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促间，朱升的确难以马上回答。可是低头一看她那肥费似的白臂，娇艳白嫩的脸蛋，被内衣紧包着的丰满的奶子，他一拍大腿，说声“干”。蕊娣满意地将身于往床上仰天一躺，羞涩地将手绢蒙住脸儿，任他随意用斩肉大手剥索内衣裤。
且说这朱升，从未与女人交过锋，面对那洁白丰满且散发着香昧的身躯有些不知所措，凭着一种本能，他脱掉自己的衣裤，趴了上去，但身下那梆硬的东西却不知往那儿抵，抵了半天，也抵不过去。他怀疑自己没找对地方，又爬起来，在那蓬乌黑的长毛中扒了一气，还是没发现。
“下面。”蕊娣从十五岁被破瓜后，也不知与多少男人睡过，但从未遇见过像朱升这样的，不由地想笑。不过，她到底忍住了，轻声地提醒了他一下。
朱升这才又往下面找去。虽说从未与女人交过锋，但他却也知道怜香惜玉，一双斩肉的大手轻轻地在大阴唇上滑过，再如同剥花辩一般将那口子轻轻剥开。
这几个小动作，倒是把蕊娣的性欲一下子挑了起来，她一抬手拉过朱升，让他沉沉地压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另一支手伸到下面，握住那梆硬的东西，用力进了一把。朱升“哎晴”一声，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那梆硬的东西竟然插进去了，滑溜溜，热乎乎的。
蕊娣不亏为清场老手，中流抵柱，身子在下面轻轻摇动起来，这一来，使朱升感到更加快活，不由地攒起力量，狠狠地往里面戳起来，于是，抽送开始了。朱升觉得自己如神仙一般，以前的半个世纪的时间，地地道道是白活了。
这一天，蕊娣一位陪朱开睡到下午四点。当离去时，朱升感觉浑身骨头都有些透风，从头到脚全是快感。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得要和这个女人在一块。回去的路上，朱升多次这样想。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晚上，伪市长傅被庵被周文瑞、魏晋三等几个孤朋狗友拉到盛老三宅内听堂会。越剧名角姚水娟被叫来演唱“盘夫索夫”一出戏，兴高彩烈地闹到凌晨三点才结束。
傅被庵坐车回到家里的时候，已是三点四十分。年过六十、酒色无度的傅被庵，已是精疲力竭。佣人扶他上床后，他已哈欠不断，只说得一声“累死我了”，倒头便睡，过了六七分钟，呼哈声大作。
这汉奸，晚上喜欢独自一床睡觉，妻妾女人另房居住的。有时即使想来下事，也都是抬呼一个或二个人进来，与她（们）风风火火地来上一通，精疲力竭后，让妻妾们扶他在床上睡好，她们再退走。
且说这日，躺在厨房间小床上的朱升，一夜未曾合眼。这一个星期来，他又几次去找过蕊娣，但蕊娣每次只让他摸了会那丰满而热乎的大奶子，别得一概不让他碰。有两次，他抓住她的裤腰带，想摸摸那大篷黑乌乌的长毛，蕊娣竟然要翻脸。
“上一次，让你占了便宜。今后，你要是不杀了那大汉奸，你碰都别想碰我。”说着把他那大手从她的奶子上拿掉。
所以，朱升一直在等着机会下手。
这夜，未升竖起耳朵听大门打开又关上，傅老头上楼时的拖沓步履声，最后贴身佣人出来带上房门啪略一下司别灵落锁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整个公馆都沉入黑乌乌的梦乡，和衣躺着的朱升轻轻地坐起，在衣袋外边再摸摸，万墨林为他配好的傅被庵房门上的司别灵钥匙，硬梆梆的。
等到天边露出鱼肚白的当儿，他起身从砧墩板上操起一把磨得锋利的肉斧——那是用来斩膀蹄、猪脚、鸡腿的，别在腰带上，再捞过一把剔骨用的尖刀，插在袜筒子里，披上一件粗布大衫，走出厨房，摸上楼去。
他轻手蹑足地蜇到上房，耳朵贴在门缝间一听，房内鼾声如雷，阵阵传出。他放心了，用那把加配的钥匙打开房门，悄悄闪了进去。靠墙的席梦思五尺大床上，正横着四脚朝天的大汉奸，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弱光线，可以看到那汉奸的嘴角边，还流淌出一条蛔虫似的涎水。
朱升想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他麻利地从腰带上取下肉斧，鼓足干劲，咬着牙，尽平生之力，向这现任“市长”当头劈下……
这是1940年10月11日早晨四点半钟发生的事。
黄粱共梦中的傅被庵，喊声“饶命”都来不及，便已三魂渺渺，七魄悠悠，赶向森罗殿报到去了。
这位未升义上将肉斧往床前一扔，轻手轻脚地退回厨房，洗清身上的血污，脱下大鞋，换上件干净短衫。打点完毕后，取下悬在钩子上的菜篮子，挂在脚踏车的扶手上，从从容容地推着车子来到大门口。
时钟已敲过五点，平时这个时候，也正是他上小菜场采购鱼肉荤腥的辰光。门内的司间，门外的岗警，与往日一样，和他点头招呼“早”。
他一出大门，翻身上车，狱向车铃，在“叮叮咯咯”中穿街越巷，直驰上海西北郊南翔镇，那是预先安排好的脱身地点。
德姊早已等候在那里。
他领到五万元奖金，侯转达到重庆。
到重庆后，军统局又发给三千元安家资，每月给津贴一百元。
