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
有人说：不提到歌德，就写不成一部世界文学史；同时，不读《浮士德》，也难以理解歌德所以是歌德。歌德对于德国人而言，无异于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
歌德（1749—1832年）出生在德国中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城，父亲卡斯帕尔·歌德曾获得博士学位，学识渊博，广有家财。歌德所学虽然是法律，但他的兴趣在文学和绘画方面。1774年，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出版使青年歌德一举成名，也使德国文学第一次获得世界声誉。
1794年，歌德与席勒这两个伟大的作家走到了一起，他俩以各自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推向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歌德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以及不朽巨着《浮士德》、《亲和力》等。
《浮士德》是歌德毕生心血融成的诗剧。它取材于16世纪德国一个炼金术士浮士德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古老传说。全剧包括两部52场，以主人公浮士德博士的思想发展为线索，描绘了他探索真理的一生。浮士德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学者，魔鬼靡非斯特与天帝打赌，自信能将他引入魔路。于是魔鬼来找浮士德博士，这位饱学之士在垂暮之年恍然悟到知识毫无用处，正痛苦地要自杀。魔鬼于是与浮士德订立契约，魔鬼答应做浮士德的仆人，带他重新开始人生的历程，但是一旦浮士德感到满足，灵魂便归魔鬼所有。
魔鬼让浮士德饮下魔汤，浮士德变成了翩翩少年。在一个小镇，浮士德在魔鬼的帮助下，得到了平民少女甘泪卿的爱情。但他们的爱情马上就酿成了悲剧。甘泪卿为了与浮士德幽会，无意中给母亲服了过量安眠药，致使母亲死去。她的哥哥又由于反对俩人的恋情，死在浮士德的剑下。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甘泪卿溺死了与浮士德所生的孩子。甘泪卿因此被判死刑。浮士德在悔恨中离去。第一部以浮士德的爱情悲剧告终。
在第二部，浮士德随魔鬼来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宫。这里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浮士德以多发行纸币之法缓解了财政危机。浮士德还应皇帝的要求，召来古希腊的一对恋人海伦和帕里斯的幻影。浮士德对海伦一见倾心，终于如愿以偿与海伦结合，生下一子叫欧福良。欧福良的形象是以英国诗人拜伦为原型的。欧福良的夭折使悲痛的海伦飞升离去。浮士德对古典美的追求，又以幻灭而告终。
后来浮士德由于平叛有功，得到一片海边的封地。他投身于围海造田、改造自然的伟大事业中。浮士德最终填海成功，开始建设理想的王国。此时百岁老人浮士德终于感到了满足，在他喊出“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的瞬间，倒地而死。由于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努力和追求，他的灵魂并未按契约归魔鬼所有，而被天使们带到了天国。
浮士德一生追求真理、探索不息，他上天入地、出生入死，而且永不满足。诗剧通过他的形象，艺术地概括和展望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实现人自身的价值，探索生命的意义，他冲破知识的牢笼，摆脱了官能的享受和爱情的羁縻，走出“小世界”，进入“大世界”。他不断克服迷茫和失误，走上了正直之路，为自己的子民造福，在征服大自然的宏伟斗争中，他得到了满足，得出了智慧的最终答案。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超越了单一的人，而成为德国人民的化身乃至人类的象征。《浮士德》是对人类的一首颂歌，它充分肯定了人生的价值，赞扬了人的进取精神，对人的认识力量和创造力量作了高度的评价。在它身上近代启蒙精神下人的乐观昂扬得到尽情体现。
建筑自由庙宇的伟大诗人——席勒
全世界都感谢他的教诲；
那专属他人的东西，
早已传遍了人类。
他像行将陨灭的彗星，光华四射，
把无限的光芒同他的光芒永相联系结合。
——歌德《悼席勒》
海涅曾经说过：“他为革命的伟大理想而写作，他摧毁精神的巴士底监狱，他建筑自由庙宇，他建筑那个把各民族团结为一个唯一的兄弟集体的伟大庙宇。”这位被海涅给予崇高评价的诗人便是席勒。
席勒1759年11月10日生于德国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从1776年起，席勒即在杂志上发表一些抒情诗作。1781年《强盗》的出版使席勒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颗新星。
作者称剧中主人公卡尔为“通过自己的心灵，学习莎士比亚的风格写成的”一个形象。卡尔因弟弟弗兰茨的离间，不容于家庭而沦为强盗。作者用浓烈的色彩，歌颂了哥哥的正直豪侠，揭露了弟弟的阴险凶狠。作品揭露了当时政治和宗教的腐败黑暗。恩格斯称这部剧是“对于一个敢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胸襟豁达的青年的赞美”，它是一部“暴君见了定要焚毁的书”。演出的成功使已经平静下来的狂飙突进运动又掀起了新高潮。
当地的公爵禁止席勒继续创作戏剧，席勒逃到曼海姆附近的一家小客店，用了7个星期的时间，写成第三部剧本《路易丝·密勒林》，后改名为《阴谋与爱情》。
