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作者：宋致新【完结】
内容推荐
1942年的河南大灾是一场浩劫，300万~5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300万人的生命，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啊！它相当于中国政府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10倍！然而由于史料的奇缺，300万人死亡的一场大悲剧，在当今的现代史上竟难找到应有的记载。这场灾难究竟是如何形成？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见死不救？为什么要实行新闻封锁？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表现如何？灾民们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大量死亡？……
本书应该是目前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最全最完整的真实记录。收录了美国记者白修德当时的真实报道，当时《大公报》、《前锋报》的原始报道和评论，以及相关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灾荒的前因后果。全书图文并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收录了美国记者白修德当时采访时拍摄的照片。
还原历史原貌，比电影更真实，比小说更不可思议。
作者简介
宋致新，女，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 《豫灾剪影》作者李蕤（流萤）之女。李老曾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当时的新闻报道者。
目录
1942：河南大饥荒
一、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河南大饥荒 引 言
十万火急大逃亡
等待收成
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
河南大饥荒：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见证白修德赴豫采访
二、报道豫灾与《大公报》停刊 引 言
豫灾实录
看重庆，念中原！
张高峰被捕的前前后后
张高峰关押在七十八军的一段际遇
三、灾区系列通讯与《豫灾剪影》的诞生 引 言
重重灾难下的豫北
特派记者“流萤”系列灾区通讯
《豫灾剪影》序言
《豫灾剪影》重印后记
四、跟踪灾情的《前锋报》社评 引 言
率先拉响救灾警报，及时提出救灾办法
批评督征与限价，再作“刍荛之献”
“麦口”前大声疾呼政府救灾
大灾后续报道
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五、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 引 言
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忆民国三十年①[169]河南的一次浩劫
为民呼吁，为民辩诬 郭仲隗谈国民参政会
郭仲隗弹劾汤恩伯
郭仲隗与1942年河南旱灾
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①[173]
三亿救命款被用做贩运私货
200万元赈济款之谜
三十八军在汜水节粮救灾记①[183]
六、河南灾民的斑斑血泪 引 言
日伪残酷统治下的豫北灾区①[184]
黄泛区灾民的悲惨命运
难忘的1943年
唐河的“人市”①[191]
难童学校生活回忆
后 记
谨以此书祭奠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死难的300万同胞
追寻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历史真相
在一个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尤其是经过多年的战乱，历史的记载可能会由于记述者的缺位而出现大块空白。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千百万人的死亡，可能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而湮没不彰，随着时间逝水的冲刷永远不为后人所知晓。
据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河南灾情实录》统计，1942年河南大旱所导致的饥荒中，死亡人数高达300万人。
然而，这个死亡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1943年3月22日绕过国民政府的新闻检查系统发到美国《时代》周刊的通讯报道《等待收成》中写道：
没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据说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如果按照白修德的估算，河南灾民的死亡数字更大。