以后蕊娣果然守着朱升，规规矩矩地过起日子来了。直到日本投降，才从重庆返回上海
弟子接连被绑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军太平洋上的基地珍珠港，美日正式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当日上午，日军又袭击马尼拉、新加坡。12月8日，原驻广州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开始进攻英国军队占领下的香港。
得到这一消息时，杜月笙恰好来到了重庆。
原来，日伪特务见数月之间连折张啸林、傅被庵两员“大将”，急忙四处打探原因，不久就知道两件事均与杜月笙有关，立即准备着手报复。
傅被庵死后十日左右，杜公馆总管万墨林接到吴开先手下人打来电话，约他吃饭，有事相商。
华安饭店坐落在静安寺路上。万墨林依约前往，一下汽车，刚要迈进饭店门口，门里出来三个大汉堵住他去路，他想回身，背后却被一只枪顶住。他只好被他们夹着上了一辆汽车，一溜烟去了。
万墨林的手下一见这阵势，立即回去报告总帐房黄国栋，黄国栋多方打听，探明是被沪西旬6号吴世宝绑架去了。
黄国栋立刻设法营救，但几天后，却也在古马路上被拿着的枪的人绑架了。
杜月笙接到报告，差点吓瘫了。他留在上海滩的弟子，以及戴笠上海站的工作人员，全与万墨林保持联系，万一老万在吴世宝那吃不起苦而招供，或被收买，那他在上海滩的家当就有可能通通被砸光了。
正在焦急之中，戴笠来了。两人一合计，找周佛海。
通过留在上海的另一弟子徐采丞，杜月笙与周佛海取得了联系，请他保出万墨林与黄国栋，条件是蒋特与汪特之间暂停止残杀。周佛海乐得这样，不然，残杀下去，他也不知哪天会轮上。
“76号”的杀人魔王吴世宝接受调停。吴世宝秘密入港与杜月笙密谈。不久，万、黄得以释放。
正欲入蜀与戴笠汇报此经过，却接到大弟子、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司长陆京士从重庆来的急电，要他速去重庆。这样，杜月笙就匆匆赶往重庆了。
陆京士的急电，是说“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已经准备就绪，要杜月笙去主持开张仪式。
当时，杜月笙虽不常在重庆活动，但他的鼎鼎大名却响彻重庆各界。以至于连被邀请的佳宾孔二小姐孔令仪事先也忙着找资料，了解这位只闻其名而未见面的海上大亨。
孔二小姐阅读的资料是一本英文杂志《亚洲内幕》《InsideAsia》和美国休斯女士写的《鱼翅与小米）。
《亚洲内幕》中有约翰·邱顿瑟（JohnGuntncr）写的一篇《上海的考平》（CaptionShanhai）（考平是美国的一个黑社会头子）：
“这是引人瞩目的猛汉，称为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他是多年的上海烟土大王，积累了巨星财富，他已年近五十之岁，从前是个卖土豆（应当是苹果。译者注。）的贩子，当然，经过一段艰苦的历程而爬上银行家和慈善家的地位。他是中汇银行的董事长，也是中国银行的董事，在强烈反抗日本人的上海地方协会内又是一个能干的领袖。
“1938年他去了香港。据法国租界权威人士的想法，他对于中国亡命者（指抗日分子）过于热心援助，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他是有把日本人当早餐吃的气概的。”
休斯女士在《鱼翅与小米》中则这样写到：
“休斯女士、文改和王贵松被送到法租界爱多亚路143号。这是一座相当讲究的红砖楼房，门口上方有一行金字，中汇银行。他们被领着乘电梯到二楼，电梯里似乎装有防弹钢板。
“他们被领进一间大会客厅。这里的陈设好像大饭店的门厅，有扶手椅、盆栽棕桐和若干茶几。一群衣着考究的中国商人坐在一个角落谈话。还有十二个男人在客厅的各个地方，显然是枪手，也就是保镖。
“突然，一个保镖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杜月笙先生到！’一个瘦削、溜肩膀、两只长胳膊毫无目的摆动着的人走进来。他身上穿一件有污点的蓝长袍；一双平脚踏着一双并不洁静的旧便鞋；长长的鸭蛋形脑袋，剪得短短的头发，向后披的前额，没有下巴领，不过耳朵倒挺大，像蝙蝠的耳朵，两片冷酷残忍的嘴唇中间，露出一排虫蛀的大黄牙……
“杜大耳朵请我们吃茶，他自己便操起一把金色小茶壶，从壶嘴里吸着茶水。壶盖有一条小金链栓得紧紧的，而壶嘴又细又弯，从外边无法塞进东西去：他是怕有人放毒药。”
由上述两个外国人写的文章可以看出，杜月笙的大名，当时的确是响彻国内外了。所以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开张之时，一定要杜月里去主持开张仪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是在这个仪式上，杜月笙得到了日本人进攻香港的消息。
