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治本方面。治标只顾一时之急，难收永久之效。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①[73]各级政府对于救灾也应说：“救灾吾犹人也，必也使无灾乎。”一经成灾，不论救济多恤，办法再好，纵使一人不死，社会元气亦难免大伤。一次灾年，至少五年难复。若使五年一灾，社会富力即永无增加之日。社会富力不增，凡百事业皆无由进步。要繁荣农村，必须增加农村生产。增加农村生产，兴水利，资灌溉，为第一要着。考之史乘，河南水利在古时相当普遍，以本报所在地南阳一县论，在东汉魏晋之时，南阳一郡可灌之地，数在三万顷以上。全省总计，其数之大，可想而知。明清以降，水利渐废。时至今日，漠漠水田，尽成濯濯旱地了。关于兴办水利，开渠、凿井、筑堰、挖陂，本报都曾为专文所论列。豫省建设厅已拟有一万万元之全省水利计划，厅长张仲鲁氏已携此计划亲往中央，请求允准施行，对于开渠、凿井、筑堰、挖陂，如能各相地宜，分别普遍施行，一一实现，我们敢绝对断言，河南今后即不怕天旱了，纵大旱也不致成灾了。
其次，河南的水灾也须从治本方面想办法。黄河将来究竟是水归故道，抑听其由新道夺淮入海，现在虽不能定，但至少现在是不能改归故道的。在未经决定之前，无论如何总须使黄河有个范围，不能任其漫溢泛滥。想法要于不妨碍军事的可能范围，束水就范，筑堤障田，不该漫溢荒废的田地，一定要使它能以耕种。人力可免的漫溢泛滥之灾，要使它不生。我们相信，只要工款能涓滴用在工上，中央所拨之款，亦绝对可以使黄泛不致年年成灾、处处出险。
以上两事，一兴水利，一除水害，我们诚恳希望三委员能代豫民请求中央于水利事业专款中多多拨发。把这一万万元的水利计划予以核准。款速汇，工速开，利用工赈，赈济灾黎，既可救一时之灾，又可兴永久之利，也是一举两得的善事。至于黄泛，河南受害之大、之惨，无法统计，也无从想象这是事实。其工程甚复杂，河南人对之多表不满，这也是事实。这是急待弄个彻底明白的一件大事。三委员奉命勘灾，对此危害河南之大水灾，也请查勘明白，建议中央，迅定除害办法，使黄河只发生重要作用，不再为害地方。这也是豫民所焚香祷祝的。
推广冬耕与生产救灾
《前锋报》专载①[74] 岩峣 1942年10月28日
今年本省，夏秋酷旱，历数月之久，麦既减收，秋则毫无，直至寒露前后，始得透雨。农民方谓少数荞麦、红薯、萝卜等作物或可稍有收获，藉为一部分饥民延续生命之资，不料风旱虫雹之外，又加苦霜。本月二十三日，飞霜浓厚，于是荞麦之花、红薯之叶，相继枯落，萝卜亦不能再事生长矣。灾情未纾，转加严重。就南阳一县论，一两月后，除遵照省令，移富济贫，及将来野菜树叶所能救济者外，外来灾民，及南阳贫穷小户，非赈不活者，恐尚有十万之数。约当全境人口十分之一。而距明年麦收时间，尚有半年，按最低限度的生活费，以每日两餐，每餐三元计算，一日即共需款六十万，一月则为一千八百万，半年即需一万万元，甚或过之，此项巨款，将由何处取来呢？此岂是开仓放谷、请求赈款所能解决的问题？况且本省又是无县不灾，无灾不重，中央何能仅赈南阳？南阳又何从移民邻封？那么这样无辜的不幸的灾胞，能任其死亡流离，辗转沟壑吗？为之辗转焦思，苦心研求，觉得除了遵照最高领袖最近通电中之“推广冬耕，增加生产”的训示，迅速确实的竭力推行，毫无其他办法。此项通电，我们虽尚未聆读全文，但二十九日本报曾登重庆电讯，刊其大意。除令多种小麦外，尚须播种油菜及豆类，并令省府转饬各县长，趁雨足如期办理，且须严饬保甲长加紧督促实施，如有逾限不遵令者，即予处罚等语。这实在是针对现实的最切要办法，尤其是我们战时损失较大，被灾最重的省份县份，更应该懔遵速办！
本省农民习惯，与南方种稻区域者不同，只要政府能遵照古代儒家“不违农时”之农业政策，对于二麦，大部分尚能按期播种。至一小部分，有因战时遇灾年，或已出征，或出外逃荒，不能播种者，如县府能遵照军政部令，及省政府令，责成保甲人员，发动壮丁，组织代耕队，为之耕种，亦可不致失时。唯有救荒作用之油菜、豌豆、扁豆、蚕豆等作物，农民不惯多种，或不愿多种，尤其于麦趟及冬季休闲地（俗名亢地，又名春地）内，更不愿播种①[75]。这就非妥为计划、严加督导不可了。查农民于荞麦、红薯、萝卜、黄豆收获之后，往往即将其地犁起，冬季不种任何作物，意在使受风化作用，以待明年播种高粱、棉花、黄谷等早秋。此在平时，仿照古代一易再易之田，休养地力，尚属可行，现在抗战到了最后阶段，且又遇到了空前的天灾，那就非强迫于此地内播种油菜及各种冬季作物不可。如果能切实办到，欲于明春播种早秋者，仍可不误农时。至于南阳等县，规定麦地间杂播种油菜的办法，原来是因麦菜所需养分不同，互不相妨。且二麦均系条播，行间在冬季均是空地，如能于种麦时同时撒播油菜于其间，或于麦出芽后补种，均能于一两月内，采菜食用。既不碍于麦之吸收阳光，又不误麦之中耕（春初锄麦），二十七年（1938年）唐河遇灾，曾如此普遍推行，收效甚大。
