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实际都是针对削弱卫太子及卫氏集团而发的。所以《汉书》记江充之所以敢无所顾忌地侵犯卫皇后和太子，正是因为他已预先“知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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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五年，大将军卫青死。此前霍去病及名相公孙弘、大儒董仲舒也皆已死。董、公、 卫、霍四人对武帝元光以后的新政影响极其重大。他们的去世令刘彻感到孤独和失落。
天汉年间，武帝再次下诏辟征才士，谓“名臣文武欲尽。”他在诏中说，马有性烈奔踢不服人者却能驰聘千里，士有背俗特行而有奇才者可立奇功，他要求举荐这样的人。“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土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云云。
这一求贤诏，显示了武帝试图再次拔擢新人的雄才大略，但也表明了他对已存在于朝中的旧官僚权贵集团的不满意。
武帝感到需要更新一批新的政治血液，来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彻底消灭匈奴的宏图远志。对朝中已存在的旧权势集团，汉武帝则决心不断任用酷吏，劾之以峻法，力求加以抑制。
武帝一朝，始终大力拔擢重用来自下层社会平民出身的文法酷吏，利用这种人对贵族势力的嫉恨，来抑制朝中的权臣、贵戚和王侯。
天汉年代以后，武帝重用江充，首先是看重他敢于出首举劾赵王，不畏诸侯权贵。同时也是为了让他能作为鹰犬来抑制太子周围的亲王、列侯、贵戚。因此他授予了江充很大的信任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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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汉年代以后，随着汉帝国疆土的不断扩张，由于对外不断用兵，国家财力匮乏，人民的负担加重，社会中的不满在上升。
元封四年，黄河水灾，关东流民二百万，流离失所，天下不安。天汉二年，山东流民暴动，群盗蜂起。
与匈奴的长期战争，汉军节节胜利。特别是元狩四年漠北大战后，匈奴王庭远遁贝加尔湖。汉军已控制过去在匈奴境内的大片地域，汉对匈战争由此已由自卫战争变成侵略性的。
持续不断的对匈奴战事和开拓西部新疆域的屯戌运动，已变得日益劳民伤财，其意义开始受到质疑。在天汉年间匈奴单于向汉庭示好以后，朝中要求停战和绥靖的呼声也高涨起来。
随着朝野上下内外批评声音的上升，卫太子周围的军功封侯集团也已厌烦艰苦的远征。他们的呼声无疑影响到太子的政治倾向。
在这种内外形势下，卫太子提出对内与民休息，停止酷敛，对外与匈奴和解，停止征伐四夷的新政方针。迫于舆论和形势的压力，武帝一度也开始考虑是否有必要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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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汉以后，武帝乃以“征和”为新年号。征和，有息征和平之义，也有政通人和之意。以“征和”为年号，显然表明武帝也有转变内外政策之意。此时刘彻已年逾花甲，他将部分权力和政事授予了太子。特别是在他外出巡狩期间，由太子监国。
《资治通鉴》记“征和二年”后，武帝“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而太子刘据“性仁恕温谨”，“宽厚”“守文”，与汉武帝政治风格多有不同。在其主持政务时，对汉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的做法“多所平反”，于是“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
“及太子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显然，刘据身边当时已经聚集了一批具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而政治观点与主流观点不同的人士。
“上每行事，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对此，了解刘彻性格极深的卫皇后知道是不行的。故她常对太子有所规劝，不愿他立即改变武帝的既定方针。但武帝知道后，反而说皇后错，太子做得对。
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的关系。武帝已意识到太子政策与自己的分歧。但他反宽慰太子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资治通鉴》卷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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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是由于与太子政治方针和理念的分歧不断扩大，武帝晚年以后明显地疏远于卫皇后和卫氏集团，转而移情于其他宠妃王夫人、李姬、李夫人，最后是钩弋夫人。
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仍一直保持，但贵为皇后想见武帝一面则日渐困难。
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已是67岁高龄，太子也近不惑之年，连孙子都有了。然而，他能否继承皇位的不确定因素却越来越增多。
太子与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朝臣中也分成了拥太子和反太子的两派。“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帝与太子间的分歧与矛盾日渐加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开始重新考虑卫太子的继承权问题。卫青临死前，显然已感觉到这一点。对此，武帝与卫青曾有这样一番谈话：
