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油印本·非卖品〉李光谟辑1997年5月）
信中可看出，此时的梁思永尚能带病坚持工作，并为撰写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之事操劳。但随着冬季的来临，梁思永再度肺病复发，且来势汹汹，发展迅速，梁氏自称是“闪击战”，极大地威胁到生命存亡。来到李庄的傅斯年见状，认为李庄镇内羊街八号的房子虽好，但少阳光，且有些阴冷，这对肺病病人极其不利。经过反复权衡商讨，令人在板栗坳史语所租住的一个院内，专门腾出了三间上好的房子，请来当地木工安上地板、钉上顶棚、在窗上装上玻璃、打造凉台等等，让梁思永搬来居住，以便能每日晒到太阳，并可在凉台上做简单的室内活动。此时的梁思永已病得不能走动，只得请人用担架抬到板栗坳。但上山需跨越五百多级台阶，为求万无一失，傅斯年与梁思成亲自组织担架队伍，先由梁思成躺在担架上请人抬着在上山的台阶上反复试验，出现问题及时设法解决。感到切实可行后，方请人把病中的梁思永抬到板栗坳被称作“新房子”的居所休养治疗。
鉴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人的生活都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傅斯年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救治梁思永和林徽因之病症，于是1942年春天，贸然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其文曰：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梁思永的生命旅程(3)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敬颂
道安
弟 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注：此信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档案》，由史语所副所长王赠予赴台访问的梁思成胞妹梁思庄外孙杨念群，后在梁思庄之女吴荔明所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首次披露，以下书信均转载吴著。）
信中看出，傅斯年对梁氏兄弟大为赞颂，这除了梁家兄弟的人品学问皆出类拔萃之外，当然还有促使大权在握的朱家骅为之心动并竭力襄助之意，此种处心积虑的安排，是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令后人感到有些突兀的是，为何傅在颂扬林徽因的同时，突然从半道扯出一个冰心来为其垫背？且明确表示林的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此种语气显然含有对冰心轻视的意味。当时写此信的傅斯年何以要弄出一个不相干的冰心，难道傅与冰心之间还有“客厅”的纠葛与过结吗？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1)
从傅斯年、冰心的人生历程看，二人没有特别的交往，也没有明显的矛盾。据梁实秋与费孝通等人说，当年冰心留美时已是国内知名的女作家和诗人，加上外表文静高雅，得到了许多热血正盛的男生青睐，一时间求爱者云集，在美利坚合众国那块充满野性与朝气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好莱坞式的爱情追逐大战。但在五彩缤纷又夹杂着刀光剑影的情场上，多路来攻的英雄豪杰只能在围城之外来回兜圈徘徊，无法破门而入，来一个生擒活拿。纵然有强悍之将如顾毓者，用尽全身气力，一次又一次发起强攻，其结果仍无法突破冰心那冰冷如铁、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大败而归。在各路攻取的人马中，平时不声不响的吴文藻坚信世间无不破之城与不盗之墓，乃抖起精神，以孙子兵法所倡导的巧取制胜之道，利用独特的火攻战术，几个回合下来，冰心防线产生雪崩，从而一举拿下，吴文藻取得了令人喝彩又心怀嫉妒的辉煌战绩……而这部大片中上演的一切姻缘际会、爱恨情仇，与傅斯年皆毫无干系，可见傅对冰心的轻视，与世俗的爱情观或弗洛伊德的情爱欲望理论都没有直接关联。
有人谓冰心当年写《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讽刺林徽因与“客厅”里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负面影响，引得与“客厅”有联系的傅斯年大为不快，并对冰心如此轻率加轻狂的做法，产生了厌恶与轻视之感，从此怀恨在心。此次借向朱家骅进言的机会，正好把林徽因与冰心放在一起做一对比，以扬林抑冰的方式，达到出一口恶气的目的云云。
以上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从已披露的材料看，傅斯年对冰心的轻视，与她的丈夫吴文藻有极大关系。这一说法的证据是，晚年曾做过高官，且一直坚持认为建国后知识分子非来一场“改造”不可的费孝通，在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勒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说过这样的话：“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后，费孝通竭力主张要给这些不能“治国平天下”的旧知识分子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费孝通先生访谈录》朱学勒等载《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在60年代，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进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费氏“欣赏”的知识分子如曾昭抡等亦未能幸免，被活活整死。最后他自己也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当然，在费氏看上的人物中，只有冯友兰是个异数，他以御用文人“梁效”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折腾了好一阵子，在得以保全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标本。
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唯吴的马首是瞻，从费氏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合，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合的原因，只隐约透露了吴到云南大学之后要建立一个社会学系，但又遇到强大阻力，最后只得放弃云南赴重庆工作云云。这一点，从台北傅斯年档案馆保存的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侧面。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2)
