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们也承认我们是普通人，并非圣人，物蔽情囿，均所难免。立论著说，自难期其完善无憾。但是，只许有不明之误会与无意之过失，决不明知其非有意作恶，而自毁其立场。
在经济上我们主张营业自给，自力为生，不应受任何机关或个人之一文津贴。将本求利，营业自给，这是应走途径，为之无愧。一受津贴，一行敲诈，金钱有所依赖，精神即失去自由；精神一不自由，立论即难持正不阿。必须经济独立，精神自由，然后才能无所囿蔽，心境清朗，气平理直而言无不宜。我们有此主张，我们即照此主张去作。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要如此。我们感触太多，文已甚长，遗漏仍多，拉杂成篇，聊作纪念。同时更希望各方人士，认清中央爱护新闻事业、保障记者自由之至意，与报人之立场，惠予合理之扶助，勿自囿蔽，勿持成见以视报人，则公私幸甚。
新闻纸与人生
《前锋报》社评 1942年11月24日、25日连载
现代国家，实为一有机体。有生活机能，须滋长繁荣，由一种原动力不断的推动、改造、创造，使国家生活作有计划的进展，国家生命为无限量的繁荣。凡是一个国家，都有其立国精神与建国路线，国家的一切动力必须本此精神，遵此路线向同一目标推进，使一般人的思想行动日趋统一，一切矛盾现象日趋合同。现代化的国家里，其一切社会行动的先决条件，是要求多数人在种种活动中先具备了比较一致的概念，有了一致的概念，多数人的思想、信仰、行动，才能由分歧而统一，由矛盾而合同，最后分工合作，殊途同归，以达到举国一致的共同的建国目标的。怎么能使由概念一致进而使行动一致呢？那就是有赖新闻纸的宣传。
现时代是个斗智的时代，现世界也是个斗智的世界。国民知识水准的高低，是决定国家强弱的基本因素。愚昧无知的国民，决不会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而文明富强的国家，却是由知识水准甚高的国民所建设。知识决定了一切，一切也决定于知识。这是稍有头脑、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的，不必再来细说。如何增加国民知识，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唯一要务，增加国民知识有赖于各种文化事业，而最重要者莫过于教育与报纸。近代的进步国家都把教育当作一种专业来办理，教育行政有各级教育行政机关来管理，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也需到各级学校来训练。教育不但成了国家的专业，而且也成了国家的重要建设。新闻纸对于增进国民知识，其功用不在教育之下。现代强国中亦多把它当成一种重要的事业。因为现代化了的国家的人民，尤其是住在都市里或从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的人，都不能离开新闻纸而生活，其视新闻纸有如饮食。
西洋人有这么一句谚语：“晨起三件事，空气、牛奶、新闻纸。”而欧美各大都市，尤其是苏联，工厂散工时，成群结队的工人，一手携面包，一手拿新闻纸，其视报纸已与面包同等重要，称之曰精神食粮。为国民精神食粮的新闻纸，对各级国民应负起供给各种知识的责任，凡国民生活所必须的各种科学、社会知识，应按各级国民知识程度之高低，尽可能地去供应。程度高者，供给较高的知识，程度低者，供给较低的知识。而国民亦于每日阅报时，从新闻纸上，随分随时得到各人所需要与所能领受的各种知识，也可以说精神食粮。没有这种精神食粮，就等于没有光明，没有耳目，使人生陷于杜塞窒息之绝境而不能生活。西洋人把报纸与空气牛奶同样重视，这很可说明了新闻纸与人生的关系。
所以欧美各文明强国，一家报馆所销份数，每日都是一二百万份，几乎人手一纸。以美国为例，十年前美国全国报纸每天已达六千五百九十九万份，以美国全国二千万用户计算，每户平均有三份报纸。十年后的今日，全国报纸当不止此数。反观我国，每日所销报纸，全数不过百万份，我们河南在这百分比中仅仅占了一点零，那就是河南每日只销一万份报纸。以河南三千万人口计，三千人看一份报纸，比之美国一个半人看一份报纸，其相去是如何的远！看报人如此之少，国民的知识如何能提高？我们也知道，国民无知识的太多，所以看报人少，也正因为不看报，所以更无知识。我们相信，如果稍通文理的，都养成看报习惯，则国民的知识水准，在质上，在量上，都可以日渐提高，其生活亦因知识之提高而日渐改善。
提高国民知识，改善国民生活，这是今天的急务。
公开！公开！
《前锋报》社评 1945年11月27日
本报开了“人民投书栏”，投书的非常之多。前几天登了刘和卿一封投书，对公派款、公粮有所询问，现经南阳田粮处何定远科长代表政府公开答复，不但详明，而且坦白，好就说好，坏就说坏，有办法无办法都明白说出，虽违背了中央豁免田赋的本意，亦不为隐讳，一一说出。这坦白的真诚的精神，在一向不准人民说话的政情下是值得钦佩赞扬的。
