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
——鲁迅
18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个戏名叫《钦差大臣》的讽刺喜剧正在彼得堡大剧院上演，精彩的剧本，出色的表演，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不断从观众席传来。
这出戏的作者就是果戈理。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1809年4月1日生于乌克兰。他父亲博学多才，爱好戏剧，经常带着年幼的果戈理去看戏，所以果戈理从小受到熏陶。还在中学时，他就尝试自己写剧本，自己登台演戏。而他在中学就读时深受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爱好自由的诗歌以及法国启蒙学者着作的影响。由于父亲早逝，他离家去彼得堡谋生，几经周折，他在公共机关担任小职员，饱尝了世态炎凉和小职员度日的艰辛。而他也由此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以及普通民众身受的苦难和不平。1831年至1832年间，年仅22岁的果戈理发表了一部以《狄康卡近乡夜话》为题的短篇小说集，这是他步入文坛的开端。小说集是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的结合，他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和卑鄙。普希金称它是“极不平凡的现象”。其后他又相继出版了《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后来又称为《彼得堡故事》）两部小说集。作家用讽刺的笔触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在写讽刺喜剧。1836年4月，着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因此《钦差大臣》遭到政府和反动文人的攻讦，加上病魔缠身，果戈理到国外去治病。在国外，他一边养病，一边从事早在1835年就已开始的《死魂灵》的创作。这是一部卷帙浩繁、人物众多的宏篇巨制，它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官僚、地主群像的真切、生动的描绘，有力地揭露了俄国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吃人本质。
《钦差大臣》的素材是普希金提供的。1835年秋天，果戈里去拜访普希金。普希金讲了一个笑话：
“两年前，我到喀山一带搜集材料，准备写一部关于普加乔夫的历史着作。路过奥伦堡附近的一个小县城时，那里的县长听说我是彼得堡去的，把我当作皇上派去的‘钦差大臣’，拼命奉承巴结我，还向我行贿。想像一下当时他们的丑态吧！我一再声明自己不是什么‘钦差大臣’，等他们弄清了真相后，对我的态度立刻不同了，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
“竟然会有这种事！真可笑。”
“是啊，这样的事也许在我们专制的俄国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说起来，这真是个喜剧素材呢！”
“对呀！我马上回去写个剧本，把这种丑恶的事写进去，把官场中的丑态统统揭露出来。”
这就是《钦差大臣》创作的动因。
剧本一开始，县长就召集手下官吏开会，他说：“钦差大臣要来了。”于是大小官员都心惊胆战，担心平时所作的恶事被戳穿后受到处罚。恰好，有个彼得堡的小官吏赫列斯达可夫路过这里。官吏们把他当成钦差大臣，拼命奉迎巴结。县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可夫开始不明就里，后来索性假戏真唱，接受官员们的行贿。赫列斯达可夫大捞了一笔钱后溜了，县长知道自己上了当，正要派人追赶，可这时真正的钦差大臣却到了。官僚们听了这个消息面面相觑。
《钦差大臣》揭露了俄国官僚的丑恶。县长当官30年，老奸巨滑，贪污成性。他用各种名目敲榨勒索老百姓的钱财，县里的其他官吏也都不是好东西，法官一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慈善医院的院长是个阴险毒辣的家伙；教育局长天天烂醉如泥；邮政局长专门偷看别人的信件。赫列斯达可夫是个厚颜无耻的骗子，他吹牛吹得漫天漫地，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钦差大臣》全面批判了俄国官场的丑恶，所以才遭到沙皇的痛恨。
长篇小说《死魂灵》是他的另一部力作。是描写六等文官乞乞科夫企图利用购买“死魂灵”牟取暴利的故事。俄国地主把农奴叫做“魂灵”，当时俄国是农奴制，地主对自己拥有的农奴，可以任意买卖。每10年，国家进行一次人口调查，调查后死掉的农奴在国家户口花名册上仍然存在，地主照样为他们纳税，直到下次注销为止。乞乞科夫想利用新的人口调查没有进行之前，买进1000个死魂灵，再到救济局抵押，以此来大发横财。他拜访了不少地主，买了许多死农奴，最后事情败露，乞乞科夫逃跑了。
《死魂灵》刻画了一幅俄国地主的丑恶群像。乞乞科夫拜访的第一个地主叫玛尼洛夫。他是个精神空虚无聊、无所事事、整天沉溺在毫无边际的幻想之中的地主。玛尼洛夫经常抽着旱烟管，坐在屋门口幻想在自己庄园的池塘上架一座桥，桥上可以开商店。他幻想在河边建造一幢大宅子，修筑一座高高的塔楼，从那儿甚至可以看见莫斯科。他相信自己很有学问，可是书房里的一本书看了两年才看到第14页。总之，玛尼洛夫的思想感情畸形发展，是个百无聊赖、毫无价值的废物。泼留希金是乞乞科夫拜访的最后一个地主。他又贪婪又吝啬。泼留希金有万贯家财，上千个农奴，但他贪心不足，满脑子都想着搜刮更多的财物。他把几乎所有他见到的东西都捡回家扔在自己的院子里。什么锈铁钉、碎碗片等他都要，以至于他走过的路根本用不着打扫。他的吝啬更是出人意料，他自己吃的穿的比一个乞丐还不如，家里几十个农奴只穿一双靴子。果戈理通过描写这些地主揭露了俄国专制农奴制的腐朽。
接着，果戈理着手写《死魂灵》的第二部。他想在第二部里树立俄国地主的正面形象，把乞乞科夫写成弃恶从善者。但他写了很长时间，仍无法凭空写出好地主来。最后，他一气之下把第二部的手稿烧掉了。
他的作品有独特的讽刺幽默风格。他讽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现象，但嘲笑之中不乏温和和痛惜。特别在对待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上，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含泪的笑”溢于言表。采用极度的夸张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作品常以奇趣非凡的反常之形逗人发笑。譬如，地主的一条灯笼裤被描写成“吹胀起来，可以装得下整个院子外带谷仓和杂房”，把一个大烟鬼比喻为“从房顶上移下地来的大烟囱”等等。果戈理笔下的地主、官僚、贵族、高利贷者无不行为乖张，滑稽可笑，又奇丑无比。
他在小说中应用了多种艺术手法，传说、故事、梦境、幻想、谵妄、独白、对话、思绪、素描、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自然天成。他常以讲故事的人或第一人称的说话人的身份在作品中说出大段的抒情插话或哲理议论，跟读者直接心灵交流。他喜欢对人物的外表和姿势作详细的描写，以此刻画人物性格。
从“多余人”到“新人”——屠格涅夫的文学世界
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
