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人笑得更开心了。
“可惜我们来得不巧，现在已是夏至，要是早几个月来，还真能看到笋尖钻乡鞋呢7”一直沉默不语的汪伯奇也打趣起来。
杜月笙接过汪伯奇的话头，说：“明年清明后，我再请几位来。汪先生、史先生都是上海报界巨头，月笙向来敬重！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有什么话讲开就是了。你们说呢？”
“是啊，是啊。”杨度马上打边鼓说，“月翁对上海滩的两个报闹僵的事，很关心，特地请两位来谈谈，机会难得呀？”
“我听杜先生的。”史量才显出豁达大度。
“杜先生的好意，伯奇十分感激。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们《新闻报》同仁，就是怕被史先生一口吞吃掉，并到《申报》里去
“这，汪先生尽可放心，《新闻报》完全独立，不受我入股的影响。况且，我史某人也不会这么傻，好端端的一家《新闻报》，要把它并到《申报》来，缩小地盘……”
“史先生误会了。我说的‘吞吃掉’，不是指合并，而是成为傀儡。”
“这好办，我当着杜、杨两位立誓，决不干涉《新闻报》内部事处。一切仍由汪先生负责。”
“对史先生的为人，我是敬重的。史先生的保证，也是信得过的，只是同仁们难以说了，况且，时间一长难免发生变故。”汪伯奇的话，软中有硬。
又陷入了僵局。杨度向杜月笙使了个眼色。杜月笙会意，笑了笑，说：
“两位，给我个面子吧！我来出个主意，你们看看如何。”
“好！”双方都点头同意。
“福开森先生的《新闻报》股票已出卖，他的董事长位子自然也免了，那董事会当然要重新成立。为了双方都能摆平，我也来个强盗分书生，入几股，作个公证人。你们两个能信得过我吗！至于《新闻报》里的职员工人，没什么的，我让顾嘉棠带几个兄弟去说说行了。”
俗话说：“请鬼容易送鬼难”，史量才想不到杜大亨来个趁虚而入。但他又转念一想，挂着这“一幅钟馗像”有吓退小鬼之功，何不来个顺水推舟？想定以后，忙表态道：
“杜先生入股，我是求之不得的，今后《新闻报》有了靠山。这样吧，由我的名下送杜先生一些干股（不用花钱的股票，到时只管分红利），不知汪先生以为如何？”
史量才把皮球踢给对手，汪伯奇非得表态不可了。他是深知这位杜大亨的为人的，这一脚插进来以后，很难让他缩回去的，而且对手已爽快地表了态，如果自己再反对，岂不得罪了这位大亨？那样一来，就后患无穷了。他权衡了一番得失，亦装着喜出外的样子：
“杜先生能给我们《新闻报》撑腰，我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呀！”
光表示欢迎接受还不行，因为史量才已提出让“干股”的优惠，自己也得有所表示呀，他想了想，又补充说：
“我拥推杜先生作常务董事。我想报社的同仁们一定举双手赞成的。”
“好，这就妥啦！”在一边察言观色的杨度，立即敲定：“来，我们拟个协定吧！”
“对，弄个协定，汪先生回去也有个交待。杨老先生代表我吧。啸林大哥他们还等我去打牌呢！”杜月笙已经用常务董事的口吻附议了。说完，他拱拱手下楼去了。
这起纠纷的调停，杨度出力不少。这是他为党组织联络、教育史量才做的一桩大好事。可惜，回上海两个多月后，他便去世了。
《新闻报》的股权风潮暂告平息。
当天晚饭后，张啸林、黄金荣拉汪伯奇、杨度去搓麻将，杜月签与史量才坐在小楼的晒台上赏月闲谈。
薄雾弥漫的山岭上，一弯新月探出头来。先是桔红的色泽，过了会地变金黄、淡黄。月光下，山似银丝镶边，竹林湛蓝宁溢。这时的史量才，不由想起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想起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罗兰佐的诉说：
月亮多么恬静地睡在山坡上！我们就在这地坐下来，让音乐的声音悄悄送到我们的耳边。
史量才一向都市化的竞争性心态，这会儿也被溶溶月色淡化，显出淡泊旷达来。杜月笙呢，一向在十里洋场嘈杂、喧闹的嗓音里翻滚、争斗惯了的心，在这么微妙的氛围中，却也滋生出一股异乎寻常的心思，他感叹道：
“要是在这里过日子，一定比上海愉快。”
“是啊，我想在这里盖个别墅。”
“好主意，好主意！”
第二天上午，史量才与汪伯奇向主人告辞，下山去了。
杜月笙起得早，情绪好，兴致特别高。他让一个佣人带他去“猎野鸡”。
佣人提着蔑笼子，笼里关着只“媒子”。这“媒子”，就是山里人捕捉得十分漂亮的野公鸡，经过一番严格训练而成的。杜月笙背了支双简猎枪，跟在后边。他们翻过一座小山，来到山贡里小茅棚子前。这茅棚是用青茅草编的棚子，里面可容两个人。中间有一扇小窗子，便于向外观察动静与猎枪瞄准。
佣人将野公鸡的脚上系牢一根细绳子，而后放它出笼。这野鸡一出笼，便闪翅高叫着飞上一块岩石。那五颜六色的羽毛，在清晨的阳光中，闪闪发亮。初夏、正是母野鸡发情的季节，正要找个漂亮、健壮的情夫亲近亲近。不一会儿，一只胖乎乎的野鸡妹子，咕咕叫着珊珊而来。
第一次上山打猎的杜月笙，性子太急．就想扣动扳机，佣人忙打手势止住他。佣人提提手中的绳子．往后拉了拉，那“媒子”便迅速地向茅草棚子走来。山上的母野鸡却紧紧跟着赶上来。近了，近了，砰地一声响，母野鸡妹子还闹不清怎么回事，就已倒在草丛里一命乌呼了！
