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牛、马、耕具的事本来很平常，而纷纷地出卖、纷纷地贱卖，则是少有的事。珠宝也不值钱，记得像猫眼石这些东西就不值人一顾。
灾情严重到使人没有办法可想的时候，有人出卖儿女，像不需要人照顾的幼童，一个人只换一斤小麦；嗣后在城市里也卖不出去，为了希望被好心肠的人捡去，就偷偷地弃在城内；再后由于没有那么多的人收养，就时常有饥寒交迫的孩童在街上哭叫，而以深夜尤为凄惨可悲！县政府——县长已被调换为东北人李峰，和省主席李培基颇有关系，勇于负责——为了救济这些弃儿，在三十一年（1942年）的九月设立了育婴所一所，预计收容弃婴五十名，而苦于请不到经费，就挪用了省赈济会拨给县救济院的经费一万元作开办费，和挪用了救济院的仓谷作经常费，调用救济院的职员负责其事，并聘雇了女护士、保姆等十二人襄助之。开始的时候只收容了四十名弃儿，一岁以下的视其必要喂以人乳、豆汁或小米粥，一岁以上的予以面食，但不到四个月就因先受了饥寒过甚的关系而死去女婴六名、男婴一名。三十二年（1943年）的春天，负责人换了专任其事的许昌人李某，婴儿因营养不良而瞎了眼睛，和患上其他病症而死的事情不断发生。有些夜里，婴儿的尸体像被清除垃圾似的用铲子铲到麻袋里，运到城北里许玉皇阁后的荒地上草草掩埋了事，却养活了一些野狗。
内子吴云芳，见到弃婴的问题十分严重，除了曾经联合女青年同志举行手工义卖，先后购到三头乳羊赠给育婴所外，并在民国三十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女青年处的通讯员名义，向女青年处递了一份二千五百字的沉痛的报告，呼吁救济，其中有以下的文字：
成年尚饿死，幼婴更谁怜——这是河南灾况下的悲惨写照！曾见到刚生下的赤身婴儿弃置在谷草上，曾见到仅有三数月的小生命躺在街旁抖擞着啼哭，曾见到刚会坐的幼婴挂着金黄色贴着骨头的面皮在张着疲涩的小眼哭觅他的爸妈……这些，有的穿的固然是褴褛不堪，有的还穿的崭新整齐；有的固然是父母养育不起，但是在临丢弃的一刹那间，父母还不忍地会给他弄点馒头拿在手里；有的父母在远远地张望着没人抱走，而又凄然地重来抱起；有的白日怕人见笑，而深夜冒着寒冷，偷偷地把他们的心肝丢在朔风怒吼中的街头啼叫；有些比较好点的，将一根谷草插在孩子们的帽上，抱着遍街转动。可怜的孩子，还以为是爸妈好意地抱着他看新景致呢！
哀哀赤婴，谁无父母？茫茫尘世，几人不曾有子女？际此大旱，父母子女，各不相顾，闻亦酸鼻，遑论目见！稍有人心的，就当人溺己溺，人饥己饥，设身处地，而同生同危，设法救济了。
她的报告得到女青年处的重视，给她拨汇了法币四万元，让她设法运用。她把钱交给青年团许昌分团的负责人柴德峰经管，负责保育和会计的都请柴德峰介绍，她自己则专心筹划领导，办起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名的“育儿所”来。记得负责保育工作的是柴的亲戚某女士，为人温柔贤淑，擅长女红，很能体认内子的个性和政策，精细地负起保育工作；负责会计的是柴的豫北同乡周志道（或者是许昌邻封襄城的余德轩），很能够配合工作的要求，协力做好育儿的工作。内子的保育政策是采取重点有效的“救”、“育”方式，先收容弃儿五十名，救必使活，养必使健，住必使安，而以光线、空气都很良好的所舍，洁新的衣服，卫生的用具，充分的营养，适切的游戏和体贴的照顾，使被收容救济的弃儿都能够身体健壮，精神活泼。她买了五头乳羊。聘请了教会中的卫生和医药专家作顾问，凭她所学的教育知能和教育的经验，她达到了她的目的。任何人看到被收容的弃儿的面色都转为红润，身体也都转为活泼可爱，而莫不惊奇地认为是大灾难中的另一个世界。但杯水车薪，所救不多，而且这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光荣，内子既不从中拿一文钱，也不认为她有任何的成就。县长李峰，要她兼任县立育婴所的所长，公文已经送到，我怕不能由她随心所欲地办好，负了间接杀人的罪名，劝她婉辞了。
在平时，如果丈夫劝他的妻子去跟别人过活，或者妻子要求丈夫把自己卖给别人，都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在那饥饿待毙的时候，丈夫为了怜惜妻子，不忍心她饿死，而劝说她跟随别人，逃得活命；妻子也为了使丈夫免于饿死，自己不惜牺牲一切，要求丈夫把她卖去：反而成为他们的相爱相怜、恩义非常！如此人间的痛苦，也够使人酸鼻了。
较为成年的姑娘，被卖差不多等于远嫁，虽然不免沦入火坑，但也没有办法，父母兄弟洒一把眼泪后，只有忍了。至于为了生活。晚上到村旁野店去看望一下投宿旅客的村妇村姑，则是灾后新有的现象。有一次，我投宿在临颍县东的某个村店里，就看见一个浓抹脂粉拖着大辫子的村姑，穿着一身朴素的常装——可怜得很，她认为抹上一些脂粉就算不平凡的打扮了，她逐屋地张望一下，没有说话，也似乎不敢说话，其他投宿的旅客司空见惯似的不为所动，我则为她所动了——我凄然地想着她的家庭，她的生活，她的遭遇，私下叹息我的无可奈何！
