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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的家庭教育

作者:马镛 当前章节:14204 字 更新时间:2026-6-20 21:54

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都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曾国藩的教子之道,并加以发展。

李鸿章、张之洞的家教更鲜明地体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既维护封建制度,又力求吸收国外新知识,以跟上时代潮流。他们的家教突出反映了那个变革时期人们的教子特点。

一、左宗棠“读书明理、防染纨袴气”的家教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

曾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

咸丰十年(1860年)

由曾国藩推荐,率湘军五千赴江西、皖南与太平军作战。同治元年(1862年)任浙江巡抚,次年升任闽浙总督。此后累官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军机大臣、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等。卒谥文襄。作为洋务运动重要人物,左宗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制造船舰的福州马尾船政局,建立了兰州机器织呢局。他还大力支持开办民间新式企业,抵制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力主抗击沙俄,击败俄、英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收复乌鲁木齐等地。有《左文襄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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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将近中年才得长子孝威,故他对子弟说:“生尔等最迟,盼尔等最切”

,①其爱子之深,望子成才之切溢于言表。

同时他又善于教子,其家教既严格又亲切。

与曾国藩一样,他着重教子读书明理、自立自强,力避骄奢等富贵病。

左宗棠教其年少的儿子,为学作人首先要立志:“读书作人,先要立志,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者般年纪时,是何气象?

是何学问?是何才千?我现在那一件可以比他?想父母送我读书,延师训课,是何志愿,是何意思?我那一件可以比他?

看同时一辈人,父母常背后夸赞者,是何好样?斥詈者,是何坏样?好样要学,坏样断不可学。心中要想个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

②左宗棠所说的立志,就是学好样。他针对儿童少年长于形象思维的特点,把抽象的立志问题具体化为学习古今的好样,引导孩子们通过学好样而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

左宗棠教诫其子,读书贵在明理,而不在于取功名。他说:“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

如果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什么人物!“

③他深受林则徐、陶澍等人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深切感到,国势日颓与当时人们多追求科名、不务实学有很大关系:“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

①《左文襄公家书·上》,1920年上海版,第10页。

②同上书,第5页。

③《左文襄公家书·上》1920年上海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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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

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

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此我阅历有得之言,非好骂时下自命为文人学士者也。“

①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对儿子不强求科名,而力求培养能真正实践封建伦理道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左宗棠向其子传授“三到”的读书方法:“读书要眼到(一笔一画莫看错)

、口到(一字莫含糊)

、心到(一字莫放过)。“

②“三到”归结为一点就是读书须眼口心并用、学思结合,不可草率。

特别是“心”要认真思考:“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虚字审其神气,实气测其义理,自然渐有所悟。一时思索不得,即请先生解说;一时尚未融释,即将上下文或别章别部义理相近者反复推寻,务期了然于心,了然于口,始可放手。总要将此心运在字里行间,时复思绎,乃为心到。”

③“三到”的读书方法实际上是对儒家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从容涵咏的通俗化。这种方法看似慢,实际上却能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左宗棠称之为“厚积”

:“天地间一切人与物均是一般,早成者必早毁,以其气未厚积而先泄也。即学业亦何独不然?少时苦读玩索而有得者,皓首犹能暗诵无遗。若一读即上口,上口即不读,不数

①《左文襄公家书·上》1920年上海版,第10页。

②同上书,第2页。

③同上书,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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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即忘之矣。为其易得,故易失也。“

①这些都是他多年为学的经验之谈。

左宗棠还谆谆告诫儿子,要珍惜宝贵的读书时光:“人生读书之日最是难得,尔等有成与否,就在此数年上见分晓。”

这些教诫对儿辈的读书为学无疑是很有鞭策作用的。

左宗棠“积代寒素”

,由举人跃升为高官,成为晚清政坛上的一位显赫人物。地位变化后,他仍保持勤俭作风,并对子弟也严格要求,强调“从寒苦艰难中做起”

,防止他们变为纨袴子弟。他从人才成长的普遍规律看,强调艰苦奋斗的重要意义:“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备尝辛苦,至晚岁事权到手,乃有建树,未闻早达而能大有所成者。天道非翕聚不能发舒,人事非历练不能通晓:《孟子》‘孤臣孽子’一章,原期所以达之故,在于操心危虑患深,正谓此也。”