《阴谋与爱情》在1784年4月演出。《阴谋与爱情》的演出重现了《强盗》演出时的盛况。这部市民悲剧描写某邦宰相儿子斐迪南爱上了乐师女儿路易丝。宰相和秘书用阴谋破坏俩人的爱情。斐迪南中计，毒死了自己和路易丝。宰相归罪于秘书，秘书揭发宰相害死前任的罪行，两个歹徒暴露了彼此的凶残面目。这是席勒青年时代最成功的一部剧本，反映了当时德国统治阶级政治的腐败，生活的侈糜，精神的空虚，宫禁的秽行。这部剧演出的成功给处在困境中的席勒以精神上的鼓舞。
此后席勒到了诗人汇集的文艺中心魏玛，在这里席勒与歌德相识。他们在一次科学报告会之后相遇，成为深交。歌德已经衰惫的创作精力经席勒的激荡而又旺盛起来，开始了“第二次青春”；席勒在歌德的帮助下开始面对现实写作。
1799年席勒完成了剧本《华伦斯坦》三部曲，这是席勒最长的一部历史剧，取材于30年战争史。剧本忠实地描写客观史实，控诉了战争罪恶，表达了德国人民要求建立和平统一的国家的愿望。1803年，席勒完成他的最后一部剧作《威廉·退尔》。当时拿破仑的侵略战争激发了席勒对祖国和自由的热爱。他把1307年冬瑞士人民结盟推翻奥皇统治的史实和瑞士民间关于退尔的英雄传说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出一个反抗异族统治和封建统治、进行解放斗争的英雄。它是一部有高度现实意义的爱国剧本，唤起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和反抗外侮的有力呼声。
德国新诗的“第一只夜莺”——海涅
我是革命的儿子，我又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我要头戴花冠去作殊死的斗争，还有七弦琴，把七弦琴递给我，我要唱一支战歌……话语有如燃烧的群星，从天空射到地面，焚毁宫殿，照亮茅舍……我心里充满了欢乐和歌唱，我浑身变成了剑和火焰。
——海涅
在19世纪的德国文坛上，海涅居于突出显赫的地位。他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杰出的政论家和思想家，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海涅出生在莱茵河畔杜塞多尔夫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幼小的海涅最喜欢听人们讲述拿破仑的故事，他崇拜拿破仑，对于普鲁士的封建专制非常痛恨。
19世纪40年代，德国平静的背后孕育着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海涅完全站在斗争的前列，与无产阶级同呼吸、共命运，和青年马克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一时期，海涅写出了他一生最成熟的作品——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是一部政治抒情诗，它是诗人于1843年冬和1844年秋两次回国时由旅途见闻触发灵感而写成的作品，也是他与马克思之间友谊结出的硕果。
1843年10月海涅在法国流亡12年之后重回德国。12年后的祖国，依然是四分五裂、停滞不前，封建反动统治依然如故，进步的社会运动惨遭镇压。对此，海涅极为愤懑。在长诗中，海涅利用梦境、幻想、童话与传说，对德国的封建反动制度进行揭露、讽刺与鞭挞，指出它腐朽、没落、灭亡的必然趋势。德国的反动政府还企图用假象、伪善与诡辩来掩盖自己的腐朽，将德国的封建制度长期保存下去，在作者看来这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童话般的幻想。既然是幻想，那么他的命运就必然要破灭。这就是长诗题目的寓意所在。诗人又用萧条的冬天来象征德国社会的停滞，所以在“童话”之前冠以“冬天的”形容语。
这篇诗体游记形式的作品共27章，融现实和浪漫于一体。第一章开始写诗人经过12年流亡生活回到祖国时的激动心情，但诗人听到的依然是反动浪漫主义绝望的曲调。与之相对立，诗人唱出了一支宣传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歌”。从第二章开始，诗人就对德国的封建反动统治，特别是对普鲁士的政府、军队、天主教会、德国的自由主义派别和庸俗的资产阶级市侩等进行攻击。长诗的结尾表达了诗人的信念：“伪善的老一代在消逝”，“新一代正在生长”。
长诗抒发了诗人对德国反动统治的刻骨仇恨。长诗无情地揶揄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在戏谑性的描写里暴露了普鲁士豢养的军队、宪兵的愚昧与顽固，并尖锐地揭露出教会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科隆大教堂是禁锢人民精神的牢狱。尤其引起诗人痛恨的是普鲁士国徽上的鹰，它是反动普鲁士的象征。诗人发誓这只鸟一旦落入他的手中，他就揪去它的羽毛，切断它的利爪。诗人号召受到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莱茵人民起来杀死普鲁士这只反动的鹰。
长诗通过描写封建帝王的幽灵——红胡子大帝的传说，抨击了弥漫于德国社会的反动倒退的逆流，批判了德国的自由主义派别。红胡子大帝的传说在德国广为流传，封建反动统治者用它来美化君主制，流露出他们妄想通过普鲁士王朝战争来统一德国的反动企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完全把他们统一德国的幻想寄托在普鲁士君主身上，因此红胡子大帝就成了他们梦想中的皇帝。在长诗中，海涅通过梦中与红胡子大帝的对话以及对它周围环境的描写，以极其尖锐的讽刺形式，戳破了这个浪漫主义梦幻性的传说，使它露出了君主复辟的反动面纱。诗人唱出了皇帝早已过时，“没有你我们也将要解救自己”这样光彩夺目的诗句。
