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鸿霖与韩寿对视了一眼，宣布说：
“本庭准予。”
陈公博当即喜形于色起来，接着一口气朗读了一小时五十五分钟。这份自白书的主要内容系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辩护，并为自己推卸罪责。在自白书的最后，他还恬不知耻地针对起诉书提出了所谓抗辩理由，即所谓“沦陷区人民创痛巨深，经汪陈政府予以‘抢救’，国家元气得以保存旧本投降以后本人维护南京治安以待国军接收”云云。
陈公博朗读完毕，即由审判长按起诉书询问犯罪事实，陈供认不讳；接着，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辨护。退庭时已八时二十分。
4月12日下午四时，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判，当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主文：“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时，他的态度略显紧张，双手双腿不断移动。数分钟后，似不耐烦，转首向左右旁听席上回顾。最后，庭上询问陈是否上诉，陈说：“我上次审判时已说明，无论如何决不上诉。审判长能于上次审判时召许我朗读自由书全文，我心事已了，应对审判长及各位表示谢意。”
6月3日上午八时三十分，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官李曙东偕书记官暨法警四人来到监狱，传达执行死刑的命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李曙东问。“我原是准备写点东西给蒋先生，现在也不准备写了，我也没有什么遗嘱。”说完，李曙东等人一一和陈握手。陈又要求和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及其妹夫请民谊诀别，法警领陈先至格民谊处，两人紧握双手，默默无语；又至女监见陈壁君，陈壁君号啕大哭，说：“我们共患难，岂知你先我而去！”
陈公博身穿蓝布长衫和黑裤来到刑场。他双手插于裤袋内，紧闭双目，连声叫喊：“快开枪！”枪声响了，他立即被毙卧在地。
这天上午九时，陈公博之子偕汪精卫之女来到苏州，这时死刑已执行。他们没有到刑场去，嘱托陈的副官去收殓陈的尸体。
此系一段插曲。
再说杜月笙等人来到上海后不久，从重庆等“大后方”前来的国民党各路接收大员也都纷纷来到。于是，上海滩上喧器一时，上演了轰轰烈烈的“五子登科”的丑剧。
所谓五子，是指条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
条子就是金条，当时各路“接收大员”都喜欢以没收汉奸财产为名，带上三五名彪形大汉，到汉奸的住所翻箱倒柜，将大金条查抄一空，以饱私囊，走时从不留收条。有些来头大的“接收大员”还利用匕海黑市黄金比重庆价钱低的行情，将在上海当天抢来或购买到的大批黄金用飞机运往重庆北出，攫取巨额利润。明星的金条被抄光以后，一个“第三战区长官司令专员”张叔平想出了一个夺取汉奸隐匿黄金的巧妙办法。张深请大小汉奸们的恐慌心里，以发倒填年月的委任状和证明书的办法，把许多大小汉奸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地下工作者”，但购买一张委任状起码要黄金五两，据说张叔平在某一天内，就发出了这样的委任状四百七十多张。
重庆“接收大员”抢房子的手段更加直截了当。只要听说某处房屋曾经住过敌伪人员或者驻过兵，他们就先下手为强地霸占下来。当然，他们本身并不需要住那么多的房子，只是利用上海房价暴涨之机，把这些抢来的房子以收取金条的方法转顶出去，从而大捞一把。
抢汽车是当时流行的现象。敌伪人员留下来的新型汽车都被捷足先登的“接收大员”抢光，后来者不甘罢休，则强行要求分赃。“接收大员”、宪兵队长姜公美下手快，抢了“汪公馆”（原汪精卫家）内当时堪称上海最好的一辆豪华轿车。湖沪警备总司令李及兰来迟了一步，便要萎公美把轿车交出来，姜拒不买帐，李深恨之。所以，当时“接收大员”的争车纠纷不断发生。
美貌女子也成了“接收大员”的战利品。不但敌伪人员留下来的女秘书属接收之列，甚至连他们的娇妻美妾也被“接收大员”金屋藏娇。一个滞留在上海的“满洲电影明星”李香兰也被锁进了某“接收大员”的小房子。
“接收大员”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故又有“面子”一说。侵吞敌伪物资以饱私囊都有堂而皇之的借口，如陈立夫说是为了“党费独立”，戴笠提出“军统经费自给自足”。至于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运走大批日伪军用仓库的物资，从此下落不明；上海市长钱大钧秘密提走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大批金条诸事，也各有其“充分理由”。
