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头》在艺术上很严谨，作者设置了典型环境，让典型人物活动于其中，使人与人的金钱关系与环境相契合，书中安排了四条情节线索，以拉斯蒂涅的堕落为主线，其它几条起辅助作用，纵横交错又脉络分明；典型人物的刻画是巴尔扎克作品的最大特色，不论是外貌描写还是心理刻画，甚至一个细节，如高老头每吃一块面包都要放在鼻下嗅一嗅，都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生动。然而生动的背后却是令人潸然泪下的悲剧，巴尔扎克为文学画廊上增添的“高老头”角色至今仍然让我们为之感动。
象征主义之祖——波德莱尔
那时候到了，花儿在枝头颤震，
每一朵都似香炉散发着芬芳；
声音和香气都在晚风中飘荡；
忧郁的圆舞曲，懒洋洋的眩晕！
每一朵都似香炉散发着芬芳；
小提琴幽幽咽咽如受伤的心；
忧郁的圆舞曲，懒洋洋的眩晕！
天空又悲又美，像大祭台一样。
小提琴幽幽咽咽如受伤的心；
温柔的心，憎恶广而黑的死亡！
天空又悲又美，像大祭台一样。
太阳在自己的凝血之中下沉。
温柔的心，憎恶广而黑的死亡！
收纳着光辉往昔的一切遗痕！
太阳在自己的凝血之中下沉。
想起你就仿佛看见圣体发光！
——波德莱尔《黄昏的和谐》
“艺术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可怕的东西用艺术表现出来就变成了美；痛苦伴随上音律节奏就使人的心神充满了静谧的喜悦。”说这话的是波德莱尔，他来自那个盛产前卫艺术家的巴黎。沙尔·波德莱尔1821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位具有启蒙运动思想的画家。他受父亲艺术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从小就产生了对艺术的酷爱。但不幸的是，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远走，这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
他所在的城市巴黎，是个繁华之城，也是文化之都，艺术气氛相当浓厚，吸引了各国的作家、艺术家纷纷来此相聚。诗人在这种气氛中生活、成长，逐渐形成了对艺术的敏感，也认识了这座五光十色、放荡不羁的城市。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极端的浪漫派。后来，他又决定到印度去旅行，不料他在途中起了思乡之情怀念起家乡来。于是，他逗留在印度洋中当时法国的殖民地留尼汪岛和毛里求斯岛上。这南国明媚的阳光和葱郁诱人的景色留不住思乡情切的诗人，不久，他便匆匆地赶回了巴黎。这是他一生中最远的旅行，丰富了他内心的感受。在他的诗中读到许多描写海洋、阳光和异国情调的主题也不足为奇。
回到巴黎后，波德莱尔得到了父亲的一大笔遗产。于是他开始了放浪不羁的奢侈生活，住着豪华的宅邸，穿着风雅的衣服。他母亲看到他这样铺张浪费、挥金如土，就为他找了一位法律顾问，限定了每月的花费。从此，波德莱尔便一直过着艰苦的日子，而生活的艰苦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动力。开始时，波德莱尔主要写艺术批评，以犀利的笔锋阐明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想观点，又以优美的风格创作了不少出色的散文诗。1848年2月革命时期，受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鼓舞，他甚至活跃在街头的革命群众中。很快理想破灭，波德莱尔又回到了他的文学生涯中。后来，他接触到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爱伦·坡丰富怪诞的想象力以及他冷静准确的分析使波德莱尔脱离了当时浪漫主义诗歌的个人情感与忧愁苦闷的泥潭，并且发挥了想象力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
诗人的生命短暂，留下的作品也少，除文艺批评论着外，只有一本诗集《恶之花》（收入157首诗）和两本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人工天国》。然而，就是这些短小诗文为世界文坛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使他成为一代现代派诗人和象征主义艺术家。
他的诗集《恶之花》是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之作。当时，在法国文坛上，浪漫主义已经开始转入低潮，轰动一时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开始消沉、瓦解。在这个文坛凋零的时代，《恶之花》横空出世。这个诗集面目一新，独树一帜，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一些保守者认为这个怪物般的诗集是伤风败俗和亵渎神明的。因此不仅诗集被禁，而且诗人和出版商都被罚了款。当时的大作家雨果却对此书青眼有加，称它是“光辉夺目的星星”，给法国诗坛带来了“新的颤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一部艺术技巧十分高超而思想内容又极其丰富的作品。
《恶之花》包括《忧郁和理想》、《巴黎画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6个诗组，通过作者本人在巴黎的生活经验，反映了近代颓废文人和艺术家的精神危机。诗集里充满诗人的痛苦、绝望、迷惑、悔恨以及摆脱邪恶、向往天国的情绪。诗人曾经说：“在这本残酷的书里，我写下了我的全部思想、全部心灵、全部信仰和憎恨。”可是作者对那些看似邪恶败坏的东西却采取迷恋和欣赏的态度，经过作者的妙笔，巴黎都市的种种怪异现象散发出一种诡异的美。从对美的沉迷到对恶的迷恋开始了诗歌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路。波德莱尔因此被奉为现代派诗歌的先驱，象征主义文学的鼻祖。在他的作品中，诗人绝妙地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他往往以很渺小、很可笑的小事象征社会生活中很复杂很庞大的现象，又常把现实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夸张；借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琐事寓意一些出乎意料的生活真谛，构成一种新鲜而丰富的意境。