普种油菜，收入极大。于休闲地纯种者，每亩可采菜四百余斤，麦地间种者，每亩可采菜二百余斤。退一步言，平均按二百五十斤计算，比照目下每斤四毛之白菜价格，亦可每亩额外收入一百元，每顷额外收入一万元。即以南阳一县为例，现有耕地两万六千余顷，如能贯彻此项普种政策，就可额外增加两万万六千元的收入。如虑其因雨量、气候、土质、种子之关系，不能达到所预期，就是再打个对折，亦有一万万余元的收入。这个数目，仍可惊人。必须有此项巨款，才能救活十万灾民，再少了灾民就成了饿殍了。南阳一邑如此，想其他县，亦莫如此。各县如能一齐起来推广冬耕，生产救灾，我敢相信河南灾民即可有大部分得救，而不至转死沟壑，流离失所了。
迅定运粮与移民就食办法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1月16日
河南省政府委员李晓沧氏赴老河口与湖北省陈兼主席①[76]商洽购运赈粮，配送灾民，已获得圆满结果。陈主席允许先在鄂北各县配购稻谷三万市石，且按急购之价，价售河南，比之市价可省四百万元。并允以后仍将尽可能设法源源以余粮救济河南灾民；对于灾民赴鄂就食，亦饬各县设法尽量救济，并慨解义囊捐十万元，分交鄂北三、五、八三行政区专为救济入境灾民之用，以示提倡；对某战区救灾委员会易委员伯坚所拟二百万元救济赴鄂灾民办法，亦表示愿尽力助成，即饬各县与之商洽实行。据李委员云，陈主席对豫灾甚表关切，凡有所求，如力有可能，无不允许。此种慷慨恢弘之胸怀，实属少见。我们知道，陈诚将军是党国大员，湖北主席乃系兼职，湖北民食须筹维，河南灾民亦须救济，豫民鄂民，都是中国人民，在身负党国大责的陈将军当然不会有所区别，有所厚薄。陈将军一切允诺，尽可能的设法救济，这正是陈将军的伟大处，亦是党国大员应有的襟怀与风度。这不但值得豫民感谢，亦实令人钦佩。
购粮救灾，移民就食，既得圆满结果，邻省当局亦已允许嗣后仍愿尽力协助，善门大开，示我周行，应如何运用购得粮食，救济不能外出的灾民，使不至饿死；设法配送，使能外出的灾民，得以就食邻封。这是河南省县各级政府救灾委员会以及各慈善团体应该立时协商订出妥善的办法，迅速见诸实行的。天将入冬，气候寒冷，田野之青菜将尽，灾民之饿死堪虞，再迟延，真要饿死人了。第一，我们希望省府速将款汇与湖北省政府鄂北行署，请其分发各县，款付了，好向人家要粮食；第二，应速定起运分配办法，于一个月内将粮食运回河南；第三，运到各县后，立时照价发给有购买力的灾民，或强迫富户购买，再贷给无购买力的灾民，以转回价款，再作第二次购运。陈主席及鄂北各专员、县长既允救济，在不影响湖北征粮与民食的原则下，必不至阻遏平粜，自食其言。
其次，对于灾民出境就食，亦应迅定配送办法。某战区救灾委员会易委员所拟之办法，我们虽未看见，但料想总偏于鄂北各县收容救济者多，对河南如何配送，或不甚详。我们的愚见，省政府应定出统一办法，饬县遵办。对于配送的办法，我们以为，凡出外就食的灾民，应先说明其就食之地点，向县救灾委员会请求填发路单，然后才准外出，没有路单的不准出境。往鄂北移迁就食，应在邓县之孟楼、新野之新店铺、唐河之湖河镇三处设配送站，灾民可凭县救济会所发之路单，向配送站请求配送。往光化、谷城一带之人，可投孟楼站；往襄樊一带之人，投新店铺站；往随枣一带之人，投湖河镇站。按站分配，分批入境。收容站应事先就分配好食宿之处，灾民一到，即可各投处所，不致投奔无路，饿死道途。
这是原则，如何见诸实行，还须省府速订办法，再与鄂北行署商定实行。李晓沧先生以五十高龄，仆仆风尘，说好话，陪笑脸，行旅已够苦了，而又不惯乘车长途往返，呕吐数次，已算尽到职责，劳瘁得够受了。然而灾民得救，他不知苦不觉苦，又匆匆的赶回鲁山去。看了李先生这种精神，大家也该感奋，迅速订出办法，利用李氏打开的这一条坦途，把赈粮运进来，把灾民送出去。
从这次灾荒里我们所得到的教训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1月17日
今年豫省的灾荒，真是这数十年来所未有。当两月前，秋禾业已绝望，而麦子尚不知能否播种的时候，粮价一直上涨，一般人心惶惶，真大有不可终日之势。所幸在天时，以后不久接二连三的落了几场透雨，这样种麦是不成问题了。同时在人事上，我们最高领袖轸念豫灾民，不但减免了许多征实征购的数量，而且拨给巨额赈款，不仅发给赈款，而且从陕、鄂输进大批食粮①[77]，于是乎市面粮价遂突然下跌，一般浮动的人心，才像是一块悬着的石块似的落了地。