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精彩表演，造成了“失地收复，人心丧尽”，这不但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强烈抗议，连美国特使马歇尔也为此向蒋介石提出了警告。
迫于舆论，1946年5月，蒋介石终于派出了一个清查团，此时距“大接收”已有八九个月。清查团只把一个小小的上海宪兵队长姜公美抓起来判了五年刑。几个月后，淤沪警备司令部又将姜公美从提篮桥监狱提出，押赴来公园刑场枪决。极为可笑的是，当时与姜公美争车的李及兰竟是监斩官。
面对如此乱轰轰的局面，什么职位也没捞到的杜月笙十分冷静。他决心与命运抗争，如同当年的那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一样，重新威振上海滩。
不久机会来了。戴笠的军统和中美合作所成立了上海联合办事处，杜月笙立刻把自己在杜美路70号的那座新洋房借给戴笠使用。其实，当时戴笠在上海要找一座象他那样的一幢房子，张下嘴就行了，但戴笠为了照顾友情，也为了表示不首先占用敌伪房屋，也乐得使用一下。
从此，杜月笙与戴笠的联系更紧了。
戴笠胜利后负责主持逮捕汉奸的工作，大权独揽，气焰很高。凡是被军统逮捕的人，很少有人能去说情，杜月笙却可以去保释人或请求戴笠暂缓逮捕。他用的办法也留有余地，从不当别人面向戴笠说人情，也很少用电话直接和戴笠谈这些事，当他接受了汉奸家属送去的金条之后，总是找戴笠手下的处长王新衡去说。王新衡一向是代表军统和他联系工作的，是他家座上的常客，通过王向戴去转达，戴笠十次有九次肯买他的交情。
这一时期中，汉奸家属们奔走杜月笙门下的络绎不绝，唯恐他不肯收下金条、美钞，搞得他虽说不是接收大员，却甚过接收大员。
当然，杜月笙也很懂得戴笠的脾气，往往是选择些案情不太重和伪职不太显要，但搜刮却是很多的，才去保释几个，一般的他也是不肯答应的。
就在这期间，从四川又活动到上海来的范绍曾来到了杜公馆。
“月笙兄，我听说，中央现在正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就能发横财。”
“你真的想发横财。”
“你是知道的，这物价飞涨，我那点钱，差不多要花光了。”
“行，你请刘攻芳吃饭，我出面说人情。”
“哪个刘攻芳，是不是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
“不是他是谁？”
“行，这生意我和顾嘉棠、张君生三个人合伙做。”
第二天晚上，范绍曾在上海的家中设宴请刘攻芳吃饭，杜月笙做陪。
酒足饭饱后，刘攻芳正在剔牙，范绍部说：“刘局长，我这段时间手紧，能木能顶座仓库，弄两个钱花花？”
刘攻芳还没有回答，一旁喝水的杜月笙立即插话：“这些东西都抓在他手上，那还有什么话好说？”
刘攻苦笑了笑，说：“的确不是什么大事，你要真想要，就顶一座吧。”
当时，买这仓库不需付现款，只是由范绍曾开的福华银行出了一张期票便妥，完全等于白送。
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数量品种之多都出乎范绍曾等人的意外。这些仓库从接收后，连清点都没清点过，间仓库管理人员，不但答不出数量，连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
那一次，范绍曾一个人就足足赚了黄金三千多两。
虽说杜月笙与戴笠联系得极其紧密，但他还是受到了来自各对立面的打击
刺客泼妇齐上
由于抗战胜利租界取消，杜月笙在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媒介作用已不复存在，这样，他因失去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庇护，而在国民党那里身价大跌。
继1945年9月初，杜月笙本回到上海就遭到其原先的门生、身兼多项要职的上海头号接收大员吴给谢的攻击后，到9月底，吴绍海又四处放风，在其控制的报纸上放出清除政治垃圾的风声，给杜月笙以难看。10月，吴又断然拒绝由杜月笙和CC派双重推荐的陆京士任社会局副局长，同时又指定周英才、陈培德、周学湘、孙以艾、熊华超为工人运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与杜月笙、陆京士争夺对黄色工会的控制权。
同月，宣铁吾来沪就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也公开对报界宣称，“上海是贪官和流氓集中的地方，警察局将集中全力，予以整顿打击。凡青洪帮中人物，本人一律不见，一律不用，”给了杜月笙又一个下马威。
