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的办法，政府应事前筹得一笔大款，分县购储大量粮食，或预先向大户预征若干万石粮食，分存各县，限价一实施，粮食逃避，私人不卖，政府来卖。一边卖，一边征，继续征，继续卖，直至粮价限的合于法定标准，私人粮食都源源上市，然后政府再停止卖粮。以所得粮食，发还被征之民户。如此办理，我们相信绝对可以收到平价实效。可惜各省照此实行的太少了。
亡羊补牢，虽已太晚，但补好了，不至再亡羊。现在既成严重问题，就得就问题本身想办法来解决，不能避而不谈，或听其恶化，或坚持己见，或改变办法。我们要正视此问题，我们要解决此问题。治标的办法，省府应立即与邻封各省协商彼此兼顾的办法，使粮价不甚悬殊，再参照地方灾情，定各县适当粮价。要统筹，要兼顾，要划一，要同时一律实行，违者真的要军法从事，甚至不惜牺牲两个县长，彻底执行命令。价定住，彼此步伐一致，不相悬殊，再调查大户，囤粮多者，强迫抛售，违者枪毙。以大批囤粮，供小户零卖，维持市面，决无不足之虞。
治本的办法，应速制预征限价粮的办法，开始令若干顷地以上大户分仓缴纳，利用田赋管理处机构，征收限价粮，大户缴粮时，按各地法定价格给以票据，俟粮食卖出后，再公布日期，使缴粮各户持票据向县银行领取价款。大户的粮反正吃不完要出卖的，自己卖，与政府收来转卖是一样的。粮价限定了，不风涨，政府照限定价格出卖发价，大户也不吃亏。因为他们所得的粮价，仍可以买到同样多的粮食。政府虽不免经手之繁，但如此办，政府可握得实物，操持粮价，使粮价不至再涨。粮价一稳定，他物就不会再涨价了。
这是一个轮廓，是一个可以供参考的提议。如能详加研究，妥拟办法，如此实行，粮食握在政府手里，粮价自可由政府限定。
哀鸿遍野
《前锋报》社评 1943年1月30日
过去从古书里边看到形容灾民之惨况的，每每用“哀鸿遍野”四字，当时总觉得这不过是文人铺张的惯技，事实是不会如此的。可是这次笔者从伏牛山之北到伏牛山之南，穿过了四五百里的山道，眼中所看到的，真令人见之伤心，闻之酸鼻。古人所谓“哀鸿遍野”，实不足以状其万一。
伏牛山中要说起来，今年秋季的庄稼还算较好的。因为平地歉收颗粒不见，而山里边则尚有二三成收成。所以很多灾民，都向山里边逃。他们最初满以为到那里可以有办法，殊不知山里也一样闹饥荒，只不过比平地轻一点。可是树叶、野果（柿子、酸枣）已早被收罗一空了，结果逃进去的没有办法，只有再转回来，而平地有的不知道，还是仍旧往山里边去。从这里来往交织的灾民之流中，他们行路的方式，完全是用挑子，丈夫挑着家具同不能走路的孩子，后面跟着妻同较大的孩子。他们颜色都是枯瘠而惨白，有的瘦汉活像痨病鬼同大烟鬼，简直是一架骷髅，蒙了一张皮，根本失去了人形。有的小孩子跟不上了，大人也不管，仍是往前走，小孩子大声号啕着，有的大人遇见过路的人中衣冠整齐一点的，就乞求着说：“大人，你把这孩子领走，让他逃个活命吧！”至于路边已经冻饿而死的，也时有所见。
伏牛山道中的来往者真是一幅活的流民图，及至我来到南阳，路上还是如此。我想其他地方，一定也同这差不多。他们在家乡不能等着饿死，要到外乡希望着能逃个活命，找条生路。但哪里有生路？流离转徙，最后还是不免饿死。
我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对世事觉得非常怀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话一点也不假。一般富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同情心？同时更想到这种惨况，究竟是谁为之？孰令致之？这固然由于天灾之流行，而大半实因为人谋之不臧。在灾前没有丝毫的预防，到灾后又没有妥善的救济。呼吁尽管呼吁，而所谓赈款之类，真无异于望梅止渴。到现在灾民还没有沾到一点实惠，以至于死者不知凡几。不过死者已矣，而待死未死者尚可以救活。“亡羊补牢尚未晚”，我们希望一般巨室富户，要激发天良，本恻隐之心，捐资舍粮，广设粥厂，以救此满道之饥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谓行善积福，泽及后世，无过于此者。同时更盼望行政官吏，本爱民如子之心，抱人饥己饥之志，在不妨碍法令原则下，尽可能的因时因地，而设法予以救济。
我们深觉得“诚”之一字，最为重要。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①[90]现在我敢说，大部分的官吏，对救灾不曾具有十二分的诚心，只觉得自己处了这样地位，似乎是有点责无可贷，所以不能不敷衍敷衍。像这样，如何能做出成绩呢？《大学》中讲：“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②[91]一个女子不学养子，而竟会养子，就因为她是基于“诚”，基于“爱”。所以官吏对人民，非得像父母对子女一样，才能收到真正的效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禹视天下的饥者，犹己之饥者也，伊尹①[92]思天下之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每一个官吏都能如孟子所说的推己及人，为大禹、伊尹那样的自任心，那么自然就可以殚精竭思，想尽办法来予以救济了。