几乎与《恶之花》出版的同时，波德莱尔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诗，作家要写“一种诗意的散文，没有节奏和韵脚的音乐”。这些散文诗后来组成了《巴黎的忧郁》这本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继续了《恶之花》开启的路子，波德莱尔自己说“这还是《恶之花》，但更自由、细腻和辛辣”。诗篇带着诗人同样丰富的思想和一反传统的审美观，并以更加自由的形式出现在文坛上。在这本散文诗里，既有诗人对肮脏、畸形的现实社会所进行的淋漓尽致、疾恶如仇的讽刺和挖苦，又有诗人对美的向往和引人入胜的描绘；诗中还飘荡着一些寓意深刻但又难以捉摸的纤细的思绪。诗人尽情地歌颂“孤独”、“昏暗”；歌颂那些“狗”，那些“浑身泥巴、满身虱子的狗”；用大量的笔墨、极度的同情去表现一位穷困潦倒的卖艺老人。诗人从“丑恶”中寻找美的东西，塑造了病态美，这也许看来是消极颓废的。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同《恶之花》一样，也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文明特别是都市文化所造成的危机的反思。
我要为20世纪写作——司汤达
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
——司汤达的墓志铭
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的东西，因此感动他们同时代的人。
——司汤达
《红与黑》拥有一个谜一般的标题。一般认为，“红”指的是红色的将军制服，即军队。“黑”指的是教士的黑道袍，即教会。当兵和做神父分别是拿破仑帝国时代和王朝复辟时期有野心的法国青年不同的晋升之路。小说主人公原来打算不穿上红色的将军制服就穿上教士的黑道袍，当大主教，可是他最后却上了断头台。
《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1783—1842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代表作《红与黑》标志着以当代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虽然他活着的时候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他曾宣称到1880年才会有人读他的作品，到1935年才会被人理解；如今，司汤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公认，他对现代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已载入史册。司汤达侨居意大利期间，深受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曼佐尼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同德、法消极浪漫主义不同，后者宣扬唯心的神秘主义，前者则强调文学要写真实，要提倡民族传统。用曼佐尼的话来说：“戏剧人物的可信与否，全在他的真实性”，“最伟大的诗人都从民族传统中吸取题材”，目的是为当前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司汤达在文学上主张文学切合现实，为现代人服务。他以罗马凯旋门同法国的凯旋门为例，说“罗马的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刻画的是当时的真相，因此感动了他们的同胞”；而完全模仿罗马的法国艺术家的创作不过是毫无生机、墨守陈规的文学。在艺术形式方面，司汤达提倡朴素自然的散文体诗歌，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反对夏多布里盎式的矫揉造作和夸张。他的小说就是他文学主张的活证据。
司汤达的小说《巴马修道院》写一个意大利巴马公国的贵族法布利斯·台尔·唐戈。他青年时代参加拿破仑军队，拿破仑失败后返回意大利，在他姑母的帮助下，到神学院学习，被任命为代理大主教，后来因为几次恋爱失败，隐居到修道院，不久死去。司汤达笔下的法布利斯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他想通过从军和出任教职来谋求个人的发展，并想在爱情中求得个人幸福。作者也展示了巴马宫廷的政治阴谋和斗争，显示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和混乱。
《红与黑》主要讲述一个木匠的儿子于连·索黑尔的故事。于连个性倔强顽强，精通拉丁文，被委任为当地市长德·瑞那的家庭教师。他与市长夫人发生了恋情，事情败露后，他来到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不久他被介绍给巴黎的一个侯爵做私人秘书。他又与侯爵之女发生恋情。正当于连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中的时候，他以前的情人德·瑞那夫人在教会的压力下写来了一封告密信，断送了于连的前程。于连在忿激之下向德·瑞那夫人开了两枪，这两枪虽不致命，但于连因此被判处死刑。