“糟了，玉兰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
大约两个月后，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公子杜维藩以及香港公馆里人员，在顾嘉棠、叶焯山的带领下，绕过敌人封锁线，经贵阳、桂林、龙川等地，长途跋涉，千里迢迢来到重庆。
杜月笙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愁眉为之一扫。于是，大开筵席，为亲朋故友洗尘压惊
生意通天大道
重庆是个山城，一年有大半年的日子，被浓雾所笼罩着。有时，三五步之外，就难以看清人物。战时的陪都放在这，因这浓雾的隐蔽，使日军飞机常常”发愁”。
杜月笙到重庆后，上有落委员长的器重，旁有铁哥们戴笠的支撑，加上行政院院长孔祥照处处表示友好，官场之上，十分从容。原先在上海的同伙搭档，部分早已先他而到重庆；原先在香港的门徒，也大多转移到了这里；再加上早已混入政界的高徒陆京士等人在各方面下得功夫，上下左右，比在香港，更加是如鱼得水，游泳自如了。
来到重庆后，杜月笙清楚地意识到，四川原系独立三国，所谓“东不出资门，北不出剑阁”。辛亥革命以来，军阀们关起这两扇大门打内战，各赔防区，绝不容外面势力染指。直到卫935年，蒋介石的中央军才以防堵红军北上之名得以开进。这里的袍哥势力如同上海的帮会，是当地的巨龙，他虽说是强龙，若压他们，发展自己的势力，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杜月笙就努力结交当地的立军问和川帮财阀．
范绍增是杜月笙的老朋友。早年范绍增是刘湘部下实力最雄厚的军人，作战负伤后曾去上海治伤，与杜过往甚密。此次杜入蜀，范当然待若上宾了。
一次，范绍增约杜月笙到自己的公馆里去搓麻将，一夜“长城”砌下来，范绍增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绍增在银行的存款，将空了一大半。他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瘤的杜月笙。
杜月笙接过，笑着说：“玩玩吗？老兄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说完，就把支票放在烟灯上烧了。
还有一次，杜月笙和川帮的一个大财阀一起打牌，一夜酣战，那位财阀输了二三百万。
支票递到杜月笙手中，杜月笙连声说：“笑话，笑话！”随手就撕成碎片。
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过。
从此以后，重庆的官场，泛起了一片赞扬声：杜月笙真是大丈夫，够朋友，是经历过大场面的。
杜月笙原来担任中国、交通等银行的董事。交通银行见他来重庆后，就特地拨出一大笔钱，在重庆南岸的汪山，专门为杜月笙修了一幢宽大、舒适的别墅。
杜月笙有气喘病，怕重庆的雾，夏天又怕重庆的热，所以，寄居汪山的时间较多。汪山和蒋介石的“行宫”所在地黄山也相近，双峰相对，召见或进谒也较方便。
有时，杜月笙入城接洽应酬，则总被招待住在重庆最大的建筑“范庄”——范绍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
有时，杜月笙要为他所经营的企业，调划“头寸”（现款），向四川财阀开的美丰银行打一个电话，美丰就如数送到，而且再三声明，不收利息。那时，通货已开始恶性膨胀，银行利息，高达二、三角（百元的月息要二、三十元）。一般工商户，就是出足了这笔利息，非有特殊关系，不暗地里送足了重礼，也是难以借到手的。
类似的情况，据说军统机关如一时周转不灵，戴笠总是亲笔写个条子，嘱咐经管人去找“杜先生”。对此，杜月笙总是有求必应，当然也是“无息贷款”。
杜月笙在重庆自己掌握的企业，就是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这个公司，早在太平洋战争前，就分别在港、沪、渝三地集资筹备了。杜月笙到重庆后，既不能再挂“赈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的招牌，交通、中国两银行的董事又毕竟是空名义，不能予取予求。“这个公司由杜月笙亲任董事长，总经理是杨管北。
杨管北在“一·二八”时曾担任过抵制口货的检查工作，杜月签有一批约值五万元的日货被扣押，杨管北听说是“杜老板”的，马上亲自押送社公馆，还表示了歉意。
杜月笙看到他人很伶俐，能说会道，就有意提携他。恒社成立，他也是骨干之一，被杜视为经济方面的心腹。
上海有一家大达轮船公司，原是南通士绅张着创办的。张着死后，他的儿子张孝若任总经理，为了照顾上海这个“码头”，就请社月经担任了董事长。
后来，张孝若被刺身死，杜月笙就力荐杨继任总经理。从此，在洋场的商界中，杨管北也成了头面人物。
上海沦陷后，大达公司迁到重庆，聘请一些军阀、名流作为董事，扩充资本，经营川江航运，在陪都，也在官商场中兜得转了。
