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顿也已23岁了，长得与青年时代的希剌克厉夫一模一样，尽管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缺乏人间的温暖，但敦厚忠实、风度翩翩。凯蒂对他产生了爱情。希剌克厉夫看到他们居然相爱了，决心拆散这对恋人。然而，昔日的凯瑟琳和他相爱时的情景浮现眼前，此时此刻，他心头的爱占了上风，他不忍心再报复。他要去寻找凯瑟琳。一个风雪之夜，他发出复仇后的狂笑，离开了尘世。
《呼啸山庄》以希剌克厉夫的爱情悲剧展示了畸形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其中希剌克厉夫的爱—恨—复仇—人性的复苏，既是小说的精髓，又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作者依此脉络，谋篇布局，把场景安排得变幻莫测，有时在阴云密布、鬼哭狼嚎的旷野，有时又是风狂雨骤、阴森惨暗的庭院，故事始终笼罩在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气氛之中。在小说中，作者在希剌克厉夫身上寄托了自己的全部愤慨、同情和理想。希剌克厉夫的爱情悲剧是社会的悲剧，金钱和门第使他对凯瑟琳始终不渝的爱情转化为疯狂的复仇。希剌克厉夫的死是对凯瑟琳的真情回应，表达了他对凯瑟琳生死不渝的爱，一种生不能同衾，死也求同穴的爱的追求。可以说《呼啸山庄》狂放不羁的浪漫主义风格源自于人物“爱”与“恨”的极端的冲突，而在希剌克厉夫和凯瑟琳这对旷世情侣身上，极度的爱中混合着极度的恨，失去凯瑟琳使希剌克厉夫成为一个复仇狂。作者把故事背景放置在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两个山庄，和开放的大自然——和荒原之中，整个小说的情境就格外地“戏剧化”，阴冷而暴力，神秘怪烈又隐含着神圣的温情。
《呼啸山庄》亦是对于人性的一次深刻探索，洛克乌先生到来时所做的恶梦是人性的冻结，之后30年旧事的倒叙正说明人性的堕落的过程，而最后四章，则是人性的复苏，希剌克厉夫终于悟到了无止境的报复只会带来糟糕的结局。小说在讲述恶的过程中最终发现了善的可能。
哈代和他的“威塞克斯小说”
山峦尽收眼底，太阳照耀着广阔的田野，为那片风景增添了气势恢弘的特点，小路是白色的，低矮的树篱的枝条纠结在一起，大气也是清澈透明的。就在下面的山谷里，世界似乎是按照较小的但是更为精巧的规模建造的；田地只是一些围场，从高处看去，它们缩小了，所以下面的树篱就好像是用深绿色的线织成的网，铺展在浅绿色的草地上。下面的大气是宁静的，染上了一层浅蓝，甚至连被艺术家称作中景的部分，也染上了那种颜色，但是远方的地平线染上的却是浓重的深蓝。这儿的耕地很少，面积不大；这儿的景物除了很少的例外，只见那些广阔的生长茂盛的大片草地和树木覆盖着大山中间的山峦和小谷。
——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正如中国的小说家沈从文创造了一个美丽的湘西世界一样，19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也用他的“威塞克斯小说”系列使他的家乡跟着他的名字走遍了世界。
托马斯·哈代(1840—1928年)是19世纪末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他的故乡道塞特郡是他一生的居所，也为他的大部分小说提供了一个外部的蓝图。
哈代最有成就的作品是名为“威塞克斯小说”的一系列小说。威塞克斯是道塞特郡及其附近地区的古称。他这些小说展示了英国农村的恬静景象。《绿荫下》(1872年)描写了一种类似世外桃源的田园生活，这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生活。《远离尘嚣》(1874年)也是记述明朗恬静的田园生活的，但已经隐隐透出一种悲剧的情调，作者已开始了解在现代社会幸福的田园生活只是一种幻想，在后来出版的《还乡》(1878年)和《卡斯特桥市长》(1886年)里，他已经不再幻想世外桃源式的田园生活，传统社会的灭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两部小说中都突出了命运对人的冷酷无情。
《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是他的主要作品。《德伯家的苔丝》(1891年)描写贫穷的农家女子苔丝一生的悲惨遭遇。她渴望凭自己的劳动过日子，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接二连三地碰壁。当苔丝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上德伯家去当女工，遭到地主少爷亚雷·德伯的污辱，怀了身孕，因此她备受周围人们的歧视和道德偏见的压力。孩子病死后，她到一家牛奶场工作，认识了一个牧师的儿子——青年大学生安玑·克莱，不久便和他相爱。苔丝向克莱讲述了自己过去的不幸经历，克莱一反往常的态度，遗弃了苔丝，使她走上更加悲惨的道路。苔丝转到另一个农场劳动，做着非常沉重的活计。后来父亲死去，一家人沦落街头，纨绔子弟亚雷又来纠缠她，她不得已而又迁就了他。克莱在巴西经营事业失败后突然归来，苔丝悔恨交加，杀死亚雷，和克莱逃到森林过了5天的幸福生活，第6天早晨被捕，被法庭判处死刑。