据说小说的大部分情节是取材于1828年《法国新闻》上载的一个死刑案件。台湾版《红与黑》的译者黎烈文在对《法国新闻》的案由与《红与黑》的主要内容作比较研究后，认为司汤达在《红与黑》的情节上主要是采用这一案件现成的材料，他运用心理分析手法，给那些人物吹嘘上生命，撰成了一部影响后世的名着。黎烈文因此强调，情节的构造在一部小说里面并不是最重要的，只有作者所用的创作方法才是极端重要的。
司汤达创作的《红与黑》，其价值远远超过了描写杀人案的普通社会小说，正如高尔基所说：“司汤达的才能与力量在于，他把一件十分平凡的刑事案件提到对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哲学的研究的境界。”《红与黑》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描写上都是一部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
《红与黑》中最难以把握的人物就是主人公于连，但作者写得最成功的也正是于连。于连有才干、有抱负。为了达到目的，他巧于应付各种生存境遇。或反抗，或妥协，或野心勃勃，或投机伪善，但又不失为正直善良。他一生奋斗，激荡着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激情，也充满追求个人幸福的利己主义欲望。“于连身上表现的反压迫、求自由，坚定地追寻自我生命价值的精神，体现了人的一种普遍的生存需求，因而具有象征意义，而他的那种利己主义思想，则成了这一形象历来难以为读者完全肯定和接受的根本原因。”（蒋承勇主编《世界文学史纲》）
《红与黑》因其在心理分析方面所描写的范围之广，所发掘的程度之深，不仅在法国文学中，甚至在世界文学中也成了一部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它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其思想和文学风格对欧美各国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浪漫之梦的破灭——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
斯汤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
一个小说家没有权利表现他的意见。
——福楼拜
有谁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一个艺术家——文字的艺术家，可以说这个最合适的人选是福楼拜。居斯达夫·福楼拜(1821—1880年)生于法国北部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医院里度过的。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也带有医生的细致观察与剖析的痕迹。当福楼拜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845年父亲去世后，福楼拜在卢昂附近居住，在那里他专心从事创作，终生未婚。《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完成的心血之作。这部作品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也成为他的代表作。后来他还创作了《萨朗波》（1862年）、《情感教育》（1869年）和《三故事》（1877年）等。
福楼拜是一个严谨的作家，他视文字、文学创作为生命，每一部作品，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他都精雕细琢。他重小说的形式和风格甚于内容。因此他写得很慢，很苦，反复修改，“一句好的散文应该同一句好诗一样，是不可改动的，是同样有节奏，同样响亮的”。这就是他的写作理想。
他的历史考古小说《萨朗波》(1862年)描述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雇佣军起义所引起的战争。作者亲自到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去游历过，还阅读过数以千计的有关书籍。小说的写景极见功力，并且每每和情节相融合。福楼拜在这里严格地采用他所一再强调的“冷静的、客观的”创作方法，力求避免作者的主观热情渗透到作品中去。
《情感教育》(1869年)是福楼拜第二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由一个青年的感情生活透视了1840年到1851年的法国社会。弗雷德利克·莫罗是一个意志薄弱、耽于梦想、不求上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处处失败，在革命动荡的年代，灰溜溜地过了一生。福楼拜通过他一生的失败，批判了现实社会的庸俗腐化是使青年人堕落的根源。
1856年发表的《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最有影响的小说，它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小说这个文学体裁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如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对骑士小说的清算一样，《包法利夫人》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浪漫主义与浪漫小说的清算。单是女主人公爱玛·包法利的名字就是福楼拜的苦心选择，“爱玛”是一个浪漫的名字，“包法利”Bovary这个姓氏的词根Bov包含“牛”的意思，这个姓名本身就意味着想入非非的浪漫与平庸的现实之间的反差。她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饱读浪漫派作品。