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台芬·茨威格（1881—1942年），奥地利着名小说家、传记作家，一直做着世界公民的梦想。他先后到世界各地游历，结识了大作家罗曼·曼兰和艺术家罗丹等人，受到了他们的熏陶。他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位着名的反战主义者。二战期间作为犹太人受到纳粹的迫害，在流离失所中，他写下了最后一部书《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他在书中挽歌般地追忆了从前的美好时代，可是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不久作家失望于人在现实中的毫无出路，感到理想已经破灭，在1942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家虽然带着他破碎的“世界公民”的理想离开了这个世界，但直到今天他的作品仍被全世界的人民广泛阅读，这似乎可以告慰他那颠沛流离的一生和他破灭的世界公民梦。
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20世纪前期的欧洲文坛上，作家既没有像他的前辈卡夫卡那样离经叛道，也没有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他在西方文化的沃土上自成一家，强调通过对人精神生活的开掘来探索人生，罗曼·罗兰称之为“灵魂的猎手”，茨威格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对于当代的读者，《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情感的迷惘》、《看不见的珍藏》、《象棋的故事》、《变形的陶醉》等等人们都耳熟能详，它们就是心理现实主义的一面面窗户。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的热情的描摹是茨威格所擅长的，其中可以见到弗罗依德心理分析的影子。而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精神则是茨威格文学思想的指路灯，也是他一生立足现实、关注人生、热爱生活、颂扬智慧和劳动的不歇的力量，他的自杀正是对人道主义理想被践踏的抗议。
短篇小说《看不见的珍藏》叙述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古画收藏家的悲剧故事。这位80多岁的收藏家终其一生把他所有的心血都用在收藏画上，在他看来他收藏的画甚至比他的生命还宝贵。不幸的是老人的眼瞎了，他只能用手来抚摩这些古画以寻找精神寄托和心灵慰籍。可是通货膨胀迫使他的妻子和女儿把他的收藏变卖殆尽。面对古画收购商，已经瞎眼的老人欣喜若狂地把自己的“画”拿给收购商看，然而，那些不过是一张张白纸。茨威格高度赞赏了老人对艺术的高雅趣味和忘我热情，批判了一战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痛苦和对艺术的无情摧残。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小说写一个少女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作家，可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她爱得如此热烈、坚贞，以至于甘愿为了这爱情献出自己的生命，可是她与恋人生的孩子死了，她因不能忍受这种痛苦而自杀。茨威格把这个普通的痴情女子与负心郎的故事写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赋予丧失理性的陌生女人的痴情以神圣、崇高的道德色彩。《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的主题是写一个中年太太挽救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年轻赌徒，后来竟失身于他的故事。她一心想挽救这个赌徒，以至失去理智，但是这种舍身为人的行为无疑显示了人性的崇高。这是作者所最看重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所服膺的人道主义的光芒。
《象棋的故事》是写了一个诡异的象棋怪才，被关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在长期的面对孤独中，他的手中只有一本棋谱，终日与棋谱相伴，最后他成了一个罕见的象棋高手，击败了世界冠军琴多维奇。小说写这个象棋怪才的经历旨在控诉法西斯对人性的迫害。
《情感的迷惘》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他去世后40多年才整理出版的。小说的主人公是奥地利某小镇上的一个邮政局的女职员，名叫克莉斯蒂娜。毫无生活情趣的小镇生活决定了她不得不在贫困中苦熬，对她来说，想到前途不过令她徒然黯然神伤。不想天外飞来喜讯：她的阔气的姨妈和姨夫将从美国前来。克莉斯蒂娜的生活起了轩然大波，丑小鸭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公主，从前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切——高级衣衫、豪华饭店、乘车兜风，进入了克莉斯蒂娜的生活。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顿时大变，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她心醉神迷，仿佛做梦一般。作者充分发挥心理开掘的特长，由外界的变化写主人公内心的骚动，层层写来，惟妙惟肖。
