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紧要关头，粮食部长徐某电各省说：“今年的工作是以征实征购为中心，成绩好的给予奖励。”于是河南省府得电后，便将征实征购的数额分配给各专区。按各县实际能力，有成就者将数字先行上报。于是各专员当然遵命执行，省府很快就获得报齐的数字，便电粮食部略云：“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征实征购均已超过定额。”徐某乃立即传电嘉奖，同时根据所报数字分配给一、五两战区；该两战区兵站总监部得到通知后，各派队向指定仓库要粮，结果颗粒无获，逼得厅局长、专员分赴各县逼索。这样一来，民间收存的种子、饲料均被搜索一空，人民饿死的更多。仅许昌县便饿死5万多人。
一天，我工作到午夜12点以后回到住处睡觉，卫士来报有人求见。我当时很不高兴，便拒绝说：“有啥事明天早上再来。”来人说：“白天说话不方便，就要趁着三更半夜来谈谈。”我一听，便知话里有隐情，于是便和来人谈了起来。他们一共来了七个人，抱有一个大布包。他们说是许昌县财政、军事两科长和秘书假公济私挪用公款经商图利，这是他们的账簿，一共12本，西安、许昌两处各6本，店号是以县长王桓武名号各选一字而起的。又说：“王桓武的南阳专员就是用钱买的，他临赴任时还写了许多条子，叫他的走狗向各区乡勒索现款。”
我见账簿里记录的是从许昌运香烟去西安卖。收款条子全是黑盖红。来人向省府指控王桓武贪污渎职，盗用公款，经商图利，鱼肉人民。而省府对被告，则是叫他书面申复；对起诉人，则令其到鲁山区候讯。来人说：“省府有意庇护被告，我们去将会受苦，所以乘夜静无人来请主任委员给想个办法。”我问他们去鲁山的时限之后便告诉他们说：“我也去鲁山，可能还可以相见。账簿事很重要，千万不可以随便交与他人。”于是他们便走了。
未几，我来到鲁山，把一些有关民刑案件送给省府，请省府迅速依法处理。一天夜里，我又见到那些原告抱着账簿来见我说：再过两天就要讯问了。我将账簿逐一翻看，请他们指出重要之点和骑缝处，均盖上我的小官章，请他们仍带回去。这样做，就是问案人要留下账簿也不敢毁灭证据。正巧兼任驻西安军风纪第五巡察团委员钱懋哉受司法行政部和其上级领导机关“军法执行总监部”之命前来视察豫、皖两省司法和疏散监犯的情况，与我住在一起。我俩谈得十分投机，于是我便乘机请他帮忙调阅卷宗中有助于我工作的材料，因此我获得了不少很重要的东西。最后终于把王桓武传到洛阳第一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讯办，而原告7人无事回到许昌。但是后来听说日军侵占洛阳时，军法执行监吴中行受贿，以假释名义释放了王桓武。
在西安购赈粮原本着救灾的宗旨，陕主席熊斌、副长官胡宗南将粮价消减2元，即每斤以6元作价，购委会并请求熊、胡联电交通部，令陇海路局长路福廷对河南救灾粮应尽先供给车厢。这一来反倒便利了视人命如草芥的委员们，拿着3亿粮款大量贩运私货，发了难以数计的血腥财，百万人民饿死沟壑，血染黄沙。直到1943年新麦已近成熟，头批赈粮才运到洛阳。
当时我正在临颍参加一个集会，县府传达临颍赈粮先配14万斤，从西安运到洛阳的运费合18万元，着速来借款领运，迟不领运者，霉烂损耗由各县负责。人民群众听到这些话顿时人声鼎沸、怨气冲天，大家咬牙切齿愤恨异常地说：“未见粮先要钱，这不是要把我们老百姓逼到死尽灭绝的地步吗？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要贪官们的粮。”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也流出了不少的眼泪。
日军侵占洛阳、鲁山和叶县后，河南省府迁到内乡丹水镇。汤恩伯的副长官部迁驻西陕口。当省府各机关撤退时，民政厅长方策在后督导指挥。他得知我仍在鲁山，便来催我快走，并和我感慨地谈了政府的许多阴暗面。不久，李培基被免职，中央派刘茂恩继任省主席。因汤恩伯久已不容于河南人民，蒋介石为缓和民愤，乃将他调往贵州。刘茂恩就任时，看到从平汉路以东撤回来的机关部队很多，秩序十分混乱，财政上更是没有办法，于是便跑到老河口向李宗仁求援，并约我到南阳看看那里的情况，想法给予帮助整饬。我应刘茂恩之约带着宪兵第十七团团长刘家康到达南阳时，首先看到南阳《前锋报》刊载河南省参议会延聘会计专家清算西安购粮委员会巨大贪污舞弊案提请公诉的启事。此外，宪兵十七团驻南阳第一营黄营长反映南阳秩序异常混乱，本市一个月内竟出现抢劫案23起。我和刘家康根据黄营长的报告和已经掌握的材料并加以分析，最后决定令南阳警备司令孔繁锦和宪兵黄营长将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的连排长和敲诈勒索的副官一起逮捕法办。后经多次审讯，两案赃物全部或大部已经追获发还，罪犯对所犯罪供认不讳。案情明确以后，我们令警备司令孔繁锦会同宪兵营长，将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的连排长和敲诈勒索的副官立即执行枪毙。集体抢劫的有关人犯也执行了枪决。此时，日机开始轰炸老河口，宪兵十七团的医务所被炸毁，我也接到电报要我立即返回。所以，有关渎职官吏和购委会巨大贪污舞弊案如何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金汉鼎（1981—1976）字铸九，云南省江川县人。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并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护法运动，北伐战争等。30年代参加过“剿共”。抗战中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在查处贪污方面很有成绩。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北京市政协委员等。