但她却嫁给一名平庸、迟钝的乡镇医生，这与她在小说中看到的浪漫想象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因此她先后成为地主罗多尔夫与书记员莱昂的情人。为了取悦莱昂，维持奢华的生活，她不得不借了高利贷。后来莱昂厌弃了她，她在高利贷的逼迫下服砒霜自杀。故事没有浪漫派小说曲折离奇的情节，其实作者的本意也不是讲故事，小说副标题是《外省风情》。作者主要描画了一幅19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生活的工笔画卷，一个单调闭塞、容不得半点高尚理想的世界，于是出现了爱玛这样的悲剧，而药剂师奥梅等却在科学的旗号下欺世盗名，无往而不胜。小说反映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弱者地位，因此作者说：“就在此刻，同时在22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忍受苦难，伤心饮泣。”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福楼拜揭露了法国外省社会的丑恶面貌，也尖刻地讽刺了包法利夫人的浪漫主义幻想。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包法利夫人的堕落应由社会负责。修道院寄宿学校中的贵族教育、当时风靡法国的消极浪漫主义小说、贵族地主社会的纨绔子弟以及庸俗卑劣的小市民，使包法利夫人走上了死亡之路。
福楼拜在艺术形式上也毫不放松，每写一部小说，他都反复推敲小说的结构、意境、词句和文章节奏等。他尤其重视写作前的调查研究工作。作品的一个普通村庄、峭壁下一条人行小道，他一定事先观察；写鹦鹉时，他甚至在面前摆一个鹦鹉标本。因此就连以科学的精确性为至高追求的左拉对《包法利夫人》也推崇备至：“以《包法利夫人》为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的首要特征，是准确复制生活，排除任何故事性成分。作品的结构仅在于选择场景以及某种和谐的展开程序……最终是小说家杀死主人公，如果他只接受普通生活的平常进程。”
不同的人在福楼拜的作品里看到不同的光彩，有的论者从小说的心理学和哲学层面发明了“包法利主义”这个名词，把它定义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有的论者独标福楼拜作品的艺术层面。詹姆斯写道：“福楼拜只在表现手法中看到艺术品的存在，他向我们提出挑战，看谁能确定另一个评定作品生命力的标准而不沦为笑柄。”而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家和理论家们视福楼拜为他们的前驱。有的人强调他叙述技巧的高妙，说这部“什么也不涉及的书”是现代反小说的祖先。萨特甚至专门写了一部2000页的大书研究福楼拜。凡此种种都显示了福楼拜文学的魅力。
《茶花女》背后的英雄——小仲马
我并没有从这个故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像玛格丽特那样的姑娘都能像她一样地为人；远非如此，但是我知道她们之中有一位姑娘，在她的一生中曾产生过一种严肃的爱情，她为了这个爱情遭受痛苦，直至死去。我把我听到的事讲给读者听，这是一种责任。
我并不是在宣扬淫乱邪恶，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听到有这种高贵的受苦人在祈求，我都要为他作宣传。
我再重复一遍，玛格丽特的故事是罕见的，但是如果它带有普遍性的话，似乎也就不必把它写出来了。
——小仲马《茶花女》
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茶花女》就借着那个不识一个洋文的林琴南之手飘洋过海来到中国，这时候它被翻译成《巴黎茶花女遗事》。从西方到东方，《茶花女》不知赚取了多少痴心人的眼泪。它的作者小仲马虽然因此大名鼎鼎，但是关于他的身世，人们也许不甚了了。
小仲马出生于1824年，父亲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一员骁将，小仲马是他的私生子。他从小就因此备受他人的奚落和羞辱，这对于一个不满7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和可怕的打击。直到小仲马的晚年，他还一直记着这种屈辱。小仲马本来是一个在贫困屈辱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纯朴少年，但后来回到那位大作家父亲的身边后，大仲马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为这位涉世不深的青年树立了一种最现实的“榜样”，小仲马也开始了声色犬马的荒唐生活。不过，出身贫穷的小仲马生活虽然放荡，但良知却尚未完全泯灭。他不满20岁便发表了小说和诗歌。但真正使他能够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是那部脍炙人口的《茶花女》。正是他同巴黎名妓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偶然相识成就了这部名作，在经过了这段爱恨交加的爱情之后的1847年6月，也就是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4个月之后，小仲马又来到他曾与阿尔丰西娜一起度过一段愉快岁月的乡间，睹物思人，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于是他闭门写作，在一月之间写成了小说《茶花女》，小说出版后立刻为小仲马带来巨大的声誉。
小仲马在小说《茶花女》问世后不久，他立即尝试着手把它改编成话剧剧本。如果说小说《茶花女》的创作一帆风顺的话，那么话剧《茶花女》的问世却费尽波折，而且最使小仲马料想不到的是他的父亲、剧作家大仲马力劝儿子打消改编《茶花女》的念头，并断言这不是一个好的题材，没有观众会欢迎它。但是小仲马却不为所动，一心一意改编创作剧本《茶花女》。最后当大仲马读到他儿子写成的剧本《茶花女》时，也感动不已。然而，当时法国的书报检查部门却又以“该剧不符合道德规范”为借口阻止话剧《茶花女》上演。经过近3年的努力争斗，话剧《茶花女》才获准在巴黎杂耍剧院演出。