因为那些亦官亦商的人物，利用金融机构，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搞得民怨更加沸腾。国民政府为了平息舆论，不得不下令严禁金融机关兼营商业及运输等业务，那时正是雷厉风行、三令五申的时候，而杜月笙这个公司，名义上就是既是“信托”，又兼“贸易”，正和这禁令背道而驰。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不仅大批抢购和囤积物资，投机贸利，而且利用军统控制运输的关系，把触须一直伸展到衡阳等地，和沦陷区进行走私买卖。
过去，杜月笙在上海滩走红时，包揽了上海滩的鸦片生意，获得了大量的红利。到了香港后，没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挥霍，只好又在鸦片方面打主意。他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烟贩子进行了谈判。这些人知道，只要杜月笙还继续愿意做这方面的生意，是保险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愿意先付巨额定金，向他购买。
当时，他曾去西南找戴笠商量，并摸了一下西南烟土产运等情况。
这次收获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重庆和香港设立机构，表面上是由顾嘉棠来负责。
当时，杜月笙是打着投资开发西南的幌子去西南的，许多地方的负责人信以为真，对他大事欢迎，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真正目的。
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子便争着向他订货。在1939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三千多万元的定金。这些人都很相信杜月笙，认为他做这生意是“通了天”的。
杜月笙承揽了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没有法子交货。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很多人后悔莫及。但杜月笙并没有因为香港沦陷就不讲信用了，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运出去，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
戴笠早把这大宗烟上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打通。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笠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
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形后，有一天把范绍增找去，把这一切经过都告诉了范绍增。
“这个，你去送给孔祥熙。”
范绍增找过一看，是一张支票，“乖乖，五百万，这么多呀！”
“你就对他说，我要你给他买点东西，但你实在想不出买什么好，所以把钱送来，请他自己去买。”
当时，孔祥熙正住在范绍增范庄的房子里，两人每天都能够相见。
范绍增回家后，去见了孔祥熙。他照着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谈过后，把支票交给了孔。
孔祥熙接过支票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
杜月笙关照过范绍增，只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么也不必再说，回去告诉他一声就行。
当晚，范给增驱车来到杜月笙的别墅。
“他收下了。”
杜月笙一听，立刻抓起电话，说：“货物马上准备起运。”
第二天，杜月笙一大早就给孔祥熙打了个电话。找着，就会财政部拿回了护照。
是夜，戴笠派了一个排的武装特务，押着几十卡车的烟土，急速地驶出重庆。两天后的一个夜晚，这批烟上安全抵达广西镇南关交了货。
范绍增经了一下手，分到红利100万元。当时，黄金才几百元一两，这钱数目相当可观。钱新之、顾嘉棠、叶焯山等人都分到了十来万元，其余大家的，就被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
由于有了这个公司，孔祥熙也同时开辟出了一条财源。孔杜之间，关系更加密切。
这孔祥熙和宋子文虽说都是蒋介石的骨肉姻亲，但个性却不同。
