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洛霍夫出生在顿河地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里。肖洛霍夫的一生是和哺育他成长的顿河分不开的；每当提起顿河的时候，自然要想起它的歌者肖洛霍夫，而在谈到作家肖洛霍夫的时候，我们的眼前也会浮现静静的顿河。顿河的两岸居住着自由的哥萨克。哥萨克本是俄国内地的农奴，他们不堪沙皇的剥削和压迫，逃到了顿河流域落户。他们是性格粗犷、酷爱自由、崇尚正义的一群。顿河两岸流传着许多悲壮的英雄史诗、起义者的传说以及瑰丽的哥萨克民间歌曲。这种英雄主义的传奇色彩和异域的情调可以在这位哥萨克作家作品中找到。在他那些举世闻名的小说里，描绘了哥萨克在革命和战争中的激烈沸腾的斗争生活，他们“脱胎换骨”的苦难，以及他们最后走向新道路、建设新生活的历史进程。哥萨克的那块天地里的世世代代人的生活组成了一幅史诗般的、充满泥土气息的、生动绮丽的画卷。
《静静的顿河》是他创作中的一部史诗性的力作，从1925年开始，15年的艰辛笔耕终于完成了这部巨作。肖洛霍夫说他想在小说中“表现革命中的哥萨克”。小说开头有一首歌唱哥萨克血泪历史的古老民歌：“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的滚滚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静静的顿河》通过描写顿河边几个哥萨克家庭的悲欢离合，再现了20世纪初俄国社会动荡变革的历程，描绘了这场历史进程中人们的思想、感情、意识、风习等的震荡冲突。哥萨克独特的风土人情、哥萨克各个阶层的变化、广大哥萨克人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以及卷入历史事件强大漩涡中的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麦列霍夫一家生活在帝俄时期顿河流域的鞑靼村里，他家的小儿子葛利高里爱上了邻居的妻子阿克西尼亚。阿克西尼亚一直受到丈夫的虐待，在斯捷潘服役期间与葛利高里有了私情。葛利高里的父亲匆匆安排他与村中一位姑娘结了婚。可是葛利高里并不爱她，公开与阿克西尼亚同居，终于成了村人间谈论的丑闻。羞愧的父亲痛打了儿子。儿子因此和阿克西尼亚离家出走给别人帮工。不久，葛利高里应征入伍。而父亲给儿子娶的那位姑娘发现丈夫对自己毫无感情，一度想要自尽。经麦列霍夫家劝慰才平静下来。可是葛利高里休假回家，发现阿克西尼亚和地主家当军官的少爷尤金偷情。葛利高里找到尤金打了一架，又痛打了阿克西尼亚一顿。然后他回到自己家中，请求妻子的原谅。俩人言归于好。
葛利高里休假结束，回到军队，他在军队中勇敢杀敌被授予十字勋章，成了村中第一个骑士。在部队中他遇到哥哥彼得罗和情敌斯捷潘。斯捷潘多次想害葛利高里，都没有得手。葛利高里不计旧怨，还在一次战斗中救了斯捷潘一命。这时政局动荡。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鼓动革命，吸引了众多的士兵。不久，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建立。很快，国内战争爆发，哥萨克民族要求建立一个顿河流域自治政府，许多人加入了反革命武装，而更多的人则组织起来与白军作战。葛利高里也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军官，但是他看到红军顿河领导人波得捷尔珂夫残害被俘的哥萨克军官并处死全部俘虏，深为不满，于是回到家乡。葛利高里回村后，传来红军要打来的消息。村民们都准备逃离，葛利高里却不愿意。听到红军烧杀抢掠的消息，恐慌的村民组织起来反抗。葛利高里拒绝了村民要他作头目的要求，他哥哥彼得罗成了头目。革命军受白军反扑溃败。葛葛利高里碰巧遇到被俘的原红军上级，他愤怒斥责他残杀白军战俘。
1918年时，顿河哥萨克地区成了革命与反革命争夺的战场。鞑靼村中有的投向白军，有的投向红军。葛利高里和彼得罗都已成为白军头目。心狠手辣的彼得罗，是一个彻底的反革命。不愿滥杀无辜的葛利高里无意参与什么主义之争，只想早日回到和平的生活。叛乱仍在继续。这时，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的尤金回到了家乡，他与一个女人结了婚。可是他的情妇阿克西尼却一直在等着他，尤金结婚之后便给了她一些钱让她走，这使阿克西尼亚倍受打击。而葛利高里厌倦了战争，他回到村中，红色政权接管了村子。他现在对阿克西尼亚已没有丝毫恋情了，而对娜塔利亚渐生好感。红军开始肃清敌对势力。葛利高里只得连夜逃走。
哥萨克人上层人物发动判乱，彼得罗很快成为指挥官。他在叛乱中对红军毫不留情，后来被红军俘虏打死。葛利高里在叛军中任师长。彼得罗之死改变了他，他开始变得残酷无情，杀人如麻。但他对老弱病残从不滥杀。他回家度假，这时葛利高里已对打仗和纵欲厌倦了，但他仍怀念着最初的情人阿克西尼亚。妻子娜塔利亚对他逐渐冷淡。他返回部队之前在顿河边遇上了阿克西尼亚，俩人旧情复发。不久大批红军赶来击退了叛军。红军又接管了鞑靼村。娜塔利亚因伤寒留在村中。身为师长的葛利高里却在战事之余接来了阿克西尼亚。俩人又恢复了往日的亲热。白军又打回来了，叛乱分子被编成一支正规军，葛利高里担任骑士中队长。白军开始屠杀那些曾帮过红军的人，鞑靼村陷人恐怖之中。在红军强大的攻势下，白军节节败退。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亚因阿克西尼亚患病而没能逃走。她后来自己返回了鞑靼村。葛利高里则加入了红军，参加了与波兰人的战斗。他再度回到家乡后，红军立刻派人来抓他，他又逃走了，并加入了新的白军。但是这支白军很快被击溃，葛利高里回到村中，在带阿克西尼亚出逃时，阿克西尼亚被一支追击而来的红军巡逻队打死。葛利高里扔掉了武器，回到了家中，守着他唯一的亲人——他的儿子生活。