200万元赈济款之谜
司殿选
1942年秋，河南大旱，晚秋作物有的齐胸，有的没膝，全部枯干，如果火燃，就能燎原，豫西尤甚。当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及其各单位，因日寇侵略，退迁鲁山。河南省政府，鉴于河南在抗战中出粮、钱最多，又遭此重大灾害，理应拯救。所以就组织起来一个临时机构：“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调查全省受灾情况，上报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呼吁救济。
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设在三青团河南支团部内。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河南省政府委员王幼侨兼任；副主任委员二人，由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主任王汝泮、省保安司令罗东峰兼任；秘书一人，由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书记周南兼任；委员十几人，均由省府各单位的权力人物兼任。还有一个管总务的李更夫，是《河南青年》月刊的编辑。我跨出校门，经人介绍，进入这个临时机构当收发员。
调查灾情工作，由三青团各县分团部担任。根据各县报告的情况，灾情越来越严重。河南100余县无县无灾，无灾不重。真是旱魃为虐，赤地千里啊！
秋季颗粒未收。本已十室九空的灾民，种麦以后，绝大多数已无隔宿粮。绝望之下，就成群结伴，逃生他省。顺津浦路南北逃往江苏、关外者有之；顺平汉路南北逃往湖北、河北者有之；更多的是顺陇海路西逃西安、宝鸡。死守家中的和无力逃走的，靠拾雁屎、揭树皮、挖草根、刨滑石、挖野菜糊口。
1943年春天是惨绝人寰的季节。就按比其他县受灾较轻的鲁山来说吧，这一省府所在地，农村中所有能吃的树皮剥光了，树叶捋净了，野菜剜完了。勉强熬到青黄不接时期，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灾民们，有多少人吃滑石被坠死？多少人吃青麦“捻转”被撑死？很多背井离乡的人，跪在路上向行人乞讨。有的人因少气无力，手脚不便，一碗菜汤洒在地上，就要马上趴下去用舌舔。不少少女，甚至幼女，只要能苟全性命于荒春，情愿提前出嫁或当童养媳；有的被父母卖到远乡。村上死了人，没人埋。谁知道全省饿死多少人呢？谁知道挣扎在死亡线上非救不活的灾民还有多少呢？灾民们期待救济比旱时盼甘霖更迫切啊！
就在这生死关头，地主劣绅乘机掠夺：麦前贷出10斤麦，麦后收120斤；平常2500至3000斤麦买一亩地，这时只出50斤、30斤。谁能知道地主老财们在这一时期放多少高利贷，兼并多少土地呢？
灾情调查委员会先后得到各县灾情后，王幼侨主任委员忙碌了好长时间，向重庆中央政府各部门和跟他有关的要人发了几十封函电，向报刊发了好多消息。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看重庆，念中原》社论，对比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中央政府要员们开始重视河南的灾情了，很多人捐献字画，于右任、叶楚伧等人写了对联，冯玉祥画了一幅《耕地图》，后来在鲁山举办了书画展览，义卖捐献。
1943年2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结束了。因为我做“奴才”的本领，得到周南的“赏识”，叫我做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会计室出纳员。我沾沾自喜，暗地里庆幸自己在这饿死人的危急关头，能得到一碗固定的饭。
1943年麦梢黄前，也就是灾民正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一天，三青团支团部电台电务员薛国桢到会计室悄悄对我们说：“喂！中央兑来200万元，可能是救济款。”我们几个人合计了一下，200万元中央票，能买20万斤小麦，对河南灾民来说，虽是杯水车薪，但总比没有的好。老薛交代我们要绝对保密，我们也不敢不保密。几天过去了，没有声息，只是支团部调查室主任高洁亭销声匿迹了。