安土重迁，是中原人的本色，尤其是农村的本色，终身没有到过县城的人有之，没出过县境的也不少——我在河南禹县（距离许昌九十里）西北乡的花石镇当过某校的校长，那个地方距离县城六十里，三面环山。一天，有一个学生向我请假，说是要到县城看一看，我问他看什么，他说听说县城是砖垒的，而他们的“方山寨”则是石块垒的。又一次我在禹县城南十数里的三峰山看采煤，运煤的小台车从矿口沿着小铁轨推出来，又循着小铁轨的岔道运煤到近旁不同的地方，和火车的调轨运用相同，觉得怪好玩，就多看了几眼，这时，一个好心肠的矿工告诉我：“听说这和许昌的火车轨道一样，看了可以不必到许昌看火车了。”我只有笑着点头致谢！说到农人的离开省境，则比现在的出国还难一些。只是，在旱蝗连续成灾，人不相顾、父子夫妻生离死别的时候，求生欲刺激起安土重迁的中原农民的斗志，能从军的从军去了，否则相偕逃离故土，远奔西安，也有向更远的西北去的——有的全家出动，有的亲友相伴，其因贫病交迫死于途中的当所难免。土地不值钱，也搬不走。今天胜过明天，倘能留得生命，他日再回来重起炉灶。
灾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许昌南关的一对壮年夫妇告诉过我：他们的幼子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没法子救活，救活了也没法子养活，横竖大家早晚都是个死，只是看着娇儿的要死难过得很，为了“不忍”看下去，就把他埋掉了。
看到台湾的丧葬盛大其事，在人民生活富裕的时候，各地的风俗大致皆然。多难的农村，在大灾荒下死去的人，最初也有亲友助葬，居丧之家略备些红薯和菜汤聊代盛宴；后来居丧之家备不起饮食，助葬之人也缺乏了气力，就把尸体抬到附近破坏过的公路旁边，向深沟里一丢了事——最多是推下些泥土掩盖起来，传说有挖吃这些尸体的心肝的，以当时的灾情论不足为怪；再后就把尸体掩埋在死者的庭院，埋在死者的床边；最后是只有让死者停尸在床了。
大概是民国三十一年的深冬，一天的日夕，我在周家口近郊的道旁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伏在麦田里，张口啃嚼麦苗，仿佛手脚都动不起来了。他还不太瘦削，穿了一身整洁朴素的蓝色棉裤褂，带了一件小包袱，一番殷实农户的打扮，头向着周家口，似乎是要投奔亲友的。过往的行人司空见惯，仿佛来了阵小风，没有人在意，我明明知道麦苗不能充饥，但也没有办法。第二天早晨，我又路过那里，他身上凝结了不少的霜，人是冻饿而死了。
在如此的大灾况下，除了贩运食粮的道上偶然有人被劫杀外，还没有听说过有窃盗的事情，也就是饿死也不做贼的还多的是，可见中原的民俗毕竟是淳厚的。
一个教书的朋友平日爱洁成癖，有一次一只苍蝇飞落他的碗边，他就把刚送上的整碗肉菜倾倒在垃圾桶里。在大灾荒的时候，他吃花生时连皮也嚼下去了，他说这就是鱼翅燕窝了。这个时候，能够吃到用作肥料的花生饼或者豆饼，就算了不得了；吃红薯的人都是幸福的；吃红薯叶、榆树叶、野菜、柳树叶的，也都把它视同珍品。有的人吃河里的藻草，我见到市上还是称斤论两出卖的，得来也不容易。树皮不好吃，而吃者有之；石粉不能吃，而吃者有之。无它，填饱肚子，免得一时饿得难受。传说警察局的附近住有一位老妪，闷杀了别人的幼儿，烤而食之，被拘时还馋食不已。我对此没有查证，但也无人置疑。
我家的人口颇多，当时我兼有一两个饿不死吃不饱的职务，勉强能够吃到些麦子，把一些自认为较好的食物奉之家父，另一些赐之幼儿松平，其他的人只有以稀薄的麦片汤灌肚子。一天晚上，我主编某报的一个社会版的编辑到我家来，看到我们吃的饭，不好意思打搅，不坐一坐就走了。就这样，我们还为救济他人而奔波，有时是装饱了别人的肚子而自己却真的枵腹从公；不过，朋友、社会和国家都已经在事业上赐给了我很多，我都永远不会忘怀。
我曾经到灾中的农村视察过，到处听不到犬声，也很少听到鸡声，有许多村子没有人烟，有些人家大门洞开，屋门洞开，庭院里蒿草丛生，满屋的土地上也有小草萌芽。这是人的世界吗？这是白昼的世界吗？我仿佛到了杳无人迹的荒岛，或者是黑夜独行！我悲于不见人影，更忽然想到没有斗争，没有霸占，没有憎恨，世界就是如此地毁灭了吗？还是有斗争和憎恨的热闹场面好呢？人，好好的能够饮食起居时要斗争，到了不见斗争时已经是悲惨到无以复加，而且是无生命之存在了。那么，在大家能够生活的时候，不该和谐相处，熙熙如春，相爱相助，愉快终生吗？
在保甲的编制下，许昌有六百多个保，三十二年的春天，灾况最为严重，平均每保每天饿死一两个人是最保守的估计，因而我每次看到太阳升起就悲伤于又要有上千的人死于饥饿。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二十八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十三万多的人口，差不多是少了三分之一！灾后的一段时期，有些人因为灾中的营养不足、饮食不调，虽幸而没有死于灾期里，但患面色青肿或者肚皮肿大的人很多，为之死去的也不少。我的幼子松平就是灾后发现患了严重的脾肿，医治不愈，舍我而去的。还有灾后贪食，由于肠胃饿得薄了，胀破肠胃而死的也有传闻。许昌一县如此，邻近的各县想来不会好过多少。为抗战而间接牺牲生命的确实很多。胜利后，听说那个时候沦陷区的豫东和豫北各县也有同样的大灾荒，在日寇蹂躏而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死去的想也不在少数。如果不是在不得已的抗战时期，政府会统筹兼顾，绝不会让人民受此浩劫的。