——屠格涅夫
每一个音响里都洋溢着明亮的诗意。
——谢德林
19世纪俄国着名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4年）是位卓有才华的艺术大师。他是文学上的多面手，举凡诗歌、小说、戏剧等都很有造诣。他的作品描绘了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展示了人们的美好心灵。
诗歌《巴拉莎》（1843年）、《地主》（1846年）是他文学生涯的第一步。他的《猎人笔记》（1847—1852年）的发表是俄国文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书中他广泛地描绘了庄园地主和农民的生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全书充满对备受欺凌的下层人民的同情。50至60年代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屠格涅夫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使他享誉世界的6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其中前四部尤为出色。
与时代共进退、敏锐地发现并及时捕捉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大特色。他创作的全盛时期适逢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革命阶段向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转折的时期。这一阶段俄国生活中重大社会现象都不曾逃脱作家敏锐的目光。他最关心的则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说，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就是一部俄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编年史。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惨败。这充分暴露了处于农奴制时期的俄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也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去思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这是作家创作《罗亭》的动因。
罗亭是4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受过良好教育，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信仰科学，关心现实社会问题，具有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并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他热情洋溢、才思敏捷，能感染人、吸引人。他虽然具有过人的天赋和才智，但这一切都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他不会付诸斗争实践，成为“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罗亭式人物脱离人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个人物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作家根据同时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巴枯宁、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等等的性格特征融合成罗亭。所以高尔基曾说“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取自现实的形象经过作家之手而成为典型，罗亭这个人物才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的典型，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继奥涅金、毕巧林以后又一个光彩照人的多余人形象。
在屠格涅夫创作中占有中心地位的长篇《父与子》（1862年）刻画了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贵族两派间的思想冲突。《父与子》通过父辈与子辈的冲突来表现这一主题。巴扎罗夫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的年轻一代——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而巴威尔和尼古拉则代表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老一代人。在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上，尼古拉比较温和，希望理解子辈，想跟上时代，只是不太成功。巴威尔则固执已见，对年轻人的反叛耿耿于怀。父与子的冲突在广义上表现为巴威尔和巴扎罗夫之间的对立，作者在巴扎罗夫身上塑造了时代“新人”的形象。
巴扎罗夫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他充满自信，具有锐利的批判眼光。他批判老百姓的落后迷信。他的批判锋芒集中表现在他与巴威尔的论战上。巴扎罗夫以他特有的简洁、粗鲁的话语给巴威尔以强有力的反击。他绝不屈从权威，是个具有自主精神的人，体现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也带有年轻人特有的偏颇和极端。但他还是以自己的精神优势压倒了对手。巴扎罗夫吻费涅奇卡，在巴威尔看来，是严重地侵犯了贵族的权利，也是他们之间对立观点的继续发展。决斗暴露了巴威尔的偏狭、虚弱和做作，显示了巴扎罗夫的豁达、镇定和自信，双方精神力量的强弱在此得到进一步的揭示。
巴扎罗夫还是行动的巨人，他批判贵族的空谈。他自己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他具有实践能力，重自然科学研究。他的行动标准是：“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他在爱情上也是一个行动的巨人。当爱情之火燃烧起来的时候他绝不回避躲闪。屠格涅夫写出了在否定爱情的巴扎罗夫内心，爱情是如何萌芽、发展的，写得真实可信。但是巴扎罗夫在爱情受挫后一蹶不振，直至死亡。巴扎罗夫身上尽管有瑕疵，但他毕竟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俄国“新人”形象，率先传达出平民知识分子成为生活主角的时代信息。
屠格涅夫也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
灵魂的拷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置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鲁迅《<穷人>小引》
