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家教发展到明代，出现伦理化的新特点，即强化伦理纲常教育，把它作为家教的主要内容。这一特点在宋代随着理学的产生已经出现，但在宋代理学尚未被统治阶级所承认，所以其家教伦理化程度尚未像明代那么高。明代统治者尊崇程朱，把它定为正统思想，于是在包括家教在内的文化教育领域内，出现了强化伦常的倾向。方孝孺、薛瑄的家教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倾向。
一、方孝孺的家教思想与实践
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字希直，又字希古，浙江宁海人，宋濂弟子。明惠帝时任侍讲学士、《太祖实录》总裁。燕王（即成祖）兵入京师后，他不肯为成祖起草登基诏书，慨然就死，并被灭十族，死者达８７０余人。著有《逊志斋集》。
方孝孺是明代坚持正统观念、伦理道德最力者，其读书之庐被蜀献王名为“正学”
，他被人们称为“正学先生”
，是很有道理的。
黄宗羲中肯地评论他：“先生直以圣贤自任，……
谓入道之路，莫切于公私义利之辨，念虑之兴，当静以察之。
……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指朱熹，本书作者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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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仲伯，固为有明之学祖也。“
①黄宗羲认为其思想的形成与其父的家庭教育很有关系：“先生之学，虽出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尝寻讨乡先达授受原委，寝食为之几废者也。”
②其父于洪武初为济宁知府，他清正爱民，鼓励垦荒，减轻百姓负担，又立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
“视事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
、“教化兴起”
，③可见是一位完全按照儒家伦理观念办事的正直官吏。
方孝孺受其父影响，自然以持守严正著称。他的家教也以严格实践伦理规范为特征。
方孝孺在家教中重视礼制，他把礼乐看作是人的精神食粮：“养身莫先于饮食，养心莫要于礼乐。
人未尝一日舍饮食，何独礼乐而弃之？
尊所贱，卑所贵，失莫甚焉！“
④这样看来，他实际上是重封建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他认为，这种等级关系可以使全体家庭成员凝聚在一起，有条不紊地从事生产活动：“国不患乎无积，而患无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无礼。
政以节民，民和则亲上，而国用足矣；礼以正伦，伦序得则志一，家合为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⑤他有一个理想的家庭模式：“为家以正伦理、别内外为本，以尊祖睦族为先，以勉学修身为教，以树艺畜牧为常。守以节俭，行以慈让，足
①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４５页。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４５页。
③赵尔巽：《清史稿·循吏》，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第７１８７页。
④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４６页。
⑤同上书，第１０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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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而济人，习礼而畏法，亦可以寡过矣。“
①这是一个完全体现儒家伦理规范的家庭模式。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某教子实践也带有深刻的礼教烙印。
方孝孺把子孙看作是家庭的根本：“国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孙是也。忠信礼让根于性，化于习，欲其子孙之善，而不知教，自弃其家也。”
②他对教子有很精辟的见解：“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虽善无益也。故语人以善者，非难；闻善而不懈者，为难。”
③在这里，他提出爱、教、善、行四个家教环节，指出父母对子弟的爱必须体现为教子的行动，而教子的内容必须“善”
，即遵循儒家伦理；其“善”又必须真正落实到行动中，而不是光口头说说而已；行善是对父母与子弟双方的要求，行善并非一时之事，而要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显然，方孝孺的上述观点比颜之推以来的爱教结合思想更丰富，其要求也更严格，是对传统教子思想和实践的继承和发展。
方孝孺留下《幼仪杂箴》、《家人箴》、《宗仪》三部家教文献。
《幼仪杂箴》是他对自己和家人订的行为规范。
包括坐、立、行、寝、揖、拜、食、饮、言、动、笑、喜、怒、忧、好、恶，共２０项。他对人的基本行为有很严格具体的规定，例如坐：“维坐容，背欲直，貌端庄，手拱臆，仰为骄，俯为戚。
①同上书，第１０４９页。
②同上书，第１０５０页。
③黄宗羲：《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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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箕以踞，欹以侧。坚静若山，乃恒德。“
①又如立：“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
其中也敬，而外也直。
