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有家子套汇生意的私营电台，其后台老板居然是稽查处经济科科长张亚民，警察局根据中央银行指示封闭了这家电台后，稽查处找借口反抄了“源通行”的电台，以示报复。
类似这种依仗权势挟嫌与诬陷报复的事，当时层出不穷。所以，当时任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才半年的李立侠先生，在大金钞案处理过后，对整顿金融、控制物价彻底失去了信心，愤愤辞职而去。
到了1948年夏天，法币贬值更加利害，物价的狂涨更加惊人，加上与共产党作战的节节失利，蒋介石如同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当时，省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为转移，跟着涨落。大金钞案过后，蒋介石依然想通过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这时，他又想起了上海滩上神通广大的杜月笙来。
蒋介石先后几次给杜月笙电报，请他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杜月笙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想出办法解决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次接到电报，他与身边的几个智囊人物商量了两夜，大家都认为只有停止内战，修养生息，严格吏治这种标本兼治的方法才能有效。但如此之观点是不可向蒋介石提的，他便耍个滑头，提出了“进行劝导与纳游资于正轨”两项办法。他想，对于老落这样的家法，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肝胆相照的。
蒋介石对他这样空空洞洞的复电很不满意，又来电要他提出更具体的办法。
想敷衍一下看来是不行了，杜月笙只好大范围地找了一批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资的最好办法，是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做大量法币回笼，市场才可望稳定。
想出这个办法，杜月笙很得意，沿逢孔祥熙来上海，孔祥熙连声说：“好，好！”停了一会，他又不无担心地说：“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
蒋介石接到杜月笙的这套方案后，又向很多方面征询意见，不少人的主张和杜月笙相同。最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收回游货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得到的结果，是所有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金赶到上海，这些陌生的立项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多。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眼看快要抛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法币一面回笼又一面出笼，上海的游资还是异常雄厚。
这不但是蒋介石所始料不及的，连杜月笙也感到惊异不止。南京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赶到上海，而且把抛出的东西一口吞下去了呢？
由于这一着棋失败，蒋介石的愤怒也发到了杜月笙头上。他认为，杜月笙不是存心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伙同投机商人把库存物资抢走囤积起来。
杜月笙虽大叫冤往，但蒋介石却根本不听辩解。
一着不成，蒋介石又来一着。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下了一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令民间所藏的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一律交出，换取金圆券。蒋介石想用这剂强心剂，来挽救濒于死亡的经济。
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把杜月笙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找到南京去商谈。回来后，杜月笙很担心，他知道，蒋介石之所以请他到南京，是在打招呼，要他帮忙。可经济的运行自有它本身的规律，这种行将崩溃的局面又如何能扭转呢？
金圆券发行的头一两天，物价没有波动。第三天，物价便不客气地开始上涨了。