虽然文学的星空不乏灿烂的明星，可是因为文学作品而对文学理论做出绝大贡献的却少之又少，其中首屈一指的自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苏联着名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由他的作品发展出文学理论史上着名的复调理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总是有许多独立的、不相混淆的声音处在同等的地位各抒己见……他们甚至不受情节的约束，不为作者的思想所左右。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是19世纪俄国文坛上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同列的作家。他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使他成为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独具特色的创作，也在文学史上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
他于182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里。他家境并不宽裕。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住在平民医院，接触到很多贫苦的病人。这影响了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因为家贫，他在上完3年寄宿学校以后进了一家军事工程技术学校。他对工程技术工作不感兴趣，毕业后开始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他的第一部作品《穷人》一出版，即轰动文坛，被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两年以后，他因参加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反对沙皇政府被判充军服苦役8年（4年苦役，4年充当列兵）。他的整个青年时代就消耗在军营和苦役之中。他刚刚开始的创作也因此中断。充军归来，重新创作时，他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青年时代抱的梦想、希望完全破灭了；他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斗争，不再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要求从宗教中求得道德上的新生。
他一生命运多舛，他一直是在生活的重压下从事创作的。兄弟欠下的债款，一家的费用，全部由他负担。为此，他不得不疯狂地进行写作，完全不能像生活有保障的作家那样悠然自在、随心所欲地创作。他多次出国，长篇《白痴》与《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就诞生在国外。贫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特别是长达9年之久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从他的创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营养，现代派作家称他本人为他们的先驱。他的小说不仅以其多声部的复调特色独树一帜，而且他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的是“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心理分析是他的一把重要的解剖人的灵魂的利器。
他在重返文坛之后，先后发表了《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作品，其中《罪与罚》的发表，给作家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罪与罚》是一部优秀的社会心理小说。小说以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及犯罪后受到良心和道德惩罚为主线，描写了俄国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一方面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同时他的性格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以至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平凡的人”走向杀人的犯罪深渊。处在这种双重人格之间的激烈冲突中，主人公在做“平凡的人”还是“不平凡的人”之间不断地动摇。要是做逆来顺受的“平凡的人”，等待他的是马尔美拉陀夫的悲惨结局，而去做一个不择手段的“人类主宰者”，那就会与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同流合污。最后他的人格中善的一面占了优势，他开始向索尼娅靠拢。小说通过这一形象否定了建立在“超人”哲学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作者认为一切以暴力抗恶的作法都不足取，因为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人只有皈依上帝才能避免拉斯柯尔尼科夫式的犯罪行为。作者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安排的这条“新生”之路就是皈依上帝的路。索尼娅则是人类苦难的象征，她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过痛苦净化灵魂，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可是她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
《罪与罚》比较全面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的特点。小说人物处在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作者通过人物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揭示了人物的性格，作者对幻觉、梦魇和变态心理的刻画也堪称一绝。
