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普京进了特工科开办的德语进修班。谁能获此机会，完全由科领导决定。该德语班不发毕业证，只发结业证书，外语成绩存入个人档案。”弗罗利科夫说：“只有最有发展前途的人才能被送到该进修班学习。进修班每周上3次课，每次2个小时。最初每班为8至10个人，每届4年，进修班严格实行优胜劣汰原则。所以，结业时即便只剩下一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普京却一直坚持了下来，而且成绩优异。”
时任特工科科长的谢尔盖?彼得罗夫上校深情地回忆道，“沃洛佳是我们的一位上级领导向我推荐的。第一次和普京谈话，我就立刻感到他头脑机敏、气度不凡，有出色的分析能力。情报工作最需要智商高、视野宽的人。我眼前的这位青年军官正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没谈几句，我就深深地喜欢上普京了。可是，我和他共事的时间并不太长，因为，不久他就被保送到了红旗学院。对克格勃许多青年军官来说，这可是梦寐以求的事。”
“也许有人会问，‘普京在你们这里表现如此出众，那您为何要放他走呢？’的确，把普京保荐到红旗学院最初的确是出自我的想法。”彼得罗夫坦诚地说，“说句老实话，像普京这样出类拔萃、风华正茂的军官，我确实不愿意轻易放走。但我知道普京在业务上需要进一步提高，虽然那时他已经升任少校。普京前途无量，日后必成大器、担大任。我不愿把普京窝在我们这儿，眼睁睁地耽误他的锦绣前程。”
还有一位当初在德国与普京一起共事、现移居捷克的名叫弗拉基米尔?乌索利采夫的克格勃退役军官后来就普京的这段经历和工作写了一本书，书名为《战友》。下面是该书中的几个片断——
早在六七十年代，苏联克格勃曾将许多特工派往民主德国。当时的苏联在柏林专设有克格勃本部，其全称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克格勃本部，各地区设有克格勃代表处，编制一般为3至7人不等。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简称“施塔西”，克格勃人员都随身携带有“施塔西”证件。
我和普京是在德累斯顿克格勃代表处邂逅相识、一起工作的。当时在一起的还有处长拉扎里?拉扎列维奇上校，我们代表处一共是6个人。按规定，克格勃派驻国外所有特工的工作都是有期限的。在1985年夏天，来自列宁格勒的鲍里斯在这里的工作期限马上就要到期了。根据以往经验，参与轮换的大都是红旗学院的应届毕业学员。鲍里斯根据以往的经验断定，前来接替他职位的很可能也是红旗学院某个应届毕业学员。这时，他自然便想起了他早就结识的同乡好友普京。
返回德累斯顿后，鲍里斯立即将上述信息向处长拉扎列维奇做了汇报，并当面推荐说，他的好朋友普京应是最佳人选。
拉扎列维奇欣然接受了鲍里斯的推荐，认准了普京。他随即开始抓紧“活动”，与有关各方密切协商，结果很快便如愿以偿。
当人们得知我和普京曾一起在德国工作过的时候，他们中常常有人好奇地问我：“当初你们在德国都做什么？普京都做什么？他干得怎么样？”
时过境迁，当年在柏林的克格勃本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谈及当时工作，现在也无什么秘密可言。其实说来也简单，那时我们做的不过是一些日常性情报工作。普京的工作也和我们一样，丝毫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北约一直是前苏联的宿敌，莫斯科自然就对其各成员国的相关情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此我们所做的，实际上也就是针对北约的日常性情报工作。情报具体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主要是：我们感兴趣的国家各政党情况及其内部趋向，其现任和未来领导人情况，他们中谁有可能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这里重要的是，要弄清他们是何许人，他们都在做什么，做得怎样。不用说，北约及所属国家的军事情报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须弄清我们感兴趣的各国外交部都在做什么，它怎样就世界各地的各种问题制定自己的政策。或者说，我们的对手对某些重大问题(诸如裁军谈判等)将持什么立场。
那时在西德潜伏的克格勃间谍大约不超过20名。他们许多人都是双面间谍，他们同时还在联邦德国侦察局或联邦德国护宪局领取报酬。当时我们也只是象征性地给他们点零花钱，他们交一次情报，有时我们才只给50马克。这些为克格勃提供情报的人有时竟不知道他们是在为谁工作。
除了日常工作以外，我们还经常执行一些集体任务，作为代表处的一员，我和普京当然也大都积极参与其中。
1989年11月，柏林墙轰然倒塌。从这之后，政治局势的变化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没有意义，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麻烦。一天，数以千计愤怒的示威群众走上街头，并且开始冲击“施塔西”机关。我们办公楼四周也聚集了许多示威者，其中一些人甚至试图冲进我们大楼。情况危急。楼内有大量机密文件，但我们却无力有效地予以保护，因为我们这里平时只有几个警卫值勤。危急时刻，普京挺身而出，疾步向示威者走去。他自称是德语翻译，用流利的德语，客气地问示威者想要干什么。
普京耐心解释说，这里是苏联军事机关，劝他们尽快离去。但这些人个个横眉竖眼，充满敌意，显然不肯就此罢休。情急之中，普京给驻当地苏军打电话求援。但他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回答：“没有莫斯科的命令，我们什么也不能做。”而莫斯科却始终沉默无言。这之后又过了好几个钟头，我们的军人总算赶到了现场，示威者这才四散而去。
这之后，局势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再也无法继续坚持工作，只得尽快撤离。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及时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来往，我们的谍报网也随之停止了一切活动。接着，我们便奉命做撤离准备。准备工作相当繁琐，其中首先要做的是不舍昼夜地处理文件：有用的存档，而后发回莫斯科；没用的，则一律销毁。由于销毁文件量大，时间又紧迫，我们甚至把一个火炉子都烧坏了。
在柏林的这几年，我和普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因此，我们在一起总是无话不谈。我认为，普京当时的言行就已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家非凡的洞察力。在我们私下交谈时，他尖锐地指出，柏林墙倒塌势所难免。苏联迅速丧失在欧洲的阵地固然令人扼腕，但这也是一种必然。不幸的是，这话竟被普京言中了。此后苏联解体的严酷事实恰恰印证了他的上述预言……
1990年新年刚过，我们即开始撤离。国家前途未卜，命运岌岌可危。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普京真正是胸怀忐忑、忧心忡忡。作为热烈的爱国者，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牵挂自己的国家。
这段回忆的真实性是很能令人信服的，冷战时期的克格勃担负着前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间谍活动，他们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欧洲。普京作为其中的一名成员，做到了他份内应做的一切，虽然他的许多表现令人称道，却仍然很难和他后来的经历挂上钩。可能在他当年的战友心中，普京仍是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