公开是政治清明、进步的一个有力条件。古人有开诚心布公道之说，欧美有民主政治，凡能开诚布公，政治就一定清明，正如同欧美各国。凡彻底民主，政治也一定清明。也可以倒过来说，凡是公开的政治必清明，亦惟有清明的政治才敢公开。我国政治不公开，就因为政治不清明，是清明就不怕公开。一向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168]，主政者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许老百姓对政治插嘴过问，所以一向是黑暗的、霉烂的。我们知道，在物理上凡是隐秘在黑暗处的东西，都容易发霉，常见阳光、常通空气的东西，都不容易霉烂。政治也是如此，物理亦通政理。必须尽量公开，使见阳光，使通空气，政治才不黑暗，才不霉烂。我们应该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民对政府的施政如有不明了的，应准许询问，凡有询问并应明白答复，务使明了。询问答复的最有效方法是刊之报纸，将问的、答的全都登载出来。政府虽答复一人询问，实无异公之千万人周知。这是最有力的布告，报纸也无异为政府尽了义务布告。
我们知道，人的知识有限，见闻有限，聪明有限，一个人所以能多知而解决许多问题，办了许多事，是因为他能集众思广众益。如何去集思广益？就在交换知识，互通见闻，能见能闻，就是聪明；不见不闻，就等于蔽明塞聪。人而蔽明塞聪，就等于瞎子聋子，又聋又瞎的人是什么也不能办的。个人如此，而管理众人之事的为政者，怎么能蔽明塞聪，自为聋盲呢？知道了蔽明塞聪不足以为政，就应该广求见闻，博采舆论，以增加自身知识。必须能积累知识，然后才能创造新知，日有进步。如何去广求见闻，博采舆论？第一言论自由，其次要政治公开。先许言论自由，人民对政治才敢说话；必须政治公开，人民对政治才能说话。人民有心应让他思，有口应让他说，官吏有眼应该去看，有耳应该去听，必须做到启民口使知无不言，同时还要明四目，达四聪，使目无不察，耳无不闻，一切公开，而事无不可对民言，政治才能彻底清明，国家才能飞跃进步。
今日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民主，我国政府所努力以求者也是政治民主化。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各级官吏，全国人民，可以说都在民主。民主政治的官吏，应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民主政治的人民，应有过问政治的热情。而一切施政更应尽量的公开，经得起询问。要是事前不公布，事后不许问，一询问就怪了，一批评就恼了，询问不答，舆论不采，师心自用，一意孤行，那就不配作民主政治的官吏，这种死硬派的人也永远不能自进于民主。
因何定远先生这一篇公开的答复，感想所及，使我们益信公开是政治清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公开的最好方式是登报。本报特辟“人民投书栏”，给人民以询问政治的机会，同时也登载政府的答复，又给政治公开以机会。我们期望着利用这一园地，尽本报之力量，做到政令实，民情达，政治清明，一切公开。同时也希望人民与政府要勤耕这一园地，不要使之荒芜而成废地。
最后我们看了何定远先生答复全文，对刘和卿先生的询问，答复尚有遗漏，关于每一元之粮银五市斗麦与一千元钱，以及麦与钱的用途、征收的办法，均未涉及，这或许是因为不属于田粮处，属于县政府，未便越俎代庖。若然，我们希望县政府再就所问作一详细答复。
田赋粮政管理处隶属财政部，是中央的税收机关，并不属于县政府，这也是应该附带说明的。
五、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
引 言
回忆，是人们钩沉历史、见证历史的另一种形式。
1942年河南大灾已经过去60多年了。对于那些从这场大浩劫中走过来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参与其中、承担过某些责任、了解某些内幕的人们来说，这场大灾给他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黑色记忆，出于良知和探索的驱使，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对这场大灾的回忆与反思。这些文章，使被时代的风砂深深掩盖的河南大灾真相逐渐显露出来，具有独特的价值。
河南大灾期间曾任河南建设厅长的张仲鲁和曾任许昌三青团干事长、后来到台湾经商的杨却俗的两篇回忆文章，都共同揭出大灾期间一个惊人内幕：一直到1943年春接见白修德时还对河南大灾佯装不知的蒋介石，其实早在1942年八九月份就从军方那里得知河南有灾。他立即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亲赴西安，在王曲军校召开了“前方军粮会议”，并下令迅速把西安的粮食调运河南。但蒋介石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确保河南驻军的军粮，而对于河南灾民的赈济，他却做得少而又少。由于军粮不可能很快运到，在“中枢”的授意下，河南驻军和政府官员一面高唱“救灾”，一面残酷地向灾民征粮。他们救灾是虚，征粮是实。而这正是河南大灾愈演愈烈的深刻原因。