小说场景宏伟，画面生动；宏大的战争和革命场面与细腻的日常生活场面相互转换，风景描写与人物心理变化彼此衬托；众多人物及其命运在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中得到了深刻表现。正如肖洛霍夫写给高尔基的信中所言，他在《静静的顿河》中所写的“都是严酷的真实”，这一点是其最大的成就之一。本书另一成就是塑造了葛利高里的复杂形象。小说整个复杂而曲折的故事以他生气勃勃的登场开始，以他痛苦、孤寂的下场结束。小说全部重大而多方面的内容都是通过他坎坷、艰难和最后毁灭的一生经历而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形象得到小说里最多方面深人细致的描写，在他身上倾注着作者的全部思想和艺术激情。
小说开拓和创新了史诗小说这一体裁。作者善于通过描写人的心灵活动来写“人的魅力”，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哥萨克农民放在文学描写的中心，真实再现了他们的感情世界，显示出这一特殊阶层的“人格魅力”。在小说结构上作者匠心独运，整部书的情节发展腾挪跌宕，故事演变曲折自然，头绪纷繁而线条分明，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静静的顿河》作为顿河故事中最杰出的一部，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小说引用了许多民歌民谣，尽现了顿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乡土风情。
影响一个时代的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只有我们这样的人，只有像我们这样发疯似地爱生活、爱斗争、爱那新的更好的新世界的建设工作的人，只有我们这样能够了解并且看到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人才不会随便死去，哪怕只有一点机会，也不能放弃生活！
——奥斯特洛夫斯基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奥斯特洛夫斯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这样一本书，它不是那种文学象牙塔的产物，它不是阳春白雪那样因其文学华彩而赢得好评的书，它是一本行动的书，面向美好生活行动的书。自从它传入我国就成为引导一代又一代人走向美好的生活的指南，它不仅激起了许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坚信，也激励他们为了美好生活而奋斗。
本书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一个普通的工人、红军战士、共青团基层干部。1904年出生在乌克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有大量情节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他同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年幼家贫失学，做过小工，后来参加红军，在战争中负过伤，不久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这种绝境中，他不能用行动继续为了理想的生活而努力，他想到了人的精神，他要把美好生活的信念传到每个人的心中，于是他拿起笔，不，到后来他已经不能拿笔了，但是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坚信支持着他，他靠口述，请亲友笔录，在3年的时光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杰作。
小说的结尾说，保尔终于等到了世人对小说的赞赏，州委的电报：“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可是实际生活中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却没有那么幸运，它的小说经历了许多波折，才最终出版。开始，小说寄给出版社之后，得到的结果是退稿。在朋友们的努力下，一家杂志社在不现眼的位置登载了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而在这期间，评论界完全没有看到这部杰作，他们始终保持了不发一言的沉默，似乎根本没有发现这部作品的问世。相对于评论界的冷漠，读者却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没有任何评论家的指引，读者发现了这部名作的价值。还在手稿期间，作品便在当地读者中不胫而走。在杂志连载期间，图书馆里借阅的人排成了一长队。读者的信件雪片似地飞向编辑部，那个杂志的编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读者中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有一位读者在给作者的信中说：“尼古拉，好兄弟！给你写信的是克拉斯诺达尔机车库一个你不认识的钳工。现在是清晨5点，我一整夜都在读你的保尔的故事。我太喜爱他了。他的冤家对头，全让我用钢笔尖给戳了个遍。杂志戳烂了。如今我呆坐着，不知道怎么还到图书馆去。”正是读者发现了这本源自生活、为生活而写的好书。
然而作为专家的评论界却继续保持着沉默。直到1935年，着名记者和作家米·科利佐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对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通讯报道《英勇》，使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和故事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作者1936年12月22日去世前的两年间，小说用各种语言重印再版了50次，总算没枉了作者的一片苦心。