蒋介石眼看不行便派出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和俞鸿钧到上海坐镇。
名义上俞鸿钧是经济督导专员，实际上他早看准要失败，因而不肯出面，连开会也要刘攻芳代替。蒋经国虽是副专员，却自恃有“上方宝剑”，便统率“勘乱建国大队”，还招募了不少“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组成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基干队伍，广事收查敢于违抗命令，扰乱金融的不法分子。
且说蒋经国刚到上海滩时，准备左右开弓，一面打击一下官僚资本，一面压制地方势力。他选中的第一个目标便是他的表兄孔令侃。
这孔令侃，一向倚仗父亲孔祥熙的势力横行不法，虽然年轻，但他的扬子公司做黑生意却名震一时，谁也不敢惹他。当时，如果能把他拿来开刀，是可以暂时使许多官僚资本家敛迹一些的。为此，蒋经国临行前向他父亲请示，蒋介石为了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也同意牺牲这个外甥。
这个消息传来，孔令侃有些惊慌，便决定请蒋经国吃饭，想当面拉拉言语，但蒋经国却拒不接受他的邀请。他一看苗头不对，连夜赶往南京向宋美龄去哭诉。经过来美龄向蒋介石提出反对办她的外甥后，蒋介石立刻通知蒋经国另行选择对象。
孔令侃得意洋洋地回到上海，见到熟人便说：“看他小蒋能把我怎么办？”
蒋经国办不了孔令侃，便决定要在杜月笙的身上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来以正视听，蒋介石也同意拿这个老伙伴来替代孔令侃。
嗅觉灵敏的杜月笙，早就提高了警惕，因为蒋经国到上海后没有去拜访他，他已处处留心，使别人不能在他身上找出什么毛病。
但是，蒋经国却在杜维屏的身上找到了问题。杜维屏是杜月笙的儿子，做着上海证券交易的经纪人，凭仗着父亲的关系，一向吃得开，经常搞点投机倒把，在他看来完全不算一回事。那次，他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沙厂股票2800多股，没料到，蒋经国便在这件小事上大做文章，以“连续在非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这样一个罪名，把他逮捕了。
杜月笙的儿子被逮捕后，杜公馆上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手下人都纷纷出谋献策，要他给蒋经国一点颜色看看。杜月笙不愧为久经沙场的“海上闻人”。表面上他不动声色，暗地里却积极活动，一方面差使小喽罗抢购东西，制造混乱，一方面通过分布在四面八方的徒子徒孙搜集蒋氏姻亲在上海囤积居奇的材料。
反击的机会终于来了，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召集各业巨头开会。蒋经国一番开场白后，杜月笙慢慢地站了起来，他说：
“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完全同意蒋副专员逮捕他，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蒋副专员去扬子公司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在上海滩是最多的，现在，已有人正在那守着，蒋副专员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先随月笙去开开眼界！”
说完，他率先离座而去。有一些事先与他约好的工商人士及一批记者也随之而去。
杜月笙后发制人，把孔令侃又推到了蒋经国面前。
蒋经国原就想办孔令侃，但因宋美龄阻拦，只好放下，如今杜月笙“逼”他这么做，他除了“敲”孔令侃一下，已别无选择了。
10月1日，在经济警察搜出了扬子公司仓库的大批国积货物后，蒋经国下令查封了这家公司。
对于蒋经国这一手，孔令侃自有对付的办法，他一个电话，把“状”又告到了小姨妈来美龄那里。宋美龄听完电话，二话不说，乘上飞机，直奔上海。
在孔宅里，宋美龄把蒋经国叫来。可是尽管她从中斡旋，双方却谁也不愿意退一步。闹到最后，孔令侃冷不相冒出一句话：“逼急了，狗也要跳墙；如果我走投无路，就向新闻界公布你们蒋家在美国的资产，大家同归于尽！”
宋美龄听了这句话，急出一身冷汗，“令侃，不可造次！”当天，她立刻给正在北面督战的蒋介石拍了加急电报，要他立刻南下，处理这件紧急大事。
10月8日，蒋介石赶到上海。听了宋美龄的叙述以后，他不由地叹了口气：“我来和他说说吧。”
第二天清早，当蒋介石与蒋经国共进早餐时，蒋介石对儿子说：‘扬子’一案不要再管了。”
“爸爸，这？”蒋经国还想说什么。
蒋介石摆摆手，“和为贵，和为贵！”
蒋介石这番话虽然使蒋孔两家的一场干戈就此平息，却也使蒋经国三个月呕心沥血的“打虎”运动成果化为灰烬。
1948年11月1日，蒋经国快快离开上海，经济管制就这么失败了。