“汉家诸事草创，加以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大将军顿首谢，卫皇后闻知皇帝的告谕后也为此向武帝“脱簪请罪”。
武帝还亲自安抚太子，“我为其难，你为其易”，你就安心等着做一个守成之主吧！“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太子乃有不安之意。
也就是在这种极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江充为代表的反对卫氏集团的一派新兴政治势力看到了机会，乘机挑拨离间。
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本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即使是由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也难免面对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政治理念有重大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最终转化为政治危机。于是，具有敏感的政治嗅觉和投机之心，又一度受到汉武帝特殊信任并赋予重要权力的江充，利用这种矛盾而制造了“巫蛊”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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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情况，即武帝的宠姬李夫人家族的崛起。李夫人原是一个美丽的歌伎，通过其兄乐师李延年来到武帝身边，深受武帝宠爱，但李夫人不幸早死。她只留下一个王子刘髆，封昌邑王。李夫人有三个兄长：李广利、李延年、李季。李延年是音乐家。李季是一个市井无赖。李广利后来成为贰师将军。
武帝对李夫人爱得至深。以至李夫人死后常幻见其倩影，并且为了她写了一篇充满深情寄托怀念的“秋风辞。”李夫人临死时以儿子和兄弟相托武帝。但是，尽管武帝一生都是情色中人，却从来不会让情色或情欲操纵他的政治。象拿破仑一样，女人只是他用以调节紧张政治神经的药剂。以至他尊宠某个女人的家族，重用其亲戚，包括早年之重用卫青及霍去病，其中都往往是出于政治方面必须依靠谁的深层考虑。
霍去病、卫青死后，李广利逐渐取代了卫青的大将军地位。与主张改弦更张的卫太子不同，李广利积极支持武帝的对外扩张路线，成为武帝后期对外用兵的主要统帅。
但是，随着李广利军事地位的上升，新的李氏集团开始兴起。
太始元年，卫青旧部宿将公孙敖因妻子从事巫蛊连坐被腰斩。征和二年，族灭丞相公孙贺。而公孙贺是卫青和卫皇后的姐夫，卫太子的姨父。这实际是对太子身后的卫氏贵戚集团沉重打击的开始。与此同时，武帝则擢拔与李氏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刘屈氂出任左丞相。
刘屈氂是巫蛊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武帝的侄子，其父为中山靖王刘胜，是武帝的庶兄。但是，刘胜“好内”，夫人众多，生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刘屈氂仅是诸子之一，原来只任涿郡太守的小官。在公孙贺遭巫蛊案被罢相后，刘屈氂却平步青云由涿郡太守被调任中央，担任左丞相。他之所以能获得这一任命，关键原因是因为他与李广利的关系，“贰师（李广利）女为屈氂之子妻。”因此必然是出于李广利的引荐提携。
对这一牵涉裙带的任命，汉武帝实际仍是有所保留的。（“征和二年春，制诏御史：‘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公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东，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扰畜者。重事伤耗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作为诏书，以奸传朱安安，狱已正于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夫亲亲贤贤，周唐之道也。以澎户二千二百封左丞相为澎侯。’”）他认为这种任命只是临时的安排，同时决定对丞相一职分权为两，“分丞相、长史为（左、右）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
《汉书》记：“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其实，江充只是一个打手或鹰犬而已。利用巫蛊推倒卫氏集团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其实正是这位新丞相刘屈氂和背后的李广利。
卫太子的平反与轮台罪已之诏
1巫蛊乱后，武帝曾对田千秋反省说：“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武帝的这番话古今之研究巫蛊事件者几乎都没有予以注意。所以过去一直认为巫蛊之乱的祸首只是江充，而不是刘屈氂和李广利集团。相反，甚至认为刘屈氂是站在刘彻一边受命平定了这场动乱的功臣。
实际上，刘彻检讨这个事件的始末时还曾说过：“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俦、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
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令）余巫颇脱不止，阴贼及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
