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二年，小纸坊村周德文一家，一连吃了43天蚂蚱，粒米未进，致使全家人面黄肌瘦，浑身无力。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黄泛区灾民的悲惨命运
周口：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①[187]
马毅堂 周鸿魁
1942年中原广大地区由于春旱，麦季歉收，6—7月又持续干旱，导致秋禾绝收。秋后周南一带广大农民十室九空。为了活命，他们成群结队离乡背井到外地逃荒，有的逃往安徽霍山、六安一带，也有逃往豫南正阳、息县一带的。到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春季，灾情日益严重，周口街头灾民夺馍者，屡见不鲜，里巷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
当时，周口北郊黄水滔天，一望无际。村庄田野尽成泽国。泛区人民在大灾之年更为艰难，流离失所，乞讨无门。壮者远走他乡，老者饿死在贾鲁河畔及黄河堤上。有的泛区灾民留恋故土，不愿远逃，一家数口挤在黄河堤上的窝棚里，身上无衣，锅里无米，饥寒交迫，冻饿致死者比比皆是。有些人死在棚中无人掩埋；有些人为了养活父母不惜卖儿鬻女；有些年轻妇女为了救活子女，忍痛卖身于安徽船民作妾；十三四岁的女孩，白天沿街乞讨，夜晚蜷缩在河堤小棚中，连饿带冻挣扎在死亡线上。
周口北寨为黄水渗透，遍地是水。除磨盘街、大小油坊街、三义街、德化街、作坊街等街道外，其余各街水深1～2尺，路断人稀，商业凋零。城市居民每天能吃两餐者寥寥无几，大部分一餐度日。市场粮价一日数涨，穷苦市民无力购粮，只好买些杂草煮食，或到郊外剥些榆树皮粉碎充饥。至1943年2—3月间，市民即有被饿死者，起初还有薄板棺材殡葬，之后饿死者日益增多，死者家属无钱购置棺材，就用芦席将尸体一卷，由亲友抬到郊外埋葬。前往皖北及豫南各县逃荒的西华、扶沟等地的泛区农民，鸠形鹄面，骨瘦如柴。他们路过周口时摇摇晃晃，呻吟哀叹，连饿带累，有的死在路旁，有的倒毙在沙河桥上。
河南省第七行政区专员公署因淮阳被日寇侵占，早于数年前就迁至周口南斋黄杏樵别墅。他们这些官僚只会作威作福，养尊处优，对于周口一带发生的如此严重的灾情，却熟视无睹，甚至有些官僚勾结粮商，趁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大发横财。同年农历三月初，每市斤面粉售价高达数元，灾民闻而生畏，叫苦连天，而粮商却喜形于色。正如谚语所说：“家有三石粮，盼望粮价涨。”据笔者所知，周口有两三户粮商，在灾年以粮食放高利贷，吃一斗还两斗，廉价收买灾民土地300余亩。在买地时粮商分期付粮，而且粮食质次价高，然而灾民对这些奸商还得表示“感恩戴德”，否则，他们将拒绝购买灾民土地。这些粮商从安徽六安把大米、豆饼源源运往周口，一天几次涨价，专署不加干预，任其随意盘剥。粮商们却振振有词地说：“早晚市价不同，目下一言为定。”他们把粮食运到周口后，即向官府请客送礼，公然行贿。在大灾之年饭店生意倒十分兴隆。粮商朝夕在大饭店请客，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真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尉氏：俺一家的悲惨遭遇
王瑞英 口述
靳天顺 整理
我叫王瑞英，13岁起当童养媳，来到段庄村①[188]。丈夫刘焕弟兄三人，二弟刘货，三弟刘玉。一家老小七口住一间破草房。
1938年日本兵来了，老蒋扒开黄河，黄水盖地而来。富家的房屋多被冲塌，俺家的茅草屋很快顺水漂走了。水刚来时，村里人都逃到北岗大庙里，有田产的盼望水下去种地，重建家园。俺穷，没挂牵，头场水一落下，俺就辞家逃荒了。走时有俺婆母，刘焕俺俩，二弟刘货夫妻俩，还有我女儿小恩、儿子德安，共七口人。
黄泛区几十里宽，北边是日本占着，南边还是国民党管着。俺过了贾鲁河往东南，要饭要到西华县，在沟刘村的庙里落了脚。刘焕弟兄俩“推脚”挣钱，俺妯娌俩领着孩子要饭，婆母年老在庙里看摊。生活是挣来、要来，吃；挣不来、要不来，饿着。遇到天阴下雨更得挨饿。这时候我又生了一个女儿。好户人家女人坐月子，吃细米白面、鸡蛋，逃荒要饭的坐月子，剩馍剩饭也吃不饱。