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杜月笙决心反击一下，他把突破口选在了吴绍澍的身上。
这吴给越到底是什么人，还得从前面说起。
1945年8月23日，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吴绍澍到上海赴任，当他们车队驶过市中心时，马路两旁人头济济，人们纷纷向他招手致意，还有一些人“碑哩啪啦”地燃放鞭炮欢还按。吴绍澍神采飞扬，高兴得向窗外频频招手。
吴绍澍曾向杜月笙投过门生贴子，他地道道是杜月笙的徒弟。
抗日战争时期，吴绍澍除在杜月笙为首的上海统一委员会任职外，是上海三青团的首脑，并兼任国民党上海市主委火监察院江苏监察使。日本人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上海出版的中文版《邵闩新闻》的头版头条，日本军方曾刊登通缉令，重金悬赏捉拿吴绍澍，报纸上还印着他清晰的正面头部照片。国民党重庆当局对吴绍澍的成绩颇有赞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45年5月，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吴绍澍即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上海政治特派员和军事特派员，加上原来的国民党上海党部主委、三青团支团部干事长的两个官衔，吴绍澍一共身居五职，可谓红得发紫。
吴绍澍到了上海，决心打出“建设正义的新上海”的旗帜，他要效法蒋经国在江西的作为干一番事业。所以，他首先拿青帮总头子杜月笙开刀，除上述那些行为之外，他还向杜月笙要回了门生贴子，用火烧了。
然而，正当吴绍澍踌躇满志，准备大显神通的时候，一场大祸降临到他身上。
那晚，吴绍澍应邀赴宴。宴会上，作为贵宾的吴绍澍受到了热烈的款待。宴散后，他打道回府，坐汽车回安福路他的寓所鹤园。
汽车驶到鹤园门口，“嘀嘀”响了两声喇叭，鹤园的门马上被打开了。汽车亮着车灯，车轮慢慢地向里面转去。
就在这时，安福路上驶过来一辆汽车，它在吴绍澍汽车后刹车，车窗里同时伸出五支手枪，对准吴绍澍射击，子弹雨点般稠密。一阵扫射后，刺客得胜回朝，坐着汽车飞驰而去，转眼消逝在茫茫的夜色中。
按理，吴绍澍必死无疑，可他却安然无恙地钻出汽车。原来，他坐的是美国产的卡迪莱克防弹保险车。这车是他从周佛海的公馆里“接收”过来的。
吴绍澍察看了一下汽车，只见汽车两侧和尾部都有弹孔。
“好险哪！”他心有余悸地说道。
吴绍澍踏进家门，马上打电话给警察局局长宣铁吾。他把遭受袭击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提高声音说：“一定要迅速破案！”
“我立刻就来！”宣铁吾在电话里说。
不一会儿，宣铁吾坐车赶来了，吴绍澍的亲信毛子佩等人也应召而来。大多数人都认为刺客是杜月笙派来的，可手里又没有证据。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认为，”宣铁吾说，“我们应当严密封锁消息，这样有利于侦查破案。”
“这么大的一桩刺杀大案，能保密吗？”有人不相信地反问。
“就照我们警察局长的话办，”吴绍澍说，“务必早日破案。”
吴绍澍料定刺客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于是第二天，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乘火车前往南京，他又坐上飞往重庆的飞机。
宣铁吾真把这大案封锁得滴水不漏。上海滩号称无孔木人的众多记者，居然对此一无所知。
新闻是封锁了，可案子并没有被侦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吴绍澍很快被罢官了。
且说吴绍澍当上副市长后由于刀子太快，受到了诸多政敌的明枪暗箭，告御状的也不少。尽管许多小报告是夸大其辞，甚至是无中生有，可是蒋介石却渐渐有些相信了。
使吴绍澍丢官的导火线，是在1946年春节前的一次迎新春聚会上。当时，吴绍澍从重庆刚回来，虽说案子没破，但他不能不为党国效力。
这次聚会的人主要是工商界人士，是在丽都饭店的大厅里。
吴绍澍正在致开幕词，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到台上十几个年青女子，她们有的抱着三四岁、四五岁不等的孩子，有的挺着大肚子，一看就知道怀孕有六七个月了。
“你们要干什么？”旁边的工作人员高声喝道。
“干什么？”一个丹凤眼的美丽女郎说，“带孩子找爸爸。”
“简直是胡闹，这里哪有他们的爸爸。”工作人员正要上前驱赶那些女郎，只见女郎们怀中抱着的孩子都已下到地上。七八个，一起跑上前，抱住笑绍勃的腿，高呼：
“爸爸！”
“爸爸！”
还有个孩子说：“爸爸，你这么长时间不去，我都没有钱买泡泡糖了。”