再说杜维屏，所具的罪名不过是个所外交易，我论蒋经国如何想扩大，也判不了死刑。因为当时比杜维屏严重得多的人实在太多，便只好将他送到法院勉强判了8个月徒刑。杜维屏不服，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延到11月间，法院只好改判6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
但是，杜月笙还是极为气愤。蒋经国走后，他到处发牢骚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摔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
国民党政权时期，帮会势力的滋长和兴盛，是蒋介石长期以来推行流氓政治的产物。国民党一手培植起来的帮会势力更是维护其独裁统治的重要社会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权者对帮会的压制和取缔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国统区政治危机的加深。
首先，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制约了受某一派别控制的帮会组织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帮会政党或社团，否则将造成派系力量对比的失衡。其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不能容忍任何非国民党控制的或者是反蒋的帮会组织的合法存在，否则有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独裁统治。最后，为了集中全力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于那些无政治背景的严重扰乱国统区社会治安的帮会组织也必须取缔，否则会引起后方不稳和混乱。
必须指出，国民党对帮会势力的压制和取缔也不是绝对的，为了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对于甘愿听从他们驱使的地方性帮会势力，在时常打击的同时，当局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利用
舞女大闹当局
做为大事的杜月笙，位居众人之上，向来说一不二惯了，而却受到了国民党当局包括“老朋友”蒋介石的不断打击，当然是火不打一处来了。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便想方设法地捣乱，以达到出口恶气的目的。
1946年11月29日，由于寒流提早南下，天空明惨惨的，西北风刮过马路，卷起片片枯黄的落叶，匆匆赶路的行人都紧绷着脸，仿佛要对老天爷喷发满腔的怒火。就在这时，只见坐落在金陵路上的黄浦警察分局门前，挤满了约三千多个摊贩，把个马路围得水泄不通。
市民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摊贩聚在一起。上前一打听，原来摊贩们不是来这里设摊，而是赤手空拳，排成队列成行，挥舞拳头，对着警察局愤怒地高呼：“撤销取缔摊贩的决定！”“我们要吃饭！”
1946年7月，上海市政会议颁布了一个决定，宣布从8月1日起，黄浦、老间两区的摊贩必须停止营业，以免“有碍观瞻”和“有碍交通”。当时，随着工厂纷纷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他们只能在马路上摆了摊子，做点小生意来养家糊口。当局不思救济，反而制造借口取缔摊贩，这分明是把失业工人朝绝路上逼。
杜月笙得知这一消息，立刻让一些徒子徒孙混入摊贩中去，煽动他们的情绪，使摊贩们愤怒起来，而乘机制造混乱，好从中看当局的笑话。
8月1日以后，南京路上往三步一小摊、五步一大摊的现象少了；巡逻的警察，看到摊点就掀，遇见摊贩就抓。摊贩们不照市政局的决定，固定的摊点不能设，他们就打游击，警察一来，他们就转移，警察一走，他们又回来，就这样，为了活口，他们既要辛辛苦苦地做生意，又要东躲西藏，免被警察抓住和罚没货物。即使这样，每天仍有许多摊贩被抓进看守所，遭到拘禁和拷打。
摊贩们在警察局里不顾威胁，豁出命质问当局：政府不给我们工作做，又不让我们的小生意，叫我们怎么活？我们一不偷二不抢，自己找一条活路走，碍了什么“交通”？影响谁的“观瞻”？堂堂中国人的马路，倒让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还撞死人，这才真是有碍交通呢！政府不管老百姓死活，请警察老爷们看看，马路上老是有人饿死、冻死，对这种“有碍观瞻”的事，你们睁只眼闭只限，良心让狗吃了！警察们辩不过摊贩，恼羞成怒，动辄拳打脚踢，还不给饭吃，把一个个摊贩弄得半死不活。
狱外的摊贩们听得狱中的兄弟遭此待遇，感到走投无路，便抱成团，走上街头，为解救自己的兄弟，为求自己的生存，来到警察局前示威抗议。
密切现注着这件事的动态，见机会成熟，便对一些当警察的徒子徒孙发出指令：让他们伺机制造事端。
下午三点左右，大批警察、宪兵突然包围了求威的摊贩，先是喷射水龙，然后举枪射击，当场打死七人，打伤的人则不计其数。摊贩们愤怒了，发誓决不后退，要斗争到底！