总之，凡事俱在人为。现在在救灾当中，而又限价问题的来临，无钱的灾民，早已流亡他乡，而能多少弄到几个钱的，又籴不到粮食。这与大灾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深愿当局能详细考察，缜密计划，来给它一个圆满的解决！
限价与救灾②[93]
《前锋报》社评 1943年2月18日
处非常时期，对非常事件，应用非常手段；战时是非常时期，限价是非常事件，处理限价，当然要用非常手段。河南不但遇着空前大战，并且又遭空前旱灾。值兹双重空前的今日，办理非常事件限价，如果视为一种例行公事，一如故常的奉到中央命令，大官批个“遵办”，或“拟办呈核”，交科员们关起门来，一木通套，拟了一种办法，只求法令表面不背中央意旨，不问地方实情能否行通，那就非失败不可。
各省实施限价后，实情如何，电文传播，语焉不详，我们不得而知。至于河南的限价问题，本报驻在河南，知之较切，我们虽不忍说出失败的话来，但问题确相当严重。执行不力、马虎敷衍的县份，物照原价，还没有什么问题；认真执行命令的县份，多发生了粮荒。不实行限价，粮价高涨，没钱的钱少的人不能生活；实行限价，粮食逃避，市无粮馍，连有钱的人也没饭吃，买一天吃一天的人竟连日断炊。手中拿着钱，肚子挨着饿，有钱的饥民与无钱的灾民盈街头、满城镇，在平时已够严重，又值冰天雪地的严冬，又在阴历年间，腊月原为急月，限价竟至断粮。如此下去，何以了局？
事实所逼，各地方政府，势出两难，不执行命令，当然不行；执行命令，将造成混乱。于是不得已明的限价，暗的听任黑市买卖。黑市粮价反较未限价为尤高。黑市涨价，限价等于具文。粮价管不了，其他物价均以粮价为涨落，亦随之无法管制。一到无人卖粮，粮食因灾荒无多，现在又因限价而绝市，如不急谋妥善办法，灾余孑遗，不因粮绝而饿死，必因饥饿而走险，治安成问题，还谈什么管制物价？
管制物价有一个必守的原则，就是各地同时限价，各物同时限价，必须如此，商人才不因亏本而停止买卖。各地不能同时限价，甲处物价低，乙处不限而物价仍高，则甲处物资将尽流往乙地。土布限价，粮食不限，粮贵布贱，将无人织布。这是很浅明的事例。河南现在正犯了这里限价那里放任、此张彼弛的毛病。据我们所知，河南现在明暗粮价，至少有一百种不同的价格，就是一县也有数十种价格，正与中央规定同地同时同物不准有两种价格之规定相背。如此限价，安得不糟？
河南去年旱灾严重，麦子减收，秋禾全瞎，有些县份连麦也全瞎。收了一点麦子的县份，又因完纳征实征购，麦子几全数完粮，除极少数地多人少之户尚有余粮足维温饱外，大多数人家是无粮的，非由外省运进粮食，河南绝无法度过荒年。要想外省粮运进来，除官运外，唯有提高粮价，使河南粮价比邻省高，外省之粮才能进来。可是提高粮价有背限价原则，似有不合。救灾限价，实甚冲突。
救灾限价既难兼顾，省府就应权衡轻重缓急，以非常办法应付非常局面。救灾重于限价，吃饭原是第一，应先求本省有粮吃，然后再说限价。我们希望省府遵照中央命令，参酌本省情形，与邻省协商，使本省粮价与邻省保持个相当差额，在不影响中央限价政策之实施原则下，使本省不至于因限价演出无粮可吃的悲剧。不一下子就将物价限到合于去年十一月底之标准，先以一月十五日限价之日的粮价为准，稳定住不再涨，视邻省粮价低落，为比例之限低。在麦收之前，总使粮价较高于邻省，使邻省余粮得因价高而自然的流入河南，候邻省粮价限到与中央规定标准相符时，河南亦可不再降低，保持比差以至麦秋丰收而后已。这是于限价中兼顾救灾，于救灾中兼顾限价。省府如能统筹规划，定出妥善办法，救灾限价两相兼顾，呈报中央，说明河南情况之特殊，定可邀准。有一点必须坚持，就是省府要负起责任，统一办理，绝不能使各县各自为政，步骤不调协。
战斗中的河南，饥馑中的河南！
《前锋报》时论 罗梦珊 1943年2月20日
抗战军兴以来，在报纸杂志上，我们时常看到，某些省份的人士们，或旅居在某些省份的人士们，曾为某些省份撰写一些类似歌颂的文章，例如“某某省精神”和“某某省精神”。笔者有时也很想为一个历史资格最古老、文化地位最优越的省份——河南——的精神，写一篇介绍的文章。但到我们开始着笔去写的时候，却每每感到无从说起之苦。什么是“河南精神”呢？如何才能划清“河南精神”的轮廓或边涯？待我们正确地或全面地写出“河南精神”的时候，它已不仅是河南一省的精神，而是整个中国的精神了。