1938年10月，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任职，主要讲授“经学史”与“中国上古史”两门课程。并在距城二十里的北郊浪口村安居。据顾的女儿顾潮说：“出于排解不开的边疆情结，父亲到昆明不久，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想不到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此前，曾被鲁迅呼曰李“天才”的李长之，因写文章讽刺、批评云南方面的人事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这场风波，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浦薛凤晚年在回忆录中曾有提及，他说道：“因校役之懒惰，想起李长之事。李清华毕业，在校主持周刊，而有色彩，专作攻击学校、诽谤教师的文字。芝生荐于迪生为云大国文系教员。近在《宇宙风》发表一篇小品文字，闻有云南人不如牛之句（予未见原文），惹起本地人士反对，且事为龙主席所闻。据云绥靖公署欲请去谈话，李乃大恐，或云坐飞机离滇，或云坐长途汽车他往。听说迪之亦且为此称病若干时日。在滇人对此事固器量狭小，但李初出茅庐，学得士林恶习，得此教训亦好。然本地人中殊有些偷懒习惯。”（《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浦薛凤所说的芝生与迪之，乃冯友兰与云大校长熊庆来二人的字。言及的李长之（1910—1978），乃山东利津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校期间发表散文作品《我所认识的孙中山》等等。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哲学系，参加了《文学季刊》编委会。1934年后，曾主编或创办《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和《益世报》副刊等。24岁出版第一本诗集《夜宴》，1936年26岁出版《鲁迅批判》——这是唯一一本经过鲁迅看过的批评鲁迅的书，因而在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该年自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以后又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等教职。1946年10月赴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并参与《时报》、《世界日报》的编务。期间文学研究著作颇丰，号称一天能写一万八千到二万字的长文外加两篇随感。重要的著作有《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等，均获学界极高赞誉。
因李长之早年在一篇文章中鼓吹“天才”理论，说自己是天才式人物，并谓“大自然是爱护天才的”云云，因而被鲁迅讥讽为李“天才”。1935年9月12日，鲁迅在写给胡风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李“天才”正在和我通信，说他并非“那一伙”（指第三种人），投稿是被拉，我也回答过他几句，但归根结底，我们恐怕总是弄不好的，目前也不过“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李长之到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的时间是1937年秋，比联大师生来昆明早四五个月。初来乍到，对昆明印象不佳，激愤之下，于1938年3月写了一篇《昆明杂忆》，发表于由上海迁往广州的《宇宙风》杂志。文中对昆明的地理环境、人的懒散、缺乏效率等进行了嘲讽与批判。特别独出心裁地把牛与人放在一个时空里对比，最后得出了一个“人不如牛”的结论。
正是李长之没有注意这些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专门在生活细节上做一些挑刺文章，并自以为是地嘲笑抨击昆明人，就自然地引起了当地土著的众怒，整个云南舆论界对此反应强烈，社会各界人士群起而攻之，据说连省主席龙云也表示了“震怒”。在群声喊打的情形中，李“天才”长之先生只好溜之乎也，或谓“被云南人驱逐出境”。（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而邀请他来昆明的云大校长熊庆来也为此大受连累，弄得苦不堪言。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量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暗中叫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当时的左翼作家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就曾叙述过抗战期间自己在昆明与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交谈的情形。据说茅盾曾让朱自清派人去找过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参加。谈话不久，茅盾就发现所谓的“外来户”与“土包子”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遂当即决定“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参加谈话的顾颉刚在发言中曾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云云。（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3)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弄出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傅斯年通过对李长之事件和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
针对这一论点，傅斯年正告顾氏：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又说：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干城者，发论云“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傅斯年文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当此之时，顾、傅二人已由北大同窗好友而演化成割袍断义、互不来往，但为民族大义计，顾接信后，听从了傅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刊于周刊。顾在文中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云云。
顾氏如此说，当然不是屈服于傅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当时中国云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学者楚图南在后来回忆中所言：“除蒋介石的‘中央’与龙云的‘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经产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与联大之间的隔阂，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楚图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正是鉴于这一错综复杂的情况，顾颉刚在《自传》中说道：“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秃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觉’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发表这篇文字，希望边民和内地人民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