长诗通过汉堡守护女神的形象讽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中庸。长诗中汉堡守护女神汉莫尼亚的形象，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汉堡是个自由城，资本主义发达，但资产阶级并没有进行革命的勇气与毅力。“德国的资产阶级知道，德国只不过是一个粪堆。但是他们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很温暖。”汉莫尼亚美化德国的过去，对于它的逝去表示惋惜：美丽的诗正在消逝，人们再也享受不到沉思的寂静和牧歌的幽情。她并向诗人夸耀现在“我们正在进步”，书报检查也不再严格，儿孙们吃得饱、喝得够。与之针锋相对，海涅指出“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来治疗德国的“重病沉疴”，表明要用革命手段变革社会的态度。长诗抒发了诗人盼望德国革命烈火早日到来的迫切心情。
诗人回到祖国后，听到的依然是消极浪漫主义用来欺骗人民的“断念歌”与“催眠曲”，与之相对立，诗人唱出了一支新的歌，更好的歌，号召人民不要再等待什么“天国的幸福”，而要在地上建立起天国：“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我们再也不要挨饿。”诗人热烈期望欧洲革命的到来。对祖国与欧洲未来革命的向往，使诗人产生了强大的力量。在第六、七章里诗人通过描写“黑衣乔装的伴侣”深刻表达了思想必须见诸行动，以及通过暴力推翻封建反动统治的革命思想。第十二章中，诗人回击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对他的诬蔑，表明了自己忠于革命的立场：“我永远是一只狼，我有狼的牙齿和狼的心”，“我是一只狼，我也将要永远嗥叫，跟着狼群——。”在最后一章中，诗人表达了旧时代正在消逝，而新时代正在生长的信念。
与丰富的内容相适应，这部诗体游记在艺术表现上也多彩多姿。虽然内容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但毫无宣传品的意味和令人枯燥的感觉。在描写德国的现实时，时时飞腾到幻想的境界、又不时地回到现实生活的描绘中来。现实与幻想相交织，构成了长诗十分独特的风格。在长诗里，诗人写了那么多的梦境与幻想，但从梦境与幻想中可以看到德国的现实与诗人的思想。诗人的讽刺尖刻而俏皮，笔锋所指，一针见血，酣畅淋漓。
德语文学的世纪经纬——里尔克
勒内·玛里亚·里尔克极不适宜这个时代。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没做别的，他只是使德语诗歌破天荒第一次臻于完美罢了。他不是这个时代的巅峰，他是层峦叠嶂中的一座，在这群山上，精神的命运超越了各个时代远去……他属于德语文学的世纪经纬，而不是属于时光的世纪经纬。
——罗伯特·穆西尔
在西方现代文学的星空中，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名字是一颗耀眼的新星。尽管在长长的诺贝尔奖名单中找不到他，但他的光焰却比这个名单中至少一半的人都更为明亮。他是一位以沉思的形象屹立于文坛的诗意哲学家，他不但和卡夫卡等人一起使得本世纪初的德语文学发出熠熠异彩，而且与乔伊斯、艾略特、瓦雷里等人携手开辟了人类思想的新天地。
里尔克（1875—1926年）生于奥地利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大学攻读哲学、艺术与文学史。1897年大学毕业后怀着孤独、寂寞的心情遍游欧洲各国，会见过托尔斯泰，给大雕塑家罗丹当过秘书，并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等人的影响。
里尔克的早期创作具有鲜明的布拉格地方色彩和波希米亚民歌风味。欧洲旅行之后，他改变了早期偏重主观抒情的浪漫风格，开始创作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咏物诗”，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表示抗议，对人类平等互爱提出乌托邦式的憧憬。着名作品有借赞美上帝以展现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精神矛盾的长诗《祈祷书》（1905年）、《新诗集》（1907年）和《新诗续集》（1908年）。晚年，他的思想更趋悲观。代表作为长诗《杜伊诺哀歌》（1923年）和诸多十四行诗。
里尔克最本原、最重要的体验是在喧嚣尘世间的孤独感。他一生都在旅行，漂泊四海，不停地寻找着自己的“第二故乡”或者说真正的故乡——他出身的布拉格对他来说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他的日记体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记事》以一个“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故事结尾，这里面也有现实中诗人的影子。是的，他本人就是一个“离乡背井的”现代人，失落感与他如影随形，他一刻不停息地寻找心目中真正的故乡却又将孤独感奉若神明，对他来说，孤独感已经深深渗尽了他的创作中。
里尔克一生都生活在“恐惧”的包围之中，他通过笔下人物之口叫喊道：“我们怎样才能生活，如果我们根本无法领会这种生活的要素？”人的存在问题被提出。恐惧乃是内心自信的毁灭，只有一种自信硕果独存，那就是不断超越。正像卢卡契指出的那样，里尔克哀叹的对象不是他个人的苦痛。他要用自己的成就平衡自己的命运。他一以贯之的、多侧面表现了的主题是：生、死、存在。
里尔克在艺术上的造诣极大地推动了现代诗歌的发展。他的语言达到了语言运用的最边缘，发掘了语言内蕴的诸多可能性。他的诗歌语言摆脱了世俗的、日常的和呆板的语言套式，发出别样的光辉，以并非人所熟知的姿态来表达新的内容。他的意象奇特新颖，促人深思，他以其大胆和成功的实验大幅度地扩展了诗歌表现的领域，尽管有时未能尽脱晦涩难懂的弊病。
里尔克伸出他那长长的触角，和世界各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如托尔斯泰、瓦雷里、罗曼·罗兰、维尔哈伦、霍夫曼斯塔尔、尼采、弗洛伊德都有形式不一的接触。他从造型艺术大师罗丹、塞尚、列宾、毕加索，文学巨匠海涅、施托姆、荷尔德林那里汲取不同的养分，来合成他伟大的独特性。里尔克别具一格的“咏物诗”的问世就受赐于他和罗丹的交往。诗人深受这位雕塑大师永不止息的创作原则和严格的艺术形式的启发，奉献出了《图象集》、《新诗集》和《新诗续集》，以其特有的方式转向了自然和真实。