由于一些官吏的自私、刚愎、残忍，或者颟顸无能，避不上报，坐使灾情扩大，使中央无从及早了解河南的灾况，一直到河南籍的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参政会上大声呼吁，中央才获得了真情，急派大员张厉生先生疾赴河南视察施救，已是三十二年的春末①[170]。大灾即将过去，抚慰灾后余生，救助农耕，已经是后来之事了。胜利后不久，曾任许昌县长的王桓武企图叛国，被他故乡内乡的团队发现，予以活埋，可见上天的报应是丝毫不爽的。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春天，我随同河南省立第二临时师范学校，流亡到陕西省周至县的祖庵镇，记得镇外有一条溪流。一天，一些学生告诉我，说是我们的一个学生被当地的人抓走了。探询之下，初得的消息是某生在溪旁遇到他大灾荒中失去消息的未婚妻——正巧这一天她在溪边浣衣，相晤之下，悲喜交集。虽然她早已嫁了当地的人，但是她要和他团聚在一起，要和他日后相偕还乡，因而为她当地的丈夫所不容，将某生一并带走。当时河南省的同乡会颇受陕西各界的重视，这是河南省的张钫——伯英——先生①[171]颇受陕西各界敬重的缘故。于是学校当局就找同乡会要求援助，谁知那位女子并不是某生的未婚妻，而是在河南大灾荒时期被辗转卖给当地人做妻的。她久别故乡，梦寐劳思，乍闻乡音，兼是同年纪，情急之下，乃约定以未婚夫妻名义，脱离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他日结伴归去，岂非正是梦寐以求的事？无奈好事多磨，美梦难圆，经同乡会之调处，女的不再求离，某生也被发还财物，释放归来。
这一年的初夏，我东出潼关，经阌乡，转卢氏，绕道到敌后平汉线一带的若干县份，发展青年抗日的工作，道经一个偏僻贫瘠的山村，遇到一个豫中口音的青年妇女，谈到她是在大灾荒中被卖到豫西山地的，生活不惯，思家心切，言下珠泪直流！从我所遇到的事例看来，其他流离在外苦怀故乡之梦的人也必很多，其生活之忧郁悲凄可以想见。河南大灾荒的余波之荡漾在各处的，真不知还有几何了。
如此抗战时期的中原大灾难，抗战史上不会有的，而它因为抗战才会有了重大的牺牲则是事实。中华民族为抗战而怒吼，为抗战而牺牲一切，有了抗战才能够使国家民族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由，包括了恢复台湾同胞的主人的地位。死者已矣，享受其成果的人当不忘自由幸福之不易获得，要为痛惜死者之巨大的牺牲，为维护全国同胞的自由幸福，而刻苦奋斗！
（原载于1970年2月1日台湾出版的《春秋》杂志第12卷第2期，及《河南文史资料》1993年第4期。）
杨却俗（1910—1973），回族。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以后在台湾从事粮食和矿业工作。本文由居住美国的杨却俗夫人吴云芳寄给她在河南许昌的次子杨松安，由杨松安提供给《河南文史资料》。
关于《河南浩劫》的话
杨却俗
《春秋》第十二卷第二期于二月一日出版后，我寄给河南籍的立法委员杨一峰先生一册（另寄给台北市河南同乡会一册，别无他寄），请他就我所写的《忆民国卅年河南的一次浩劫》一文惠予指正，因为他曾经任过河南省第一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和河南省政府的民政厅长，夙来关心民瘼的缘故。二月九日新春初四，我们在同乡团拜中见面，他说早几天就有信给我；十日下午，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没有收到他的信，他先告诉我一些有关的事情，十一日，又补寄一信，内容如左：①[172]
《忆民国卅年河南的一次浩劫》大著拜读，是真血泪信史，非亲历其事而又富于同情心，而文字又足以达之者，不能道，钦佩之至！难得是兄保存偌多图片。弟当时亦持有图片数十百张，早已散发净尽。
兄虚怀若谷，广征批评。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
三十一年秋，弟交卸河南一区行政督察专员，曾赴当时豫省政府所在地之鲁山述职，目睹飞蝗蔽天，野无青草；灾情惨重，人民卖儿鬻女。河南各界由省赈济会发动，推派代表赴渝，吁请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当时推定刘基炎（庄甫）、任璇（兆鲁）及弟三人前往陪都。弟除携公文图片外，并写古体诗两首记其事（惜未存稿，早忘之矣）。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幸刘经扶先生慨借卫戍总司令部礼堂作开会地址，不然，会开不成），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然为时已嫌稍晚矣。郭参政员之呼吁（却俗按：系见之报载），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事过将三十年，迄今思之，犹恍若在目，痛心无已！安得多有几支生花妙笔如兄者，将吾豫抗战时惨况及历次灾患一一记述，作为后来信史者乎？
杨委员十日下午在电话中所告诉我的事是：一、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二、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是蒋鼎文将军，驻洛阳，为了军粮，曾将当时的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扣押起来，杨委员问他何必如此？蒋长官答：我只是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一是拿出粮来。