不过粮价虽跌，而人民逃亡到外面的已经不少。至于留到家中的，也都是吃糠咽菜，奄奄一息。现在是有菜可吃，到了明春，当更困窘。我们试一到乡村，所看到的农民苦况，简直有很多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所以古人讲“救荒无善策”，真是一点不假。
由于这次灾荒，使我们不由的想到，现在不是二十世纪吗？在人类文化进展到相当高度的今日，而我们还是“靠天吃饭”，一遇到天不下雨，就没了办法，只好眼睁睁的看着田里的禾苗，由青而黄，而枯，这真是太不进步了。其次是平时在丰收的年景，全无贮积，突遇灾荒，就想赈济，也无从赈起。就这两方面看，可以说平时既无防旱的准备，又无御灾的打算。所以问题一来，大家都感到心烦意乱，莫知所措。
好在这次旱灾，仅仅限于河南一隅，陕、鄂丰收，得以挹彼注此，在全国说，问题还不算十分严重。可是有这一次的教训，我们应力矫过去之失。本来两千年前的荀卿对于“自然”已有着这样的论调：“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②[78]
可是两千年来，社会上一般人，仍旧是“大天而思之”，与“从天而颂之”，一遇着天老爷不下雨，于是乎就相率乞灵于黄龙爷与黑龙爷，恰巧碰着下了，于是就兴高采烈的，大唱其贺雨戏，及至鬼神不灵，大家也只有听着，绝不想根本的解决办法。今年旱灾过去了，于是就“好了疮疤忘了疼”，觉得旱灾只不过是十年九不遇的事，以后哪还会再像今年呢？于是乎也就不再想防旱的办法。即如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灾荒，再远一点，清末光绪三年（1877年），老年人常常说起来，历历如绘，那时庄稼怎样瞎了，怎样吃草根树皮，饿死了多少人，说者同听者只当作一种故事看，绝没有想到有那样的惨象，今后我们该如何补救，用人力来制天行，使这种灾荒以后永远不再发生。所以一次灾荒过去了，不去管它，迟几年再来一次。可是社会上秩序的骚乱，以及历史所有朝代的鼎革，几乎没有不是从灾荒上起因的。这可以证明我民族的惰性太大了，在这民族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如何会能制胜他人，而不淘汰？
现在痛定思痛，我们认为，一般人的惰性太大，非用政治上的强制力，是不易为功的。关于水利的兴办，在最近简直应列为主要建设。在上月的报上，载有省府将征实征购列为对县长主要考成①[79]之一的消息，这自是应该的，不过有粮食的县份，自可不成问题，可是灾况较重的县份，差不多是十室十空，县长无论如何负责，恐怕也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吧。所以欲粮征之顺利推行，首在增加农村生产，欲增加农村生产，主要又在对于水利的兴办。
关于水利兴办办法，我们认为，政府对全国要有一个详细的通盘计划，大规模的由政府拨款举办，小规模的应由地方举办。至于不能开渠的地方，可以生法凿井，由政府督饬，倘能够不怕旱灾，那么每年的收成，自会有一个最低的成数，决不至于一下子弄得颗粒不收。其次是积贮，当丰收之年，必须严令其积贮，以防不时之急需。倘各县平时均有积谷，就是遇到灾荒，也决不会马上弄得哀鸿遍野的。总之水利的兴办，决不是难以推行的政令，而且这是一劳永逸、事后有获的工作。即令强制施行，当时人民或者感到有些须艰苦，但事后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德政。过去西门豹治魏，与公孙侨治郑②[80]，不是很好的先例吗？“民可以乐成，而不可以虑始”③[81]，一般人所见者只是小者、近者，而政治非从大者远者着眼不行。一般人都具有惰性，往往看到而不能行，可是政治非得有积极性，与强制性不可。
我们对于兴办水利认为是刻不容缓的事，所以再三再四的著文评论，省政府虽拟了一个一万万元的水利计划，由建设厅厅长亲呈中央，请求拨款，但在县政府与地方人士，对于当前的大灾尚多漠视，没有一种浓厚的兴修水利救旱灾的空气。大的水利工程，固须中央来办，但小的工程只要有人倡导，人民不懒，各县地方都可以自力举办的。政府有了计划，地方还须自力倡办。苦痛的教训正在忍受着煎熬着，大家能如此的麻木，而不为一劳永逸之计去倡办水利吗？我们如再麻木下去，再有一年或两年，也许会再来一次大旱呢！现在是抉择的时候了。
速为过往灾民备临时住所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2月3日
