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思想学术界的最大发展，是出现了在融合儒佛道三教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儒学——理学。它以哲理化的形式，把“理”
（封建伦常）提到永恒、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理学比原始儒学、汉代经学等更为精致和理论化，故自南宋末年起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统治思想界数百年之久。宋代理
①《示儿》，同上书，第１９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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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家教思想与实践也影响深远。在他们的影响下，家教伦理化倾向更加突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家教的一大特点；重早期教育、习惯培养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传统家教的重要内容。当时所谓的早教，包括胎教和自“能言能食”起的幼儿教育。
一、张载的早教思想
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年）字子厚，河南大梁（今河南开封）人，自幼侨居凤翔眉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著作郎、崇文院校书等职。
长期在关中授徒讲学。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现有１９７８年版的《张载集》。
张载从气本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物质的“气”聚合而成的不同形态：“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①人也是由气聚而成形，故人与万物的本性有相通之处。但人与物、人与人所秉之气有清浊通塞厚薄之别，所以人与物有别，人与人也有不同。人有天赋的共同善性——“天地之性”
，同时也有不同的“气质之性”
，并受到不同的“习”的影响。所谓气质之性是与个人生理条件、生存特点相联系的，包含了某些“恶”的因素。习则是“习染”
，即环境、习惯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正反两方面。这样
①张载：《正蒙·太和篇第一》，《张载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版，第７页。
以下凡注《张载集》皆用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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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人本然的善性会受到个人气质和习染的不良影响和蒙蔽：“性犹有气之恶者为病，气又有习以害之。”
①人的善性与气、习有一个谁胜谁负的斗争：“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于气，性命于德。”
②人不良的气质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可以通过长期艰苦学习来变化气质：“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
③“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气与习，此所以褊不害于明也。”
④相反，如果不学习，不改变不良气习，便会入于“下愚”的行列：“上智下愚，习与性相远既甚而不可变者也。”
⑤
张载认为，克服不良气习，要从人之初开始。因为，人在胞胎中，已经受到外界习染的影响：“习者，自胞胎中以至于婴孩时，皆是习也。”
⑥“长而学固谓之学，其幼时岂可不谓之学？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己虽不知谓之学，然人作之而已变以化于其教，则岂可不谓之学？”
⑦胎教与幼儿教育是在受教育者不知不觉、无意识中进行的，但其影响却很深刻，人无形中受到熏陶而发生变化。早期教育是打基础的教育，对人一生的发展极为重要：“发源端本处既不误，则义可以自
①《语录下》，《张载集》第３２９页。
②《正蒙·诚明》，《张载集》第２３页。
③《经学理窟·气质》，《张载集》第２６６页。
④《语录下》，《张载集》，第３３０页。
⑤《正蒙·诚明》，《张载集》第２３页。
⑥《语录下》，《张载集》第３２９页。
⑦《语录下》，《张载集》，第３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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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①“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达者。”
②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忽视幼儿教育，放任自流，使之自幼受到不良影响，养成错误的行为习惯。有鉴于此，张载感慨地说：“蒙以养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之功也。尽其道，其圣人乎！”
③
重视早期教育和环境影响，是我国家教的优良传统之一。
张载的贡献在于，他从性、气、习的角度去探讨这一问题，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开辟了用理学概念研究家教问题的新思路，为此后的理学家教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二程”的早教思想
“二程”指北宋哲学家程颢和程颐兄弟，河南洛阳人。程颢（１０３２—１０８５年）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年）进士，历官京兆府鄠县主簿、江宁府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神宗时任御史，因反对新法被贬回洛阳。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哲宗即位，任承仪郎，复召为宗正寺示，未行而病，同年六月病卒。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年）字正叔，又字正道，学者称之伊川先生。曾官承奉郎、宣德郎、崇政殿说书。
“二程”
，尤其是程颐，主要的活动是授徒讲学，他们
①《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第２７７页。
②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张载集》第４０６页。
③《张子正蒙·中正》，《张载集》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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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大批学生，传至朱熹，成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学派。有《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河南程氏文集》等，中华书局编为《二程集》四册，是较完善的版本。