一瞬，又是几天。一天下午5点多钟时，王汝泮的私人秘书付真如走到办公桌前对我说：“走！办点事去！”我没吭声，跟着付就走。付拐到王汝泮公馆，带出一个大黑皮箱，坐着王的私人包车，到街上又雇一辆人拉黄包车，让我坐着，直奔中央银行鲁山分行（在鲁山县城北门里路东），拿出盖了红印的200万元兑款单取款。银行出纳员以此数目过大为由，不想叫一次取完，即请行长出来表态。付说：“这是赈济款，救灾如救火呀！”也许这话触动了行长的恻隐之心，他破例如数把款给了。都是崭新的整把的10元券，装满一大皮箱。付坐在车上，把箱子放在坐前腿后，剩下的装在两腿之间，直摞得与胸齐高；我坐的车子，也是装得与我胸齐高。两辆车都撑上雨罩，放下雨搭，以遮外人眼。车子在街上飞驰而过，不多一会儿，就到王汝泮公馆门口。王汝泮和他的小老婆周佩云已在门里等候。我们几个人很快地把钱搬回公馆。这时，我第一次看到王汝泮圆胖的长着连鬓胡子的脸上现出了真实的笑容。他没有让我们坐一下，也没有让我们喝茶、吸烟，只是以颔示意，并说：“不要说闲话！”
我本来很高兴。王的一句话，使我立刻忧沉下来，我没精打采地走回家中，考虑着：我陪着取款，是助佛济生？还是助纣为虐呢？我慑服于权势，怕打了饭碗，而守口如瓶。
约莫过了四五天，周南装着漫不经心地问我：“听说赈款来了？”
我背着良心说：“没听说啊！”“娘煮儿吃，够残酷啊！”周南沉重地喃喃说。200万元赈款又在我脑海里浮现着，正义敲击着我的良心。
又过几天，我在西关大街上迎面见到王幼侨委员，不料他的人拉车突然停下。他摆摆手，示意叫我到他车边，欠身向前，低声问我：“赈款来了吗？”我郑重地对他说：“没听说。”
荒春过去了，人也饿死了，人们再没见到赈济款的影子。
麦熟时，支团部调查室主任高洁亭又在支团部出现了。人传，高洁亭这一段时间之所以不在支团部，是因为回许昌老家给王汝泮买地了，亩数是500。
迎冷时，国民党中央派梁实秋从重庆来到鲁山，三青团支团部张贴巨幅标语，表示热烈欢迎。王汝泮把梁作为上宾奉待。几天后，梁悄悄而去。据说梁是查赈款的，因为有人告王汝泮贪污赈款。
此后，再没人提过赈款的事。王汝泮仍是“好官我自为之”。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司殿选，大灾期间任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收发员，三青团河南支部会计室出纳员。
三十八军在汜水节粮救灾记①[183]
何九龙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我们河南空前灾荒，逃荒要饭，卖儿卖女，抢粮夺馍，饿殍遍地，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骇人听闻惨剧。一想起面黄肌瘦的孤儿幼女们抚着饿死的父母尸体啼哭的情景，就使我心碎不已。
这时，原国民党汜水县长黄如璋为缓和一下饥民们抢夺混乱的局面，不得不办个粥厂。当时的县政府拨出的粮食有限，办起的粥厂规模甚小，能就食者寥寥无几，收效不大。我父亲何玉亭交游颇广，在当地有点名望。县长就亲自到我家，要求我父亲出头领办粥厂。父亲救灾心切，慨然应允。
我父亲此前曾在陕西部队供职多年，历任团长、旅长等职，对驻防荥广汜一带与日军在霸王城对峙的原杨虎城部，第四集团军所属各部的高级军官，认识甚多，如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耿志介，新三十五师师长孔从周，九十六军一七七师师长李镇西等都是朋友，时有往来，甚至与该军团长、处长以上军官也无不热悉。他利用这层关系，为灾民向部队呼吁，请求他们为汜水办粥厂支援点儿粮食。耿、孔二师长爱民心切，当即应允，立即号召全师官兵，每人每天节约口粮2两，拨给汜水，救济灾民。
在我父亲主持下，在汜水马王庙办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粥厂，开始舍饭。场内负责粮食财务以及处理日常事务的领导组有李西三、韩春奎、夏连奎、李同林、周少溪、马立亭、赵润生等，下设有运粮组、炊事组、磨面组、打柴组、发饭组等，分别由王小黑、李大明、刘毛、吴章、何大奎等人到各组负责，共有工作人员80余名，大都在粥厂就餐。场内设大杀猪锅6口，每口每天固定做饭4锅，共24锅，必要时还临时增加锅数，每锅每次下细麦糁25斤，每天至少要用去小麦600~700斤。汜水周围十几里的饥民经他们村列名开单介绍到场，就可发票领粥，每天就食者在千人以上。每人每餐领稠麦糁粥一大马勺，饥民领粥后，回去加些野菜可够全家3~4口人食用。从此汜水这一带人心安定了下来。这个粥厂是1942年农历二月开办，一直办到麦熟，两个多月之久。同时，还收集一些饿死者的孤儿孤女，在车站西老君堂村办了一个孤儿院，由赵超群、王全负责办理。还有东南乡峡窝附近各村饥民们的学生200多人，由老师率领也来汜水粥厂就餐，每天两顿，吃了一个多月才走。以上粮食在5万斤左右，其中十之八九是三十八军全体官兵从自己的伙食中节约捐赠的。
那时，河南省会开封已沦陷，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已迁到鲁山县办公。代理河南省主席方策，由郑州专员王光临陪同到各县视察，来到汜水参观了汜水粥厂。方策说：“我看了许多县的粥厂，都没有汜水的粥厂规模大，救人多，办得好！”但是为什么办得好，他是不会知道的。