12月1日凌晨，更多销摊贩向黄浦警察分局涌来。警察又悍然开枪打死示威群众十人，打伤一百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上海的市民们闻讯后，深为摊贩们的惨死悲拗，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支持摊贩们的正义斗争。全市商店一齐停业，许多公共车辆停止行驶。马路上示威的摊贩队伍越来越壮大。警察吓慌了，一个个都不敢上岗。最后，国民党当局眼见局面实在不好收拾，不得不释放了全部被捕的摊贩，撤销了取缔摊贩的命令。
杜月笙原以为市民们闹大了，当局无法解决，就会来找他出现，未曾想，一直也没有人来找他。
1948年2月1日上午，当时任国民党伪国大代表、三青团上海市委委员的范锡品驾车前往市社会局。车子刚到社会局门口，就“嘎”地一声被拦下了。范锡品一阵紧张，探头一看，只见社会局四周已由“飞行堡垒”和武装警察层层布防，交通完全断绝，只有红色警备车开进开出。
凭着市参议员的卡片，范锡品才得以进入社会局。可眼前的情是让他惊呆了：社会局的办公大楼已成空架，到处都是被砸毁的门窗桌椅，电话线也被拉断，挂在墙上的蒋介石画像被扔在地上，踩了个稀巴烂。顿时，他的心“咯噔”一下抽紧了，几个月来，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原来，1947年6、7月间，为了“整饬军纪，”国民党行政院颁布了一个禁舞令。说什么：前方在打仗，后方却歌舞升平，这样会影响士气民心。当局以所谓“妨害风化”为名，命令全国限期关闭所有舞厅。
当时，上海是全国舞厅最多的地方，计有大小舞厅二十六家，其中以静安寺的百乐门、江宁路的大都会、静安寺路的仙乐斯、西藏中路的米高美等舞厅，最为有名。舞厅中，领有执照伴舞的舞女多时达八百多人，职工包括侍应生、领班和杂勤人员五百多人，乐队从业人员二百多人，另有资方代理人，”企业管理员和所谓社侦人员三百多人，这样，直接依靠舞厅生活的人数有两千余人，如果以每人一家五口计算，全市就达一万多人靠舞厅维持生活。
禁舞令下达后，舞厅业职工和舞女们顿感生计无着，于是纷纷起来，反对禁舞。这些舞厅，有不少是杜月笙的徒子徒孙开的，还有不少是受杜月笙保护的，这一禁，当然也断了杜月笙的财路。所以，杜月笙密令两个舞厅老板，把舞女们组织起来，与当局对抗。由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子出面和警察及官爷们斗，谅他们也不敢把人怎么样，而且能引起社会上的人的广泛的同情。
原来一盘散沙的舞女们很快被组织起来，百乐门的陈兰茵，大都会的孟燕，扬子的孙致敏等七人发起和筹组上海舞女联谊会。不久，就在南京东路新世界商场楼上召开了第一次舞女代表大会。舞会联谊会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取争各界声援，要求当局应先解决舞女的转业问题，然后才能禁舞。
范锡品受托曾为舞厅业职工会的类似要求向社会局交涉过，可国民党政府执意禁舞，不愿交涉。
为了平息舞女的愤怒，当局抛出了“分批抽签禁舞”的花招。
1948年1月31日下午，全市各舞厅的舞女和职工二千多人，在新仙林舞厅集会，会议进行到一半，突然传来消息；社会局已经开始抽签禁舞，首批被禁的除了几家小舞厅，还有两家大舞厅。
消息激怒了与会群众，迫于生计，大家立即停止会议，举着数以平计的横幅、标语结队到社会局门口请愿。可请愿舞女在寒风中等了半个多小时，社会局长吴开先拒不接见，这下可惹怒了舞女们，她们愤怒地冲进楼去，与阻拦的军警发生冲突。军警挥棍打人，舞女以竹旗杆为武器。同军警对打，军警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的，舞女也有被打得嚎啕大哭的。
舞女痛打社会局后，当夜有五六百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审讯后，舞女们毫无畏惧，继续与当局的禁舞令斗争。当时才十七岁的舞女联谊会总干事金梅义正辞严地回答审问官：“我们舞女们为了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到社会局请愿，这有什么错？政府竟派军警打我们手无寸铁的舞女，你们是打手！你们才应该受审！”
监狱外，各界人士纷纷为舞女伸冤说理，范锡品也积极活动，营救被捕人员。慑于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和舆论的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最后不得不取消禁令，并释放了被捕人员。
这两件事，使杜月笙看清了，自己的地位在上海滩已一落千丈。要是放在二三十年代，就是他躲到老鼠洞里去，当局也要把他找出来，要他以其在上海滩上的地位和影响，去平息这些事态。但现在，他早已做好准备，坐在家里等着，但却没有人上门。蒋先生和他的那帮党国要员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似乎忘掉他了。
杜月笙十分怀念那些辉煌的日子。那些日子里，在上海这个大都会，他简直是众人之“父”，拥有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活力，去平息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当然，也能鼓动起任何一件事。