③而生活中的许多事例则从反面证明了上述道理的正确:“吾自少至壮,见亲友作官回乡,便有富贵气,致子孙无甚长进,心不谓然,此非所以爱子孙也。”

④从他的爱子之道出发,左宗棠反复向儿子讲述先辈的艰苦生活,教诫子弟永保先泽,不沾纨袴气:“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遇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古人训子弟以咬得菜根百事

①同上书,第37页。

②《左文襄公家书·上》1920年上海版,第6页。

③同上书,第58页。

④《左文襄公家书·下》,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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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若吾家则更宜有进于此者,菜根视糠屑则已为可口矣。

尔曹念之,忍效纨袴气所为乎?“

左宗棠教诫子弟,生活优裕了,读书仍要像寒士一样勤奋力学和耐苦,“世之所贵读书寒士者,以其用心苦(读书)

,境遇苦(寒士)

,可望成材也。若读书不耐苦,则无所用心之人;境遇不耐苦,则无所成就之人。“

②他强调勤苦力学还在于以此戒除奢淫游惰之念:“勤苦则奢淫之念不禁自无,力学则游惰之念不禁自无,而学业人品可与寒素相等矣。”

在儿子科举考试成功之际,左宗棠又及时提醒他们:不要忘本,不要因此而滋生骄矜之气:“吾家积代寒素,至吾身而上膺国家重寄,忝窃至此,……尔曹学业未成,遽忝科日,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规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长矜夸之气,惧流俗纨袴之习将自此而开也。”

他还告诫长子,要率诸弟自立更生,不要有恃父之势的念头:“我一介寒儒,忝窃方镇,功名事业兼而有之,岂不能增置田产,以为子孙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多蕴酿一代,多延久一代也。……尔为家督,须率诸弟及弟妇加意刻省,菲衣薄食,早作夜思,各勤职业。樽节有余,除奉母外,润赡宗党;再有余,则济穷乏孤苦。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断不可恃乃父,乃父亦无

①《左文襄公家书·上》,1920年上海版第41页。

②同上书,第43页。

③《左文襄公家书·上》,1920年上海版,第65页。

④同上书,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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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恃也。“

为了培养子弟艰苦朴素、自立自强精神,左宗棠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不为儿子积钱财,宁愿把廉俸用于公益事业。他对儿子孝宽说:“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

②有一次其子来信要求他买“狮子屋场庄田”

,虽然“价亦非昂”

,但他去信道:“吾意不欲买田宅为子孙计,可辞之。”

③并将他的廉俸安排告诉儿子:“兰州书院膏火千数百两;乡试每名八两,会试每名四十两,将及万两,而一切交际尚不在内;明春拟筹备万两,为吾湘阴赈荒之用,故不能私置田产耳。”

④在我国古代家教史上,历来有遗子以德不以财的优良传统,而左宗棠则使这一传统在近代发扬光大。在晚清腐败的社会中,左宗棠能如此培养子弟艰苦奋斗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左宗棠晚年添了孙子。于是,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常谈到如何教育儿童的方法:其一,读书在恒不在迫:“诸孙读书,只要有恒无间,不必加以迫促。”

⑤要让儿童消化知识。

其二,期望值不可太高:“读书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子孙贤达不在科名有无、迟早,况科名有无迟早亦有定分,不

①《左文襄公家书·下》,第13页。

②同上书,第53页。

③同上书,第53页。

④同上书,第25页。

⑤《左文襄公家书·下》,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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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也。“

①科名之有无、迟速受种种因素制约,并非单靠主观努力就行,因而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于科名。

“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气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

其三,不可过于拘束儿童。

小儿读书“课程不必求多,亦不必过于拘束,……苦读能伤气,久坐能伤血,小时拘束太严,大来纵肆反多,不可收拾。或近憨呆,不晓世事。”