被拉回来的“媒子”，得到两粒粉九子的奖赏，再放出去时，性欲更强，叫唤得愈加猛了。野公鸡是最会吃醋的，它们是占山头的。刚才见被引起了自己山头上的情妇——一只野鸡，于是怒火中烧，这会儿又来鸣叫勾引，哪能再忍耐呢！于是，也顾不了刚才的枪声，便窜出来要厮斗。佣人见引出只硕大无朋趾高气扬的野公鸡，忙将绳子往回收。“媒子”步步后退，退向茅草棚子来，当那只野公鸡又飞又跳地赶到射击圈时，杜月笙一扣扳机，砰地一声响过，在一片火药气味中，大公鸡扑楞几下翅膀，倒下了。
不到个把钟头，杜月笙已猎到两只大野鸡。他心想：看来我的手气不坏！他还想再来露几手的时候，一个气喘吁吁的仆人跑上山来通报：
“张爷请杜爷快去看斗野猪！”
几个大亨吃喝嫖赌玩乐，无所不为，无所不能。他们看过无锡斗鸡，金华斗牛，可是从来没听说过，看过斗野猪的。正因为没有过的事，张啸林才别出心裁，弄出来乐一乐。
前些日子，张啸林在上海虹口一家大饭店里同日本人喝酒，谈起哪些玩艺儿“够味”时，张说西班牙的斗牛，日本人摇头；又讲黄金荣的怪节目——公母牛交配，日本人也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张啸林请教他，这个日本浪人说，他在印度的一个岛上，看过“斗野猪”的比赛，才是他平生最“够味”的玩艺儿。如今为了在把兄弟面前献几桩“绝活”，早几日就派争下人到别墅来筹办。
张啸林雇莫干山猎户设法捕捉到一头大野猪，关闭在一架特别的笼内。野猪本性凶猛，为了使它的野性大发，昨天将它饿了一整天，只给它喝米汤掺橡籽油。据说这样会比原先凶残十倍。张又悬出一百二十块大洋，赏给杀死野猪的小伙子。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个穷得发疯的棒小子，应征来斗野猪。张啸林为了这个新解节目能演得像样，还特地差人在杭州城里张小泉刀剪店，定做了两把锋利的尖刀，刀身长达八寸。
斗猪场辟在一个山坳里，四周砌起一人多高的围墙，墙头围起铁丝网。在山坡上，挤了不少山民，有的大孩子还爬到树上去。杜月笙到时，黄金荣、杨度几个已在墙头外的平台上坐好，张啸林让杜月笙坐在自己旁边后，向站在背后的佣人点了点头。那佣人举手啪啪击了两掌，随即一声铜锣响，围墙中的一扇门打开，一个打着绑腿，阔腰带缠身的短头发小后生，口咬尖刀，从门里翻跟斗出来，到斗场中央，向大家鞠躬。头上齐额包着一块厚布，脚下是一双干耳麻鞋，好似打虎英雄武松的模样，只是两鬓边缺两朵英雄绣球罢了。
在看台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红漆盘子，盘里放着一百二十枚白花花的袁大头，这是那份悬赏。
第二声锣响，另一洞门打开，呼的一下，窜出只长撩大耳的野猪来，是有三百斤重。这畜生一见人，鸣叫着低头直冲过去。小后生提刀侧立，眼看畜生扬着獠牙拱来时，将身子往旁边一闪，让过冲势，趁机在它的屁股上刺了一刀。这野物猛地吼一声，山摇树动。杜月笙吓得手一抖，指间夹着的香烟掉在了地上。当他再点起一支烟，看那场里的野猪已兜转身来，发起第三次进攻，这回又吃了一刀。
猪血滴在黄泥地上，血腥气挑逗起来它的全部野性，它狂怒了。这一次，前蹄在地上刨了刨，随即一纵，窜到小伙子面前，直立起来用嘴巴狠命一甩，小伙子闪身，举刀，想将猪嘴档开。他忘掉了，此时就是碗口粗的大树，野猪这样一掼，也能将它从中间折断。钢刀碰有猪嘴上，在腮帮上留下一道深口子。但小伙子只觉得臂膀一麻，钢刀飞了，五尺开外，插在了黄土地上。再一看，小伙子的虎口震裂了。
“咣咣咣”锣声响了起来，人们恨不能把眼睛珠子都瞪出来看。
再说那个小后生，一着刀飞了，立刻将身于一弓，从野猪身旁蹿过，来到了野猪的屁股后面，顾不上理会右手的伤口，他探手左手往背后一够，拔出了备用的另一把尖刀。此时，周围的人们热烈鼓掌起来。
再说那三处负伤的野兽，两眼血红，一掉屁股，张开血盆大口，一阵风冲将过来，直奔小后生。
那小后生转身绕场逃起来。野猪在后边呼啸呼啸直追。看看追上了，小后生往边上一闪，雪亮的尖刀在阳光下晃了晃，呼的一声，捅进野猪的大肚子里。当野猪挫转身来时，小后生已逃出十步远。野猪的肠子从拉开的肚皮中掉出。此时，它的狂性已发到了极点。一声吼叫，纵起前蹄扑了过来，小后生再一后退，野猪正好落在他的面前，后腿直立，张开两片大嘴咬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小后生一转身，迎上前半步，钢刀对准野猪的心窝，集中力量狠命刺去……
刀子捅进后，那畜牲哇哇直叫着扑上来，前蹄直捣对手眼睛，小后生头一偏，左耳被撕掉了。在这同时，双方用力，那尖刀刺入心脏，直没刀柄。小后生忍着伤痛将刀把用力一剜，再往后一抽，哗啦一下，一股猪血喷身出来，洒了他满头满脸。因为用力过猛，小伙子自己向后跌倒。那头野猪哼哼几声，摔倒在血泊里。
“好！”人们呼叫起来！
在呐喊声中，小后生翻身起来，抽刀割下猪头掷给打锣人。那打锣汉子将猪头放在大锣上，双手捧着，献给看台上的张啸林。张啸林一摆手，手下人抓过红漆盘子，哗啦啦，一百二十块银元全倒在锣里。
人们欢呼一阵，正要簇拥着小后生离去，杜月笙高叫道：“且慢！”
人们停下来，杜月笙走上前，看看小后生血流满面的脸，“好样的。你能跟我去上海吗？”
“干什么？”
“先治伤，然后，你就跟我干。”
“我行吗？”
“你行，一定行。”
“那感谢葆生。”小后生行了一礼。