吴绍澍被这突入其来的场面弄愣住了，很久，才结结巴巴地说；“你们都是谁，我不认识你们？”
“不认识？你当然不认识，你死皮赖脸地把我们搞到手后，见肚子大了，就跑了，你当然不认识。但姓吴的，今天请你睁开眼看看，这些孩子到底像不像你？”一个女郎上前，指着他鼻子这样说。
下面乱起来，很多人盯着那些孩子的脸看一会，又盯着吴绍澍的脸看一会，有些人干脆站起身，伸长了脖子。
吴绍澍看了看那些孩子，说：
“他们一点都不像我！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谁要是把我们碰流产了，他吃不掉兜着走。”
工作人员见这阵势，都吓得退到一旁。
这时，一个挺着肚子的女郎上前，指着吴绍澍说：
“姓吴的，把收我的金条还给我。鬼子刚投降，你就跑到我家，要了十根大条子说是保证没有事。十根大条子给了你，你还硬要我陪你睡。现在倒好，条子你拿去了，我肚子也让你搞大了，但是，我家的人呢，还是让你抓去了！”
这时，下面的人才发现，这个女人原来是沦陷时期伪子虚银行董事长吴名人的七姨太。
大厅里越闹越凶，两个多小时后这帮女人才被哄走，而联欢会也不欢而散。
第二天，上海的十几家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很多记者还去采访了那些女郎，她们有的是沦陷时期的舞女，有的是汉奸的姨太太，都自称吴绍澍曾与她们有过不同寻常的关系。
很快，对立面又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蒋介石。
吴绍澍知道，这些全是杜月笙极其手下捣的鬼，但却也来不及调查了。他又气又恼，坐了飞机直奔重庆向蒋介石申诉。可是，他看到的是蒋介石的冷面孔，蒋介石要罢他的官了。
1946年2月，春节刚过，吴绍澍副市长和社会局长的乌纱帽被摘掉。
到了下半年，国民党中央规定，一人不能同时兼任党国职务。陈立夫找到吴绍澍，请他在市党部主任委员和三青团干事间择一而任。吴给赵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市党部，其时，他想出任汉口市长，因而对党、团都没有什么兴趣。结果，由于最高当局没有点头，汉口市市长一联也就没有当成。
这年10月，蒋介石为了扭转国民党在国内渐趋被动之势，下达了三青团和国民党合并的命令。各级职位一般是党正团副。吴给赵不愿居人之下，于是让出了坐了多年的三青团干事长的交椅。就这样，吴绍澍成了一介乎民了。
再接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吃败仗，军政要员们忧心忡忡，谁也不再去理会一介平民吴绍澍的案子了。而吴绍澍呢，当然清楚自己不是杜月笙的对手，乖乖地夹着尾巴做人了，哪里还能去问那起刺杀的真象？
星转斗移，很快二十三年过去了。吴绍澍的心腹朋友毛子佩被抓进提篮桥的上海监狱。在关押期间，毛子佩认识了“难友”吴永清。两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次闲聊，无意中谈到1945年吴绍澍被刺之迷，谈到刺客不知是谁。
吴永清说：“刺客是我。”
毛子佩大吃一惊：“你开玩笑。”
吴永清一本正经地说：“确实是我干的。”
原来，吴永清的上峰就是杜月笙的大弟子陆京士。
且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大批裁撤非摘系部队，致使大批官兵流落社会，至1945年10月15日止，全国编余军官已高达161660余人。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被编余下来的退役、转业的军官，都加入了当地的在乡军官会。这些人，给本已十分庞大的游民队伍增添了新的成员。帮会的头子们便纷纷以各种手段，招募这些编余军官投到自己的旗帜下。
陆京士从重庆回上海后，经过与杜月笙相商，在戴笠的支持下，以军委员上海工运特派员的身份搞了一批枪枝弹药，在上海成立“工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积极招募失业工人和编余军官参加。
陆京士利用这些人，专门培养了一批杀手。
原先，陆京士和吴绍澍同为杜月笙的弟子。关系倒也挺不错。等到吴满树当和副市长和社会局局长，陆京士在CC系和杜月笙的双重推荐下欲当社会局副局长，以为十拿九稳，却没料到，竟遭到吴绍满的拒绝。
所以，陆京士开始和吴绍澍势不两立起来。
开始，陆京士指使抗战期间失业的大批工人，轮番到市党部和社会局请愿，要求工作，又别有用心地支持在职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和失业工人的请愿相呼应，故意给身任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的吴满树施加压力，争夺对黄色工会的领导权。
上述行为短期内没有奏效，陆京士就命令吴永清等人行刺吴绍澍。