从1927年南京政府开张以来，财政大权几乎全由这两位“财神”轮流掌握的。但宋子文有点洋绅士的脾气，看不起蒋介石这个人的流氓作风；而且，有点野心，曾以查务走私为名，组织了一支武装部队，武器全从美国运来，高级军官全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这支队伍名为“财政部缉私总队”，不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统辖。这就大大触犯了这位委员长统一军权、军令的大忌。而孔祥熙则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因此，在蒋介石的眼里，同是皇亲国戚，就分了轩轻。
在重庆那几年，大部分时间是由孔祥照任行政院长或副院长，还一直兼任财长。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重庆曾发生一件轰动一时的“黄金案”。原来，重庆政府为延缓通货恶性膨胀的进度，搞了黄金储券，以六个月为一期公开发行。特意说明购买这种券的，不论将来币值有何变动，到期可兑到黄金。
1945年3月底，孔祥熙召集了几个机要的部下商议，决定翌日起，黄金排价由每两二万元，提高到三万五千元，几乎涨了一倍。
哪知这一决定尚未下达到中央银行，消息已经泄露。杜月笙的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和他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前往抢购。连杜的司机、保镖，也购买了几十两。另外，杨管北和与杜有关的印刷公司（专印钞票的）经理李祖永，则狠狠地买进了一大批。
数目实在太大，引起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震惊，下令彻查。各报纷纷揭露和追问，结果把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扣押。”
王绍斋是杜月笙的得力弟子，一直追随左右，在香港时，就被派在吴铁城的“荣记行”当总务处长，作为吴、杜之间的桥梁。这次，他是参加密商的少数人之一。据说，是他泄了密。
李祖永也被捕了，他是杨管北的好友。另外，法院也把代杨、李出面抢购的舒荣扣押，准备公开起诉。
所有的网丝，都牵到杜月笙这个大蜘蛛身上。当时，市面流言，说法院公审时，将传社到庭质询，但终久未成事实。不久，王、李、’舒都恢复了自由。一天乌云，只打了几声雷，就云开雾散了！
杜月笙还和孔祥熙合作，组织了一个“中国纺织公司”，由杜月签任董事长。杜月笙还在昆明开办了造纸厂，在西安和宝鸡等地也开设了一些工厂。
另外，1943年前后，杜月笙又与戴笠私下合作，成立了一个通济公司，由他任董事长，并把钱新之拉去担任副董事长。实际上，戴笠是大老板。
通济公司倚仗戴笠的特权，做尽了任何好商所不能做的生意。当时，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如当时不准出口军火工业原料，这个公司却大量运到沦陷区去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制成军火来屠杀中国人，又能够从沦陷区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
1942年，杜月笙曾应胡宗南的邀请去过西北，要他去是希望他号召一些人投资开发西北。他本来早就答应过胡宗南，戴笠也催过他，迟迟没去的原因是他对开发西北毫无兴趣，投资多而获利少且慢，不如在重庆搞投机倒把可以赚大钱。这次，恰好他的三太太孙佩豪从上海来，他顺便去西安迎接。
在西安，胡宗南待他如上宾，陕西的豪绅为了讨好胡宗南，也为杜月笙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杜月笙好久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了，非常高兴。
那次，杜月笙除了主持筹办西北毛纺织厂外，还为通商银行在西安设立分行进行过一些活动
秘密接受大员
1945年5月2日，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柏林德军全部投降，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在远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荷、澳四国成立了远东联合司令部，随着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美军从“逐岛进攻”战术改为“越岛进攻”。1944年上半年，美军攻占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并以伤亡一万五千余人的代价攻占了马利亚纳群岛。八月，美军占领了被称为日本领上长城心脏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1945年3月，美国军队以空中优势，攻占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琉孩岛。4月初，美国在冲绳岛登陆成功。6月下旬，美军完全占领了硫球群岛。这样，日本本土外围防线全部被摧毁，美军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空中轰炸。
