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黄牌警告
坑儒这件事情，最早见于《史记》。《史记》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情。汉初的政论家贾谊撰写的《新书》，有专章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贾山的《至言》，也是专文讨论同一事情的名章，他们列举秦始皇的种种弊政时，都只说到焚书，对于所谓的“坑儒”，没有只言片语提及，都是秦始皇不曾“坑儒”的旁证。
历史侦探以为，这桩伪造事件的出现，可能是汉代的方士和儒生们捣鬼，他们在汉代政治舞台上前后登场以后，想要闹革命，抢风头，将自己打扮成秦朝暴政的牺牲品以求道义上的同情，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这件事情，因为背景比较复杂，已经超出了眼下本案的追查范围，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一一细说。
在这桩可疑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解读到的比较可信的史实是，扶苏对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的做法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对秦始皇过于急切的施政表示担心，所以曾经站出来劝谏秦始皇。这个时候的秦始皇，大概是因为服用了方士们进献的仙药，又修炼神奇的方术的缘故，性格变得暴躁，他当即大怒，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部一带)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
始皇帝贬斥扶苏出京，毫无疑问是对扶苏的惩罚和警告，相当于亮了黄牌。不过，黄牌不是红牌，贬斥出京并不等于废黜。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了始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犹豫和摇摆，表示他还想继续观望和考察。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可以举出两个理由。
第一，上郡地区的重要性。上郡在陕西省北部，包括现在的延安、榆林以北地区，紧邻秦帝国的首都内史地区，是秦帝国北部军的总部所在地。秦帝国的北部军，是大将蒙恬所统领的三十万精锐部队。这支军队，在蒙恬的统领下，击败匈奴，占领河套地区，修筑连接长城，在秦帝国的北部构筑起坚固的防线。北部军的任务，首先是防御匈奴，警戒匈奴的骑兵军团南下入侵。同时，北部军的总部设在上郡，上郡是首都的北部防区，所以，北部军又是拱卫首都的外围部队，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军区。北部军统帅蒙恬兼任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史，完全掌控着首都和北部的军政大权，其地位之重要，非同寻常。始皇帝将扶苏派到这里来做监军，不能不说是怒中有爱，贬斥中有重用。
第二，扶苏到上郡以后形成的局势。扶苏善于取信于人，也善于与人相处，他到上郡出任监军以后，与大将蒙恬共事，关系融洽，合作得非常和谐。前面提到，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宠于始皇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始皇帝的身边担当枢要重职，我推测可能是出任郎中令，相当于宫廷内卫大臣。扶苏是皇长子，众望所归的皇位继承人；蒙恬是帝国北部军统帅，兼任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蒙毅是内廷中枢政要，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内有蒙毅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携手联盟，事实上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
我在整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感到晚年的秦始皇虽然暴躁，却不糊涂。从他一生的为人行事来看，他是一个决断敢行的人，为了最大目标的实现，不惜承担巨大的风险。他性格鲜明，处理事情果断而急切，怒气之下常常有过激的举动，一旦省悟又马上更正，毫不优柔寡断，也不拖泥带水。唯有在继承人问题的处理上，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处处显示出矛盾和彷徨。他贬斥扶苏出京，当然是明确的政治态度，表示他有意对继承人问题作重新考虑，表示了警告性的惩罚意图。然而，出京不远到上郡，让扶苏就近掌控了秦帝国最重大的军权，又是一种温存的布局，事实上为扶苏造成一种实力继承的态势。看得出来，始皇帝犹豫于两可之间。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晚年的始皇帝偏爱幼子胡亥，曾经考虑立胡亥为太子，他犹豫于两可之间，就是在扶苏和胡亥之间矛盾彷徨，犹豫于立长子还是立幼子。始皇帝将如何做出自己最后的决定呢?