作者通过描写苔丝一家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工业文明侵入农村给农民带来的痛苦。苔丝所受的种种压迫是农民所处苦境的写照。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忍受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并受到富家子弟的污辱。但是使她陷入绝境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偏见。代表这种偏见的克莱对她的遗弃，使她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是造成她的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小说的副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寄予了哈代对苔丝深厚的同情，作者认为她是无罪的，是个受难者。他赋予苔丝一切美好的品质，勤劳勇敢又富于反抗性，她坚持自食其力的尊严，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道德。她不慕虚荣，不希罕贵族出身的祖先。她对克莱的爱是真诚的，她不是觊觎他的财产，而是想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和“爱的奴隶”。她也有旧时代的弱点，旧的道德观在她身上还有影响，她既认为自己的失身是无辜的，又觉得自己在命运面前是有罪的，她既有反抗命运的一面，又有听天由命的一面，因而有时不免陷入自悲自叹。
《无名的裘德》(1895年)是《德伯家的苔丝》的姊妹篇。主要是写青年石匠裘德一生的遭遇。主人公是个孤儿，但是自幼聪明，学习优秀，他一心希望入大学，将来做一个教师，但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等学府蔑视这个出身低微的青年，把他排斥在门外。为了谋生，他当了一名石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表妹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是俩人的情投意合却触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和道德教条，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爱人离去，孩子惨死，他自己也在孤独中死去。裘德一生的遭遇，控诉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于有才华、有理想的青年的扼杀。而他的爱情悲剧则批判了社会的陈规陋习对于人的自由的束缚。
哈代的小说都闪现着人道主义的光芒，他的小说主人公往往都是仁爱的象征。苔丝和裘德，虽然一个是农业工人，一个是石匠，但都是他的“仁爱”思想的具体表现。苔丝虽被克莱遗弃，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但她宽恕了克莱的行动，默默地等候着他的归来。裘德虽然对社会提出强烈的控诉，但他一心希望用仁爱的思想去改造社会，只是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的理想无法实现。
哈代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悲观色彩。人的悲剧都是冥冥中由神的意志安排，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和反抗终归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他的小说在情节和结构的安排上也反映出宿命论的观点，导致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都被写成是不可避免的事件。他甚至用神秘的预兆、诅咒等手法来渲染悲剧的必然性。
智者絮语——蒙田和他的随笔
读者，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我一上来就要提醒你，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丝毫没考虑要对你有用，也没想赢得荣誉，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蒙田《致读者》
在许多人看来，随笔不过是一种随心而作的小作品，不能够进入辉煌的文学殿堂，可是事实却会让他们无话可说，蒙田这位法国的思想家就是因随笔而进入了文学史殿堂的。
蒙田（1533—1592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者、着名的散文家。《蒙田随笔》于1580—1588年分三卷在法国出版，此后，一版再版，到今天，差不多世界上每一种语言的版本都可以见到。《蒙田随笔》先后写了近10年，随着作者思想的发展、变化，作品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他行文如水银泻地，变化多采，他的散文内容庞杂纷繁，不断地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甚至出现了一些与内容不大相干的枝蔓，仿佛是作者漫不经心一挥而就的。他是启蒙运动以前对知识权威持批判态度的批评家，是一位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他所关心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还存在，读他的随笔，很容易把他视作一位可以和我们一同深入讨论问题的现代人。
有人说，蒙田是个怀疑论者。对他那个时代那些被人天天当作新闻写着的奇迹，他是以怀疑之笔写作的。“以我看来，世界上的什么怪异，什么奇迹，都不如我自己身上这么显着……我越通过自省而自知，我的畸形就越令我骇异，而我就越不懂我自己。”这就是蒙田——一个怀疑论者。他的怀疑论是这样的，当看到事物的两面而无从肯定时，虚心地不作结论是最为适宜的；这样的怀疑论使他对人对己都很宽容，这种宽容来自对人类的兴趣和对生活的热爱。