茨威格还是一个成功的传记作家。他的传记作品掠过那种所谓的成功人物，着眼于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徘徊于历史边缘的人。可以说他更喜欢写失败的英雄，他自己说“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的悲剧。”“在我的专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在他的传记中，我们看到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熟悉的面孔。茨威格在平凡事件中抓住精彩的细节，直入人物的心灵，揭示人物复杂、纷繁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他的作品读来动人心魄，震撼灵魂。有些传记展现的是传主的外在行为，而茨威格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人类心理和情感的微妙世界。
“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卡夫卡
始终无法解释的是……卡夫卡的写作艺术，那是一种似乎畅通无阻穿过原始森林的散步，又好像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花园中徜徉；一种做出正在把结打开的姿态，而实际上却把结拉得更紧的能力，一种打开所有可以用得上的灯，却同时把世界推入黑暗中去的力量。
——埃利希·赫勒
据说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巴尔扎克一生穷困潦倒，却有贝多芬乐曲中与命运抗争的英雄气；可是20世纪的现代派作家卡夫卡的手杖柄上写的是：“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相隔一个世纪的时间，处在现代社会中的作家竟然感到人是如此的脆弱。
这个被一切障碍粉碎的作家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一生正是奥地利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国家在种种危机下动荡不安，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在一股股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濒临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埋葬了旧的帝国，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制确立，可是旧的冲突并没有随着帝国的灭亡而灰飞烟尽，新的国家却带来一层层新的矛盾；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整个社会除了危机和动荡，看不到希望。在这样的社会里，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既不能固守平静安宁的日常生活，又找不到美好生活的出路。在新旧观念的搏击中，在当时各种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卡夫卡用独特的笔来书写这个异化的世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提供了一个丑陋不堪的世界。惶恐、不安、迷惘，构成了他的创作基调。在他的作品中，那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隐在作品的后面；透过社会现实，卡夫卡深刻思考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历史、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人的处境、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的困境令他忧心忡忡；在他的作品中人无法找到作为万物灵长的自信，惶惑不安、无能为力是人的普遍处境。
卡夫卡今天被视作现代派的鼻祖，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可是在他的时代，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作家，他的同时代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创作的巨大意义。我们今天还能从整体上看到他较丰富的创作，这都要归功于引导卡夫卡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马克斯·布罗德先生；卡夫卡临终时嘱托他烧毁所有的手稿，但他没有遵照遗嘱，而是整理出版了他的文稿，最终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
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营造了“一座永无出路的迷宫”，这是他的小说的世界模式；读卡夫卡的小说，就好像在经历一个个令人恐怖的梦：人物言行古怪，场面变化空兀，人、物亦真亦幻，背景不明不白，气氛萧杀阴沉。想解其中味的读者虽然费了不少苦心，但仍如雾中观花、难辨真伪、难评是非。这正是这位现代派巨匠的一个卡夫卡式的标志——非理性的梦幻性。
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包括《城堡》、《美国》、《审判》、《变形记》、《地洞》等。长篇小说《审判》（1918年写成），讲述的是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按铃声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以后还被法庭审判有罪。他虽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他相信自己无罪，认定是法院弄错了。他不甘于对命运屈服，公然同法庭展开了一场毫无希望的诉讼战，挑战不公平的法庭。在第一次审判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可是随着法庭审理的进展，他日益陷入他自己的案子而不能自拔；他为了自己的案子到处奔波，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案子上，他以为总有一天能真相大白，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为此他亲自动手写抗辩书，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自己无罪。可是他为自己奔走的一切努力都等于零，冥冥之中的命运使他无法摆脱法律之网的束缚，他的抗争失败了。K最后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碎石场的悬崖下被处死。