旱灾已成之后，非到明年麦收，食粮不足的灾民其受饥饿程度，在今年秋罢到明年麦收这一悠悠的长期中，只有与时俱增，一天严重一天，决不会一天减轻一天。当今秋大旱时，灾情严重，大有不可终日之势，等到秋末雨降，二麦①[82]种上，人心较安，雨一下透，一切都无事，好像所要的就是雨，雨下来了，所需要的得到了，可以满足所欲，别无所求。大家忘记了大多人需的是粮食，没有粮食，纵然雨下足，仍是救不了眼前的饥饿。一般人，尤其是城市中的人，眼不见，心不忧，好像灾荒已过去，这是麻木不仁。并非灾荒已过去，相反的，履霜坚冰，寒冬已至，大雪将临，粮越食越少，天越来越冷，从前仅仅是无食而馁，现在又加无食而冻，冻馁交迫，最不能堪。灾情到现在才入了严重阶段，自今以后，将日严重。无衣无食、背井离乡的灾民，如得不到救济，不被饿死，就要冻死。各级管理众人之事的公务员，与行仁救难的义士们，今日才是正须大家齐力来博施济众的时候。
“眼不见心里净”，这观念非常错误。把污秽上面盖一层洁白的雪，雪化了，污秽仍在。但我们中国却有很多人抱着这种观念，大家麻木不仁，对于灾民的惨状、苦难的呼声，视若无睹，充耳不闻，门雪自扫的厌粱肉而自嬉。事实上灾情日益严重，表面上大家若无其事，视同胞之冻死饿死而无动于衷，赌者自赌，吸者自吸，贪者自贪，酒肉自甘者仍醉醺醺、胖堆堆，有钱我自享受，哪管他人冻饿，这正是今日一般人对于灾荒的心理，也正表现出我们各顾各的民族弱点。大家藏在暖室里，闭居城市中，或者坐在深似海的侯门内，自然天下太平了，一切无事。可是我们请大家劳劳贵步，到郊外，到乡间，看看那一幅灾民流亡图。他们不但面有菜色，甚至连人色也没有了。“餐风宿露”①[83]，这正是灾民生活写真。冬夜霜风，睡在重裘暖室中的人，是不会感觉到风的寒威，或者外面越冷，睡在暖室中的人越感觉温室重裘之可爱，可是有谁念想到，曾念及在这霜风冬夜中还有许许多多灾民在席地幕天的露宿，若遇雨雪，把仅可蔽体、不足御寒的烂衣破被淋湿，地湿天潮，“长夜沾湿何由彻”，那就更不堪忍受了。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同类意识与同情心。有了同类意识与同情心，然后消极的可以行恕，积极的可以施仁；如无同类意识与同情心，看着同胞受灾受难而不想法去救，那叫麻木不仁。现在有许多同胞在日夜露宿，饥饿寒冷，俱不能堪，有吃有穿的人却肉臭朱门，豪华奢靡如故，任你呼号求救，他们总是毫无感觉。如此麻木，岂得为人？我们再为灾民请命，在这寒冬季节，希望各县政府严令所属，在城关、在市镇、在靠近公路大道的村庄，尽可能的为灾民腾出临时住宿的房屋，一村庄至少三间，一集镇至少十间，一个城关至少五十间，使过境灾民不致露宿，遇着雨雪不致淋湿冻坏。由县长至保甲长都要激发各人的同类意识与同情心，以灾民通过自己管辖境内，至露宿淋雨、无处安身为可耻。纵不能人人予以饱饭，至少也要作到过境者不使露宿，不使淋雨，好吧坏吧有个栖身过夜、聊避风雨的临时住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老杜饥溺为怀，只要有了广厦，人得其庇，就是自己屋破而冻死也甘心，这种仁者胸襟、仁人怀抱，我们不敢期待今日之县各公务员，但对过境灾民找几间房屋，使得临时度冬夜、避风雪，这总该不算奢望吧！
天寒矣，再为灾民请命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2月6日
霜浓似雪，坚冰在地，虽非朔冬严风，寒冽彻骨，但一早一晚已冷得够受。饱食暖衣，住居家中之人都缩颈袖手，瑟瑟哈哈作畏寒状，而食不饱，衣不暖，依栖檐下，甚或无檐可依，露中野宿的灾民，如何过法？俗语云“饱食如衣裘”，其意即谓饱食之后腹内不饥，体温自增，虽衣单亦不畏寒。多少冻死之人皆因腹内无食，并非全因衣服。腹内无食，体温低衣服单，一遇寒冷必被冻死。近几天天气转冷，我们深为灾民担忧，曾希望各县政府严饬所属为灾民预备临时夜宿房舍，至少使过境灾民不在霜风冬夜露宿屋外，免得饥寒交迫而冻死。我们知道县政府事忙，不是专为救灾而设，有的或充耳不闻，或连我们的社评也不看，或看了，政繁事忙，不暇去办。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此刻，各县的过境灾民仍是露宿屋外的多，有宿处的少。
县府诚然事忙，但救灾也是要政。民多冻死，政果何为？县长古称牧民之官，称之曰“民牧”，亦曰“父母官”，不管是“民牧”，是“父母官”，牧羊者冻饿其羊，那算什么牧人？父母官冻死其子民，又何贵乎有此父母官？牧人也好，父母也好，总要尽其在我，无亏职责，方不愧对被牧的子民。纵令再事忙政繁，一纸命令，饬属切实遵办，是不难的。我们仍希望在城关，在乡镇，在村庄，尽其所能为灾民腾出房舍，俾得夜宿①[84]。