史料中这一段话的交代不是很明白。但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左丞相与贰师谋逆乱，巫蛊之祸才流及士大夫。”武帝又指出，巫蛊之案的最高行政负责人实际并不是江充，而是亲掘兰台（即太子宫）验蛊的左丞相刘屈氂与御史章赣。而江充又曾陷害公孙贺之子敬声及部属李禹与匈奴有勾结（“谋入匈奴”）。所有这些大案，并未经有关检察执法机构举证核查（“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问也”）。因此，武帝不再信任这些执法机构，而只信任刘、章、江组成的专案小组。
还值得注意的是，“巫蛊案之初，廷尉所治未及九卿。”本来廷尉是没有权力直接审治公卿的。只有丞相得到皇帝授权，才可能审理王公大臣们。那么正是刘屈氂指使江充（抛开了“廷尉”），然后才与胡巫设谋，而把椒房中的公主们、公孙敬声及李禹之属牵连陷害，甚至诬陷他们与匈奴勾结。又是刘屈氂亲自去兰台掘地，寻找证验，才制造了这起大祸乱。
由此可见，正是李广利身后的刘屈氂所代表的新兴李氏集团（丞相御史），伙同江充以及来自匈奴背景的胡巫势力，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默契与合作，才能以非常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政治势力。
而对于李氏集团来说，搞垮卫氏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废除卫太子，改变继承皇位的人。这是巫蛊之变之所以引发的重要原因。
2在卫氏集团被粉碎后，李氏集团开始着手筹谋夺取皇位继承权。征和三年（前90年），在李广利受命率兵出征匈奴的前夕，刘屈氂与李广利合谋立昌邑王为太子。史载：
“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尚（长）何忧乎？’（此言颇耐寻味。屈氂时任丞相，本来又有什么忧虑呢？只能是担忧陷害太子的阴谋被皇帝醒悟发现罢？））屈氂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之子也。”
然而，这一密谋却被内者令郭穰听知并密报武帝。郭穰又举报丞相夫人因为丞相曾遭武帝谴责，使巫师“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立昌邑王为帝。”武帝于是明白了真相，乃命有司案验，查证后属实。
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李氏集团制造巫蛊事件的真正目的。因此，王夫之《读通鉴论》谓：刘屈氂对卫太子“必出于死战，此其心欲为昌邑王地耳！太子诛，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结李广利，徇姻娅而树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积矣。”
王夫之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在李广利与刘屈氂阴谋暴露后，武帝可能由此意识到，巫蛊之乱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征和三年，刘屈氂“坐谋立昌邑王及使巫祝诅。”武帝毅然将李氏家族全部消灭了。刘屈氂被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同时李广利的妻子亦被收入狱，“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
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兄长、昌邑王刘髆的舅父。而李广利又与丞相刘屈氂为儿女亲家。阴谋被告发，刘屈氂被杀，于是李广利在前方投降匈奴。
但是这个叛徒被匈奴所轻蔑，不久就被卫律、阏氏找理由杀死。而曾积极参与江充陷害卫太子事件的武帝近侍马何罗，在江充被灭族后，又试图行刺武帝而被诛杀。
征和四年（前84），汉遣使入匈奴，单于使左右以巫蛊乱事难汉使者。曰：“汉，自以为礼义国也。然贰师将军降匈奴言前太子发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干。孰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而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单于留使者，三岁乃得还。
此事对武帝的震动是极其巨大的。
3“久之，‘巫蛊’事多不信。”汉武帝 “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臣子中虽有不少人认为太子无罪，但不敢向盛怒中的武帝陈明，只有并州壶关（今山西屯留东）的三老令狐茂最早上书，说：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
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所生也。
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小，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
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
这位三老的上书，使盛怒中的汉武帝回归于理性思考。但是，当时刘屈氂、李广利的阴谋尚未彻底暴露，因此武帝仍未下定为太子平反的决心。
直到李广利叛变，马何罗谋刺，江充胡巫阴谋集团陷害太子的罪案逐渐一一暴露出来后，武帝重新反思，终于知道巫蛊事件是一场大冤案。
恰在此时，高庙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武帝以此为契机而彻底感悟。于是，武帝亲自召见这位人微言轻的田千秋，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即晋升他为大鸿胪。
紧接而来的就是为卫太子彻底平反昭雪。于是，他“族灭江充家”，将江充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他开始“怜太子无辜”，在刘据自杀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天下闻而悲之”。
不久，武帝即任命田千秋代替已灭族的刘屈氂为丞相。
其后，武帝开始重新思考卫太子曾经谏阻过的停止对四夷的用兵征伐以及转变政策的问题。
