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成与高攀龙是东林学派的主要领导人。他们顺应晚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运动兴起的新形势，提倡求实务本、读书济世新学风，批判王学末流空谈义理的弊病，抨击阉党专权，要求整顿税收，减轻工商业者的负担，获得广大平民的同情和支持，使东林书院成为东南的舆论中心。在家教方面，他们也显示了东林党人特有的刚正务实风格。
一、顾宪成的家教
顾宪成（１５５０—１６１２年）字叔时，号泾阳，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年）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
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年）在推举阁臣时，因推举被革职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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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４中国家庭教育史
首辅王家屏，忤帝意，削籍归乡。回乡后，他与其弟允成等一起修复东林书院，成为东林学派领袖群贤的人物。有《顾端文公遗书》。其家教文献有《示儿帖》和《家训》。
《示儿帖》是他于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年）写给其子的。
当时其子去考童生，顾宪成并没有像许多士人那样，到主考官那里为儿子走门路拉关系。为了消除儿子可能产生的不理解或不满情绪，他特地写了这篇文章，详细分析为什么要这么做的道理。
他说：“凡为父兄，莫不爱其子弟，今府县考童生，吾始终不欲以汝名闻于主者，非弃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说。”
①他从几个方面讲：“就义理上看，男儿七尺躯，顶天立地，如何向人开口道个‘求’字！”
②“就命上看，穷通利钝，堕地已定，如何增损得些子！
眼前哪个不要做个秀才？
到底有个数在。“
③
“就吾分上看，本无尺寸之长，赖祖宗之庇，幸博一第，再仕不效，有丘山之罪，犹然暖衣饱食，安享太平，……更为汝干进，是无厌也。”
④“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读书，到底工夫透彻，科甲亦自不难，何有于一秀才？若再肯上去，要做个人，即如吴康斋、胡敬斋两先生，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连科甲亦无用处，又何有于一秀才！”
⑤顾宪成的话中虽有某些宿命论观点，但总的来说是教子自立自强，刻
①《顾端文公年谱上》，《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②《顾端文公年谱上》，《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③《顾端文公年谱上》，《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④《顾端文公年谱上》，《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⑤《顾端文公年谱上》，《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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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育史９５４
苦读书，堂堂正正做人，是对儿子的一次人格教育和为人道德教育。
正因如此，他最后谆谆告诫儿子要记住父亲的教导：“识得此意，省多少闲心肠，省多少闲气力，便是一生受用也。
记之记之，无令吾言为伯鲁之简。“
①
《家训》作于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年）。
那年他建宗词，祠成，长幼毕集，请训辞，于是他作《家训》示之。其《家训》主要讲人伦问题。他说：“人伦之际，委不出恩义两端。
学者讲明伦理，却不在恩义上拟议，自有个源头在。“
②在他看来，封建纲常并非人为的东西，而是从天地的“生机”中自然而然地来的：“《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万物都从生机来。总只有一个，于其间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妇，有兄弟，有朋友，乃自合而分，究竟须自分而合，还归于一个。
何者？其生机本如是也。这个生机郁勃充满，无少亏欠。人只顺这生机流出，自然有无限恳恻，不言恩而恩行乎其中矣；自然有无限委曲，不言义而义行乎其中矣。不然，用意安排，只得了门面事，两下精神血脉毫无干涉。“
③顾宪成的上述观点与孟子把仁义礼智说成是人的“四端”颇为相似。孟子把仁义礼智看作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顾宪成则把“五伦”
当作天地“生机”中自然流出来的。两人都把封建伦理看作固有的、自然存在的东西。
赋于伦理以自然的属性，是为了把它当作应无条件服从
①《顾端文公年谱上》，《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②《顾端文公年谱上》，《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③《顾端文公年谱上》，《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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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４中国家庭教育史
的规律，就如同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一样。顾宪成说：“况人生遭遇有常有变，有顺有逆，不幸当其变道，孚之以恩孚不来，维之以义维不住，又可奈何？曰：这也别无巧法，始终只向源头理会耳。”
①也就是说，人遇上逆境，没有恩义可维持，怎么办呢？还是应该理会“源头”
，想到“五伦”是天地间“生机”中自然流出来的，相信它必然存在，应无条件地去服从它。例如舜，其父顽，其母嚣，其弟傲，但“舜把他的顽、他的嚣、他的傲放过一边，只一眼觑著那一般处，将自己生机熏他生机，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又明日如此……
久久融彻，任他如何顽、如何嚣、如何傲，也被舜熏动了，不知不觉渐次消化。“
②
顾宪成还认为，对父母兄弟的不是不仅要“熏”
，而且还要把父母的过错认做是自己的过错：“直看父之顽便是我之顽，母之嚣便是我之嚣，弟之傲便是我之傲，分得那个是父母，那个是兄弟！是即大家俱是，不是即大家俱不是耳。此副舜之心事也。”
③他认为，大抵常人只对别人求全责备，连自己身上的不是也诿之于人，最终既不能成己，又不能成人。
而舜只就自己分上求全责备，连别人的不是也引而归之己，最终既能成己，也能成人。他说：“学者讲明人伦，吃紧处全在此也。”
