前354年的桂陵之战中，魏齐两国动用的军队不过十数万，而在近百年之后的长平之战中，秦、赵两国已经动员了百万大军进行了一场决定双方国运的大决战。长期而残酷的争霸战争一方面给各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让政治上的统一成为人民的渴望和历史的趋势。
马陵、桂陵之战
战国前六十年，三晋中的魏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霸主。由于魏国所处的中原地区，开发较早，生产力先进、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同时由于路网纵横、交通便利，所以天下物产云集，从而使商业繁荣、制作业发达。此外，魏国还是战国第一个实施变法图强的诸侯国，魏文侯重用法家李悝、西门豹，制定《法经》，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地激活了生产力。在军事方面，魏国较早地进行了军事变革，建立了以精锐武卒为核心的常备军，魏军内部等级森然、分工明确，且数量庞大。魏襄王时期，魏有武卒（重装步兵）二十万；奋击（轻锐步兵）二十万；苍头（裹头巾的待选新兵）二十万；厮徒（军工、勤务兵、辎重兵）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军事实力堪称战国第一。在名将吴起的带领下，魏军南征北战，屡次击败齐、楚、秦、赵等强国的军队，创下了“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均解（不分胜负）”的恐怖战绩。其中受伤最深的就是魏国的西邻秦国，不但被魏国夺走了黄河西岸五百多里的肥沃土地，连函谷关都一度被魏军攻下，差点被逼到了灭国的边缘。
云纹金盏和漏匕 战国
这两件金器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然而魏文侯的继承者魏惠王缺乏战略眼光，四处树敌，同赵、齐、韩、秦、楚等国家轮番开战，最终国运中衰、一蹶不振。以至于后来魏惠王凄凉地哀叹说：“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失八邑，寡人耻之。”这里的东败于齐指的就是战国初年两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公元前354年，赵国和魏国的附庸国卫国发生了战争，魏惠王率领属国联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这时的赵国还不是后来胡服骑射后的骑兵强国，无力抵抗魏国的强势进攻，只得向东方大国齐国求救。当时的齐国是齐威王执政，正处于国家实力的上升期，齐威王派出王室将领田忌为主将，以兵法大家孙膑为军师，出兵救援。孙膑判断魏国大军在赵，国内兵力空虚，与其远征赵国，不如直接围攻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一带），这也就是三十六计中第二计“围魏救赵”的来源。结果孙膑计谋得逞，齐军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成功伏击回援的魏军，擒获魏军主帅庞涓，打破了魏军难以战胜的神话。前342年，魏军再次进攻韩国，后者也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坐山观虎斗，于次年才派出田忌、孙膑率军援韩。这次孙膑采用“示敌以弱，减灶诱敌”的战术，将一心报仇雪恨的庞涓和魏军引到了齐国马陵（今山东莘县西南，另有二说）一带，然后伏兵四出，万弩齐发，全歼了魏军主力，庞涓兵败自杀。经过这两次大败，魏国多年精锐一朝丧尽，再也无力争霸天下。
虎噬鹿器座 战国
长平之战
魏国衰落后，秦国东线压力锐减，再加上变法对秦国国力的促进，这个西方国家跃升为和楚、齐并称的一流大国。为了避免楚、齐联手，秦国在外交中迷惑楚国，诱使楚怀王与齐国断交，然后再通过丹阳、蓝田两次大战，重创楚国，使后者的国家实力急剧下降，无力与秦国争雄。楚国衰落后，齐国成为唯一和秦国并称的一流大国，秦昭襄王和齐湣王一度并称为西东二帝，彰显了两国的特殊地位。然而齐湣王却犯下了和魏惠王一样的错误——四面树敌，齐国先后和宋、鲁、燕、赵、韩、魏等国交恶，战略形势极其恶劣。前234年，燕国大将乐毅率领六国联军大举攻齐，一度攻占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齐湣王也流亡国外，为人所杀，齐国几乎到了灭国的边缘。虽然后来齐国宗室田单守住即墨城，并利用燕国临阵换将的机会重创燕军，成功光复齐国，但五年的战争让齐国国力大衰，在军政两方面都不再是秦国的最大威胁。
曾侯乙尊盘 战国
此盘出土于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盘高23.5厘米，口径为58厘米，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楚、齐两国衰落后，山东六国中只有经过“胡服骑射”的赵国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也成了秦国的重点打击对象。前270年，秦军进攻韩国上党（今山西长治），和援韩的赵国在阏与（今山西顺县）展开激战，结果秦军大败。公元前262年，秦军再次进攻韩国的上党，无力抵挡的韩国把上党献给了赵国。然而等到赵国主将廉颇率领大军到达上党时，秦军已经攻陷了上党全部17座城池，廉颇只好率军驻守地形险要的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与秦军展开相持。廉颇的战略意图很清楚，长平地区远离秦国而靠近赵国，因此秦军的后勤补给线要比赵军长，只要守住阵地就能拖垮秦军。
就这样，两国在长平相持了整整三年，不分胜负。对廉颇无可奈何的秦国君臣只得实行反间计，在赵国散布谣言说廉颇老朽无能，胆怯畏战，秦国只害怕赵国年轻将领赵括。赵王果然中计，用夸夸其谈、毫无战场经验的赵括替代了老将廉颇。赵括来到长平后，全部推翻了廉颇的军事部署，率领赵军向秦军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秦将白起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先诱使赵军主力深入本方阵地，然后以精锐骑兵从侧翼迂回，将赵军主力分割为两段。秦昭襄王得知前线战局后，征发了秦国境内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从秦国的河内郡直插长平身后，彻底将邯郸和长平的联系切断，堵截赵军的援兵和后方接济的粮草。经过46天的围困，赵军吃光了所有粮草，只好向优势的秦军发动自杀式地攻击，结果赵括在战斗中中箭而死，40万赵军成为俘虏。在解除了赵军的武装后，白起下令将240余名未满15岁的赵人放归邯郸，其余的赵国降卒全部坑杀于长平。
长平一战，秦国以巨大的代价摧毁了东方头号的军事强国——赵国（齐、楚虽兵力多于赵国，但士卒的训练和尚武之风逊于赵国），天下进入了战国时代最后的20年，秦人一统天下的时刻即将来临。
延伸阅读
秦将白起