每个时代的人对蒙田的随笔都好评如潮。房龙这样说蒙田的《随笔集》：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极少受人欢迎，但蒙田的书却在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中阅读、翻译和讨论，并且持续达300多年之久。在17世纪，德·塞维尼夫人对蒙田的魅力赞不绝口：“我有许多好书，蒙田当属最佳，他们绝对不会愚弄你，你还需要什么呢？”18世纪的孟德斯鸠说：“在大多数作品中，我看到了写书的人；而在这一本书中，我却看到了一个思想者。”伏尔泰则大声赞美蒙田：“蒙田像他所做的那样朴实描述自己，这是多么可爱的设想！因为他描绘的是人性……”唯有卢梭对蒙田有异议，他钟情于清水芙蓉式的文字，因此他不喜欢蒙田起伏多变的文笔。而与卢梭同时的百科全书派的德利尔则说：“他善于像哲人那样讲话，像朋友那样谈心。”19世纪，蒙田的崇拜者遍及全世界。司汤达、歌德、席勒、拜伦、萨克雷、爱默生都十分推崇蒙田。20世纪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世界，可是人们对蒙田的评价反倒比前边几个世纪中的任何一个世纪都要统一。蒙田是那些追求心灵独立者的亲密私交，阅读蒙田是人们精神休闲的最好去处。
他用一系列的随笔给自己画了一幅完整的肖像，既画出了他的性情和他的癖好，也画出了他的缺点；读他的随笔你可以像了解一个朋友一样了解他，甚至比朋友还觉得亲切，在你了解他的同时，你对自己的内心也会有所发现。
他是从第一页起就决心要讲述关于他自己的一切。正如他在《致读者》中所说的：“读者，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我一上来就要提醒你，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丝毫没考虑要对你有用，也没想赢得荣誉，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读者，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你不应该把闲暇浪费在这样一部毫无价值的书上！再见！”他也真的这样做了。关于他自己，他在随笔中讲了又讲。可是他绝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在书的开头几页蒙田就跟人交上了朋友，而随着那一篇篇随笔伸展开来，他必会成为你亲密的朋友。读这些随笔，你大可不必正襟危坐，只需漫不经心地浏览，眼睛扫过书页如同你透过窗户看外边的草坪，等待什么有趣的事出现。
《蒙田随笔》全书采用单线条的咏叹与勾勒，陈述自己对于自身个体、人类生活方式与现实世界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它的主要内容是：作者所感觉的自我，他所体会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他所理解的现实世界。
在《论不同的方法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中，作者开篇即说：“当我们所冒犯的人手操我们的生死大权，可以任意报复时，最普遍的感化他们的方法自然就是投降以引起他们的怜恤和悲悯。可是相反的方法，勇敢与刚毅，有时也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在《论闲逸》中，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的主意占据心灵，把它约束范围住，它必定无目标地到处漂流，入于幻想的空泛境域里。灵魂没有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这里的作者是一个反对虚无主义的人。在《热爱生命》中，作者认定“生活乐趣的大小取决于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不是任何外物的影响。言下之意就是只有自己才是生命的主宰。
当然这些不过是蒙田随笔中散落的一片片美丽的毛羽。埋头于他的随笔世界，你会发现那个独特的蒙田，那个在随笔中迷恋自己而不自恋的蒙田，那个为自己的不一致而着迷的蒙田，那个感到毫无希望了解自己的蒙田。读过了，也许你才会更深地体味蒙田所说的：“没有什么能比好好地、尽力地扮演一个人这样美，这样合法了；也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比认识到好好地、自然地过此一生更艰难。……就我来说，我爱生活，并开拓生活。”
·第二篇 辉映百代的法兰西文苑·
剧团里的戏剧大师——莫里哀
莫里哀描写任何一个性格，都不可能不在社会里遇到一个……他描写这一个，而描写的东西却能符合100个。
——莫里哀
1645年初春的一天，法国巴黎的一个监狱关进来一个脸膛赤红、浓眉大眼、极富表情的青年。这个看上去很适合做一个喜剧演员的青年就是法国17世纪杰出的喜剧大师莫里哀。
莫里哀（1622—1673年）生于巴黎一个具有“王室侍从”身份的宫廷室内陈设商家庭。1643年向父亲宣称放弃世袭权利，与贝雅尔兄妹等朋友组成“盛名剧团”在巴黎演出，在此时他取了艺名莫里哀。十几年流浪艺人的生活，使他历经坎坷，却加深了他对法国社会的理解，也磨练了他戏剧艺术的才华。他的剧本也同他本人一样历尽曲折，为了争取剧本的上演，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他不仅是杰出的喜剧诗人、编剧、戏剧理论家，也是优秀的演员，他演技和噪子为时人所称道。长期紧张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在《没病找病》演出后去世。
莫里哀是古典主义作家，但并不拘泥于古典主义法则。他的喜剧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特色。他共留下33部剧作和8首诗。他的喜剧主要是为广大观众服务，而不是为狭小圈子里的贵族看客服务的。他不赞成用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认为它们束缚诗人、作家的才能。剧本写得好坏不在于这些规律，而在于是否能感动观众。