他的小说《判决》（1921年）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他在母亲去世后和父亲住在一起。他给一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写完信他去看父亲，可是父亲怀疑他没有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父亲接着又转移话题，嘲笑格奥尔格欺骗，因为父亲一直在跟那个朋友通信，并且已经告诉他儿子订婚的消息。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于是儿子跳河而死。小说中的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是一个典型的暴君，他仅凭几句话就粗暴地逼迫清白的儿子自杀。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表面上是在显示两代人的冲突，而在深层次上它揭示的是在权威和凌辱之下人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主人公也做了一些反对父亲的抗争，试图埋葬父亲，确立自己的地位。小说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
《地洞》（1923—1924年）是卡夫卡后期的代表作。主人公是一只人格化的鼹鼠类动物。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我”提心吊胆，老是担心会受到外来的攻击，于是修筑了坚固的地洞，并贮存了大量的食物。虽然如此，“我”仍然惶惶不可终日，总是风声鹤唳。不断地改建地洞，不停地把粮食运来运去，时时提防外来敌人的攻击。它说：“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但是实际上困扰它的是心中的冲突，无法平息内心的冲突，它只能不停地挖掘新的地道。小说反映了普通小人物在一战前后失去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惊惧。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中篇代表作，人的异化是它的主题。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有人一梦到大槐安国享尽荣华富贵的小说，可是梦醒之后他终于知道是做了一个梦。可是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列在早晨却真的成了一只甲壳虫。“一天早晨，格里高列·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的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驱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人的思想，虫的外形使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异化关系，亲人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废物，慢慢地对他冷漠了，亲情的那层纸被戳破了。小说在这个怪诞的故事中暗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存在状况，人的变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而主人公变成甲虫以后，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虫性”增加，人倒好像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了自我。小说也表现了“卡夫卡”式的艺术特色：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件安置在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让悖理与合理、虚幻与现实这两类对立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描画出一幅看似反现实实则处处现实的画图。
“世界文学界的大叛徒”——乔伊斯
《尤利西斯》把小说提高到同诗歌与戏剧平起平坐了。读了它之后，我觉得所有其他小说的结构都太松散。乔伊斯这部书在写作方法上之新奇，对未来小说家的影响将是难以估计的。我简直无法想像他们如何能不受此书的影响。它创造了当代生活的形象，每一章都显示出文字的力量和光荣，是文学在描绘现代生活上的一重大胜利。
——艾德门·威尔逊在《新共和》杂志上的评论
1945年初，年轻的中国作家萧乾专程到苏黎世郊区凭吊乔伊斯的坟墓。他在后来的《瑞士之行》中写道：“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禀赋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恐难下断语。”
50多年前令这位年轻的中国作家难下断语的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2月2日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天主教教育，这时已经显出了非凡的文学才华。后来他在都柏林大学毕业时，决心同天主教会、柏林庸俗的社会生活决裂。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这件事时说：“6年前我脱离了天主教会。我对教会恨之入骨。我发现由于我本性的冲动，我不能再属于它了。我在当学生时就曾偷偷反对过它，拒绝为它任职，因此而沦为乞丐。但是我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如今，我用笔和口公开反对它。”叛逆者乔伊斯一生颠沛流离，辗转于的里雅斯特、罗马、巴黎等地，以教授英语和为报刊撰稿为生，但是在这种流离失所的艰苦生活中他对文学矢志不渝，坚持写作，终成一代文学巨匠。1941年，乔伊斯病逝于瑞士的苏黎世。