杜月笙让手下人给小后生的父母送去了一干块现大洋，就把小后生带走了。
两年后，小后生成了威振上海滩的“单耳将”
抵制日本诱惑
杜月笙从莫干山回到上海滩后两个多月，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又过了四个多月，在上海发生了“—·二八”事变。当时，侵华日军司令盐泽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可是，遭到了上海各力量人民与蒋充源、蔡廷错率领的十九路军英勇顽强的抗击。
二月初的一天午后，下着雪，杜月笙已拥裘围炉喝酒，门上通报史量才来访。杜起身把史迎进大餐间，命人加着拿杯斟酒，请史量才同饮几杯。史量才连连摇手：
“月笙老弟，我有急事同你商量，不能喝酒了。”
这时，杜、史两人关系已非一般，又因史长杜八岁，便称他为弟。
“大雪天外面冷，先喝两杯暖暖肚子，再商量事情不迟！”杜月竺将一满杯酒捧给史量才，“来，干！”
史量才接过杯子，一仰脖子灌了下去，操起筷子，夹了只大虾仁嚼着，说：“月笙，你倒自在，外面炮火连天，人们生死搏斗，你却围炉独酌，好逍遥啊！”
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青帮的骨干分子陈亚夫、陈培德，致公堂骨干赵易联合其他爱国人士组织上海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号召上海市民踊跃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1932年5月23日，后援会在《申报》上刊出《赶快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的启事。启事宣称，“山海关的风云，依然紧急，凡我国人，均应抱救国的决心，牺牲的志愿，更进而集中全民的力量，为我前线杀敌忠勇卫国的东北义勇军，作有力的后盾。”启事呼吁国内的同胞们“只要在每月所得的当中，捐出一部分，接济东北义勇军，不但我们子子孙孙永远不受亡国的痛苦，我们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人格，亦必增高百倍万倍。”同月26日、29日该后授会又接连在《申报》上发出《敢问》、《们心自问》的启事，再三呼吁捐助东北义勇军，字里行间显示了上海市民包括部分帮会分子的爱国热情。
史量才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所以“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便来找杜月笙，表示要一道为抗日出力。
杜月笙对日军要打破上海滩的“安宁”感到气愤，正在喝闷酒，史量才一说为抗日出力，他便欣然同意。
2月1日，战火正纷飞，杜月笙会同王晓籁、黄炎培等代表上海各界，前去十九军军部慰劳，赠送给将士们一大批米、面等物品。
这期间，史量才、杜月笙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地方维持会。”史量才被推选为会长，杜月笙为副会长。还有一个副会长是王晓籁，会员有虞洽卿、钱新之、黄炎培、张公权、陈光甫、沉思争、胡孟嘉等数十人，都是上海金融、工商、文教各界的巨头。维持会下设有救济、政治、外交、租界、航空事业等委员会。该会向市民发出呼吁，征集了大批现金、食品、日用品、寒农，用各种车辆源源运往前线。政治委员会还号召人们抵制日货，对偷卖口货或与日本人私下串通的，背上贴个“卖国贼”的目标语，牵出游街示众。
法国驻沪总领事葛格林见具有法租界公董局董事身份的杜月签，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军队抗日，唯恐得罪日方，便向杜月笙提出请其辞职的要求。
2月15日，杜月笙致函法租界当局同意辞职，并称除去别的原因，他的经济和商业的事务、他在上海戒严委员会里的供职，使他不能再胜任在公董局里的工作。
2月29日，法租界当局同意了杜的辞职。
—·二八战后，为了遣送、救济战后的难民，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顾竹轩、谢葆生马祥生、陈世昌等人于8月间联合发起演剧助赈，他们组织了一批戏班，连演三天，各发起人认销戏票二千元，共筹集了六万元的金额。
《湖沪停战协定》签下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于6月7日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史量才仍任会长，杜月笙和王晓籁继续任副会长。
关于地方协会，杜月笙在一次会员大会上说过，“本会性质，本来属地方范围，但……上海是中外交通之中心，全国经济的中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会工作，不能用地域来分，也不能以性质来分。我们大家认为必要的，比如工潮问题、金融问题、国际问题等等……希望本会诸公共同负责共同努力。”上海市地方协会为杜月签这一青帮首领积极参与全国政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舞台。