在当时的河南，提起郭仲隗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疾恶如仇，正直敢言。在历次参政会上，他都大声疾呼，为灾难深重的河南人民请命。1942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郭仲隗拿出十几种河南灾民所吃的观音土、树皮草根等，涕泣陈辞，呼吁中央政府对河南减免征粮。1943年9月的参政会上，他又提案说，如不及时救灾，河南将会出现不利抗战的危机。果然，在1944年春季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由于汤恩伯的部队平时祸害地方，作威作福，在汤部溃逃时，豫西民众出现了反夺国军武器、电台的事件。事后，汤恩伯诬蔑河南人民都是汉奸，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郭仲隗从沦陷了的豫西翻山越岭赶到重庆，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以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揭露了汤恩伯部队侵民扰民，以及在日军进犯时临战溃逃的罪行，为河南人民辩诬。他的发言引起参政员的公愤，由他领衔、103人联名提交了《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弹劾汤恩伯。《新华日报》《大公报》等都以显著版面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
大灾期间，重庆有个河南同乡会，非常关心水深火热的家乡人民。据张洛蒂《难忘的1943年》一文回忆，河南同乡会的主任徐鉴泉曾写信向他了解临颍县的灾情，张洛蒂写过一个小册子《饥饿蹂躏下的临颍》寄给徐鉴泉，并为此遭到县警察局的逮捕监禁。徐鉴泉将这个小册子在重庆的河南同乡会公布后，打算联名呼吁救济救灾。1944年中原会战失败后，汤恩伯不仅不反省自己，反诬河南人民都是汉奸，这种行径激起了河南旅渝同乡会的极大愤怒。本章增选了由当时已77岁的靳志先生执笔所写的《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是一篇代表全体旅居重庆的河南同乡会成员直接给蒋介石的上书。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汤恩伯对河南人民的诬蔑：“论者甚至谓豫民不顾大局，仇视国民，而欲全诿过于民众，此真谬误之极、到死不悔者矣。古训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从未有既失民心而不灭亡者。”靳志先生是前清进士、老同盟会员、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员，同时也是著名的文人和书法家。他的这篇文章，用古文写成，气势磅礴，字句铿锵，是一篇难得的讨汤檄文。
河南大灾过后，与大灾有关的一系列贪污案纷纷被曝光。最为轰动的是“特大平粜舞弊案”。原来，中央政府1942年拨给河南用于购买平粜粮的数亿元巨款，由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等经手，而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勾结奸商，贷放车皮，囤积居奇，中饱私囊，直到1943年春新麦已登，才把高出市场价的发了霉的“平粜粮”从陕西运到河南，强迫灾民购买，非但没有救灾，反而加重了灾民的苦难。国民党元老金汉鼎在大灾期间曾到河南视察军风军纪，他亲自处理了王桓武的贪污案，亲眼目睹了“平粜舞弊案”给灾民带来的苦难。从司殿选回忆中看到，连三青团小头目王汝泮之流，也居然利用职权，把200万元救灾款直接拿回家去买地。当时国统区的吏治腐败、贪污公行，于此可见一斑。
河南大灾是一面镜子，昭示了蒋介石政权江河日下，必然崩溃的原因。
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张仲鲁
河南在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是十年九荒。从历史上我们知道清光绪三年（1877年）是一次特大旱灾。在抗战时期的1942年的天灾人祸，饿死了三四百万人。对1942年的灾情，我们老一辈人都亲历目击，至今不仅记忆犹新，而且创痛巨深，每一念及，犹有余痛。现就个人记忆所及将当时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实情写出来。
（一）自然灾害
1942年的河南，是山河破碎，三面环敌，全省100多县，大部被日军侵占。一春不雨，麦收平均只一二成。麦后，人心惶惶，已有不可终日之势，但犹寄托希望于秋收。孰知一夏又未下雨，早秋几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亦因雨不及时，播种太晚，禾苗纵然尚茂，而并不结实生籽。这次大灾，遍及全省，没有一地一县得以幸免，而且祸不单行，夏秋之交，蝗虫又复为害，满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到田间，禾苗立被啮光。有些井地，本来尚可依靠水浇，当略有收获，至此亦完全绝望。干旱再加蝗害，就构成了此次大灾的两个自然因素。
（二）人为灾害
自然灾害在当时固然十分严重，而人为的灾害则又大大加剧了当时已经非常严重的灾情。首先是前线几十万军队的军粮负担，加重了河南人民的灾难。河南当时已沦陷了大半，豫东豫北广大平原，或已沦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或已成了黄河泛区；下余的豫西豫南数十县，大部都是山区，丰年或可稍有余裕，平收则仅能勉强自给，一遇歉收，即须依靠外粮接济。当此大灾临头、一发千钧之时，沦陷区既被全面封锁，邻省也坐视不救。当时邻省主要有陕西全省及湖北一部分，而它们又不准粮食自由出境。军粮征购不足，又在“不让粮食资敌”的名义下实行抢购，实际是只抢并不付钱。许多农民把收打的一点小麦被逼交出后，生活无着，有全家服毒或投河的事情。其未自杀的，或则扶老携幼，逃荒异乡，或则困守家园，坐以待毙。其凄惨情形，即在今日偶一忆及还不禁令人酸鼻。灾情发展，日重一日，人民呼吁，记者报道，严重情形，震动全国。而军粮征集不起，更将导致几十万“土匪”军队呼啸哗变，使政府无法收拾。