5.召回扶苏
三十七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巡游天下。这次巡游，始皇帝带上幼子胡亥同行。在当时的形势下，始皇帝的这项举动，无疑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这个政治意图，就是向百官和天下显示可能立胡亥为继承人。这个意图，可以说是公开的意图。
始皇帝这次巡游，还有另一个意图，这个意图是比较隐蔽的。那么，这个隐蔽的意图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始皇帝第五次巡游天下，从三十七年十月开始，持续了整整十个月之久。在这十个月里，秦帝国的大臣们分成两套班子，以右丞相冯劫为首的一帮大臣留守首都咸阳，以左丞相李斯为首的另一帮大臣随同出行，政府的种种政务，主要在行旅途中处理。这种安排的结果，就是将帝国的政治中枢转移到车马行宫中，在这种安排之下，始皇帝将胡亥带在身边，也是有意要在巡游途中对他做实实在在的考察，考察他是否能够胜任未来皇帝的重任。那么，这次考察的结果如何呢？一句话，不合格。这个不合格的结论，是始皇帝经过十个月的考察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做出来的。这个不合格的结论在哪里呢？就在始皇帝临终留下的遗诏当中。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临终的始皇帝与这份遗诏。
三十七年七月，巡游天下的始皇帝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乘船射杀了大鱼以后，沿海西行，踏上了归返咸阳的回程。车驾一行抵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境内)，始皇帝突然染病。卜卦的结果，有北方的山鬼作祟。始皇帝紧急派遣心腹大臣蒙毅前往代县(今河北蔚县)一带，替代自己去祭祀名山大神，祈求消灾除病。
车驾渡过黄河抵达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境内)时，始皇帝病情急遽恶化，不得不停驻下来。始皇帝预感不祥，紧急在病榻前口授遗诏，安排后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始皇帝遗诏，又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这件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
这就是古代史记载的问题，关系帝国命运的如此大事，寥寥数语，而且语焉不详。这封后来被称为遗诏的“赐公子扶苏玺书”，竟然只有七个字“与丧会咸阳而葬”。从上面这段纪事的字面上，我们只知道始皇帝身前厌恶谈死，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有关死的事情。他一直怀着不死的期望，不懈地与死神搏斗，他对身后的事情，长期没有明确的交代。不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认输，向死神低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死期来临。他从不死的幻想中省悟过来，决定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将后事托付给长子扶苏，诏令扶苏从上郡回到咸阳，主持丧葬等一切事宜。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幼子胡亥是唯一在身边的儿子，也是他有意立为继承人的爱子。然而，事到临头，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并没有将后事交代给近在身边的胡亥，而是交代给了远在上郡的扶苏。对于这件舍近求远的事情，我们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经过十个月的亲自考察，始皇帝最终认为胡亥不适合做自己的继承人，他从扶苏摇摆到胡亥的心，又从胡亥摆回到了扶苏。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在场有三位重要人物，胡亥、李斯和赵高。我们已经谈到过，胡亥本来是没有政治能力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他坦然接受父亲的决定，没有多余的遐想。但是，胡亥的老师赵高却另有想法。当时，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事，始皇帝的遗诏笔录下来以后，要由他加盖皇帝玺印，封口送出。他扣留了遗诏，说动胡亥和丞相李斯，销毁了遗诏的原本，另外伪造了一份新的遗诏，诏令长子扶苏自杀，立幼子胡亥为继承人。这件事，史称“沙丘之谋”。
沙丘之谋的关键，是遗诏问题。始皇帝临终之前真的留有遗诏吗？这个遗诏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这个遗诏真的先被赵高扣留，后来被掉包了吗？
这个有关始皇帝遗诏的问题，千百年来，不断地被提起，也不断地被质疑。实际上，不仅限于始皇帝的遗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遗诏就是一个不断地出现而又始终说不清的复杂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遗诏，因为是先帝的临终之言，留言人已经死去，死无对证；接受遗诏的人，往往只有先帝临终前围绕在病榻边的寥寥数人，他们都是深深卷入政治旋涡中心的枢要人物，当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处置先帝遗留的种种问题，也包括所谓的遗诏问题。那么，这些人将如何处理遗诏问题呢？