最难过的是1942年旱灾，当地人还没啥吃，谁还打发要饭的？刘焕弟兄俩脚腿没力气，往哪挣钱？一家人饿得皮包骨头，我吃不到肚里饭，没有奶水，小妮饿得直哭，吸不到嘴里奶，她就狠狠地咬奶头，这样延续了几天就饿死了，临死的时候嘴里还噙着奶头。
其余七口，勉强熬过阴历年。树皮剥了，我领着德安下地掐麦苗吃。婆母饿得不会动，连哼一声的气力也没有了。女儿小恩、儿子德安哭着喊着要馍吃。在这生死关头，刘焕俺俩商量，给小恩找个婆家做童养媳。婆家来领人那天，小恩一头扎在我的怀里，哭得死去活来，德安也哭着不叫姐走，孩子的奶奶也暗自落泪。儿是娘的连心肉，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我好像钢刀扎心，忍不住悲恸，紧紧把小恩搂在怀里，放声大哭。送走小恩后，一家人又抱头大哭了一场。
没多久，记得是2月24日，我那受罪的婆母娘饿死了。2月29日，刘焕被当地的保长拉去筑黄河堤，他本来已被病饿折磨得即将要死的人了，哪能去做苦役？他拖着病体，一天走了30多里，到道陵岗庙前头时，一头栽倒在地。同路人给我送个信，我得着信就走，恨不得一步迈到道陵岗，见见亲人。谁料想见到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自从我到他家，结婚前后12年，俺夫妻互相关心体贴，同甘共苦，一向是相依为命。刘焕一死，撇下俺孤儿寡母，逃荒没人挑行李，要饭没人打狗，我越想越没法活，越哭越恸，真想自尽了。在一边的好心人看我哭得怪可怜，劝我为了孩子，不要寻死，并拿来一捆高粱秆，卷埋了丈夫的尸体。
丈夫死后，二弟刘货又被饿死，弟妹被迫改嫁。接着小恩又被饿死。原来小恩的婆家也很穷，孩子到他家后仍然挨饿，不到两个月，眼看要饿死。一天夜里，小恩回到庙门口，喊了一声：“妈，我回来啦。”我出庙门一看，见小恩倒在地下，忙扶她到庙里躺下，问：“天这么黑，你咋回来啦？”小恩说：“怕饿死，不能见妈！我饿，有馍没？给我一块。”我一听孩子喊饿，向我要馍，心比刀扎都难受，哭着对孩子说：“你奶、你爹、你叔都饿死了，哪有馍？好闺女，睡吧，天明了妈去给你要。”懂事的小恩再没吭声，我以为孩子真的睡着了，没想到她就这样离开了人间，再也不会向我要馍吃了。
俺从家逃荒出来七口人，到西华后又生了一口，一共八口人。1942年冬和1943年春饿死五口，被迫改嫁一口，只剩下德安俺娘俩了。为了抚养孩子，我咬紧牙关，忍饥受冻，总算熬过了那个可怕的年头。
灾荒虽过，苦难却没有尽头。为寻找出路，1943年9月，我领着德安又逃到遂平县的沙河店。一天在要饭的路上，拾了几颗豆子，一个地主说是偷他的，拉住德安，抡起青皮秫秸就打。我上遂平不行又回西华，西华不行去西平投靠我妹妹。妹妹家也要靠讨饭过日子，后来俺娘俩同妹妹家一同讨饭。直到堵住黄河口，才回到段庄老家。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难忘的1943年
张洛蒂
1984年3月
1943年，抗日战争正经历着艰苦的阶段。河南人民在“水、旱、蝗、汤（汤恩伯）”四害交相侵袭下，沉沦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就当时所见所闻，写出以下几个片断。
（一）
1942年，临颍县①[189]麦收不及八成，麦收后无雨，秋没种上。群众挖井浇地，只能种上少量红薯。直到秋罢种麦时候才落了雨，麦是基本上种上了。当时群众，省吃俭用，以预防可能发生的大灾荒。可恨的是国民党政府继续催粮逼款，稍有迟延，便抓入乡政府禁闭室拘留。又加清理历年田赋积欠，更是火上加油，把群众仅能维持生命的口粮，一搜而光。群众没有办法，只好卖土地。有些地主乘机贱价买地，少者几十亩，多者达一二百亩。有一个贫农，两亩地只换得一斗小麦。当时小麦每斗合三块银元，每块银元换铜元六串。有的农民地卖不出，把土地文书交给保长，自己带着孩子老婆出外逃荒。有一个保长，以代群众纳粮的名义，收了群众一百多亩的土地文书。群众没有了土地，只好卖儿卖女，流落异乡，过着颠沛流离乞讨的生活。当时是天灾加人祸。
1943年春天，是灾情最严重时期。到“麦口”大麦黄梢时，有些群众吃了煮大麦，由于长时间的饥饿，而暴饮暴食，许多人被胀死。小麦熟了，收成还不错。逃荒的人回来，眼看着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麦子流入地主和保长的粮仓，自己还仍然啃着草根树皮，掩埋刚刚饿死的儿女，大家忍无可忍，结伙上告，要求索还土地。官司打了一年多，临颍县政府才下令，凡是荒年卖出的土地，一律由卖主按原价赎回，这件公案才算草草结束。
（二）