190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是他文学生涯的开始，在给出版商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抱负：“我的宗旨是要为我国的道德和精神史写下自己的一章。”乔伊斯看到处于大英帝国和天主教会双重压迫下的爱尔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国家，在都柏林这个国家中心，时时上演麻木、堕落的活剧。他也在对都柏林的描写中表达他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关怀。乔伊斯在文学创作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小说形式：以人类无意识活动为主要观照对象的意识流小说。他理想的文学作品是：作家不再抒情，也不再介入事件，而是“像造物主一样，隐匿于他的创作之后、之外，无迹可寻，超然物外”，人物在他自己的场景中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读者通过阅读作品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
《都柏林人》由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呼应的15篇小说组成，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些小说主要写的是童年、少年、成年和社会生活。乔伊斯从各个方面表现都柏林人的精神麻木，他着力表现他们的卑微、可怜、可耻，让小说人物在一刹那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困境。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都柏林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一步一步摆脱家庭束缚、宗教传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追求艺术与美。乔伊斯的这部小说关注的是艺术家与社会、与生活的关系，表现了反叛的艺术家在现代社会的艰难处境。
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守夜人》是一部独特的作品，乔伊斯借用意大利18世纪思想家维柯关于世界在4种不同社会形态中循环的观点来展开小说，都柏林近郊一家酒店老板的潜意识和梦幻是贯串小说的一条主线。小说内容光怪陆离，有对《圣经》、莎士比亚、古代宗教、近代历史、都柏林地方志等的隐喻，形形色色的外国词语和自造词汇组成了一部异常晦涩的作品，在这部晦涩的作品中有着爱尔兰乃至全人类的历史、全宇宙的运动的轨迹。
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跟着乔伊斯走遍世界，是意识流文学的一个象征。小说记录了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广告经纪人利奥波德·布卢姆在1904年6月16日一天的活动。如果说《都柏林人》是他对意识流技巧的片断尝试，那么在《尤利西斯》中，他用起来已经是炉火纯青了。他大胆突破陈旧的小说叙事方式，做了一个文学上吃番茄的勇者。他借用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的框架，把布卢姆一天18小时在都柏林的游荡比作希腊史诗英雄尤利西斯10年的海上漂泊。《尤利西斯》中的3个人物隐喻着不同的意义：庸人主义的布卢姆、他的妻子——代表肉欲主义的莫莉、虚无主义的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小说就是通过他们脑中倏忽闪现的思绪勾勒出来的。斯蒂芬满脑子抽象的思维和深奥的哲理，莫莉成天想的不外乎饮食男女。布卢姆是个充满七情六欲的大俗人。因此小说写的虽然是3个人一天的生活，但是意识流手法的妙用充分表现了人物的历史、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
《尤利西斯》的语言风格，用该书的中文译者萧乾先生的话说：“《尤利西斯》的文字犹如一只万花筒，变幻无穷。”
《尤利西斯》代表意识流文学的高峰，也是一部反英雄主义的杰作，他为现代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它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空间浓缩到1904年都柏林一天的生活中。在一天的生活里体现最深厚宽广的意识流内涵。该书广泛涉及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心理学等诸多门类的内容，被评论者称为“现代派的圣经”。
小说曾因为涉及淫秽而屡遭禁毁，时至今日它已经高居于文学经典的殿堂，历史证实了这部小说是“为自己而写，为那些有志于探讨命运如何欺凌、伤害自己的人而写”的名作。尽管在今天仍有人称乔伊斯的“遗产像一道长长的、有害的阴影，笼罩着爱尔兰的文学生活”，但这不妨碍该书是一部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
无法直面的荒诞世界——贝克特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形下，时间过得很慢。咱们不得不想出些花招来消磨时间。这些花招──我该怎么说呢──最初看起来好像有些道理，可是到头来最终成了习惯。你也可以说这样可以使咱们的理智免于泯灭。毫无疑问。可是在深似地狱的没完没了的夜里，是不是会迷失方向呢？
——萨缪尔·贝克特