③左宗棠针对儿童身心特点,指出读书不可过多,儿童正在长身体,苦读会伤身体;拘束过严则会造成逆反心理,或使儿童眼界狭窄不晓世事。这些都是很有益的教子之道。

其四,以身作则:“丰孙辈当渐有知晓,尔等能以身作则,庶耳濡目染,日有长进,不至流入纨袴恶少一派。否则相习成风,不知所底矣。……小时听惯好话,看惯好榜样,长大尚留得几分寒素书生气象。否则积代勤劳读书,世泽日渐销亡,鲜克由礼,将由恶终矣。”

左宗棠的上述见解从现代家教的角度看,也是很值得重视和借鉴的。

二、李鸿章中西结合的家教

李鸿章(1823—1901年)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二

①《左文襄公家书·下》,第53页。

②《左文襄公家书·下》,第53页。

③同上书,第54页。

④同上书,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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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847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咸丰三年(1853年)在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

1858年入曾国藩幕。同治元年(1862年)调上海,进攻太平军,升任江苏巡抚。同治九年(1870年)

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清朝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洋务派首领。他受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从60年代起,先后设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近代企业,开设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医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等新式学校,主持派遣数批留欧学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有《李文忠公全集》。与左宗棠等人一样,其家教内容与思想主要体现于他给兄弟、子侄的家书中。

李鸿章的家教既有传统的为学、做人等内容,又积极探索中国落后的原因,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提倡向西方学习,吸收外国的智育和体育知识,从而呈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

(一)为学、做人教育李鸿章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教子弟读书须持一个“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①这种读书方法目的在于专精一经,熟读深思,真正掌握其精神实质。与耐字诀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恒”字。他认为读书治学只要长期坚持下去,专于一艺,必能取得成果。

他举了婺源一位穷苦的儒生为例:“昔婺源王双

①李鸿章:《致三弟》,《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37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辑,第62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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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先生,家贫如洗,在三十岁之前,为窑工画碗;三十岁之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科举,著作逾百,为本朝杰出名儒。

彼一生未拜师友,不出闾里,故余所望诸弟亦如是,惟不出恒之一字。“

①“恒”还意味着做个有心人,日积月累。他说:“学业才识不日进则日退,须随时随事留心著力为要。事无大小,均有一定当然之理,即事穷理,何处非学。……果能日日留心,则一日有一日之长进;事事留心,则一事有一事之长进。由此日积月累,何患学业才识之不能及人也!”

李鸿章对如何学习写作文很有经验,他是从思想、文字与事实的关系出发,阐述学作文的方法的:文字为思想之代表,思想为文字之基础,故二者之研练,相为表里。也就是说,思想与文字都须提高。

“且夫思想为事实之母,今日学者所积之思想,他日皆将见诸事实者也。

思想有不宜于事实者,则立身安保无自误误人之虑。是以读文宜先读纪叙文字,作文亦宜先作纪叙文字,参以文家法律,而平日要宜随时留心事物之实际。如此循序奋进,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预决焉。“

③李鸿章为其子指出了从作记叙文开始,思想、文字双研练,读范文与留心实际事物相结合的学作文途径。

他认为,选读范文应当以“真确”为标准,“八股既行以后,不如八股未行以前。更细别之,道、咸以前尚佳,道、咸以后,乃每

①李鸿章:《致弟》,《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37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辑,第624册。第141页。

②李鸿章:《寄四弟》,同上书,第148页。

③李鸿章:《谕文儿》,《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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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愈下矣。唐宋以后,尤不如汉魏以前。盖古之文字,于事实较切,后世之文字,于事实多疏,不足为表示思想之模范。“

①对于范文,应当能熟读背诵若干篇,则字句之如何联合,篇段之如何布置,等等,都可“取象于收视反听之间。

精神之研习既深,行文自极熟而流利。故高声朗诵与俯察沉吟种种功夫,万不可少也。“

②他强调,在中国日常语言与书面文字久离为二的情况下,要学作文没有熟读背诵数百篇佳文、三四千个字,心手必不能相应。所以,“秉资虽有敏拙,习性虽有文野,而此熟读功夫,则不可少耳。”

李鸿章曾“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

④他常引用曾国藩的训子语教子弟做人。

如用曾氏教俭之语诫其弟曰:“俭之一字,能定人之恒久。”

⑤以曾氏的敬恕之道教兄弟曰:“敬恕二字,自是立身要旨。”

