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不仅出现许多综合性的家诫，还出现一些专论一个方面的家诫，其中也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
一、玉肃论饮酒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谈虚成风，饮酒成为名士的时尚。
如刘伶有《酒德颂》，自称“惟酒是务，焉知其余。”
“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①但纵情于酒，则会放浪形骸，也易失言招祸。
故当时饮酒问题成为家教的热点问题之一。
诸葛亮《诫子书》有一段专讲饮酒：“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致醉，无致迷乱。”
②他首先指出酒的作用在于表达情意，满足人的身心需求，应该礼终而退，适可而止。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喝醉，但不可神志糊涂。王肃的《家诫》是专谈饮酒的。王肃（１９５—２５６年）
，字子雍，三国魏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著名的学者。官至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善贾逵、马融之学，作《尚书》、《诗》、《论语》、《三礼》和《左氏》解，又撰定其父王郎所作
①房玄龄：《晋书·刘伶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７６页。
②《诸葛亮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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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中国家庭教育史
《易传》，皆列于学官。其《家诫》也首先指出酒的用途在于“行礼、养性命、为欢乐也。”
①他的饮酒限度是不醉为限。与嵇康一样，他也教子避免喝醉的方法：“若为人所强，必退席长跪，称父戒以辞之。”
②当客人不可主动为“酒史”
，如果触犯酒令，罚饮酒，则“示有酒而已，无使多。”
③最后，谆谆叮嘱儿子：“祸变之兴，常于此（指酒，本书作者注）作，所宜深慎。”深刻地指出了纵酒之害。
二、王修、王褒论惜时
我国历来有珍惜光阴的好传统，在家教中也常体现这一传统，王修、王褒就是教子惜时的典型。
王修字叔治，三国魏北海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
人，汉时为胶东令，曹操时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魏国建立后为大司农郎中令。他在其《诫子书》中教育子弟说，时间是不可追回的，必须争分夺秒：人之居世，忽去便过，日月可爱也，故禹不爱尺璧爱寸阴。时过不可还，若年大不可少也。
④
王修写《诫子书》时，其子正在外地读书，王修教诲他，既要抓紧时间读书，又要抓紧学作人：“必读书，并学作人。”
①严可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版，第１１８１页。
②严可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版，第１１８１页。
③严可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版，第１１８１页。
④严可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本，第９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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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育史１４１
这种见解就比一般地劝说惜时读书更为深刻，因为学作人也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特别是青年人，可塑性很强，既可为善人，又可为恶人，故王修强调：“善否之要在此际也。”
①一定要珍惜时间，勉为善人。
王褒（约５１３—５７６年）
，字子渊，梁代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官至左仆射、吏部尚书。他著有《幼训》以教诸子，现只存一章，专讲惜时勤学。他与王修一样，引用“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阴”的古训，教导儿子：“文士何不诵书，武士何不马射。若乃玄冬修夜，朱明永日，肃其居处，崇其墙切，门无糅杂，坐阙号呶，以之求学，则仲尼之门人也；以之为文，则贾生之升堂也。”
②他认为，无论冬夜夏日，只要住所安静，加高围墙，门前无杂乱，座上无喧哗，就可以像孔子的弟子那样学习了，也可以写出像贾谊那样的文章了。
王褒还指出，学习不能时紧时松，而应始终如一，孜孜不倦：“文王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立身行道终始若一，’造次必于是‘，君子之言欤。“
③最后，他以自己一生坚持学习为例，教导诸子继其志：“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④这篇文章既有先圣之训，又有作者本人的实例，远譬近喻，有力地说明了惜时勤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
①严可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本，第９８２页。
②姚思廉，《梁书·王规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５８４页。
③姚思廉，《梁书·王规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５８４页。
④姚思廉，《梁书·王规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５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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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向郎、陶渊明论和睦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为贵”
，在家庭中也推崇和睦相处，相亲相爱，这是我国家庭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向郎（？—２４７年）
，字巨达，三国蜀汉襄阳宜城（今属湖北）人，官至光禄勋、左将军，封显明亭候，位特进。向郎生活于军阀割据的三国时代，深感国家、家庭和睦的重要性，故临终遗言专讲“和”字：“《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国之小子耳，而早丧所天，为二兄所诱养，使其性行不随禄利以堕，今但贫耳；贫非人患，惟和为贵，汝其勉之！”
①向郎从天地、君臣到九族，由大到小，逐层阐述和的重要，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兄弟和睦对自己的深远影响。短短一段话，既抽象又具体地说明“惟和为贵”的千古之训。
陶渊明（３６５—４２７年）