我们姑且将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确定为300万吧。这个数字已经足够惊人！它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①[1]，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10倍！一个人的生命尚且宝贵，何况300万人的生命！正如1946年白修德在他和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雷声》（Thunder out of China）一书中的专章“河南大饥荒”中所说：“这是抗日战争中最重大的灾难，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
然而事隔70年了，这段极其悲惨的重大历史事件却在中国的史书上鲜有记载，今人对其真相知之甚微。当年大饥荒的亲历者，大多已经辞世，即使活着的，至少也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口述历史”会变得越来越难。若不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世间还有幸保留了一些记载这场大饥荒真相的珍贵文字和图片资料，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特大浩劫可能永远被埋葬，300多万河南人民的非正常死亡，竟然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抗战史上毫无记载！
无数个疑问摆在我们面前：这场大浩劫是怎样发生的？当时统治河南的国民政府干什么去了？大饥荒中的300万灾民是如何死去的？各阶层在大饥荒中的状况如何？大饥荒是何时缓解的？又给后来的历史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由于1942年国民党对河南大饥荒真相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1949年他们从大陆撤退时又销毁了几乎所有的档案材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无暇钩沉这段历史，加之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少有的知情者沉默、失语……河南大饥荒的真相，一直被深深地掩盖着。直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记者白修德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雷声》和晚年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先后被译介到中国。白修德在这两本书中，回忆到他亲身经历过的中国抗日战争时，都以整章的篇幅，谈到了与抗战密切相关的河南大饥荒，对自己到河南灾区采访的经历，在《探索历史》中，他说：“大饥荒立刻使得我再清楚不过地懂得了，什么是秩序和混乱，什么是生存和毁灭。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河南大饥荒是最为刻骨铭心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白修德的叙述，引起了国人对这段几近空白的历史的关注。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迅速对日宣战，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合作伙伴。1943年初，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赴美多次讲演，受到美国公众的热烈欢迎。1943年11月，作为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等强国首领在埃及开罗平起平坐地开会，签署了有关对日作战的《开罗宣言》。积贫积弱的中国，由于参加抗日战争而迅速提升了国际地位。
美国记者白修德，正是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来到中国，作为美国《时代》周刊的远东记者，来报道国民政府抗战事迹的。他起初对蒋介石政府抱着钦佩崇敬的态度，写了许多歌颂中国军队抗战的通讯，同时他也发现国民政府的新闻报道充满着“幻象”，即编造的谎言。1942年河南大饥荒发生后，蒋介石政府以抗战时期“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由，对日趋严重的河南灾情漠然置之，并对大灾真相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白修德早在1942年10月，就根据洛阳和郑州传教士给他的信件，写下了《十万火急大逃亡》的通讯，发表在美国《时代》周刊上，但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43年2月，河南的灾情愈演愈烈，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因写了《豫灾实录》，总编辑王芸生写了《看重庆，念中原》，抨击国民政府对河南灾情的漠视以及在灾区征粮的残酷事实，《大公报》被蒋介石下令停刊三天。这一轰动全国的“停刊事件”，反而激起白修德等外国记者探求事实真相的热情。1943年2月底，白修德与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一道，历尽艰苦，亲临满目疮痍的河南灾区，进行了两周的实地考察，河南灾区饿殍遍地、野狗食人尸体的惨景使得他万分震惊。他迫不及待地从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出了对灾情的真实报道，这篇著名的通讯报道，题为《等待收成》。它真实报道了河南大饥荒的惨景，使得当时正在美国以“人民政府”名义四处讲演、争取美援的宋美龄顿感颜面扫地。