从历代的事例来看，所谓遗诏问题，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本无遗诏，后来出现的所谓遗诏，是由处理临终事宜的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制作出来的。据我们现在所知，明代的遗诏多是如此。二，本有遗诏，遗诏的内容也符合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宣扬，被执行。汉武帝死前托付幼子与霍光等人的事情，应当属于这一类。三，本有遗诏，但是，其内容不合于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销毁隐瞒，再伪造出一个新的来。那么，始皇帝的遗诏问题，究竟应当属哪一类呢？我们不妨根据上述三种情况来作一个判断。
看来，秦始皇的遗诏问题属于第三类。《史记》的处理是比较合于史事和情理的。突然死亡的始皇帝临终前匆匆留言，将后事托付与长子扶苏，由于笔录下来的遗言已经被销毁，所以只留下一句意向性的证言：“与丧会咸阳而葬。”
与，参与。丧，丧礼。会，会合。扶苏是长子，他参与丧事就是主持丧葬仪式。秦始皇死在巨鹿郡沙丘，遗体将运回咸阳，扶苏在上郡，所以召回他到咸阳，与灵柩会合，为父亲送终。
这句意向性的证言究竟是谁留下的，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不过，始皇帝赐书扶苏的重大政治意义，当事人之一的赵高曾经作过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这个解释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文中叙述赵高扣留了始皇帝的遗诏以后，直接来见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
这句话说：“皇上过世，没有诏书封赐诸位王子，只有一封书信单独赐予长子扶苏，长子扶苏到了咸阳以后，当即立为皇帝，而公子您则连尺寸的封土都没有，如此一来您怎么办？”赵高所说的“赐长子书”就是被销毁的遗诏，内容尽管不清，扶苏将由此即位成为皇帝的事情却是明白无误的。
6.一招险棋
通观古往今来有关遗诏的种种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总结：所谓的遗诏问题，都是活人借死人的口说话，体现的都是活人的利益。死人说得好，活人接着说；死人没有说，活人代他说；死人说得不好，活人修改重新说。
历史上遗诏的真伪，因为活人利益的介入，大多难以鉴别，我们也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花费过多的精力。不过，也正是因为活人利益的介入，先帝死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遗诏，却是可以预测得到的，它一定符合临终前围绕在病榻周围的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在历史学看来，遗诏的真伪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在秦末的历史上，在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是赵高等人制作的遗诏，这份遗诏导致了长子扶苏自杀，幼子胡亥即位，最终酿下了秦帝国突然崩溃的祸根。
那么，赵高等人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遗诏，长子扶苏为什么会因此而自杀呢？这又牵涉到秦末历史上种种难解的谜团。
赵高和李斯等人制造的遗诏，《史记·李斯列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段记载说，胡亥、赵高、李斯等人经过商量以后，诈称丞相李斯接受了始皇帝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继承皇帝大位，另外制作了一份赐予长子扶苏的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朕巡游天下，祷祀名山众神，以求延年益寿。令扶苏与将军蒙恬领军数十万屯驻边疆，十余年间，不能进取向前，士卒损耗甚大，尺寸之功皆无。不仅如此，反而多次上书诽谤朕之所作所为，因为不能回归京城成为太子，日夜怨望不已。扶苏身为人子不孝，赐剑自裁。将军蒙恬在外辅佐扶苏，知其心思谋怨而不能匡正，为人臣不忠，赐死。属下军队，交由副将王离统领。”
这份书信用封泥封缄并加盖皇帝玺印后，由李斯手下的亲信舍人和胡亥手下的门客共同持送上郡。从当时的形势看，李斯、赵高等人制造遗诏，送这封书信到上郡去，实在是一招险棋。
之所以说这样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实力上的。扶苏与蒙恬在上郡，统领着帝国北部军三十万精锐部队，控制着首都咸阳的北部外围防区。他们如果怀疑遗诏的真伪，拒绝接受的话，胡亥、赵高和李斯是没有实力可以同扶苏和蒙恬对抗的。
第二个理由是时间上的。如果扶苏和蒙恬怀疑遗诏的真伪，请求再次复核的话，胡亥、赵高和李斯将无法继续隐瞒秦始皇已经过世的消息。
关于第二点，我要特别提到蒙恬的弟弟蒙毅。蒙毅是秦始皇最信任的内卫大臣。史书上说：秦始皇“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秦始皇外出时，蒙毅同车侍候，秦始皇在朝内处理政务时，蒙毅在御前侍候，他是从来不离秦始皇左右的心腹。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蒙毅是一直跟随在身边的。不过，前面已经提到，秦始皇在平原津染病，占卜打卦，以为是有恶鬼作祟，临时派遣蒙毅到代县一带，代替自己向山川之神祈祷。因此，秦始皇在沙丘平台突然死去时，蒙毅恰巧不在身边，这就给赵高留下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请大家一起来联想一下当时的形势，蒙毅临时外出祈祷，一旦祈祷完毕将回来向秦始皇复命。以路途距离而论，从沙丘到代郡近，从沙丘到上郡远。如果身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对遗诏产生怀疑，请求复核皇帝书信的话，使者一来一去之间，蒙毅就可能祈祷完毕归来。蒙毅一旦归来，秦始皇已经死去的事情就将无法隐瞒。也就是说，时间每拖延一天，伪造遗诏的事情被暴露的危险就增大一点。