上级政府知道县政府事繁，有时顾办不周，所以各县又设救灾会，协助县政府办理救灾。无论什么政事，本来都不能敷衍，敷衍必误事，不过其他政事有的敷衍，为害尚小，救灾是救人命，如救火一样，积极迅速的抢救尚恐不及，哪容敷衍？更哪容疲顽？一敷衍疲顽就要饿死人。县政府如忙不过来，救灾会可以协助办理，或者代为办理。各县救灾会都为地方各机关公教人员及正绅组成，在社会居领导地位，急公赴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应是这般先生们的志事。现在看着灾民露宿冬夜，听霜风枯打而冻死，曾不加以手援，出一点力为灾民请命，使各城关、集镇、村庄为灾民腾出几间临时宿夜之房，无乃太不仁慈，大非救灾会诸公所应有。
我们没有妙文，引不起诸公的同情，复苏慈悲观念，我们敬请诸先生把肚子饿得扁扁的，衣服穿得单单的，在深夜或黎明，蹲在屋檐下，或露宿在野地中，尝尝那滋味，如曰好受，或能受得了，那么听灾民露宿也无不可。若曰不好受，受不了，将己比人，诸公是不是应该迅速为灾民周办夜宿房屋呢？这样近乎纵井救人，未免太不合理。是的，我们也认为不合理，那么请负有救灾责任的诸先生吃得饱饱的，穿得厚厚的，在风夜，在清晨，到有灾民住的地方去，亲自看看那饥寒交迫、瑟缩一团的灾民是如何在那里与寒冷饥饿相抗，这总是合理的吧？如果连看也不看，只管自己吃饱穿暖，不问灾民的饥饱、寒暖、死活，就不说职责，良心似乎也所不许吧？我们相信孟子的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我们先提出在城关、在集镇、在村庄为灾民设过夜临时宿所，再请负有救灾之责的诸先生去亲自看看苦霜寒风的冬夜里露宿的灾民的苦况是如何凄惨，必能心惊忧之，激发起同情心、责任感，知道我们并非无的放矢，徒事哓哓①[85]而思有以救济之吧！
批评督征与限价，再作“刍荛之献”
救灾与督征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2月11日
中国是盟国打击日本、进攻日本的最好陆地战场，淮海大平原在这一陆地战场又为主要战场，而河南大部分与之毗连，恰成了这一主要战场的重镇，没有河南即不能在淮海大平原与敌作战。当接近胜利、准备反攻的今天，河南这一重镇遭受了空前的大旱灾，演成壮者散而至于四方、老弱转于沟壑的惨剧，这不但是河南的不幸，也是有关抗战的一个严重问题。我们所谓严重，不在老弱转于沟壑，而在壮者散之四方。老弱饿死诚然也不人道，但那只是死了些不应死的人，与抗战关系尚小，若不设法救济，壮者是决不会坐待饿死的。我们不救，敌人难免不假施小惠，有奶即是娘，使无知饥民之壮者散而至于敌方，其后患尚忍细说吗？纵说这些饥民都是义民，不致附敌，但饿而散之他方，民犹水也，兵犹鱼也，民多散去，犹鱼失水，国军又将何以杀敌？就这一点说，问题也甚严重。
所以当河南灾象刚成时，我们就吁请各方应把它看成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不能视为一隅之灾，当作河南的局部问题。问题既是全国性的，救济灾荒也应看成整个抗战工作中的一桩大事。为抗战，为求得最后胜利，永保国族生存而救灾，不是为救河南一隅之民于不死而救灾。事体既如此其大，救灾之责固不应由河南独负，河南委实也无力负此重责。但唤起各方重视此事，促请各方共同负起救济责任，达成救灾任务，使河南灾民确切得到实惠不至因饥饿而散而死，这确是河南人应负应尽的责任，尤其是河南有力有权之人。
“自古救灾无善策”，自古视为难事。纵在平时尚无善策，在此交通困难到万分的战时，本省粮食不收，又如何能从邻省运进粮来？军事第一，军粮第一，不论如何必须维持军粮，这是不容讨论的事。必须军粮有着，田赋才能减免。所以我们当初又主张，应请中央从邻封各省运粮以济军用，免征河南之粮，俾以河南减免之田赋，作自救之赈粮。这一着没早进行，忽视延缓，等最高领袖得悉豫灾实情，有心蠲免其田赋，俾以自救，但限于事实、限于时间，非由河南征出三月军粮，中央筹运之粮接济不及。现在各县不问灾荒，只要征粮，民以倾囊以应征，军犹两餐且不饱，灾益重而军益困。这总不能说不是件憾事吧？
军事第一，军粮第一，不论用何方法，只要能征得粮食，必须尽量去征。为了不作亡国奴，为了国族生存，必须抗战胜利，要得抗战胜利，必须军粮无匮。在战时，国民贡献起一切与国家，本是义之当然，只要与国有利，输血亦是应该的，纳粮尚有何说？真到必要时粮供军食，自己挨饿，律以绝对爱国之义务，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那也没有什么话说。
可是事实上可以不致演至这一必要之地步，因人谋之不臧，竟至民饥而军犹不得饱，这是多么令人遗憾！