“二程”与张载一样，重视儿童早期教育，他们从几个方面论述了早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儿童记忆力强，所教之事牢记不忘，为教育提供了良好条件“二程”说：“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不能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全其和气，乃至长而性美。”
①
（二）儿童真性未失，必须及时保养“二程”吸收张载的思想，认为人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性无不善，而气则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气质之恶会蒙蔽善性。儿童处于萌芽状态，赤子之心去道未远，善性未受蒙蔽。应注意保养之：“欲得人家婴儿善，且自小不要引佗，留佗真性，待他自然，亦须完得些本性须别也。”
②
（三）先入为主，事半功倍“二程”认为，儿童的特点是“未发”
，即尚未发展，这是教育的最佳时期：“未发之谓蒙，以纯一未发之蒙而养其正，
①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二下，《二程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７页。
②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二下，《二程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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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作圣之功也、发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养正于蒙，学之至善也。“
①儿童的生理、心理尚未发展成熟，未形成稳定的思想，善性保全，恶的气质还在萌芽中，在这个时机先入为主，进行正确的教育，就能使之善性发展，恶的气质消灭于未发之时。
二程说：“教人之术，若童牛之牿，当其未能触时，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则豮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难制，以百方制之，终不能使之改，惟豮其势，则性自调伏，虽有牙亦不能为害。”
②从这种观点出发，“二程”
主张从小进行思想灌输，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念，使之成为思维定势：“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似应作”小“字。本书作者注）学之法，以豫为先。
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正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日复一日，虽有谗说摇惑，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意虑偏好生于内，众口辩言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已。“
③这段话集中反映了“二程”的早期教育思想：坚持正面教育，对儿童进行日积月累的灌输，久之正确的观念在儿童心中扎根，成为固有的东西，就能自觉抵御外界的不良影响。反之，如果错过这一时机，教育便事倍功半。
“二程”
的早期教育思想比张载前进了一步，他们不仅从性、气等角度，而且还从儿童的记忆力、儿童的生理心理特
①程颢、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一，《二程集》，第７２０页。
②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二程集》，第１５５页。
③陈宏谋：《养正遗规·补编·诸儒论小学》，《五种遗规》，光绪乙未浙江书局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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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中，引申出教育的时机问题，提出思维习惯的培养问题，能给人以较深刻的启发。二程的早教思想到南宋经过朱熹的总结提炼，便成为理学家儿童教育的基本理论。
三、朱熹的家教思想与实践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年）
字元晦，一字仲晦，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师事李侗，为“二程”四传弟子，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他的理学思想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大影响。著作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朱熹的家教成就有以下几方面：（一）对理学儿童教育思想的概括朱熹总结了张载、二程的儿童教育思想，提出了“习与知长，化与心成”的著名主张：“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
①在这段话中，朱熹概括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的关系，强调必须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突出“讲”
、“习”
、“化”三个字，勾画出“讲”（道德灌输）
、“习”（道德实践、习惯培养）
、“化”
①朱熹：《题小学》，《晦庵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四部丛刊》本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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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陶变化）的儿童德育过程。朱熹与“二程”一样，针对儿童身体、心理、智力逐渐发育的特点，主张德育伴随儿童身心发育而进行，通过点滴灌输、反复实践，使道德认识向道德行为转化，不自觉的道德行为向自觉的道德行为转化，达到自然而然变化的目的。这是古代儿童德育的最高境界。可以说，“讲”
、“习”
、“化”三字是朱熹对理学儿童教育的高度概括。
（二）提出了儿童行为规范在朱熹的“讲”
、“习”