那么，扶苏和蒙恬接到遗诏后作何反应，蒙毅能否及时归来呢？而赵高等人又能否确保始皇帝已经死去的消息不被泄漏呢？
7.不可理喻的自杀
始皇帝突然死去，在场的只有胡亥、李斯、赵高和在始皇帝身边服务的数名宦者。胡亥、赵高和李斯结盟定约，送走了送信的使者以后，严密封锁了始皇帝已经去世的消息，将始皇帝的尸体置于通风良好的辒辌车中，由始皇帝的近幸宦者驾驭，定时奉献饮食，让百官如同往常一样请示奏事。饮食的摄取，政事的处理，都由隐藏在车中的宦者秘密代行，一切完全如同始皇帝在世时一样。
始皇帝死时，正值夏天，天气炎热，遗体极易腐烂发臭。以常情而论，胡亥等人应当急速护送始皇帝遗体从沙丘直接往西去，回到首都咸阳，入土埋葬，也便于安排夺权即位的后事。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做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宣称始皇帝继续巡游，北上视察帝国北部边防。
始皇帝死在沙丘，沙丘在秦的巨鹿郡南部，地方在今天的河北省广宗县。继续巡幸的车马由沙丘出发，往东北方向进入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一带)，由井陉关进入太原郡(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再由太原郡北上，经过雁门郡(今山西大同西部一带)进入云中郡(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南一带)，一直往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一带)方向西去。
这就是说，胡亥等人大夏天车载始皇帝的尸体，不远千里，北上绕道环行。途中，当遗体腐烂发臭时，他们命令在辒辌车上装载百余斤干咸鱼，用来扰乱尸体的臭味，避免让人生疑。看来，胡亥等人不仅煞费苦心隐瞒始皇帝的死讯，而且不想马上回到咸阳去，他们敢冒如此巨大的政治和道德上的风险，采取这项不可思议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原来，扶苏与蒙恬统领三十万北部军防卫帝国的北疆，九原、云中、雁门以东一直到辽东，都是北部军的防区。北部军司令部设在上郡，李斯的舍人和胡亥的门客携带伪造的皇帝诏书已经前往上郡；为了配合诏书的发送，胡亥等人有意制造始皇帝继续出巡北疆的假象，一方面镇抚北部军将士，一方面威慑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使他们相信诏书没有任何疑问，皇帝正在前来的途中。
赵高、李斯送走携带皇帝书信的使者以后，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步险棋，在得到上郡方面确实的消息以前，他们不敢回到咸阳，他们担心诏书被怀疑。而事情的发展，一开始也正如赵高和李斯所担心的，诏书的真伪被怀疑，被大将蒙恬怀疑。
胡亥和李斯的使者抵达上郡，宣读了始皇帝的诏令。扶苏接旨受命，开封读始皇帝赐书，他当即悲痛落泪，进入内舍准备自杀。这时候，蒙恬站出来劝阻扶苏说：“陛下在外巡游，没有册立太子，派遣臣下统领三十万大军镇守边疆，委任公子为监军，这些都是关系到天下安危、国本稳定的重大决定。眼下有使者携书前来，要公子和在下马上自杀，何以知道是真是假？希望公子上书请求复核，复核无误后再遵旨自杀，也为时不晚。”
蒙恬受始皇帝信任重托，是多年统兵在外的大将，凭他对当前政治局势的了解，对皇帝赐书的真伪有相当的怀疑。当年，魏国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杀大将晋鄙夺军权，正是使用使者诈称王命的手段，这是无人不知的事情，可谓是前车之鉴；如今皇帝高龄多病在外，突然有诏书使者来，要皇长子和大将自杀交出兵权，实在蹊跷。蒙恬的判断和劝告，合情合理而又明智。然而，我们永远难以理解的是，扶苏竟然没有因蒙恬的劝告而有所省悟，他当即自杀了，留下了一句“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的话。(编者注：虽仁，呆过阿斗，阿斗尚可一扶，戾太子亦自愤，扶苏死而不冤，自身大过也)
成败决定于一念之差，悔恨铸成于瞬间之误。对于身处高位、左右国政的人来说，瞬间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历史的动向。扶苏自杀事件，是一件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如果扶苏不自杀，不管是再请复核，还是抗命拖延，秦帝国的命运将完全改观，历史将转向另一个方向。
扶苏自杀的事件，实在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件。他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行动，根本不像一位政治人物在面临重大政治危机时的正常行动。对于扶苏不听蒙恬劝谏自杀的事情，后来有人说他是出于仁孝，也有人批评他过于懦弱，我最初推想他的性格可能过于刚烈自负，遇事不能曲折委婉，认为他不是能够在政治上周旋驰骋的人物。现在，当我对秦始皇的历史做了更深入的考察后，觉得事情也许并非如此简单，在个人性格品德的因素之外，可能还另有不为人知的隐秘，另有更为深沉的历史背景，隐现在不可理喻的史实后面。这桩历史的隐秘究竟是什么呢？
点滴的消息，终于在一年以后透露出来了。
8.扶苏的复活