而这一切，都不再来了。
闲暇的时候，杜月笙不常和朋友们聚会，主要是范绍增等人。但黄金荣那里，他那少去了。这老家伙近80岁了，听力不济，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与他交谈十分吃力。另一个铁哥们张啸林原先就住在旁边，但他却被自己设计给杀掉了。看来，他们是老了，上海这块土地上，将不再需要他们了。
许多夜晚，眺望茫茫夜空，杜月笙都有一种求日将近之感
旧梦最后重温
杜月笙常常想寻找回来昔日的辉煌，他不相信，他在上海滩就已变成无足轻重的人了。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总是千方百计地站出来，向人们再度展示自己。
1946年春末，连绵的阴寸久久地笼罩着江淮平原，江河横溢，处处汪洋，困在水中的三百万难民苦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6月24日，在杜月笙的主持下，金廷荪、顾嘉棠等一批海上闻人发起组织的“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在浦东大厦成立。
然而，怎么叫上海人拿出钱来呢？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上海人一向喜欢‘噱头’，倘若老老实实地叫他们拿出些钱来，那肯定比登天还难；只有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劝募’才能成功。”
“怎么标新立异呢？”杜月笙焦急地问。
“选举‘上海小姐’，赈济苏北难胞。”
这的确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招，杜月笙想了想，连声称赞道：“高，高，实在地高！”
7月26日，筹募会在上海各大报刊上刊登启事，正式推出了选举上海小姐助赈的节目。筹募会将上海小姐分成四个组：闺阁名媛组、明星组、歌星组和舞星组。名媛组设冠军、亚军、殿军三个奖，其余各组均选两名小海小姐，分为“皇后”和“亚后”。
选举上海小姐的活动，最初有点冷冷清清，社会上也毁誉不一。一般小姐大多不愿应选，尤其是闺阁名媛，以为与歌女、舞女搞在一起，实在有失身份。为此，筹募会于8月上旬在红棉酒家召开茶话会，呼吁新闻界“热心协助”，希望全体市民本着“人类互助精神”，“群策群力”，“救助灾黎”。
会后，杜月笙以《新闻报》为龙头，广邀上海各报加大宣传力度。经过新闻界一段时间的努力宣传，选举活动果真像摸像样地搞起来7。
言慧珠、重蓝等、金少春、刘美群等著名人士纷纷加入了应选人的行列，红歌星韩青清也披甲上阵。
韩青清十七岁时曾为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在百乐门舞厅里当了一名歌唱员。她那与众不同的气度、良好的乐感和婉转的歌喉，很快征服了成千上万的听众，使她成为上海歌坛上大红大紫的明星。几个月前，她因为厌倦灯红酒绿的生活而退出歌坛，遁入空门。此番复出，献唱参赛，其影响力实在不可小觑。
就在上海小姐选举渐成声势的时候，筹募会趁热打铁地宣布；上海小姐选举将于8月20日在新仙林舞厅揭晓，与此同时将举行大型游园会，游园会的入场券将分开发售。每张二万元。
其后，由于明星组闹了一点风波，筹募会对参赛小组作了一番调整，最后确定参加上海小姐竟选的为闺阁名媛、平剧坤伶、歌星、舞星四个小组。应选者均须填一份登记表，注明姓名、年龄、身高、体重、特长等，并贴上四寸的最近相片一张。
1946年8月20日，热闹了将近一个月的选举上海小姐助赈活动达到了高潮。这天，新仙林舞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入口处大门上端，“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公园大会”的金宇红绸横额高高地挂着，下面呆着四盏红灯，连接成“园游大会”四字。穿过绿荫夹道的花径，草坪上搭起了一座主席台，台上点缀着盆景，张走着彩灯。台前一排溜儿地排列着四只挂着彩绸的投票箱。
晚上七时，小汽车如流水一般地开至新仙林舞厅门外，留下一个个珠光宝气、花枝招展、服饰摩登的女士。这时，院内彩灯齐放，火树银花。草坪上，舞池内，人山人海，几无隙地。八时，乐声四起，选举大会正式开始，苏北难民救济协会总干事致词后，来宾开始投票。接着，游园节目开始，杨笑峰、袁一美、姚慕双、周柏春、王邦夫等先后上台表演了自由弹唱，滑稽戏和气功表演等节目。
十一时，扎着朱红、粉红、青、绿四色绸缎的票柜被搬上主席台，当场开票。半小时后，上海小姐冠、亚、殿军及各组皇后、亚后先后诞生。
曾在上海仙乐舞宫当过舞女的王韵梅以六万五千五百票的绝对优势荣登上海小姐冠军宝座，她继上个月以五百万元巨款买下青白星东义赛的那个足球后，又一次轰动了上海。获得上海小姐亚军的是复旦大学毕业生谢家驿，她得了二万五千四百三十票。殿军叫刘德明，获选票八千五百张。著名坤伶言慧珠以三万七千七百票夺得平剧皇后桂冠，曹慧域以一万零六百票获亚后。歌唱皇后为韩青清，得票二万张，亚后张伊霆，获一千票。舞国皇后是管敏莉，得票二万三千五百张，亚后顾丽华，获五百票。