另承当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后来做到河南省粮政主管的于镇洲君，函告有关河南浩劫的事，内容是：
顷阅第十二卷第二期《春秋》，载大作《忆民国卅年河南的一次浩劫》，报道翔实，且附有真实照片，拜读之，一阵阵心酸落泪，时读时辍，使我花费了几个钟点时间始将全文读完，闭目回忆当年灾情惨况，一幕一幕又复重现于我的眼帘。倘非亲临其境，或以为兄言过其实，但在弟看来，尚有未尽之处，决无丝毫渲染。
民国卅年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现在隔将近卅载，竟能读到吾兄有此纪实文字，并能看到当时真实照片，弥足珍贵。
吾兄文中末段说：“由于一些官吏自私、刚愎、残忍或者颟顸无能，避不上报，坐使灾情扩大。”寥寥数语，确道出造成浩劫的重大原因。弟谨就记忆所及，略作叙述，备供参考。
民国卅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粮政局长卢郁文三人分负豫省军、政及粮政责任。河南地处抗日战争最前线，征兵征粮，夙为全国之冠，省政首长屡蒙嘉奖。卅年（编者注：此处及以下几处“卅年”当指“卅一年”，即1942年。）二麦出穗开花之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为此事引起极大不快。同时中央因全国各地物价涨幅甚巨，制定限价政策通令各省施行，河南省政当局、执行限价最力。当时粮食市价已上涨甚高，表报中央数字，仍按官方限价填写，中央根据表报粮价，认为河南灾情并不严重。邻近各省，因河南限价关系，商民集有余粮而亦不愿运豫销售。卅年秋，又复久旱未雨，人民赖以维生之杂粮又未收成，加以蝗虫遍野，赤地千里，中央所配军粮数额，丝毫未减，当灾情严重人民在死亡线挣扎之际，正军方向省方索粮火急之时，人民旧存余粮，悉数缴充军粮犹不足，死亡惨重，此为一最大原因。
卅年十月间，弟随同李主席赴西安开会，亲见人民纷纷西逃，沿途饿殍载道——李主席目睹此况，始觉灾情问题之严重，会后归来，虽会商种种救灾办法，可惜为时已晚，多属缓不济急。且当时虽制定一扶助灾民办法，内订灾民出卖土地，得于食粮收成好转时，可以原价赎回之规定，省府原意欲保障灾民产权，以免富豪乘机兼并土地。实施结果，造成大户不愿以余粮或金钱换买灾民土地，是以更加多灾民死亡数字，此即古之所谓“善政虐民”。
以上拉杂写出当时内幕实况，多系弟亲身经历，虽觉有背中国传统“隐恶扬善”之旨，抑或可有助于了解卅年前之“人祸”。如有不当之处，尚祈赐教指正为幸。吾兄仍有未刊出珍贵照片，并盼惠借一睹。
关于郭仲隗在参政会呼吁救济一事，复承于君转询当时同任豫籍参政员之刘景健君，并函告我，说刘君——
在渝虽会同豫籍参政员及知名人士分向主管机关呼吁，据云“粮食部徐部长虽面允征实减免，另行采购粮食，运济军粮，并拨款购补耕牛耕具，唯因郭参政员仲隗复在大会报告豫灾，对政府主管部会，痛加斥责，徐部长恼羞成怒，面允一切，均未照办”。
在同一函中，于君复云：
据弟记忆所及，民国卅年（卅一？）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
有不少的人，对于如此的浩劫，很想彻底地明白它的真相。二月十九日下午，我遇到了河南鄢陵的国民大会代表于荣岑君，说是有人问他当年河南的水、旱、蝗虫之灾果否十分严重，他告诉那人说：那时候他在敌人盘踞下的开封做地下工作，因为无线电台被敌人侦破，他越过黄河退到尉氏县境的某地，有钱买不到东西吃，他吃过雁粪，也吃过树皮。
同一天的晚上，在台北的国宾饭店，我也访问了河南的两位名人：一位是曾任过中央监察委员和常务委员，以及地政部长的李敬斋先生；一位是曾任过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后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茂恩（书霖）将军。
李敬斋先生是河南汝南人，他说，当河南大灾荒时，他丁母忧在家，有一次他到漯河（平汉线上的一个大站，属郾城）治病去，路过上蔡县南门外，就看见土沟里躺着两个七八岁男孩子的尸体，越往北走灾情越重，新坟也越多。后来他奉召到重庆开会，路过许昌，见灾况惨重。往日他认为许昌县长王桓武是好同志，这时见他逼民缴粮，以致饿殍载道，他气得不睬他。他从许昌西上，分别晤见了河南省主席李涵础（培基），和战区长官蒋铭三（鼎文）。他说：“李涵础是拼命征粮，向中央邀功；蒋铭三是眼见灾情惨重，忙拨军粮救灾。”他又说：“我当面申斥李涵础，说他见民死不救，还当国家的什么大员！没听说过汉朝汲黯救灾的故事吗？”（按，前《汉书》卷五十，列传第二十，汲黯传：“……武帝即位，黯为谒者……河南失火，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臣过河内，河内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赈贫民，请归节伏矫制罪！’上贤而释之……”）他到了重庆，也正是德国和苏俄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在中央委员会上，他报告河南的灾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把德、苏两国所有的军事器材集合起来，都消灭不了河南的蝗灾！”