由于世界大气候的影响，中国战区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也在积极准备反攻。
1945年初夏的一个雨夜，杜月笙坐在汪山别墅中，感到十分的烦躁，近日来，“黄金案”一事搞得他心绪不宁。忽然，一个佣人进来报告：
“戴将军来访。”
真是最难风雨故人来！杜月笙跳起来，精神抖擞，跟着鞋子，急忙迎了出去。
戴笠喜滋滋地进门，佣人要帮他脱去大衣，他却连连摇手，拉住杜月笙的胳膊，焦急地说：“你快穿好衣服，马上跟我走一趟。”
“什么事，这么急？”
“委员长有请！”
“什么事？”
“你放心，不会是坏事！”
杜月笙立刻换好衣服，和戴笠一同钻进汽车，驶向汪山对面的黄山。
跟着戴笠，杜月笙焦急地走进“行宫”边走，他边想：这光头会有什么好事找我呢？该不是问“黄金案”吧？
蒋介石已坐在客厅中的沙发上等着，见杜月笙来到，和颜悦色地招呼了他一声，就让他坐在一旁。
蒋介石没有客套，立刻间起了黄金荣的情况和上海滩沦陷后青帮兄弟的情况，杜月笙简明而清楚地做了回答。
蒋介石微笑着听完杜月笙的回答后，用手帕擦了擦脸，说：“盟军不久就要在我国东南一带登陆，现在，我已开始反攻。杜先生可先去东南一带做些布置，一旦胜利，可抢先进入上海及江南各大城市。至于具体步骤，让雨农和你详谈。”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喜讯，杜月笙连连表示：“委座放心，月笙一定不辜负委员长的厚望，保证办好。”
蒋介石召见后的第五天，国民党政府总务局局长陈希曾，亲自上汪山别墅送给社月望电报密码本一本。
1945年6月25日，杜月笙带领顾嘉棠、陆京士、叶焯山、杨志雄、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10多人，自重庆乘汽车出发。行前，杜月笙的身体有些不舒服，可是一想到不久便可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他立刻变得精神抖擞起来。
汽车顺着川黔公路出发，27日到达贵阳。当车子开到贵阳时，公路上的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中，司机正要按喇叭招呼让路，轿车车门打开了，钻出了一个身着将军服的中年汉子。杜月笙仔细一看，惊叫起来：
“雨农！”
戴笠快步走到杜月笙的车前，自己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向司机吩咐：
“不必进城了，直接去军用机场吧。”
机场的候机室里，中美合作所的美军准将梅乐斯正在等待社月签。戴笠为他们彼此作了引见后，一行人登上了已在等候的一架美军C－46运输机。
运输机呼啸着，飞过立江、横阳，到福建长汀停下。稍息体息，杜月笙即乘车去铅山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见到杜月笙，顾祝同极为高兴，立即让手下腾他卧室房的一间房子做社月笙的起居室。两人就如何接收上海的工作详谈了两天。
“还望顾长官通力合作。”
“都是为党国效力吗，祝同理应竭尽全力。”
两天后，杜月笙一行坐上顾祝同为他们准备的汽车，到达浙江淳安。
当杜月笙、戴笠和梅乐斯到达淳安时，陆京士等人早已恭候着了。
淳安位于新安江北面，如今已被新安江水库吞到肚皮底下，成了泽国，但那时，这却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小市镇。镇上上海人充斥，几十家铺子，多半是旅馆、饭店、茶楼、酒肆，市面繁盛，看不出战争的痕迹。市井之间，鸡犬相闻，几处庙宇和别墅式的建筑，高阁临水，鸟语花香。富春江里的轻舟、竹筏，可直通杭州。早在两年前，杜月笙便在此处设立了通济公司的分公司，这是国统区与沦陷区物资交流的一个点。杜月笙与戴笠苦心经营的忠义救国军总部就设在这里。
镇子西头，有所关帝庙，庭院齐全，宇舍深邂，气势巍峨，花木扶疏，可谓清静幽深。杜月笙一行，就住在了这里。
当天晚上，杜月笙洗了个热水澡，然后泡了壶配茶，在院子里一边纳凉，一边听陆京士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京土，”杜月笙听完陆京士的介绍说，“你得辛苦一趟，速去上海，让徐采丞速到淳安来，我得让他先稳住工商界。”
徐采丞是杜月笙留沪的商业方面的代表。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民华公司”常务董事长，与杜月笙的总公司设在重庆的“通济公司”有商务往来。而这个“民华公司”又是日本特务机构“松”机关支持的。所以说，这个徐采丞是沟通国民党、日本特务、汪伪政权的路路通的人物。