⑥他尤其重视防止子弟恃势凌人。

他说:“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几如过江之鲫。”

故他语重心长地教诫儿子,要将心比心,不要仗势欺人:“吾儿不可因恃父兄显贵而仗势欺人。尔知汝祖父穷乏之时,为人所凌暴,敢怒而不敢言。当念祖父之被困,而生反感

①李鸿章:《谕文儿》,《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43页。

②李鸿章:《谕文儿》,《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43页。

③李鸿章:《谕文儿》,《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43页。

④赵尔巽:《清史稿·李鸿章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011页。

⑤李鸿章:《致三弟》,《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40页。

⑥李鸿章:《致瀚章兄》,同上书,第149页。

⑦李鸿章:《致鹤章弟》,同上书,第158页。

⑧李鸿章:《谕文儿》,《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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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

(二)学习外国先进知识、推行变革的教育李鸿章长期执掌清廷的外交事务,对西方情况了解较多。

他精心研究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并将中外之不同加以比较,力图找出中国落后的原因。

与其他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思想家所不同的是,李鸿章不仅看到西艺、西政的发达,更深入地从文化传统之不同、伦理道德之差异上研究中国的落后,在家教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五伦”

:“吾国自古相传之伦理,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妇,曰兄弟,曰朋友。此五者之纲纪,在家族封建时代,似可通行,然已不甚适当。故三代盛时,孔子亦只谓小康。洎乎封建既破为郡县,此五者之伦理,更觉其不当。况乎大地交通,国家种族之竞争愈烈,故吾之古伦理愈不适于世用。而吾国人犹泥之,此地方所以不发达,邦国之所以日受人侮也。”

①在李鸿章看来,被长期作为封建统治思想核心、伦理道德的基础的五伦早已不适用了,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就更不适于世用。

他认为:“夫吾国之所谓五伦,非有谬也,但不周备耳。今世界学者公定之伦理,大概为对于己、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邦国、对于世界,亦五大纲,而以个人与邦国之关系为最重。一国民法由此定,修身道德即以此为标准,此实吾国向者之伦理所不及也。”

李鸿章还认为,中西伦理之异表现为,中国重家族,重

①李鸿章:《谕玉侄》,同上书,第144页。

②李鸿章:《谕玉侄》,《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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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养,而西洋重国家、重自立,很明显,中国的伦理道德不能增加国力,不能增强国家的竞争力,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吾国家族伦理,父子间但重孝养,故谚有养儿防老之说。

西洋各国人重自立,养老自有储蓄,而对于教育,则有不可不尽之义务。故其人皆有学识,少家累。故能尽力于地方邦国,非不必养亲也,盖托生之社会国家,较二亲为尤重也。且人能自养,无须待养于子孙也。世界各国,成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各国不同。

男子莫不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既成婚,则自为一家之户主,籍有专职,凡生死、婚姻、迁居,莫不确注于册,无漏无隐。

吾国则以五代同堂为美事,有祖父子孙曾,即年长成材,亦不得为户主,与地方国家毫无关系。是徒增家累,减国力,乌能适宜于此竞争之世乎?“

李鸿章得出的结论是,国家的法度,以及伦理道德等,都应随时势而变:“总之,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而道德即缘之为轻重。”

李鸿章敏锐地看到,世界范围的竞争将日益激烈,“今后一国之民族,乃趋乎适者生存之轨。”

③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增强国家民族的竞争力上,由此提出变革的主张。应该肯定,李鸿章的上述观点在当时可谓深刻而有远见的,为洋务运动和近代中国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启迪。

李鸿章在与外国交涉中,深感不通外文的不便。为了能

①李鸿章:《谕玉侄》,《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44页。

②李鸿章:《谕玉侄》,《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44页。

③李鸿章:《谕玉侄》,《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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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涉中先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他于同治二年(1863年)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招收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儿童”

,教以外语及算学等,培养洋务人材。李鸿章积极动员家中子弟前去学习,如他致信其兄,动员玉侄来申学习,“将来为国家效力,此亦我李氏所欣幸也。”

①他又嘱咐儿子:“吾儿待国学稍有成就,可来申学习西文。余未读蟹行文字,每与外人交涉,颇感困难,吾儿他日当尽力研求之。”