里尔克的生命力作是《杜伊诺哀歌》的写作。这部非凡之作进展缓慢，更因战争而中断。直到1921年，他终于在瑞士南部一座幽静的中世纪古堡里住了下来，潜心于这部作品的写作。这时，他那凝固了许久的诗情仿佛突然融化形成了这一力作。这10首“哀歌”蕴涵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内心求索。那是一番人与宇宙的隐秘对话。作者试图对人的存在的真谛及其与宇宙的关系直至宇宙本身的奥秘进行全面的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回答。特别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他有独特的见解。他的另一部晚年力作是《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奥尔甫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他在阴间苦苦寻妻，终而不得，作者以此暗喻自己终生求索的徒劳。此作堪称他的绝唱。艰涩冷僻的存在哲理加上象征主义的表现艺术，使得这两部诗作都显得深奥晦涩。
这两部诗集是里尔克怨诉和赞美的两重奏。诗人对以往的许多个别的题材和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诠释和总结。哀歌中的天使并非宗教的天使，而是象征着绝对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克服了人的局限性的东西；在十四行诗中，生与死的界限不复存在，经验和超验的对立荡然无存。诗人在这充满隐喻、象征、传说的诗篇中探寻存在真谛，深究宇宙人生。
揭开战争的面纱——雷马克
死者的遗嘱不是说要报仇，而是说永远不再有！
——雷马克
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打算写他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酝酿构思的小说，他仅用6个星期就完成了，小说屡经坎坷终于在《福斯报》上连载，引起轰动。小记者雷马克也因此一举成名，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大作家，这部小说就是后来被两次搬上银幕的《西线无战事》。
雷马克于1898年出生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奥斯纳布吕克市。1916年11月从初等师范学校直接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他5次负伤，战争给他的右腕节上留下一个无法消褪的疤痕。大战结束以后的20年代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雷马克的日子很不好过。在那段时间里，雷马克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有时候到处闯荡，拿着一只手提箱，贩卖零星什物。后来，他为《大陆回声报》撰写广告稿和评论文章，这些短小而幽默的文字初步显示了他的才能。到1927年下半年，雷马克开始写作他大战结束以来一直酝酿、构思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他完全利用业余的晚上，仅仅花了六个星期就把小说写成了，可是那手稿被搁置了半年。经过许多波折，到1929年1月全书才出版，在德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引起了轰动。意外的成功，使无名小卒雷马克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作家。
《西线无战事》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再现了普通士兵保罗·博伊默尔眼里的战争，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战况以及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高中生保罗·博伊默尔在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下，与同学们一起投笔从军。在兵气连云、白骨森森的前线，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很快就被杀戮和死亡的现实全部摧毁。保罗的眼睛像摄像机的镜头一样，忠实地记录下20来个同学的毁灭过程，最后的镜头里还有主人公本人被子弹射杀的场面。
小说没有精忠报国的万丈豪情，作者只是想讲讲他那一代人的故事。战死沙场的被毁灭了，而躲过炮弹的，仍然被战争的创伤毁灭了。作者对战争的反思是刻骨铭心的，他只是冷静地把战争的真实一面写给你看，让士兵的鲜血冲洗掉民族主义豪情的伪装，让那些指指点点的政客们能够亲手摸一摸士兵的白骨。通过小说，读者会看到在战争机器面前生命的脆弱与渺小。
雷马克用冷静的笔触描绘了战争的恐怖。小说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的连队在参战之后，一次战斗下来只剩下80人，另一次战斗之后只剩下32人。冷酷的数字表现了人类最深沉的悲哀。在它的背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850万死者的缩影。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要生存就必须杀戮，而杀戮则毁灭了同样渴望生存的其他生命。每个士兵就像风暴中的一星微火，随时都可能被扑灭。