这不是为了别的，只因为河南不但是我们中国政治文化的摇篮地、我们中国历史的源泉，而自古迄今，也始终是我们中国天下的核心。因而她自古迄今，一向是一个地域观念最平淡、乡土意识最轻忽的区域省份。惟其如此，她才能在中国历史上负担起调节南北、凝结南北，并掌握着南北的大责任。也惟其如此，凡是有关我们中国全国性的大事件，她几乎是没有一次不参加，也几乎是没有一次不起着重大作用或决定性的作用。
这次对日寇之全面战争，也是如此。
到了抗战大业已踏进了第七年代，最后胜利之已在望的今日，全国国人几已大都知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在过去五年半的长期抗战中，出兵员，输军粮，河南一直是全国的第一。这五年半以来，数百万的河南壮丁，是一批批地离开了他们的井里和田园，出征去了，去到了天南地北的各战场。若干万的老弱与妇孺，也紧继他们或她们的夫儿之后，万千成群地结成无尽的行列，挑着担子，推着土车，或者是赶着自备的牛车或马车，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春以继夏，秋以继冬地，输送着巨量的军粮于古道上。中原的山河，早已因河南人民的人力和物资总动员而要塞化，中原的原野，也早已因河南人民的人力和物力的总动员而全面改观。河南早已是一个武装的河南，战斗的河南，是一直在战斗中。
武装的河南，战斗的河南，经了五年半长的时间的继续战斗而从未有过片刻休息的河南，自然也是一个疲惫困乏的河南。即在丰收大有之年，就已深切的感到处境的困难，一遇灾荒，也自然的要分外加增灾荒的严重。惟其如此，由于河南去年麦秋两季之普遍的歉收，也就迅速的构成了一个百年不遇的大灾荒。
随着灾荒之形成和逐加严重，武装的河南，战斗的河南，也就渐渐陷身于饥馑之中。
眼下整个河南的民生状况，几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千百万人民已由饥馑线逐步的步入死亡线。近日来，报纸上虽屡有严重的报道，然而这些严重的报道，实不过写出灾区实况的千百分之一二。为了救济河南严重的惨灾，中央除派遣大员前往慰问外，并曾拨发相当巨大的赈款，办理急赈和平粜。但这项赈款与河南庞大惊人数字的灾民活命之所需，仍是相去远甚。
年前于斌主教①[94]由河南视察教区回来的时候，曾经严重的说道：“救济豫灾，即使集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力量，再加上同盟国慈善团体的援助，恐怕是仍难免要有百数十万的死亡。”由此更可见河南灾情的严重。由此亦更可见，救济豫灾，已不仅是中央政府和河南地方政府的责任，而已是全国人士、邻省政府，以及全国各社团和各机关的共同责任了。从农历年关起，到农历四月末二麦可能收获之日止，乃是河南灾情严重的阶段，也是我们全国上下救济豫灾应尽最大努力的当头。
但当全国各界起而救济豫灾的时候，还请大家放心，饥馑中的河南，却仍然在战斗中！救济豫灾在今日不仅是在救济一个饥馑中的河南，亦是在救济一个战斗中的河南。救济一个战斗中的河南，自会分外的加重了我们救济豫灾的意义。
一切施政要配合救灾①[95]
《前锋报》社评 1943年2月28日
河南的严重灾情，不但引起全国的注意，且为友邦所关心②[96]。不但中央派大员勘灾，发巨款救济，公私机关、个人团体，亦均尽其可能，募捐巨款，赈济豫灾。前河南财政厅长曹仲植关怀豫灾，在四川自贡与郜子举氏共同宴请当地巨绅富商，痛陈豫灾，一席酒竟捐得四十余万。自贡市蜀光中学学生闻风兴起，自动减食，亦捐两万。《大公报》为豫灾募捐，其数现已超过十万元。其他可风义举，捐款数目，当然不能一一在此宣布。这种深挚热情，实在令人钦感。然而河南灾情太重了，待救的人太多了，而河南的负担也太重了，平时灾重，例可蠲赋，当兹战事，政府一方轸念豫灾，一方限于事实，田赋苦无法全蠲，而灾情因以加重，救济灾民与供应军食竟成不可协调之矛盾。虽公私赈款，达数千万之多，然比之河南去年所纳的田赋与河南全体灾民所需要的食粮价值，为数真是微乎其微。发到河南的赈款，数目虽然很大，而灾民所受到的实惠却很小。呼吁救灾已闹了半年，据我们所知，外省运来的赈粮至今尚未分给灾民一粒，至少是宛属各县如此。对政府之努力救灾，我们甚为感激，没有话说，只怪灾情太重，所遭遇之时代太特殊，太非常，平时救灾就无善策，特殊而又非常的战时，当然难之又难。对这难事需要最大的努力，需要至善的策划，稍有疏忽，天灾战祸，再加上人谋不臧，更增加灾情的严重。
当去秋灾象初成时，省府如早为地步，请中央拨给军粮，全免田赋，军粮由中央负责，救灾由省府负责，以有余赈不足，河南自身或不难自救。灾情空前严重，田赋竟无法蠲免，这一往事，是过去了，本不须再说，徒招不快，但往事虽已过去，灾情却未过去，且日益严重，救灾仍须努力，方法不容再误。千万人命交关，更不容任何人掉以轻心。必须认清河南的特殊情形，自今起至麦收止，在这百日中，一切均需配合救灾。政治为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事莫重于保存生命，若置众人之死活于不顾，而推行政治，这就不叫政治，其推行的人，又恶得而为民之父母？河南的灾民现在既都救死之不赡①[97]，政府于救灾之外，其他一切施政都应兼顾救灾，如忘掉了河南的灾情，一切政事仍以平时寻常的看法去办，那就必然失去政治的原则，增加灾民的困难。