在此紧张情形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御驾亲征”，赶到西安，召开“前方军粮会议”。会上听取了各方汇报之后，蒋介石认识到，如果按照预定配额，尽量榨取，则灾区人民只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是铤而走险，崛起反抗；二是离乡背井，相率逃亡；三是困守家园，坐以待毙。这三条路，对政府都很不利。于是他才当众宣布，把河南的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但是事后粮食部长徐堪又把250万石改为250万包（每石约合小麦140～150市斤，每包约合小麦200市斤）。这年军粮的榨取不知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而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不把可怕的军粮运输问题回忆一下。旧日有句话说“百里不运粮”，说明粮食远途运输的不易。当时在河南可资运粮的两条铁路，平汉与陇海，都已被拆除。汽车则河南全境寥寥无几，且常被军队强抓扣用，几条公路干线的客运，都不易维持。农村骡马大车，多为军队征用。运输几百万包的军粮，全恃农村的牛车。像淅川、内乡一带与接收军粮的洛阳仓库相去几百里，牛车往返动须月余，如遇天雨，则更要稽延时日。运到洛阳之后，农民如摸着窍门，备有“礼物”，则可立被接收；否则接收人员百般刁难，以致长期滞洛，典车卖牛，维持生活，甚至病死途中，人畜俱亡。当时在农村提起运送军粮，无不谈虎色变。公路两边，死牛破车，到处都是。
其次是1938年蒋介石下令把黄河从郑州花园口掘开后，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包括部分皖北和苏北地区），死人89万。豫东平原主要产麦地区如中牟、尉氏、开封、西华、扶沟等许多县份的良田沃土，都变成沙荒河汊，不惟大大减少了河南的粮食产量，同时，房地被淹，无家可归，以及不愿株守泛区受敌蹂躏的人们逃到泛西，投亲靠友，或流落各地，乞食为生，亦增加了河南的粮食负担。
再其次是蒋介石假抗战之名，派了数十万纪律败坏行同土匪的部队，久驻河南，把河南吃得一光二净。无论大家小户，都无粮食储备。一遇灾荒到来，便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当时驻军纪律之坏，实在令人难以形容。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它仗恃汤恩伯的势力，在地方上横冲直闯，作恶多端，农民饲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量搜括。尤其可恶的是，捕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农民稍一迟误，当兵的即大声呵斥说：“母鸡能不下蛋，鸡蛋哪里去了？”军官的荒淫无耻，更是一言难尽。如有一军官，叫了一个难民少女，供其玩弄，但经问明她的家世之后，竟发现即是他的亲生女儿（这个军官从军多年，抛弃家庭，另结新欢，在大灾中全家逃难到了该军驻地），乃挥之使去。
汤恩伯（1900—1954）
第四是汤恩伯的几大“德政”给地方上带来的巨大灾难。第一件是正在灾情严重、民不聊生的时候，他要在他的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的叶县，兴办所谓“边区学院”，来收容战区流亡学生，以作他反共祸国的资本。他把叶县以及其邻县的古迹寺庙拆除殆尽，以其砖瓦建筑校舍，所需木料，则定出尺寸，强令周围十余县按照尺寸捐送。当时各县可用之树，屡被驻军滥伐，所有已甚寥寥，尤其建筑用材，不易搜寻。汤恩伯对敌虽以“善跑”著称，而对地方民众，则是言出法随，毫不假借。各县木材极缺，筹办实在不易，勉强凑足额数，送到叶县，如不对接收人员送礼行贿，即使所送木材合乎规格，亦必百般刁难，不予验收，而强令原车运回，另选“上品”。有的县份相距100多里，三番两次来回换送，逼得人畜病亡，含冤莫伸。而在“边区学院”成立不久，敌人进军西犯之时，汤恩伯竟率数十万众，不战而逃，“边区学院”亦遂寿终正寝。第二件是他为了个人行车方便，不得建设部门的同意，强征民工，翻修洛（阳）叶（县）公路。由洛阳经叶县至南阳，本有砖石路面，抗战期间，运送军粮的牛车来往碾压，虽凸凹不平，但汽车仍可行驶。当时河南汽车很少，包括军车在内，恐亦不到百辆，只有洛（阳）南（阳）、洛（阳）界（首）两线尚通客车，每日两头对开，每线不过三四辆，统共交通部门掌握的可以使用的代客车（当时没有一辆正式客车，都是普通卡车）不过十几辆。军车本亦不多，且不经常行驶，一般军运，都靠牛车。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常来往洛阳、叶县之间。他竟然强迫民工，义务劳动，分段整修，并且派人监工。某段完工，如不对该段监工送礼行贿，即不给以竣工证明，使民工长期驻守，不敢离去。沿路居民，咬牙切齿，恨入骨髓。第三件是1943年春，正当灾情发展到了顶点，灾民大批死亡之时，汤恩伯怕敌人渡河进犯，强征远近各县民工数万人（一说是50万，两个数字相差很大，究竟实为多少，现尚无法查明），“以工代赈”，大修黄河。各县人民在此救死不遑之时，哪有余力来修黄河，而且明知汤恩伯翻云覆雨不讲信义，以工代赈只不过是骗人的圈套而已，但是谁也不敢违误。有些民工在前往工地之时，即行倒毙途中。其到达工地者，也多因瘦弱无力，口粮无着，饿死累死者日有多起。结果是工程并没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水、旱、蝗、汤”这句活，是河南人民把汤恩伯列为四大灾害之一，河南人民对汤恩们之深恶痛绝，于此可见。