雷马克还借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之口，表达了对“敌人”这个概念的理解。保罗面对被自己刺死的法国人说：“你们跟我们一样是穷苦人，你们的母亲跟我们的母亲一样在担惊受怕，我们都同样怕死，也会同样死去，也有同样的痛苦。”面对成群的俄国俘虏他又想：“一道命令使这些默默无言的身影成为我们的敌人；一道命令也可能使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当人性从残忍的相互杀戮中凸现出来时，所谓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一层狭隘的面纱。
1930年美国环球影片公司出品了根据《西线无战事》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影片编导忠实而有力地再现出原着的主题，有力地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正因如此，此片被德国纳粹党下令禁映。成名之后的雷马克却始终抱着置身事外的态度，他从来都不问世事。可是到了1930年，纳粹党还是找到他头上来了。他们攻击他在对待一战问题上的反对英雄主义态度，雷马克不得不逃离德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雷马克的作品跟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布莱希特等人的作品一样都被扔进了大火中。
20世纪的德国曹雪芹——托马斯·曼
主要是由于他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它作为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地位一年比一年巩固。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白日静心于事务，然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间能坦然就寝。
——布登勃洛克家族的传家箴言
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是一位文坛罕见的幸运儿，从出生到80高龄去世始终生活丰裕，近70年的创作生涯几乎年年都有佳作，与他在世界范围强烈反响相等的德语作家唯有卡夫卡一人。托马斯·曼世界性的影响在中国也不例外。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被誉为“德国式的《红楼梦》”，长篇哲理小说《魔山》、《绿蒂在魏玛》和《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等，均获得好评。
托马斯·曼于1875年6月6日出生在德国北部一个旧式资产阶级家庭。托马斯·曼秉承母亲热爱音乐的天性和文学禀赋，自幼倾心于文学。成年后，他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把文学创作作为终身的追求，踏上了漫漫创作之路。
1900年7月18日刚过了25岁生日的托马斯·曼就向出版社拿出了洋洋54万字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童稚年代经历的“古老好时光”，使他不由自主地把作品写成一首怀念旧式资产阶级生活和市民美德的感伤挽歌。小说通过自由资产阶级布登勃洛克在垄断资产阶级哈根施特勒姆家族的排挤、打击下逐渐衰落的历史描写，详尽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旧的刻意盘剥和新的掠夺兼并方式的激烈竞争和历史成败，成为德国19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艺术缩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马斯·曼一度陷入精神危机，他逐渐反省自己的思想，苦苦探索统一各种思想矛盾之道，1924年问世的《魔山》便是经过许多年思考后的果实。托马斯·曼曾自称“《魔山》是《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另一个生活层次上的重复。”倘若说第一部小说写了家族兴衰，那么第二部的自传性质则在于从个人精神经历写出了一段德意志文化史。《魔山》是作家创作的新纪元。
托马斯·曼的创作始终怀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心，人道主义是他的创作的指路灯。他把继承欧洲古典作家的优良传统和探索新的艺术手法，表现时代精神融为一体。
当代德国文坛的祭司——君特·格拉斯《铁皮鼓》
文学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有些完全专注于个人内心生活的书，不仅具有其合理性，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反对诸如“政治文学”的说法，即使有些作家完全远离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我绝对不会期望，所有的作家都要具有政治责任感，同样我也不会认同作家应该退回到象牙塔里去的观点，这也是荒谬的。
——君特·格拉斯
《铁皮鼓》是战后德国第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它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它的作者格拉斯也因之而被授予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格拉斯1927年出生于当时的国际城市但泽（今属波兰）。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不少争议。