比如限价，与抗战成败有关，当然是应当遵行的大事，但不配合救灾，那就益陷灾民于水深火热中。忘记河南缺少的是粮食，忘记先与邻封各省协商使河南粮价稍高于邻省，以便将粮食吸收到河南来，借限价以救灾，无粮的地方，粮价限的比有粮的地方还要低，粮食反而一时暗中倒流，明的绝市。且因限价刺激得粮价不可思议的狂涨。如果注意到救灾，以吸进粮食为第一义，早日呈明中央，河南粮食暂缓实行限价，粮食决不会如是缺乏，粮价亦不会如此狂涨。
又如地方行政官的更调，原是平常事，然而对于救灾却有大影响。责任心重、视民如伤的父母官本来不多，在职不动，民多饿死，多少总要想法救济，虽不能说地方官有力可以全活一地方之灾民，如在官不动，总不能视死不救，只要肯想法救，总比不救好，总可以少饿死些人。灾情已达最严重阶段，救灾正在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地方官一有调动，旧的松懈了，新的不熟悉，一交一接，动辄三月，交接未了，而灾民已成饿殍。
对粮价我们希望政府迅定补救办法；对地方官的调动，已换的不说了，未换的我们希望如无大过，在麦收前不要轻予更动，责其专力救灾，应调动的，亦请俟之麦收后。我们相信这样一来，无形中可以多救活若干万人。
发展土布生产，救济灾区妇女
《前锋报》社评 1943年 3月1日
对于救灾，我们已说了许多。已往的不说了，最近我们又主张：一、速发春耕种子贷款及小型水利贷款；二、灾款应大部分发给各县，发给有力贩运之民众，多方购运粮食，以补政府购运之不足；三、地方官如无大过，在麦收之前暂缓更调，责成其使努力救灾，免因新旧交替，影响救灾工作。这些主张我们认为均属可行。
此外奖励土布生产，借以救济灾区妇女，我们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社评中早就提出，提高土布价格，增加土布生产，请政府大量收买。灾区妇女既可藉纺织以自活，政府亦可借此换得大量土布，以供军用。如棉花不够，政府可从外省运来棉花，分发妇女，叫她们纺纱，叫她们织布，在棉花变成布的过程中，政府不但得了军用布，而且救了无数的灾民。军服有着，灾民得救，这实在是一举而两善备的贤明办法。到现在我们益感到这一主张，对于救灾实属有效，而在政府亦无所损。中央关怀豫省，赈款成千万的拨发，这些赈款全为赈济，并不索取代价。闻中央将拨一万万元救豫灾，既能发万万元救灾，而提高布价，救济妇女，寓救灾于收购军布中，这办法最为合适。惜我们的主张，未被重视，及早施行。对于军用，对于救灾，都蒙不利影响。
去年豫省府及豫省参议员曾向中央陈请，暂停土布统制办法，已蒙准许。二月初豫省府又派员赴洛与长官部商议收购军布办法，据悉各方已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救灾军用两能照顾。旧办法既已废止，新办法虽尚未看到，但各方认识既同，我们相信新办法将来实施，必能与收购军布时兼顾救灾。同时，二月八日的《大公报》上亦有一段新闻，它说：“当局拟发展河南当地土布纺织工业，以救济广大灾区，而谋其自力更生。缘豫省原为棉花产地，手工纺织极为发达，最多时曾产一千五百万匹，后以军需关系，统制不善，而产量因之大减，民生经济亦因而不能调转，当局已应豫省人士之请，考虑通盘筹划之方式。”可见中央对此也很注意。
我们希望豫省府速速拟定发展河南土布生产的办法，呈请中央，速赐核准施行，其原则应为借发展土布生产，以救灾荒，以供军用。其办法应为，一面请中央大量往河南运棉花，政府以花换布，人民以布换花，俟花变成布，再彼此交换。在这循环交换中，民生军用两得其利。一面将布价提高，大量收买，使人民自行纺花织布。
人民有做的，就有吃的，顾着吃的，即肯去做。富家妇女不纺纱也不织布，纺纱织布的尽是穷苦妇女，她们原以纺纱为生，要是纺织的布，其卖价不足以资生，她们就要弃此工作。虽然她们也没其他可以维持温饱的工作，但她们决不会赔钱织布，至少也要够本。其实她们根本就没有妄想发财，只要能糊口，不挨饿就于愿已足。对粮价花价如不能限制，布价是不能限制的。因为布是由纱织成，纱是由花纺出，而纺花织布的是人，人非粮食不能生活，这道理明而浅，不须多说。灾情已十分严重，垂死灾民等待救济，省府应于最近数日即与有关方面商量办法，迅速解决这一问题，要使手工纺织业马上活跃起来，使灾民不再蹀躞街头①[98]，转徙道途，要使他们都能从事纺织供应军布，兼以自救。
单纯赈济蹀躞街头、转徙道途的灾民，不但浪费了物力，亦且浪费了人力。我们的愚见，除老弱不能工作者仍以赈济为主，凡能工作者，均应实行工赈，提高布价，发展土布生产，正是一种普遍而有效的小型工赈，只用政府当局观念一变，办法一定，三五日间即可施行见效，我们为灾民请命，我们祝祷尽速解决这一问题！