在大灾荒年中，汜水这么一个蕞尔小县，办这样的大粥厂，并不是县长和某些人的功劳，而是三十八军全体官兵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省吃俭用慷慨捐赠的结果。这些粮食有的是从师部领来，有的是由师部军需处拨到汜水西关土地庙沟。因三十八军兵站仓库在此，距城甚近，粥厂领粮就更方便了。三十八军处处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了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三十八军在汜水放粮救灾的事，距今已43年了，在粥厂中工作过的，都相继去世，幸存者仅汜水镇八组村民韩春奎一人而已。韩也已80多岁了，提起粥厂之事仍是非常兴奋，说起往事滔滔不绝。韩说：“去年我乡编乡志，为征集乡史资料，编写组曾多次访问过我。我真想把三十八军对汜水人民的深恩厚德贡献给乡志，可是，因为考虑到三十八军是国民党部队，所以欲言又止。我经常想三十八军为什么和国民党其他部队截然不同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有了中央文件，才知道原来三十八军形式上是国民党军的编制，实际上是一支在我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当年拨粮救灾是和党的好领导分不开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吃粥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很多已经作古，当年跟随父母或长辈们去吃舍饭的孩子们，也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年人。
现在才清楚那时帮助汜水人民渡过灾荒、保住生命的恩人，不是别人，原来正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985年7月3日
（原载于《荥阳文史资料》第4辑，2003年。）
本文作者何九龙，1916年生，荥阳市汜水镇人，原系汜水县自卫队中队长。
六、河南灾民的斑斑血泪
引 言
当巨大的天灾人祸降临之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除了默默地承受苦难之外，别无出路。他们卖田地、房屋，卖儿卖女，流落他乡。他们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他们在绝望中挣扎，大批大批的死亡，像苦霜后的树叶一样在无声中飘零。
豫北的人民是灾难深重的。自从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豫北，便对豫北人民实行了严酷的统治。他们向人民发“良民证”，实行“粮食控制”，人民在他们的刺刀下生活。
1941年秋，豫北沁河决口，1942年发生旱灾，1943年又遭受蝗灾，粮食大面积绝收。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下，日本侵略军提出“宁可饿死一万个老百姓，不让饿死一个兵”的口号，加重了对农民征收苛捐杂税，皇协军、警备队、地方团队纷纷到农村去抢粮。他们抢来的粮食吃不完，喂狗喂马，也不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豫北老百姓被逼得死的死，逃的逃。许多地方出现了十室九空的悲惨情景。
在抗战中，黄泛区民众所作出的牺牲最大。自1938年黄河决堤后，黄河决口频繁，年年泛滥，洪水挟带着巨量的泥沙，淹没了他们的房屋和良田。千万农民失去家园，流落他乡，靠乞讨为生。到1942年，在河南大多数县份普遭旱灾的情况下，黄泛区的鄢陵、扶沟一带却遭水患。泛区的灾民们逃到黄河堤上，一家数口挤在窝棚中，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那些奄奄待毙的灾民，还要被汤恩伯的军队拉去修黄河。泛区人民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死亡者不计其数。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豫中和豫西，老百姓同样是无路可逃。政府和军队的催粮逼款，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地主、奸商、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同样把人民推向了死亡线上。
本节选取了那些经历过这场大灾的“过来人”对往事的回忆，读之令人触目惊心。我们可以看到，当人民被逼到绝路上的时候，怎样作无望的挣扎；他们在骨肉分离、弃儿卖女的时候，经历过怎样撕心裂肺的痛楚；当人的饥火难耐时，什么样的食物可以下肚？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为了吃顿饭而卖身却无人要，天真可爱的孩子临死前的愿望是想吃口馍……固然，人终有一死，死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然而，旷日持久地作无望的挣扎，经历过种种人生的痛苦和折磨后，仍不免被活活饿死的命运，恐怕是人的死亡中最悲惨、最残酷的吧。
