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发达，散文也很兴盛。尤其是中唐时期兴起的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等艺术功能，使我国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教子（其中也包括教弟、侄等）文章书信比前代更具文学性。它们大多注重构思和用词造句，使之更能打动人心，同时又保持说理透彻的特点。
一、刘禹锡的《口兵戒》和《犹子蔚适越戒》
刘禹锡（７７２—８４２年）
，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唐文学家、哲学家。贞元（７８５—８０４年）进士，又登博学宏词科，授监察御史。参加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贬郎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因裴度力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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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刘禹锡有朴素唯物思想，政治上也有进步见解。长期的贬谪生活并没有改变他的思想，但晚年部分作品也流露出安于闲适和感叹人事沧桑的消极情绪。
《口兵戒》是刘禹锡读了其远祖刘向的“口者，兵也”的遗训，联想到自己坎坷经历而写的自警和教子文。文中说：“五刃之伤，药之可平。一言成痾，智不能明。”
①意思是言语对人的伤害甚于兵器。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人遇兵灾，尚有人来救援；而一旦被人谮毁，则到处受人怀疑：“人或罹兵，道途奔救，投方效技，思恐其后。或罹谮，比肩狐疑，借有解纷，毁辄随之。
故曰舌端之孽，惨于楚铁。“
②这样看来，还是少说为妙：“辩为诈媒，默为德基。玉椟不启，孰能瑕疵？
犨麋深居，孰谓可嗤？“
③最后，他提出，言语不当成为兵器，而应成为自我保护的屏障，并提出多吃饭、少说话的处世哲学：“戒哉我口之启，尔心之门。无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健，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④这篇文章充分表现了刘禹锡在官场受挫之后的性格变化，也是他生活经验的总结。
《犹子蔚适越戒》则阐述其谨慎为人的观点。
刘禹锡的侄子要去丞相府任从事之职，临行时刘禹锡以青铜礼器的制作
①《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７７页。
②《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７８页。
③《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７８页。
④《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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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养来比喻人的处世为官：“若知彝器乎？
始乎斫轮，因为规矩，刳中廉外，枵然而有容者，理腻质坚，然后如密石焉。
风戾日晞，不副不聱，然后青黄之，鸟兽之，饰乎瑶金，贵在清庙。
其用也羃以养洁，其藏也椟以养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发之伤，儡然与破甑为伍矣。“
①青铜礼器的制作要化费大量艰苦的劳动，其保养也很费功夫，但一旦不慎，有毫发之伤则身价大跌，与破瓦罐为伍。人的成长也要化费本人和家庭的大量心血，所以处世为官也要小心谨慎：“汝之始成人，犹器之作朴，是宜力学为砻斫，亲贤为青黄，睦僚为瑶金，忠所奉为清庙，尽敬以为羃，慎微以为椟，去怠以为护伤，在勤而行之耳。”
②在这里，刘禹锡把为人和为官形象地比作礼器的生产和保养，要求侄子处处小心，防止出现任何细小的差错。他认为，爬得越高，跌得越惨：“夫伟人之一顾逾乎华章，而一非亦惨乎黥刖。行矣，慎诸！吾见垂天之云在尔肩腋间矣！”
③正因如此，他把防止出现任何过错看得比什么都重。
《犹子蔚适越戒》与《口兵戒》一样，反映刘禹锡在经过长期曲折生活磨炼之后，对当时官场和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和谨慎小心的生活态度。
①《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７８页。
②《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７８页。
③《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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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宗元的《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
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年）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贞元（７８５—８０４年）进士，历官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与刘禹锡等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失败后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卒于任内。元和十年（８１５年）
，其表弟吕让登进士第，在即将踏上仕途之际，他前去请教柳宗元：“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辞以通，然后及乎物也。
吾将通其辞，干于仕，庶施吾道，愿一决其可不可与子何如？“
①对此，柳宗元写了这篇文章回答他：“志存焉，学不至焉，不可也；学存焉，辞不至焉，不可也；辞存焉，时不至焉，不可也。”
②一个人事业要成功，需要有四个基本条件：志、学、辞、时，有志向而无学问不行，有志有学而不善言辞也不行，有志有学又善言辞，但没有合适的时机还是不行。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所谓的志，并非仅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还含有为百姓谋利益的内容。他心目中的“古豪贤士”都是“饱穷厄，恒孤危，忡忡，东西南北无所归”
，③在经受无数艰苦磨炼后，懂得人生的艰辛，同情百姓，为他们奔走呼号者。所以他的志向就比一般士人的志要广泛得多、进步得多。
他认为表弟吕让就有这样的志向：
①《柳宗元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３９页。
②《柳宗元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３９页。