《可笑的女才子》(1659年)是他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喜剧，他嘲笑了法国封建社会生活附庸风雅、矫揉造作的丑态和贵族沙龙的所谓“典雅”的文学流派。因这部讽刺喜剧刺痛了自命风雅的贵族男女，一度被禁演。在《丈夫学堂》(1661年)和《太太学堂》(1662年)两部风俗喜剧中讨论了爱情、婚姻、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太太学堂》的主人公阿尔诺耳弗年老、富有，相信金钱购买一切。他用钱买来年轻的阿涅丝，用贤妻良母的道德观念和摩西十诫的宗教思想教导她，想把她培养成为奴隶式的妻子。但事与愿违，阿涅丝爱上了青年奥拉斯，和奥拉斯结了婚。
《伪君子》(1664—1669年)是莫里哀喜剧的最大成就。它的讽刺矛头直指教会。达尔杜弗是个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外衣的骗子。奥尔贡和他的母亲被他所欺骗，像圣人一般地颂扬他，供养他。达尔杜弗则极尽演戏的才能，在一些琐屑事情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了一个跳蚤，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了。”鬼迷心窍的奥尔贡打算把爱女嫁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甚至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在这个伪君子的挑拨下，奥尔贡驱逐了自己的儿子，并剥夺了其财产继承权。可是这个“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竟然想勾引奥尔贡的妻子，他竟然恬不知耻地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真相大白后，他就利用奥尔贡告诉他的政治秘密来陷害对方。到了这时候，他还厚颜无耻地说，他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达尔杜弗这个伪君子的形象讽刺了当时社会中那些披着慈善事业的外衣，实际上却干警察特务工作，暗中监视居民，陷害倾向信仰自由的人，达尔杜弗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
对达尔杜弗形象的塑造莫里哀独具匠心。达尔杜弗还没出场，观众就了解了达尔杜弗的性格——他是一个伪善者。前两幕是一场又一场的吵闹，在场的7个人在争执中亮相，他们争论的中心是怎样看达尔杜弗，这种间接描绘的手法使观众未见其人，先知其行，到他出场时所说的几句假虔诚的话，几乎成了对他的品行的绝妙讽刺。
《伪君子》也是喜剧手法与闹剧手法的完美结合。第四幕让奥尔贡藏在桌子下面是富于喜剧色彩的安排。达尔杜弗的表白越坦率，就越是引人发笑，因为观众知道奥尔贡在偷听，而妻子既是在对达尔杜弗说话，更是在对奥尔贡说话，她不断挑逗达尔杜弗，以便使丈夫觉悟。奥尔贡倒沉得住气，始终没露面，急得妻子不断暗示他出来。最后奥尔贡才在达尔杜弗出去张望的时候跑出来，躲在妻子身后，直到伪君子动手动脚，才迎上前去，这时喜剧达到了高潮。
《伪君子》对宗教的尖锐讽刺引起社会的激烈风潮以至被禁止演出。莫里哀不得不三次修改他的剧本，把三幕剧改为五幕剧，让穿黑袈裟的达尔杜弗换上世俗服装，但讽刺宗教伪善的主题并未改动。他数次上书陈情都没有使他的这部名剧解禁。直到他死的那一年，《伪君子》才第一次公开演出，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观众欢迎的剧本。
《吝啬鬼》(1668年)则塑造了一个视钱如命的吝啬鬼形象。阿尔巴贡是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者。他在儿女面前装穷，嫌他的儿子在穿着打扮上花钱。对女儿的婚姻，他考虑的是对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贷的债主竟然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想续弦，却成了儿子的情敌。这些巧合大大加深了喜剧气氛，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莫里哀的喜剧沿用了古典主义的优点而不受其束缚。他化腐朽为神奇，以高度的技巧妙用三一律。莫氏喜剧种类和样式多样化，已超越古典主义的范围。他又是法国芭蕾舞喜剧的创始人。他的喜剧坚持平民趣味，善于在风趣、粗犷之中表现出严肃的态度。他的喜剧不是纸面上的读物，都是直接为舞台演出而写作的。他的喜剧语言是日常生活用语的提炼，在舞台上显得特别自然生动。他崇尚平民精神，自觉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映了他的反封建倾向。
开一代文风的思想家——卢梭
对很少作家才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家。在一个所有作家都由社交活动造就的时代里，他们一步步从17世纪雍容华贵的贵族文体发展到18世纪的马里佛文体，再发展到离经叛道、玩世不恭的阶段。这位既非法国人又非贵族的日内瓦公民，毫无贵族的风采可言，却多愁善感胜过风流情种，乡间的孤寂较之沙龙更常在他心头萦回。他使我们饱览瑞士和萨瓦地区的景色，使文坛充满一种清新的气息。
——安德烈·莫洛亚
安德烈·莫洛亚说卢梭这样的一个作家：“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身份而对文学影响如此之大，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虽然有很多思想家兼享文学家之名，可是能引领一个时代写作之风的大概只有卢梭一人而已。