、“化”三字中，习居于中介和关键地位。习包括练习和习惯两种含义。所讲的内容，如洒扫应对、爱亲敬长等，都要通过日常生活的反复练习，形成习惯，才算达到预期的目的。朱熹希望儿童形成的并非一般的行为习惯，而是符合当时社会规范的行为习惯，是文明礼貌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行为习惯。正是从这一要求出发，他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儿童行为准则——《童蒙须知》，全面规定了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及杂细事宜五大类数十条常规。如：要求儿童收拾自己的衣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
；“凡脱衣服，必整齐折叠箱箧中，勿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瀚。破绽则补缀之。尽补缀无害，只要完洁”
；要求儿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培养劳动习惯：“凡为人子，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父兄长上坐起处，文字纸劄之属或有散乱，当加意整齐，不可辄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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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要求儿童认真读书写字，培养正确的学习习惯：“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久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意自见，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
，①等等。
此外，起床睡觉、说话走路、吃饭饮酒、待人接物都有规则，从而对儿童进行全面的规范化训练，以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培养基本的道德观念，如有礼貌、爱劳动、爱清洁、尊师长等，真正达到“习与知长，化与心成”的目的。
《童蒙须知》的制订反映了朱熹高超的儿童教育艺术。
（三）严格要求、讲究方法的家教实践曾有人问朱熹：“父母之于子，有无穷怜爱，欲其聪明成立，此之谓诚心耶？”朱熹答曰：“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间，正当审决。”
②
清儒张伯行对朱熹的这段话作了阐述：“父母爱子之心出于至性，自不能已，此天下之正理，人人之所同也。但当鞠育而教诲之，俾克底于成立，所谓爱之能勿劳也。若爱之之心无所不至，而必欲其功名如何，富贵如何，设为意外之求，以
①朱熹：《童蒙须知》，《五种遗规·养正遗规》，光绪乙未浙江书局刊本。
②张伯行：《续近思录》第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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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夕期望之，则此心纯是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正矣。此理欲之间，正当审决，勿生妄想。今之为父母者，恐未能免此也。“
①概括起来，就是说父母爱子女是正当的，但不能变为“爱而无穷”的溺爱，更不能期望值过高，应该把爱体现于教上。朱熹的话是对科举制度下望子成龙心态的批评，虽然是从理学角度去批评的，但他指出期望值过高问题，还是可贵的，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朱熹自己的家教中也体现了他爱而有度、严格要求，但不做过高期望的特点。
《与长子受之》（又名《训子从学帖》）是朱熹在其长子受之外出拜吕祖谦为师时写的家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严以教子的。书中要求儿子慎于言行、慎于交游：“途中凡事不可纵恣，如在父母之侧。”
②“博戏之场、酒食之肆皆不可辄入，推此之类，则其余可知。
不得妄费钱物，买饮食杂物。“
③
“居处须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语须要谛当，不得戏笑喧哗。”
④“不得饮酒，荒思废业，亦恐言语差错，失己忤人，尤当深戒。”
⑤“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
①张伯行：《续近思录》第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②朱熹：《与长子塾至婺州从学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八册。雍正八年考亭书院刊本。
③朱熹：《与长子塾至婺州从学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八册。雍正八年考亭书院刊本。
④朱熹：《与长子受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八，《四部丛刊》本集部。
⑤朱熹：《与长子受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八，《四部丛刊》本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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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此皆当请于先生，听其所交。“
①教子勤学：“早晚授业清益，随众例不得怠慢。日间思索有疑，用册子随手札记，候见质问，不得放过。
所闻海语，归安下处，思省要切之言，逐日札记，归日要看。见好文字亦录取归来。“
②书末还对儿子严肃告诫、热情勉励：“以上数条，切宜谨守，其所未及，亦可据此推广。大抵只是勤、谨二字，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吾虽未敢言而窃为汝愿之；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吾虽不欲言而未免为汝忧之也。……念之念之，‘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在此一行，千万努力！”
③从这封家书中可以看到朱熹平时严格教子之一斑。
朱熹严以教子，但很讲究教子方法。在他的《论语训蒙口义序》中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论语训蒙口义》是朱熹“为儿辈读之”而编写的启蒙教材。
朱熹感到，当时的《论语》注疏大多是老先生为成人作的，“非为童子设也”
，④所以训诂略而义理详，初学者续之，经之文句未能自通，又当便诵诸说。
而问其书中旨意，却茫然迷眩。
“殆非启蒙之要。”
⑤有鉴于此，
①朱熹：《与长子受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八，《四部丛刊》本集部。
②朱熹：《与长子受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八，《四部丛刊》本集部。
③朱熹：《与长子受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八，《四部丛刊》本集部。
④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四部丛刊》本集部。