②并劝其弟鹤章也前去学习。学外语在当时属新事物,广大士子仍视学经史、考科举为“正途”。李鸿章动员子弟学外语,不仅对子弟的成材有利,而且在客观上还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李鸿章还教子放眼世界,学习“世界文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忧虑地说:“年来国势日非,吾等执政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深为可叹。

国人思想受毒根深,忽然一旦变化,固非易事。

然受外人之凌辱,国人未能反省,非愚且钝乎?“

③他认为,受外人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东西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④为此,他强调要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工商业。在家教中,也不忘提倡开铁路、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建同文馆教授外国语,尤重

①李鸿章:《致瀚章兄》,《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63页。

②李鸿章:《谕文儿》,同上书,第164页。

③李鸿章:《示文儿》,《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74页。

④李鸿章:《示文儿》,《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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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员出洋考察学习。

他感到西人工商各业都有一定的科学性,而且经过长期积累,有许多窍门,非实地学习不能洞知其窍门:“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受,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递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

①但他又指出,考察之后应当仿行,而且不能假手于外人,才能真正获得实效,“考察而未能仿行,等于不察;欲仿行而仍假手于外人,等于不仿。”

(三)养生健体教育李鸿章很重视养生,他说:“人虽有文章名誉金钱,而无强健之身体,亦何所用之。故养生之术不可不注意也。养生非求不死,求暂时之康健而处安乐之境耳。”

③他教弟侄的养生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佛、道按摩导引之法,以及叩齿、咽津、浴面、鸣天鼓、摩丹田、擦内肾穴、擦涌泉、摩夹脊穴等体育锻炼方法。

同时,他又吸收了当时国外最新的卫生、医学知识,指出常人最易致病而促寿的16条,要求其弟予以注意。如“终年懒于洗浴,污垢堵塞皮肤几无排泄之功用,肺与臂之负荷较重”

;“一日三餐之前后,皆食点心及一切闲食,使胃肠无休息之时”

;“每次食物,均不细嚼,且咽下甚速,使胃作咀嚼之功”

;“终日坐卧,不甚运动,不出门户,不见日

①李鸿章:《示文儿》,《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74页。

②李鸿章:《示文儿》,《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74页。

③李鸿章:《致四弟》,《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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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吸水烟、旱烟或鸦片,使内脏及血液皆染烟毒或鸦片毒”

;“饮酒狂醉,使心脏积多脂肪,以致碍心跳动,使脑积血,或脑出血(卒中)之原因。此外如肝、胃、肺、脏、血液无不大受其损。”

总之,李鸿章的家教中西文化兼收并蓄,而较侧重于吸收西学,有很强的时代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学习西方、探索中国独立富强之路的思想历程。

三、张之洞对留学子弟的教育

张之洞(1837—1909年)

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壷公,晚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湖广、两江总督、督办商务大臣、协办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其父常以勤俭朴素、努力向学勉励他。

5岁入塾读书,9岁就已读完《四书》《五经》,16岁举乡试第一。他从小受到的正规传统教育,对于他形成忠君爱国思想有深刻的影响,其爱国思想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以后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坚决主张抗击法国侵略,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反对割让台湾,受到人们的赞赏。为了富国强兵,他先后开办了汉阳铁工厂、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办芦汉铁路,创立两湖书院等,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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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对子弟的教育,主要见于他给留学日本的儿子的数封家书。

留学教育是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新生事物之一,自1872年容闳带队赴美留学,揭开中国近代留学史首篇之后,一批批莘莘学子为振兴中华,分赴欧美、日本学习,在全新的环境中如何生活、学习与成材,不仅是海外学子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留学生父母所最关心的。张之洞与广大父母一样,对在海外的儿子既关心又及时给予学习与生活指导。

张之洞勉励儿子,要用功上进,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他根据儿子喜动不喜静的性格,为他选择了习武的方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习武在时人眼中算不上正途,但张之洞教育儿子:“方今国是扰攘,外寇纷来,边境屡失,腹地亦危,振兴之道,第一即在治国。治国之道不一,而练兵实为首端”

,①习武也是很有前途的。他告诫儿子,在学校“应努力上进,尽得其奥,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