在欢快的乐曲中，九位上海小姐款款上台，一时间彩绸飞舞，百花争艳。小姐们镶着银片的各色旗袍礼服，与她们发际随风摇曳的绿、黄、蓝、白头饰交相辉映。电影制片厂摄下了这一喧嚣热闹的场面。
上海小姐选举在欢笑声中结束了，这次活动共募捐到四亿元巨款。这是杜月笙在战后有限的几次“露脸”活动之一。然而，到底能有多少钱款被真正送到食不裹腹的灾民手中，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时间进入到了1947年之后，杜月笙又成功地在上海大出了一次风头，这就是他的六十大寿的寿庆。当然，这比起一九三一年的社调落成典礼，无论是规模还是气势，都要小得多了。但战后的杜月里早已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了，寿庆也就算得上是极轰轰烈烈了。
原来，杜月笙打算像杜词典礼时一样，也举行个全国性的堂会，来庆一番的。但他的一些谋士提出：“单纯庆寿，意义似乎不大。”
杜月笙一听，“有道理。”当时，恰巧两广、四川、苏北等地又发生水灾，杜月笙灵机一动，何不像去年举行上海小姐选举一样，来个祝寿赈灾呢？
他把这个意图一说，得到了手下人的一致赞同。
经过详细讨论，最后，大伙决定：把举行堂会演出的收入用来赈灾，而寿礼收入则用来办一个月笙图书馆和编印上海市通志。
几个替他捧场的文人，准备在编印通志时，把他过去在上海的一切活动都写进去。杜月笙一向是希望“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的，所以，对这件事极感兴趣。
8月1日，恒社成立了“庆祝杜月笙先生60寿诞筹备委员会”，开始编写“杜月笙先生大事记，”并决定这部分经费由社员们分摊。另外，还决定分送寿屏全堂、商请电影厂摄制杜月笙传记的影片。
杜月笙知道这些后，说：“国内现在到处有灾荒，大家还是不要铺张的好。”
说是这么说，但有些事情，铺张得还是很厉害的。
头天晚上，顾嘉棠、万墨林等发起为杜先生暖寿，在北京西路佳庐顾的家中，办了40桌最丰盛的酒席，到的有许世英、钱大钧、王正廷、郑介民、钱新之、王晓籁、章立制、唐生明、潘公展等三百多人。
席间，章士制读了他写的一篇祝寿文，这篇寿文是由于右任、孙科、居正、戴传贤、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吴敬恒、吴铁城、何应钦等100人联名签字送给他的。在宣读时，不少人当时都感到捧得实在太过份了。下面这段是写抗战中的杜月笙的，吹得简直有些神乎其神了：
“芦沟变起，海内震动，未达三月，乱席卷子里，浸不可制，如是者相持至于八载。倾之，强敌一颐不振，肉袒请降，此惨之至坚，导之使然之二三者，其谁乎？香思之，吾再思之，此其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试问执涂之人而问焉，吾敢日，战时初期，身居上海重，战事中期，身居香港而香港重，战事末期，身居重庆而重庆重者，舍吾友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之也。”
其余的贺客中，也有不少极尽阿识之能事者，有的把他捧成郭子仪，更有人说他的富贵寿孝都超过了郭子仪。杜月笙只是简单地致了答谢。
席间，还由各地来道贺的曲艺名演员说了几段相声和滑稽戏助兴。
第二天，8月30日（农历七月十五），为寿期。在泰兴路丽都花园中，大家举行了祝寿典礼。寿堂正中悬挂一个比人高的寿字，由上海市参议会全体参议员签名于上。寿蟑上面是蒋介石提的“月笙先生六旬寿辰嘉乐宜年”八个字。
杜月笙的八个儿子都穿着长袍马秘，几个老婆和儿媳女儿等都挂着精巧的寿字胸花。
当天，杜月笙没有去寿堂，他请陆京士、杨虎、徐寄席、徐采丞、顾嘉棠和范绍增六个人代他招待客人。
凡去贺寿的人，都可以得到精印的吴稚晖和叶恭绰亲笔书写的寿文和华福烟公司赠的寿烟一盒。汽车前面均贴上“庆祝杜公六秩寿辰”的小条。当天上海的宪兵、警察、特务大批出动去保护，警察局长俞叔平亲自在门前指挥进出的汽车。
第一个去祝寿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府文官长吴鼎昌，接着才是宣铁吾、宋子文、王宠惠、魏道明、俞鸿钧、汤恩伯、郑介民、吴国帧等院长、部长、总司令及金融、工商等界的所谓巨头和社会名流，穿长袍、西服与全副戎装的都有。这天去的汽车有一千多辆，宾客有八九千人。中央电影制片厂还把这一热闹场面摄成了新闻片，在上海等地放映。
除前来祝寿的外，分布在南京、杭州、北平、天津、武汉、重庆、沈阳、青岛、西安、兰州、宝鸡、成都、昆明、桂林、南宁、福州、南昌、苏州、无锡、南通、屯溪、金华、绍兴、台湾、香港以及缅甸、菲律宾等处的恒社社员也纷纷发来贺电。
事后，恒社还将此次各方人士给社月笙的祝词、屏联、诗文等汇编成《杜月笙先生六十合集》二册，公开出版。
这次表面上说是为了提倡节约，实际上是分等级招待，一般贺客只能吃到一碗素面，而有地位的都被请到里面去享受上等筵席。
蒋介石为了照顾影响，也为了表明自己对这个老朋友的好感，除去亲笔题字与派吴鼎昌代表祝寿外，又叫自己儿子蒋纬国领着儿媳到他家里去拜寿，向他行子侄礼。对此，杜月笙感到脸上颇有光彩。