搞垮了吴绍澍，杜月笙的心情又变得开朗起来了。他开始重新整顿恒社，花了八百两黄金，买下了霞飞路上的一座敌产住宅，做为恒社俱乐部，把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市党部委员，市政府中厅、局、区长，统统拉入恒社，造成了一种兴旺发达的局面。
1945年底，上海地方行政区一级的选举中，三十一个区的区长，几乎被杜月笙的亲友恒社社员囊括一空，连他的三儿子杜维恒也捞到个区长当当。而且，在抗战胜利后第一届市参议员选举中，社门亲信在一百八十一个议席中占据了五十多了。黄振世、金九林、金廷苏、顾竹轩、陈培德等也选入了该届参议会。
紧接着，杜月笙又倚仗戴笠作后台，接收了《新闻报》，控制了《新闻报》的董事会。
杜月笙主持的中国通商银行除将上海分行及所属沪区各支行公告处处业后，仍将总行迁沪治事，同时先行恢复京、甫、杭、锡、津各分支行，并酌量撤并内地行处，再说通商口岸逐次复业。杜月笙还派人去沙市纱厂、华丰面粉厂、大达大通轮船公司等企业重整旧业，并在江阴与人联营福澄公司纱厂、创办菜丰一厂二厂。
1946年1月，杜月笙、范绍增还向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杨子建业公司投资，成为该公司大股东之一。
这样一来，杜月笙在上海又抖了起来。虽然战后上海的租界已不复存在，但上海的资本家们仍把杜月笙当作“通天”人物，乞求其保护。所以，杜月笙在战后除担任《新闻报》常务理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纱市纱厂、荣丰纱厂、西安利泰纺织厂、江阴福澄公司、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外，又兼任中国纺织公司、华商电气公司、浦东商业银行、华安人寿保险公司、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全国轮船业公会、全国面粉公会理事长，并续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在恒社社员的全力支持下，杜月笙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获得各式头衔共七十个，其中有董事长三十四个，理事长十个，常务董事三个，董事九个，会长二个，副会长一个，校董二个，常务理事一个，理事二个，代表、参议员、常务监察、筹备主任、创办人、副主任委员各一个
蹊跷金都血案
在这些成功的喜悦中，杜月笙有些飘飘然了。他常常在心里说：老蒋啊，老蒋，我要让你看看，我杜月笙的能量到底如何！
上海市的市长当不上，杜月笙又想积极活动，当市议会的第一任议长。就在这紧要的关头中，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46年3月17日傍晚，范绍增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杜公馆，“不好了，不好了！”还没进门，他就大叫起来。
“什么事？把你急得这样？”杜月笙急忙迎向他。
“戴雨衣出事了！”
“什么？”杜月笙大惊失色。
原来，3月17日上午，戴笠从北平乘飞机来上海。飞到青岛，飞行员接到地面报告：上海气候恶劣，难以降落。可是，戴笠与杜月签有约，又加上正与电影女明星打得火热，几日不见，浑身上火，便非要飞上海不可。结果，飞机飞到上海，大雨滂沧，地面一片迷茫，无法降落，只得折向南京。经过南京郊区板桥镇边上戴山时，猛撞山头，机毁人亡。
回过神来后，杜月笙放声大哭。他一向认为，结了戴笠这样的一个兄弟，是天作之合，两人在一起，真是虎添双翼，满以为胜利后，联合起来，在上海滩上做出三番更大的事业来，没想到，戴笠这么快就撒手西归。
两天后，杜月笙为戴笠主持召开了追悼会，会上，他泣不成声，泪水一直淌个不停。
隔了好久，杜月笙只要一想起戴笠，还不由的泪水涟涟。
戴笠一死，杜月笙的情况立刻起了变化，许多特务自己直接接汉奸家属谈条件，要金条，再也不要他从中插手了。
1946年5月，兼任湖沪警备司令的宣铁吾以操纵粮食、屯积居奇的罪名下令逮捕杜公馆的经济总管；上海料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并扬言不日将对万进行军法审判。
杜月笙急忙让人带了十根金条，买通了宣铁吾的亲信陶建芳少将和警备司令部医务所冯所长，以万墨林心脏病严重很可能死在狱中为名，将万墨林交保就医，才算缓过一马。
其实，这是宣铁吾有意识在倒他的台，用杀鸡吓猴办法拿万墨林开刀。但杜月笙自知敌不过宣铁吾等人，只好忍气吞气，不敢当面说什么。但是，背地里他却大发牢骚，说：
“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