人们阅读这部作品，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每一次阅读都震撼着他们的心灵，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激发了他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所以长盛不衰，一是因为它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二是它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的光辉形象。保尔是那个时代一面最辉煌的旗帜，他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而无私奉献的精神，他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他不畏任何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都已经超越了时代，成为后世人生活的航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其中对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以至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描写不无偏颇，但瑕不掩瑜，这部作品以它自身的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要写了一个普通工人，保尔·柯察金为了美好生活的理想而奋斗的一生。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严竣生活，在对旧生活的反抗到为新生活而斗争这个过程中，他一步步成长起来。他的成长不是“性格的自我发展”，而是如同作者在回忆自己一生时所说：“钢是在熊熊大火和骤然冷却中炼成的……我们这一代也是在斗争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保尔的一生是崇高理想与现实生活结合的一生。小说通过主人公发出了这样激动人心的独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侯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今天看起来保尔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人们由此开始重估保尔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其中有不少的质疑，但更多的是人们仍然在怀念那个为了美好生活而不断奋斗的保尔。保尔已经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命途多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
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
——1958年苏联《真理报》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被梦魂缠住，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帕斯捷尔纳克《夜》
诺贝尔文学奖被许多作家视为极高的荣誉，每一个获奖者都因此而引以为豪，可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中却有一位因此而毁誉交加，这就是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前苏联着名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来说隐于荣誉之后的是巨大的耻辱和深重的灾难。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是前苏联的诗人、小说家。他1890年生于莫斯科一个艺术家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多方面的艺术熏陶。他最早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出现的，191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后来又出版了诗集《在街垒上》、《生活啊，我的姊姊》、《主题与变调》等，这表明他已经成了诗坛上的一颗明星。“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现实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6年，长诗《施密特中尉》、《1905年》的发表标志着诗人将视角转到现实与历史方面来，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诗人完成了组诗《在早班车上》，文字风格趋向明朗。他在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也着有一些散文和小说。1957年，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发表使他在小说方面的成绩一度盖过了他的诗名。这部对历史深沉思考的长篇小说在西方引起了轰动。“因为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中，都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作家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可是他在国内却备受折辱，不仅作品受到严厉批判，作家本人也被开除作协会籍。在强大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作家在孤独中病逝。