至于歌剧《茶花女》的创作，它几乎是与话剧《茶花女》同步进行的，而且同小仲马本人毫不相干。当小说《茶花女》风靡一时的时候，意大利着名的音乐家威尔第正在巴黎。这位天才的作曲家立即从这部小说里获得了启迪和灵感，在话剧《茶花女》公演之后，威尔第请他的好友皮阿威写出歌剧《茶花女》演出脚本，然后便以满腔热情投入了谱写工作。1853年3月6日，歌剧《茶花女》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一家着名的剧院——菲尼斯剧场首次公演。
小说、话剧、歌剧，《茶花女》的故事内容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故事的中心是男主人公阿尔芒与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小仲马揭示了阿尔芒与玛格丽特悲剧的社会意义。他敏锐地感受到这位不幸的风尘女子之死不是一桩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种具有深刻含义的社会现象。他由此想到了自己的那位可怜的亲生母亲，想到了社会的种种残酷和不平。小仲马的创作观念因而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完善道德、追求理想成为小仲马文学创作的原则。尽管小仲马心目中的“道德”和“理想”不过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但是读者们分明可以在《茶花女》中看到作者对那种压抑人性、摧残爱情的虚伪而又残酷的道德观念的批判和鞭挞，这是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痛楚的呐喊。故事的主人公玛格丽特美丽、聪明而又善良，虽然沦落风尘，但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她充满热情和希望地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在希望破灭之后，她甘愿自我牺牲去成全他人。这一切都使烟花女子的形象闪烁着一种圣洁的光辉，“茶花女”也因此成了美丽、可爱而又值得同情的女性的象征。
高举自然主义的大旗——左拉
我们崇敬他：他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
——法朗士
19世纪法国的文坛是名家辈出、巨着云集的时代。其间，有一位笔力酣畅、气度非凡的作家，他写了一部巨着《卢贡·马卡尔家族》，这是一本堪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媲美的鸿篇巨制，这个作家是爱弥尔·左拉。
爱米尔·左拉(1841—1902年)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他在贫困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中学毕业后，先在巴黎一家运输公司当职员，后来又在书店工作，此后专门写作。
左拉受到泰纳的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遣传学说的影响，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文艺创作理论，即自然主义。他认为小说不单是忠实地反映现实，而且要从所描写的事物中得出符合某种自然科学定理的结论。他说，小说类似化学实验室中对某种物质所作的试验，不过试验的对象是人。他不但是自然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也是19世纪70至8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好像一幅气势雄伟、色彩绚丽、包罗万象的油画，作者以宏伟的气魄，写实的手法，塑造了数以千计的典型人物，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风俗画，展现了一部1816年至1848年间法国现实主义的历史；那么，左拉的作品，就构成了一卷卷资料详实的宗族家谱，上至曾祖，下及玄孙，种族血统，家教遗风，乃至各类风俗和事件的细枝末节，应有尽有。作者以独特的眼光，从种族、遗传、环境三要素出发，洞察人类社会，在他那犀利的文字解剖刀下，资本主义文明纱幕掩饰下的社会罪恶暴露了出来，而他的作品也以其包罗万象成为第二帝国时代（即1850至1870年拿破仑第三执政时期）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
在文学创作上，左拉重视吸取前人的艺术经验，他最崇拜的是《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把巴尔扎克视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但他不满足于单纯模仿，而是立足于开拓表现生活的新领域，探求适合于表现时代特征的艺术风格和特色，立志摸索出一条文艺创作的新路。他在自然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了自己一条独特的文学之路。
左拉在1868年开始了《卢贡·马卡尔家族史》的写作计划，这是一部以第二帝国为背景，描述一个家族的两个分支在遗传法则支配下的盛衰兴亡史。这套书包括20卷长篇小说。前后持续了20多年，是左拉呕心沥血的结晶。