扶苏死后不到一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天下大乱，秦帝国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就崩溃灭亡了。不可思议的是，在陈胜吴广起义时，扶苏再一次复活了。
陈胜吴广起义，不但是导致秦帝国崩溃的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暴动，意义非同寻常。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千古传诵，被历代史家认为是新的平民社会取代远古以来贵族社会的标志，现代的史观派史家更以这句话作为规范秦末之乱的性质为阶级斗争的有力依据。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古往今来的史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件重要的史实，陈胜吴广大泽乡起兵时，另有一项意义重大的标志性行动：“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就是假称秦国公子扶苏，楚国大将项燕还在人世，宣称起义是在他们二人的领导之下发动的。
这件事，《史记·陈涉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大泽乡起兵时，陈涉号令众戍卒说：“‘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这段纪事非常清楚，陈胜吴广起兵时既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也顺从民望而“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可以算是同时并举的另一句口号。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秦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皇位争夺中失败自杀。项燕呢？他也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项燕是项羽的祖父，战国末年楚国的大将。秦始皇二十三年，秦始皇为了统一天下，派遣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项燕统领楚国军队保家卫国，殊死抗击秦军，最后兵败自杀，楚国也由此灭亡。陈胜吴广起义，是在楚国地区由楚国人民所发动的反秦起义，在他们的口号中同时出现秦国皇长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字，这就难免使我们感到有些奇怪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理由。
一、以身份地位而论，不管是扶苏还是项燕，都是第一等的贵族，陈胜吴广以他们作为起兵的号召，可以说与平民意识和农民革命的性质正好相反，与上述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解释也完全不合。这个问题，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细说。
二、陈胜吴广起义的目的，是诛灭秦国，复兴楚国。项燕是统领楚军抗秦的大将，当年就战死在大泽乡所在的蕲县地区，复楚的起义军以他的名义号召楚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是秦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反秦的起义军将他的名字与项燕并列以为号召，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怕就解释不通了。也就是说，扶苏和项燕两人秦楚两国的出身，与陈胜吴广起兵反秦复楚的目的之间，表面上看是不协调的。
破解历史疑案，首先需要搞清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清楚以后，对于史实间的关系，还需要作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扶苏和项燕同时出现在起义军口号中的疑问呢？
9.藤田教授的推测
我在《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我说，凡举事，须有名目。举大事国事，须有大义名分。陈胜，虽说是出身下层贫民，但从他为举事所策划的大义名分来看，他不但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注，而且有相当的政治头脑。始皇帝以暴力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秦政长期失于苛暴。始皇帝死，百姓曾经有所期待，盼望主张温和路线的公子扶苏即位，暴政得到缓和。殊不知扶苏不明不白自杀，少子胡亥即位，暴政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压困苦之下，借助于对仁者的怀念，对暴君作隐喻的抗争，正是民意国情所在。以扶苏的名义举事，反暴政而不反秦政，不仅顺应举国民情，而且利于对秦政府和秦军的动摇瓦解。
以上所讲，尽管是一种道理，总是有些不尽如人意。面对矛盾的史实，难免不生疑问，在被陈胜吴广起义同时并举、诈称为领袖的两位人物身后，会不会有某种隐秘的联系呢？