不为物迁，进退可式，将有立乎圣贤之域。“
②这些言行规范中渗透了许多儒家的伦理观念，方孝孺就是希望通过规范训练自然而然地进于“道”。他在该文的序中说：“道之于事，无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长，于其所在皆致谨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饮食言动有其则，喜怒好恶、忧乐取予有其度，或铭于盘盂，或书于绅笏，所以养其心志、约其形体者至详密矣。”
③他所作《幼仪》就是效法古人，以精炼的箴言约束自己。他的《幼仪》与一般家规不一样，并非仅规范家人子弟，首先是为自己作的。这也生动体现了儒家从修身做起，逐步推广到家庭、社会的修齐治平思想。
他的《家人箴》和《宗仪》更详细地说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他指出，为什么有时家要比国更难治呢？原因就在于：“骨肉之间，恩胜而礼不行，势近而法莫举，自非有德而躬化，发言制行有以信乎人，则其难诚有甚于治民者。”
④家庭成员中因有骨肉亲情，有时反而很难教育，必须通过有德者的以身作则，使人心服口服。所以他说：“是以圣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诚其念虑，以正其心，然后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后推之齐家。家既可齐，而不优于为国于天下者，无
①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２３５册，第４８页。
②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２３５册，第４８页。
③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２３５册，第４８页。
④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２３５册，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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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尽心而沾天下之准也，安可忽哉！“
①他与许多士人一样，把齐家看作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但他更重视用躬行实践来感化熏陶家人子弟。据其序，他的《家人箴》也是首先写给自己作“攻己之阙”之用的。躬行感化是方孝孺家教的一个鲜明特点。
《家人箴》主要讲有关古代家庭的重大事务，如正伦、重祀、谨礼等，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如务学、笃行、自省、绝私、崇畏、惩忿、戒惰、审听、谨习、择述、虑远、慎言。这些都是方孝孺根据儒家伦理对道德修养进行探讨的体会，其中不乏新意。如“绝私”提倡一种公正无私的处世观：“厚己薄人，固为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视，循道而行，安有彼此。亲而宜恶，爱之为偏；疏而有善，我何恶焉。爱恶无他，一裁以义，加以丝毫，则为人伪。天之恒理，各有当然。孰能无私，忘己顺天。”
②“崇畏”
指出，家庭成员要有一定的约束，人心要齐，才能成个家：“有所畏者，其家必齐；无所畏者，必怠而暌。严厥父兄，相率以听。小大祗肃，靡敢骄横。于道为顺，顺足致和。始若难能，其美实多。人各自贤，纵私植利，不一其心，祸败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己有过，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终履忧畏。汝今奚择，以保其身，无谓无伤，陷于小人。”
③
①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２３５册，第６７页。
②同上书，第６８页。
③同上书，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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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仪》是为其家族之人订的规则。
方孝孺在其序中又重申：“君子之道，本于身，行诸家，而推于天下。则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
①他在序中还说明作《宗仪》的目的在于正家，使家族之人他日以此为行道之基础：“余德不能化民，而窃有志于正家之道，作《宗仪》九篇，以告宗人，庶几贤者因言以趋善，不贤者畏义而远罪，他日于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于此。”
②可见他把教族人作为一种道德教化之举。
《宗仪》从“尊祖”开始，逐渐推广：通过每年春季的祭祖仪式上的宣讲，普及敬父兄、慈子弟、和邻里、勤树艺、无欺讼，无犯国法，无虐细民、无博奕、争斗等基本德行。以修谱来定叙亲疏，定尊卑，收涣散，敦亲睦。通过“睦族”
、“广睦”
、“务学”
、“谨行”
、“修德”
、“体仁”等环节，逐渐从修己立德向家人、族人、邻人、朋友、社会推广仁德，更具体地展示了修齐治平的道路。总之，方孝孺的家教完全是按照儒家的修己治人、渐进地改造世界的理念来进行的，其家教的目的、内容和方法都完全伦理化了。
二、薛瑄的家教思想与实践
薛瑄（１３８９—１４６４）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属山西）人。少年时随父读书，稍长，遵父命从魏希文、范汝舟学理学，因称程朱理学为“问学正路”。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
①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２３５册，第７３页。