甘霖已降，粮价将平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3日
雨，对河南成了稀有的珍宝，下雨就等于下钱，点点的雨滴就像点点的黄金，也可以说等于粒粒的食粮。雨水是一切植物的生命之泉，也成了今日河南人的生命之泉，下雨也可以说有如下命，至少必须下雨，河南人才能有命，没有雨，河南人就没有命。
大半年来，河南缺乏的就是雨，因为缺雨，所以缺粮，无粮就没有命。人为保命，所以需粮，因为需粮，所以望雨，古人形容人对某事物希望之切，比之为“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又说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形容得雨之乐。这些话直到现在我们真正感到，这妙文到现在我们才彻底了解，古人又有所谓喜雨的，快雪的，有喜雨亭，快雪堂，这都是在久旱之后，忽逢雨雪，喜快之余，因以名亭，因以名堂。古人这种喜雨快雪的心情，我们今日也深深体会。
雨下透了，麦可望收。麦与秋不同，秋苗半月不雨，即枯萎了，麦苗得下这次透雨，到麦熟时，纵不下雨，也可望收。农谚云，麦收八十三次雨，只要头年八月十月及次年三月下了透雨，即能丰收。现在虽是农历正月，得了透雨，天气不热，麦子叶小，蒸发不甚，盘根又深，最能耐旱，这次透雨即可顶到麦熟。若是到了三月再下次透雨，麦子丰收，定可预卜。
这次透雨，不但大有助于麦子，亦且有裨于春耕，早秋播种，虽须待到农历三月，经了这次透雨，地下水分足，再过三四十天纵不下雨，亦可播种。农谚云“好种三分收”，就是说，种时雨水足，即可保险有三分收成。麦可望收，早秋又可种上，今年的收成大半是不会多坏，至少是不会再如去年，沿陇海线各县麦秋全瞎了。
收成有望，麦熟至多不过百日，按常理说粮价从此将要低了。纵然河南粮食缺乏，但因收成有指望，且为期不远，粮价也不会大涨了。粮价在河南受旱灾影响，再受战事影响，积此两因，形成今日之高涨，空前的高涨，固然增加穷苦灾民不少苦痛，但价大招远客，也因价涨，吸引来不少粮食。没有高价，外有的粮食是不会流入河南来的，粮价能因这次透雨而降低，这固然是多数人的愿望，可是如不降低，也只有听其自然，不能人为的硬降低，一限低就无粮食了，没有粮食才饿死人，只要能将粮食吸进河南，价纵高，人总可少饿死。现在河南省政府正派员积极从外省购运粮食，为数相当多。对于官运粮食，我们希望低价出，寓救济于平粜中，同时对于民运粮食，我们希望政府不必去管，能与方便且与方便，奖励民运，也是吸进粮食之一法。以官运价廉之粮食卖给穷苦灾民，以民运价高之粮食卖与有钱无粮的富人，两相调济，即可度过荒春。这一原则，我们希望省政府特别把握紧，无再犹豫而失其所守，以增加灾情之严重性。
我们这主张，如有人对之有所惑疑，我们还可以举一段往事来作立论根据，证明此主张的绝对正确。七十八十的老先生们，当还记得满清光绪三年的河南大饥馑①[99]，其程度不下于去年。当时的巡抚是李鹤年②[100]，他主张对官办粮平价，对民运粮则听其自然，不加限制。清廷当时派礼部侍郎袁保恒③[101]为河南钦差大臣，协同巡抚，办理救济。李以本省既无存粮，必须仰赖外运，如抑低粮价，贩运无利，谁也不肯赔钱运粮；袁则坚持城户富商之粮必须半价以救灾黎。两人均为好官，心皆爱民，但所见不同，争执不决，奏请清廷裁可。清廷以袁甲三位中兴名将，保恒亦著贤声，便采纳袁议，严限粮价，结果商人裹足，粮运断绝，粮断民死，饿殍载途。到光绪四年春，新麦连云，满地青葱，然青黄不接，时不过一月，而在此一月中，饿死者达数百万人。袁保恒才知失策，愧悔无地，竟以身殉。褫夺顶戴，撤职留任。李鹤年又官复原职。李鹤年之冤抑虽伸，而河南之老百姓却饿死不少。这一往事去今不过六十年，今日河南又遭大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主持救灾大政之人，是应当以此为鉴的。
速发赈款，速办急赈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4日
雨已下透，麦收有望，早秋亦可播种。灾情虽然严重，但苦难的时期却越来越短，浩渺苦海，行将渡过，光明彼岸，业已有望，这确是可喜可慰。但是，越是艰苦的工作，往往越到了最后阶段，其艰苦越甚。灾荒之年，饿死人也是在最后的一月，甚或最后数日。越到最后，粮食越少，无饭吃的人越多。七日不食则死，旬日无粮，即可饿死。光绪三年，河南大饥，老年人到现在谈起，尚有余栗。其实光绪三年并未饿死人，到光绪四年春夏之交，旬日间，粮食断绝，饿死灾民，数达百万①[102]。现在距麦熟尚有百日，从现在起，救灾工作，才进入了艰苦阶段，彼岸虽已在望，撑驶更须努力。
雨不下，麦无望，麦无望，漫漫长夜，还不知何时达旦。现在麦既望收，灾期有限，在这短短的百日中，各方负有救灾责任的应鼓努为力，积极救济，虽越至最后，越是艰苦，只要现在及时将粮购到，分配得当，实惠能及灾民，我们相信，天灾虽重，人力亦可回天。