同样的问题，也被研究同一段历史的外国史家所关注。不久前，我读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胜久先生的新著《项羽与刘邦的时代——秦汉帝国兴亡史》(讲谈社选书，2006年9月)，眼睛豁然一亮。藤田先生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该书第三章叙述陈胜吴广起义时，对扶苏和项燕同时出现在起义军口号中的矛盾史实作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藤田先生以为，扶苏之所以在这里与项燕一道出现，或许是因为他的母系的关系。扶苏的母亲可能是出身于楚国的王女，因为母亲的关系，扶苏与楚国就有了血缘上的关联，扶苏冤死于二世皇帝之手，楚人同情扶苏，复兴楚国的起义军以扶苏的名义为号召，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进而，藤田先生以为，扶苏与项燕的名字之所以同时并举，其间有一个连接二者的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昌平君。昌平君是长期活跃在秦国政权中枢的楚国公子，他可能是护送扶苏的母亲——楚国的王女到秦国来的使者，后来一直留在秦国，成为秦王嬴政的亲信重臣。然而，就在秦王嬴政派遣大军进攻楚国，楚国即将灭亡的紧急关头，他出于爱恋祖国的情感，背叛秦国，与楚军大将项燕一道联手反秦，受项燕的拥戴，成为最后一代楚王。在昌平君和项燕的领导下，楚军在大泽乡所在的蕲县与王翦所统领的秦军决战，结果楚军战败，楚王昌平君死去，大将项燕自杀，时间、地点、事情都在一起。
藤田先生的推测，是基于战国以来秦楚两国非常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做出来的，有相当的合理性。特别是藤田先生找到昌平君这个人物，由此将扶苏、项燕和隐藏在其背后的楚夫人连接起来，这就不仅解通了陈胜吴广起义将扶苏和项燕同时并举，将他们作为号召楚国民众的精神领袖的疑难，同时也为破解扶苏自杀之谜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更为破解秦始皇的后宫之谜，解明始皇后是谁的疑案提供了开启的钥匙。
10.谁是王后？
藤田胜久教授推测扶苏的母亲可能是楚夫人，也就是出身于楚国王室的夫人，我深表赞同。藤田教授进而推测联结楚夫人、扶苏和项燕的关键人物是昌平君，我大受启发。进而，关于昌平君与楚夫人之间的具体关联，藤田先生推测说，在嫪毐之乱爆发前，秦王嬴政迎娶楚夫人，昌平君由楚国护送楚夫人来秦，所以有后来紧急受命平叛之事。想来，在藤田先生作这个推测的时候，对昌平君生在秦国，长期活跃在秦国政坛中枢的身世尚不清楚，所以用楚公子出使秦国的假设，来解释他突然出现在嫪毐之乱中这件异常的事情。
这种解释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一位临时出使秦国的楚国使者，怎么会突然受命统领秦军平定秦国政权中枢的叛乱，秦国的大臣将军们到哪里去了？他如何能够指挥得动秦国的军队？这种不合常情常理的事情，怕是很难得到合理的说明。所以，关于昌平君与楚夫人的具体关联，我们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
首先，我们来看秦王嬴政什么时候迎娶王后结婚。这件事情，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援引秦国王室的成例来作推测。以嬴政的曾祖父秦惠王为例，秦惠王十九岁即位，二十二岁行冠礼成人亲政，二十三岁迎娶魏夫人立为王后成大婚。秦惠王先行冠礼，再迎娶王后行婚礼，应当是秦王室的制度，或者是成例。秦王政九年，嬴政二十二岁，行冠礼，正是沿用这个王室成例。准此，嬴政迎娶王后成大婚，当在嬴政二十三岁时，也就是秦王政十年。嫪毐之乱发生在秦王政九年，当时昌平君已经在秦国，应当与护送楚夫人到秦国无关。
以秦国成例而言，秦王的婚姻，多由太后决定。太后如何为自己的儿子选定王后呢？一般而言，太后为子王选定的王后，往往是自己出生国的娘家。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是魏国夫人，她为武王迎娶的是魏夫人。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是楚国夫人，她为秦昭王迎娶的夫人是楚夫人。孝文王(安国君)的母亲是唐八子，出身不明。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安国君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太子，是出于以祖母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的意愿，宣太后为他选定的正妻华阳夫人，也是楚夫人。
嬴政即位之时，太后一共有三位，养祖母华阳太后、亲祖母夏太后和生母帝太后，未来嬴政的婚姻，当取决于她们三人。秦王政七年，嬴政二十岁时，夏太后过世。秦王政九年，嬴政二十二岁，帝太后因为与嫪毐的不正当关系，被驱逐出京，迁徙到雍城，从此丧失了对秦国政局和嬴政的影响力。到了秦王政十年，嬴政二十三岁，依照秦国的定制将要行大婚选定王后；这时候，唯一能够左右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呢？无疑就是健在的华阳太后了。华阳太后是楚国人，他为孙子嬴政选定的王后，应当就是楚系的夫人。据此，我们可以补充史书失载的内容，写下：“秦王政十年，迎楚夫人。”
至于这位楚夫人究竟是谁，由于史料过于欠缺，我们只能推测她是一位出身于楚国王族的女子。她是华阳夫人所看中的孙媳妇，不但与华阳夫人关系密切，当然也与昌平君关系密切，他们都是同一亲族关系网里的人物。
如果事情确是这样的话，秦始皇的正夫人是楚夫人，长子扶苏可能是楚系夫人的儿子，身上流着一半楚国王族的血液，他与楚系外戚集团关系密切。由楚系外戚的这条线索，昌平君与扶苏和项燕，就可以连接起来了；陈胜吴广起义，假称扶苏和项燕为领导人的事情，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联想到昌平君在秦王政时代的起伏沉浮乃至最后反秦为楚的悲壮历程，以及势必引起的秦国宫廷楚系势力的衰落，那么秦始皇生前的多种疑案，比如他为什么迟迟不立扶苏为太子，扶苏为什么自杀等等疑问，都可以由此得到破解的入口了。当然，更深刻、更广阔的时代历史背景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历史侦探的脚步仍旧不会停止。