《萌芽》是左拉的代表作，也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13部小说。他是在法国北部的采煤区昂赞一次大罢工的基础上来创作的。《萌芽》是一部法国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沉郁史诗。“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这种以前从未进入文学领域的题材，首次被左拉引进小说里来。《萌芽》的问世，标志着左拉创作的高峰，使左拉成为自觉展示劳资矛盾，正面表现工人群众罢工斗争的第一个法国作家。它向人们展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大社会问题。小说以煤矿工人罢工为背景，描写了矿工的悲惨生活。书中叙述蒙苏煤矿公司由于经济危机爆发，工人失业的现象日趋严重。一个失业的机器工人艾蒂安找不到工作。恰好一名推煤车的女工死了，他就顶替了空缺。公司方面为了克扣工资，在挖煤工人和推煤车的工人之间挑起事端。随着经济危机深入，剥削加深。艾蒂安组织的罢工开始了，接着发生了群众性的暴动。公司方面始而用饥饿来迫使工人让步，继而出动军警，实行血腥镇压，最后使用阴谋分化手段，使罢工运动遭到失败。为了面包，艾蒂安和工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工作。可是在复工的第一天，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苏瓦林因为和艾蒂安争夺领导权，制造了一场惨祸，使整个矿井都被大水淹没。当时艾蒂安也在矿井底下，被救出以后，他感到这里已经没有出路，就到巴黎参加革命去了。
《萌芽》中除艾蒂安以外，还描写了其他工人的贫困生活、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挖煤工人在温度很高的矿井底下闷得透不过气来，必须跪着、爬着或仰卧着干活，时时刻刻有被活活压死的危险。左拉笔下的工人形象，一律都是粗鲁、愚昧、野蛮，行事全凭一种动物式的本能。甚至他们的斗争也是在一种盲目的本能性的冲动下进行的。罢工斗争的组织者艾蒂安把自己看成“真理的守护人”，他以救世主的姿态在群众中传播模模糊糊的“真理”。罢工斗争失败以后，他非常悲观，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安安静静地建立工会，幻想通过工会的合法运动来获取工人的权利。
《萌芽》在描绘矿工家庭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在小说中，左拉比较集中地描写了老矿工马赫一家祖孙三代人的生活，成为矿工家庭的一个杰出典型。马赫的父亲从孩提时起，就下井干活，为煤矿卖了一辈子苦力，当他年老力衰后，仍疲于奔命，终因病魔缠身，成了废人一般。马赫为人正直，受人尊敬，因而被推选为工人的代表。他在艾蒂安的启迪下，参加了国际工人联合会，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面对军警林立，他毫无惧色，终于饮弹身亡。马赫的妻子让兰是一名推车工，家庭生活的重负，夺去了她的青春美貌，矿工们的革命斗争，又激发起她的热情。罢工中，她走在声势浩大的工人队伍的前列，即使家中断粮多日，仍置身于罢工斗争之中，终于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者。马赫的女儿卡特琳生性天真活泼，待人诚恳热情，像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般。她爱慕着工人领袖艾蒂安，但终不能如愿；而当她生命垂危之际，在矿山的坟墓深处，她才度过了惟一的新婚之夜，而她年轻的生命也被矿井吞噬了。马赫一家三代人的悲惨境遇，构成了一部煤矿工人近百年来的辛酸血泪史。在这里，左拉不仅写出了他们的苦难与挣扎，也表现了他们的觉醒和抗争。这是小说《萌芽》典型化原则的生动体现。
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
现实主义者，如果说他称得上是一个艺术家的话，他所要探索的，并不是为我们将生活呆板地摄影下来，而是要将比现实更完整、更激动人心、更具有说服力的景象呈现给我们。
——莫泊桑
法国的文学大师往往以长篇巨着为人称道，巴尔扎克、左拉等都试图为他们的时代留下一部百科全书，而以“短篇小说之王”享誉的是莫泊桑。
莫泊桑1850年8月出生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狄埃卜城附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爱好文学，经常对文学作品发表议论，见解独到，这使莫泊桑在幼年时候就受到文学的熏陶。从童年时代起，母亲就培养他写诗，一直到他成名后，他的母亲仍然是莫泊桑的文学顾问、批评者和助手。另一位为莫泊桑走上文学道路打下基础的是他中学的文学教师路易·布耶，这位巴那派诗人经常指导莫泊桑进行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后来，大文学家福楼拜成为莫泊桑文学上的导师，他们俩人结下了亲如父子的师徒关系。福楼拜倾心传授写作经验给莫泊桑；莫泊桑每篇习作都要送给福楼拜审阅。在福楼拜的指导下，莫泊桑的写作能力不断提高。
《羊脂球》是莫泊桑的成名作，它使莫泊桑一鸣惊人，读者称他是文坛上的一颗新星。从此，他一跃登上了法国文坛。这篇小说写的是普法战争中，被敌军占领的里昂城的7位居民乘一辆马车逃难，里面有贵族、资本家、暴发户和他们的妻子，还有俩位修女，一名假冒的爱国者，一个外号“羊脂球”的妓女。逃难中，他们都看不起羊脂球，有产者的太太们辱骂她是“社会的耻辱”，可是马车颠簸了一天，他们买不到吃的，只有羊脂球准备了3天的食品，于是羊脂球的食品被他们分吃了，他们对羊脂球的态度也大大改变，由轻蔑变为亲昵。在普军关卡受阻是情节发展的关键。这些人为了自己逃生，纷纷想出各种方法来使羊脂球满足普军的无耻要求，最后羊脂球被年老的修女说服，牺牲了自己的尊严。马车继续上路，车上的气氛又发生了变化，那些人彷佛不认识羊脂球，根本不提她为他们而遭受的耻辱，只顾自己享用自己的佳肴，羊脂球在慌乱中没有准备，只能忍受饥饿。小说在羊脂球的呜咽声中结束。小说表达了贵族资产者的虚伪，对底层人民表示了同情和尊敬。小说的情节结构、心理描绘、场面安排都颇具匠心。