最能显示帕斯捷尔纳克恒久的艺术生命力的是他的着名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该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为历史背景，记述了日瓦戈医生的悲剧遭遇，反映一代知识分子对革命时代的复杂心路历程。小说从一个侧面描写了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的某些残酷的社会现实。
自小丧母的日瓦戈被舅舅格罗米柯教授抚养成人，成为一名医生。在沙皇军队中，他目睹了战争的苦难和俄罗斯人民的痛苦。“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让医生兴奋不已：“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割去了腐臭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判决书……”然而革命没有带来一劳永逸的幸福安宁，革命之后还有混乱和饥饿，日瓦戈一家也陷入饥饿的困境中。革命并没有像医生想像得那样一切都好了，他开始思考革命之路：“你不能否认这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而是某种从未出现过的荒诞的东西……”对于知识分子日瓦戈来说，革命干扰了他正常的生活秩序，他无法行医和写作。他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也没法继续下去了。有一天他去城里借书，红军游击队员截住他，他被迫到游击队里当医生。因此他同妻子和儿女分了手。过了一年，他从游击队里逃了出来，回到家中，可是家中空无一人。于是他同情人拉娜生活在一起，可是只过了12天，拉娜突然被一位神秘人物接走。走投无路的日瓦戈只身回到莫斯科。8月末的一天，他准备去医院上班，上了一辆拥挤不堪、密不透风的电车。日瓦戈好不容易挨到下车，可只走了两三步，就一跤跌倒，从此再没有起来……一个勤于思索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去了。日瓦戈由欢迎“十月革命”，转而怀疑革命，折射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真实的心路历程。日瓦戈是大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始终抱着美好生活的理想，可是现实中新的苏维埃政府并非他想像的那样十全十美，革命对于新社会的建设，日瓦戈没有看到，他只看到了革命带来的污秽和丑陋。这正是鲁迅所说的撞死在自己理想之上的知识分子。
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写成之后，寄给了苏联的《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但编辑部不予接受，并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你的小说的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首先是你对“十月革命”头10年的看法，旨在说明这场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作家并没有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的一位出版商。对方被这部小说的深度所震撼，马上用意大利语翻译出版。不久小说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在欧美各国风行一时，许多人认为，《日瓦戈医生》是在《战争与和平》之后又一部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不朽史诗。
几经周折，《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在冷战时代诺贝尔文学奖也被赋予了某种冷战意味。小说的政治化倾向开始被许多人所讨论，有些人借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和字句攻击苏联。一本小说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大战。苏联也开始反击这些言论，莫斯科《真理报》撰文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时间苏联国内许多人开始批判起帕斯捷尔纳克。苏联政府甚至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如果帕氏出席颁奖大会并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对他绝不挽留。这完全出乎帕斯捷尔纳克意料，于是他宣布拒受诺贝尔文学奖，他致电瑞典文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怪。”为保留自己的国籍，帕斯捷尔纳克违心向《真理报》写信检讨了自己对革命的不正确认识。帕斯捷尔纳克的委屈求全保全了自己，后来，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庄中度过了残生。而他本人则成了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因此而招致耻辱和灾难的作家。
用文学反思极权主义——索尔仁尼琴