马通、商丘成、景建等在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者，包括当年积极搜捕逃难中的卫太子，将其父子逼死而立功封侯的新安令史李寿及县卒张富昌，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年内，全部一一被杀或被逼自杀，以至灭族。
他们之死，史籍中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一看，就知道其实都是出于为卫太子昭雪和复仇，同时也为转变大政方针扫清道路。
4
问题更复杂的一面还在于，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始终忠实于武帝路线的重臣如桑弘羊等，他们也反对太子与匈奴议和的新政理念。因此，他们虽然并未参预江充的阴谋，甚至与李氏集团有矛盾，但是，在政治上是一直支持武帝的开边征战路线的。
武帝临终前的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曾建议在西域轮台扩大屯戌，修建亭障，将开拓西域战争向前推进。修亭障，包括修成以后置卒戍守，这两者本来都是剪除匈奴右翼西进方略中的大计。但是汉武帝却断然拒绝了桑弘羊的建议。他由此而发布了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轮台罪已诏”。
在这个诏书中，武帝公开对天下人作自我谴责：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由此诏可见，武帝已决意把施政重心转移到和平与生产方面来。为了推行亲民政策，武帝册封谨慎温和的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的晚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5
田千秋就任丞相以后，决心改变君臣、君民，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紧张的局面。他委婉地在一次酒会中借祝寿向武帝进言，提议武帝退到二线去“玩听音乐，养志和神。”
“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
面对这一寓劝于颂的祝祷，武帝并未愤怒，相反，他再次作了如下自白和反思：
“朕之不德……朕日时时弃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
他拒绝了大臣们的颂贺之辞。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封泰山时，又一次对群臣谴责自己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后元元年（前88年）七月，武帝准备立刘弗陵为太子。但是，在武帝下诏公布天下之前，他却下令将其生母、年轻的钩弋夫人赐死。此一举措又一次将朝野惊得目瞪口呆。
面对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的疑惑，武帝解释说：“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表明武帝对未来身后之局是有深谋远虑的。
后元二年二月乙丑，七十一岁高龄的武帝病卧五柞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册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任命车骑将军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授予了军国大权。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霍光乃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的异母兄弟。
一天后，武帝崩逝。临终遗命，命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田千秋四人为监护小皇帝的托孤大臣。这四个人的安排也是作了精心选择的。
在这四个人中，被授予主要军政实权的霍光是卫霍集团的代表，田千秋是新进大臣，桑弘羊是一直忠于武帝军政路线的老臣。
而金日磾则原是匈奴休屠王王子，而休屠部则是匈奴右路之大部落。东汉末（公元202年），曹操逼降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收编匈奴王部，其中最大一支即是“休屠胡”，这一支匈奴的首长当时已被赐汉姓“刘”。此事表明，直到东汉末年休屠部匈奴仍是南归匈奴中的一支强大势力。因此汉武帝在临终前安排休屠前王子金日磾为托孤大臣，显然寓有安抚强大的南匈奴部落的深刻用意。
6
汉昭帝刘弗陵八岁即位，在位仅十三年，在二十一岁的青年时期病死。他没有后嗣。主持朝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倡议推立故昌邑王刘髆之子刘贺继位。
霍光在诸王中提出这一人选是颇为奇怪的。刘髆是李夫人的儿子。李广利、刘屈氂当年就是因为策划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而被武帝识破其有篡位阴谋而灭族的。刘髆早死，其王位由长子刘贺继承。
霍光招刘贺入京的方式也是极为奇怪的。名义上是让他进京当皇帝，但采用的是武装征招的方式，“乘七乘传诣长安邸。”由宗王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等陪伴，实际形同武装押送。半夜朝命宣到，日中即起行离国，下午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实际在途中刘贺已失去行动自由。（“大奴善以衣载女子入侍王，郎中令龚遂入问王。即责善，交卫士长行法。”）
这个新皇帝仅在位二十七天，实际是在皇宫中被软禁了二十七天。仅二十七天，霍光就指责其“淫乱不孝”，召集群臣廷议，向孝昭皇后奏废贺“归昌邑”，但已撤销其王国，改为山阳郡。
消除了昌邑王刘贺这一政治隐患之后，霍光尊立卫太子唯一的遗孙刘病已为宣帝。（这位新皇帝的命运也是颇为奇特的。他是卫太子家族中唯一存活的遗孤，被狱吏丙吉所救，自幼变换姓名而匿藏生长于民间，至霍光主政时方得复出。于昭帝夭死后被立为皇帝。）