白修德从灾区回到重庆后，还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设法面见蒋介石，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和福尔曼在灾区实拍到的照片为铁证，痛陈灾区人民的苦难，迫使蒋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开始救灾。他也正是通过蒋介石对河南大饥荒的冷漠无视、不恤人命，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他说，蒋介石“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而且对他的人民也毫无用处”（白修德《探索历史—— 一个人的历程》）。
在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报道中，美国记者白修德、福尔曼首建奇功，而中国记者也并未缺席。这里不仅有1943年2月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总编辑王芸生勇于为河南灾民请命而造成轰动全国的《大公报》“停刊事件”，还有河南南阳《前锋报》记者流萤深入灾区所写的一系列通讯报道，和《前锋报》社长李静之等对本省灾情长期深入追踪的近百篇社评。人们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这些中外记者报道豫灾的旧新闻，今天都成为见证这场大饥荒的珍贵史料。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南文史资料》等地方史志在钩沉大饥荒史料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来自四面八方的文献资料得以汇集，也使彼此不相识的研究者得以交流。至今，对河南大饥荒的资料汇集和研究已有了初步成果。
笔者2005年曾编著过《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收集了白修德对河南大饥荒的两篇通讯报道和晚年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追述河南大饥荒的文字、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灾区报道和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河南南阳《前锋报》记者流萤的系列灾区通讯和十多篇《前锋报》有关河南大饥荒的社评，以及亲临灾区参与过赈济的国民政府官员和对大灾真相的“知情者”的回忆、灾民的血泪回忆等。事隔7年之后，我又从河南南阳《前锋报》上查找和收集了数十篇有关社评。我发现，若把这些社评整合起来，宏观地去考察，它们从时间上，连续跟踪报道大灾将近一年；从内容上，涉及当时灾情的发生、发展和灾情起伏变化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于揭示河南大饥荒的成因、蔓延和缓解过程，揭示世相百态，都起着宛如失事飞机中“黑匣子”的作用，可以回答今人许多难以破解的历史谜团。
1946年，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雷声》一书，其中第十一章专门谈到“河南大饥荒”。这是白修德首次追述他1943年2月底深入河南灾区采访的经历，虽然这与他1978年所写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对河南大饥荒的追述有相似之处，但这两次追述，时间上相隔32年，内容上也有差异。本书将白修德的《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此处及全书中提到的《中国的雷声》皆因篇幅省去“与贾安娜合著 ”）补充进来，以便读者将两次追述相互参照。
此外，2009年10月，我突然发现，与白修德同赴灾区采访的美国记者福尔曼亲临灾区拍下的几十张现场照片，居然在互联网上惊现，过去我编书时对这些照片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只得靠一些其他灾区的照片去替代，而如今，这些现场拍摄的灾区照片，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了。人们说，“有图有真相”，当我看着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那些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灾民，以清晰逼真的图像出现在面前时，心中真是震撼不已！我认为，这些照片堪称有关1942年河南大饥荒文字材料的“原配”，理应将它们“破镜重圆”，珠联璧合。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对2005年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进行了增补，以期使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总体面貌更加真切、清晰、生动地展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
综合迄今所收集到的有关河南大饥荒的资料，我们可以初步探寻到河南大饥荒所形成的历史真相。
一、1942年河南大饥荒为何爆发
·日军侵略，山河破碎
美国记者白修德最早报道河南大饥荒的一篇通讯，是1942年10月26日发表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的《十万火急大逃亡》。在这篇通讯中，他描述了河南大饥荒爆发初期的惨状，在谈到大饥荒爆发原因时说：