谜底：穿透历史的迷雾
(一)司马迁误信的故事
1.新的嫌疑人
在围绕着秦始皇一生的重重迷雾当中，我们调查了四件疑案：生父之谜，弟弟和假父之谜，表叔之谜和后宫之谜。对于这四件疑案，我们通过不懈的追踪，严密的考察，一一作了破解，得出了相对可靠的结论。
疑案追查到这里，是不是已经大功告成，可以告慰先祖，可以鸣金收兵了？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的回答是，此时收兵还为时过早，难免有草草收场的嫌疑。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上述四件疑案的发生，都起源于《史记》。或者是出于《史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或者是出于《史记》记载的含糊，或者是出于《史记》的失载，或者是出于《史记》的误载，说到根子上，还是那句话，都是司马迁惹的祸。
《史记》是历史著作，《史记》中偶尔出错，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史记》连续出错，冤假错案不断，这就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怀疑了，怀疑《史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尽管他从来没有领过稿费，却肯定享有著作所有权。现在，《史记》出了问题，出了冤假错案，司马迁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自然会怀疑：司马迁是否就是这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
秦始皇的秘密我们不妨来作一番超时空的想像。
请回到我们已经澄清了的第一案——生父之谜。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今天吕不韦、子异和赵姬在场的话，他们在感谢历史侦探破解疑案的努力，感谢历史法庭为他们推翻了冤案以后，一定会强烈要求追究司马迁的责任，带司马迁出庭作证，要他解释为什么会在自己的著作当中写下诬陷不实之词。
历史法庭理性而公正地审理历史疑案。历史法庭认为，受害者们要求追究冤假错案的要求是正当的，因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的话，被害者的名誉恢复和事实澄清都是不完全的。历史法庭认为，随着案情侦破的进展，新的犯罪嫌疑人浮现出来了，如果侦探们抓不住这个新的犯罪嫌疑人，疑案的侦破就是半途而废。
接受历史法庭的告诫，历史侦探开始着手调查谁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毫无疑问，司马迁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嫌疑人。
历史侦探追究司马迁的责任，首先要追查《史记》中的种种问题，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如果问题是出于司马迁自己的编造和隐瞒，责任当然在司马迁，我们就可以给他定伪造和隐瞒历史的罪名，并且要求他出头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问题是出于司马迁的道听途说，他只是将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传闻，不加分辨地写进书中，或者是出于疏忽，没有将应当写进史书的事情写进去的话，他就不应当承担伪造和隐瞒历史的罪名，但是，必须承担传播谣言和玩忽职守的责任，他必须出庭解释，他从哪儿听来的谣言，为什么把它写进《史记》？他究竟看到了些什么材料，又是如何选取这些材料的？看来，历史侦探还得忙碌，还得根据司马迁所提供的线索，去追查制造历史疑案的真正犯人。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冤假错案的问题，彻底地追查起来可能相当麻烦，看似简单的历史学疑案，认真追究起来可能相当复杂；这种复杂性，是历史累积的加厚和变形的结果。长话短说，一句话，我们将司马迁作为新的嫌疑人来追究的事情，牵连到历史学中的基本问题：历史著作是怎样编撰出来，又是如何流传开来的？历史在编撰的过程中，历史著作在流传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变形的？
历史编撰和历史流传的过程，宛若一种变形的镜像，我们必须先将这个变形镜的变形原理搞清楚，然后才能根据变形的误差审查变了形的历史，据此修正误差，逼近真实的历史，也才能判定作为嫌疑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究竟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
2.《史记》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
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教导我们说，地球上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是政治家眼中的国际政治世界，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历史。当代杰出的哲学家波普曾经宣称，宇宙有三个世界，第一是物质世界，第二是精神世界，第三是知识世界。这是哲学家眼中的哲学世界，随着信息这种奇特物质的兴起而成为现实。