1953年，在先锋艺术之都巴黎，一部叫《等待戈多》的戏剧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该剧在巴黎连续演了300多场。当年雨果那部着名的《欧那尼》所引发的戏剧风波再度重演，戏剧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对该剧毁誉褒贬争持不下，他们甚至大打出手。巴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议论这出戏，在这段时间里，熟人见面的问话通常是这样的：一个问：你在干什么？另一个则回答：我在等待戈多。
这部戏剧的作者贝克特于1906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后来移居法国，他从小生活在一种备受压抑的环境中。天主教的束缚，社会的守旧，政府对思想与出版的严厉控制与检查。忍无可忍的他曾经这样嘲弄那些在教堂里的教徒：“一天，爱尔兰的狗也将会这样做。可能猪也会如此。”后来他结识了着名的“意识流”作家乔伊斯，受到乔伊斯创作思想的影响。1937年定居巴黎。然而巴黎留给他的是另一面：纸醉金迷和惊人的贫困。有一天晚上，贝克特亲身感受到了那种人生的荒诞况味，一个流浪汉无缘无故地刺了他一刀，他追问对方原因时，那个流浪汉竟然说“不知道”。
后来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贝克特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看到法西斯的暴行，人民的苦难，战后人们生活的空虚无聊，他感到世界“乱哄哄”、“一团糟”。在这个混乱的社会里，他感到人们都无所事事、毫无生活目标，不幸的人间事促使他拿起笔来书写生活的阴暗和空虚，当人一在这个世界出现，这就决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人的生活不过是一步一步走向坟墓。在这漫长而痛苦的人生中，在外在世界的强大压迫下，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人唯一所能做的不过是置身任何社会活动之外，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里保持沉默。贝克特本人就一直离群索居，在自己的园地里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剧作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正有着他日常生活的影子。
与世界的荒诞与人生的痛苦想结合，他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情节陈规，他的剧本没有完整的情节，时间、地点也都是模模糊糊的，结尾是开端的重复，终点又回到起点，可以周而复始地演下去。布景、道具极为简单。一片荒原、一棵枯树都可以做为布景和道具。但剧中的道具都有其寓意，像《等待戈多》中光秃秃的树上一夜之间新添几片绿叶，代表了时光的流逝。维妮手提包里的物品是她赖以生存的全部财产。
萨缪尔·贝克特的作品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人类生存的图画。他擅长描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坐以待毙的残废者、浑浑噩噩的糊涂虫，他们的生活凄惨冷寂，备受孤独、绝望的折磨，等待他们的没有希望，只是死亡。在《喜剧》中，装在坛子里、只有头露在外面的一男二女在演一场“棺椁里的爱情三重奏”。《啊！美好的日子》里，已经年老的维妮在梳妆打扮，回想她的美好往事。《剧终》里，纳格、奈尔在垃圾箱里讨食、恋爱。“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贝克特成为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贝克特的早期创作诗集《婊子镜》(1930年)、长篇小说《莫菲》(1938年)……初步显示了他非凡的文学才能。长篇小说三部曲《马洛伊》、《马洛纳之死》和《无名的人》(1946—1950年)流露出人生的艰辛与虚无。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还是他的戏剧创作，除了他的成名作《等待戈多》(1952年)，还有《剧终》(1957年)、《最后一盘磁带》(1958年)、《啊！美好的日子》(1961年)和《喜剧》(1964年)等。独幕剧《剧终》“记载了一种文明的毁灭”：下肢瘫痪的哈姆，终日坐在轮椅里，推着他的仆人得了一种“只能站不能坐”的怪病。两个垃圾箱是哈姆父母的居处，饿了就伸出头来向儿子讨粥喝。全剧充满残疾人“完了，完了，是完了，就要完了，也许马上就要完了”的梦呓。两幕剧《啊！美好的日子》里，埋入黄土半截的维妮醒来后的第一句台词就是“又一个好日子”，然后开始梳妆打扮，沉浸在对“我的第一次舞会”“我的第一次亲吻”往事的回忆中。到第二幕，维妮的脖子已经被黄土埋了，她依然像往常一样说：“噢，又是美好的一天！”剧本是一出人精神麻木的悲剧。
《等待戈多》是贝克特荒诞剧的代表作。在黄昏的乡间小道上，两个流浪汉正在等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存在不存在的戈多，他们百无聊赖，在机械的动作、无聊的闲谈中打发时光。但戈多迟迟不来，他俩无聊之极想自杀，可又想等戈多来弄清自己的处境再死。后来他们等到波卓，他手持鞭子，牵着被拴着脖子的“幸运儿”。幸运儿身负重担、惨不忍睹。波卓把幸运儿当猪一般随意虐待，幸运儿也不反抗、惟命是从。波卓吃饱喝足，又作了一通“抒情”，然后告别流浪汉。好不容易消磨掉一个黄昏，天将黑时，一个孩子带来戈多的消息：今天不来了，明天一定来。
第二天两个流浪汉继续等待戈多。无聊之余，他们追忆往事、互相谩骂，可是戈多还是没来。他们不断重复下面的对话：
爱斯特拉冈：咱们走吧。
弗拉季米尔：咱们不能。
爱斯特拉冈：为什么不能？
弗拉季米尔：咱们在等待戈多。
最后他们等到的还是波卓和幸运儿，波卓成了瞎子，幸运儿成了哑巴。昨日气势汹汹的波卓，一跤倒地，爬不起来了。两个流浪汉费了好大的劲把他扶起。接着还是孩子来传达戈多的消息：今天不来了，明天一定来。两个无望的流浪汉想上吊自杀，又死不成，只好继续等……