卢梭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生而丧母，随父亲读了许多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的名人传记。13岁至15岁时他在一个店铺里度过了两年困苦的学徒生涯。不久他到法国开始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德·瓦朗夫人为他的流浪生活提供了第一个安宁的港湾；在那儿，卢梭度过了近10年的浪漫而稳定的生活。1749年，卢梭发表《论科学与艺术》使他一举成名。在法国蒙莫朗西森林附近度过的几年是他文艺创作的丰收期，他的四大名篇《新爱洛绮丝》、《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中的三篇问世于此时。因《爱弥儿》激怒了当局和百科全书派，给卢梭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晚年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完成《忏悔录》。
在1761年，这个曾一度严厉谴责小说的人发表了一部用书信体写的爱情小说《朱莉，或新爱洛伊丝》，全书的笔调平实，以故事情节的简单独具特征。在他的《忏悔录》中，他这样评价这本书：“人们在这部书中最未觉察到的、并将永远使这部书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的，是它的题材的简单和中心思想的连贯，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贯穿六卷，既无题外的插曲，也无浪漫的奇遇，而且，无论在人物或情节方面，都没有任何邪恶的描写。”
《新爱洛伊丝》的主题是：通过纯洁的爱情，建立美好的家庭，进而建立良好的社会。通过对书中人物的塑造和社会风尚的描绘，他反复表述了这个主题。
爱洛伊丝是12世纪的人，她和她的教师阿贝拉相爱，遭到她叔父的反对和暴力干预。有情人未能结为眷属，但仍互相依恋，书信往来，直到阿贝拉死后为止。这个哀艳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卢梭。因此，他把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朱莉比做爱洛伊丝，将他的小说取名为《朱莉，或新爱洛伊丝》，这表明了书中的女主人公朱莉与爱洛伊丝相似的爱情遭遇。
全书的故事情节是：朱莉·德丹治和她的家庭教师圣普乐相爱，她的父亲德丹治男爵极力反对，不愿把女儿嫁给一个平民，于是，圣普乐远离朱莉，希望忘掉他的爱情，而朱莉迫于父命，和一个与她相差很大的俄国贵族沃尔玛结婚。他们的爱情是纯洁和真诚的；不能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断书信往返，互诉真情。他们动人的爱情故事，就是通过他们俩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克莱尔、爱德华·博姆斯顿和沃尔玛之间往来的书信展开的。作者对全书结构的处理也独具匠心。前三卷主要写朱莉和圣普乐的爱情发展，后三卷通过他们爱情故事的叙述，尽情讴歌美好的德行，赞美婚姻的神圣，吟哦自然的风光，针砭社会的积弊。全书的语言不尚华彩，以文笔清新朴实取胜。
卢梭笔下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成了一部颂扬善良风尚、匡正民风民俗和描绘大自然的美的散文诗。书中最令人同情和赞美的，是女主人公朱莉和她在爱情上所表现的美德。朱莉和圣普乐都是多情的。圣普乐始终眷恋着朱莉；而朱莉也不能忘情于她昔日的情侣，但她又忠实于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沃尔玛对两人的爱表示理解，还真诚地把圣普乐接到自己家中作客。朱莉和圣普乐的爱情悲剧在于：在等级社会里，门第无疑是不同地位的人的最大鸿沟。
卢梭写《新爱洛伊丝》有一个更深远的目标，即达到“社会的协调与社会的和平”。卢梭对他和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的分歧倍感痛苦，因此，他笔下的两个信仰对立的人物极富宽容精神，各行自己的美德，避免了彼此的冲突，共建美满的家庭。可以说，告诉人们如何生活和相爱，是贯穿《新爱洛伊丝》全书的思想脉络。
卢梭的自传体作品《忏悔录》是他最后一部力作。在历史上多得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中，这是一部文学名着。它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为撰写者赢得了文学园林的一席之地。当时很有权威的一位批评家说这是“自巴斯喀以来最大的革命”。卢梭在自传中“完全按本来面目把自己表现出来”。他大胆把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承认自己产生过卑劣念头，有过下流的行为，把他自己50年的经历如实道来，成为一部说真话的书。无数读者感动于卢梭的坦诚。书中对自然美景的描绘，对坎坷经历的述说，对内心世界的剖析，使该书成为一部极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浪漫领袖——雨果
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与共。
——雨果
这是一本危险的书……它会在广大读者心中播下最凶暴、最残忍的种子——奢求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
——当时反动政府的评论家
“？”
“！”
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短的两封信，作者分别是法国大作家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维克多·雨果和出版商赫斯特与布莱克特的编辑室。第一封信是作家问询他的作品《悲惨世界》的发行情况，第二封信是编辑室给予的答复。这个小小的惊叹号的确是对《悲惨世界》这部着作的最好评价。