日伪残酷统治下的豫北灾区①[184]
修武：大灾荒时期的牛庄
郭景道
牛庄村地处太行南侧，属丘陵沟壑地区，西距焦作5里，东距修武县城50里，归属修武县第四区管辖。和修武县各区各乡一样，牛庄1942年也遭遇了大灾荒。
大灾荒是由以下这几个原因造成的：一、由1941至1943年，雨水短缺，连年歉收，群众积余多已消耗殆尽。二、蝗虫为灾，大秋绝收。1942年、1943年，蝗虫铺天盖地而来，嗡嗡作响，遮天蔽日，麦子谷子全部吃光，大秋绝收。三、差捐频仍，到处抢粮，也是造成这次灾荒的主因。因连年不收，群众生活困难，而城里的日伪修武县公署，日伪焦作矿区行政委员会、皇协军、杂牌队、地方团队，仍是差捐频仍，有增无减。他们进村撞开门后，不仅抢走你的粮食，牵去你的牲口，还拿去你的贵重东西和衣物。有时进到农民家里找不到粮食和其他财物时，即把你捆绑起来，吊到梁上，用棍打，用鞭抽，再无口供，就用烧红的火炷往身上烙，直到你说出粮食、东西放的地方，把你的粮食、东西全部拿去为止。在这种苦难的岁月里，群众叫苦连天，认为地方团队比土匪还厉害。皇协军杨舟文团，当时驻在由当阳峪口至山门河口山上各碉堡内，士兵每天到山下农村游逛，见到谁家有一升半碗粮食，也要给你拿去。群众真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了。1943年春，我村除郭振义一户未曾离开牛庄，有20余户迁至焦作、百间房、恩村、马作、墙北等村亲戚家居住。其余50余户，均都携家带眷，逃荒外地了。根据当时了解，逃往山西晋东南各县及山西大同煤矿者20余户，逃往江苏、安徽各县者20余户，逃往关东者6户，逃往西安者4户，逃往昆明者1户。
粮食是宝中之宝，在荒年中最易体现出来。郭仪门前的2亩庄基地，平常年景，你给他20石麦子，他也是不卖给你的。但在1943年春，仅用了一斗麦子，他就全部卖给郭宪了。郭振德东南河的10亩地，人称“粮食囤”，每年只要能下两次雨，秋麦两季，每亩保证能收千余斤。平常年景，你给他粮食再多、钱再多，他也是绝对不会卖的。但1943年春，焦作一个工人仅用了3斗粮食，即将这块地买走了。费劲背一张桌子，或一张床、合门、一根檩条，到焦作大街上卖，所卖的钱仅能买几碗丸子，几个烧饼，贵了就没有人买。人是最便宜了，只要你管他吃饱，七八岁的小孩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就会跟着你走。衣服、书籍、农器家具，就更不值钱了。荒年期间，我村卖什么的都有，有卖宅基的，有卖土地的，有卖柿林的，有卖梁檩木石的，有卖桌椅板凳的，有卖衣物书籍的，总目的是换些吃的。
村人街上碰面，因少气无力多不言语，仅以目传情，即很快走开。到大街买吃时，需要特别小心。不然，会被抢馍的给你抢去了，有些跑得很快，你根本追不上他。有些纵然追上了，他骨瘦如柴，一推就倒，你对他也无可奈何。我村郭景清原是个胖人，1942年冬，我在村上与他见面时，他因缺吃少喝，已是骨瘦如柴。1943年春，我在山上碰到了他，他已全身浮肿，头大如斗，连他的眼睛也看不到了。过了几天打听他时，说他一天往焦作买东西，正走路时，一跤跌倒，就死到路上了。
郭景流的爱人，因饮食不足，奶不够孩子吃。小孩每日哭号。大人没有办法了，于夜间将孩子放到路上，等候有人拾去。天明往看时，孩子果然不见了。究竟是有人抱去了呢？还是被其他野东西吃掉了呢？至今谁也不清楚。郭景新老两口饿死在大墙北村闺女家后，儿子、侄子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抬了回来，放到郭家老坟。孩子们因少气无力，挖了一个浅坑，即将二老埋了。清早往坟看时，墓被野狗扒开了，尸体被撕得不成样子。
郭景禄一家三口，逃荒徐州。到达目的地后，郭景禄得了重病，在爱人的照料下，病情稍有好转。一天，爱人与郭景禄商量说：“你病已有好转，但需好好调养，咱们分文没有，拿什么东西来调养呢？咱们再这样站在一起，不想办法，停不了多久，非都饿死不可。我看不如我带孩子，找条出路，换些钱来，诊治你的疾病和调养你的身体，将来荒年度过了，咱们再想法子团聚。今后如有人问到咱们的关系，你就说你是我的哥哥。”没几天，爱人找到了地方。离别时，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就这样，好好的一家人，被拆散了。
许法义是我村一家小殷实户。他常在饭场夸耀说：“三年不下雨，也饿不着我许法义。”1942年冬，一天夜间，修武地方团队突然进到他家，把他捆绑起来，吊到梁上，一阵非刑吊打，逼他说出粮食存放地点后，一夜之间将他放的黑白粮食一粒不留的给他抢光了。1943年春，除他独生子许安朝，饿得奄奄一息，依仗亲友帮助，逃荒山西大同煤矿外，一家十余口，全都饿死了。郭振德是我村的富裕户，家存粮食不少。他看到荒年将临，将一部分粮食藏到自己家的地洞里，另在马作姐姐家放了几石，在恩村闺女家放了几石，又在焦作粮食坊存了几石，他自己认为这样就可以安全地度过荒年了。谁知1943年春，皇协军营部住到他家，把他赶了出来，地洞里放的粮食不能用了。往马作姐姐家取粮时，姐夫王法喜说：“你放的粮食，俺家吃了，将来一定还你。”到恩村闺女家取粮，闺女说：“我当你用不着哩，我们先用了，明年丰收，保证还你。”他到焦作粮食坊取粮，粮食坊掌柜说：“粮食坊存放的粮食，全被南厂皇协军司令部查封了，你只要能到南厂司令部开个条子，我一定一粒不少的还给您。”郭振德虽到处都放有粮食，但结果都没有要出来，最后老两口还是活活地饿死了。