这次万墨林是因为粮食贷款舞弊而牵涉进去的，主角根本不是万，万只是利用粮食贷款来进行粮食投机倒把的活动，幕后贪污得更多的人却没有事，所以杜月笙心里极不平衡。那时，他时常和范绍增在一起，一谈起当时上海一团糟的情况，他总是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还不止。”
其实，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压榨和掠夺人民，只不过手段不同罢了。杜月笙如此说，只是因为失去了老主子后却不能讨得新主子欢心而产生的一种失落感。
对手的压制归压制，杜月笙却要坚决抗争，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所以，后面的日子，他全身地投入到为竞选议长面做的准备工作中去了。
经过一番努力，选票拉得差不多了。
但就在离选举会议召开还有两天的那日夜里，新上任的市长吴国桢突然亲自登门拜访了。
这位吴市长，年仅43岁，是美国爱荷华州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民主”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两个字。在他上任伊始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便信誓旦旦地表示：在上海市长任内，他要改革弊政，实施民主政治。相当漂亮。
吴国桢也确有一些新“招式”。为了得一个“民主市长”的雅号，他对参议会格外垂青。每个参议会开会时，他总要亲自到会，想方设法同参议会“拉关系”。那时，吴国桢刚学会抽板烟，会议休息时，他总会一手拿着烟斗，一手提着打火机，在休息室里四处张望。如果看到某个议员把手伸进口袋掏出烟来，他便会立即走上前去，掀亮打火机为其点烟，随后送上名片，与其攀谈起来。吴国桢这种“民主”作风，经过新闻媒介的渲染，一时在申城传为美谈。
但不知为何，这天晚上，一通寒暄之后，吴国桢忽而说话支支吾吾起来。杜月笙估计他定有难言之隐，直截了当地问：
“吴市长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说好了，只要我杜月笙能办到，一句话！”
“我敬重杜先生，更加佩服你的侠义风骨，”吴国桢先抛出一叠高帽子来。“只是这件事不好启齿，我为难啊！”
“你说吧，不要客气。”
“从我的感情上说，我对杜先生为人是没有说的了，可是，上峰的旨意，又不得不服从。在中国，要想实行民主，难呀！”
“嗯？”杜月笙在吴国桢吞吞吐吐的言辞中，听出味儿来了。
“南京方面的意思，议长一席冀由潘公展先生担任。”
听到这一句，杜月笙头脑中“嗡”的一声，如同五雷轰顶，眼前一黑。这么多日子的惨淡经营，不是全白搭了吗？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是全泡汤了吗？沉默了半晌以后，杜月笙逐渐恢复了常态，唇边又挤出一丝微笑来，说：
“月笙德薄才流，议长一席本无力承担，也无意竞选，只是底下一些朋友呼五喝六地起哄着，现在弄出局面来了，哪能收场呢？让我问问他们的看法，再奉告市长先生。”
“那也好，我听杜先生的回音。”
吴国桢说完告辞走了。杜月笙独坐孤灯下，犹如掉入冰河之中，四周全是寒气。经过一天的思索、又与吴国桢反复协商，杜月笙决定参加第三天的议长选举仪式。
参议会选举大会在复兴中路逸园饭店举行。这儿原是“逸园跑狗场”，不时能闻到狗尿的臊气。到会的议员有一百七十人，市长吴国桢任主席。
开会前几分钟，杜月笙穿着夹袍马褂步入会场。吴国桢立即趋步上前恭迎：“杜先生，欢迎，欢迎！”
在一阵僻哩啪啦掌声中与嗡嗡议论里，杜月笙双手抱拳，高举过头，频频招动，以示答礼。吴国桢把他让上主席台，坐在潘公展、徐寄顾一排上。
吴国桢宣布：“上海市参议会议长选举大会开始！”
全体到会人员呼地一下站起，向总理遗像三鞠躬。而后又向蒋介石的戎装巨像致敬礼。市长还领着念总理遗嘱什么的一大串仪式以后，挥挥手，示意大家坐下。吴国桢又清了清喉咙，说：“下面，选举第一任正副议长。现在，请徐寄老，宣布候选人。”
吴国桢侧过身子，对徐寄像点点头，“请吧”。
徐寄席颤颤巍巍地走上讲台，先向主席台上的人点点头，而后向议员们点一点头，拉开了腔调，照着手里的纸条读了起来：
“经各议员各界贤达协商，决定由杜镇先生为正议长候选人，潘公展先生为副议长候选人。诸位，如无异议，付诸投票。”
台下响起一阵掌声，接着，杜月笙的一些议员弟子站起来喊：“投票，投票！”
投票结果，杜月笙以一百三十一票当选。
几阵热烈的掌声中，吴国桢把他领到讲台前，宣布：
“现在，请当选第一任议长的杜镛先生发表演说！”
一瞬间，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杜月笙铁板着脸孔，凑上话筒，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会场半空，毫无表情地吐着浦东腔的官话：“谢谢各位参议员先生，谢谢市长先生，敝人当选议长，理应为党国为大家效犬马之劳。可是，杜镛才疏学浅，又因体弱多病，这议长一职万难从命，望诸位准我辞职，另选贤能。”