格拉斯的创作活动始于诗歌，不过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除了那部使他获得世界声誉的长篇小说《铁皮鼓》外，他还有《猫与鼠》（1961年）、《非常岁月》（1963年，亦译《狗的年月》），被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是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长篇小说《鲽鱼》（1977年）和《母老鼠》（1986年）都继续使用了怪诞讽刺的手法，将现实、幻想、童话、传说融为一体。
《铁皮鼓》是格拉斯的代表作。从1959年秋问世以来一直长盛不衰。《铁皮鼓》共3篇46章。在主人公侏儒奥斯卡·马策拉特叙述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可见作者的政治倾向。奥斯卡·马策拉特因涉嫌谋杀护士道罗泰娅姆姆而被强制进入护理和疗养院，观察他是否患有精神病。他请男护理员布鲁诺去买“清白”的纸，随后在白漆栏杆病床上擂鼓回忆，记述往事，写下他的自供状。因此，这是一部自述体或第一人称的小说。奥斯卡在两个60瓦的电灯和一只扑向灯泡的飞蛾的阴影下出世。他预感到人世黑暗（纳粹时期将临），但是已无法放回娘胎。
3岁生日，他妈妈送他一面儿童玩的铁皮鼓。他不想加入成年人的世界而自我伤残（厌战士兵的方法），一跤摔成患呆小症的侏儒，身高94公分，但智力却比成年人高3倍。
奥斯卡生活在但泽德意志人聚居的天地里。他发现，在他的妈妈——阿格内斯同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以及他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之间，存在着三角关系。这两个男人是他可能的或假想的父亲，但由于他同样有着一双蓝眼睛，他认为扬更有可能是他的生身之父。
他目睹了四邻的小市民先后依附于纳粹势力。马策拉特是个别人叫喊、大笑、鼓掌他也跟着叫喊、大笑、鼓掌的人，1934年就加入了纳粹党，但仍然犹疑不定。他先戴上党帽，过一段日子又穿上褐衫，继而又穿上党裤，最后才登上皮靴，全套党服去参加纳粹集会了。奥斯卡则在纳粹的演讲台下，作为鼓手一味敲他自己的鼓点。1935年，纳粹德国通过立法把犹太人置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一些人寄希望于天主教会出面干预。1936年复活节，奥斯卡在圣心教堂看到塑像圣母马利亚膝上的圣婴耶稣酷肖自己，就把鼓挂在耶稣身上，希望他擂鼓聚众，但奇迹没有出现。他的妈妈每周同扬幽会一次，事后又去教堂向神甫忏悔，忏悔后怀着新的激情去幽会。她不慎怀上了马策拉特的孩子，不想生下这个孩子，因暴食身亡。1938年11月的“水晶夜”，纳粹党徒打砸抢烧犹太人的住宅、商店和会堂，面对纳粹的暴行，天主教徒高唱“有信有望有爱”。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但泽的纳粹党徒进攻波兰邮局，扬·布朗斯基被俘后遭杀害，身在现场的奥斯卡装成被波兰佬拐走的德国孩子，出卖了他的假想父亲。马策拉特请邻居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小女儿玛丽亚照看奥斯卡并管理店铺。16岁的奥斯卡使17岁的玛丽亚怀了孕。精明的玛丽亚又同马策拉特私通并嫁给了这个纳粹党小组长，生下了奥斯卡的儿子库尔特。颓唐的奥斯卡成了邋遢女人莉娜·格雷夫的情人。侏儒贝布拉，原是马戏团丑角，自称“内心流亡”不同纳粹合作，这时成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属下前线剧团的上尉团长。奥斯卡随剧团赴西线劳军，同梦游女罗丝维塔相爱；贝布拉同密谋反希特勒的军官联络。他们到“西壁”参观水泥地堡，目睹“胡思乱想的家伙”（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兵时的外号）、中尉海尔佐格命令原为画师（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也以画师为业）的上士兰克斯用机枪扫射到海边拣螃蟹的修女。奥斯卡感叹20世纪的“神秘、野蛮、无聊”。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罗丝维塔被炸死。奥斯卡返乡，又自称“耶稣”，成为“撒灰者”团伙的首领，跟纳粹青年组织作对。苏军炮轰但泽，马策拉特吞下纳粹党徽身亡。埋葬马策拉特时，奥斯卡被库尔特用石子击中后脑勺，倒在坟坑里，鼻子流血，开始长个儿。接收马策拉特家住房和店铺的集中营幸存者法因戈德用消毒水（比喻“非纳粹化”）给奥斯卡治病无效。玛丽亚带奥斯卡和库尔特到杜塞尔多夫投奔她的姐姐古丝特。
奥斯卡病愈出院，长成身高一米二三的鸡胸驼背，这暗喻战败后的德国。玛丽亚和库尔特大做黑市生意。奥斯卡先当石匠帮工刻墓碑，后当模特儿。1949年，西德通过基本法，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阿登纳出任总理。身高一米七八的女模特儿乌拉当裸体圣母，大腿上坐着身高一米二三、鸡胸驼背的裸体奥斯卡充当圣婴耶稣，把灵感灌输给新潮画家，创作了一幅《四九年圣母》。正是这样的政治讽刺，使《铁皮鼓》被斥为“亵渎神圣、伤风败俗”，格拉斯则被戴上“有头脑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帽子。奥斯卡向玛丽亚求婚遭拒绝后复又颓唐，单恋未曾见过一面的护士道罗泰娅姆姆，性压抑驱使他干出荒唐事。他组织三人爵士乐队，在洋葱地窖目睹战后精神压抑的群体，在这无泪的世纪靠切洋葱辣出圆滚滚的泪珠，得到感情宣泄。“西方”演出公司把他捧成鼓手明星，公司老板原来是善于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侏儒贝布拉。贝布拉死后留给他大笔财产。奥斯卡富了但心中空虚。他牵狗散步拣到一个戴戒指的无名指，便把它浸在盛酒精的大口瓶里对之朝拜忏悔。原来这是被情敌谋杀的道罗泰娅姆姆的无名指。奥斯卡让想出风头的维特拉到警察局去报案。他被捕时自称“耶稣”，他的意图就是为了得到一片净土——护理和疗养院里白漆栏杆的病床，以便回忆和思考往事。奥斯卡过了他的30岁生日，护士谋杀案也真相大白，但儿时的童谣仍盘旋在他耳际：“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害怕和恐惧的阴影笼罩着他。出院后往何处去呢？