作为历史学家，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历史学的世界划分。受伟人先贤的启发，我深感“三”是一个有趣的好数字，历史学也与“三”有缘。在这次疑案的追查中，我终于认识到，历史学世界是一个“3＋N”的世界。“3”是历史学的三个基础世界，我分别称它们为第一历史、第二历史和第三历史，N是历史学的多个延伸世界，作为三个基础世界的延伸，历史学的N可以有第四、第五甚至更多的世界。
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曾经真实发生过，这是历史学的第一世界，或者叫作第一历史。以我们所追查过的疑案内容而言，两千多年以前，在关中华北地区，有叫吕不韦、子异、赵姬、嬴政、华阳太后、昌平君、茅焦等一些人，他们曾经交往相处，相爱相恨，有过种种活动。这些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已经消失；这些曾经活着的人们，已经死去，都不可能再次出现了，后人也是不可能再亲眼看到了。
不过，有关这个第一历史的一些信息，却通过口述传承、文字记录和遗物留存的形式保留下来了。这些东西，我们叫作史料。能够反映往事的史料，我们叫作历史学的第二世界，或者叫作第二历史。也以本书的内容而言，吕不韦和华阳太后、子异和赵姬——也就是后来的庄襄王和帝太后、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他们的坟墓都还在，我们可以去凭吊，可以去勘察，甚至可以去发掘。有关他们当时情况的一些文字材料，我们近来也发现了不少，比如出土的秦代竹简，我们可以去阅读整理，可以去研究解释，甚至可以去触摸感受。这些都是最可靠的史料。
根据史料所编撰的历史著作，是历史学中的第三世界，或者叫作第三历史。《史记》，就是这样一本属于第三世界的历史学著作；司马迁，就是一位属于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史记》是一部通史，从传说时代的远古一直写到司马迁所生活的西汉武帝时代。对于司马迁来说，他出生以前的所有历史，他都是没有亲历过的，他只能根据流传下来的史料来作编撰。即使是司马迁所生活的武帝时代的历史，因为个人的经历视野有限，绝大部分仍然只能依据史料来编撰。所以我们说，《史记》不是史料，而是根据史料编撰的历史著作。如果无分析无批判地将《史记》作为史料来看的话，就是还没有入历史学之门的门外汉了。
有了以上的三个世界，或者说三个历史以后，历史学的基础就算是奠定了。
进而，如果有人读了《史记》，根据《史记》的叙述写了一本历史书，比如书名为《史记的人物和故事》，这本书就是历史学基础世界之外的延伸，属于N类的第四世界了。也就是说，根据已有的历史著作再作编撰所写成的历史书，属于历史学的第四世界，也就是第四历史了。如果有人再根据这本书编成一部历史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就属于第五世界，成了第五历史了。同样的延伸，还可以不断地继续下去，这就是我所说的“3＋N的历史世界”。
“3＋N的历史世界”发展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们常常提到的历史真相和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指的是第一历史。随着历史世界的由1到N的步步延伸，我们与历史真相的距离越来越远；第二世界的史料距离历史真相最近，到了史书的第三世界，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一旦进入N的世界，距离逐渐变远，变形随之加大，信用也不断地降低。
与此相反相成，随着历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衍生出来的历史故事，编导出来的历史影视剧，则可能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趣，被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
3.献有孕之女故事的全本
历史学是3＋N的多重世界的模式划定以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可以用来衡量历史真假和价值的尺度。下面，我们不妨将这个尺度放到我们的讲座中来，看看司马迁是根据什么样的史料，又是如何来编撰《史记》的不同篇章的。也许，有了这个尺度的帮助以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史记》的不同篇章中为什么会出现相互矛盾的记叙，进而可以找出制造冤假错案的真正犯人来。
司马迁编撰《秦始皇本纪》，主要根据秦国的史书。其中主要是秦国政府正式的历史记录，叫作《秦纪》，是相当可靠的史料。司马迁也使用了有关秦国国君的一些类似家谱族谱的记载，这些材料多有纪年，比较实在，也是比较可靠的史料。与此同时，司马迁也在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当中选用了一些材料补充进去，使《秦始皇本纪》更为生动丰满。
司马迁编撰《吕不韦列传》，主要是依据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的基本形式，可以从诸子百家中的故事，也可以从《战国策》、《国语》、《战国纵横家书》等书的内容上看出个大概来。这一类材料是战国游士们讲的故事，虽然生动有趣，却因为加油添醋，比附夸张，作为史料来说信用度较低。这一类材料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纪年，常常是张冠李戴，将这个时代这个人的事情，套在那个时代那个人身上，不时闹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出来。所以说，从史料的来源上看，相对于《秦始皇本纪》来说，《吕不韦列传》的信用度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