限于事实，河南减余的二百八十万石征粮是非于最近期间如数征足不可，有其绝对必要，不能宽免，也不能展缓。豫民爱国，向不后人，应速设法完纳，不须再妄冀减免，或观望推延。谁也拖不过，少不了。我们既知灾民之苦，也知政府之苦，事实所逼，必须出此。只希望豫民速速完粮，对此不能再说什么礼义责备贤者。在省府委员中，河南人占了八位，这真是空前未有，然而八贤在位，竟使“救灾”、“督征”矛盾到如此地步。我们看看灾民之苦，真不能再征一粒，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上需要之切，又不能少征一粒。衷心怆痛，真无法言宣。
河南灾情如此之重，所缺乏的是粮食，无粮食有钱也难免挨饿。现在领到的是少数赈款，而征出的是多数粮食。各方呼吁救灾，除在陕西运回那一点粮食外，至今尚没有赈粮运进河南境来，就是连逃荒外出的灾民至今也仍没有计划配送办法，这种种怎能不使我们自怨自艾，河南人无能，河南人无禄，不能邀天之福而免于饥饿。
最高领袖贤明仁慈，视民如伤①[86]。主席李公主豫政久，视豫省为第二家乡，对于救灾亦备极关怀，然而灾民日增，救粮无着，流离转徙，络绎道途。天寒矣，冬深矣，饥而日寒，死亡之数亦且日益增多。人非木石，睹此惨状，谁能不为之痛心？我们受事实的刺激，受良心的驱策，明知有些话说得太直了，但我们却不能忍不言。我们是绝对爱国主义者，也是忠恕自期②[87]的人，我们只对此事希望速想办法，能使军民兼顾，并非有心对人挑剔，自暴弱点。直质之言，谅贤明必不以词害意而误以为忤也。
政府应以铁的手腕血的代价抑平物价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2月29日
限制物价尚未实行，而物价却上涨不已，尤以粮价为甚，突飞猛涨，说日日上涨，犹不足形容，简直是时时上涨。以麦子来说，每市斗由四十元涨至八十元，半月内飞涨一倍，其他货物因受粮价影响亦随之飞涨。如此飞涨，不加限制，阴历年节，仅馍有涨至十元一斤的可能。战时物价上涨原是常态，不足为奇，不过像这样的飞涨，却很少见。河南今年麦子减收，秋禾全瞎，粮食原不够吃，限于事实，军粮又不能豁免，虽获减征，但为数甚少，征实征购之数，仍非河南人所能负担。现在民间情况是这样的，没粮的已逃荒他去，未去的现虽有一点粮可吃，如不纳粮亦不过维持一时，一完粮，马上就成无食的灾民。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完了粮尚有余粮可食的，为数极少；无粮吃的灾民，政府要救，有一点粮勉可自顾的，不须政府救济的人，偏又限其纳粮，使变成待救的灾民。还有一种情况是土地虽多，确实没粮可吃，自己没粮吃，还须买麦完粮，这是最可恤的一种人。土地多人口众，徒受地多之累。民无粮而军粮又不能不征，一方面救无粮灾民，一方面又使有粮之人纳粮，也变成无粮灾民。河南缺的是粮食，法币再多，买不到粮食，不能充饥。征去的是粮，发给的是钱，粮已真正的征去，钱却未即发给。一方救灾，一方制造灾民，督征与救灾矛盾得没有一点调和余地，这一憾事真使我们心痛欲碎。然而各方的错误，造成今日的事实。事已至此，已补救无方，又复何言！军粮公粮，需用迫切，督征急如星火，粮价安得不随之飞涨？有的以所有之麦去完粮，无的尚须买麦以完粮，今日河南各地粮价飞涨与督征是有直接关系的。
政府催征紧急，固是粮价飞涨之直接原因、主要原因，但于此之外，尚有其他原因在。有些有钱人，看见政府大员四出，加紧督征，征实征购既需扫数，粮价一定要涨，他们看准了发财机会，于是趁火打劫，兴风助浪，尽其所有，大事囤积。一方面在征购，一方面在囤积，粮价安得不飞涨？
同时贩运商人，因各地粮价不同，转移购运，加速通货流动，助成粮价上涨。通货流通越速，粮价上涨越甚，因粮价上涨的刺激，一般物价亦随之飞涨。
另外还有一种心理作用助长粮价、物价的上涨。大家在抗战五年中都体验出存钱不如存货，有钱的人都尽其所有，拼命囤积物品。他们把货囤起来，使市面货物减少，又把钱抛出去，使市面通货增多，并增速其流通，直接间接都助成物价的上涨。还有一种人，并非正经商人，只以资金作贩运转手买卖，从转手买卖中收得利润，转手的次数愈多，他们从中获利也愈大，同时通货流通的速率也愈速。
通货流通速率增加，即等于通货的数量膨胀，通货如此加速膨胀，物价安得不加速上涨？这种心理病态，是助长物价之一因。