汝之前途,正未有限量。

国家正在用武之秋。

汝纵患不能自立,勿患人之不己知。“

张之洞针对儿子在国内时,以总督大人的公子的身份养尊处优的特点,教诫他到国外要放下架子,磨炼身心:“汝随余在两湖,固总督大人之贵介子也,无人不恭待汝。今则去国万里矣,汝平日所挟以傲人者,将不复可挟,万一不幸肇祸,反足贻堂上以忧。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不特得学问上之益,且可藉是磨炼身

①张之洞:《致儿子书》,《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33—134页。

②张之洞:《致儿子书》,《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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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育史356

心。即后日得余之庇,毕业而后得一官一职,亦可深知在下者之苦,而不致予智予雄。“

①张之洞还以自己平时言行为例,教子不要放纵:“余五旬外之人也,服官一品,名满天下,然犹兢兢也,常自恐惧,不敢放恣,汝随余久,当必亲炙之。

勿自以为贵介子弟,而漫不经心。“

张之洞教育儿子,要艰苦朴素,尽求学之本分。当他得知儿子在日本仅4个月,带去的千金即已散尽,非常生气,去信批评他:“求学之时,即若是其奢华无度,到学成问世,将何以继?况汝如此浪费,必非只饮食之豪、起居之阔,必另有所销耗。一方之所销耗,则于学业一途必有所弃,否则用功尚不逮,何有多大光阴供汝浪费?故为父于此即可断汝决非真肯用功者,否则必不若是也。”

③张之洞以孟子的“大有为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困心衡虑之后,而始能作”

,教诫儿子要艰苦朴素,了解世情,“尽求学之本分”

,否则“即学成归国,亦必无一事能为,民情不知,世事不晓,晋帝之何不食肉糜,其病即在此也。”

张之洞尤为重视对海外子弟的传统伦常教育。他对儿子说:“汝去国后,日与老成相远,而中国古圣贤之大经大法益茫然不复记忆。孝弟为人之本,本之不存,学也何用?此余甚为悬悬者也。国内学校子弟,有父兄之诫,师长之教,而

①张之洞:《致儿子书》,《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34页。

②张之洞:《致儿子书》,《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34页。

③张之洞:《复儿子书》,同上书,第135—136页。

④张之洞:《复儿子书》,同上书,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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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中国家庭教育史

尚流于邪僻,不克自检其身心,况去国已远,无父兄,无师长,苟无克己工夫者,必不能以自存,余窃忧之。“

①为此,他将自己所作的《劝学篇》寄去,要求儿子每天当座右铭诵读。

《劝学篇》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当时维新运动正在兴起,代表维新派思想的新学与维护封建伦常的旧学的争论日趋激烈。张之洞认为,新学与旧学各有偏差:“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以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②所以著《劝学篇》,以不偏不倚的姿态,调和新旧之学,实则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和专制统治,反对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主张。

全书分为内外两大部分,内篇强调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鼓吹忠于清王朝,认为“三纲”是“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本原,人禽之大防”

,③是万万不可改变的。外篇提倡学习“西政”

、“西艺”。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④书中贯穿着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把中学视为“体”

,把西学看作“用”

,中学是本,西学是末,主张在维护“三纲”

和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

正如书中所说的:“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⑤张之洞寄示《劝学篇》,就是希望儿子成为这

①张之洞:《致儿子书》,《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36页。

②张之洞:《劝学篇·序》,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③张之洞:《劝学篇·序》,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④张之洞:《劝学篇·序》,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⑤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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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既坚持封建伦理道德,又有近代科学技术的新型“圣人之徒”。

他最担心儿子在国外受维新派的民主思想影响,故在信中说,读了《劝学篇》,“无父无君之事必不敢为,而灭门杀身之祸亦可不至”

,“庶几邪说可以不至,害事可以不作,而余亦放怀宽心,不复忧虑汝累汝老父矣。”

①这充分反映他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的封建立场和思想局限性。但在《劝学篇》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如主张“知本”

:“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②这是张之洞对包括其儿子在内的海外学子的殷切期望,反映了他对祖国、亲人、民族文化的热爱,这正是张之洞对留学子弟的家教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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