“大将军更尊立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即位，（大将军）心内（仍）忌废帝刘贺。元康二年霍光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敝玺书曰：‘谨备盗贼，察往来宾客。毋下所赐书。’”即要当地官员密切监视刘贺。为此，张敞给朝廷写了一个详细的汇报，表明刘贺已无能作为，“上由此知贺不足忌。”
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朝主政者中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田千秋等武帝旧臣为另一方；前者是卫氏集团中人，后者是追随武帝多年深受信任的重臣。二者同为武帝临终受命托孤的股肱大臣，武帝显然是希望他们能捎弃前嫌而合作的。
7
但是，巫蛊事变中两大集团的对峙和积怨已经太深。这种矛盾终于在宣帝一朝彻底爆发。先有对桑弘羊直接发难的盐铁官营政策的质疑和辩论。始元六年（前81），举行了包括盐铁问题在内的扩及全部国事问题的政策性大辩论。
《盐铁论·轻重》记述文学言曰：“大夫君（案指桑弘羊）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东郭）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按即杨可）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缕毫。”
桑弘羊是为武帝理财的财政专家。江充曾任水衡都尉，协助从事财政事务。所谓江充“言利末”，是指他准许犯罪的贵戚子弟入钱赎罪，因而“各以秩次输钱北军，凡数十万”。在昭帝临朝霍光当政之时，文学之士出来揭发指证桑弘羊与已伏法的江充曾属于一个团伙，这即暗伏了桑弘羊后来被昭宣时代的首席执政霍光清除而杀头的原因。（昭宣二帝的谥号是颇耐人寻味的。昭，昭雪也。宣，光宣也。）
支持辩论的丞相田千秋“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实际是支持桑弘羊但又不敢公开表态。
盐铁辩论的最后结果是霍光推翻了武帝的这一政策。接着，就发生了扑朔迷离的燕王旦、上官桀与盖长公主等阴谋反叛事件，桑弘羊牵连被杀，罪名是“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
在武帝朝中，桑弘羊自少年入宫，从十三岁为侍中，自武帝即位初年起，长期侍从在武帝身边，作为一个经济奇才而深受武帝信任。由搜粟都尉迁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治绩显著，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对武帝忠心耿耿的兴利开边之臣的代表人物。
清洗桑弘羊、上官桀以及燕王，实际是霍光走向大权独揽的一次政变。通过这次政变，卫太子之孙得以继大统成为宣帝。通过彻底为卫霍集团昭雪平反，霍光主持了昭宣两朝的大政。这些后继事件都可以视为巫蛊事件的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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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得注意的是，在霍氏柄政的宣帝时代，霍光继续推行屯田、开拓西域打击匈奴右翼的路线，并最终实现了武帝所经营而未能完成的这一战略目标。
翦伯赞先生在分析“巫蛊之祸”前后的历史过程时指出：“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由此开启了昭宣两代的国家安定和中兴局面，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汉武帝抗击匈奴之十五战役
汉匈战争，是汉武帝一生中最辉煌壮烈的史篇。自元光二年的马邑之战始发，至征和三年发起最后一次燕然山远征，四十余年之间，武帝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匈奴的十五次远征。其规模之大，气魄之雄伟，在世界军事史上是罕见的。其中尤以元狩四年汉匈漠北大战最为惨烈。此战后迫使大单于向西方远遁，匈奴内部发生分裂。由此开始了古代史上一次重大的自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
西去的匈奴人，汇合蛮族入侵，最终冲垮了西罗马帝国。但今人对此次伟大的汉匈战争之了解甚少。原因不仅在于史料语焉不详，有些记述错乱矛盾。还在于学术界至今缺少对此次战争有深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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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其种源据说与华夏本属同族。（《史记·匈奴传》：“匈奴者，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者，夏后也。夏桀败，其子熏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乐彦《扩地谱》）夏人拜龙，匈奴亦拜龙，故名大会处为龙城。
秦汉之际，匈奴在北狄诸族中最为强大。建立了强大的部族和部落联邦，匈奴成为盟主。分为三大部，大单于居中，控制蒙古高原和大草原。左贤王居东，控制中国东北部、朝鲜半岛及西伯利亚。右贤王居西，控制新疆及西域。汉高帝刘邦击匈奴，被匈奴困于平城。自后用刘敬建议，对匈奴和亲。匈奴由此轻视汉。汉遗单于书，辞甚谦曰：
“汉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赠物及言语云云。牍长尺一寸。而匈奴来书长大于汉文书，尺二寸，语气倨傲，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2
文帝14年，匈奴14万骑大举入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众。转至彭阳（今甘肃镇原东），烧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后骑至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击胡。尾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骄，岁入边，杀略甚多，云中辽东最甚。