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一、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二、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白修德谈到河南大饥荒的成因时，首先谈到日本的侵略。日本侵略者不仅毁掉了河南农田的庄稼，而且在长期的侵华战争中，毁灭性地破坏了河南的经济。
中原地区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抗战八年，始终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场，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前线。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就将河南作为国防重点，在豫北、豫西、豫东构筑了1200个钢筋水泥的坚固工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河南遂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之前，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次：
1938年2月，日军发动豫北作战（即平定作战），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豫北全境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驻守南岸的中国军队隔河相峙；
同年5月，日军发动豫东作战（即兰封会战），6月初日军攻陷开封、中牟，向郑州进逼。为了阻挡日军西犯，蒋介石密令军队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向东南奔腾而下，夺淮入海。黄泛区以东陷入敌手；
1940年6月，日军侵占了豫南的信阳，控制了平靖关和武胜关。1941年1月，日军发动了豫南会战，沿铁路北进，中国军队经过激战收复失地，日军退回信阳一带。
抗战前，河南省有110个县，3000多万人口。到1942年，豫东、豫北、豫南30多县都已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沦陷面积占河南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即“国统区”）三面临敌，只剩豫中、豫西70多个县份、1800多万人口的半壁河山。
黄河的决堤泛滥，是日本侵华战争给河南人民造成的第一灾。蒋介石的“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它给河南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滚滚黄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黄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黄泛区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水连年泛滥，决口频仍。
1942年河南入夏继大旱之后，许多县份遭到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成群结队地飞行，一落到农田里，顷刻之间就把庄稼啃个精光。
数年的连天炮火，敌机的狂轰滥炸，中日军队双方的激烈争夺，早已使得河南成了一片战争的废墟。而“战争靠在农民的肩上。贡献粮食和人力这两样必需品的，是农民”（白修德《中国的雷声》）。河南农民在抗日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与牺牲。
1942年大饥荒爆发以前，河南连续5年半时间在全国各省中都是征兵第一，征购征实第一。繁重的兵役和赋税，早已把河南农民榨干压垮，而1942年夏秋之交的一场大旱灾，更使河南农民陷入了死亡的深渊。
记者流萤在《喑哑的呼声》（《前锋报》1943年4月6日）中写道：
河南农民，是一头牛，一只骆驼。忠诚、驯顺、忍耐，是河南农民的特点。抗战六年来，河南农民抢先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交给国家，默默地捧出汗水换来的粮食，默默捧出自己的儿子，谁都知道河南兵役第一，征购征实第一。
但是，自然的暴君，从去年起，开始摇撼了河南农民的生命线。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光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到秋天，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的垂毙的秋苗枯焦。他们被赶上了死亡的路途。
由于河南是中日军队反复争夺的战场，而不是国民政府巩固的后方，因此抗战以来，河南虽说是国统区，但国民政府对河南的索取远多于投入。据时任河南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由于中央认为河南接近前线，不宜进行建设”，对于工矿交通、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技术等方面，都少有资金投入。在军粮征购不足的情况下，又以“不让粮食资敌”的名义对农民实行抢购，民间少有粮食储藏，缺乏防灾抗灾的能力（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这样，一旦遇到灾荒，河南农村经济的大崩溃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前锋报》1943年2月20日时论《战斗中的河南，饥馑中的河南》中，论述了河南人民为抗战所作的巨大贡献以及大饥荒发生的原因：