一·二八战后，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浪潮的推动下，杜月笙等人的政治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1932年3月，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受聘为国民党政府定于4月7日召开的国难会议的会员。杜月笙与工造时等其他几十名国难会议的会员一道签署了一个要求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的提案，并同这些人一起抵制不容讨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改问题的国难会议。
同年8月，杜月笙、张啸林、陈亚夫、朱学范、王晓籁联合李公朴、史量才、刘湛思、李登辉等人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会”。该会的宗旨是：
“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
该会草章规定：
“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若何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未成立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不幸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法制止之。”
杜月笙是该会办理日常事务的五个常委之一，他和张啸林又是该会经济委员会十名委员之一，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的捐款。
在杜月笙主持的恒社内，抗日的主张也占了很大的优势，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的侵略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杜月笙在恒社成立三周年时向社员提出过八点希望，第一点就是“忠国家”。杜月笙认为“强邻虎视，朝不保夕，于此非常时期中，凡属中国国民，皆当卧薪尝胆，忠于国家。……恒社港友，鉴此危亡，其各发挥能力以复兴民族为己任必矣。”
恒社社员陆殿栋也认为，“目前中国的问题……是要如何挽救危亡，如何共图生存，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为个人为家庭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力量，全部转移到大多数人民与整个国家的身上去，……我们全体同人，放弃个人利益，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牺牲奋斗，一致抗敌，我们中国才有出路，我们恒社才能恒久。”
常务理事陈达哉还提醒国人“不可生依赖之念。论者但谓日本并吞中国，列强亦有利害关系，当不能坐视，此误解也。列强认并吞不当，而发空洞之公道主张，固也，然何济卖用。”
在实际的对日经济交往中，杜月笙也能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抵制日方的诱惑。1937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问欧洲返回日本途中路经上海，特意与杜月笙见面。
永野修身下榻虹口日本领事馆后，特意派人社公馆，接杜月笙到领事馆。
“杜先生，你在上海滩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但你的中汇银行比起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差远了。我想由我们日本政府方面出资三千万日元，与杜先生合办‘中日建设银行公司’，与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竞争一番。不知杜先生意下如何？”
杜月笙微微一笑，“永野部长的美意实在让月笙感动，但我是中国人，在上海自己有银行、现在又和日本人一起开银行与中国人竞争，这不合适。”
他婉言谢绝了。
永野修身碰了这个钉子后，并不甘休，急忙又提出第二个方案，说：“既然这样，就请杜先生个人出面组设公司，日方的三千万日元，可以无条件提供先生作为创办资金。”
杜月笙又笑了笑，“永野部长，恕我直言，这两个方案的实质都是一回事，月笙没法做。”
同年3月，日本派出以国家银行总裁地玉廉次为团长的经济考察团访华。杜月笙受中国官方的委托出面接待。
日本经济考察团在上海金融工商界中频繁活动，要求中日双方在工矿、运输、金融、农业等方面全面“合作”，并要中国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但在杜月笙等人的抵制拖延下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但是，在国难声中，杜月笙也乘机发了一笔财。他利用从宋子文那里得到的消息，让金廷荪去包销“爱国航空有奖券”。