汉患之，遣使复言和亲事。文帝死前一年，军臣单于立四岁，复绝和亲。匈奴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杀掠甚众。
汉使三将军：（燕）屯北地，代屯勾注，赵屯飞狐口（今河北蔚县东南），各置守以备胡。又置三将军，驻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
是后，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公主和亲。终景帝世，匈奴仍时时小入盗边。
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时往来长城下。
3
建元三年（前138），武帝招摹能出使绝域者，张骞应招出使西域。在外历十三年，至元朔三年（前126）归。“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经）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留骞十余岁，然骞持汉节不失。”
此次出使，乃汉寻求盟友、战略侦察，为实施大迂回战略夹击匈奴所作的战略准备也。
4
汉军对匈奴反击战争之始，即元光二年的马邑之战。（一击）
元光二年，武帝开始筹划对匈奴之战。
元光三年，武帝命朝臣议汉匈关系。朝中有和、战两派。大行五恢是积极的主战派，提出设计诱匈奴入塞，汉军伏击的战略方针。武帝采纳，王恢遂安排马邑（今山西大同）商人聂翁壹走私货物赴匈奴。
汉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关出物，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山西左云县），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来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牧者，怪之。乃攻障，捕尉史。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乃引兵还。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
自此，匈奴绝和亲，攻盗路塞，往往入盗汉边，不可胜数。
［汉纪：于是上议伐之。大行王恢曰：“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请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匈奴轻疾之兵也，至如飚风，云如流电，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将卷甲亲举，深入长驱，从行则迫胁，横行则中绝，徐行则后利，疾行则粮绝，难以为功。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私怒伤天下公议。故高帝始结和亲，孝文遵其约，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各因时宜也。且言击之者，固非发兵而深入也，将顺单于之欲，诱而致之於边，选骁骑羽林壮士阴为之备。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当其后，单于必可擒也。”上从恢议。夏六月，护国将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屯骑将军王恢、材官将军李息袭匈奴。阴使雁门马邑豪聂壹诈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以降，则物可尽得也。”单于爱信之，令归为间。壹乃诈斩死罪囚头，悬邑城上以示单于使者。使者边，单于乃将十万骑入武塞。是时汉兵三十余万伏马邑旁草中，王恢、李息约从代出击辎重。单于未到马邑百余里，雁门尉吏行徼，单于大惊而还，曰：“吾得尉吏，天也。”以为天王。乃远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罢。上大怒，恢首谋，不出兵击单于辎重也，恢自杀。时主父偃上书谏伐匈奴，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胜必杀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国，甘心匈奴，非完计也。”
燕人徐乐上书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秦之末世，天下大坏，是谓土崩。吴、楚七国之时，是谓瓦解。今关东比年谷不登，民多困穷，不安其处，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明主之要，其在于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临淄人严安上书曰：“今天下奢侈，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夫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范民之道也，是以天下逐利无已。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富贫不相以和其心。心和志定，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万物蕃也。”
此三人同日上书。上皆召见，谓之曰：“公等家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郎中。而偃一岁四迁，至太中大夫。上自即位，好士。既举贤良，赴阙上书自者甚众。其上第者见尊宠，下者赐帛罢。若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忌等皆以材能并在左右。每大臣奏事，上令助等辨论之，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秋九月，令民大甫五日。］
5
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