剧作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困境：生活在盲目的希望之中，到头来只是一场梦幻，人终其一生不过是等待、希望、失望的反复。两个流浪汉是人类的象征，他们怀着希望等待戈多作他们的救星，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痛苦和压迫——幸运儿和波卓。幸运儿是痛苦的化身，他备受折磨，任人奴役。波卓是压迫的体现，他蛮横凶狠，傲气十足。第二幕表现了命运的变化无常。而流浪汉也不过在永远的等待中消耗时光。这就是人类的命运：徘徊在虚无缥缈的人生道路上，等待着不可知的命运，忍受着生与死的折磨。一切都没有意义，生不如死，人生活在停滞的一潭死水里，他们只能重复那些机械的动作、无意义的话，貌似满台热热闹闹，实则“什么也没发生，没人来，也没人去，太可怕了”。
在剧作风格上，《等待戈多》融悲喜剧于一炉。人在与环境的冲突中，不再是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充满昂扬斗志的抗争英雄，他们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像小丑一般无能为力，他们成了行尸走肉，却还全然不知。这无疑是一幕人类的悲剧。作者却以笑写悲、笑中满是悲，看到爱斯特拉冈无聊地争食红萝卜与波卓吃剩的骨头的时候，读者不禁会发笑，但是不是喜剧的笑，却是凄然的笑。而在另一个悲剧性场面：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久等戈多不来，打算上吊自杀，两人却因体重不同争执先后次序，这又带有某种喜剧色彩。作者在悲喜交融中表达人生的悲剧。
人与文的革命——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右手所高扬的是“人的可能性”，他的左手所高扬的是“文的可能性”。昆德拉毫不含糊地两面开刀，且各有所成，这就奠定了他在20世纪小说史上的特殊地位。如果从人的角度讲，我们可以称他为一个杰出的探索人的可能性的“存在人类学家”；那么从文的角度讲，我们还可以称他为一个杰出的探索文的可能性的“小说文体学家”。
——邵建《人的可能性与文的可能性——米兰·昆德拉
的小说“革命”》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米兰·昆德拉开始进入中国读书界，不同的译本和文史哲三界的介绍使他成为我国读者最熟悉和喜爱的外国小说家之一。到今天，米兰·昆德拉的名字和他的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同掀起了一场昆德拉的文学飓风。尽管昆德拉在小说创作与理论方面都成就非凡，然而他总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
这位被诺贝尔奖所遗忘的作家1929年4月1日出生于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青年时代他就博览了世界各国的文学名着，特别对现代艺术表现了独特的兴趣。他多才多艺，早年受钢琴家父亲的影响而酷爱音乐，音乐是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他的创作中，人们可以看到音乐中的多声旋律。
昆德拉的祖国捷克作为东西方各种思想的交汇点，现代艺术获得了较大发展，并传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昆德拉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共同经历——激情爆发，反对现行制度，然后理想破灭。1953年的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1955年的叙事长诗《最后的春天》，1957年的爱情诗集《独白》，1962年的剧本《钥匙的主人们》，1960的评论专着《小说的艺术》展示了他青年时期在不同艺术领域的探索。此外昆德拉一直在不停地寻找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艺术风格。1959年，他的第一个短篇《可笑的爱情》问世。
1968年，昆德拉和许多知识分子参加了“布拉格之春”，批判现实生活，倡导民主改革。在前苏联的干预下，政府平息了这次运动，昆德拉与许多人一起受到清算。1975年，昆德拉移居法国。
可以代表米兰·昆德拉的文学成绩的是7部长篇小说和一本短篇小说集：《玩笑》、《可笑的爱情》、《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缓慢》。他在法国还写了两本评论小说艺术的随笔——《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昆德拉的作品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在本世纪，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三大潮流遍布文坛，差不多任何一个作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昆德拉是一个少见的异数。他的小说有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影子，但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现代主义的世界荒诞感可以在他的小说里看到，然而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现代派；用后现代主义的尺子可以看到昆德拉小说中后现代的影子，可他又不是那种削平一切价值的后现代主义者。他的作品不但在艺术上独树一帜，而且还善于从哲学的高度探究人性的复杂，熔小说和哲学于一炉；从文学的角度展开对哲学的思考，美国《新闻周刊》称他“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他最欣赏的小说家是18世纪英国的斯泰思和法国的狄德罗，还有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在昆德拉看来，小说的精神就是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是对存在的怀疑和探询。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昆德拉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才华，对人生的思索、对小说形式的迷恋都是典型的昆德拉风格。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把握人类的生存情景，在这本小说中，他追问生命的意义问题，一反那种哈姆雷特式的“是生存还是毁灭”的沉重，他发现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是沉重，而是轻松。从这一独特的生活视角，他审视了人类灵魂的空虚与充盈，对于生命的灵肉、轻重之间做了新的诠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就将托马斯的问题摆在那里：在没有永劫回归的世界里，生命存在之轻。它的主题：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历史不会重复，人的生命不会重来，这注定了生存的意义除了经历一个过程外别无选择，因此，人类的一切都体现着生命之轻。