到了抗战大业已踏进了第七年，最后胜利之已在望的今天，全国国人几已大都知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在过去五年半的长期抗战中，出兵员，输军粮，河南一直是全国的第一。这五年半以来，数百万的河南壮丁，是一批批地离开了他们的井里和田园，出征去了，去到了天南地北的各战场。若干万的老弱和妇孺，也紧继他们或她们的夫儿之后，万千成群地结成无尽的行列，挑着担子，推着土车，或者是赶着自备的牛车和马车，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春以继夏，秋以继冬地，输送着巨量的军粮于古道上。中原的河山，也早已因河南人民的人力和物资总动员而要塞化，中原的原野，也早已因河南人民的人力和物力的总动员而全面改观。河南早已是一个武装的河南，战斗的河南，是一直在战斗中。
武装的河南，战斗的河南，经了五年半长的时间的继续战斗而从未有过片刻休息的河南，自然也是一个疲惫困乏的河南。即在丰收大有之年，就已深切地感到处境的困难，一遇灾荒，也自然的要分外加增灾荒的严重。惟其如此，由于河南去年麦秋两季之普遍的歉收，也就迅速构成了一个百年不遇的大灾荒。
随着灾荒之形成和逐加严重，武装的河南，战斗的河南，也就渐渐陷身于饥馑之中。
·大军压境，粮食耗竭
1937年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已在河南部署了重兵，第一战区司令部就设在洛阳。1942年驻扎在河南的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少人？据资料记载，仅仅第一战区司令部蒋鼎文、汤恩伯的驻军就约有70万人（杨却俗《关于〈河南浩劫〉的话》），此外，还有孙桐萱、孙蔚如、何柱国、刘茂恩、高树勋、李家钰6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的驻军（金汉鼎《3亿救命款被用做贩运私货》）。
俗话说，“当兵吃粮”，又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和粮食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历史上许多战争的成败，不在于军队的实力，而在于粮草供应是否跟上。在抗战到了第五年的困难时期，中国军队如此众多的人马驻扎河南，对河南人民造成的供粮负担是极其巨大的。由于当时的铁路交通困难，军队的吃粮、马匹的草料、兵源的补充、拉差派役等，都要从河南“就地取材”。在年复一年繁重的兵役和赋税下，河南农村的青壮劳力所剩无几。
早在1941年，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向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二次会议提案中，就有《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减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的提案。“民不堪命，崩溃可虞”，正是对大饥荒爆发前河南现状的概括。
但由于河南毕竟是产粮大省，在抗战头几年，老天帮忙，风调雨顺，农民靠着辛勤的劳作，还能够勉强维持活命。到了1942年，不仅天气恶化，“二麦”（指小麦、大麦）只有两三分收成，而且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持续的干旱，使得红薯、高粱、荞麦等秋粮完全绝收。须知，小麦是越冬作物，是细粮，生长期有240天，头年10月播种，次年6月才能收获；而秋粮是粗粮、杂粮，它们的生长期只有120~150天，耐干旱贫瘠，当年5月播种，10月即可收获。通常，河南的穷苦农民是舍不得吃小麦的，他们拿麦子交军粮，自己靠吃秋粮活命。但1942年不仅麦子收成甚少，连老百姓赖以活命的秋粮也绝收了。这样，一场特大的饥荒就在河南全境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早在1942年7月24日，《前锋报》的社评《灾象已成，迅谋救济》就预见到了大饥荒的爆发，文中写道：
七月流火，夏日炎炎，南风长啸，晴空万里，亢阳不雨，旱象已成。他省尚不尽悉，豫省大多数县份都已成灾……
麦既减产，秋再不登，军糈民食，将受到极严重的影响。大多数之穷苦同胞，几乎全赖秋粮维持生活，麦子他们向来是舍不得吃的，自食粗粝，麦以奉官，多少年来都是如此。值此战时，他们更不敢有吃麦的奢望。故麦子减收，对绝大多数民食影响尚小，只要秋季能收，民食即无问题。单有红薯高粱，农民亦可顾命。如此亢旱，再有十日不雨，秋收即完全绝望。兵连祸结，饥馑荐臻，影响抗战，实深且巨。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灾难，河南农民默默地承受着，自己想法尽力挣扎。流萤在《喑哑的呼声》中，详细描写了饥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
他们是不会怨天尤人的，对于这些天灾，他们只会忍受。他们认为是命里注定的折磨，他们并不嫉妒那些衣丰食足的人们，他们只注意如何在不能节俭中节俭。最先，他们从三顿饭改成两顿，从两顿改成一顿，不吃菜，不吃油，不吃盐，然后吃谷皮，吃麸皮，吃平常饲养牲畜的东西，梦想着只要能维持性命，度过荒年，便算万幸。
但是，谷皮、麸子也没有了，他们开始吃草根，剥树皮，嚼树叶，用平常牲畜都不吃、只能做肥料的东西来填入他们的肠胃。
……他们曾经挣扎过，宰杀了他们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衔去。