这航空奖券，每月发行两次，每次在上海发行五万张，每张票面十元。用摇彩方式，摇出一、二、三等奖。头等奖金十万元，二奖两万元，三等奖一万元。这些奖券，售出后，得来的钱除一部分发奖外，只上交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就被金廷荪自己装腰包了。
金廷荪从航空奖券中赚多少钱，不得而知。但第二年，他从这笔款手中提出四十五万美元，在壮美路盖7一幢大洋房送给杜月笙。可是，这房子造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杜月笙去了香港，这房子他一天也没住过。抗战胜利后，杜月笙把这幢房子卖给了美国领事馆，得八十万美金
馆藏秘密报告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畔烽烟叠起，日军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8月12日，日本参谋部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13日，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三十二艘，并有海军士兵二千余人登陆增援。同日，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时，遭到日军枪炮射击，中方被迫还击。日军由租界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淞沪抗战正式爆发。
短短几天的时间，南京路外滩华摄饭店门前落下了炮弹，大世界附近也挨了炸弹。各国租界的路口，全副武装的外国土兵匍伏在沙包筑成的路障后边，枕戈待旦。各国领事馆的官属早已陆续疏散回国。中国军队在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反击，这个满街血迹的东方大都会已成为一座森严的壁垒。
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杜月笙就积极协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杜月笙及其门徒陆京士、黄香云、汪曼云、周学湘、骆清华等人都是后援会的常委。杨虎、张啸林等人为该会的监察委员。7月23日，常委首次开会，研究支援抗日事宜。杜月笙还担任了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啸林、金廷荪、骆清华、黄金荣、徐寄顿等帮会分子就任委员，负责筹募支援各抗日部队的各项经费。
上海八一三抗战时，恒社社员、五行山成员崔锡摆出任国民党三十二师少将参议兼三十二师司令部驻沪办事处处长，负责劝募抗日军用物资。仁社、五行山青帮分子对此大力支持。他们在一个多月血战期间源源不断地将汽油、石油、无线电器材、军衣及罐头食品等送到三十二师办事处，托崔锡城送往前线。
恒社骨干、上海邮政总工会常委张克昌在闸北一带救护伤兵，并在难民救济协会担任遣送难民的工作。黄金荣在战后集资收容难民，族给医药米面，受惠者甚多。
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人商议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9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向戴笠发出电报，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活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并给予这支部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名义，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9月7日，蒋介石再次电令戴笠从速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然沪别动队”。
不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委，杜月签任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杜门弟子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是个兼帮会头子、军阀于一身的人物，原属桂系陆荣廷部，曾任广东潮、梅镇守使，在陈炯明手下当过第一军军长。陈失败后又带部队投奔张宗昌。1927年1月，任张部的十三军军长，同年代理山东督办，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