莫泊桑的一些小说揭露了世态生活的炎凉和资产阶级的虚伪堕落。如讽刺小市民虚荣心的《项链》、《勋章到手了》；描写世态炎凉的《我的叔叔于勒》，揭露官员利欲熏心的《遗产》。作者也有一些作品对劳动人民的遭遇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如《一个女长工的故事》、《乞丐》等。莫泊桑的小说以描摹日常生活的人情世故见长，作者善于开掘平淡小事，于日常生活不经意的小事见出意义。作者不用浓墨重彩，而善用白描勾勒出一幅幅线条简练、色彩恬淡的生活画卷。
因为他的短篇太出名了，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以至于因此被湮没。其实，他不但是个短篇小说的高手，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也颇有建树。他继承了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心理描写上又开拓出新路。《漂亮朋友》就是他的一部长篇代表性作品。莫泊桑不满足于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在他声誉鹊起后，他经常涉足上流社会，开阔了眼界，便想到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反映社会现实，长篇小说给他提供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从第一部长篇《一生》到第二部长篇《漂亮朋友》，他的笔触已经从个人生活投向新闻界和政界，具有丰富得多的内容，堪称一部揭露深刻、讽刺犀利的社会小说。他通过一个现代冒险家乔治·杜洛阿依靠无耻手段发迹的奋斗历程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首先，《漂亮朋友》暴露了当时新闻界的黑幕。小说生动地描写了瓦尔特帮如何利用这份报纸操纵政局，他利用报纸制造舆论，实现了倒阁阴谋。由财阀操纵报纸，在政界和投机事业上大显身手，这就是《漂亮朋友》所揭示的第三共和国的报界黑幕。小说也揭露了当时法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他指出当局打着爱国的旗号进行殖民扩张政策，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小说揭露内容之三在于塑造了一个现代冒险家的典型。用莫泊桑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平，他就像我们每天在巴黎擦肩而过，在现今的各种职业中遇到的那种人”。杜洛阿在北非的殖民军里待过，练就了残酷的硬心肠。同时他又是一个机灵鬼、一个能随机应变的人。残忍而邪恶的经验与他狡黠的个性相结合，在巴黎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便滋生出这样的野心家。他利用报纸直接参与倒阁阴谋，舞文弄墨，大显神通，成为瓦尔特帮重要的笔杆子。他在报馆的青云直上还得益于和女人的关系。利用女人发迹是杜洛瓦的第二个、也是最具有特色的手段。他的本钱是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在女人眼中，他是个“漂亮朋友”。他奸猾狡诈，利用自己的这一特长步步高升。最后，他一步步接近瓦尔特的小女儿苏珊，逼使老奸巨猾的瓦尔特把女儿嫁给他。在杜洛瓦盛大的婚宴上，教士用近乎谄媚的辞句向他祝福：“你们是世间最幸福的人，你们最为富有，也最受尊敬。特别是您，先生，您才华超群，并通过您的道德文章而给芸芸众生以指点和启迪，成为民众的引路人。您身上肩负着伟大的使命，您要给他们做出表率来……”小说在杜洛阿的成功中结束。
法国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
我不认识欧洲和亚洲。我只知世界有两民族：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热烈、恒久、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学问、美、人类的爱、公共的进化）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愚蒙、懒惰、迷信和野蛮。
我是顺附第一派的。无论他们生长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我的家乡是自由的人类。伟大的民族是他的部属。众人的宝库乃是“太阳之都”。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弟兄们宣言》
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罗曼·罗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是他获奖的理由。罗曼·罗兰1866年1月29日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镇克拉姆西。他最初的文艺创作是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转折期，他要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贝多芬传》（1903年）、《米开朗琪罗传》（1906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是其中最着名的几部传记作品。他的名人传的中文译者傅雷在《<贝多芬传>译序》中说：“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够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不仅是这一部传记的精神，实际上也是罗曼·罗兰在他的所有创作中一直追求的，如他写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两次大战之间，罗曼·罗兰的创作又一次达到高潮，在1922年至1933年又发表了另一部代表作《欣悦的灵魂》。罗曼·罗兰主要的成就在于他用豪爽质朴的文笔塑造了一批为追求正义、光明而不断前进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他的一生也为争取人类自由、民主与光明进行了决绝的斗争。
