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太祖、成祖为其长远的统治利益，采取了一系列“安养生息”的政策，如鼓励垦荒、释放奴婢、减轻商税、扶植工商、整顿赋役等，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很大的积极影响。明中期以后，社会矛盾在不断积累，但生产力也有很大提高。北方推行凿井灌田、兴修水利、治理黄淮，南方推广双季稻、三季稻、经济作物，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如纺织、制瓷、冶铁、造船、制盐、印刷等也有较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商业也繁荣起来。东南一带出现以苏州、松江、嘉兴、杭州、湖州为代表的工商业城市，大批商人穿梭往来于城镇乡村。对外贸易也非常频繁。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冲击传统的轻商观念，逐渐形成重商、逐利的风气。
这种风气首先出现于商人集中的徽州和东南沿海地区。
时人称徽州“其俗重商，四出行贾，多留不返。”
①苏州县区也有重商之俗，“民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
有数年不归者。“
②商人往往以赢利为荣，家人、乡
①陈去病：《五石脂》，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９１页。
②《苏州府志》卷三，风俗引《具区志》，同上书，第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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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４中国家庭教育史
邻也皆“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
，贫者流落他乡，消声匿迹，富者“矜富壮，子弟裘马庐食，辐辏四方之美好以为奇快”
、“衣冠游从，照耀市巷”。
①被商品经济刺激起来的物欲和崇利之俗，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商海，甚至一贯标榜清高的缙绅之家也放下架子，汲汲于货殖：“至今吴中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剋于齐民。”
②这种变化反映在家教上，便从过去单一的教子读经变为读书、从商并行，或干脆教子经商。如“凤湖汪氏，世以诗礼承家，文人高士，抱节明经，代不乏人。有以计然致富者，有以盐筴起家者，连檐比屋，皆称素封。”
③又如明人程嘉燧在《松圆偈庵集》卷下记载一个名叫文箴的人，听从其母的嘱咐，从事商业，十多年来往来贩运于嘉、湖之间。他也教子经商，“岁转闽粤之货，以与时逐，业骎骎起，不三年，凡致千余金。令三子修其业，自屏里中。”
④像上述家教在徽州，山西和东南沿海是非常普遍的，当地子弟到了十七八岁，如果考不上秀才，大多外出经商。经商成为这些地区重要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
商人家教，主要教子经商技术和商业道德。前者以苏州皋桥西孙春阳南货铺最为典型。据清人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载，孙春阳于万历中应童子试下第，遂去举子业，从宁
①汤宾尹：《睡庵集》卷二三，同上书，第９２页。
②黄省曾：《吴风录》，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１３页。
③曹叔明：《新安休宁名族志》卷一，转引自上书，第９７页。
④转引自上书，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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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育史９６４
波到苏州，开一家小店铺。
“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替者。
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惟孙春阳为前明旧业，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
①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孙春阳的南货铺有严格的店规和选料、制作方法。这些店规、制作方法通过家教，子孙世代相传，严格遵守，从而使该店成为“天下闻名”的数百年老店。
商业道德教育，典型的有汪拱乾教子宽于取债：“徽州人有汪拱乾者，精会计，贸易于外者三十余年。
其所置之货，皆人弃我取，而无不利市三倍。自此经营，日积日富，而自奉菲薄。并诫诸子，不得鲜衣美食。诸子亦能守成。然人有告借者，无不满其意而去，惟立券时，必载若干利。因其宽于取债，日积月累，子母并计之，则负欠者俱有难偿之患。一日，诸子私相谓曰：‘昔陶朱公能积能散，故人至今称之。今吾父聚而不散，恐市恩而反招怨尤也。“
拱乾闻之，语诸子曰：‘吾有是念久矣，恐汝辈不克体吾志耳，是以蓄而不发。今既能会吾意，真吾子也！
‘于是检箧中券数千张，尽召其人来而焚之，众皆称颂罗拜。自此以后，诸子亦能自经营，家家丰裕，传其孙曾。今大江南北开质库或木商、布商，汪姓最多，
①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中册第８５—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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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４中国家庭教育史
大半皆其后人，当为本朝货殖之冠。“
①
再如席氏教子为德于乡：“洞庭富室席氏，雅好为德于乡里，近山之贫者，夏则给以蚊帐，冬则给以絮衣，不能举火，则周以米；死不能殓，则与之棺。
以至耕时，则假以田器，种植则假以谷种，器用敝而归之，主人则为修完，衣服绽裂而还之故处，则为之补缀。更为典质之肆一区，以通缓急，而不收其息，以是人皆德之。其子文宇者行三，尤能本父兄之意而有加焉。
山上素不业纺织，文宇乃多市木棉花以分之，又募工为纺织器。
又募妇女之善纺织者分教之。
由是人蒙其利，习者渐众，能其事者寝多焉。“
②经商致富以后，是独自享受还是造福社会？席氏选择了后者。他把财富用于赈济贫苦乡邻，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对其子的良好身教。而其子也能体其父意，并改进赈济方法，打破山里的封闭局面，引进纺织技术和器具，帮助贫民掌握谋生本领，也开发了生产力。
这在当时更是难得的义举。
与同时代儒家家教相比，明代商人家教的事迹要少得多，这与封建文人的思想倾向有密切关系。但即使是这些少量的材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透露出某些近代的征兆。他们的商业观念、商业技术、商业道德教育为传统家教增添了珍贵的新内容。
①钱泳：《登楼杂记》，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００页。
②钱泳：《登楼杂记》，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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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育史１７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