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杜词落成时曾为杜担任负责接待工作的交际处处长。
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
杜月笙全力促成了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成立。
1937年9月间，杜月笙通过恒社发出通告，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员踊跃报名加入该会。当时正在伤兵医院救护伤兵员的恒社社员见通告后即奉命报名参加，被任命为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督导员，负责在南汇县新场镇训练新兵。杜月笙还派出冯一先、丘方伯分别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的秘书。恒社骨干陆京士、于松乔等在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后，通过杜月笙与军统接上关系。于松乔任军统上海行动股股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成立，还得到了军统内部帮会组织——正诚社的支持。早在民国八年，上海就出现了袍哥组织“正诚社总社”。抗战爆发前夕，“负责人白子侯病重，军统特务周迅予勤于服侍，故白死后周继任社长。周迅予时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督导组组长，曾在上海福履理路2100号军统办事处召见陈亚夫，布置特务工作。
新建立的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其中的有半数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一支队经向海潜提名，由脚跨青洪两帮的军统特务何行建（即何天风）任队长。第二、第三支队的队长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别由恒社骨干陆京士和朱学范担任。第四支队队长张业、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均为戴笠部下，其中陶一珊是文社骨干。
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
太湖帮会首领黄八妹闻讯赶到上海，通过杜月笙的关系得到了别动队上尉的头衔。
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但因组织匆忙，来不及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缺乏作战经验，有的甚至是杜月笙等人出钱雇来的，入伍动机并不十分明确。因此，在同年11月初日军新的一轮进攻面前纷纷败下阵来。
1937年11月9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军精锐猛攻的激战，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11月11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曾在青浦阻击过日军，被敌击溃。
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
苏浙行动委员会组建之初，一国民党情报人员曾致函戴笠，提醒他：“上海流氓，恶习甚深，今日我军在上海获胜，彼等假爱国之名，讹诈人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作威作福，无所不为。明日我军放弃上海，彼等即做汉奸之工作。”
戴笠不听。结果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被日军击溃后扔掉枪械，纷纷逃至租界。法租界捕房将这些人逮住，搜出国币达十余万元之多。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205号情报员关于上海青帮等流氓集团活动情况的报告（1939年2月23日）》中指出：
试问如此巨款，从何而来？彼辈流氓之榨压乎民，抢劫财物，当无疑义。而陆京士、XXX、杨仲华等各得赃洋十余万元。此种事实，昭彰于世毋容详述。
上述情况表明，杜月笙的信徒们即使是在武装抗日时也没有改变他们的谋财害民的流氓恶习。
1938年1月，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皖南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一则任副团长。