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上的领奖演说
诺贝尔文学奖虽说是当今世界文坛的最高荣誉，但是一碗水从来不可能端平，一个多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也伴随着一个多世纪的争议，特别是在冷战时代，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处在冷战双方的作家往往成为争议的一个焦点，如果说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是第一个，那么索尔仁尼琴则是另一个成为这种争议的作家。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战死在德国，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在学习上他刻苦努力，他虽然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但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却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后来他应征入伍，参加卫国战争，当过炮兵连长，还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1945年2月，他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在前线被捕。此后，他度过了在劳改营的8年。十几年后的1957年他才被宣布“无犯罪事实”。此后，他在梁赞市的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教课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很快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据说，他是经由赫鲁晓夫批准发表的。着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甚至赫鲁晓夫也高度评价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这篇小说引发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不久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可是不久风云突变，《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的政治风向中受到公开批判。这使得索尔仁尼琴所写的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年）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年）不可能在苏联国内公开发表，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因为涉及苏联的敏感问题很快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索尔仁尼琴因此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这被苏联官方视为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也开始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不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他飘荡国外多年，直到1994年，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他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才开始在国内公开出版。
索尔仁尼琴坚信文学所负有的崇高使命。他主张文学肩负起这种崇高的使命，而使文学成为民族的活的化石是他的文学理想。最能表现索尔仁尼琴这种抱负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显然是前苏联时代的某种隐喻，在这里“说来令人高兴，在古拉格什么都是可能的。最阴险卑鄙的勾当和各种各样的背叛行为，完全意想不到的邂逅和深渊边缘上的爱情——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人眉飞色舞地向你讲述，什么人在文教科官方手段的作用下得到了再教育——那你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瞎扯淡！
在古拉格一切人都在接受再教育，在相互影响下和在环境影响下接受再教育，在不同的方向上接受再教育——但是，还没有一个娃娃犯人，更不用说成年犯人，是由于文教科的手段而得到再教育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阴影。这部长达140万字的巨着，被称作苏联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法制历史最精炼的描摹。书名“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它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用“群岛”这个比喻，意在说明这种制度无孔不入，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全书由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七部分组成；“群岛居民”的经历是全书的线索，中间还穿插了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显示了俄罗斯史诗文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的新进展。