第五是当时政治的黑暗腐败，亦为加剧灾情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黑暗腐败的情形可以从几方面来说。一是抗战军兴，蒋介石认为河南无人（国民党中央没有一个能说上话的河南人），可欺，就在河南大量征兵，河南出兵之多，当时甲于全国（抗战期间河南共出壮丁100多万）。农村壮丁大量减少，对河南的农业生产，是一个致命打击。当时政府虽亦订有所谓兵役法，实则等于一纸空文，有钱有势者的子弟，无应征服役的；而被强制征走的，全是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役机关对被征壮丁的残酷虐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壮丁被强征后，即绳捆索绑，列队行进，前后左右，都有警卫，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到了集中处所，即被严密关闭，如待囚犯一般。食不得饱，病不给治，死不备棺。克扣口粮，贪污医药，虚报棺材，这是兵役机关的三大财源。壮丁一经征走，就如进了鬼门关，如能设法逃跑，则属三生有幸。活泼健壮的农家子弟，被这样折磨虐待，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二是文武官员的贪污腐化。沿河驻军军官，不惟掩护奸商走私，从中渔利，而且他们自己就都是走私的健将。汤恩伯在上海设有机关，勾结敌伪，走私发财；他并时以残羹剩饭、香烟衣料之类分送战区军政要人，以钳其口。其他高级将领，亦多有以走私所得之手表、金笔、衣料、自行车等物送人之事。他们走私的对象，则是无所不包，而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尤为重要货色。虚报名额、克扣军粮、就地征发，残害百姓，尤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谈到地方上的贪污腐化，真是一言难尽。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与贪官污吏互相勾结，通过保甲系统，敲骨吸髓，予取予夺。三是特务流氓的横行霸道。特务流氓，结为一体，草菅人命，目无法纪，腰挎手枪，到处乱窜，黄河两岸尤为他们活动的集中场所。商人进货，如不向他们事先买路，轻则诬以通敌，货物没收，重则连人带货，都会失踪。不仅对于商人和一般人是予取予夺，莫可奈何，即对于文武官吏，稍不如意，亦下毒手。泛区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是国民党资历很深的老党员，因特务来往泛区，为非作歹，受到他的干扰，在他赴洛阳（当时省会）汇报工作之时，被战区长官部特务头子赵理君指使他的鹰犬，于深夜到韦孝儒寄宿的复旦中学把他绑走。该校郭校长与校中另一职员闻有人声，出住室探望，特务为了灭口，一并架走，就在长官部所在地洛阳西工把他推入一枯井中，投以乱石，以得灭迹。这件事说明特务流氓在当时无法无天、横行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以上五点都是直接间接招致1942年大灾的人为因素。没有这些人为的因素，则影响两季歉收的自然灾害，决不至使灾情那么严重，竟至饿死几百万人。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年）的三年大旱，受灾面积蔓延四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在清朝封建式的黑暗统治和救灾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四省饿死人数达1200万，已属骇人听闻，而1942年河南一省（除沦陷区外实际不过半省）的两季歉收，竟饿死300万人以上。这清楚地说明，光是自然灾害是万万不会使灾情严重到那样的可怕程度的。
（三）亲眼所见
1942年夏，在蒋介石召开的西安军粮会议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后，河南省政府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这两种任务，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着的。河南人士的恳切希望和农民的迫切要求，是豁免军粮，减轻民负。而省府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在催交军粮，完成任务。而为了粉饰门面，欺骗百姓，便把这两件事情一道进行。