我们曾经主张将平粜基金、中央拨款，多多分发各县，责令发动全县有力购运之商民，协力购运，必须官兵齐力购运，始能运来大量粮食。单靠官府力量，购运有限，难救众多灾民。古人云“千里运粮，士有饥色”，去年为接济某战区食粮，汽车、牛车、手车全都征用，赶运累月，犹虑不继。供给少数军队，尚且如此，要想全靠政府力量，购运足敷千万以上的灾民食粮，其不能源源接济，是人人可知的。这不是政府办理不力，而是事实上太困难。纵让政府什么都不做，倾其全力，专办救灾，亦难有济。皖中、皖北平粜粮路虽已打开，按钱数说为数甚巨，但就粮食说为数又有限，运输更不易，虽在驻军全力协助下，犹不能将所购之粮尽量运回。而鄂北粮路至今尚未打开，更谈不到购运配发了。我们主张政府先尽其力所能负的，由政府直接办理平粜或赈粮，其余款项速发各县，使自购运。政府只用政治力量把粮路打通，使邻省解禁，钱发给各县，发动民力，协同购运，收效必大。
其次，各县应将一切余粮、一切捐款，速办理急赈。春暖雨足，野蔬渐长，掺杂少许粮食，即可充饥。一升粮食可作二升之用。春暖草长时施赈，所费少而收效大。最难过的时候是正腊月，野菜尽枯，寸草不生。一到春暖，到有雨水、野菜遍地之时，藜藿亦可充饥。如这时政府办急赈，发粮食，灾民如得到少许粮食，配上野菜，即可救命。因为灾情普遍而严重，无法设厂施粥，因灾民太多，赈粮有限，不能普遍施粥，所以省政府决定发放赈粮，不设粥厂。这种主张，当然是为顾及事实，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灾民这样多，若不能普遍设厂，分别救济，仅在少数地方设厂，把灾民吸引一地，不要说粥粮不给，会使灾民集团饿死，或秩序混乱，就是粥粮能供给上，灾民麇集，地方秩序也很难维持。按常理说，平时春荒，尚设粥厂，兹值大灾，不是更多应设粥厂吗？可是事实上困难多，应当审慎，不能率尔从事。如无足敷应用之粮，不能普遍设厂，如对麇集的灾民没有救济的准备，先设厂施粥使之麇集，后因粥粮不给使集团饿死，欲救之，反杀之，这是最值得顾虑的。省政府这一决议，切合实际，也最值得拥护。
可是既然决定施放赈粮，就须及早办理。现在灾情已十分严重，赈粮即须发放，不能再缓，再缓就要饿人。我们希望省府应令各县以一切余粮、一切捐款，速办急赈，以救垂死之灾民。
速办五日临时急赈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6日
雨雪天，饿死人天。雨雪连天，连天饿死人。连绵的雨雪，不知冻饿死多少灾民。雨雪连绵，万物沾足，瑞雪自兆丰年，但丰年还是将来，有利将来的瑞雪，今日成了困死灾民的害水。两日来，有许多灾民已饿得病莫能兴，再不急救，即将瘐毙①[103]。风雪再大，不容易冻死人，而灾民却多在风雪天冻死，不是因为衣不厚暖，是因为腹空无食。腹饿身冷，那才容易冻死。无食少衣的灾民，又无屋可住，在风雪交加、天寒地湿的苦况中，避居檐下，瑟缩一团，衣单身冷，无食充腹。他们已不能沿门乞讨，再无人施救，除饿死之外，还有什么路可走？
饭饱酒足，围炉品茗，三杯耳热，奋张快谈；饭后茶余，筑城同乐；玉香怜抱，金屋春生——一切有福可享、无灾少难的人们，享足了，乐够了，也请为灾难中的饿僵了、冻硬了的同胞想一想！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是父母所生，他们也是与我们一样，不衣则冷、不食则饥的人！人，任凭多强壮的人，是经不起长时间的冻饿的，这是谁都知道的。死是人生的大苦，一刀两断，痛快的死，其苦尚小，冻着饿着，凌迟以死②[104]，其苦最不能堪，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人之为人，贵有同类意识与同情心，大家都知道人是经不起长时间的冻饿，饿死冻死又最不堪，那么，门雪自扫，我福我享的关起门来恣意逸乐，看着同胞冻死饿死，而不肯少分余润，用资救济，人而如此，凭天理凭良心说，还能算人吗？
在以往家族本位的社会中，尚有己饥己溺①[105]，先忧后乐，有一人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之沟中的舍己救人的仁人义士，而今日的社会渐成为社会本位的社会，有许多人不被泽，许多人不能生，而社会上竟乏慨然解囊舍己救人的义士。人之麻木，至于斯极，这真是不能不令人怆痛！对于救灾，政府固责无旁贷，就是个人也义不容辞。人类进化的今日，重洋有如衣带，万里化为比邻，一发牵，全身动，全人类已休戚相关，而一国一族之同胞，还哪有秦越肥瘠之分②[106]呢？分则即不是同胞，即不成一个文明的国家。
我们是不是具有同类意识、同情心的仁人义士呢？光说不算，在这风雪祁寒，许多同胞行将冻死饿死的今日，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有力考验。“慨然解囊救灾胞”，这一课题看谁能作，能作就是仁人义士。