同年3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一则分任正副总指挥。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救军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掀沪区指挥部，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在川沙、青浦一带收集散兵游勇及残余枪技，袭击日伪军，同时，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磨擦、抢地盘。
同年秋天，上海青洪帮头目郑子良参加了军统后不久，被调任为忠义救国军中校参议，一年后又调任忠救军松沪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团长。
忠义救国军在流氓帮会势力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至1939年春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实际上，忠义救国军拥有二万一千多人，一万二千多支枪。
1940年春，忠义救国军在浙江孝丰进行整编，保留两个教导总队和四个教导团，其余改编为小型的行动队（或别动队），专门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次年，此军又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在重庆小龙坎周家湾设立司令部，以周伟龙为司令，先后成立了七个纵队。
1943年，忠义救国军又由军统特务徐亮任副总指挥。
忠义救国军，这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帮会特务武装，善于游击和山地作战，善于投机取巧，被称之为“猴子军”。它表面上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暗中却勾结日伪军，攻打新四军。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出征江南东路地区时，忠义救国军在黄土塘公然配合日伪军，攻打新四军。失败后，它又集中了三个纵队的兵力，在江阴地区大举进攻新四军。
1940年3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一起，大举进攻新四军路东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
1942年初，忠义救国军又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指挥下，出动二千余人，在伪军的掩护下北犯新四军苏中三分区的防地。
同年11月，艾庆障的忠义救国军大举进攻浙东三北地区的新四军，三战三败，艾庆章率残部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黄八妹部逃到小越伪军据点里。
1945年2月，新四军南下浙西天目山区时，忠义救国军又会合其他国民党军队在广德附近进攻新四军三纵队七支队。
抗战胜利前夕，躲在浙江曹娥江一带的忠义救国军一部接戴笠急电，兼程赶往上海，阻止新四军接收上海。
另外，杜月笙的同参兄弟马祥生在抗战期间也打出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备船只，长驻海门一带。马祥生部专门抢劫海运帆船，谋财害命，毁尸灭迹，欠下了累累血债。
上海沦陷后，国民党中央于1938年派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光潜返上海收拾残局，重建国民党地方组织。
吴开先是杜月笙的门徒，在没住了半年，未能打开局面。
1939年，国民党中央在杜月笙的建议下，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协调上海“孤岛”上江苏省党部、中统、军统特务机关、外交部驻沪办事处，第一、第二特区法院及高二。高三分院等各处组织的活动。
统一委员会直属行政院，由杜月笙、吴开先、戴笠、蒋伯诚、吴绍滴五人组成，杜月笙任主任委员，吴开先任秘书长。其中，吴绍满也是杜月笙的门徒。
上海统一委员会经费由行政院每月拨给一百五十余万元，其中五十万元的特别费由社月笙支配，一部分用于上海工作，一部分则用来应酬从上海退到香港的人士旧常经费一百余万由潜入上海的吴开先和落伯诚负责使用。
杜月笙就任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得到了戴笠的支持、陈立夫的同意以及蒋介石本人最后的批准。蒋介石还特意让笑开先向杜月暂传达其口信：“上海的阵地是不能丢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偏劳了。”
统一委员会成立后，杜月笙人虽仍在香港，但指令留在上海分别为其代理对内对外联系的徐采丞和万墨林为统一委员会的总交通。