祝寿赈灾的京剧义演，原定从9月3日到7日为期五天，因很多有钱人认为这种南北名角的联合演出太不容易，又要求延长了5天。票价分五等，最高的五十万元，最低的二十万元。当时米价是三十多万一石。
十天义演得到了二十多亿元。寿仪却有三十多亿元。这些钱都是随收随存于中汇银行，名义上他是一钱不要，但等到把这笔钱捐出去时，米价已涨到50多万一石。
那些因法币贬值所得到的巨额利润，全上了他的腰包，只是苦了那些演员白帮他一场，而他却名利兼收了。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堂会，杜月笙请来了孟小冬。1931年杜树落成典礼时，由于余叔宕的原因，孟小冬也没来。如今的孟小冬，年过半百，徐娘半老，但因天生丽质，却依然美丽动人。
孟小冬与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原先都同师一人，是师姐妹。此次从北平来上海，一是为了与因抗战而分别多年的曲界名伶们聚一聚，另外一个就是看看师姐姚玉兰。
姚玉兰见孟小冬来到后，十分高兴。她没让孟小冬去住旅馆，而是在自己所住的十八层楼上打扫出一个房间，添置了一套家俱，让她住在了那里。
8月30日那夜，法月东升，姚玉兰把孟小冬叫到自己的房间，让她陪自己一块题。两人面对着从窗子里洒下来的皎洁的月光，各自叙说起了自己的童年，叙说起了拜师学艺时的那些岁月。
子夜过后，两人才一起人床。
不知过了多久，孟小冬股俄中觉得姚玉兰起来了，她以为她是要去上厕所。但等姚玉兰回来后，她吓得大吃一惊。不知为何，姚玉兰突然变成一个男人了，夏天很热，睡觉时只穿了一条小三角裤，男人一下子就把它给挣掉了。
当那庞大的身躺压下来时，孟小冬发现，原来是杜月笙。
“你，简直太无耻了！”
“小冬，别这么说。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思念你。1931年，我还发过誓，这一辈子要是不把你拉进我的怀抱，我就不是人。小冬，成全我吧。”
孟小冬对与男人睡觉似乎已无所谓了。这些年来，她一个独身的女子，哪个男人不想睡她？所以从告别处女之夜时起，她自己也不清楚，与多少个男人睡过了。再说，杜月笙这个与无数女人交过锋的男人，经验十分丰富，她的身子还没有扭动一下，他的下面就已经进去了。
只可惜的是，杜月笙年至花甲，长期的酒色无度，早已没有什么力量。所以，那玩意虽然进去，却如同小猪尾巴似地，无力地刷搭了几下，便败下阵来。
第二天一早，姚玉兰穿着一件袒胸露背的睡裙走了进来，“怎么样，小妹，昨天晚上快活吧？”
孟小冬笑笑，说：“快活？快活个屁！就他那小猪尾巴。一分钟就刷搭完了，能让谁快活？这一辈子我所经过的男人，就他最差，最没劲了。”
“没事，我可以改变他这种状况。小冬，你留下来吧，咱们姐妹俩合成一家，和那几个苏州女人老大、老二、老三斗，把家产都夺来，我们两人平分。”
“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就算是将来能得些家产，天天与这样的男人睡在一起，还不难受托了？”
“这你放心，只要你留下，不出三天，我保证叫你连白天和黑夜都分辨不清。”
姚玉兰说到做到，立刻让手下人去设法买来了五条虎鞭、五条野牛鞭和五条驴鞭，洗干净后，放上人参和大烟土，用文火，在锅里慢慢地熬起来。
从头天傍晚一直熬到第二傍晚，终于将虎鞭、牛鞭和驴鞭全部炖烂，用双长竹筷子一搅，稀乎乎、浓嘟嘟的一大锅。
“这叫做‘三五人参壮阳剂’，一般男人，吃下一碗，便会到处乱跑，见到女人就会立刻上前按倒。”姚玉兰对孟小冬解释说。
当晚，杜月笙吃了两碗，精神果然异常抖擞，与孟小冬一直打斗到第二天傍晚，才起来，果真是不分白天与黑夜了。
堂会唱完后，孟小冬就留了下来。她与姚玉兰一起住在十八层楼上
卖房包船去港
1948年12月，正当准海战役紧张进行之际，杜月笙和黄金荣、杨虎、陆京士、水祥云、周学湘、顾竹轩、郑子良、万墨林、姜豪等勾结潘公展、王晓颖等发起组织“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
他们先放出空气，说上海是一个远东大都市，全国经济命脉所系，断断不宜受战火波及而遭破坏。因此，他们号召中外各界“有识之士”，一起努力，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并吁请战争双方，都避免以上海作为战场。地方秩序，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
帝国主义者未尝不想旧梦重温。当时，美方的喉舌《大美晚报》曾以“国际化之上海”为题，写了一篇社论，说：“不论美、英或其他国家，都不会最初提出这个国际化的计划，他们充其量不过尽力保护侨民而已。”社论还建议：“最好由一些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士，分别的或团体的，官方的或私人的，在局势危急时，出来表示愿与外国合作，件能在混乱中保持上海传统的天堂地位，这样始可免于侵犯主权之嫌。即使如此，外国当局是否愿出面肩负此特殊困难之责任，尚不可知。”