在战国时代的军事史上有“起、翦、颇、牧”四大名将之说，也就是秦国的白起、王翦，赵国的廉颇、李牧。白起之所以稳居四大名将之首，最主要的还是他震古烁今的恐怖战绩。从公元前294年出任秦国左庶长，到公元前258年被秦王猜忌，无奈自杀，白起一生大小七十余战，几乎战无不胜：公元前293年，白起在伊阙（今洛阳龙门）大败魏韩联军，斩首二十四万级；公元前278年，白起率军攻下楚国郢都，迫使楚国君臣仓皇迁都；公元前260年，白起在长平一举歼灭了赵军主力，前后斩首四十五万级……仅史书中有据可查的战役，白起就歼灭六国军队百万之众，山东六国君主对他可谓闻风丧胆。毛泽东同志阅读二十四史时，也曾写下“论打歼灭战，千载之下，无人出其（白起）右”。
墨子与墨家
战国时期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20年
人物：墨子 地点：中原地区 关键词：墨家
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去世后，其弟子将其生前的语录进行整理，汇集在《墨子》一书中。墨子一生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学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与儒家并称“显学”，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墨子与墨家
墨子（约前480－前420，一说为约前468－前376），名翟，宋国人，或说鲁国人，年代略后于孔子。关于墨翟的生平，司马迁《史记》并未作专门记叙，仅在《孟子荀卿列传》末尾简单提及。可见到尊儒的汉代后，墨家学派已被冷落。墨子出身贫贱，自称“贱人”。他生活相当俭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与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态度明显不同。为实行自己的主张，他四处奔走。墨子曾经为阻止楚国攻宋，从齐国出发，步行10个昼夜赶到楚都，和儒士驾马驱车、冠冕堂皇地游历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镶嵌三角云纹敦 战国
敦是古代一种盛放黍、稻、稷等粮食的器皿，出现在春秋时期，后来逐渐演变出盖，战国时多为盖形同体。其基本特征为圆腹、二耳环、三短足，有盖。
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集团是个带有宗教性质的、组织严密的集团，其最高领袖称为钜子。前任的钜子传位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者集团有严明的纪律，“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所有的墨者都必须服从钜子的指挥。据说墨者非常勇敢，并且善于防御战，富有“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死士精神。
墨子的主张
墨子的政治主张，既企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又想符合当时“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墨子认为当时人民最大的问题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称为“三患”。他同时认为当时“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称为“三务”。墨子想通过上说下教找出解决“三患”和“三务”的途径，以解决当时社会上统治与被统治阶级间尖锐对立的矛盾。墨子的政治思想和行动，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首先，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针对战国初年“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祸乱现实，提出“兼爱”和“非攻”的思想，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有相应能力的人要用力助人，用财分人，用道教人，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表达出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但这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墨子提出三项促进生产和限制消费的原则：一是“使各从事其所能”，要求各尽所能；二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主张所有生活资料只供给到够用为止；三是“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建议凡是对于人民物质生活没有好处的事情都应禁止。基于这样的原则，墨子还提出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的主张。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人民的“三患”，实现“三务”。
再次，墨子主张选贤来管理政治，即“尚贤”政治。墨子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甚至觉得应该选举天下最贤的人立为天子，按次选二公、国君、卿、宰、乡长、里长，所有的臣民都得无条件服从上级统治，各级长官对下层臣民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另外，墨子非常重视劳动生产，强调人类必须从事耕织才能取得衣食财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严厉批判“不与其劳，获其实”的行为。
墨子熟悉原来出身的阶层，注重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并能对当时统治集团的奢侈荒唐行为进行尖锐的抨击，这是其思想的进步性。但他过分强调节约，忽视精神生活，过于要求“非乐”，这有违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要求。
铜匕首 战国
匕首类似短剑或狭长的短刀，其首形状类匕（古人取食的器具），因而得名。据传尧、舜时已有匕首。匕首短小锋利，携带方便，是近距离搏斗的有效武器，“图穷匕见”就是一个和匕首有关的著名成语。
儒墨之争
继孔子创建儒家后，墨家也在鲁国建立起来。两家形成“显学”，互相论争，揭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序幕。墨子最初师从儒者，但后来他发现儒家的礼节太过烦琐，便背离儒家，另创墨派。墨家兴起后，发展迅速，人数众多，有极大的活动能力。据《吕氏春秋·当染》载，孔子、墨子死后，“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由于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观点的差异，儒墨两家经常互相诘难指责。