小说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鼓不离身的侏儒奥斯卡这个怪异的人物。奥斯卡虽是侏儒，智力却是成人的3倍。作家的这一构思是非常独到和成功的。这样，他就可以让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饱经风霜的主人公不受伦理道德和成人的社会规范的约束。奥斯卡既不是资产阶级文学中通常的个人奋斗、反抗社会的正面形象，也不是个人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的、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他既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又干预生活，介入时政。这是一个独特的具有神奇魔力的人物，是格拉斯为世界文坛增添的一个新人物。
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
18世纪70年代，一批德国青年作家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狂飙突进”运动。这个运动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狂飙突进”因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飙突进》而得名。最初是哈曼对早期启蒙主义者片面强调理性提出了异议，强调感情的力量。哈曼的思想影响了赫尔德，而赫尔德又净化和提高了哈曼的思想。歌德将赫尔德的思想融进他的文学作品和理论着作，从而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狂飙突进作家。可以说，歌德是狂飙突进运动的旗手，赫尔德是这个运动实际的精神领袖。
歌德与赫尔德于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相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1773年歌德发表的《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是狂飙突进的第一部代表作。1774年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不仅使歌德蜚声国内，而且引起欧洲的广泛关注。
在歌德的影响下，他的朋友克林格、瓦格纳、伦茨等在戏剧创作方面也崭露头角。1770年，博伊在格廷根创办《格廷根文艺年鉴》杂志，吸引了一批青年作家，这些人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重要作家有福斯、赫尔蒂、毕尔格、格京、米勒等。
对狂飙突进作家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一般地提倡美德，而是要求人的自由发展，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这些思想在歌德这个时期的着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伦茨、瓦格纳、毕尔格、舒巴特和福斯等人则对封建势力的残暴、封建道德的虚伪和市民遭受不公正待遇提出了控诉。席勒的《强盗》(1781年)公开向社会宣战，他的《阴谋与爱情》(1783年)把市民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直接对抗当作戏剧冲突。
在美学思想方面，狂飙突进作家不再认为道德教育是艺术的目的，他们要求艺术作品反映真实生活，表达作家的真实感情。民间文学的自然、朴实是他们的文学理想。民歌成为许多诗人学习的榜样，在这时期产生了一批德国文学中最优美的诗篇。
狂飙突进运动进入18世纪80年代后开始渐渐衰退，德国文学随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俄国文学之祖——普希金
我的名字将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
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
她的各民族的语言都将我呼唤。
我将被人民喜爱，他们会长久记着
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
记着我在这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
并且为倒下的人呼吁宽容。
——普希金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看到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就会想起俄国文学的始祖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年)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青年时代他和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交往，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进步思想。1820年因所写政治诗触怒政府被流放南俄。
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后就开始写一些反对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诗，最着名的是《致恰达耶夫》，里面充满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必胜的信心。