《罪与罚》也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复调特色。复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作品的对话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是在尝试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作者——人物——读者三者之间的对话和暗中对话的渠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于传统的作家往往借作品中的人物做自己思想的传声筒，他故意地要把自己从作品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与作品的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彻底地拉开距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你很难找到一个作者的代言人，没有哪一个人物能够“代表”作者本人。拉斯柯尼科夫、马美拉多夫、拉祖米欣、斯维里加洛夫、卢仁、彼特罗维奇，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特征迥然不同，但是没有一个人物能够代表作者的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人物既是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人物大多不受作者的制约，他只对自己负责。作者自己也没有什么恒定的观念和见解。作者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容器，对容器里面满是独立的、混乱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思想观念，作者本人不加评述，不加褒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46岁时与他的打字员安娜结婚。在婚后的幸福岁月里，他创作了《白痴》、《群魔》、《少年》、《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
长寿的文学不倒翁——托尔斯泰
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
——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
——格非
1910年11月7日晨6时5分，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一间候车室里，83岁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冷而黑的黎明，窗外是呼啸而过的火车。那列火车，托尔斯泰曾经让它碾过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美丽躯体。
死亡的虚构不幸再次成为作家本人的残酷现实。
被称为“俄罗斯文化的良心”的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在他83岁时离家出走了，他试图抛弃自己的财产，他发觉自己已经太长时间脱离下层人民的生活，而这是他全部灵感的来源，他甚至厌恶身边喋喋不休算计着稿费的妻子和豪华的住房，于是他想着在告别过去中寻找新的开始。但是，死亡攫住了他衰老的躯体，俄罗斯文化的良心最终死于冰冷的候车室里。
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虽然出生于贵族家庭，但是却没有像一般贵族子弟一样，在舒适奢华中了此一生。相反，他倾尽一生的力量，苦苦地探索人生的意义，寻求改造社会的药方。因此，托尔斯泰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自己思想的“恐怖”面前并没有“等待死亡”，相反却为人类留下了一笔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历程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跨越了俄国的贵族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因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处于社会变革的时代，托尔斯泰的精神世界也处于不断的紧张探索之中，他的作品就是精神探索的产物。《战争与和平》是他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作品写了当时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通过描写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在这部鸿篇巨制中，他对于贵族的命运问题、人民的命运问题、俄罗斯人民在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的程度问题都作了艺术性的回答，使之兼有史诗、历史长篇小说和编年史的特色。《复活》是托尔斯泰几十年来对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道德、美学的探索总结，借一个常见的题材——贵族公子引诱下层女性——对现存的一切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写得独特而新颖；他通过描写一个不仅为自己而且为本阶级的罪孽进行忏悔的贵族人物，表现了一种彻底根究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的大无畏精神。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中称他是“俄罗斯的伟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光焰的，对于我的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精纯的光彩。在19世纪终了时的阴霾重重的黄昏，他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
《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资本主义在俄国一切生活中横冲直撞的70年代，作者在此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俄国许多重要的社会生活面貌，特别是农奴制度改革后的社会现状。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安娜——渥沦斯基——卡列宁的情节线索，反映70年代贵族社会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生活及其社会关系，一条是列文——吉提的情节线索，反映俄国庄园地主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小说开头“奥布朗斯基家一切都混乱了”这句话是理解全书的钥匙，一切都乱了的不仅是这一家，卡列宁家、列文家、薛杰巴斯基家无不混乱与紧张不安，这反映了贵族社会面对资本主义侵入时产生的危机，是动荡不安的时代的缩影，这惶乱不安既是小说的总的思想情绪，也是作家紧张的精神探索及对笔下人物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态度。