（元光六年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二击）。遣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此次为汉军改变战略的首次主动出击。）
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卫青奴隶出身，被拔擢重用为车辕将军。首战小捷。
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
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
汉囚敖、广，赎为庶人。
［汉纪：卫青者，卫夫人子夫之弟也。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也。初，季与主家僮卫媪私通，生青，冒姓为卫氏。青长姊君孺，即公孙贺妻也。尝有相者曰：“贵人也，当封侯。”青曰：“人之生，得无笞骂足矣，安得封侯乎！”及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僮得幸于上，立为夫人。陈皇后之大长公主捕囚青，欲杀之。公孙敖为骑郎，与壮士青。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子夫故与陈掌通。上乃召贵掌及公孙敖，卫青之宠始隆矣。其时诸将皆无功，唯青颇斩首虏，赐爵关内侯。而李广为匈奴所生得。单于闻李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广初被创，胡骑置两马间络囊盛之。广伪死，渐渐胜而上马，抱胡儿而鞭马南驰。匈奴数百骑追之，广取胡儿弓射杀追骑，遂得免。后下吏，赎为庶人。］
冬，匈奴入边报复。渔阳尤甚。
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
6
元朔元年（前128）秋，匈奴二万骑攻入汉，杀辽西太守，掠二千余人。
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韩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
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
于是（元朔元年冬），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
将军李息出代郡，击胡。（三击）此役得首虏数千人。
7
元朔二年（前127），遣将军卫青、李息复出云中以至陇西，西至符离，击胡之楼烦玉、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人、牛羊百余万。
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城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四击）（“河南”地是秦汉与匈奴争夺的第一焦点。
其地包括河套，“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乃赵武灵王所首开。（《匈奴传》：“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正义引《括地志》：赵武灵王长城在阙州善阳县北）。
造阳在今河北怀来（河北赤城北独石口），襄平在辽阳。
“河南地，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梁书·诸夷传》）指黄河第二曲之南伊克昭盟诸旗，以及榆林靖边绥德诸县之地。朔方，在今内蒙乌特拉前旗东南。）
封卫青为长平侯。校尉苏建有功，封平陵侯。校尉张次公有功，封岸头侯。
（此役为河南之战，第一阶段。）
汉亦放弃上谷之什（音斗/担）辟县（汉书作“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
［汉击匈奴，除由传统的车步军团改为骑兵团作战外，为反制匈奴之擅长弓箭，而使用大量强弩、连发弩箭，以高射速之密集矢箭压倒匈奴骑兵。此种新弩，工艺复杂先进，非匈奴所能制造，是一种新的军事技术。其战术是以骑兵集团奔远袭击，以车步重兵运送后援及后勤辎重补给。由此遂取得了对匈奴的优势，转变了战场之主动权。李陵以五千步兵屡战匈奴数万骑兵，即靠此技术。后弩箭用完，遂被俘。］
元朔三年（前126）冬，军臣单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邪自立为单于，攻破太子於单。於单降汉。封涉安侯。
（三年）夏，匈奴数万骑入边，杀代郡太守恭及，掠千余人。
秋，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
元朔四年（前125）春，匈奴大入代郡、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上郡，各三万骑。杀掠数千人。右贤王怨汉之夺河南地而筑朔方城，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拢朔方，杀掠甚众。
（欲夺回河南地。匈奴发动反攻）
8
元朔五年（前124）春，汉以车骑将军卫青击胡。将六将军、十余万人。（五击）
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
骁骑将军公孙贺，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蔡出朔方，将军李息，将军张次公出右北平，凡十万骑，击匈奴右贤王。
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长途奔袭。夜围右贤王部，右贤王大惊，乃将数百骑驰，溃围北遁，仅以身免。
汉得右贤王部众男女五千人，畜数千、万，裨小王十余人。还师屯塞上。
诏即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封青三子为列侯。青固拜让诸子封，上不听。
诸将公孙贺、李蔡，护军都尉公孙敖、校尉李朔、赵不虏、戎奴都尉韩说，皆以功封列侯。卫青贵为大将军，贵宠甚盛，自公卿以下莫敢不拜。唯汲黯无礼，或责之，对曰：夫以大将军之尊而有揖客，反不重乎？大将军闻而贤之。（河南之战经此役而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