说完，向台下一鞠躬，从口袋里摸出预先拟好的辞职呈文，递给吴国桢。
这次议长选举，是杜月笙的一记杀手锏。意思是做给蒋介石看看，我杜月笙是堂堂正正的民选议长，你不让我当可以。但在上海，我依旧是万人仰目的。
吴国桢宣读辞呈后，参议员们又作了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徐寄廊为副议长。
从此，杜月笙与老蒋的矛盾更加深了。
1948年1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国统区日益缩小，在经济上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国民党政府决定向各地征收十万亿元的“救济特捐”以救急，上海摊倒数万亿元。湖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因此任务无法完成，将劝募委员会委员杜月笙变相扣押八小时，迫使杜在次日拿出一千亿元。看来，宣铁吾这回是存心要找杜算旧帐了。
事出自然有因。1947年7月27日深夜，上海市中心突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金都电影院内外大批宪兵、警察互相开火，二十余人饮弹死伤，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金都血案”。
这天晚上，坐落在福照路上的金都电影院正在上映陈燕燕、冯条主演的《龙凤花烛》，这部影片十分卖座，电影院一连几天场场爆满。
晚上九点多钟，正当第四场电影开始检票入场时，门口的检票员同几位观众发生了争执，原来有三个人手持两张电影票，欲再补一张票一起进去，但当时票房里已无余票，检票员便回答他们无票可补，但这三个人坚持要补票一起进场，将检票员拉住不放，于是，双方就吵了起来，越吵越厉害，引来了大批围观者，甚至连马路上的交通都堵塞了。
这时，正在电影院附近值勤的警察卢云亭见有人争吵，围观影响交通，便前来讯问事由。他问明情况后，要检票员让这三个人进场后再补票，免得再吵下去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检票员不买警察的帐，仍不肯放这三个人进去。
正在这时候，您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小队宪兵，在排长李豫泰带领下，巡逻到金都电影院。当时，宪兵常到电影院巡逻，以弹压无票看电影及为非作歹的军人。
电影院人为了讨好宪兵，每当他们来巡逻时总是送上饮料、香烟招待，故宪兵对电影院的人颇有好感，如电影院内发生纠纷，宪兵总是不问青红皂白袒护电影院的人。
这次李豫泰带宪兵巡逻到此，见警察帮观众说话，便不客气地走到卢云亭面前说：“这里有我在，你不用管了。”岂料卢是个刚从警训所毕业的新警察，不知天高地厚，回答说：“警察过问民众纠纷，责无旁贷。”
李豫泰见对方嘴硬，又声色俱厉地说：“我是宪兵排长，别说老百姓的事，就是你们警察的事我也管得。”
但是，卢云亭不甘示弱，又针锋相对地回答：“宪兵的职责是管束军人，不该插手民众纠纷，更不应妨碍警察执行任务。”
李豫泰见一个小小的警察竟敢在大庭广众面前一再顶撞自己，恼羞成怒，便摆出宪兵队长的威风，伸手打了卢云亭两记耳光。他手下的那班宪兵见排长动了手，也一拥而上，将卢云亭拖进电影院铁门内拳打脚踢。
这时，恰巧有个警察路过金都电影院，见卢云亭被宪兵托进电影院毒打，急忙打电话通知新成警察分局，分局闻讯后两次派人到金都电影院与宪兵交涉，才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卢云亭救回分局。当时在分局的二十几个警察目睹卢的惨状，无不义愤填膺，决定冲到金都电影院去找宪兵算帐。
当二十多名警察来到金都电影院时，第四场电影已散场，宪兵们也刚准备离开。李豫泰等宪兵忽然看到一群警察气势汹汹地冲来，知道事情不妙，急忙退入电影院拉上铁门。警察进不了电影院，就站在门口大声喊骂，这时正是值外勤警察下班的时候，路过的警察见同行与宪兵争吵，纷纷聚集过来。
警察越聚越多，不一会儿就有百余人。
电影院内的一小队宪兵只有十几个人，见门口的警察人多势众，群情激昂，也害怕起来，慌忙向宪兵队打电话告急，声称被警察包围，要求火速增援。
二十分钟后，两辆满载着百余名全副武装宪兵的卡车驶到金都电影院门口，宪兵下车后立即冲进电影院，从二楼窗口伸出枪支，对准马路上的警察，一部分宪兵还爬上屋顶，架起了机枪。
混乱中只听一声枪响，一名警察被击倒在马路中，接着枪声大作，电影院里的宪兵射出了成串的子弹，马路上带枪的警察也纷纷拔出手枪射击。
由于宪兵占领了有利地形，火力猛烈，放在一阵枪战中，警察有七人被击毙，七人被击伤，另外还有六个行人被打死打伤。