刘书霖将军是河南巩县人，他说，大概是民国三十一年的八月或者九月里，委员长在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第七分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他接着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非常关心河南的灾情，提倡官兵节食救灾，每人每天节余食物二两，为期三个月，当时第一战区驻防河南的军队在七十万人以上，节余之数目相当可观，因而救活了不少的灾民。他又说，先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晋见委员长时，曾经同时报告了河南的灾情，委员长听后要李赶快去见何应钦将军，何将军说：“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他说，于此可见李培基没有报灾。接着，他又如此地说：“当张溥泉（继）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查灾情时，驻防河南的总司令们曾经在洛阳北关孙桐萱的办事处联合宴请他们，在场的有李培基，没有蒋长官；宴中，对于河南的灾情，孙蔚如、高树勋等也都讲了话。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秀丰，不会不下雨，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按，搦脖乃双手扣紧脖子，求生不得之意。）最后，刘将军的结论是：足见李培基并没有将当时河南的灾情据实上报。”
关于逾时将近三十年的河南一次浩灾，正是由于各方的接触面不同，把各方所知道的情况集拢起来，才可以彻底地明白它的真相。
（原载于1970年4月1日台湾出版的《春秋》杂志第12卷第4期，及《河南文史资料1993年第4期。）
为民呼吁，为民辩诬 郭仲隗谈国民参政会
郭仲隗
河南在抗战期中牺牲最大，黄河决口，造成了700万灾民，而出兵出粮民不聊生……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1944年中原战事紧急，汤恩伯拥有10余万大军，掌握有精良武器，在14天内失守了30多县。他为了逃避责任计，归罪河南人民，竟说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实行屠杀。我在参政会提出事实，提案纠举。蒋介石无理袒护，竟把汤恩伯的罪自己代为承担。全体参政员表示罢会。蒋不得已，乃把汤革职留任，戴罪图功，搪塞舆论。我受蒋之忌，而赢得大多数人民的同情。
（原载于《江流天地外·郭仲隗自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郭仲隗（1950年摄）
郭仲隗（1887—1959），字燕生，河南新乡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次入狱。任第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豫鲁监察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南省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等。
郭仲隗弹劾汤恩伯
郭海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至三十四年（1945年），仲隗任第二、三届国民参议会参议员，并当选为驻会委员。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至三十二年（1943年）河南大灾，仲隗在重庆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向中枢各政要及有关部门慷慨陈词，哭诉饿殍遍豫，灾情惨重，恳请减免对河南征粮征兵。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军侵犯豫中、豫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数十万军队，临战溃逃，汤反诬河南人民为土匪，缴了他部队的枪械。战事初起，仲隗刚从重庆返回郏县寓所，仓皇中携眷乘牛车随着逃难的人群从郏县西逃，目睹群众扶老携幼、流离失所之景象，至感痛心。继闻许昌、郑州之地相继失守，散兵游勇又沿途抢劫，非常气愤。迨至伊阳，又闻洛阳沦陷，遂避居宜阳、伊川深山友人家。