顾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又在《自传》中回忆说：文章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多了”。（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文的刊发，令当地土著和省主席龙云等甚感满意舒畅，再也不会像对待李长之那样“群声喊打”或“驱逐出境”了。傅斯年当然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写信谓顾氏深明国家民族大义云云加以赞扬，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群声叫好声中，却惹恼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学生费孝通。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4)
吴与费当时同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费做吴的助手，师徒几人在昆明搞了一个民族学会的山头，并扯出大旗，占山为王，有声有色地闹将起来。众所周知的是，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来就有一个声望颇大的民族人类学组，其人员由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凌纯声以及著名学者芮逸夫等人构成，这个组至抗战爆发时，已遍走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对东北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有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动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机进行实际考察拍摄。这就是说，此组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都是全国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同类团体和个人可以匹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文藻、费孝通辈，借战乱之机欲在云南边陲拉杆子、立山头、竖大旗，占山称王，这自然就被傅斯年与学术界同人看作是对史语所甚至整个中央研究院的挑战。
傅斯年本来就对由美帝国主义捐款支撑和供养的燕京大学及其师生颇为鄙视，当年在广东中山大学时，顾颉刚因受不了傅斯年的火爆脾气与压迫，索性弃却与傅共同筹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赴北平燕大任教。傅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再度暴跳起来，并找别人捎话转告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听后则反唇相讥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
1941年初冬，也就是傅斯年欲离重庆回李庄长期住居的前夜，燕大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徙，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自己哥哥在清华时候的同班同学梁思成（梁为筹款到重庆化缘）。在梁的陪同引荐下，慕名投奔傅斯年，欲在其治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意想不到的是，见面后，傅斯年问清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一句“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将对方轰了出来。灰头土脸的王世襄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好跟随梁思成乘江轮溯江西行，去南溪县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暂住。而此时的梁思成在经济上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穷得连儿子一双鞋子都买不起的地步，他和他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依靠李济主持的中国博物院拨给的几个在编名额，勉强领一份薪水，再加上变卖自己的衣物艰难度日。但梁思成感念清华同学之谊，决定把王世襄留下，走投无路的王氏才算是在中国营造学社落下脚来，有了一个时刻都要摔碎、打掉的泥盆饭碗。许多年后，这位“麒麟送给世界的最后一个儿子”（车前子语）、“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王世襄，谈起当年这段学界恩怨时，仍充满了无尽的感慨与悲凉。当然，这是后话。
且说傅斯年眼看吴、费之辈高举的大旗在云南的高山峡谷中飘扬开来，自是怒火攻心，根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兵家战略，立即决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吴、费联盟扼杀在摇篮里。于是有了顾颉刚与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题论文发表，兵锋所指，一目了然。已经占山称王的吴文藻见傅、顾集团舞刀弄枪地向自己砍来，颇不服气，认为顾、傅联盟构筑的理论堡垒乃牧竖之妄语，必须以“替天行道”的豪气与正气，坚决、彻底、干净地给予毁灭性打击。于是，吴文藻亲自秉烛焚香，筹划密谋，坐镇指挥，遣费孝通为大将，高擎“民族学会”的大旗，率领部分精兵强将一路喊声震天地杀出山门，欲扫荡顾、傅联盟堡垒。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对势力，傅斯年挥舞令旗，一面急速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阵营调兵遣将予以迎战，一面致函朱家骅、杭立武二位大权在握的学界统帅，“拉兄弟一把”，并给予自己道义与火力上的配合与支持，将来犯之敌一举击溃。
傅在致朱、杭二人的密函中告之曰：
先是颉刚在此为《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弟曾规劝其在此少谈“边疆”、“民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彼乃连作两文以自明，其一，论“中国本部之不通”。其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吴使弟子费孝通驳之，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瑶、猓猡皆是民族。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颉刚于是又用心回答一万数千字之长文，以申其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