索氏在《古》一书中以白描的手法，未加任何渲染，也没有无谓矫饰地叙述了苏联劳改营的产生、发展和逐渐衰败的过程，对其中涉及的一些本质性敏感问题也毫不回避，充分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勇气。索氏以亲身体验为基线，一层一层展开把读者带入一个20世纪人间地狱，书中处处闪烁着一个人道主义者对人间丑恶的痛恨。书中不止于感情的控诉，还作了大量的理性思考，作者深刻反思了革命后的极权政权对人性的扭曲。作者也写了古拉格群岛的子民们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的抗争。劳改犯们为了生存，用帽子当饭碗，为了不至于被冻死而拼命干活……古拉格群岛的历史又可称作是一部民族奋争的史诗，是一曲20世纪超越了《命运》的宏大交响曲。
这部小说受到关注是与它所暴露苏联的阴暗面分不开的，这使他在文学史上受到很多非议，这种带有强烈现实诉求的作品在艺术上靠得住么？事过境迁后这仍是许多读者的疑惑。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最好的方式还是你自己进入到这部作品中，你也许会平心静气的发现它的价值。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为美国诗坛吹响革命的号角——惠特曼
这一代的男人和女人们，以及以后的各代人，我和你们在一起。
——惠特曼
他活过了，他死了，而死已不如从前那样可怕了……他所讲述的那些勇敢的话还会像号角那样向那些垂死者响亮地吹奏……他活着时我爱他，他安息之后我仍然爱他。
——罗伯特·英格索尔在惠特曼墓前的讲话
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于1819年出生于美国长岛亨廷顿附近的西山村。他年幼时只在布鲁克林上过5年学，11岁时就当了律师事务所的勤杂工，后来又在几家排字车间学习。1836年至1841年间，他在长岛各地当乡村教师。不久他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与少量诗歌，当了一段时间的报纸编辑，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
1848年是惠特曼一生中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开始决心当一名作家，并更多地转向了音乐、文学、绘画、雕塑等方面。在此之前，他所写的东西只是一个编辑的份内作品，算不得是文学。
这一决心的结果，便是在1855年的美国国庆日这一天，惠特曼自费出版了他的《草叶集》。初版《草叶集》很薄，还不到100页，包括一篇序和12首诗，卷头有一幅惠特曼的铜版像。当时的惠特曼还年轻，他有些随随便便、心不在焉地站在那里对着镜头，一副劳动者的打扮，斜戴着草帽，衬衫领口敞着，嘴上蓄着短须，右手插在裤袋里。这样的形象很能代表他的这部诗集的风格：年轻，有朝气，粗犷，有那么一点肆无忌惮，带有一种自信，自以为是个先知和代言人。他在自序里说的“一个诗人必须和他的民族相称……他的精神应该和他的国家的精神相呼应……”云云，就确实带有点先知的口吻。不过照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位诗坛新人似乎不应该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草叶集》在评论界招来一片骂声，口诛笔伐的文章要比这部薄薄的册子厚得多。评论家们还都很不客气，有的话还带了一些人身攻击的成分，看上去和骂街已经没什么两样。波士顿的《通讯员》称这部诗集为“浮夸、自大、庸俗和无聊的大杂烩”，作者则是疯子，“除了给他一顿鞭子，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英国人也来凑热闹，伦敦《评论》报认为“作者的诗作违背了传统诗歌的艺术。惠特曼不懂艺术，就像畜生不懂数学一样。”
初版《草叶集》印了1000册，一本都没有卖掉，全送了人。不过似乎没什么人愿意领惠特曼的情，他送惠蒂埃的那本被很干脆地扔进了火里，而朗费罗、洛威尔、霍姆斯等人也都对它不屑一顾，这些早已功成名就的诗人们显然认为，这位外表看上去和他的诗歌（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一样粗野的木匠的儿子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他们的同行。若干年后，当人们回过头再去读爱默生的那封信时，里边的话已不再被看做是溢美之词了，惠特曼和他的《草叶集》确实都当得起这样的评价。这时爱默生早已作古，但《草叶集》却犹如一个不断萌动的有机生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茁壮成长，8次修订，8个版本，到1892年惠特曼逝世前，已出到第9版，里面所收的诗歌也由原先可怜的12首发展成近400首。
几十年间，时代的变迁是巨大的，美国经历了一场内战，罪恶的黑人奴隶制被废除，一位伟大的总统被刺杀，70年代发生了大规模的劳工运动；所有这些都成了充实《草叶集》的重要内容。惠特曼是一个时代的歌手，当狄金森在幽闭的居室中经营自我的诗歌世界的时候，惠特曼经历了他认为应该经历的一切，“这一代的男人和女人们，以及以后的各代人，我和你们在一起”。
林肯之死震撼美国，现在当我们要为当时人们的悲痛和悼念之情找一个合适的注脚时，惠特曼的诗总是被第一个提起。他的那首《啊，船长啊！我的船长》曾被选入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我相信很多和我同龄的人最初接触到惠特曼，就是从这首诗开始的。