后又相继见到一些由沦陷区逃来的友人，听到他们叙述汤恩伯部望风披靡、不战而逃的情况，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仲隗后从伊阳抄小路翻越伏牛山，历经艰辛，于9月5日赶到重庆，参加一年一度的国民参政会大会，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口头质询，揭露汤恩伯祸国殃民、不战溃逃的罪行，并历数河南人民身受“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之惨痛遭遇，请求撤查豫战失职将领，以平民愤，伸张正义。仲隗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激起全场愤懑，群情激动，一片要求“枪毙汤恩伯”的呼喊声，会议亦无法进行，不得不宣布休会。《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报刊都做了报道，一时影响甚大。
为平民愤，次日蒋介石于上清寺官邸宴请国民党籍参政员，蒋在会上企图为汤恩伯的失职承担责任，说汤的撤退是奉他的命令行事。仲隗又当场质问蒋的命令如何下达，问蒋知不知道汤于战事打响后便脱离部队，落荒而逃，连电台都丢掉了？以致蒋无言答对，非常狼狈，宴会亦不欢而散。后来仲隗便与豫籍参政员徐炳昶等人提出“查明真相，严惩失职将领”的提案，要求连署的参政员逾百人。一时举国声讨，舆论哗然。
翌年春，仲隗从重庆回豫，途经汤部王仲廉驻防之陕南龙驹寨时，汤曾派人刺杀仲隗，幸被发现，未遭毒手。民国三十四年，仲隗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豫鲁监察史，未几日本投降，国土光复，国民党政府派到光复地区的省市接收大员竞相窃收。仲隗坚持正义，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对贪官污吏弹劾纠举，受到两省人民钦仰。友人赠诗赞颂：
尽瘁国家至鬓皤，平生风义世讴歌。
叩辕谒帅参骄将，大义凛然动两河。
万家疾苦在心头，权贵毫无情面留。
弹劾贪污纷远遁，风霜御史足千秋。
（原载于《江流天地外·郭仲隗自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前锋报》1944年9月9日刊登了郭仲隗在国民参政会上主张严惩中原会战失职军官的消息
于安澜题诗赞郭仲隗
郭海长（1916—1992），郭仲隗之子。1937年参加共产党，《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社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河南省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河南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
郭仲隗与1942年河南旱灾
郭豫庆
抗日战争时期是河南遭受天灾人祸频繁而猛烈袭击的时期，“水、旱、黄、汤”，这一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道出了河南人民饱受的沉重苦难。
当大旱成灾之时，河南省政府非但不及时赈济灾情，反而隐匿灾情。当时有数十个县份，纷纷报灾，而省府当局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面对父老乡亲的悲惨困境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河南各界人士纷纷向重庆中枢陈说豫灾实况，呼吁全国迅速赈济河南灾情，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减免田赋。其中最有影响者为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
郭仲隗1887年生，河南新乡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入民国后，历任河南省督办公署总参议，河南省政府委员，河南第三、四行政督察专员等职。他清正廉明，刚正不阿，仗义执言。1940年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续任第三届参政员。在历次参政会上他都提出提案，痛切陈词，为豫省民众请命。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控制和保证财政收入，实行田赋征实，征实之外还有征购、征借等，由中央政府统收统支。河南省自抗战爆发后，饱受战火摧残和黄水之害，经济空前凋敝，但1941年河南却被田赋征实小麦108万担、征购305万担，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见1943年《国民政府年鉴》）。
针对河南民众的如此重负，郭仲隗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一次会议（1941年3月）上领衔与多人联名提出《请政府改善河南各县代购军粮及运输办法，以苏民困而利抗战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二次会议（1941年11月）又领衔联名提出《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减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案》。力陈河南民众疾苦，疾呼中枢减轻负担，以解民困。