儒墨两家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仁爱”和“兼爱”分别是儒、墨两家的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范畴。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即要求以对父母兄弟的爱为圆心，逐层外推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而墨家的兼爱则是无差等的爱，要求人们抛却血缘和等级差别的观念，爱人如己。其二，儒家“罕言利”，把重利者视为“小人”，所谓“小人喻于利”。墨家则认为义和利是密切联系的，“兼相爱”的同时也要“交相利”。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义利观。其三，孔子讲“天命”， 认为自然界和人的命运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谓“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人顺天命而行。但他也认为要尽力去做该做的事，无论成败，“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人事然后听其自然”。墨子主张“非命”，否认儒家的天命论。但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即“天志”。“天志”能根据人的行为赏善罚恶，它已不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而变为实现理想的理论工具，其实就是借天言志。这种从“天上”到“人间”的转化是明显高于前人的地方。因此，墨子比孔子更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四，孔子对鬼神既没有明确肯定，也没有明确否定。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基本是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墨子主张“明鬼”，肯定鬼神的存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墨子所明的鬼也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其性质与“天志”雷同。墨子这种借鬼言志的行为，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小生产者力量的薄弱，难免会有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的空想。其五，儒家讲究礼仪，重视“厚葬”“久丧（三年）”。墨家认为“厚葬”“久丧”劳民伤财，提倡“薄葬”，不能因丧葬影响社会生产。其六，儒家维护和提倡礼乐制度，前文已经提到，墨子主张“非乐”，反对物质享受，生活只要求能吃饱穿暖，礼仪、艺术等精神生活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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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与《庄子》
庄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老庄”。庄子一生鄙夷权贵，崇尚自由自在的乡间生活，他发展了《老子》的部分消极思想，认为“道”才是天地的本源，认为世间只有道是绝对的，其他都是相对的，他反对社会进步，否定文化知识，痛恨仁义礼乐，他的无论是非、忘记物我、不分梦醒、顺生乐死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对历代的知识分子都有所影响。庄子的著作收在《庄子》一书中，它既是先秦时期著名的哲学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将《庄子》列为第一才子书，可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孟子和荀子
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72年－前238年
人物：孟子 荀子 地点：邹国 楚国 关键词：性善论 性恶论
孟子是传统儒家的主要继承人，地位仅次于孔子，因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杰出贡献，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被人尊为“亚圣”“中国之柏拉图”。荀子是孟子之后、战国末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倡“性恶论”，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进行比较，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有所贡献。
孟子其人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城市)人。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他受业于孔子的嫡孙子思，在思想上与孔子一脉相承。孟子一生的经历和孔子有些类似，少年求学，壮年怀揣政治理想，带着学生游历齐、宋、滕、鲁等国，前后长达20多年。然而孟子到了任何一国，都在宣传他“效法先王、施行仁政”的主张，被梁惠王、齐宣王等急于“富国强兵”的君主视为空谈家，一生都未得到重用。晚年，孟子回到老家著书立说，教育子弟。孟子的核心思想都记录在《孟子》一书中，书中还包括他多年的政治活动、政治理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等等。
孟子墓碑
孟子墓位于山东邹城东北的四基山西麓，墓前有螭首龟趺巨碑，上书“亚圣孟子墓”，为清道光十四年（1834）重建。
在政治上，孟子主张效法先王，实行“仁政”和“王道”，反对当时部分国君的虐政和霸道，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他竭力鼓吹尧舜，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他把政治体制分为“霸道”和“王道”两种，“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所谓的“王道”，实质就是他的政治理想，即“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为民制产”“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这样就能使人民归心，“无敌于天下”。“民为本”“民贵君轻”，这就是孟子的仁政学说的核心所在，也可以说是孟子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