罗兰最有名的三部英雄传是：《贝多芬传》(1903年)、《米开朗琪罗传》(1906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传记中的英雄主人公都对他的思想有过深刻的影响。他在书中主要写了这些文艺家、思想家敢于正视黑暗现实、鞭挞腐朽社会，为追求“真正的艺术”而受苦受难，表现了罗曼·罗兰的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他以音乐家的一生为经，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三十年间的欧洲生活为纬。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音乐世家。克利斯朵夫从小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学习音乐。而具有强烈个人英雄主义的祖父不断向他灌输英雄创造世界的观念。他的舅舅则教他安贫乐道、真诚谦虚。两个人的影响矛盾地并存在他的思想中。他随父亲进宫演奏，崭露头角，受到赏识，他又非常反感封建贵族的骄横和专制。他鄙视豪门，攻击贵族和市侩，受到贵族社会的打击，他逃到巴黎。在这里，他发现巴黎的文化政治界同德国一样虚伪、腐化，对上流社会的颓废之风，他表示了极大的憎恶。他的傲慢自然引起上流社会的攻击和嘲骂。他到处碰壁，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唯一给他支持的是他的法国朋友奥里维，但奥里维和他一样是个孤独的反抗者。在精神探索中，克利斯朵夫把视线转到下层人民身上，可他虽然憎恶上层阶级的虚伪，却又无法改变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认为人民群众的的斗争不过是为了物质利益，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他认为艺术最崇高，从事艺术才是改造社会和促进民族和谐的最有力的工作。在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时，他的朋友奥里维死于警察的乱刀中，这对克利斯朵夫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从此，他万念俱灰，不问世事。晚年的克利斯朵夫避居意大利，不再过问社会现实问题，但求调和一切矛盾，一心致力于创作宗教音乐，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完成，最后在追忆往事中死去。
在作者看来，克里斯朵夫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无穷力量的、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的英雄人物，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优秀知识分子。克利斯朵夫无疑痛恨庸俗腐化的社会，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感到非常不安。他服膺博爱思想，把艺术看作是最崇高的东西，最能体现人类的爱，希望通过艺术来改造社会、缓和社会危机。他同情人民和工人运动，但他自己始终坚持个人的反抗，视民众为没有力量的群氓。他自己的心理非常矛盾，一方面主张艺术接近生活，接近人民，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在悲观失望时却逃避现实，企图在艺术中寻求个人的精神解脱。克里斯朵夫的一生是那个时代所有前进知识分子的叛逆、彷徨、追求和幻灭的写照。
小说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罗兰把心理描写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充分表现克利斯朵夫的内心矛盾。他善于描写人物对自然景物的感受，赋予作品以浓厚的抒情色彩，他把奔流不息的莱茵河作为主人公的顽强生命力的象征。他强调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感受而不强调行动，并以大自然的美来对照现实的黑暗，通过大自然的美衬托现实社会令人窒息的气氛。小说的心理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处处同作者的哲理思想相联系，抒情因素和哲理、政论因素交织在一起。作者笔锋所至，再现了欧洲的社会图画，成为一战前后欧洲生活和思想文化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
与时间抗争的意识流先锋——马赛尔·普鲁斯特
我在普鲁斯特的文章风格中寻找缺点而不可得。我寻找在风格中占主导地位的优点，也没有找到。他不是有这样那样的优点，而是一切优点无不具备……并非先后轮流出现的优点，而是一起出现的。他的风格灵活生动，令人诧异。任何另一种风格，和普鲁斯特的风格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矫揉造作，缺乏生气。
——A·纪德《偶感集》
对1900年到1950年这一历史时期而言，《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长篇小说杰作。有的人也许写了10部甚至更多的小说，但是不能给人一种新的启示，这些作者不过在人尽皆知的传统中打转，而他——普鲁斯特却在众人习焉不察之处发现了新的矿藏，他以他的《追忆似水年华》开启了小说向内心世界进发的航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