评论家们对《草叶集》向来有个共识，那就是认为这部诗集是一个以草叶为象征的有机生命体，“洋溢着希望的绿色素质”。回顾《草叶集》的成长历程，这话是没说错，但我总觉得还不够。我更愿意认同惠特曼自己对《草叶集》的看法，他说：“同志，这不是一本书，谁接触它，就是接触一个人。”这是一句非常感性的话，包含了惠特曼在几十年间经历的无尽沧桑。惠特曼一辈子只出过一部诗集，但已经足够了，因为这部诗集已经足够令他位列美国诗人之王而无愧色。我更想说的是，他为一部书所倾注的那些心血，所承受的那些风风雨雨，已经是他那些一部又一部地出书的同行们所难以想像的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同时代人漠视了他的存在，虽然他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歌唱，但他的歌唱是要付出代价的。《草叶集》的出版从来不是一片坦途，它是书籍检查官眼里地地道道的“淫书”。
1865年夏，惠特曼失去了他在华盛顿内政部的公职，因为新任部长在读到《草叶集》后，认为作者是个不道德的人。就连他的那位知音爱默生也并不总是毫无保留地赞同他。1860年《草叶集》第三版行将推出时，老先生劝惠特曼把其中描写性爱的组诗《亚当的儿女》抽掉，但惠特曼并没有因为知遇之恩而接受他的意见。当出版商们把《草叶集》看做洪水猛兽时，惠特曼就自己排印，自己发行，甚至自己出去兜售，这让人不得不对惠特曼的那种自信和执着感慨万分；《草叶集》能出到第9版绝对是个奇迹，惠特曼没转行去干别的也是个奇迹。现实毕竟不是童话世界，爱默生的褒扬并没有令惠特曼荣名一生，他身后地位崇高，生前却是异常地寂寞孤苦，惟有《草叶集》伴其一生。
惠特曼的诗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不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接受，绝大部分原因是里面所描写的有关性的内容。当时嫖妓的美国人不在少数，但公开为性爱歌唱的人却很罕见。惠特曼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坦率，特别大胆，他在一首诗里宣布“性包罗一切，肉体、灵魂、意义……世上一切的政府、法官、神、信徒们／这些都包罗在性里，作为它的各部分和理所当然的明证”。他甚至还写到了同性恋，这些在当时清教传统根深蒂固的美国社会中无疑都是惊世骇俗的，惠特曼也因此背上了色情诗人的骂名。100多年后，金斯堡也推出了同样惊世骇俗的《嚎叫》，但他可没有惠特曼那么孤独，金斯堡的狂热信徒之众是生前的惠特曼想都不敢想的。社会风气仿佛是放宽和了。到了今天，惠特曼究竟是不是个色情狂，相信已经很清楚了。在我眼里，《草叶集》始终是一个人的形象，这是个像惠特曼那样的典型的美国男人，从欧洲大陆带来的那种清教徒气质被统统丢掉，不修边幅，有些粗野，充满了七情六欲，但生气勃勃，在艰苦的拓荒生活中时时放声歌唱，尊重女性，同时也毫不掩饰对对方的爱慕与性的渴望。这个美国人为美好的性爱歌唱，就像歌颂平等、民主和自由，同样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不管有没有必要，把有关性的内容抽掉，《草叶集》还是一部伟大的书，不过已失去了很多极具生命力和美国特色的东西。
《草叶集》解放了美国诗歌，甚至对整个英语诗歌来说，它的影响也可以用“革命”二字来形容。当朗费罗等人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还在同欧洲传统亦步亦趋时，惠特曼已创造出了一种富有内在节奏的自由体诗，可以说从他开始，美国诗歌才真正获得了气势磅礴的表现力。后来的美国诗人，比如金斯堡，把惠特曼看做是创作上的导师，是有道理的。
中国的新诗革命有很大一部分功劳也可以归到惠特曼身上，因为旗手郭沫若原本就是他的信徒。终其一生，为了《草叶集》，惠特曼都在进行着战斗，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反对“躲躲闪闪、鬼鬼祟祟、模棱两可，不敢打出鲜明旗帜”的艺术，他的诗歌就是那么的坦率而有力。惠特曼捱了一辈子的穷，晚年中风瘫痪，孤苦地在一个小镇隐居。我相信在那段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惠特曼和他的这部诗集之间已经不光是一种相濡以沫的关系，二者已融为了一体，任何一方倒下，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有的诗人值得你付出自己全部的灵魂去爱他，惠特曼就是这样的诗人。他早就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民族诗人了，除了他那个时代的着名演说家罗伯特·英格索尔在他墓前的讲话外，实在没有别的什么言语能更恰当地表达世人对这位诗人的尊敬和喜爱了：“他活过了，他死了，而死已不如从前那样可怕了……他所讲述的那些勇敢的话还会像号角那样向那些垂死者响亮地吹奏……他活着时我爱他，他安息之后我仍然爱他。”
为娱乐的写作——爱伦·坡
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
——萧伯纳
在美国文学界再也找不到一个比爱伦·坡更加命运坎坷的大作家了。他的一生大多在同命运搏斗的逆境中度过。在爱伦·坡成长的时代，美国文坛文豪辈出，欧文、库伯、梭罗、霍桑和爱默生等等，不一而足，但历史却只给爱伦·坡戴上了天才的桂冠。
1827年5月，位于波士顿市华盛顿街70号的一家小印刷所出版了一本名为《帖木尔及其他诗》的薄薄的诗集。那家印刷所的老板兼工人是个19岁的小伙子，名叫卡尔文·F·S·托马斯，他把自己的名字印在该书的扉页上。那本诗集的作者是个18岁的青年，名叫埃德加·爱伦·坡，但他在诗集上留下的作者署名则是“一个波士顿人”。时光荏苒，那位姓托马斯的印刷商自那之后便销声匿迹并无从查找，而那位匿名作者后来却蜚声文坛并名垂青史。那本收诗10首、只印了大约50册、售价为12美分半的诗集原版，如今只有4册留存于世，早已成了美国文库中的无价之宝。