这显然是一个试探，他们想以“保侨”为名，来霸占这个“天堂”。为此，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到上海，会见了杜月笙与潘公展，司徒雷登说：“可以用市参议会的名义，发起一个上海人民‘自救救国’运动。”所以，杜月笙等人立刻派出代表去南京请示。
蒋介石对这一“运动”自然很感兴趣，立即先后把潘公展和杜月变一起召集到南京去，面投机宜。
12月12日，“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在浦东同乡会杜厅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该会的组织大纲草案。草案一方面声称“本会以团结爱国人士发动人民力量，保障社会安全，督促政治与社会之革新，展开全国同胞自救救国反侵略运动为宗旨；另一方面，又把“拥护元首，协助政府促进新政治革新，加强地方自治，发动人民自卫，防止一切破坏秩序之阴谋与活动”，“救助伤兵及难胞”作为其工作纲领。
在12月18日该会第一次常务要员会会议上，杜月笙、钱新之、徐寄倾被推定为安全委员会委员，并策划组织商团。
正在他们紧锣密鼓地进行“自救救国”的时候，淮海战场上的五十多万国民党军队被消灭了，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宣告“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上海的“自救”运动也随之销声匿迹。汤恩伯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在上海四郊构筑工事，声称要与上海共存亡，与解放军“血战”到底。而四大家族劫夺来的黄金、美钞等，则整箱、整船地运往台湾。
1949年4月10日，“下野”的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了杜月笙，说：“上海如实在守不住，你可在认为是适当的时机到台湾去。”
“谢谢蒋先生的关怀！”
“去年，发行金圆券的时候，他们把爱子给扣押了，我事先不知道，否则，我不会让他们那么胡闹。请你不要往心里去。”
“事情过去了。蒋先生放心，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这就好。以后，但愿我们还能够精诚合作。”
这位社月笙与这位相处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的最后一次见面。
从复兴岛回来，杜月笙把杜美洛70号的房子卖了，卖了四十五万美元。
接着，杜月笙去包了一艘荷兰轮船。
1949年4月27日，杜月笙带着一家老小包括尚未正式结婚的名演员孟小冬以及秘书、随从等几十人，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隆隆”炮声中，惆怅地离开了上海。
到达香港后，杜月笙在坚尼地台买了一所房子，一家人便住在那里。此时，他对外面的事已心灰意冷，整日呆在家中，一心向孟小冬学唱京戏。
1950年，杜月笙六十二岁时，又与五十三岁的新娘孟小冬补行了婚礼
大陆发布讣告
中共中央对于上海的帮会工作极为关注和重视，对杜月笙这个鼎鼎大名的帮会头子更加关注。1948年在香港，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和夏衍一道去探望过杜月笙。潘汉年和夏衍离开香港之前，杜月笙向他们保证说，一定安分守已。
1949年初，由于战事的影响，秦皇岛解放区运往上海的煤炭运输受阻，上海的大多数船只因缺乏燃料，停泊在黄浦江中无法启航。身为中国海事建设协会主住委员、全国面粉公会理事长的杜月笙为了摆脱轮船航运业的困境，主动向中央方面提出以上海的救济面粉换取秦皇岛煤炭的建议。
同年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杜月笙等人，对上述建议表示同意。电文说，“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对杜月笙等派“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电文指出，“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驶返回原地，纯系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下，也由于杜月笙等人的努力，国统区和解放区实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首次通航和通商。
2月17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叶剑英转李克农的电文中，肯定了“杜（月笙）这次主张通航就是为人民做了一件有利的事”。周恩来在指示电中明确指出，“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工厂、银行、公司、商店、船只、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杜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