②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２３５册，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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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登进士，历官广东、云南监察御史、山东提学佥事、大理寺正卿。因忤中官王振，一度被贬。不久被召任礼部右侍郎、翰林学士。晚年居家讲学。有《读书录》和清人编的《敬轩文集》。
薛瑄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在北方开创“河东之学”
，成为明代朱学大宗。他一方面谨守“朱学矩矱”
，另一方面则有所修正，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在家教方面，他从理论上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他的《戒子书》把伦理说成是人与禽兽的分界线：“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
何谓伦？
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谓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且尽，始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形，其实与禽兽何异哉！“
①为什么要把伦理当作人兽之区别呢？薛瑄认为，“盖禽兽所知者，不过渴饮饥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于伦理，则蠢然无知也。
故其于饮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则飞鸣踯躅，群游旅宿，一无所为。若人但知饮食、男女之欲，而不能尽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理，即暖衣饱食，终日嬉戏游荡，与禽兽无别矣。“
②
众所周知，人与禽兽的区别并不仅在于有无伦理道德观，人还有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劳动能力，等等。薛瑄单提一个伦理道德作为人兽之别，显然是旨在为他强化伦理观提供论据。但他告诫儿子不要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还是对的。
①薛瑄：《敬轩文集》，（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２４３册，第２３３页。
②薛瑄：《敬轩文集》，（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２４３册，第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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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为人，如何“尽人道”呢？
薛瑄教其子，“欲尽人道，必当于圣贤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学》、若《四书》、若《六经》之类，诵读之，讲贯之，思索之，体认之，反求诸日用人伦之间。”
①也就是说，应读儒家特别是朱熹编著的书，并结合实际加以思索、体认，落实于行动中。这样才“庶几称其人之名，得免流于禽兽之域矣。”
②
薛瑄最后又谆谆告诫儿子：“其或饱暖终日，纵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体百骸之安，耽嗜于非礼之声色臭味，沦溺于非礼之私欲宴安，身虽有人之形，行实禽兽行。仰贻天地凝形赋理之羞，俯为父母流传一气之玷，将何以自立于世哉！”
③
薛瑄还有一首《示儿》诗，也反复教谕四个儿子按照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窒欲从善。该诗首先回顾祖上及自己勤谨的读书做官生活：“我祖自奚仲，奕代河东居。
家本尚儒素，业岂羞寒虚。先君绍前烈，奋迹由诗书。勤勤教诸子，为善乐有余。藐孤钦诲言，而敢忘斯须。诵习忘饥劬。收敛心自得，放佚已不趋，周旋恐失坠，日奉庭闱娱。
立年忝科名，严训尤渠渠，进学固无怠，即仕其慎诸。“
④回顾家史，是为了教育儿子像父祖那样认真为学做人：“孝友亟効励，心性勿填淤。
匪善人莫交，匪义财莫需。
止酒戒狂诞，窒
①同上书，第２３４页。
②同上书，第２３４页。
③同上书，第２３４页。
④薛瑄：《敬轩文集》，（台）影印《四库全书》第１２４３册，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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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谨湛孺。从欲剧坠石，放言甚奔车。言多必招戾，恶积终陨躯。“
①他要求儿子安分守己，穷达由天：“人生有定分，造化司柄枢。穷达由天然，富贵非人且。敛迹甚勿竞，闭户宜自虑。但使德学充，不愧金璧储。达即思致泽，乐即思贤儒。
小子敬所植，永久期无逾！“
②
从上述诗文中可见，薛瑄的家教思想和内容与方孝孺的一样，也强化了伦理道德教育。当然他并非无的放矢地空谈伦理，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规范来教诫子弟，防止出现纵欲败德的不良行为。方孝孺、薛瑄的这种教子方式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明代乃至清代前期大部分家教的基本特点。
应该指出，由于传统伦理的两重性，这种强化伦理道德的家教一方面有益于发扬我们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培养人的良好素质，防止社会风气的恶化，维护社会的安定。同时，也强化了封建等级观念、男尊女卑观念和家长制，进一步压抑了子女的主动精神和个性发展，最终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