托马斯、特丽莎、萨宾娜、弗兰茨这几个人物的经历，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他们不同的生命选择是小说的哲学脚注，昆德拉通过他们演示了对永劫回归、轻与重、忠诚与背叛、偶然与必然、媚俗等多种命题的探索。有的论者从音乐方面来探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书中四个主要人物，可视为四种乐器，托马斯为第一小提琴，特丽莎为第二小提琴，萨宾娜为中提琴，费兰茨为大提琴。它们交相呼应，相互映衬，类似音乐中的四重奏。小说中的几个人物都在不停地进行生命的选择。托马斯不顾父母的意愿，选择离婚，不停地更换情人，在众多情人中选择特丽莎作为自己的妻子，在祖国沦陷时选择逃亡，最后又因特丽莎而选择回国。他拒绝在一张收回自己文章的声明上签字，又拒绝在一张呼吁政府赦免政治犯的文书上签字。这一选择使托马斯滑向人生的深渊。特丽莎背叛了母亲，选择出走。然后她选择了托马斯作为她的终生依靠。苏联入侵后，她用相机拍下很多照片，提供给外国记者。不久，她选择与托马斯一起逃亡，结果又意外地回国。最后，又与托马斯一起到了乡下。萨宾娜的选择就是一连串的背叛，她背叛了父亲，又背叛了情人和她的同胞，在漂泊中找不到归宿。一向守旧的弗兰克，也背叛了家庭，他选择为了正义、公理和美好参加游行和呼吁，并最后进军柬埔寨。这些选择，无一例外，都强调了这些人物选择的必然性。但是这种所谓的必然性又是十分荒诞的，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偶然选择的结果。
作者认为，轻得无法承受的生命甚至连草图也不如。那么，人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书中的人物的所有选择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可是他们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生命之轻。昆德拉在小说中提出了这些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些哲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包括作者本人的困惑也时时在小说中显示出来。他与那些人物符号一起，跌入了自己设定的圈套。他把生命中选择的意义全盘否定，只是为了证明生命之轻。可以说这本小说只是提出了一些哲学问题，至于应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昆德拉并没有提供答案。
看完这本书，沿着昆德拉思考的问题，我们不禁要反问作者：世界果真如此么？我们所有的选择都没有任何意义么？无论选择善恶美丑结果都是一样的么？人类的历史确实不能重演，轻与重确实是常常令我们难以选择。但我们能够点点滴滴向着美好、善良、正直、公理作出自己的努力。就算人生是一幅不可修改的画，我们也有理由尽可能把这幅画画得更好一点，至少不那么拙劣。
15、16世纪西班牙的骑士小说
实际上，他理性已尽失。他产生了一个世界上所有疯子都不曾有过的怪诞想法，自己倒认为既合适又有必要，既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还可以报效他的国家。他要做个游侠骑士，带着他的甲胄和马走遍世界，八方征险，实施他在小说里看到的游侠骑士所做的一切，赴汤蹈火，报尽天下仇，而后留芳千古。可怜的他已经在想像靠自己双臂的力量，起码得统治特拉彼松达帝国。
——《堂·吉诃德》
西班牙15、16世纪流行的描写游侠骑士的小说，是在西班牙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世纪西班牙人民在反抗摩尔人统治的解放斗争中涌现出了一个骑士小贵族的特殊集团，成为光复运动的主力军。以后西班牙复兴，称霸欧美，这种骑士就成为西班牙人理想中的英雄。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骑士小说盛行。它的前身，是英国的骑士故事和法国北部的英雄史诗。但不同之处在于史诗的主人公有崇高的目的，为祖国或宗教而献身，而骑士小说的主人公则只为个人事业孤军奋战，有时则纯粹为了冒险；史诗的情节是依据真实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叙述，而骑士小说的故事则是在纯属臆造的境界中展开；在史诗中，妇女居次要地位，主人公几乎与爱情隔绝，而骑士小说的主人公则为美人赴汤蹈火；史诗中的英雄形象常常粗犷豪放，而骑士小说的英雄往往温文尔雅。
骑士小说的主题反映封建骑士阶层的生活理想，即为扞卫爱情、荣誉或宗教而显示出的冒险的游侠精神。小说中的主人公游侠骑士，往往被写成见义勇为、助强扶弱、英勇善战、举世无敌。而这一切出生入死建立武功的动力均来源于爱情，故事情节不外乎是：为取得贵妇人的欢心，骑士历尽神奇的各种惊险遭遇，赢得骑士最高荣誉之后，凯旋而归，成为国君、领主或朝廷里的显赫人物，然后分封他的朋友和侍从，并与一贵妇人或一远方公主成亲。
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在1321年左右出现，但具有本国特色的骑士文学形成高潮，则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当时最为流行的骑士小说有《阿马迪斯·德·高拉》(1508年)、《埃斯普兰迪安的英雄业绩》(1510年)、《希腊的堂利苏阿尔特》(1514年)、《帕尔梅林·德·奥利瓦》(1511年)、《骑士西法尔》(1512年)等。在骑士小说风行时期，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无人不读骑士小说。