1942年河南旱灾发生后，郭仲隗目睹河南民众生活在死亡线上，忧心如焚，收集了灾民所食雁粪、榆皮、观音土等带到重庆国民参政会上当众展示。在10月30日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一次大会第八次会议上，他领衔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大声疾呼政府救济灾民。同时，他还奔走于财政部、粮食部等中枢主管机构，呼吁、敦促豁免军粮，减轻民负，赈济灾情。后国民党政府粮食部迫于舆论压力，拨款在河南办理平粜救灾。但河南平粜救灾委员会却由当地有名的贪官主持，这岂不是等于让他从灾民身上再榨一次油。为纠举其人的劣迹，郭仲隗在粮食部当面与部长徐堪激烈争执，不欢而散，一时间“郭仲隗大闹粮食部”成为传闻。
在社会各方面的请求、呼吁、质询和敦促的压力下，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1942年11月27日在河南鲁山（当时省政府所在地）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河南国统区“几无县无灾，无灾不重”，“晚秋复告绝望”，表示“省府正在统筹救济方策”，“请中央两次核减征购征实数额”（见《新华日报》1942年1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府也允诺减轻河南田赋负担，救济灾民。但二者并无实际作为。1942年河南被征小麦仍高达245万担（见1943年《国民政府年鉴》）。这说明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讲是漠视民众利益的。当第二年，旱魔再次肆虐河南大地时，更惨重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河南大灾前后郭仲隗在国民参政会上的部分提案：
《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减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案》（1941年11月第二届二次会议提案）
《河南灾情严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1942年10月第三届一次会议提案）
《河南连年灾荒情形惨重，军民交困，危机潜伏，请政府详查事实，迅谋救济，以拯垂死孑遗，巩固前线基地而利抗战建国大业案》（1943年9月第三届二次会议提案）
《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1944年9月第三届三次会议提案）
郭豫庆，郭仲隗之孙。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现在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作。
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①[173]
靳志 执笔
呈为豫战败坏，请求确定责任，严惩失职，立即改组河南党政军机构，刷新耳目，以维持民心而保国本，并迅速救济难民及流亡学生事：窃查此次敌军犯豫，战无坚阵，攻无坚城，未及两月，失地四十余县，危及于川陕根本，腾笑于世界盟邦。今应如何支撑危局，急筹善后，非但豫人关怀，想亦钧座所夙夜焦虑而腐心者也。夫善医者，必先知病根所在，而后刀圭②[174]有所施；善救亡者，必确知败亡之所由，而后能改弦易辙，另辟救死图存之路。河南之败，在于军民不合作，中外皆知，不能隐讳。论者甚至谓豫民不顾大局，仇视国民，而欲全诿过于民众，此真谬误之极、到死不悔者矣。古训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从未有既失民心而不灭亡者。国父主义既是三民，中央抗战亦揭橥③[175]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固皆知民言可畏，“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国非民不立，民不抚则散，此中机缄④[176]最为微妙，历千古而不爽也。今中州礼仪之邦，有朴实贞固之民众，其爱戴领袖、拥护中央、不惜牺牲、共赴国难之精诚，抗战以来，随地随时表现，昭昭在人耳目，又何至中途变节，判若两人哉！谁司民牧，竟使怨愤充塞，吁天无路，乃至溃散不可收拾？则数年来党政军当局措置失当之咎，不言而喻，非可强词曲辩也。中央如真知其症结所在，立即公布责任所属，痛以明令罪己，刷新河南党政军机构，以收拾既去之人心，而妥筹亡羊补牢之晚计，勿使豫民仇视汤恩伯之怨毒转而集于中央政府本身之上，千钧一发，或能挽回颓势于万一乎？昔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汤武罪己，其兴也勃焉①[177]。