《悲惨世界》是雨果众多作品中流行最广、版本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小说在巴黎发行后，雨果的朋友保尔·麦利斯致信告诉他：“已经6天了，巴黎发狂地阅读着《悲惨世界》。一开始的口头议论和报纸简讯就预示着巨大的成功，这是很容易料到的。人们赞赏，着迷。再也听不到嘁嘁喳喳的非议和支支吾吾的搪塞了。这部完整的创作以其伟大恢宏和高尚仁爱的正义思想使人们震惊不已。它超过了所有创作，势不可挡地征服着许多读者。”《悲惨世界》的强烈震撼力同时也让那些反动政府的评论家感到不寒而栗，他们用恶毒的攻击来掩饰自己的恐惧：“这是一本危险的书……它会在广大读者心中播下最凶暴、最残忍的种子——奢求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两百多年的时间证明，《悲惨世界》是雨果留给全世界的伟大遗产，它以丰富真实的内容、广博渊深的思想、浩淼奔腾的情感，闪耀在世界文学的星空，焕发着永不熄灭的光芒。
作家一直以来都想写一部大型的社会小说来表现这样的主题：赏罚不明、赦免罪人的社会，赤贫如洗的人民生活，一个真正的圣人改变了一个罪犯的一生。《悲惨世界》以苦役释放犯冉阿让的经历为主线，再现了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残酷现实。主人公冉阿让原是个诚实的工人，一直帮助穷困的姐姐抚养7个可怜的孩子，有年冬天找不到工作，为了不让孩子饿死而偷了一块面包，被判5年徒刑；又因不堪忍受狱中之苦4次逃跑，刑期加到19年；出狱之后。苦役犯的罪名永远地附在他的身上，他找不到工作，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后来他受到一位主教的感化决心去恶从善；改名换姓埋头工作，终于当上了市长，成了大富翁。他乐善好施，兴办福利，救助孤寡；然而法律却滥判无辜；他为了不嫁祸于人毅然上法庭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并为救助孤女而逃出法律的魔爪。然而法律不容他，社会不容他，连他辛辛苦苦带大的孤女也误解他，他多年舍己救人，最后却在孤寂中走向死亡，这是悲惨世界中的悲惨典型。作品中还通过描写一个不幸女子芳汀的一生和她的私生女柯赛特的遭遇来揭示社会逼良为娼、儿童身心受虐，从而全面地展开对社会的批判。
这部小说集中地体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法律：高级的法律是仁慈和爱，它可以杜绝罪恶，唤起良知，进而改革社会拯救人类，低级法律是刑罚，它依靠惩治，却只能加深犯罪。前者的体现者为米里哀主教，他用道德感化和博爱唤醒了冉阿让的良知，使他成了真正的人；而后者的代表警官沙威，则如鹰犬一般跟踪冉阿让，迫害孤女寡母，如同冷血的动物，他最后精神崩溃投河自尽，表现了现存法律在崇高道德面前的渺小、虚弱及它的破产。作者企图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消除社会痼疾的武器，有其局限的一面。
《悲惨世界》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里有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巴黎的贫民窟、修道院、法庭、监狱、资产者的沙龙、大学生居住的拉丁区，构成广阔而典型的19世纪法国的社会画面；小说的人物也是典型的。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风格，雨果倡导的美丑对照原则在人物塑造、场景描写等多方面广泛地得到运用；作者善于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不同寻常的人物，用虚构的偶然的因素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同时小说还充满着浓郁的抒情气氛，整部小说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
发表于1831年的《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另一部具有重大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认为情欲是罪恶，但是他见到美丽的吉普赛女郎爱斯美拉达后，发疯地爱上了她，他不择手段地想占有她，但不能实现，于是他开始迫害爱斯美拉达。另一个爱慕爱斯美拉达的是相貌奇丑的敲钟人喀西莫多，他对爱斯美拉达的爱是高尚的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道貌岸然的副主教不能占有爱斯美拉达，就嫁祸于她，把她送上绞刑架，喀西莫多激于义愤把副主教从高塔上推下来。小说揭露了上层人物的虚伪、奸诈，在下层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通过爱、仁慈拯救社会的美好愿望。
通俗历史小说，谁与争锋——大仲马
他的为人像夏日的雷雨那样爽快，他是个讨人喜爱的人。他是密云，他是雷鸣，他是闪电，但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谁都知道，他待人温和，为人宽厚，就像大旱中的甘霖。
——维克多·雨果
公元19世纪那100年间，在法国那块50多万平方公里的六角形土地上，为文学的天空增添了许多耀眼的明星：法国文学之父雨果、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自然主义大师左拉、法国近代散文的典范福楼拜、作品充满生命的活力与永恒朝气的司汤达、素有“想象与真实的奇特调和师”的都德……在璀璨的群星之中，以通俗历史小说独占鳌头的是大仲马。大仲马在通俗历史小说这块园地里，是首屈一指的高手。