骑士小说行文冗长，叙事繁复，语言拖沓，人物的性格和外貌雷同，中心思想与内容大同小异，艺术价值不高。随着骑士制度的衰落，骑士小说也逐渐销声匿迹。
16、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
为流浪汉这一群体传神写照的是流浪汉小说，它是流行于16、17世纪西班牙和欧洲一些国家的一种小说类型。它的主要描写对象是社会上的一些失业者、下层市民——流浪汉，通常由他们做第一人称叙述，展示其从甲地漂泊到乙地、从一个社会环境迁徙到另一个社会环境中的各种遭遇、见闻和他们窘迫艰辛的奋挣。
流浪汉小说的出现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16世纪中叶，西班牙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日益穷困，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沦为无业游民，而同时商业经济有了上升，社会上冒险的风气盛行。流浪汉小说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产生的。流浪汉小说虽然最先萌发于西班牙，但后来却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成为具有全欧洲意义的文学创作现象。后世把一切描写和表现流浪汉的生活和遭遇的作品（不论它们是否直接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早期流浪汉小说的影响），都归入流浪汉小说。
流浪汉小说的内容大多是主人公自述一生种种不幸的遭遇，借以反映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抨击没落中的贵族阶级和教士，讽刺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观念，使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慨叹世道的不平和人生的艰辛。小说中的流浪汉都笃信“天命”，以欺骗、偷窃等手段求生或进行恶作剧，以发泄私愤，不能进行积极的反抗，所以这种小说也被称为“饥饿史诗”或“消极抗议的文学”。但其中有不少作品因大胆暴露贵族和教会的丑恶而遭到宗教裁判所的查禁和删改。
流浪汉小说的端倪可以追踪到中世纪的某些作品，如《真爱诗集》、《塞莱斯蒂娜》。它的代表作首推《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1554年，中译本名《小癞子》）。以后陆续出版的《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的生平》（2卷，1599—1605年），作者为马特奥·阿莱曼(1547—1614年)；《流浪女胡斯蒂娜》(1605年)，作者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乌维达；一时流为一种文学风潮。
由于流浪汉小说受到欢迎，一些着名的作家也开始创作流浪汉小说。如克维多的《流浪汉的榜样，无赖们的借鉴，骗子堂巴勃罗斯的生平》(1603年)；塞万提斯的《林高奈特与戈尔达迪略》等。17世纪下半叶以后，这种小说虽已势微，但流浪汉的形象仍将出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现代主义
上帝死了。
——尼采
一堆破碎的偶像，
忍受着太阳的鞭打。
——艾略特《荒原》
上帝死了，那个叫尼采的怪人这样喊道，上帝死后于是有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诞生。现代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出现的多种文学思潮、流派汇合的总称。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小说等都可以纳入现代主义。其文学的基本倾向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人与物质及自然、人与自我之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以及人在现代社会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现代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波德莱尔、爱伦·坡……甚至更远，而现代主义的全面开花则出现在二战后。当时西方现代社会矛盾的深化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失望、悲愤，同时这段时期的哲学思潮也渗入了文坛。尼采的悲观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都可以在现代派作品中找到痕迹，这些学说的共同点是反对理性的压抑，重视直觉与潜意识活动的作用，要求深入精神意识的奥秘，而不满足于浮面的描述。重视表现方法和注重表现形式是现代派的一大特征；作家发掘的避开传统文学中的客观世界，而是深入内心世界，追求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的描述；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思想知觉化是现代派作家的写作利器；布局谋篇往往颠倒转换时空顺序，把毫不相干的事件组合在一起。其实现代主义并非是与传统文学截然对立，它继承了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一些传统，它所注重的光怪陆离的技巧实验也是各有得失，有许多作品沉溺于怪异的技巧而成为人尽可学的现代主义。它的根基还在那个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但在现代派作品中人往往永远无法摆脱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人的自由发展往往只是沦为宿命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