春雨春雪，决不会连绵经旬的，所以我们倡议为五日的临时急赈。城关由警察局镇保长慈善团体协力募集五百人五日之食，集镇乡村由乡保甲长及慈善为怀的善男信女，协力募集每乡百人、每保十人的五日之食，即日动员，分头向有钱有食的福人富人募集。就直接告他说，请他每天少吃一餐饭，救救垂死的灾胞。名曰劝募，事实上多少带几分强制，就说是硬派亦无不可。无论以何种方式，总以募来馍饭为目的。救垂毙之灾民，是急事，不可或缓，又不容马虎，只要募到食物，救活灾民，使能度过这风雪寒天，纵乎手续稍有不合，情理上亦属可原。我们认为此事极易办，也易收效。只在各县县政府认真督办，主办人努力去作。惟其如此，所以我们希望说办就办，不要迟疑，要决，要速！
喜雨雪，念灾民
《前锋报》时论 李云坡 1943年3月7日
李云坡先生这篇文章，前天下午于雨雪纷飞中送来，想见李先生之热情，惜未赶上昨日报版，今日雨雪虽不下了，而雪未消，泥泞尚大，对于灾民仍应加紧救济。此文时效亦未全失，故特为刊出。
《前锋报》编者
大旱成灾、哀鸿遍野的中原，这几日来，忽然甘霖普降之后，继之以瑞雪缤纷。喜雨快雪，丰年预兆，这不只是降霖雨，简直是降米粒；这不只是降瑞雪，简直是降面粉；这又不止是降米降面，简直是降圣水灵液，对于数百万眼看饿死的灾民，要起死回生；这又不仅是降圣水灵液，简直是降飞机大炮，完善中国抗战力量，保证抗建必胜必成。
可是，话又说回来，雨雪究竟是雨雪，目下不能充饥，要雨雪变成粮食，还须要有百日的光景。在此百日的期间，灾民该饿死多少，还是得饿死多少，救灾救死的紧急重任，还是照样放在我们肩上，一些儿也未曾松懈减轻。反之，日下灾情，倒会因为这场雨雪而加急加重。试看宛城内外，街头地上，在平日已是老弱妇孺，逐处倒毙，或则卖妻鬻子，分离难舍，抢地呼天，其一种椎心泣血、惨绝人寰之状，真是“春蚕到死丝难尽，蜡炬成灰泪尚红”，路过旁观，确使“铁石人儿也断肠”。今则际此朔风怒吼、雨雪交加之时，一般灾民，鹄立街头，薄衣湿透，寒凝成冰，腹内无食，昏眩欲绝，正不知又有多少老弱在这几天作了死亡线上饿死鬼，这不是目下灾情反会因为这一场雨雪而加急加重吗？
但是，我们要到宛城另一个角落去看，便又会发现，包办酒席的饭庄餐馆，依然是珍馐纷罗，酒绿灯红，一席之费，动辄百金；洋广货肆，百物杂陈，价值上千上万的贵物，随到随即售去；其因囤积贩卖而发国难财者，一夕挥霍，动数万金。这些不在常人视线之内，这又是一个什么世界！与前文所素描的一幅灾民死亡图恰恰构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国家国家，一国即一家。同胞同胞，国民皆是兄弟姐妹。依现代政治学说，国家为一个有机整体，国民为其细胞。细胞之间，应当痛痒相关，休戚与共，岂有秦人视越人肥瘠之理？但我国人民积习，以种种历史的因素，多持“独善自了”主义，“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饿死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国民间同情心之薄弱缺乏，在现代各国，实罕其例。国家立国，国民卫国，全仗国民之间一点同情热爱，以相互团结携手以不坠，今乃国民间同情薄弱如此，岂非为御侮抗战救灾恤荒之一大障碍？
国家不怕穷困，就怕苦乐悬殊。贫富太差，失掉以国为家互相周济救恤之意。欲得补救此点，端凭国家强大有效的政治力量。今年河南灾情固然十分严重，但若政治积极、权力运用得宜，却不难将灾情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以平安度过。
以南阳一城而论，满目灾黎，多在大街通衢，僻街小巷即少。约略估计，不过三四百数。宛市人口数万，约合百人得一灾民，以百养一，有何为难？其中固有自己糊口维艰、不能分养他人者，但富商大户，负担可多，平均匀配，算无大差。试看今日南阳，上下商号人家，哪个吃的不是雪白面馍？凡尚有饭吃的人，每人每饭少吃一口，积余以养百分之一的灾民，相信不成问题。这只在省县政府，以命令发动有组织有系统的切实办法，使其按人口富力输出百分之一的救灾粮食而已。而况这仅是一种临时急赈，站在人道及国家、官吏、公民义务的立场上，必为上级政府所乐观厥成。至于中央万万元之赈款发下，由省府县府分头统筹，则各种根本救灾办法不难有效确立。约略言其大端，要不外分别老幼强弱，各予适当安置。老幼残疾，径予收养；少壮妇女，可按本报本月一日社评①[107]所论，发收花纱土布，以工代赈；壮年男子，稍予将养，可编为运输队，配发扁担、手车等物，督导运粮输货，徙贱就贵②[108]，平粜平价，均属较为单纯易举，不应畏避繁琐不办。至于贷款春耕及小型水利工程等事，自亦可酌情量力而为。
总之，豫灾虽属严重，救济尚非过难。就目前情况而论，这不是灾情严重到能救不能救的问题，而是政治力量曾否发挥及发挥得够不够的问题。“救荒无善策”一语，虽亦曾在我国古代的政治辞典中占有位置，但在成为现代组织的政治上，却不宜轻易采用。这是我国上下当局及国民同胞应当深自策励警勉的。