笔者亦是被派的大员之一，从洛阳出发，担任荥阳、郑县、新郑、密县、郏县、宝丰等县的任务。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在新郑，代表密县的白姓老人（密县推了白姓、牛姓两位老人来见）提起密县灾情，便大声痛哭。沿途灾民，有挖草根的，有摘树叶的，亦有剥树皮的。从郑州循大路南行，乞食逃荒的人络绎不绝，景象凄惨，令人目不忍睹。这时正当麦后，灾荒只刚开始，而各县情形已显得十分紧张。随后，我又到方城、舞阳、南阳等县视察救灾工作，途中已见有人倒毙。方城城外即有人市，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所到之处，都有成群灾民向南逃荒乞食，走不动的，即倒毙在途。只拿几个蒸馍，即可换得一个儿童。凄惨情况，令人酸鼻。随后来到洛阳，见车站附近，满是灾民，呻吟号哭之声，惨不忍闻。一有火车，争相攀登，车顶轮下，不管多么危险，亦都在所不计。有等数日登不上车者，囊空肚饥，男哭女号，出卖儿女，不讲价钱，只要有人接受，即可拱手相送。火车西进途中，开进涵洞之时，因车顶人如山积，超出洞门高度，被洞口阻挡，坠地摔死者不计其数。灾情最重的县份，时有人食人的惨事发生。襄城县曾因人食人而涉讼县府。鲁山县一通讯队长靳某曾发现一男孩残骨于其邻舍。这都是事实确凿，有证可据的。其他这类事件，定还不少。当时官府都以辖区发生人食人的惨事为不体面而讳莫如深，当然不会进行调查，更不肯主动上报。至于倒毙途中，为人或狗所食者，亦并不稀奇。灾民成群，各处流荡，有些人家，大人都已陆续饿死，仅余一个儿童，流落街头，无所归宿。有的生母已经断气，而食奶小儿还噙着奶头，吸吮哭啼。
（四）省府救灾态度
河南人士当时对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所持的态度，是有责难的。他是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省里遭受空前大灾，他应如何宵旰忧劳，千方百计地从积极方面刺激生产，扭转灾情，从消极方面努力救济，减少死亡。但是他在大灾临头、水深火热之时，对于鼓励生产，救济灾荒既无计划，又欠热情。固然，河南当时是半壁河山，千孔百疮，经济力量又很薄弱，增产救灾，都有困难，但他对灾荒的漠不关心态度，在河南当时，的确引起了相当普遍的不满。
其次是省府各委员与各单位亦没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地投入救灾工作。即以我任厅长的建设厅论，它是发展全省工矿交通农田水利的主管机关，负着增加生产、扭亏灾情的责任。由于中央认为河南接近前线，不宜进行建设，因而省预算内只有建设行政费，未列建设事业费，所办几种工矿交通事业，不是自力更生，就是临时拼凑少数款项，勉强支撑，所开十多道小灌溉渠的现金开支，全靠中国农民银行的水利贷款。这些渠道，对于少数受益地亩，尚能起点微小作用，而在全省范围来说，则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的；而且当时限于技术条件和材料来源，设计不够完善，工程亦欠坚固。关于农业增产，设有督导机构，置了几个技术人员，但研究设备全副缺如，技术水平，亦很低弱，仅仅推广了若干万斤124号小麦和斯字棉籽，对于全省的粮棉增产，起不了多大作用，实际等于装点门面，虚应故事。在水深火热之时，省府的上上下下，并不是同心同德，集中力量同灾害作斗争，而是此猜彼忌，互不服气，观望不前，互推责任，甚且仰承蒋介石的鼻息，隐讳灾情，不敢实报。一个突出例子是灾后许昌县行文报告该县饿死人数为5万余。当时被认为是已经缩小了的数字，省府认为所报人数太多，予以驳斥，令其重报。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纵容省府秘书长马国琳与把持河南省银行多年的李汉珍（后因省银行大贪污案被通缉，逃亡多年）互相勾结，招权纳贿，拉党营私，人言啧啧。民政厅长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组之前，本已内定提升主席，不知为了何故，蒋介石忽听戴传贤之言，临时改任李培基，因而对李有芥蒂，不服气。教育厅长鲁荡平，在舞阳开设烟厂，大发其财，自恃为国民党中委，对李培基不加尊重，且时以恶言相向。
我因感李相助之恩（1941年蒋介石根据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叛变分子袁晓轩的口供，电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我押解重庆讯办，得李之助而渐趋缓和），精神上本与李近，因马国琳、李汉珍的关系和李对救灾的态度，而亦有所不快。因此，李怀疑方、鲁与我暗相联络，以反对他。1942年间，当我正在重庆接洽水利贷款之时，河南保安副司令李芳池还曾在重庆向李捏报我在重庆活动反李。而实在情形是留渝河南同乡对李所持的救灾态度，确实有所不满，在一个同乡小会上，我还囿于私情，对李的处境作过轻描淡写的解释。省府的几个首脑，似此闹私见，不团结，岂能积极开展救灾工作？