大饥荒中的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千百万农民被迫离开了故乡，流亡异地；村庄里十室九空，人们拆锅拔灶，有的连门板也拆除了；无力逃亡的难民，靠着谷皮、麦麸、榆树皮、观音土、苲草、麻糁饼乃至雁粪为食，挨过一日算一日；向西部逃亡的难民，形成了一条无尽长的难民潮；在饥荒面前，人性被扭曲，人的生存本能压倒了亲情。男人卖妻鬻子，骨肉分离，弃婴更是随处可见；年轻的妇女沦为娼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换不到一斤馍；一具具饿殍的尸体，暴露在铁路公路旁、田头沟壑中，无人掩埋，甚至被野狗拉食；更残酷的是，有人饿极了居然吃掉亲生的骨肉……古书中形容大饥荒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相食”等惨相，居然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的河南！
·铁路残破，逃亡无门
俗话说，“自古救灾无善策，不是移民，就是移粟”。所谓移民，就是把灾民运出河南去；所谓移粟，就是把粮食运进河南来。而当时由于战争，铁路公路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无论是“移民”还是“移粟”都困难万分。
抗战前河南是全国铁路交通最为发达的省份，平汉铁路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跨东西，两条铁路交会于郑州，是全国铁路的交通枢纽。而在抗战中，这些铁路不是被决口的黄水淹没，便是被中日双方的军队出于战略需要而炸毁、拆除，到1942年，两条铁路大动脉绝大部分已经瘫痪，只有洛阳以西的一段陇海线还在开通，况且，通往大后方西部也多是崇山峻岭，生活苦寒，灾民即使逃出去也很难看到希望。
逃亡的灾民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独轮车，除此之外只能步行。当一家人逃亡时，往往是丈夫推车，妻子拉着，老人和孩子坐在车上，车上还堆着乱七八糟的用品。这样的独轮车，一辆接着一辆，摆成长长的车队，吱吱扭扭地穿行在荒芜的田野上。
流民逃亡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残余的平汉铁路，从这里可以到南方去；另一条是残余的陇海线，这条铁路在洛阳以东已经全被拆毁，只有到了洛阳，才有火车向西通往“西省”大后方——这是难民最主要的一条逃亡路线。
从1942年8月起，国民政府在洛阳火车站开设了免费的火车转运难民，于是洛阳火车站成了千万灾民逃往西省的“大聚口”，每日车站都挤得人山人海。瘦骨嶙峋、鸠形鹄面的难民们，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紧张而惶惑地推挤着，扰攘着，招呼着自己的亲人抢着上车的同时又生怕走散。火车一到，他们蜂拥而上，不仅每个闷罐子车厢里塞得水泄不通，连火车顶上、车厢之间的挂钩上、车厢外的栏杆上也挂满了人。火车开动后，有人因站立不稳而摔下车去；火车过涵洞时，因车顶人如山积，超出洞口高度，被洞口阻挡，碰死摔死者不计其数。在陇海铁路的两侧，每天都可以发现许多摔死、冻死、饿死的难民尸体。
记者流萤在1942年12月采访了洛阳火车站后，在通讯报道《无尽长的死亡线》中写道：
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摩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
从八月份起，我便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人群，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的孩子。
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时光又飞过半年，现在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而这破烂的行列，却依然滚滚地向西流着。
1943年2月底，白修德亲临灾区考察，在1943年3月22日所写的《等待收成》中说：
这些难民挤进闷罐车厢、平板车皮、破旧的汽车，人群一层摞着一层，他们挤在火车顶篷上，孩子、老人和妇女在列车奔驰中抓住任何可能措手的地方。有时他们因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觉而掉下来。但火车决不会理睬。
这些千辛万苦逃到“西省”的难民，命运又如何呢？他们无论是到西安，到灵宝，仍然看不到任何生的希望。西安禁止河南难民在此停留，只一次性地救济点“过境”粥食，许多难民只好在西安城外挖了小沟，全家像蛇一样蜷伏在沟里。继续西行，前途更为渺茫。有许多人活活饿死，有的全家集体自杀。
那么，没有逃亡的留在家中的灾民，又是怎样生活呢？张高峰在1943年2月1日发表于《大公报》的《豫灾实录》中，谈到他采访叶县灾区的情况。他住在城内的一个寺庙里，附近村里的老百姓，吃的是用杵臼捣烂的树叶、榆树皮和花生皮，他每天吃饭时，总有十几二十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他最不忍心的，是看到儿童的死亡。他说：
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今天小四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到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哪，这些正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却陆续地离开了人间。