主人公安娜是个年轻美貌的贵妇，在几乎是少女时代就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高官显贵卡列宁，过了8年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在贵族妇女中，她不仅外貌上而且在精神气质上都远远超出她的同伴。安娜是热烈、真挚而丰富的，其性格是一团火，“有一股压抑的生气在她脸上流露”，这是被死灰压着的火，又是那刻板冷酷的官僚丈夫扑灭不了的生命之火；渥沦斯基的不顾一切的追求，使之无比热烈地燃烧起来了，她渴望摆脱精神奴役，过独立平等的生活，然而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妇女根本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她勇敢地离开了卡列宁，却既被剥夺爱子又无法离婚。安娜蔑视世俗成见和贵族道德，贵族社会就冷酷地抛弃了她，扼杀了她这一点点微小的幸福和自由。与渥沦斯基结合的有限快乐给她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激情后的冷淡厌倦是她不幸命运的最后一击，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是黑暗之中的大火终于永远地熄灭了。
《安娜·卡列尼娜》具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除了它感人的主题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也表现在它在艺术上非常完美，技巧上颇多独创之处。在塑造安娜的形象上，作家融入了自己的审美评价，始终注意显示安娜的美，写她的肖像美、动作美、服饰美、从容的风度、丰富的内心世界，既从正面刻画也从侧面描写，把她与另一少女吉提对比衬托，更让她与枯燥冷漠的卡列宁形成鲜明的对照；心理描写的生动贴切达到了“辩证法”的程度，安娜的常态心理、变态心理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和作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结构上也独具匠心，两条线索形成对照，在对比中对两种生活方式和道德原则作了评价。
《安娜·卡列宁娜》问世100多年了。但这部出自巨匠之手的艺术杰作，不但没有减色，反而显得更为瑰丽。经过一个世纪的沉淀，古老的来自于俄罗斯的故事在今天仍然可以让我们为之潸然泪下。
短篇圣手——契诃夫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
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同猿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街上。需要有一点儿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
——契诃夫
提起短篇小说，人们自然可以拈出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名字，但是如果要评选一位真正的短篇小说之王，那么最当之无愧的应该是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1860年。他的祖先是农奴，他自己曾说：“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契诃夫在莫斯科附近行医，这使他广泛接触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生活基础。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是1880年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的发表。当时社会上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等甚多，契诃夫为了生计，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如《在催眠术表演会上》和《外科手术》。但他自己对这些作品也评价不高：“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这种低级无聊的写作。自1883年起，他写下了他后来的传世名作《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预谋犯》、《普里希别耶夫中士》。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是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的结合。《在钉子上》和《小职员之死》都是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的素描，在那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瘦子”和“胖子”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当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时，他立即变了一副谦恭的丑态：“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1884年的《变色龙》，写的是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的丑态。《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直到今天许多现代人身上还残存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1884—1886年间，契诃夫写作发生改变，他的视线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生活，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名作。在《歌女》中写了所谓的“上流人”对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的凌辱。《苦恼》宣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小说《万卡》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示了9岁童工的稚真心灵，表现了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苦恼》和《万卡》等作品展示了契诃夫小说中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形成。这类作品虽以平凡的日常生活为基础，却以客观而又含蓄的手法，于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那种浓郁的抒情意味平淡地融化在作品之中。