⑤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四部丛刊》本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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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注疏作了加工改造：增加了训诂的分量，参考《释文》正其音读，综合诸儒之说以发其精微，又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附于其间，做到“本末精粗、大小详略无或敢偏废也”
，①使全书训释详明，义理精约，便于儿童阅读理解：“其训释之详且明也，日讲焉则无不通矣。义理之精而约也，日诵焉则无不识矣。”
②在体例上也提纲挈领，以便于儿童学习：“一句之义系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
③总之，“本其所以作，取便于童子之习而已。”
④书序末还用自己的经验，教其儿辈读书方法：“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情也；毋牵于俗学而绝之，以为迂且淡也；毋惑于异端而躐之，以为近且卑也。圣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极，而万世之标准也，……舍是而他求，夫岂可观者！然致远恐泥。昔者吾几陷焉，今裁（才，本书作者注）自脱，故不愿汝曹为之也。”
⑤朱熹如此精心地为儿辈编写启蒙教材，指导学习，可见他在家教中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极讲究教子方法。还应指出，在中国古代的儿童教育中，历来存在着训蒙如训大
①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四部丛刊》本集部。
②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四部丛刊》本集部。
③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四部丛刊》本集部。
④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四部丛刊》本集部。
⑤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四部丛刊》本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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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缺点，而朱熹教子能打破常规，从儿童的认识能力和学习特点出发，处处“取便于童子之习”
，这在当时的家教中是一大进步，并对宋以后蒙学教育、家庭教育沿着重视儿童特点的方向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朱熹的家教实践，除上述内容外，还有其家教诗的写作也值得重视。
《示四弟》是他教弟惜时务学的诗：务学修身要及时，竟辰须念隙驹驰。清宵白日供游荡，愁杀堂前老古锥！
①
《次子有闻捷韵四首》是朱熹听到抗金捷报时写的教子诗：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
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谁遣捷书来草户，真同百蛰听雷音。
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
②
诗中朱熹用他少见的豪迈笔调，抒发了喜闻捷报的欣喜心情，描绘了一幅幅上下同心克复失土的热烈场面，倾吐自己盼望早日结束割据、统一祖国的美好愿望，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是对子弟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四部丛刊》集部。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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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邵雍、吕祖谦、陆九渊、真德秀的家教实践
（一）邵雍的家庭教育邵雍（１０１１—１０７７年）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谥康节。
先世河北范阳人，幼随父移居共城（今河南辉县）
，隐居于苏门山百源，后人称百源先生。屡授官不赴。后迁居洛阳，与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讲论学问，躬耕自给。理学象数学派的创立者，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式的解释，参照道教思想，虚构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以说明自然和人事变化。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等著作。
邵雍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出发，认为家教的好坏，关系到家庭的盛衰，也关系到国家的兴替：“克肖子孙，振起家门；不肖子孙，破败家门。猗嗟子孙，盛衰之根。”
①“明开教劝用常道，永使子孙持善名。此日贻谋情未显，他日受赐事非轻。
庶几此意流天下，天下何由不太平！“
②
邵雍从理学家的观点出发，把“成大贤”作为教子目的。
当他的长子刚一出世，就写了《生男吟》，以此寄托对儿子的希望：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
①邵雍：《盛衰吟》，《击壤集》卷十八，（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１０１册，第１４６页。
②邵雍：《教劝吟》，《击壤集》卷十八，版本同上，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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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寿天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年七十岁，眼前见汝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
①
为使儿子成为“大贤”
，邵雍把教为善作为家教的主要内容。首先，他强调辨别善恶：“善也者，吉之谓也；不善也者，凶之谓也。”善恶吉凶的具体表现在于：“吉也者，目不观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口不道非礼之言，足不践非礼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亲贤如就芝兰，避恶如畏蛇蝎。或曰不谓之吉人，则吾不信也。凶也者，语言诡谲，动止阴险，好利饰非，贪淫乐祸。疾良善如仇隙，犯刑宪如饮食。小则殒身灭性，大则覆宗绝嗣。或曰不谓之凶人，则吾不信也。”
②这段话对善恶两种人，尤其是恶人作了生动刻画，要求儿子不做恶人，也不交恶人。
其次，他教儿子，善恶虽有人的秉性因素，但主要靠自己的实践：为人能了自家身，千万人中有一人。虽用知如未知说，在乎行与不行分。该通始谓才中秀，杰出方名席上珍。善恶一何相去远，也由资性也由勤。
③
邵雍对封建社会人情叵测、世态反复有深刻的认识，并深受老庄影响，故讲究万事适可而止，不到极点。在教子为