当地灾民的食物中，还有一种叫“霉花”的野草，不仅难吃，而且有毒，吃了四肢发麻，脸色浮肿，但灾民连这种“霉花”也不能经常吃到。张高峰说：
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到1942年冬天，河南灾民大批大批地死亡，真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了。面对这样一幅人间地狱的惨景，读者不禁要问，既然河南大饥荒在1942年7月下旬就已呈现，为何一直到冬天不但没有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当时的河南，既然大部分地区属于国统区，那么，国民政府到底干什么去了？
二、大饥荒为何愈演愈烈？
1942年，国民政府虽然在经济上也陷于匮乏，但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线并无大事，从全国范围来看，国统区还有不少省份丰收。国民政府如果诚心救灾，抓紧救灾，还是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力量把河南的一省之灾降到最低程度的。可是，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在对待河南大饥荒的救助上，不仅消极被动，效率低下，而且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向河南灾区人民征粮，致使灾情日趋严重。
亲历过这场灾难的许昌三青团干事长杨却俗，1970年2月在台湾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一文，在谈到河南大饥荒愈演愈烈的原因时，痛心地说：“由于一些官吏的自私、刚愎、残忍，或者颟顸无能，避不上报，坐使灾情扩大……”这是国民政府内部正直官员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报灾迟误，赈济成空
报灾，是救灾的第一步，报灾就等于拉响了橙色预警警报。早在1942年7月中旬，河南农村的灾情已经呈现，1942年7月16日《前锋报》社评发出呼吁《赶快作防灾的准备》，7月24日又呼吁《灾象已成，迅谋救济》。但是，这些呼吁并没有引起当政者的重视。
国民党政府自1940年迁都重庆后，为了确保战区的军粮供给，实行了在各省“征实”（即直接征收粮草等生活物资）的制度，还规定虚报灾况的要予以重惩、征实有功的予以嘉勉（杨却俗《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这种奖惩制度，等于暗示不允许各省报灾。省府官员若没有为民请命的勇气，对报灾难免顾虑重重。
1942年春夏之交，河南的“二麦”由于出穗开花时突遭天气变化，长得“秀而不实”，即麦苗看上去还茁壮，却不灌浆结实。这时，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的周围数十县，纷纷向省府报灾，而省府主席李培基并没有按照行政程序把灾情向中央政府如实上报。这样，河南灾情不但得不到中央政府承认，连预定的纳粮数额也没有得到粮食部的减免。
1942年10月，河南的灾情日趋严重。省赈灾委员会推选了杨一峰、刘基炎、任璇三人作代表，到重庆去呼吁救灾。三人到重庆后，“查出了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成还好？李支吾以对”。杨一峰等人在重庆四处奔走，多方呼吁，他们想见蒋介石，而蒋介石不但不予接见，还限制他们在重庆的活动（杨却俗《关于〈河南浩劫〉的话》）。10月下旬，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两位大员赴豫实地勘灾。张继、张厉生到河南后，从洛阳到郑州，考察了几个县份，不得不承认河南灾情确实严重。
与此同时，在10月30日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一次大会第八次会议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呼吁政府救灾，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严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并奔走于财政部、粮食部等中枢主管机构，敦促救灾。
直到11月27日，河南省府主席李培基才在当时的临时省会鲁山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河南国统区“几无县不灾，无灾不重”，表示“请中央两次核减征购征实数额”（《新华日报》1942年11月28日），但此时救灾为时已晚。
那么，蒋介石在1942年10月下旬派张继、张厉生到河南勘灾之前，是否真的不知道河南有灾呢？并非如此。早在这年八九月间，他就已从军方李家钰、蒋鼎文那里，得知了河南的灾情严重——须知，按照行政程序，上报灾情是省政府的事，关乎省政府的业绩，而军方最关心的事，是从河南农民那里是否确实有粮可征。“在一个战争的国家内，军队是最重要的事务”（白修德）。蒋介石为了挽救局面，不得不“御驾亲征”，匆忙赶到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会上蒋介石听取了军方的汇报，当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以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杨却俗《关于〈河南浩劫〉的话》），同时决定，把对河南农民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虽然征粮数额减免了一半，但所剩数额仍然巨大。