爱伦·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40年（1809—1849年）。爱伦·坡于1809年1月19日生在波士顿的一个流浪艺人的家庭里。他很小就父母双亡，被他的教父收养。在里士满他养父母的家里，他几乎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家具齐备的房间、最新式样的服装、各种他爱读的书籍。他甚至还有一架养父约翰·爱伦为他买的天文望远镜，并经常约朋友来家和他一起眺望星空。
少年时代的坡遭受过一次打击，那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去世。这女人是坡的同学罗伯特·斯坦纳德的母亲，她端庄美丽，成了坡心中美的偶像。1824年4月，31岁的斯坦纳德夫人病故，坡为此非常伤心，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神思恍惚，常做恶梦，而且多次在夜里到斯坦纳德夫人坟头哭泣。这种“失美之痛”使他后来写出了《致海伦》一诗。就在斯坦纳德夫人去世前后，约翰·爱伦的商行在长时间不景气之后终于倒闭，这段时间爱伦动辄发怒，坡开始感到往日的父爱越来越少。不过约翰·爱伦仍然把坡送进了弗吉尼亚大学，但令人费解的是，当时弗吉尼亚大学每名学生1年的费用约为350美元，而爱伦只给了坡110美元。这导致了坡后来中途辍学并最终与养父决裂，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坡是怀着他的文学梦开始漂泊的。可惜他在波士顿出的那本《帖木儿》无人问津。迫于生计，他化名应征入伍，后来还进了西点军校。可对文学的渴望使他设法离开了军校。在其后的日子里，他为了生活苦苦挣扎。
1849年10月3日，有人在巴尔的摩街头发现了处于昏迷状态的坡，4天后，在美国文学史上，堪与马克·吐温并称的小说家兼诗人爱伦·坡溘然长逝。死之前，他对着头顶阴霾的天空愤愤叫道，“愿上帝保佑我！”这是他向命运第一次乞求宽恕，也是最后一次对之最有力的抗争。
综观爱伦·坡的一生，一直都陷于痛苦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不幸总是接踵而来，他失去双亲，继而失去兄妹，再而失去对其呵护有加的养母、失去爱妻、失去生活保障、最后失去种种生活的理想，致使他的内心始终处于颤栗之中，恐惧占据他心头。“恐惧”是他一生的主题，也成为他所有作品的主题。
在他短短一生写下的不少作品中，文学评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时文坛上，除了詹姆斯·罗塞尔·洛威尔之外，几乎无人可与之抗衡。洛威尔一向不轻易赞扬别人，却把坡誉为“最有见识、最富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当代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称“坡的文学评论确实是美国文坛上空前的杰作”。
他一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的艺术主张几乎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中，包括诗歌、短篇小说和论文。在这些作品中，他声称“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不是真理。”他认为“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音乐是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对诗人力求表现超凡绝尘的美尤其重要。而在故事写作方面，艺术家就不妨力图制造惊险、恐怖和强烈情感的效果。而且每篇作品都应该收到一种效果。”
坡的小说，特别是恐怖小说，不仅描绘了令人战栗的现象，而且抽丝剥茧地探讨了因恐惧而丧失理智的过程，成为心理分析小说的滥觞。爱伦·坡首开先河创造了四种迥然不同的小说叙述类型：一是恐怖悬疑小说，大多是与异常心理的探讨有关，被视为其代表作的，如《亚夏古屋的崩塌》、《贝瑞妮丝》、《黑猫》和《泄密的心脏》；二是假想故事，虽然不可信但具有寓言性，这方面的作品如《红死病之面具》、《别用你的脑袋跟魔鬼打赌》等；第三类是极为着名的，那就是侦探推理小说，爱伦·坡是侦探小说的鼻祖，着名的侦探小说人物柯南的形象与爱伦·坡《莫格街凶杀案》、《玛莉罗杰奇安》中的杜宾十分相似，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第四类是科学冒险小说，如《热气球轶事》。这四种类型都是爱伦·坡开创的先河。
真正的天才都是不幸者，他们很难得到同代人的理解和赏识。坡曾试图阐释死亡欲望，可在弗洛伊德为其下定义之前，谁会理解这种欲望呢？坡喜欢描写血淋淋的暴力，可在海明威那些短篇小说问世之前，谁会认为暴力小说也是纯艺术呢？坡特别擅长制造恐怖悬念，可那个时代的读者尚不知“心理恐怖小说”为何物。坡不止一次地以双重自我作为小说的主题，可当时评论家的词库中还没有分裂人格这个字眼。坡仰天浩叹青山绿水被高炉浓烟蹂躏，可19世纪的芸芸众生还没有环保意识。
坡俯首嗟叹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可那时的文化人并不热衷于谈论终极关怀。坡在《诗歌原理》中点评平克尼的一首诗歌时说：“不幸的是平克尼先生出生在遥远的南方，不然他早就成了美国的头号抒情诗人。”若平克尼真是生错了地方的话，那爱伦·坡则是生错了时代。这位不幸的天才本该生在我们这个不幸的世纪。似乎坡当时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他在《我发现了》中说：“我不在乎我的作品是现在被人读还是由子孙后代来读，我可以花一个世纪来等待读者……”爱伦·坡谢世已整整150周年，但愿他等来的读者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