我村孔兆书，态度和蔼，办事公正，全村男女老幼都尊敬他。1943年春，因村里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全家搬至马作村大闺女家居住。一天，回牛庄取东西时，突被岗庄村驻的皇协军顾尚俭部逮捕，押到岗庄村一个又潮又湿的红薯窖里。孔兆书的孩子孔宪勤央人前往保他，营长顾尚俭说：“只要把他家喂的一匹马牵来，我即将他放回。”孔宪勤把马交给说事人牵给他后，顾尚俭又说，“我本想放人，但团长不允，非让再送十石麦子不可。上级命令，我无可奈何。”孔宪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遍了所有亲戚，只弄到三石麦子，又来人前往说项，顾尚俭说：“先将粮食送来，我尽量向团长说情，或者可以放出来的。”说事人把粮食交到营部后，一连往岗庄村跑了几天，不是说他出差，就是说他开会，再见不到顾尚俭了。一天，说事人又往岗庄，在村里碰到一个岗庄村人。他问：“牛庄亲戚，你们常往这里来干什么？”说事人说：“我们是来保孔兆书的。”他说：“早几天我由徐州回来，被我村驻的皇协军抓住了，他非让我到我村一个红薯窖里，把一个死去的犯人弄上来埋掉。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吊了上来，背到南地埋了，看样子，可能是您村孔兆书。我同你们先到南地看看坟墓，你们回去后，再叫上他的家人来此认认尸首，我埋得很浅，很快就会刨出来的。”说事人到马作将详细情况告诉孔兆书的家人后，他的爱人同孩子孔宪勤来到岗庄村，刨开墓堆一看，正是孔兆书。他们大哭一场后，将孔兆书又重新埋了起来，返回马作了。皇协军图财害命，是多么的狠毒呀！1944年夏，麦子大丰收后，牛庄村人大部返了回来。根据当时统计，这次灾荒，我村一共饿死了400多口人，占我村人口一半以上（荒年时我村70户，700多口人）。死亡绝户的21户，卖儿卖女的23户，卖男孩子7人，女孩子16人。
我村郭敬体老先生，1944年时，已经80多岁了。他经常在饭场给我们说：“我一辈子经历了两个‘三年’，一次是光绪三年，再一次就是1943年荒年了。这两次‘三年’虽然都是饿死人年景，但却有以下很多不同：（1）光绪三年，社会秩序安定，家中有点粮食，还能吃到嘴里；1943年就不同了，山上有杂牌队、地方团队，山下有日本人、皇协军。黑夜抢，白天夺，一升半碗，也要给你拿去，有粮既不敢露，也吃不成。（2）光绪三年，咱村50来户，300多口人，逃荒回来统计，饿死100多口；1943年，咱村80余户，700多口人，逃荒返来统计，饿死400多口。（3）光绪三年，咱村无死亡绝户的；1943年，死亡绝户的即达21户。（4）光绪三年，虽多数人都往外地逃荒了，但家家户户都留有看门的，逃荒回来，农器、家具全无损失，种地没有困难；1943荒年，除一户没逃外，其余男女老幼都逃荒了，农器家具损失一空，种地时，都受难为不小。（5）光绪三年灾荒，是由天久不雨、连年不收造成的；1943年的灾荒形成，既有天灾，也有人祸。（6）光绪三年，只要手中有钱，能到外地购粮；1943荒年，日伪铁路警务段处处掣肘，不让购粮运粮，当时的人也无钱往外地买粮。（7）光绪三年，清政府有时还在县城设点，放粮救荒，救济灾民；1943年荒年，日伪政府，根本无此措施。因此我说，1943荒年与光绪三年荒年相比，其惨状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绪三年后，在老人的谆谆教诲下，家家户户都知道俭省节约，储粮备荒，但时间一久，人们都忘记了。1943荒年后，人人都知道粮食的重要性，俭省节约，储粮备荒的好习惯又恢复了。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郭景道：原修武县牛庄村人。曾任中国国民党道清铁路党部委员，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焦作市委员会委员。修武县在豫北，邻近山西省，1942年大灾中为日伪占领区。
博爱：灾年见闻
樊秉泉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是继清朝光绪三年大灾荒年以后的又一个特大灾荒年。
这次灾荒从民国三十年（1941年）春季开始，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夏季结束。经历了旱灾、蝗灾、水灾和匪灾，整整两个年头秋麦未收，使博爱人民遭受沉重灾难，饿死百姓不计其数。真是饿殍载道，遍地尸骨。
民国三十年博爱遭了旱灾，禾苗枯萎，颗粒未收。农民都盼望着秋季有个好收成。谁知秋禾到了吐缨挂穗的时候，忽然来了蝗虫，遭了蝗灾。蝗虫，当地人称它为“老飞头”、“大蚂蚱”。它比一般蚂蚱体格大，身体有5～6厘米，体围像手指那么粗，成群结队，长途飞行，为害极大。当年秋天到我县时，远看好像一大片乌云，腾空而来，到了近前却是遮天蔽日，使人看不到天空。“唰”的一声落在清化火车站的列车上，将四五十节的客车车厢覆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车厢的本色；落在禾田里，几十亩玉米田一下子被吃得光秃秃的，只剩下玉米秆。