徐采丞很快来到。他向杜月笙谈了上海许多落水投敌的工商界汉奸此时都惊恐万分，听说他要来见杜月笙，纷纷请他转告杜，希望日本投降后，设法保护他们。
这些人，杜月笙全认识，有一些如谢葆生之类还是他的弟子。回上海后，若想马上就玩得转起来，必须得有这些人推磨。于是，在当天夜里，杜月笙给重庆的蒋介石发报，他向蒋建议，对这类落水的工商界人土将来应给以宽大处理，不宜牵涉过多的人，以免有伤元气。
第二天一早，杜月笙又叫来徐采丞，说：
“你立刻回去对大家说，让他们稳住，我已给委座发过电报。只要一有回电，我马上通知上海。”
但是，蒋介石对杜月笙的这份电报迟迟没有答复。
杜月笙到达淳安的消息很快在上海传开了，陈公博也派了代表去见他。还有不少汉奸也纷纷派人和他联系，这时，他又显得异常忙碌起来。
当时戴笠在淳安，专搞联络敌伪军，布置胜利后阻止新四军和人民游击部队进入上海、南京及京沪沿线大城市等阴谋活动，杜月经通过在沦陷区的众多弟子，向戴笠提供了许多当时京沪等地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
在公开的场合，戴笠时常对人们暗示，杜月笙是蒋介石派到东南去协助军队主接接收工作的，他将出任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长。对此，杜月笙常笑而不答。他的弟子们也四处放风，说杜月笙身上装着委员长的秘密委任状，一旦到上海，就将公开。
其时，杜月笙在淳安的一个多月中，想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自己能不能当上上海市市长。当然，他估计是不会有大问题的。所以，当传言纷起时，他倒极其泰然处之。
在淳安时，有一些上海人纷纷赶去和杜月笙接洽这样的事：上海许多与敌伪有关的汉奸产业有的给他补上股东；有的认他做后台老板，分一部分股权给他，避免日后被查封没收。这一切，杜月笙却—一答应了。因此，在敌人还未正式投降，重庆所派的接收人员还没到达，杜月笙已经在进行这种变相的“接收”，成为发“接收财”的第一个人了
关庙做梦市长
1945年8月10一日，日本政府的乞降书通过瑞士、瑞典转给中、美、英、苏四国。日本在乞降书中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
听到这一消息时，已是午夜过后。当时，杜月笙已在睡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站在一辆敞蓬汽车上，缓缓地从上海市中心走过，街道两边人山人海、鼓乐喧天，人们纷纷高呼：“欢迎劳苦功高的新市长！”
他很兴奋，冲着人们频频招手。
招着招着，他醒了，发现原来还躺在淳安的关帝庙中，但外面却人声鼎沸，鼓乐喧天。
“大哥，日本投降了。”
顾嘉棠从外面进来，顺手打开了桌上的收音机。收音机里，重庆的女播音员依然在播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大哥，这会儿总算熬出头了，八年抗战，八年艰辛，还好，总算没白熬，回上海去，你就是市长罗！”
“上海这个烂摊子，也不容易收拾啊！”此时，杜月笙俨然是以一市之长的身份在思考、说话了。
8月28日，一艘小火轮拖着五条驳船，满载杜月笙一行，在忠义救国军的卫护下，从淳安启航，沿富春江东下，直开杭州。行前，戴笠匆匆赶来，为他们送行。
上了船，戴笠默默无语。
“雨农，有什么事？”杜月笙发现苗头有些不对。
戴笠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杜月笙。社接过一看，脸色顿时发了。原来，蒋介石已明令发表：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蒋伯诚为委员长驻沪公署代表。
杜月笙很久以来就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一直不肯公开重用。这是因为怕别人会联系到自己也是流氓出身，惺惺惜惺惺而遭非议。而这位杜先生却野心不小，非“待任官”而不任。他认为上海市长这把交椅，他坐着最合适。这次是锣鼓敲响了，几班人马也出场了，又加上孔祥熙的极力支持，还不十拿九稳吗？谁想到，老蒋竟如此不仗义。他不由地想起离别上海时，张啸林对他说的那些话，整个地一个卸磨杀驴。不，还在拉磨呢，就在驴腿上系绊子了。
“这是刚收到的重庆电报，还未向外公开。我们看这钱大市长的能耐吧！”戴笠也愤愤不平地感叹着，拱手别道：“一路顺风，上海见！”
船到杭州南星桥码头，徐采丞已从上海赶来迎接。
“周佛海对我说，在先生进上海时，要我发起盛大的欢迎仪式。”
见了面，徐采丞立刻报告说。
“大家不但组织了几万人夹道相迎，还准备从北火车站到华格桑路的杜府，几个十字路口搭起一座座三层楼高的鲜花牌楼，以显示后方百姓对凯旋归来的抗日英雄的仰慕之情。”
杜月笙听了，连声说：
“不敢当，不敢当。”