④所谓明人伦就是对自己求全责备，不要“自恕”。最
①《顾端文公年谱上》，《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②《顾端文公年谱下》，《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③《顾端文公年谱下》，《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④《顾端文公年谱下》，《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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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说：“吾辈试反而思之，……处人伦之际，一一能如吾愿乎？如其不能，责在人乎？在己乎？幸各检点，无务自恕。”
①
全篇《家训》的主旨在于教诫子孙和族人，要善于自责，而不要去责怪长上。
他赞成罗豫章的说法：“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②并引用孟子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很明显，他的观点和主张有浓厚的封建家长制气味，提倡的是对长上的绝对顺从，甚至连儒家历来倡导的“争子”的“微谏”权利和义务也被取消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明家长专制的愈益加强。顾宪成是当时的进步人物，但他也不可能摆脱时代的局限。
然而，当我们剔除其绝对服从的封建说教之后，还是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合理的思想内核，如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的思想，这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值得我们重视和吸取。
二、高攀龙的家教
高攀龙（１５６２—１６２６年）字存之，又字云从、景逸，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年）进士，曾官光禄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等职，官至左都御史。因弹劾御史崔呈秀，为魏忠贤所恨，被革职回籍。在家乡，他
①《顾端文公年谱下》，《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②《顾端文公年谱下》，《顾端文公遗书》，康熙甲戌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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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顾宪成共同主讲东林书院，成为东林党首领之一。后遭魏忠贤迫害，被人追捕，遂投河自尽。卒后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著作有《高子遗书》，其中有《家训》一篇。
据黄宗羲评价，高攀龙之学“一本程、朱，故以格物为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万物，存心穷理，相须并进。先生谓‘才知反求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
‘颇与杨中立所说’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为相近，是与程、朱之旨异矣。“
①故其家教也重视“反求诸身”
，认为最重要的是明白做人的道理，做一个好人。他的《家训》就围绕这一中心展开。他首先对子孙们说：“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
②他强调，做人就应做好人。好人目前看来不便宜，但从总的来看是大便宜：“作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
如何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哀。
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不可草草看过。“
③他所说的便宜，并非光指物质利益，而是指人的前途事业的成败。从这种观点来看，历史上的为人的善恶好坏，成败昭然。所以，做人不能光图眼前的便宜，这是对的。
①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０２、１４０１页。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０２、１４０１页。
③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０２、１４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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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人呢？高攀龙认为，第一要读程朱之书，尤其是读专教做人基础的《小学》：“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从古聪明睿智，圣贤豪杰，只于此见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万古不可磨灭。闻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①他认为，儿童时期所受的教育最为根深蒂固，而当时人们所缺的正是儿童时的正确教育引导，“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
②因此他特别提倡读朱熹的《小学》，重新打基础，以“变易其俗肠俗骨，”
“坚凝其正心正气”。
其次，他提出自己的做人准则：“以孝弟为本，以忠义为主，以廉洁为先，以诚实为要。”
③这四条准则概括地反映了他的为人特点。
第三，他告诉子孙，做人有数戒：戒贪。应戒贪财、色、爵。众所周知，晚明时期社会风气极坏，酒色财气，人欲横流，当时的一些小说如《金瓶梅》等，就反映了这一特点。作为一个刚正的士大夫，高攀龙及时教育子弟，不要受坏风气的腐蚀，不贪非分之财色。
他说：“世间惟财色二者最迷惑人，最败坏人。故自妻妾而外，皆为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夭寿折福，殃留子孙，
①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０２、１４０１页。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０２、１４０１页。