③《柳宗元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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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富贵人家，却能“独粹然怜天下之穷氓，坐而言，未尝不至焉。”
①志向正确了，加上学问、言辞的条件，又逢“主上兴太平，贤士大夫为宰相卿士”的有利时机，是能够施展其抱负，为民谋利的。
但柳宗元认为，光这些条件还不够，还须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勤勉从事：“道不误矣，勤而不怠，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舍是吾无以为决，子其行焉。”
②
这篇序分析了事业成功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是对青年如何施展抱负的有益教诫。
三、李翱的《寄从弟正辞书》与李华的《与弟莒书》
李翱（７７２—８３６年）
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
人，唐代文学家。贞元十四年（７９８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历官至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卒谥曰文。这封家书是其堂弟正辞科场失意时写的，旨在引导堂弟走出失意的阴影，用积极的态度面对挫折。
李翱首先说，对于考试失败不必在意，“凡人之穷达，所遇亦各有时尔，何独至于贤人丈夫而反无其时哉？此非吾徒之所忧也。”
③他认为，需要担忧的，则是自己的思想素质和学识是否高的问题，是“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耳。”
④如果
①《柳宗元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３９页。
②《柳宗元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３９页。
③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５３页。
④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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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心既自以为到，且无谬，则吾何往而不得所乐？
何必与夫时俗之人同得失忧喜，而动于心乎？“
①
李翱认为，“贵与富，在乎外者，吾不能知其有无也，非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爱而屑屑于其间哉？
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
富贵是外在的东西，是自己所无法掌握的，就不必去汲汲以求。而自己的思想素质（仁义）和文章则是内在的，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提高的，就必须尽量争取更上一层楼。李翱是韩愈的高足弟子，继承了韩愈的“文以载道”思想。在这封书信中，他教堂弟如何提高写文章的能力，强调要先提高思想水平。他说：“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
②他教堂弟不要相信所谓文章是一种技艺的说法，指出光凭技艺只能写出没有思想性的时俗之文，流传千古的则是那些有深刻思想的文章，而且有深刻思想的人也必然能为文：“夫性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
③因此，写文章关键还是在于提高思想素质。
当然，写作技巧也须提高。
“文”与“仁义”有着表里依附和互相促进的关系：“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
①同上书，第５５５页。
②同上书，第５５４页。
③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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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２中国家庭教育史
也。“
①正由于此，他要求表弟在仁义和文两方面下功夫，“求而充之”。这两方面都提高了，也就增强了应试水平，增加了成功的希望。自从科举考试制度确立之后，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考场失利的问题，李翱提出的不馁不躁，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做法，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在当时来说是较圆满的回答。
李华（７１５—７７４年）字遐叔，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唐代文学家。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年）进士，天宝二年（７４３年）举博学鸿词科。安禄山称帝时失节为凤阁舍人，事平后贬官杭州司户参军，后官至校检吏部员外郎。他在写这封信时，其弟李莒正在当御史中丞李岘的属官，深感大才小用，埋没了自己。
李华在信中以汉代田仁、任安都当过大将军舍人，“卧马厩中”
，②后被大夫赵禹看中，拜为二千石，以及孔子曾为委吏，魏舒为郎官，曾遭沙汰等事为例，说明“大才当大用，如时人不识，何为叹愤哉。”
③李华还引用孔子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说明不怕没有地位，只怕没有本领的道理，教诫弟弟只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才学，做到“深仁高义，长才厚德”
，④又何患没有机遇呢？
李翱与李华的家书有一个共同的思路，即求人不如求己，等待机遇不忘创造条件，关键在于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以
①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５４页。
②《全唐文》，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１９４页。
③《全唐文》，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１９４页。
④《全唐文》，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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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未来的机会和挑战。应该肯定，这是面对逆境的较切实可行的方法。
四、元稹的《诲侄等书》