起初，人们根据传统观念，认为蝗虫是神虫，所以在田里大把烧香，磕头祷告，祈求保佑禾苗。谁知蝗虫越来越多，越吃越凶。人们见祈求无效，便起来扑打。无奈蝗虫太多，扑打也无济于事，万亩秋禾很快被吃个精光。
次年（民国31年）春天，麦苗长势很好，麦子到了灌浆期，突然蝗虫又来了。这次蝗虫来得更凶，飞在空中遮天蔽日，一望无际，落下来覆山盖地，遍地都是。天上飞地下落，从树干到树梢，从墙壁至屋顶，密密麻麻落满了蝗虫。方圆5里的清化城无处没有蝗虫，人们走在路上撞头磕脸，蝗虫直往身上扑，吓得鸦飞雀散鸡躲狗藏。这些蝗虫落在麦株上不吃叶不吃茎，专咬麦脖儿，使亿万株嫩绿的麦穗顷刻落满了田野，失望的农民仰天号哭。
当年秋天，阴雨连绵，整整下了40天。山洪暴发，清化城的西门、东门、北门都进了水。东北门外洪水漫过了3米高的道清铁路，波涛滚滚向东南方流去。东关的房屋全都坍倒，大秋作物有的被水冲走了，有的被淹死了。农民再没有什么可指望了。
在这样严重的自然灾荒情况下，日本侵略军还提出了“宁教饿死一万个老百姓，不让饿死一个兵”的口号，于是驻地的皇协军、警备队数千人马纷纷进入农村，到了老百姓家里吃熟的拿生的，明着要粮款，暗里抢财物。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有的寻死上吊，有的投井自尽。农民们死的死，逃的逃，大好的农村成了十室九空。百姓逃走了，匪徒们便扒民房卖木石，把农村糟蹋得一片凄凉。
（一）逃荒要饭
人们生活不下去了，大批难民妻离子散，离乡背井，逃荒要饭去了。市场日渐萧条，许多商贩因赚不来吃喝，亦流落为饥民逃荒走了。
清化城内三街的居民梁聚义，是一个20岁上下的青年男子，在街上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他的母亲梁樊氏在家里帮人做针线活，多少也能得点报酬。弟弟梁白狗是一个11岁的孩子。一家三口人，生活虽不十分宽裕，但亦可凑合。博爱遭灾后，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粮价飞涨，白面由每斤7角涨到3元5角，赚钱少花钱多。不多时小店便开不成了，一家人坐吃山空。无奈何，梁聚义撇开了娘亲和弟弟，独自逃荒走了。他的弟弟白狗被饿得直挺挺地躺在破床上，连翻身的气力都没有了，母亲坐在儿子的身边，看着快要死去的孩子痛哭流涕，惊动了邻屋的程大娘来看望，抚着孩子的头说：“白狗！白狗！你醒醒，别让你妈哭。”
孩子微微睁了睁眼，少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妈，别哭，我不死，我没病，只是饥，吃点东西就好了。”
这几句话不但没止住他妈哭声，倒引得程大娘也哭了。
梁白狗死了。没过几天，他的母亲梁樊氏也饿死了。
（二）抓嘴吃①[185]
饥荒年很少有人坐车，清化城内二街的人力车夫苏大个子失业了。他饥饿难耐，在街上转来转去，发现有个人在买红芋，便悄悄地站在那个人的身后。那人只买了一小块熟红芋，刚付了钱，拿起红芋正要往口里送，苏大个子突然伸出手来夺了红芋就跑，边跑边吃。那人在后面紧紧地追赶。捉住他时，他已经把红芋全部塞进嘴里去了。那人无可奈何，狠狠地打他一顿。
街上抓嘴吃的人很多。可是，像苏大个子这样偶尔幸运能够抓到些东西吃的却极少。可怜他们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冻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有的跌死在道上，有的饿死在屋檐下、墙根边。街头巷尾及偏僻的地方，经常发现饿死的尸体。
当时商务会在七街二郎庙内放有草苫，生起火炉，办起避寒所，让灾民们避寒。死在避寒所内的也不少，每天都要拖出去数十具尸体。苏大个子也死在七街二郎庙内。
（三）抛儿弃女
民国三十一年冬至三十二年春天，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当时我住在三街小十字口临街的房子里。在寒冬腊月的夜里，一阵凄惨的小儿哭声将我从梦中惊醒。小儿哭得声嘶力竭，嗓音沙哑地喊道：“妈妈！快来抱宝宝吧！……”
我不禁惊叹道，呀，又有人抛儿了。
那时经常有人抛儿弃女。那些朝不保夕的灾民，自知养不活儿子，将儿子送与他人又没人肯要，便趁着天临明时，将孩子抛在街上，期望有人收养孩子，让孩子逃条活命。若在白天抛儿，怕被人发现，自己走不脱。
天亮了，孩子的哭声引来许多人。大家都说：“这么冷的天若没有人收养，准把孩子冻死！”可是谁也不敢将孩子抱走，怕抱起来难以抚养。
这时恰好水烟公司的经理毋戴辰从这里经过，大家便求他救救这孩子。毋经理只好写了个条子，差人将孩子送进了孤儿院。
孤儿院设在城内七街的三灵侯庙内，是商务会负责向城内各大商号募捐开办的慈善单位。起初是发现孤儿就收，后来见孤儿多了，院内收容不下，只好改作没有头面的人介绍，院内不再接受。
进了孤儿院的孤儿也是死亡的多，存活的少，经常往外扔死孩子。
1945年八路军解放清化时，孤儿院内还有30多个孤儿。博爱县抗日政府派郎主任接管了孤儿院。1946年国民党进攻博爱县时，孤儿院也转移到山上去了。
（四）草根树皮皆为食物
我的舅舅陶占元，家住南关村，务农。农闲时到粉房去帮工当粉匠。他30岁，身体健康，走起路挺有精神。民国32年春天，他到我家来却拄着一根棍子，一步一拖地走着，一点精神也没有了。母亲见他饿成这般模样，不禁伤心落泪，问道：“一冬天没见你的面，不知你是怎么过活的？”