③《高子遗书》卷十，光绪二年东林书院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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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明验显报。少年当竭力保守，视身如白玉，……“
①“古人甚祸非分之得，故货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见世人，非分得财，非得财也，得祸也。积财愈多，积祸愈大，……”
②他把士大夫得非分之财比作女子做出失节之事，认为男子的这种“失节”与女子的失节一样丢脸。此外，他还教子不贪官位：“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营求，只看得义命二字透，落得作个君子。不然，空污秽清净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门。”
③
戒赌、嫖、告状。他说：“人身顶天立地，为纲常名教之寄，甚贵重也。不自知其贵重，少年比之匪人，为赌博宿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视，成何面目？若以为无伤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
④同样，爱打官司告状也是坏事，赌、嫖、告状三者是“破家丧身尤速者。”
戒捉人打人、欺侮弱者：“捉人打人，最是恶事，最是险事。未必便至于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遘病死，或因别事死，便不能脱然无果。保身保家，戒此为要！极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论，何苦自蹈危险耶？”
⑤况且自家人而外，乡邻都是平等的，“岂可以贵贱、贫富、强弱之故，妄陵辱人乎？”
⑥
第四，处世谨慎，不结怨于人。高攀龙身处当时复杂环
①《高子遗书》卷十，光绪二年东林书院刊本。
②《高子遗书》卷十，光绪二年东林书院刊本。
③《高子遗书》卷十，光绪二年东林书院刊本。
④高攀龙：《家训》，《高子遗书》卷十，光绪二年东林书院刊本。
⑤高攀龙：《家训》，《高子遗书》卷十，光绪二年东林书院刊本。
⑥高攀龙：《家训》，《高子遗书》卷十，光绪二年东林书院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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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育史５６４
境中，又因刚直不阿而触怒魏负贤，受其打击报复，因而深知处世的艰难。
他告诫子弟：“言语最要谨慎，交游最要审择。
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人，不如少识一人。若是贤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难得，知人实难耳。
①又说：“切不可结怨于人。结怨于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发，但有小大迟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孙传说不忘，乘时遘会，终须报之。”
②这些都是他坎坷经历之后的深切体会。
第五，不交庸俗之友。
他说：“取人要知圣人取狂狷之意。
狂狷皆与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恶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
所与皆庸俗人，己未有不入于庸俗者。
出而用世，便与小人相暱，与君子为仇，最是大利害处，不可轻看。“
③所谓狂狷，出自《论语·子路》，指过于进取或过于有所不为者，泛指偏激之人。高攀龙认为，狂狷虽不与世俗相命，但其中却有有道的君子。像东林书院“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④在当时一些人眼中也是狂狷。这样的“狂狷”远比那些只知声色酒食的庸俗之人好。
如果憎恶狂狷，将来为官，就会与仁人志士为仇。所以他教子弟，取友可以取狂狷，不可取庸人。
如果说高攀龙的处世之道颇有明哲保身的意思，那么他的交友之道却又显示出其真实的性格和思想倾向了。
第六，要为善事。他教子弟：“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
①高攀龙：《家训》，《高子遗书》卷十，光绪二年东林书院刊本。
②高攀龙：《家训》，《高子遗书》卷十，光绪二年东林书院刊本。
③高攀龙：《家训》，《高子遗书》卷十，版本同上。
④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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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４中国家庭教育史
怜贫。人若不遭天祸，舍施能费几文。故济人不在大费己财，但以方便存心。残羹剩饭，亦可救人之饥；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馈赠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长物一二件，切切为贫人算计，存些赢余，以济人之难。“。
①高攀龙的为善不图形式，不为名誉，只想切切实实地为贫民做些事。这是他“为善中一大功课。”他的又一大功课是少杀生。他认为动物与人“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刀俎之间，何等苦恼”
，所以教子“切切为生命计”
，尽量少杀生，以培养仁心慈念。
总之，高攀龙所说的做好人，以做高尚的人、慈善的人为主要内容，充分显示了这位东林党首领的刚正性格和同情穷苦人民的立场。
清人陈宏谋曾评论高攀龙的《家训》说：“周致详密，贯精粗，彻下上，易知易从，……能恪遵守之，则上可以入圣贤之门，而下亦不失为佳子弟矣。”
②这是中肯的评论。高攀龙的兄孙高愈，字紫超，１０岁读攀龙遗书，即有向学之志。
成年后，补诸生，日诵遗经及先儒语录，谨言行，严取舍之辨，不尚议论，事亲孝，居丧不饮酒食肉，其品格为时人所称道。
高攀龙的从子高世泰则从另一方面继承高氏的品格。他少侍讲习，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葺道南祠、丽泽堂于梁溪，“一时同志恪遵遗规。”
③祁州刁包等相与论学，学者有南梁北
①高攀龙：《家训》，《高子遗书》卷十，光绪二年东林书院刊本。
②陈宏谋：《五种遗规·训俗遗规》：《高忠宪公家训》。
③赵尔巽：《清史稿·儒林一》，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３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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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之称。可见高攀龙的精神和家教对其子孙影响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