元稹（７７９—８３１年）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唐代诗人。贞元九年（７９３年）登明经科，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白居易友善，常相唱和，世称元白。其传奇《莺莺传》影响广泛，为后来《西厢记》所取材。
元稹的这封书信写于其侄子仑等人即将成年（２０岁）之际，意在教诲侄子改正缺点，继承家风，立志为学，洁身荣达。该书分为三个层次，先谈家世和家兄为人，为侄子树立艰苦奋斗与和蔼可亲的形象：“吾家世俭贫，先人遗训，常恐置产怠子孙，故家无樵苏之地，尔所详也。吾窃见吾兄自二十年来，以下士之禄，持窘绝之家，其间半是乞丐羁游，以相给足。然而吾生三十二年矣，知衣食之所自。始东都为御史时，吾常自思：尚不省受吾兄正色之训，而沉于鞭笞诘责乎！呜呼！吾所以幸而为兄者，则汝等又幸而为父矣！有父如此，尚不足为汝师乎？”
①接着，又回忆自己的为学经历：“吾幼乏歧嶷（指自己年幼不聪慧，本书作者注）十岁知方，严毅之训不闻，师友之资尽废。忆得初读书时，感慈旨一言之叹，遂志于学。是时尚在凤翔，每借书于齐仓曹家，徒步执卷，就陆姐夫师授，栖栖勤勤，其始也若此。
至年十五，得
①《元稹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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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经及第，因捧先人旧书，于西窗下钻仰沉吟，仅于不窥园井矣。如是者十年，然后粗沾一命，粗成一名。“
①长期艰苦的求学经历，无疑也为诸侄树立了勤学的榜样。元稹还讲述自己为官的坎坷道路：任御史以来，“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
，当谏官直言贾祸，“谪弃河南，泣血西归，生死无告。”
②幸而没死，重又当上官，戴上乌纱帽。元稹讲了那么多事例，是为了以之与诸侄现在优裕的生活条件作对比，激励他们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今汝等，父母天地，兄弟成行，不于此书佩服诗书，以求荣达，其为人耶？
其曰人耶？“
③
并且告诫他们，“汝等出入游从，亦宜切慎，吾诚不宜言及于此。”含蓄地要求他们不要交坏朋友，不要出入娼优之门，从而稍稍点出该书信的主旨。
元稹是当时有影响的诗人，《旧唐书》说他的诗“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里悉传讽之，号曰‘元和体’，宫中妃嫔也多诵其诗以为乐曲。”这封家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文学才华。他以讲家史、叙身世等方法，从侧面、正面教诲侄子，感情深挚而又恳切严厉，有较强的感染力，成为唐代家教文献中的名篇之一。
①《元稹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５５页。
②同上书，第３５６页。
③《元稹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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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
姚崇（６５０—７２１年）
本名元崇、元之，后避开元年号，改名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历任武则天、睿宗、玄宗朝宰相。在位时曾奏请禁宦官、贵戚干预时政，禁止佛寺道观的营造，奖励群臣进谏，破除迷信，纠正当时不敢捕杀蝗虫的陋俗，减轻了灾情，是一位务实的官员。
《遗令诫子孙文》写于晚年，文中首先对自己的一生为政作了总结，认为自己“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
①这是他长期谨慎为官的反映。他还教诫子孙：“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
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
②其意在于要求子孙们不要因处于高位而骄侈，要防止自满。姚崇的这些话与柳玭的高位可畏不可恃的思想是相近的。
兄弟争夺财产，是封建社会中常见的事。姚崇在写这篇遗令之前，已经为子弟们分割了家产。
在这里又告诫他们，不要争产，争产无论是非曲直都要受他人的嗤笑：“比见诸达官身亡已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
岂惟自玷，仍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
③
姚崇在遗令中嘱咐子孙，不要为他厚葬。他以孔子等圣
①刘昫：《旧唐书·姚崇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０２６页。
②刘昫：《旧唐书·姚崇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０２６页。
③刘昫：《旧唐书·姚崇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０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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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为例，说明俭葬是历来就有的正当的做法：“昔孔子亚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
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古今，咸有遗言，属以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其魂去身，贵于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
①自东汉以后，厚葬成风，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反对厚葬的主张，其中姚崇的遗令讲得最为彻底：“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
②姚崇的思想是唯物的。他认为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受时俗的影响，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吝惜。其实厚葬不仅浪费钱财，而且还易于招来墓盗，使死者尸骨暴露，而子孙也难逃不孝之讥。
姚崇还用了较多的篇幅，讲了对佛教的看法。唐代佛教风行，丧事也多请僧做佛事、抄写经文。而姚崇则指出，上古无佛教，国祚延长，彭祖、老聃等皆享遐龄。而“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
③这说明佛教并不能兴国益民。他认为，佛教在于方寸之间，只要为人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破费钱财，抄写经像呢？再说死生有常，古来不免，所造的经像又有何用呢？姚崇嘱咐子孙，自己死后不请和尚，也不请道士。不仅自己身后如此，“亦教子孙依吾此法云。”