，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著名田园诗人。曾任江西祭酒、彭泽县令等官，因不满现实，去职归隐。陶渊明有五子，并非一母所生，他担心自己去世后五子闹矛盾，故晚年写了《与子俨等疏》作为遗嘱，要求诸子和睦相处。他说：“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
①陈寿：《三国志·蜀书》，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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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育史３４１
海皆兄弟之义。“
①接着，他举了几个四海皆兄弟的事外：“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
②鲍叔与管仲都是春秋时齐国人。管仲贫时，曾与鲍叔一起经商，分利润时，管仲多拿了钱，鲍叔知道管仲贫困，也不责怪他，照旧与他亲如兄弟。归生和伍举都是春秋时楚国人，两人一直很友善。
后伍举因罪逃往郑国，又自郑国前往晋国去做官。
时值归生作为使臣去晋国，两人相遇于郑郊，遂铺荆而坐，共叙友情。后来管仲得到鲍叔的帮助，当上了齐国宰相，齐国很快就富强起来。伍举得到归生的帮助，回国立了功。这两则故事在历史上都被视为友爱的佳话。陶渊明教育子弟说：“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
③作为朋友尚且如此，何况同父的兄弟。陶渊明还举了历史上兄弟数世同财的例子：汉末名士韩融字元长，８０而终，兄弟终生同居。西晋济龙（今山东长清县）汜毓字稚春，“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
④他说，你们虽然不可能和名人一样，但也要以他们为榜样，团结和睦。
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与他的其它诗文一样，质朴平实，运得形象、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其观点，读来令人感动。
四、顾宪之等论节葬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达官贵人竞于厚葬，如三国时并
①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１０页。
②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１０页。
③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１０页。
④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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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１中国家庭教育史
沐所说：“圹穴之内，锢之纻絮，藉以蜃炭，千载僵燥，托类神仙”
，①大量浪费人力物力。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很不满，纷纷向子弟提出节葬的教诫。如三国魏人赦昭在他的《遗令戒子凯》中说：“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取其木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死复何在邪？
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
②赦昭是一名将帅，官至杂号将军，他从自己在战争中掘墓取木作战具的经历中，悟出厚葬无益于死者的道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而王祥和顾宪之则进一步从生死观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道理。
王祥（１８４—２６８年）
，字休征，西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官至太保，封为睢陵公。他病重时写了《遗令训子孙》，提出生死乃自然之理，不必厚葬：“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垅……”
③王祥是当时著名的孝子，曾因为母卧冰求鱼而入“二十四孝”中，但他临终却对愚孝现象提出批评：“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
④他认为居丧哀就是孝，不必过份。
王祥还提出，子
①陈寿：《三国志·魏书》，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６２页。
②严可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本，第１２５７页。
③房玄龄：《晋书·王祥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９８９页。
④房玄龄：《晋书·王祥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９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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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育史５４１
弟按儒家伦理规范立身行事，扬名显亲，才是最大的孝：“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
①
要扬名在于这五条而不在于厚葬。
顾宪之字士思，梁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官至给事黄门侍郎，兼尚书吏部郎中、太中大夫。他的生死观比王祥似乎更为透彻：“夫出生入死，理均昼夜。生既不知所从来，死亦安识所往。
延陵所云‘精气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魂气则无所不之’，良有以也。虽复茫昧难征，要若非妄。“
②他既不赞成庄周的“达生”
，即无所为；也不赞成杨王孙“裸体而葬”的“矫俗”
，认为对待自然之事就应用自然的方法，做到“允情惬理”
，合乎人情和道理，不过奢也不过陋。具体地说，即“衣周于身，示不违礼；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无所须。
载以輴车（古代用于载棺木之车，本书作者注）
，覆以粗布，为使人勿恶也。“
③丧礼既要表达亲亲之情，又要俭朴。同样，祭礼是为使子孙不忘其亲而已，不必多备祭品：“本贵诚敬，岂求备物哉？”
④
总之，顾宪之等用达观的态度看待生死，主张节葬，贵于诚敬而不搞形式的一套。他们的观点对现代人也不无启发意义。
①房玄龄：《晋书·王祥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９８９页。
②姚思廉：《梁书·顾宪之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７６０页。
③姚思廉：《梁书·顾宪之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７６０页。
④姚思廉：《梁书·顾宪之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７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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