今日粮价物价上涨的情况，已形成一种严重现象，如最近不能加以制止，强制抑低，大多数人将无法生活。拿薪俸收入买粮吃的公教人员将被迫而放弃工作，公私事业将有解体之虞。问题已万分严重了。中央既明颁限制物价的办法，即宜遵照实行，严行限价，不准超过十一月三十一日之价格，普遍而严厉的奉行中央的限价办法，不要姑息，不要顾虑，不要折扣，必求彻底。倘有不遵，或奉行不力，不惜杀几个商人，甚或杀几个官，以血的代价，去遏止物价的上涨。初行时，物资逃避，自在意料中，但只要管制严，不论如何，永不准涨价，经时既久，前此逃避的物资，将会再流入市面。物价一稳定，囤积贩运都因无利可图而停止其活动。同时政府如决心大、执行严，有钱的人也不敢再以身试法，自讨枪毙。严重情势日增，河南省政府应当机立断，拿出威权来，拿出办法来，拿出力量来，遵照中央法令，抱定最大决心，把物价抑下去。否则灾荒没有救，物价不能平，下有灾民，上有灾官，一切机构，将有解体之虞。社会一解体，政府将焉附？现在是战时，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的政府应有非常的办法与非常的手段，去应付非常的局面；循规蹈矩，谨愿自守，或熙熙行仁，踁踁持许，是决应付不了战时的非常局面的。我们相信省政府是有办法的，是有力量的，只要观念扭转，只要拿出力量，定出办法，自动的硬干，干不通不惜一切去干，我们断言任何事情一定可以干得通。
几句忧时之言
《前锋报》社评 1943年1月8日
人因为有同类意识与同情心，所以才能推己及人以行恕，立己立人以行仁。“仁，人心也”，“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有此同心，才能爱人行仁。仁字的构造，从人从二，也就是二人以上才有仁。仁是多数人之间的一种应有的至善行为，必须有这种行为，祸同担，福同享，甘苦与共，才表现出仁爱的人类精神。否则看着同胞，甚至亲族冻馁而不加手援，许多人无衣无食，行将饿死，同时有些人锦衣玉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无同类意识、无同情心的人，就不能算人。人之身体之一部分受伤，而不感觉疼痛，叫做麻木不仁，看着他人饿死，毫不加忧戚于心，又岂得为仁？离开了仁，人就不成人了。
河南的灾情现在已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不但无地的穷人没饭吃，就是有地的人粮已完纳，也一样的没饭吃。粮食飞涨，一方面因为限价，在河南主要的原因还是粮少。物少则贵，这是一定的道理。粮价跳涨不已，收入以法币计者，是在一人一天地打折扣。按钱数说，收入相当多的人，却买的货物很少，收入虽多亦不足维持生活。这还是就有物可买、价虽高尚可买得到，买的少总比买不到好。等到拿着钱也买不来粮的时候，到那时候是最不聊生。灾民遍地、野有饿殍虽然很惨，只要为数不多，社会秩序总可维持，若到了多数人都成了饿殍，在死的压迫下，什么事干不出来？吾国历史，饥民为乱，影响大同，致起巨变的往事，是值得引为殷鉴的。纵让饥民体念时艰，甘心束手挨饿，社会秩序，勉可维持，但公教人员及其眷属也无饭吃，政府机构，是不是还能维持？政府机构解体，社会秩序不保，将来会成个什么局面？我们心很窄，沉不住气，瞻念前途，蒿目时艰①[88]，忧国病时，简直是寝食不甘。浩劫已临，日益加重，眼看的、耳闻的尽是吃的问题。某处饿死了几个人，某处有人因无食而自杀，在乡间、在城市之僻巷小街，已几无吃馍之人，多数人家都是日食一餐，日不得饱，甚至并日而食者亦不乏人。我们职司采访，对民隐当然知之较清，也不得不访，可是访来的消息又多是使人伤心，不但为灾民悲，亦且为大局前途忧。深夜中，记者执笔写文时常常因了忧伤而不能夜思，黎明醒来时，也往往为灾害袭来而神怆心碎，不能再睡而绝早起床。起床又有什么办法，徒为绕室彷徨。问题真是太严重了，前途也真太值得忧虑了。明白人可以想象得到，我们这里不便明言。我们决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工愁善病，有如旧文人，好为伤时语。事实摆在眼前，不容我们装聋作哑，心所感危，也不容我们缄默不言。各级政府，社会上有地位有权责的人士，到这时再以痴聋的阿家翁②[89]自处，事到不可收拾，小儿女恐也将无爱于阿家翁。纵有公粮，又岂得而食诸？若再吃酒席，来豪赌，吸大烟，挥霍无度，视同胞之冻死饿死而不动其心，对前途之危机而不预为地步，仍好官自为，有福自享，不及时设法，共维此局，再迟误，将有不堪设想的后果。
我们希望大家提高同类意识，加浓同情心，增强责任感，不要再浪费，不要再懈沓。对救济灾民、对减除危机，即时拟出有效的办法，切实施行。今日之事，是再也迟误不得了。
对物价应如何管制
《前锋报》社评 1943年元月25日
自限价如期实行后，各省物价均告大跌。虽步骤未能齐一，有些地方因实行太猛，发生物资逃避现象，回力反击，政府不得已又将价提高，货物上市，又将价抑低，高低涨落，动波甚大，市面秩序不免稍受影响。但物价下落，是各地自然，绝无例外，这是一种好现象，不但证明政令统一，亦证明政令有力。一纸命令，全国田赋改行征实，又一纸命令，全国物价一律降低，谁还能说政治无力？谁还能说政令不能推行？只要各级政府的官吏肯负责，肯劳怨不辞地实心任事，我们相信没有行不通的政令。可惜在步骤上，程度上各地还参差不齐，不能协调，此张彼弛，高低不一，致发生种种不应有的现象。如市面无货，先低后高，或明低暗高，既失限价意义，又失政府威信。事前没有统一办法，施行时又无齐一的步骤，即以河南一省而论，各县多不一致。有的限价即照中央规定，以十一月底之物价为准，一下子就将物价抑低，使合于标准价格，有的采取的是先稳定物价，再逐渐抑低，使渐渐的合于标准价格。在这不一致中物资逃避、低而复涨的现象是不能避免的。