①邵雍：《戒子孙文》，《戒子通录》卷五，（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７０３册，第５５页。
②邵雍：《戒子孙文》，《戒子通录》卷五，（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７０３册，第５５页。
③邵雍：《教子吟》，《击壤集》卷十一，（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１０１册，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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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同时，又告诫儿子当量力而行：“汝固当为善，亦须量力以为之。若不量力，虽善也不当为也。故有诗曰：‘量力动时无悔吝，随宜乐处省营为。若求骐骥方乘马，只恐终身无马骑。
‘“
①又说：“善人固可亲，未相知不可急合；恶人固可疏，未能远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
②这些是他长期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
第三，教子改过迁善。
如果说，对他人限于种种条件，为善必须量力而行，那么对自己则必须严格要求，不断改过迁善。邵雍教儿子，要使自己成为“令器”
，就必须不断自新。
有过不能改，就不能谓之人。如他的两首《诫子吟》：善恶无它在所存，小人君子此中分。改图不害为君子，迷复终为作小人。良药有功方利病，白圭无玷始称珍。欲成令器须造琢，过失如何不就新！
③
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肯亲，虽生人世上，未得谓之人。周孔不足法，轲雄不足师，还同弃常饍，除是适海涯。
④
邵雍还针对儿子的缺点，教子要戒嫉：鸡能警旦，马能代行，犬能采御，牛能力耕。人禀天地，万物之灵，妒贤嫉能，不如不生。
⑤
①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１６页。
②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１６页。
③邵雍：《击壤集》卷九，（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１０１册，第６５页。
④同上书，卷十七，第１３６页。
⑤邵雍：《诫子吟》，《击壤集》卷十八，（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１０１册，第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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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邵雍的家教以别善恶、扬善弃恶为主旨，其说看似浅显，实际上都是抓住了儿童德育的一个重要问题。别善恶是掌握人生方向盘的前提，儿童少年辨别力较差，进行区别善恶的教育无疑是必要的。但是，邵雍的善恶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的，这是其时代局限所致。如果我们剔除其封建糟粕，他的家教还是有可借鉴之处的。
（二）吕祖谦的家庭教育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年）
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
人，隆兴（１１６３—１１６４年）进士，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参与重修《徽宗实录》，编《皇朝文鉴》。
金华学派代表人物，其学兼取朱陆之长，同时接受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并有重历史文献研究的特点。宋乾、淳以后，形成朱学、陆学、吕学三足鼎立之势。有《东莱集》、《东莱博议》等。
吕祖谦与“二程”
、朱熹一样，注重早教、教子以正，但他更强调“正趋向”
，也就是明“义利之辨”。他说：“教小儿当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窦日开。教小儿先教以恭谨、不轻忽、不躐等，读书乃余事。”
①他在《少仪外传》中，引用陆小寿的话：“吾党训子弟，当先趋向，如义利之间、内外之分，不可不辨。夫不使先求在我者，而遽使之求在外者，岂贤父兄所以养子弟者哉！”
②这段话也反映了吕祖谦的观点。从上述两段话中可以看出，吕祖谦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文化
①陈宏谋：《五种遗规·养正遗规补编·诸儒论小学》，光绪乙未浙江书局刊本。
②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下，（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７０３册，第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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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３中国家庭教育史
知识教育的地位则降为次要；伦理道德教育中，又注重理学思想的灌输，是他家教的显著特点。
吕祖谦仿司马光《家范》作《少仪外传》和《家范》作为子弟学习的教材。
《少仪外传》广泛征引《颜氏家训》、《上蔡语录》及史书所载家训，要求子弟效法历代贤人，以忠信孝弟为本，力图以此为子弟“正趋向”。
如果说《少仪外传》主要是对少年儿童子弟的教育，那么，吕祖谦所作的《家范》则是对成年子弟的教育，其中包括祭祀、家庭成员关系等内容。吕氏《家范》中为官道德教育是重点，如《舍人官箴》教育子弟：当官要清、慎、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
①要廉洁爱民：“当官处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间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为民患，其益多矣。”
②要踏实，不弄虚作假：“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如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反复变诈，不如慎始；防人疑众，不如自慎；智数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
③要能忍气：“忍之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
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
《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此处事
①吕祖谦：《东莱别集》卷六，（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０册，第２０９页。
②吕祖谦：《东莱别集》卷六，（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０册，第２０９页。