自80年代下半叶起，契诃夫开始获得与他的创作相称的巨大声誉，1888年10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从这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都是独幕轻喜剧；到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80年代的“多余的人”。面对污浊的现实，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知道：“没有明确世界观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跳来跳去的女人》中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的探索。1890年春，契诃夫不远万里穿过西伯利亚，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在这里契诃夫目睹了这座人间“地狱”的痛苦和灾难，他开始质疑逆来顺受的托尔斯泰主义。在稍后不久写的《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作品中契诃夫批评了托尔斯泰式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小说中一部思想深刻和艺术完美的作品。“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被巧妙地穿插起来，作者同时又巧妙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金医生之间的争论，这表明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洞察社会罪恶真相的直言者却被认作“疯子”。正直、善良的拉金医生的遭遇从侧面强化了读者的印象。他因为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被关进第六病室最后惨死在那里。拉金的悲惨遭遇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失败。《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的又一个转折点。
在契诃夫生活的19世纪90年代，俄国社会危机重重，契诃夫开始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而他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也达到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例如《农民》、《新别墅》、《出差》、《在峡谷里》等多涉及社会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自发的不满情绪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此时的契诃夫也是庸俗习气的严厉审判者，他在《姚内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严厉批判了小市民的庸俗和知识分子的堕落。契诃夫的《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出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则渗透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他在批判小市民庸俗的同时也热情地赞扬了那些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例如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人。
契诃夫也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着眼于平凡小事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总是关注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查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些普通人的生活遭际经契诃夫的妙笔都摇身一变成了展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的艺术精品。
在有限篇幅中揭示人物的心理性格发展，勾勒其精神的变化过程，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在《新娘》中，娜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可耻性而与之决裂。为了表现这种转折，契诃夫精心安排了参观未来新房的场景。娜佳通过未来的新房认识了安德烈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的劝说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同“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决裂的决心。这就是契诃夫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
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是真挚深沉的抒情性。作家真实书写社会生活和情绪，描画人物觉醒或堕落，巧妙地流露出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契诃夫不赞成直接书写作者意图，他在作品中巧妙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他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
革命文学的雄鹰——高尔基
非常及时的书。
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
——列宁
俄国着名作家高尔基有个绰号，叫“革命的海燕”。这个绰号来自于他的一篇题为《海燕》的散文诗，作品描绘了海燕在暴风雨来临前的期待和兴奋，其中最后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谓是家喻户晓。高尔基的这篇作品深受列宁的喜爱，因为列宁觉得它预告了一场摧毁一切旧制度的革命。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时，列宁特别邀请高尔基出席，向与会的革命家们介绍说这个知识分子是“我们”的人；在以后的日子中，高尔基一直受到列宁的保护。
高尔基，俄国作家，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他的笔名是俄文中苦难的意思，作家的童年就充满了苦难，高尔基是这样描绘他的出生和童年生活的：“我于1868年或69年3月14日出生在尼日尼的染匠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希林的家里，母亲是他的女儿瓦尔瓦拉，父亲是彼尔姆的一名小市民，他名叫马克西姆·萨瓦季耶夫·彼什科夫，职业是装饰裱糊工。从那时起，我就光荣而清白地享有油漆业行会成员的称号。我5岁丧父，母亲死在库拉文纳村。母亲去世后，外祖父把我送进鞋店当学徒。9岁，外祖父就用《圣经集》和《日课经》教我认字。我不想干修鞋做靴这种活计，终于逃跑了，后来又到绘画师那里当学徒，我还是溜之大吉了。不久，我进了画圣像的作坊，后来又到轮船上当伙夫，后来还帮花匠打杂。在15岁前，我就靠干这些活计维持生活。我酷爱书籍，经常读一些不知名作者的古典作品，如《古阿克——一名无可战胜的忠诚者》、《安德烈·别斯斯特拉什内》（即《无畏的安德烈》）、《亚潘恰》、《致人死命的亚什卡》等书。”15岁以后，高尔基独身一人前往喀山求学，他本以为“科学是无代价地教给那些愿意学习的人们的”，但是实际上身无分文的高尔基不可能被接受，于是他只好在面包店做学徒，每个月仅有3个卢布的工钱。求学的尝试失败了。他沦落社会，同那些“沦落的不幸者”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在高尔基的《科诺瓦洛夫》、《沉沦的人们》等作品里，人们可以看到他在底层呻吟的缩影。