大仲马是法国乃至世界文坛上少有的多产作家。从他以《亨利三世及其宫廷》开试笔锋，一发不可收拾，在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作品多得惊人，光是小说就有250卷以上，其他还有不计其数的戏剧、动物文学、儿童文学、随笔等，全部作品多达280余卷，他甚至还写了一部《烹饪大全》。他的作品林林总总，以致引起不少人对他的猜疑和非难。有的说大仲马常常收买无名作家的作品，然后在上面签下他的姓名；有的说大仲马只是雇用能完全模仿他笔迹的人做他的秘书；还有的说大仲马是如何创作的呢？很简单，他既抢又盗，他用不着拿笔，只用一把剪刀就够了。大仲马的回答是：“在广袤的文学领域里，在有关人类行为方面，不可能存在史无前例之事。作品中的人物被置于类似的境遇中，以同样的方法行动，以同样的话语自我表现，是常见的事”；“我获取别人的东西不是偷窃，而是征服，是合并。”不过历史是公正的。美国优秀的传记作家盖·恩度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还了这位被误解的大作家以清白：“大部分人不知道如何打发他们的人生，相比之下，这个世上有个人却以10倍于常人的精力活着，这个人就是《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说他是吹牛专家也好，剽窃者也好，请人捉刀代笔也罢……但这一切恰恰可以证明，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精力旺盛的伟人。”
《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是大仲马最着名的代表作。《三剑客》无疑是他作品中最精华的一部。小说以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首相黎塞留红衣主教的矛盾为背景，穿插群臣派系的明争暗斗，围绕宫廷里的秘史轶闻，展开了极富趣味的故事。书中的主人公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一匹长毛瘦马，告别双亲，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在队长府上，他跟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结成生死与共的知己。当时的国王路易十三、王后安娜·奥地利和首相黎塞留之间互相争权。国王对达达尼昂几次打败首相部下暗自褒奖，而首相却怀恨在心。首相利用王后的隐私向国王屡进谗言。王后在心腹侍女波那瑟帮助下，请达达尼昂相助。达达尼昂与波那瑟一见钟情，便满口答应，在三个朋友的全力支持下，他们经过一路磨难，唯有达达尼昂如期抵达了目的地伦敦解救了王后的燃眉之急，粉碎了红衣主教的阴谋诡计。
红衣主教黎塞留又生奸计，利用新旧教徒的矛盾引发的法英战争，妄图除掉情敌白金汉。为达此目的，他收买天生丽质、心狠手辣的美女米拉迪。达达尼昂为其美貌所动，跟他发生关系，发现了米拉迪肩烙一朵百合花——当时欧洲女子犯罪的耻辱刑迹。她对达达尼昂恨之入骨，几次设陷阱暗害，均未成功。
在以围困拉罗舍尔城为战事焦点的法英对垒中，黎塞留和白金汉为两国的主帅。黎塞留暗派米拉迪赴英卧底，乘机行刺白金汉；米拉迪提出以杀死达达尼昂为交换条件。她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即被达达尼昂泄露消息，遂遭软禁。囚禁中，她诱惑了温特勋爵的心腹看守费尔顿，费尔顿刺死了白金汉。米拉迪在归法途中，毒死了达达尼昂的情妇波那瑟。达达尼昂和三位朋友一路追踪米拉迪，终于找到了她。他们揭开了米拉迪的老底：她当年遁入空门，不甘寂寞，诱惑了一个小教士，因此被烙下了一朵百合花。教士携带米拉迪越狱逃跑，私奔他乡。在异乡，米拉迪抛弃了小教士，和当地一位少年拉费尔伯爵结婚，弄得后者倾家荡产又弃他而去。拉费尔伯爵化名阿托斯进了国王火枪队，以慰失恋受骗之苦。米拉迪逃到英国，骗得温特勋爵之兄与她成婚，并生有一子。但为了独占丈夫的遗产，她又谋害了第二个丈夫。她罪恶累累，天怒人怨，当即在利斯河畔被正法。至此，达达尼昂、阿托斯、波托斯、阿拉米斯、温特勋爵和刽子手各自都报仇雪恨，了却了夙愿。
黎塞留对米拉迪遇害一事耿耿于怀，便命亲信罗什福尔捉拿达达尼昂。他不卑不亢，坦言相陈，感动了黎塞留，达达尼昂非但没被诛，反而擢升为火枪队副官。其余三名火枪手或归乡里，或娶孀妇，或皈教门，萍飘絮飞，全书也告终。
在艺术方面，《三剑客》充分显示了大仲马想象思维的超凡脱俗，构织故事情节独具匠心，刻划人物别具特色。他的妙笔下，主人公达达尼昂和另三个伙伴的性格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达达尼昂风流倜傥，果敢机智，对朋友侠肝义胆，对爱情执着追求，对敌人嫉恶如仇；阿托斯平素少言寡语，遇事沉着冷静，处世稳重老练；波托斯胸无城府，大胆鲁莽，贪钱爱财；阿拉米斯足智多谋，才思敏捷，温文雅儒，是一个智囊式的人物。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善于将他们置于各种不同的决斗场景，突出了中世纪史诗中骑士剑客的传奇色彩。大仲马笔下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和其亲信米拉迪也生动可信：前者不可一世，呼风唤雨的形象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后者的狠辣心肠被刻划得入木三分，米拉迪时而像温柔的天使，时而像凶恶的魔鬼，时而才气横溢，时而凶像毕露。这些人物已经成为世界小说之林中的经典人物。
文学界的拿破仑——巴尔扎克
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那是宗教和君主政体。
——巴尔扎克
他的去世惊呆了巴黎……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希望再看一眼祖国，就像一个人出远门之前，要吻抱自己的亲娘一样。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维克多·雨果