蒋介石不惟不愿救灾，而且是不愿听灾。1942年秋，河南各界鉴于灾情日趋严重，推了三个代表（刘庄夫、任劭鲁、杨一峰）到重庆陈述情况，呼吁救济。当然他们也打算一见全权在握的蒋介石。但是蒋介石不惟拒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重庆《大公报》在1943年2月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为蒋介石所悉，勒令停刊三日。这篇社论是否对当时的情况有所夸大呢？完全不是。重庆豪贵的骄奢淫逸、花天酒地，比之《大公报》所说，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只举一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就够了。凌勉三那时是重庆大同银行的经理，一日他从香港乘飞机回重庆，起飞前中央信托局托他带给孔祥熙一个洋铁桶，到重庆下机后，接洋铁桶的人才告他说，桶里装的是活螃蟹。同年，孔祥熙以行政院长身份盛宴招待一个英国访华团，在宴席上，他夸耀着说，中国地大物博，抗战数年还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不像英国那样，战时每人每周只能配给一个鸡蛋。孔祥熙哪里知道河南灾民在数千里外受的是怎样可怕的灾难？
灾情发展到了1942年秋天，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不仅国内记者纷纷报道，外国记者亦纷至灾区，深入了解。为了堵塞外人非议，此时才派张继、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视察。这两个人到河南后，曾在洛阳召开了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张厉生首先发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他并表示，他受党（国民党）和领袖的抚育栽培及不次提拔，才有今日，他一定实事求是，忠于党忠于领袖等语。接着张继亦讲了几句话，就草草收场。次日，他们在河南省粮政局长卢郁文（记得是他，否则就是财政厅长彭若刚或者是彭、卢二人）陪同下，从洛阳出发，到郑州以南灾情最重的几县视察。路上见有灾民在剥树皮，张厉生还说是地方上故意造作给他们看，其实剥树皮的事早两个月已经开始，且各处都有，不仅是他们看到的那几个地方。张继、张厉生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元的救灾贷款（是贷款，不是救济金），交省政府周转运用，购粮平粜。这个数字似还不小，但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拿这点钱去购买粮食以救全省的大灾，亦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而况款拨到时已是1943年春，经手运用的人又是省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不啻又为这两个众所周知的贪污分子以投机倒把、舞弊营私的大好机会。他们做了几次生意，财发够了，到1943年麦快成熟的时候才运到一批发霉的麦子。经过分发手续，到发放时灾民已吃到新麦。麦前麦后粮价相差甚大，灾民当然不愿要高价平粜粮，政府强迫灾民接受赈粮，结果等于派了一次款，麦收前后粮价差额，全由灾民负担。这就是当时政府拨款救灾的实情。
1961年12月
（原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1辑，1995年。）
张仲鲁（1895—1968），又名广舆，河南巩义市人。民国七年（1918年）赴美留学，获密苏里大学矿学院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生。1923年回国，曾任河南大学校长。河南大饥荒期间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忆民国三十年①[169]河南的一次浩劫
杨却俗
由于对日八年抗战的胜利，台湾的同胞才能够脱离日本的统治，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但是有谁知道，在对日抗战伤亡了官兵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十九名（见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之外，还有多少人间接地死亡于这场战争？间接地受到它的苦难？在大家酒足饭饱的时候，在青年歌舞欢乐的当儿，还有谁会想起抗战时的中原，曾经是个“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的地方？有谁会想到那个地方的父卖其子女、夫别其妻儿，以及远别家园的人为渴念他的故乡而忧郁以终？如果明白了它的真情实况，年长的一代，要珍惜政府赋给的一切，年青的一代，更要束身自爱，艰苦奋斗了。
话说当吹起对日抗战的号角——卢沟桥事变的一年当中，夙称中原的河南省，从开封沦陷，黄河决口，武胜关撤守之后，就三面受到敌人的威胁；三十年（1941年）的秋天，郑县一度失守之后，沿平汉线一带的大平原就随时有受敌骑践踏的可能；陇海路拆除到潼关附近之后，通往大后方的一面也多是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差不多就成了军事上突出的半岛，甚至于可以说是近乎孤岛了。在如此的“孤岛”上，平原地区的县份就多负担一些军粮，接近前线的地方还要从沦陷区抢运一些盐粮、医药和其他些许的日用品供应大后方，至于壮丁之被征补于前方和大后方的自不在话下。我们都知道抗战时期的“两南”——河南和湖南曾经是国家主要的粮源和兵源，而河南的奋斗和贡献则更是艰苦卓绝。