在沉重的磨难下，高尔基曾企图自杀。但意志终于占了主导地位，他战胜了死神。人世间的艰辛不能泯灭高尔基对文学的热爱，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是他在贫困潦倒中最知心的朋友。可以说高尔基是一位从底层大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高尔基早期的作品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同时并存。无论是短篇佳作还是长篇巨着，高尔基始终把普通人的美好品质和深重灾难联系在一起，表达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的精神世界。《海燕之歌》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为什么能长期地激发人们为美好的明天去奋斗呢？用高尔基自己的话来回答就是：“文艺的任务是要把人身上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表现出来，激起人对自己的自豪心和责任感，……”
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高尔基的创作也不断转变。他早期创作的浪漫主义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批判极端个人主义、庸人哲学，表现了追求新生活的献身精神。世纪之交完成的社会分析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三人》批判俄国资产阶级，提出生活意义主题。高尔基把19世纪的现实主义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他只肯定文学对资本主义给予批判从而得出革命结论，而否定作家如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探索俄国化道路、塑造“俄罗斯灵魂”的做法。高尔基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认为文学应该“激励起对现实的革命态度，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的态度”，认为塑造新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主要表现。
中国读者对高尔基显然不会陌生。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瞿秋白、戈宝权、汝龙等翻译家的大笔不断地把高尔基介绍到中国来。《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阿尔达莫洛夫家的事业》、《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等作品就是其代表之作。
在这些作品中，《母亲》是自觉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范本。《母亲》不仅描写了工人的现存生活，还描写了他们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发展过程。
巴威尔和他的母亲两位英雄形象体现了俄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小说一开始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展示了帝俄时代工人的处境和老钳工米哈伊尔·符拉索夫悲惨的人生。《母亲》不是只揭露社会病痛而引起疗救的注意，它本身也指明了道路。年轻的巴威尔没重复父辈的人生。他生活在工人运动发展的时代。在革命知识分子帮助下，他和工人们学习革命理论，培养阶级意识，并在日后的“五·一”游行时向群众宣传革命理论。巴威尔在法庭上演说是小说的高潮。这篇演说体现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真诚。母亲尼洛夫娜是俄国革命群众的代表。小说通过这位底层妇女的觉醒过程，表现革命理论教育人、改造人的力量，表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度和广度。母亲的形象在小说视觉上占有重要地位。小说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是通过她的眼睛、感受来描写的。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了母亲丰富的内心世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母亲》广泛地描写了革命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小说对母爱、爱情和友谊的描写，展示了革命者崇高的精神世界，这是作者理想主义的表现。这和“十月革命”前后他在《不合时宜的思想》论集中所表现的对俄国革命和文化发展的见解以及忧虑，组成了高尔基完整的文化观念。而他的种种忧虑一定程度上预言了许多日后所发生的历史性悲剧。
哥萨克作家肖洛霍夫和他的顿河世界
我作为一个作家，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的天职在于，用我过去和将来的一切作品，向劳动的人民、建设的人民、英雄的人民表示敬意……我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变得更完美，心灵更纯洁，能够唤起对人的爱，唤起人们积极地为人道主义和人类的进步理想而斗争。如果我多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是幸福的。
——肖洛霍夫
有一个出身哥萨克的作家，他使得顿河赫然出现在文学的地图上，因为有了他才有了世界文学上辉映一代的顿河故事。苏联着名作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就是顿河故事的作者，他贡献于人类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的作品，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展示自己的生活世界，他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渗入他的爱憎和希望。作家生活中那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和他的深刻感受，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有力的表现。他是在俄国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1905年，他来到这个世界，正是俄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举行罢工起义的一年，在以后他的生活里，俄国以及整个世界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加入了这个历史的进程，经过了国内战争、农业合作化运动、卫国战争这些重大的历史阶段，他遇见了那么多的惊涛骇浪、艰难险阻，他体味过革命斗争胜利的欢乐，也对俄国人民和整个人类所经受的苦难忧心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