普希金的政治诗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明朗清新的抒情风格，体现了十二月党人那种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热情。有的政治诗展示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村的悲惨图景，充满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普希金流放南俄后和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更加频繁。这时期，他写过不少浪漫主义抒情诗，反映了20年代进步贵族青年探求社会出路的不安情绪。长诗《茨冈》描述贵族青年阿乐哥不见容于政府，加入茨冈人的流浪队伍，并成为茨冈姑娘真妃儿的丈夫。他发觉妻子另有新欢，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在这首长诗的前半部，作者描写阿乐哥愤慨地批判城市文明的虚伪和对金钱的膜拜，在茨冈人中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半部写阿乐哥与茨冈人的冲突。在长诗中，诗人茨冈式的自由生活对照文明社会，用老茨冈的道德对照阿乐哥的利己主义。但在长诗的结尾，诗人又指出，茨冈人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并不自由、幸福。
后来普希金还出版了《别尔金小说集》(1832年)，其中的《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叙述一个小驿站的站长受到过往官员的欺凌，他的女儿被一个骠骑兵拐走。作者把主人公写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对他寄予深厚的同情，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8年苦心的代表之作。小说描写当时一个贵族青年奥涅金感到上层生活空虚无聊，来到乡间。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在决斗中杀死挚友连斯基。他漫游全国之后回到彼得堡，又遇见已成为社交界贵妇人的达吉雅娜，他追求她，但遭到拒绝。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受过启蒙思想的熏陶，喜爱拜伦颂扬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诗歌，并且对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发生兴趣。他也曾有过热烈的梦想，希望俄国会发生新的变革。可他眼中的俄国到处是愚昧落后。而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奥涅金又远离人民，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希望。结果，热情消失，梦想破灭，沉溺于舞会、剧场、醇酒与美女之中，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奥涅金蔑视俄国贵族社会，却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赫尔岑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典型是时代的产物。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定批判能力，但是远离人民注定一事无成。普希金的这部作品实际上是谴责了专制农奴制社会。
这部诗体小说主要描述20年代俄国的上层社会生活，它表现了俄罗斯的民族习俗，讽刺了形形色色的城市贵族和乡村地主，画面广阔，细节描写精确，所塑造的人物及其环境都具有典型性，确立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
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最后的重要作品。
贵族青年格里涅夫带着仆人萨威里奇去军中服役。他坐着马车，路遇暴风雪，迷了路，被陌生人带到一个旅店。在旅店，格里涅夫见陌生人很冷，就将自己的一件兔皮袄给了他。这人就是普加乔夫。格里涅夫到奥伦堡后，爱上了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玛丽亚。不久，普加乔夫的起义军攻占了要塞，杀死上尉。普加乔夫起义失败之后，格里涅夫因通敌罪被捕入狱，玛丽亚向沙皇叶卡捷琳娜说明真相，格里涅夫被释放。
这部小说以格利涅夫的个人命运为线索，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再现了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事件。歌颂和赞美了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把他塑成一个自信、乐观、和蔼可亲、酷爱自由从而深受人民拥戴的英雄。同时，还谴责了沙皇的专制和残暴。
普希金是生活于俄国解放运动中的贵族革命阶段的人物。他的创作既反映了当时进步贵族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强烈追求，又反映了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从艺术成就上看，普希金的创作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现实主义的确立和文学语言的丰富与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含泪的微笑”——果戈理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