血案发生后，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俞叔平、宪兵23团团长吴光运等人赶到现场。宪兵由吴带回营房，警察由俞劝离现场。李豫泰被微沪警备司令部当场扣留。
第二天早晨，全市警察代表在新成分局聚会，成立了“七·二七惨案善后委员会”，紧拉着，交通警开始罢岗。全市交通连续王天瘫痪。与此同时，二十名警察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从严惩办肇事祸首，从优抚恤死难家属”。
8月2日上午，四百六十多个警察分乘十五辆卡车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杀人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示威游行的车队在宪兵23团团部绕了三圈，又通过南京路驶入中央殡仪馆。
“金都血案”和警察的抗议浪潮惊动了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要求迅速制止事态扩大。他下令将宪兵23团全部调离上海，并将黄浦、新成、老闸三个警察分局局长撤职。
1947年12月，南京军事法庭以“共同杀人罪”判处宪兵罗国新死刑，以“共同伤害身体罪”判处宪兵排长李豫泰有期徒刑二年。死伤二十多人的“金都血案”就这样被国民党军事局抹平了。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最后结束。湘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不知从何处得来消息，说那个被打的警察卢云亭是杜月笙的徒弟，警察游行示威也是杜月笙幕后指使的。而警察们写的“宪兵滚出上海去”，则是杜月笙等人专门对着他宣铁吾的。
虽说私下调查了几个月，一直没调查出证据。但宣铁吾还是借这“救济特捐”的机会，狠狠地敲了杜月笙一下子。
杜月笙设法交出一千亿元法币后，真真有些痛不欲生。但是，这还不是他的最难过的日子
公子身陷圄囹
1947年底到1948年，上海的金钱黑市买卖和套汇活动非常猖猛，沪地金融界人士惊呼：经济崩溃就在眼前了！成立不久的上海金融管理局决定，狠狠打击一下非法交易活动。打击令发出后，金融管理局通过同它搭档的“源通行”，向黑市交易商一下子抛出二百大条（二平两）黄金作为约饵，随即由警察局派出二十余名经济科便衣警察在黑市交易点秘密守候。
当“源通行”同黑市交易商在电话中谈妥了黄金收售的数量和价格，约定了对钱交货的地点后，经济科便衣警察便假扮“源通行”的人员来到约定地点。正当一手交钱，一手交贷之际，便衣警察亮出身份，这样一来，人赃俱获，投机商们大惊失色，连呼上当，纷纷束手就擒。
紧接着，金融管理局会同警察局，又立即采取了取缔套汇的活动。
当时，从事套汇的商业机构或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必须通过私设电台与香港互报行情后才能行动。如果把这些私营电台封闭，首先打掉套汇活动的耳目，使投机商失去信息，就能有效地遏制套汇活动。于是，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一方面严格查封私营电台，一方面暗中让“源通行”设两部电台，把香港的套汇电讯集中到自己手里。在对这些电讯进行了周密分析之后，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当机立断，宣布四十余家商行被封闭，这些商行的所有帐册部封存冻结。
顿时，套汇投机商行慌了手脚。
当时，有家正明商行，董事长叫姜钟群，因经营黄鼠狼皮的出口贸易，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他个人独资创办的姜源泰贸易行，是专营黄鼠狼毛皮出口的机构。姜钟撒手中有套购来的大量外汇。
某日，姜手下的一个白俄籍会计向警察告密，警察局立即抄获了姜源泰行全部套汇暗帐。姜钟磷生怕大难临头，赶忙到处托人说情，最后主动交出十万美金，另交纳了相当于三万美金的法币罚款，才算了结此事。
在打击黑市交易活动中，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没收到一大批黄金和货款，并向法庭移送了一批为首的投机商犯，其中有三个人最后被判了徒刑。
就此，大金钞案似乎可以收场。其实不然，在大金钞案的背后，许多官方的黑市交易仍然肆无忌惮地发展。
比如，在抛售金条那一天，吃进金条最多的一个户头，竟是拜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为老头子的银楼老板。当便衣警察在交易中要带走这个老板时，这个老板连忙打电话找来这个处长。结果，金条是退还了，但是，人不许带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