我们赞成湖北的办法，先稳价，后限价，最后由管制物价而管制物资。河南第六区固与鄂北接壤，专员公署亦采用湖北的办法，但因各县奉到命令迟早不一，有的遵照省府的办法办理，施行限价，有的先稳后限，在这不统一中，不免互相观望，谁也不敢单独切实实行限价。比如甲县实行限价，乙县不实行，甲县物价限低，乙县物价仍高，物资必逃往乙县。甲县认真执行，反而吃亏。各县唯恐粮食外流，谁也不敢切实限价，甚或故将物价维持得相当高，藉以吸收他县之物资。这种步伐不一，最足影响限价之彻底实行，急须由省府统筹划一办法，强令各县遵行，勿令参差不一，勿令互相观望。
我们希望省政府立时订出统一办法，各县先就原价稳定住，不准再涨，然后逐渐压其下跌，跌至符合十一月底之物价为止。每天跌多少，几天跌一次，省府也应定出原则，饬各专员区遵行。专员区遵照原则，查酌实情再定出较详办法，饬辖县遵行，各县在无背于层级命令之原则下，参照地方实情，定出详明办法，灵活运用，迟速软硬，操持得宜，掌握得紧，步骤务须一致，彼此务不相妨，消长盈虚亦务要调剂合理，务使各地均顺利达成限价目的。我们认为，省府应指定一大员，专司其事，每日规定时间与各专员通电话，询市面行情，以定次日物价应否低落，低落若干。各专员每日亦规定时间与各县长通电话，询问行情，以定物价低落数目；县长再与区长及各业公会主席每日通电话，或面定物价低落之数。这样层级节制，步伐齐一，何日应落价，每日落几成，均操之层级政府，这才叫管制物价。像现在这种不齐一、不协调，根本就说不上管制。最好每日下午七时，各专员应准时接听省府电话，八时县长应准时接听专员电话，九时区长及同业公会主席接听或面承县长训示，以定次日物价。每日如此，直至物价低落至与十一月底相同时为止。物价一日不达此标准，一日不停止层级节制。以省为单元，定出统一办法，纵的层级节制谨严，横的彼此联系周密，统制合作，两得其利。同时省府再与邻省互通电话，商定联系办法，毗连省份亦求一致。必须各地同时限价，才能收得管制物价之效，不至于去低就高，有所逃避。
对限价再提供两点意见
《前锋报》社评 1943年元月28日
限价本是一件难事，在社会无组织、物资无调查无统制的我国，实行限价尤为困难。对这艰巨的难事应该早有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最高领袖为实行管制物价，先有一篇剀切详尽的说明，又手订了管制方案，参照地方实情，斟酌损益，拟定详明实施办法，如期实行。领袖以万岁之躬，亲主其事，其重视此事可想而知。当中央发表管制物价方案后，各地物价均行上涨，这无异是对管制物价的一种警告。法未行物价已涨，而物价之稳定与抗战之胜败又有密切关系，不能不实行。对此不能不实行、而又极难执行的有关国族存亡之大事、难事，各省各当局应当如何慎重行事，遵照中央法令，参酌地方灾情，妥拟管制办法，早为准备，如期实施，这种大事难事决不是一纸命令所能成功的。
征兵有征兵的机构，田赋征实有征实的机构，专司其事，尚且弊病层出，而对实行限价，中央虽有专司其事的委员会，领袖又亲主其事，而各省却步骤不一，少有专司其事的机关，又无得力人专主其事，更无专家为之计划。交科员依照着中央的方案，拟了几条办法，经了一个会议形式通过后，即通令各县实行。限价期限已迫，上级命令才到，其间连十日时间也没有，各县根本就没有准备时间，办法尚未弄清楚，实行期限已到，期限的前一二日，急急忙忙，匆促之间，召开个会议，议定几条办法，有的县份连会议也没开，就照原令饬属实行。不管影响如何，不管行通与否，就照命令，一律以去年十一月底价格为准，强令实行。这如何能作得通？
对于事前的粗疏轻忽，我们不愿多说，现在限价已成了问题，大家所顾虑的物资逃避与黑市已经到处发生。买一天吃一天的穷人以及行人旅客，竟而拿着钱买不来饭吃，乡间与城市粮价亦不一律。过去总是城市粮价高于乡村，一行限价，却正相反，乡村粮食高于城市。甚至城门外与城门里之馍价不一。粮行不卖粮，磨坊不卖面，饭铺不卖饭，卖馍的也不卖馍。有粮食的人家自然还可自磨自食，无甚问题，但这又有几家呢？有许多人是家无三日之粮，今日买今日吃，明日买明日吃，现在粮面馍饭都无卖的了，这许多人马上不能生活，秩序又如何能维持得住？问题的严重，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