河南的农田大都是旱田，除了极少数的地区有水利开渠或者凿井可资灌溉外，都是凭天候的风调雨顺为生的，因此遇到大旱或者多雨成灾的时候，就要南从“两湖”运来白米，或者东北的大豆、高粱运来。此外，河南中部以许昌为中心包括襄城、郏县等县，是以出产上等的烟叶扬名于当时，因为种烟叶的收入多于种粮，于是有不少的良田又都成了烟田。抗战以前烟叶运往上海，抗战时期有一些中小型的工厂制成卷烟远销大西北，驰名的令箭牌香烟就是由许昌人周锦堂就地设厂、自备马车运往西安、再由经销商转运各地。另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政府深恐一旦敌人越过黄河，粮食资敌，所有收获的粮食供应军糈民食之外，农家的存粮有限得很。当时在如此的背景下，人民生活的基础是不稳定的，是不堪受到意外打击的。
许昌，是春秋时的许国，汉献帝时的首都，民国二十几年起就是临汝、郾城等九县的首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所在地，位居河南省的中心， 有铁道以通北平、汉口，有公路以达开封、洛阳、南阳等地，交通四达，农产夙丰。抗战初期的时候，它是冀、鲁两省撤退的公教人员和一些难民的集中地；黄河决口后，平汉铁道也被拆除，它又成为一个黄泛区难民的收容所。当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时候，它拥有人口四十一万五千五百余人，农产品之外全县还有纺车五万二千七百十二辆，织机七千一百九十八架，纺织的布匹自用和供应军用以后还可推销到洛阳和西安。就当时的环境综合来观，它无疑义的是临近前线的重要县份，难民也多麇集在这里——流动性的难民不计，政府还设厂两处以供给春荒时候四千以上难民就食。以这样一个地方，在不久的一二年内竟然会“十室九空”——虽然是发生在多难的农村，而从它的代表性也可以想到它邻近县份的一般情形，如果不是亲见其事，亲临其地，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田地龟裂
幼者弃于街头
十室九空
死者如彼生者如此
相率奔于他乡
民国三十年的夏秋之交，大雨连绵，许昌的很多农田被水淹没，收获锐减；它的邻近县份也多是如此。三十一年的春天，二麦刚刚抽苗，就接连不断地刮起了很大的黄风，有时候空中刚刚地堆来一些乌云，却又被一阵南风吹散。如此的从阳历的四月到九月，就没有落过能够浸润土壤到一寸深的甘雨，尤其是在酷日当空的炎夏，田禾怎受得了？因而麦苗只长到一尺上下就枯黄了，秋苗如果没有水灌溉则连一尺的高度也长不到。有些田地甚至干裂出显著而深刻的龟纹，使人感觉到地球就要破灭，更不能希望它产出食粮。说起来是祸不单行，秋天又从黄河泛滥区的东方——敌人所盘踞的地方飞来漫天遍地的蝗虫，把勉强灌溉培育的一些秋禾也差不多一扫而光。沿黄泛区和平汉线的各县也大都如此。当这一年的秋天，我受赈济委员会许（昌）南（阳）总站的委托，到许昌东邻的鄢陵视察难民的收容工作，并到黄河堤上一观它泛滥后的泼辣的情形。那滚滚的一望无际的滔天黄浪下，本来多是良好的农田和鸡犬相闻的农村，远从郑县附近的花园口向东南连接到淮河，黄河泛滥之处，无数的农田村庄，无数的人民财产，都为抗战而牺牲了，而且即使战后黄河堵口成功，黄河纳入故道，这黄河泛滥过的广大平原的农田也永难恢复它往日肥沃的旧观，离散后的灾民还能有几成愿意或者可以返回他们的故土？我正怅望着滔滔的黄浪悲叹不已的时候，突然看到漫天的黄风从远远的对方刮来。中原地方，往往有漫天的黄风从多沙土的地方刮来。一年中不止一次，这是因为平原地区没有崇山峻岭遮阻的关系——从郑县的黄河边到武胜关的平汉路沿线，就一直是一块大平原，所以我对于这一次的黄风刮来以为不足为奇。谁知道当风头接近到眼前的时候，又发现黄风并不是混然一团，而是像弹头般的个体动物——蝗虫，越过黄河就簌簌地纷纷降落，但是降落的部分仿佛是凌空的沧海之偶然漏下了水滴，还有绝大部分的蝗虫像飞箭一般地越过我的头顶飞向大后方。啊呀！这怎么得了？
捋取树叶以食
凿取石粉果腹
刮取树皮充饥
壮者哭于田野
当中央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以后，为了充裕军糈民食，实行征实的制度；为了预防有人破坏这种制度，还规定了虚报灾况的予以重惩；为了推行这种制度，依实在情况征实有功的予以嘉勉。当时的许昌县长是河南省内乡县的王桓武，他预报当年许昌的农收为八成，不料旱、蝗连续成灾，不仅只许昌一县，从郑县沿平汉线到许昌附近的各县，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秋收则还不到一成，拥有数百亩田地的富农还能够有些可吃的东西，贫户人家就不免饿肚子了。这还是灾况初形成的时候的较好现象。王桓武为了做官，不敢实报灾况，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所说的坐催，就是住在欠缴实物的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在如此情形下，许昌有一位经营棉纱致富的巨商孔绍周，不忍于心，想替全县的欠粮户完粮，有人警告他不要惹起政治上的麻烦，他又袖手不管了。那时候，虽然高价购粮，可以招致数百里外皖北太和等少数县份的食粮，用手推车载运，迟迟而来，源源而来，但是产地的粮价逐日上涨，沿途的粮食商贩也有被劫杀的，销售地区的粮价就更为高涨。粮价最高的时候，一斗十六市斤的小麦就可以换到一亩田地，这在平时是五十块银元才能购买到手的。至于许昌西北地方的一些岗田，两张厚饼（或者两竹篮子干薯叶）就可以换到一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