④
姚崇的这篇遗令朴素、务实，他把讲求实际、破除迷信
①刘昫：《旧唐书·姚崇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０２７页。
②刘昫：《旧唐书·姚崇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０２７页。
③刘昫：《旧唐书·姚崇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０２７页。
④刘昫：《旧唐书·姚崇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０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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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风贯穿于从政中，也体现于对自己的身后安排和子弟教育，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六、舒元舆的《陶母坟版文》和《贻诸弟砥石命》
舒元舆（？—８３５年）
，江州（今江西九江）人，一作婺州东阳（今属浙江）人。元和间（８０６—８２０年）进士，累迁至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
工于文辞，所草文檄为世所重。
文宗时宦官仇士良专权，舒元舆与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密谋联手除之，事败被杀，史称“甘露之变”。
《陶母坟版文》是舒元舆专论母教的短文。
晋代陶侃曾当过鱼梁吏，有一次他差属下带一罐鱼干回去孝敬陶母。陶母问来人：这鱼是公家的还是陶侃自己的？来人没有回答。陶母明白了，这一定是公家的鱼。于是将罐子封好，付来人带回去，并写信批评陶侃：“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①陶母明于事理、严格教子的事迹，传诵很广。
舒元舆途经陶母之墓，想起她的教子，又联想一般母亲教子的弊病，有感而发，写下这篇文章。他认为，教子之道大致有恩、威两种，母亲一般总是倾向于恩，导致孩子骄傲自大：“常母之道恩胜威，威不胜，而常子之性偏以骄，出由此也。”
②
由于母亲偏于慈爱，孩子甚至敢于顶撞母亲，不服管教：“偏气袭正，正气败绩，故往往恩过骄过，而闺门间有触命觝教，
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９２页。
②《全唐文》卷７２７，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４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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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中国家庭教育史
磨去法用者相半。“
①昔孟母有鉴于此，首先以恩威并用的办法教育孟子；过了千年后，晋代陶母也以此法教育陶侃，使侃“还至于道”
，成为廉吏。
舒元舆指出：“父母教子大伦，不逃义方。”
②父母教子不能偏离大道理。
“然父之教主于兼之，言恩威不偏胜偏失者，或骨髓间有秦吴之谬，故州吁、石厚变为贼敌，非父子耶？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犹有向者之谬，以偏教而无向者之谬，或鲜矣！”
③父亲教子多恩威兼用，尚且还有失败的；父母教子多偏于慈惠，要不失败几乎是不可能。
这样看来，陶母堪称后世母亲的楷模：“贤母之风，可以卓往赫来，为千万年光。”
④舒元舆盛赞陶母，意在提倡慈爱与严格要求相结合的教子方法，这是对颜之推“母亲威严而有慈”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贻诸弟砥石命》是一篇带寓言性质的家书。
舒元舆首先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写起。他曾得到一把宝剑，藏于匣中，一年后开匣视之，发现宝剑早已生锈，“惨翳积蚀，仅成死铁。”
⑤后以石磨剑，未一月，“苍惨剥落，若青蛇退鳞，光劲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钱三十枚，皆无声而断，愈始得之利数十百倍。”
⑥由此作者得到启发：钢为五材之首，又经工人铸造成剑，更为锋利，但如果不砥砺，尚与铁无异，何
①《全唐文》卷７２７，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４９９页②《全唐文》卷７２７，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４９９页③《全唐文》卷７２７，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４９９页④《全唐文》，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４９９页。
⑤同上书，第７４８９页。
⑥同上书，第７４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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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质柔铓钝，又不能砥砺，当化为粪土，甚至连死铁还不如。
作者又联想到，人如果不是残缺，则五常之性齐全，本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善性”
，与豺狼等动物不同。但如果“忘弃砺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为事，蒙蒙外埃积成垢恶，日不觉寤，以至于牋正性，贼天理，生前为造化剩物，殁复与灰土俱委，此岂不为辜负日月之光景耶！”
①人的善性如果不经常砥砺，就会被物欲和外界不良影响所蒙蔽、所残害，最后失去本性，成为造化的剩物。这就是他从宝剑的前后变化中得到的启示。
舒元舆说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
他深知诸弟本质是好的，又夙承严训，不会自甘堕落。但恐他们因家庭清贫，忘其节，情其业，曲从于人（“徇于人”）
，为此日夜思念，心力全耗。
想写信告诫，又恐弟辈年轻，听不进去，或不能理解。于是决定采用这种寓言式的方法教育他们。舒元舆托人带回这块磨刀石，并写信阐述“宝剑锋自磨砺出”的道理，告诫诸弟要自觉抵制不良影响和诱惑，“使尘埃不得间发而入”
，②不妄取财，不废学业，保持名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舒元舆的这篇书信别具一格，它将形象与抽象相结合，构思细密，逐层深入，逻辑性强，比一般直接讲道理的家书家训更具艺术性，充分反映了唐代教子文文学色彩浓厚的特点。
①同上书，第７４８９页。
②同上书，第７４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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