陆贽草兴元之诏，读者无不陨涕，唐祚因之复振②[178]。愿钧座深察之也。某等皆隶籍河南，心所谓危，不敢缄默，谨胪陈③[179]四项于后，敬候采择施行，大局幸甚，河南幸甚，无任皇迫屏营之至④[180]。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平时包揽政治，广营商业，走私玩寇，肥己残民，遂使军民之间怨愤充塞。临时则不战而退，丧地辱国，而反虚张情报，诬饰宣传，自卸责任，归罪民众，以希图淆乱所闻，罪从末减。而中央方宽予优容，仍使戴罪图功，冀收后效。是非不明，军纪何在？某等认为，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况豫民怨愤，集彼一身，人地既不相宜，岂能收起覆水？明知其不可任，而尚优容不决，是甘举河南而弃之也！似应即明令褫职⑤[181]，解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严办，以平民气而申国法。此关于军事者，一也。
河南连年荒灾，流亡载道，虽中央有令豁免百万石粮，而地方当局依然征收征购，总数仍多至百八十万石，鞭仆之下，死亡枕藉，只图征科报最①[182]，不恤民间疾苦，祸国殃民，莫此之尤，亦应分别严惩。当地方残破之余，似应整理省府机构，划分民军游击区域，另选当地有资历才能、素孚民望者，派往负责，收拾残局。此关于政治者，二也。
河南党务负责人，近年更调过频，席不暇暖，有彻底整顿之必要。此关于党务者，三也。
河南公教职员、青年学子及难民男妇老幼，沿鄂北、豫西逃窜，西越秦陇，延跨数千里，流离载道，嗷嗷垂毙。宜急拨巨款，选派得力负责人，分区设站，作有效救济，并尽量安插之。此关于救济者，四也。
（原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25辑，1988年。）
靳志（1877—1969），字仲云，河南开封人。前清进士，任工部主事，曾以中国第一批公费生资格赴法留学，其间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民国后，长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靳志厌恶官场政治，寄情于诗词书法，有很高的造诣。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开封，为河南文史研究馆馆员。此稿原稿存靳志文稿袋中。从文章内容看，当作于1944年春中原会战失败之后。
三亿救命款被用做贩运私货
金汉鼎
1942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我到河南进行军风纪视察工作。当时的河南是三面环敌、且有严重旱灾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内，驻有蒋鼎文、汤恩伯的部队，还有孙桐萱、孙蔚如、何柱国、刘茂恩、高树勋、李家钰六个集团军及其他许多部队。
这次中央派张继、张厉生（行政院秘书长）带法币5亿元来赈济。到达洛阳后，即在西工省府办事处与省主席李培基和有关厅局处长会商办法。张等表示此来目的有二：一是慰问民间疾苦，并指定赈款2亿元为急赈，在各地遍设粥厂；3亿元购赈粮，因时间和交通关系，曾约定在各个专区指定一个适中的县，令各县派代表一至二人按期来会，俾知各地受灾的实际情况和传达上述两项内容，使全省人民深体此意。
洛阳第十专区指定密县为代表集会点，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待张等到了密县后，看到各县代表的名单。张继认识郑县的代表李随阳、荥阳县代表韩凤楼（他们当年在日本东京时都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会员）。李、韩二人便将专员李杏村所讲李培基主席的话讲了出来。开会时各县代表痛陈灾情惨重，官吏对此竟熟视无睹，饿死的人触目皆是。张厉生在会上说：“在我们未到河南时，只知河南有灾，而不知灾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到后来才知河南灾情如此严重，李主席你不能辞其咎！”这些情况是后来韩凤楼告诉我的。
张继回重庆后，河南省政府也组成了购粮委员会，省教育厅鲁荡平副厅长自荐与陕主席熊斌及胡宗南有私交，乃同往西安购粮。当时我在各县视察，看到公路上成群结队扶老携幼的老百姓神色慌张地由洛阳奔向陕西求生。他们行前大都出卖小块的土地以做旅途之资。地主富农以及放高利贷者乘人之危，以三分之一的地价，一亩二三十元便兼并了他们的土地，割断了他们生存的命根。
当时在各县虽设有粥厂，但“粥少僧多”，供不应求。收容所成千上万的男女灾童大多面黄肌瘦，形似人体标本。饿死的人随地可见。由于省、区、乡、保自救，不准饿死一人，而县、区、乡、保长大多是出钱买来的官。为保其职位好大捞一把，故此对死者隐不上报，尸体胡乱掩埋，任狼犬刨食，白骨枕藉，血迹斑斑，臭气随处飘扬，惨不忍睹。而那些趁火打劫的坏人乘机诱骗妇女，用架子车载到洛阳再贩运到西安而不需任何本钱，只要管其一口饭便可卖到几百元。由这种人吃人的现象可以想见，当时蒋管区政治黑暗到了何等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