1850年8月20日，维克多·雨果在一位刚刚谢世的作家墓前发表悼词：“他的去世惊呆了巴黎……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希望再看一眼祖国，就像一个人出远门之前，要吻抱自己的亲娘一样。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这位伟大的作家就是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出生在一个富裕但是却缺少温情的家庭，他的父母出身普通，经过苦苦经营才由农民变为“城里人”，所以，作为长子的巴尔扎克背负了他们太多的期望，8岁的他就被父母送到教会学校，从那以后一直承受着父母苛刻要求的压力。然而，巴尔扎克并不想成为父母理想中的能够出人头地的律师，他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但是这个梦想遭到家人的反对，为了惩罚他，他们几乎切断了对巴尔扎克的生活资助。曾经一度，巴尔扎克住在贫民窟里，把写作当成了谋生的手段，他既憎恨金钱社会的丑恶，又终生追求着金钱，既预见着贵族阶层的灭亡，又向往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他的身上充斥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体现在他丰富的作品和他率性而为、从不做作的短暂一生中。
与文学抗争了一生的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19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这部巨作包括96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在《神曲》的启示下改用《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展示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转折时期错综复杂的关系。金钱和欲望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也是巴尔扎克小说的中心，在他的如椽大笔下，人在金钱、权势面前的丑态被刻画得惟妙惟肖。《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是其中两部最着名的小说。
《欧也妮·葛朗台》写一个贪婪、吝啬的老葛朗台为了金钱毁掉了女儿一生的幸福。老葛朗台在大革命期间，靠着脑子灵活，善于投机成了一个暴发户。他虽然有钱，却是一个守财奴，从不舍得花一个小钱，妻子、女儿都跟他过着穷酸的日子，甚至连自家的楼梯坏了也不修一修。他以自己的女儿作鱼饵，从那些求婚的人那里渔利。他的女儿欧也妮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姑娘，她爱上了自己的堂兄弟查理，老葛朗台却因为兄长已经破产将查理从家里赶走，还把欧也妮关在阁楼上惩罚她。后来，老头死了，给女儿留下巨额遗产，可女儿已失去了青春、爱情和幸福。欧也妮用这些钱做了很多善事，显示了作者的仁爱思想。
《高老头》是将巴尔扎克的创作推向顶峰的作品。《高老头》创作时，正值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被政府血腥扑灭，大批的人民被屠杀，城市被焚毁，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资产阶级露出了冷酷狰狞的面孔。《高老头》就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描述当时社会的众生百态，揭露在金钱的诱惑下发生的种种丑陋肮脏的事情。
主人公高利奥老头出身微寒，年轻时以贩卖挂面为业，后来当上供应军队粮食的承包商而发了大财。他疼爱他的两个女儿，把她们打扮得珠光宝气，花枝招展，最后以价值巨万的赔嫁把她们嫁给了贵族子弟，使面粉商的女儿成了伯爵夫人；然而两个女儿挥金如土，像吸血鬼似地榨取父亲的钱财，当老人一贫如洗时，再也不许父亲登门，使之穷困地死在一间破烂的小阁楼上，女儿们连葬礼都不参加。通过高老头的悲剧，作者批判了建筑在金钱基础上的“父爱”和“亲情”，对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给予了有力的抨击。
《高老头》还成功地塑造了青年野心家拉斯蒂涅和没落贵夫人鲍赛昂的形象。前者原为一个外省贵族青年，想来巴黎进大学重振家业，但目睹上流社会的挥金如土、灯红酒绿后，他往上爬的欲望倍增，在鲍赛昂子爵夫人和逃犯伏特冷的唆使下，日益丧失正直的良心，开始为金钱而出卖正直，特别是在见证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对待父亲像榨干的柠檬一般以后，更坚定了走向资产阶级道路的决心。《高老头》中主要描写了他野心家性格形成的过程，在以后的过程中他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靠出卖道德和良心竟当上了副国务秘书和贵族院议员，而一切的取得都依赖于极端利己主义原则。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巴尔扎克为贵族阶级唱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她出身名门贵族，是巴黎社交界的皇后，只因缺乏金钱而被情人抛弃，被迫退出巴黎上流社会，高贵的门第再也敌不过金钱的势力，她在后来因为同样的原因又一次被金钱出卖。她的遭遇告诉人们，贵族阶级除了失败之外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金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