统一委员会在上海运用上海的帮会势力，用恐吓、劝说等方法逼使虞洽卿等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技术工人、知识青年由上海向大后方转移，即使未离上海的，也尽量劝告他们不得与敌伪合作。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正式登场后曾盗用上海各同业公会的名义通电拥护，统一委员会为了抗日反汪，以正视听，即联系各同业公会登报否认。与此同时，统一委员会对上海各民众团体的抗日活动也加强了控制，你强拥护领袖的宣传”，以此抵制各爱国团体的民主进步要求，阻挡青年去苏北投奔新四军
拈香拜佛求签
1937年11月12日，淞沪防线全线崩溃，国民军事委员会只得宣布“国军全部由上海战略转移”了。
就在国军“战略转移”的前几天，杜月笙与戴笠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将他们“忠义救国军”有的流散到江浙一带打游击，有的潜入租界，潜伏下来。
手下人安排差不多后，杜月笙便去问黄金荣去还是留。
黄金荣长叹二声说：“我快到七十岁了，半截子入土的人了，怕什么？我是不走了。再说，我的大世界、黄家花园背不动，带不走。我看，还是否在租界里，保险！”
“万一日本人要你出山呢？”杜月笙问。
“哈哈哈，”黄金荣一阵狂笑，高声说：“阿伟是我的高足，如今为举国之尊，我岂能背叛他，投降日本人，让天下人耻笑？”
停了一下，黄金荣又说：“月笙，你呢，走，还是留？”
杜月笙心事重重地回答：“我还没想定当。”
从黄金荣那里出来，杜月笙径直来到张啸林的家，问张啸林：
“上海守不了几天了，你去还是留？”
“我吗，”张啸林摸摸脑袋瓜，“不想走。”
“为什么？”
“走，我能到哪去？日本人能打下上海，打不下南京？再说，就是跟着蒋光头，又有什么好处？四一二清党，我这手上可没少沾血，而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我想让他在政府里安插个位子，好坏栽培栽培，他呢？推得干干净净。”
杜月笙知道张啸林为儿子事而很蒋介石，便把话引开，说：“走，也不一定是为了跟着蒋介石。七七事变后，我们都参加过抗日活动，日本人来了，不会不算帐的。”
“不！”张啸林抬手止住杜月笙，“就是我们抗过日，又怎么样？日本人来了，还能不想玩得转？我能给他办事，他还会计较我原先的那些虚名？”张啸林说的“虚名”是指他不久前担任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委员的事。
“给日本人做事，那岂不成汉奸了？”
张啸林霍地从烟榻上坐起来，吼道：“汉奸？汉奸怕什么？麻皮金荣，还有你，不也是汉奸？”
“你！”杜月笙脸刷地变青了。
“我问你，金荣大哥替法国人做巡捕，算计中国人，算不算汉奸？你做租界公董局华董，替外国人出谋划策，算不算汉奸？”
张啸林说到这儿，也觉得话说得太过火了，便换了一个腔调说：“老弟，你也不用生气，我这是打比方。我看，做人还是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同时，我看老蒋也他妈的未必就是真打日本。”
接着，张啸林又告诉杜月笙，10月间，蒋介石暗地里派人去意大利与德国，请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出面，同日本讲和，现在正在商谈“和平条件”呢。
“你看，蒋介石都准备投降，我们这些人瞎起劲抗日何用？前几年，冯玉祥长城起兵，吉鸿昌倒是狠狠打了日本一顿，可后来呢？还不是被老蒋杀了？”
“现在形势和当时不一样了。”
“不一样？老蒋那家伙可说不准，说不定有一天会卸磨杀驴呢。”
杜月笙越听越烦恼。他长叹一声，摇摇头，拱一拱手，与张啸林无言而别。
回到家里，杜月笙一夜未曾睡安稳，老是想着去留的事。
第二天清早，他身着长衫，眼戴墨镜，头上盖顶礼帽，颇有点潇洒风度，来到静安寺，混杂在善男信女中，拈香拜佛求签。他求得的是第七十二签，下下。揭出黄纸签语来，上面写得竟是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解日：异地飘零，举酒嘱客。
寂麦难黄，地老天荒。
杜月笙将签语塞在袖子管里，绕到寺后，见一老僧正在修剪树枝，急忙上前，说：
“老师傅，在下打搅了，能否请师傅指点迷津呢？”
说着把抽中的签拿出递上。
老僧接过签，握在掌中，用限一扫，又递给杜月笙说：
“敢问施主，问的是否去留？”
“师傅圣明，在下问的正是。”
“鸡恋旧巢，人恋故土，情势迫人，不得不去。”
说完，老僧又去修技去了。
“谢师傅指点。”
11月26日夜，华格臬路杜公馆的大餐间里，杜月笙摆酒招待手下四个心腹。杜月笙打开一瓶路易十四，亲自向黄国栋、万墨林、朱文德、杨渔空敬酒。四个心腹受宠若惊，自然心里也有点数，觉得一定有什么大事要他们干了，但老头子只顾让酒吃菜，只字不提今晚有何吩咐。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人都基本饱了，杜月笙说：
“今夜叫你们来，有桩事情要交待。国军撤走后，租界四周全是日本人的势力。日本瘪三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不得不走。我走后，这一个摊子，就交给你们四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