③吕祖谦：《东莱别集》卷六，（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０册，第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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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也。
谚有之曰：‘忍事敌灾星’，少陵诗云：‘忍过事堪喜。
‘此皆切于事理，为世大法，非空言也。“
①《舍人官箴》是对子弟的正面教育，而其《官箴》则是为官禁做的事，共２６条，主要是防止子弟依仗权势做不正当之事，如“求权要书保庇”
、“投献上官文书”
、“法外受俸”
、“多量俸米”
、“托外邑官买物”
、“受所部送馈及赴会”
，②等等，都在禁止之列。吕祖谦之学素以重实著称，其官德教育也很具体、实在，体现了务实的特点。
（三）陆九渊的家庭教育陆九渊（１１３９—１１９３年）字子静，自号存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曾结茅讲学于象山（今江西贵溪西南）
，学者称象山先生。乾道（１１６５—１１７３年）进士，官至奉议郎知荆门军。
“心学”的创始人，提出“心即理”之说，试图说明封建伦理是人心所固有。所创心学成为与朱熹之学对垒的重要学派。有《象山先生全集》，现有点校本《陆九渊集》。
陆九渊重视环境对儿童的影响，认为儿童时所受的影响会长期存留在头脑中，成为一种固定的东西，很难改变。所以孩提时的“习”不可不谨：“学者规模，多系其闻见。孩提之童，未有传习，岂能有是规模？是故所习不可不谨。处乎其中者，非豪杰不能，劫于事势而为之趋向者，多不得其正，
①吕祖谦：《东莱别集》卷六，（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０册，第２０９页。
②同上书，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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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理之常也。“
①正因如此，他反复说：“居移气，养移体。”
②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资禀，二渐习。”
③
陆九渊还重视对子弟的实践教育，以培养实际才干。他认为实践应从家务事做起：“处家遇事，须着去做。若是褪头便不是，子弟之职已缺，何以谓学？”
④他以自身经验为例：“吾家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三年。某适当其职，所学大进，这方是‘执事敬’。”
⑤
陆九渊的家庭是一个“累世义居”
⑥的大家庭，在州里以家道整齐闻名。其家庭生活在《宋稗类钞》中有较详细的介绍：“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逐年选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畴，或主租税，或主出纳，或主厨炊，或主宾客。
公堂之田仅足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食，不合食“
，⑦可见是聚族而居、有一定组织、分工协作的大家庭。
其家庭教育有一套较稳定的制度：首先，有每天早晚两次的敬祖活动：“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众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
⑧其次，有惩戒子弟
①陆九渊：《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１２页。
②陆九渊：《语录下》，同上书，卷三十五，第４４６、４４８页。
③陆九渊：《语录下》，同上书，卷三十五，第４４６、４４８页。
④陆九渊：《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３２页。
⑤陆九渊：《语录上》，同上书，卷三十四，第４２８页。
⑥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之四：《家范》，书目文献出版社，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⑦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之四：《家范》，书目文献出版社，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⑧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之四：《家范》，书目文献出版社，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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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
①再次，有每天的常规教育，包括劝勤和戒贪两种内容：“晨揖，击鼓三迭，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
‘又唱云：’听，听，听！
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
‘“
②由于陆九渊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的这种家庭教育形式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为不少大家庭所仿效，逐渐成为大家庭家教的基本模式。
（四）真德秀的家庭教育真德秀（１１７８—１２３５年）字景元，后更景希，建宁浦城（今属福建）人，早年从游朱熹弟子詹体仁，庆元五年（１１９９年）进士，曾官户部尚书，后改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卒谥文忠。学者称西山先生，有《西山真文忠公文集》等。
真德秀学宗朱熹，他仿朱熹《童蒙须知》作《教子斋规》，用以规范儿子的言行。
其规定共８条，包括学礼、学坐、学行、学立、学言、学揖、学诵、学书。内容远比《童蒙须知》浅显，更宜于儿童实行。如“学坐”
：“定身端坐，齐脚敛手，毋得伏靠背，偃仰倾侧。”
③又如“学诵”
：“专心看
①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之四：《家范》，书目文献出版社，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②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之四：《家范》，书目文献出版社，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③真德秀：《真西山教子斋规》，《五种遗规·养正遗规》光绪乙未浙江书局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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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断句慢读，须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视东西，手寻他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