在个人修养方面，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这是他“仁政”思想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的性情本来是善的，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端，这是天生的仁、义、礼、智的萌芽，只要不为物欲所累而满心向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修养论并不局限于内心的自省自律，他更提倡力行，激励人们于忧患之中锤炼自己，由此而引出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只有通过苦、劳、饿、乏、乱等磨难来锤炼意志，强健筋骨和体肤，增强思维水平和办事能力，人才能担当重大使命。孟子从先贤的人生经历中感悟到：险恶的不幸往往更易激发人，使人不断地完善自己；而安逸的生活却会磨灭人的意志，使人颓废，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客观地说，孟子的思想仍然带有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性，但他痛恨暴政，重视人民生活的思想又具有古代民主的特征，对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荀子其人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也称荀卿，赵国人，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杰出的代表人物。荀子的一生和孔子、孟子非常相似，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曾经到齐国、赵国、秦国、楚国等国游历，参与了很多的政治活动。在齐威王、宣王时期，荀子游学齐国著名的稷下学宫，曾三次担任祭酒的职务。后来因为遭到齐国人的妒忌，荀子前往楚国游历，楚国重臣春申君任命其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隐居著书，教导子弟，其中最出名的两个学生，一个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另一个是为秦国统一天下立有汗马功劳的重臣李斯，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荀子的著作《荀子》现今仅存32篇，主要有《天论》《非相》《正名》《议兵》《非十二子》《劝学》等篇。
荀子像
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入室弟子。因为这两位学生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因此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者，认为其近于法家，或者称其为“外儒内法”更加合适。
就学派而言，荀子属于儒家，但他政治思想与孔孟有许多不同，甚至有许多截然相反的地方。比如说荀子主张尊王道，举贤能，与孟子相同；而兼称霸力，法后王，则与孟子相反。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批判地吸收春秋战国时期各家的理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荀子否定天命论，宣传朴素的自然观。荀子认为自然界有其规律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治乱兴衰与“天命”没有关系，人事才是决定性的力量。此外，荀子还认为人对自然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去改变自然，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
荀子主张“法后王”，以“礼”“法”“术”实行有效统治，崇尚君权集中和思想统一，也就是所谓的“尊无上”“一天下”。荀子更强调学习后王，从实际出发，解决社会问题。荀子认为国家和家庭一样，只有树立一个权威，才能彻底安定。他主张“天下为一”，在追求政治上统一的同时，思想上也必须统一，应该是“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这些思想都维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此外，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孟子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先天的，因此启发人的“良知”就可以使人为善，成为圣人。而荀子则认为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环境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种环境决定人道德品质高下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荀子还强调后天教育和隆礼重法的作用，认为礼与法并举才能做到“无功不赏、无罪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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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教子
孟母就是孟子的母亲，也是中国历史和教育史上最善于教导子女的女性之一。据说孟子幼年丧父，全靠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成人。最初，孟子家住在墓地附近，孟子耳濡目染下以埋死人作为嬉戏。孟母怕环境对孟子影响不好，就将家搬到市集附近，结果孟子又开始学商贩叫卖。孟母再次搬家，迁徙到学宫附近，孟子在游戏时开始模仿各种礼仪，孟母认为找到了潜移默化教育孩子的好地方，这才将家安定下来。在后来的学习中，孟子不肯用功，孟母非常生气，用刀把正在织的布割断了，以此来教育孟子做事不要半途而废。这两个故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和“孟母断织”。毫无疑问，孟子后来能成为一代宗师，母亲的教育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韩非和法家
战国后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