到10月底，在河南多方救灾呼声中，中央政府又给河南拨下2亿元救济款。据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的金汉鼎回忆，中央下拨的赈济款一共是5亿元。其中2亿元是急赈款，用于在河南各地遍设粥厂；3亿元是平粜款，用于办理平粜粮（见金汉鼎《3亿救命款被用作贩运私货》）。但对已经减免过一次的征粮数额250万石，不允许再度减免。
中央政府下拨的2亿元急赈款，若能用于到河南邻省购买平价粮，运往河南遍设粥厂，赈济灾民，确能起到一定的赈灾作用。河南灾民盼望中央下拨的赈济粮，真如大旱之望云霓。但是，由于层层官吏的贪污腐败，行政效率低下，这些从天上洒下的“甘露”，却迟迟没有落到灾民的头上。
记者流萤在1942年12月底经过洛阳火车站时，采访了火车站的薛站长，在《无尽长的死亡线》中，他说：
如果救灾确如救火的话，在宣传里，陇海路可真是一条大水龙了，每天都可以看到大批平粜食粮东来的消息。陕西当局把西安粮价上涨的罪过，也分配给“河南灾重，输出太多”一半，好像从陕西真运过很多的食粮。当我把这问题叩问薛站长的时候，他说：“也许从别的站起运的还有，不过从我这站上起运回去的平粜粮，只有三百二十吨麸皮。”听到这话，真使我惊愕不止。
在国民政府的宣传中，大批平粜粮正从陕西源源不断地运向河南，然而，从10月份中央拨款办理赈济，到12月严冬来临的这段救灾如救火的关键时间里，洛阳火车站收到的所谓救济粮，竟只是320吨麸皮！
2亿元的急赈款究竟去向如何？站在信息“制高点”上的白修德对此有较为详尽的叙述。他在《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中，谈到国民政府下拨的2亿元急赈款时，曾说：
中央政府……仅以拨出2亿元纸币的救济款和授权省政府减少征税打发此事。重庆银行把大捆大捆的纸币装上卡车并派遣一个护卫队北上，运载着纸币而不是粮食……
救济款陆续运到了河南。但我们3月份抵达那里的时候，2亿元拨款只有8000万元到了省政府。即使这些钱也处理得很糟糕。它被挪到地方账户上生利息，而政府官员则辩论和争吵着该如何最好地使用这些钱。在有些地方，当款项分配到饥荒的农村时，地方政府已经从收到的总数中扣除了农民当年应缴的税款。甚至国家银行也从救灾款中切下一块作为利润。中央政府发下的救济款面额为法币100元，因为1磅小麦售价为16～18元，但地方的囤积者卖粮时拒绝接受大面额钞票，农民要买粮只能将他们的钱换成5元和10元面值的钞票。而他们只能通过国家银行把大票子兑换成小票子，又要损失17%的折扣。河南人民真正需要的是粮食。直至3月份，政府供应了大约1万袋大米和2万袋杂粮。对于从秋季开始便陷入饥饿的1000万灾民，平均每人几乎只摊到1磅。
原来，从重庆运往河南的急赈款是纸币而不是粮食！成捆的纸币从重庆用卡车运到了河南，但这些钱却不能变成粮食赈济灾民。况且，1942年10月就下拨的2亿元钱，直到1943年3月，才有0.8亿元到了河南省政府。对于这笔钱，各级官员乃至国家银行还要层层盘剥。中央政府对灾民的所谓赈济，只不过是一张“画饼”而已。
中央政府的赈济成了虚话，而征粮任务却是板上钉钉的硬指标。粮食部长徐勘又从中做手脚，将征粮数额250万石（每石为140～150斤，约为1.88亿公斤）改为200万大包（每大包为200斤，约为2亿公斤），其中预留30万大包到1943年麦收后开征，余下的170万大包（合1.7亿公斤），限令必须在1942年11月—1943年1月之间的3个月内交齐（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灾区征粮，雪上加霜
自古以来，灾区人民是不纳粮的。南宋时期，在救灾方面颇有建树的朱熹就提出，蠲免赋税是救灾之首，赈济是救灾之尾，如果不首先蠲免灾民的赋税，而后又去赈济他们，等于把身上的肉割下来让嘴巴吃一样①[2]。然而，1942年10月，在张继、张厉生两位中央大员考察河南后，明知河南灾情严重，却把“救灾”和“督征”这两件极其矛盾的事情搅在一起，并立即派遣省府大员到各县督征。
在灾区征粮的记载是令人不忍卒读的。建设厅长张仲鲁是被派往荥阳、郑县、新郑等县督征的省府大员，他回忆说，“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不禁失声痛哭，跪地磕头，求免军粮。在新郑，代表密县的白姓老人（密县推了白姓、牛姓两位老人来见）提起密县灾情，便放声大哭”（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张高峰在《豫灾实录》中谈到，县政府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就“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杨却俗也谈到，许昌县长王桓武为了征粮，派自卫团的团勇，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只好卖掉所有的东西去纳粮（《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
《前锋报》在1942年12月11日的社评《救灾与督征》中，非常痛心地写道：
……但限于事实，限于时间，非由河南征出三月军粮，中央筹运之粮接济不及。现在各县不问灾荒，只要征粮，民以倾囊以应征，军犹两餐且不饱，灾益重而民益困。
我们看看灾民之苦，真不能再征一粒，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上需要之切，又不能少征一粒。衷心怆痛，真无法言宣。
1943年1月底，从河南灾区征收的170万大包粮食全部收齐，如期完成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受到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河南省政府和粮政局向灾民逼粮，与军方的压力直接相关。白修德在《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