他心里却喜不自胜。因为周佛海是老蒋命令他暂时维持上海局面的，他肯定听老落的，也许，老蒋对我会另有重用。他想。吴绍澍是我的门生，只不过是自己领导下的上海统一委员会的委员罢了，他也当上副市长，那我这个主任委员不是该官大三级了吗？这么一想，他又转忧为喜，憧憬着当年“杜祠落成典礼”的那般风光了！他决定在杭州多住一日，以便上海方面欢迎仪式准备得充分一些。
9月3日，杜月笙在众人的簇拥下，坐专车直驰上海。
这一天乌云密布，车过嘉兴，细雨浙沥，下个不停。杜月笙望着车窗外边，担心着上海的彩牌楼，被雨淋湿，会败欢迎群众的兴。车过松江以后，雨停了，只是阴毒不散。
火车抵达梅陇小站时，月台上上来几个留在上海的门徒。他们先向杜月笙行礼，而后，内中一个诡秘地附在老头子耳边私语。杜月笙脸色顿时阴沉，嘴唇发紫，取出香烟猛抽了几口，然后强自镇静，吩咐：
“告诉司机，车停西站。”
说完，他进了自己的单间，推上门，不再说话。
原来，国民党政府上午下令取消了欢迎杜月笙的仪式，拆掉牌楼，而且还有人在北站贴出传单：“打倒恶势力！”“打倒大流氓！”
“谁吃了豹子胆？我拧掉他的脑袋做尿壶！”
顾嘉棠一拳砸在车厢桌上，一个酒瓶滚到地板上，摔个粉碎。
“听说是新上任的副市长吴绍澍。”来人回答说。
“妈的，老子会教训他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登出短短百余字的消息：
社会领袖杜月笙氏，于昨日下午二时抵沪，同来者尚有其好友十余人。杜氏于上月计八日由淳安启程，于本月一日抵抗，昨天乘早快车来沪，在西站下车。忠义救国军撤沪区指挥部凌元培等在车站警戒，仅少数亲友到站欢迎。杜氏下车后，即赴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调晤落代表，晤谈一小时许，始返寓休息
婊子牌坊全要
再说陈公博，自从派人到淳安投过杜月笙的门子后，心中坦然了许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昔日骄横的不可一世的小日本，这么孬种，美国人两颗原子弹一扔，变得比龟孙都乖，挺尸屁都不敢放一个，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在霞飞路国泰大戏院后面的十三层楼上，传来了一阵鬼嚣狼叫之声，原来，所有在上海的日军中上级军官，都被集中在此收听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广播。一名少壮派军人收听完毕，当即剖腹自杀。
与此同时，曾担任了四年伪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也在官哪里收听广播。他耷拉着脑袋，内心一片恐慌。前几天，他还存在一丝侥幸的想法，希望通过与杜月笙达成的协议，用阻止共产党武装接管沦陷区的行动来求得蒋介石的宽恕。现在看来，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蒋介石已任命伪政府的第二号汉奸周佛海等人做这个官那个官，唯独对他不予理睬。杜月笙这小子，也迟迟没有消息。看来一切都黄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陈公博暗暗打定主意。
8月24日，陈公博得知蒋介石的军事要人将于26日飞抵南京的消息后，急忙向日军总部联系飞机。25日，陈公博乘飞机离开了南京，当日飞抵日本米子降落，数日后移居京都，住金阁寺。
8月29日，日本同盟社突然发了一条消息，称陈公博8月28日自杀受伤，29日不治身亡。这条消息经过路透社转播，刊载在国内外各报。9月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消息宣布，陈公博及其女秘书一行九八，受日本外交部及军事当局保护出逃日本，行前，陈曾交予日方匿住日本时的生活费一万万元，闻国民党中央即将向日本当局究办此批叛国汉奸，同盟社发此假消息是以掩护陈公博匿住日本的事实。9月8日，经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交涉后，陈公博及其随员即被送至南京关押。国民党中央决定将陈公博等叛国案交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后，陈公博又被转解至苏州。
1946年4月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公博。下午二时零五分，陈公博被一辆破旧马车从苏州司前街看守所载至现前街法院，二时二十五分被传至法庭。他头戴黑呢船形帽，身穿深灰布面夹衫，灰色呢西装裤，黑皮鞋，手扶卷宗二本，在摄影记者面前，强作镇定。
当审判长孙鸿霖宣布开庭后，陈公博脱帽鞠躬。照例，先由审判长询问姓名、年龄、籍贯后，由首席检查官韩寿宣读起诉书。陈公博听完后说：
“我要求当庭宣读前段所写的《八年来的回顾》一文，以告白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