伟大的同情，可感的义举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8日
这几天甘霖瑞雪，普降沾足，是丰年的预兆，同时雨雪封门，泥泞载道，多少灾民冻饿得要死。我们无力普救，我们又不忍看着灾民们饿死，我们有一份秀才礼，送给灾胞，就是呼吁有力救灾的同胞，出钱出粮，舍馍舍饭去救济灾胞。因我们的呼吁，有饭吃的同胞齐起施舍相救，不但是我们的心愿，同时更是“亦所望也”。人毕竟是人，谁都有同类意识，谁都有同情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话并不我欺。我们在这雨雪天，念到灾胞无食冻饿，为之呼救，同时有许多人也在冒风雨、踏泥泞为灾胞谋救济，或劝募馍饭，或施放急赈，或自动每日施粥一锅，或自动舍馍一筐。商店住户，看见满身泥水，哭无泪、号无力的灾胞，不等多哀求，立即有施舍。许多妇女老弱，骨如柴、面似土，蹀躞泥中，甚至匍匐泥中，哀呼着，哭求着，“我饿的慌啊”，“我冻僵了啊”，“爷呀，奶呀，救命吧”！叫声、哭声、哀号声，充耳都是，不但目睹心伤，而且惨不忍闻。人在性命交关，这是什么情景？有心人谁不怛恻①[109]？谁不同情？一地如此，无处不然。一想到全河南在饥馑中，全河南在风雪中，又谁能不怆神，谁能不尽其可能以相救？
饥民流徙泥中的惨况，看了心伤鼻酸，仁人义士，慨然施救，为灾民冒雪踏泥，那情景看了更令人感激涕零。听说赊镇的区长曲令驿与救灾会的委员孙文青、李郁亭，不顾雨雪，不避泥水，分路沿门请有饭吃的人家为灾民舍饭舍馍，色戚而意诚，感动得许多商店住户，争着煮粥，竟成竞赛。南阳县救灾会的委员们也跑得满身雨湿，两腿是泥。最可感的是白发白须的熊伯乾先生，劳苦得竟一时晕倒，昏厥不省人事，等到清醒了，他仍满面喜悦，毫不为苦。这种尽其在我、助了人的快乐，重裘围炉、吃酒打牌玩女人的大人先生们恐怕是领略不到的吧。
空谈误国，空谈亦救不了灾。自己肚子吃饱了，坐在屋里瞎嚼蛆，乱批评，说风凉话是没用的。不要坐言，要起而实行。空言最可耻，实行才有效。救灾应各自量力，随心布施，能救一人就救一人，能救十人就救十人，我尽了我力之可能，我行我心之所安。只要尽了力之可能，就得到心之所安。如果人人都能各尽其力之所能，求其心之所安，我们相信，灾情虽严重，挽救尚可能。纵不能说全活不死，至少亦不会多饿死人。
这几天，看见灾民之苦状，看见救灾人之心热，都给我以极大的感动。这感动究竟是苦是乐，是喜是忧，我自己也说不出，只觉得心神不宁，成了一种变态心理。可是从这里我们得到了一点宝贵认识，就是人最大多数还是人，他们有同类意识，他们有同情心，他们不忍有福独享，他们也不忍坐视同胞饿死冻死而不少分余润以相救。南阳如此，他乡亦然。基于这一点人心之仁，我们相信河南的灾，如不是遇到空前的大战，如不是事出无奈不能全部蠲免田赋，以河南之力足可救河南之灾。基于这一点同情之爱，我们相信，虽在田赋缴纳之余，只要政府办理得当，法令强制，私人婉劝，以河南的余力救河南的灾荒，还是勉可自救。希望省政府利用人心之仁与同情之爱，发动普遍的劝募劝借，以有余救不足，同时禁绝谢绝一切征取供应，保其余力，实行自救。
普遍组织劝借队
《前锋报》社评 1943年3月10日
几日雨雪，灾民大苦。人到死亡线上，谁看见能不动恻隐之心？同情为爱，仁人心也，基于人心之仁与同情之爱，劝有饭吃的人，救无饭吃的人，或施救，或借贷，我们相信绝对有效。因为我们相信人皆有恻隐之心，皆有不忍人①[110]之心，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仁”字。所以说“仁，人心也。”又说“仁者爱人。”能爱人者皆为仁人。而行仁之方法是“能近取善”，亦即俗言所谓将己之心，比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种推己及人的功夫即是仁术。只要能推己及人，就是行仁。孟子对这一点讲得最好，他劝齐宣王行仁政，齐宣王不听，推辞说“寡人好色”，“寡人好货”，所以不能行仁政。孟子对他说，不但你好色好货，天下之人都好色好货，你只要能推己及人，干满足了你的所好、同时也满足了人人之所好的事，使“内无怨女，外无鳏夫”，男女各得其所，“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人人皆有饭吃，那就是仁政。“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我们知道冻饿之难堪，应尽我们之所能，使人也不受冻饿。我们知道饱暖之舒适，应尽我们之所能，使人皆能享饱暖之乐。人们既有同情之心、爱人之仁，不忍坐视同胞冻饿以死，而不加以援助，在这雨雪天尚肯自动施舍馍饭以救垂死之灾胞，那么要是组织起劝借队，普遍地向有饭吃的人家去婉劝，去恳求，请他们将余粮借给他的亲族邻友，既可救人不死，将来仍可原数收回。仁爱在心之人，他又何苦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