舅舅叹了口气道：“难啊！农业一遭灾，农家没粮食，手中又没钱，粉房也停业了，帮工的人有力无人雇。少吃没喝饥饿难忍，只好吃草根吃树皮。饥民们你也挖我也刮，互相争夺，树皮草根也成了难得的食物了。有的地方人们把雁屎、观音土都吃了。为了填肚子，那些不是人吃的东西人都吃了。”他卷起裤管说：“看，这是吃草根树皮的结果。”他瘦得像根枯柴，小腿和双足却肿得挺粗。这是灾荒年特有的病症——浮肿病。
他接着说：“春节时，本想来拜年。可是想到都是少吃没穿的，见了面心里都不好受，所以没来。今天我成了这般模样，死在旦夕了，咱姐弟们见过一面，以后还不知能不能再见面……”爸爸苦着脸一直没说话，听舅舅说得如此伤心，不由抹着眼泪说：“老天要收这一方人，谁也没办法。苦苦地熬吧！熬一天算一天，谁能熬过这个春天，就是活神仙！”
集市上那些京装杂货、绸缎布匹、油盐酱醋都成了冷货，终日里冷冷清清盼不到一个顾客。那些投机商人从上海运来的榨过油的豆饼卖2元2角一斤，干曲曲菜卖5角一斤。这些过去市场上少见的东西却成了热门货，顾客盈门。
爸爸给舅舅买了5斤干红薯秧，送舅舅走了。
青黄不接的时期过去了，麦浆灌满了仓，籽粒饱饱的，虽然还不成熟，已是可以吃了。
舅舅给我家送了些碾馔①[186]来，高兴地说：“好了，有救了！有了这东西就不会再饿死人了。可是要注意，一次不能吃得太饱，太饱会伤人的。有的人长时间没有吃饱饭，猛然见到了粮食，便高兴地痛痛快快吃个够。吃得多了一喝水，麦子膨胀起来却把人撑死了。”
麦子熟了，饥民得救了！可怜有许多饥民和亲手种麦的人却没能看到这丰收了的成果！
（原载于《博爱文史资料》第8辑，1993年。）
获嘉：灾荒年轶事
周长安
为了搜集有关灾荒年的资料，我到葛庄乡的几个村进行采访。不少老年人诉说了他们当年的见闻，现择其要者记下，算一点轶事吧。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庞屯村17岁的农民崔广烈为糊口，伙同本村的马保成等几个人，从获嘉县的江营村担小盐到武陟县的小高镇去卖。一到镇上，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倒在路边，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该姑娘一见有人到来，便用乞求的口气时断时续地说：“只要哪位大哥给我买碗面条吃，我就跟您回家过日子！”由于他们这几个人自身难保，而且家里的老小还在饿着肚子，看了姑娘一眼，便挑着盐担直奔集市而去。等把盐卖出，回家路过此地时，这姑娘已经被活活饿死在这里。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葛庄乡东新庄村发生了一种怪现象，全村的所有农户全部用土坯把街门垒住，底下只留下一个小口。人的进出，均得像狗一样的爬进钻出，并且所有的小口还都用石板或者木板等东西挡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几位年长者说：“那几年修武连年遭灾，不是旱就是涝，后来又来了蝗虫满天飞，把庄稼全吃光了。为了活命，穷人家要长年累月出外逃荒要饭，怕别人拆了自己的房屋，把木料卖掉或者当柴烧。富人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土匪的绑票或抢劫，故而也装出了一副人离室空的可怜相。”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冬季的一个清早，小纸坊村农民赵三杰，在县城西关的马路边看到被冻死、饿死的人有30多个，大部分是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双臂搂着卖杂碎的锅台坐地而死，浑身布满了白霜，其状惨不忍睹。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年冬，京里村的19岁农民千俊峰赶马车从寺河村（今属焦作市百间房乡）卖煤回来，行至卧龙岗村时，遇到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坐在路边。这姑娘一见马车到来，便招手示意想搭一段路。千俊峰就叫她上去了。姑娘坐稳后，一边感谢俊峰，两只眼还直盯着车上的装馍口袋，看样子最少也有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千俊峰看出了这姑娘的心事，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仅有的一个火烧给了她，并和她开玩笑说：“你吃了这个菜饼，就得跟我回家，以后咱们一块过日子，你说行吗？”这姑娘一边大口大口地往下啃，一边看着俊峰说：“只要你叫我吃饭，我情愿一辈子跟你过！”车到县城西关停住，千俊峰让姑娘下车，她贵贱不肯，于是两人便吵了起来，招来了好几个人前来围观。只听姑娘说：“说好了让俺给你当媳妇，回家好好过日子，没出半晌又变卦了，那咋会中哩！”千俊峰十分难为情地说：“我……那是句玩笑话，谁知你就当真了！老天爷呀，我连自己还养活不住，哪能养得起媳妇啊！”后经众人好言解劝，最后千俊峰又为那姑娘买了一点吃的，这场风波才算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