1943年春天，灾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在临颍县职业学校任教。学生食堂也立不起来，农村的学生只好带干粮。最初带些高粱面饼子，后来因家中缺粮，连高粱面饼子也带不来了，只好休学。因此，有一个班原有50名学生，最后只剩二十几人。
有一次我回家，傍晚时分，我在一个村头上看到国民党命令群众挖的交通沟里，有一个中年妇女的尸体，一双鞋放在一边。她闭着眼睛，很安详地躺在那里。第二天我从那里经过，已经变成一堆黄土，不知是谁把她就地掩埋了。
有一天早上，天刚亮，我从街上走过，忽然看见一个二三十岁的妇女，抱着一个约两岁的姑娘，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只见转进一个小巷里去，只一瞬间她又转了回来，空着手又从我身边跑过去。我很疑惑，走到小巷口，我明白了。只见一个小姑娘，坐在地上的一把麦秸上，像惊呆了一样睁大了眼睛，似在寻找她的妈妈，还没有来得及哭，她的妈妈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多么惨啊！世上难道有做母亲的不爱自己子女的吗？但是，她真是养活不起了，也只好抛弃了她，希望好心人拾到她，“逃个活命”。
在学校里，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家住在县城东门里边，在离他家不远的城墙下的一片空地上，躺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闭着眼睛，在苍蝇落到她嘴唇上时，她的嘴唇还会抽搐一下，一直躺在那里六七天还没有死。后来有人用破席盖住，不知什么时候死掉了。
有一天早上，我到北大街集上去，路过城隍庙戏楼后，两个中年妇女饿死在那里。她们把棍和篮子扔到一边，叉开两臂，张着嘴，瞪着眼，屈着两腿，倒在地上。
在集上，街道的中间，围了许多人，有人在拭泪，有人在叹息。原来是一个约十四五岁的孩子，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像睡熟了一样，同样是饿死。还有一件事也是使我不能忘怀的：1943年某月，因灾荒严重，学校停课，我在家无事可做，忽然有一个乡亲张某，引着两个孩子来找我。大的十岁，小的八岁，都是我的学生。他推门进来就哀求似地对我说：“张老师，真支持不了，请给我想个办法吧，不能挺着饿死啊！托你写个信，把他俩送到孤儿院去吧，麦罢再接回来。”乡亲说着眼睛湿润了，两个孩子也在啜泣。
孤儿院院长，是我初中时候的同学，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乡亲拿着信去找院长。下午他回来说：“收下了，人不该死，有人救啊！”言下有欣幸和感激之意。不料一个月后，那位院长派人来说，院里有传染病，要我的乡亲把孩子接回去。两个孩子接回之后，不到一个月，那位乡亲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全都死了，说是“血伤寒”的传染。我很难受。因我没有余力把他们救活，眼望着他家四口人同归于尽。后来我还听说，孤儿院的孩子因血伤寒死亡殆尽，他们的尸体都是用粪筐抬走的。有人看见，他们的小腿随着扁担的起伏在筐沿上颤动。抬到城外的乱葬坟里，倒下去掩上土就算完了。
县政府在县里设了几个“舍饭点”，救济饥民。最初还有人提着瓦罐去领汤。他们把领到的面片提回去，放些野菜煮一煮全家来吃。后来面片换成稀汤，继又变成麸面汤，有些领饭的人，由于身体极端虚弱，饭汤提不到家就倒在路旁死了。原来这些舍饭场的负责人都是和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层层克扣，轮到灾民头上的，就只有一点稀汤。他们把克扣来的钱粮，不是用来抽大烟、吸老海，就是大吃大喝。
中原灾情惨重到这步田地，国民党政府不让报纸揭露片言只字，说是有碍国际视听，群众愤怒万分。4月间，重庆河南旅渝同乡会徐鉴泉主任，来信问河南的灾情，我把所见所闻，写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做《饥饿蹂躏下的临颍》①[190]寄给了他。5月下旬，县警察局一个警长，带了几个警察荷枪实弹来抄我家，翻箱倒柜，极力搜查，也没有查出什么。警长告诉我，说是有人控告我“卖大烟”。又把我带到城里押到警察局7天，后来由学校具名将我保出来，说什么“因病保释，随传随到”，以不了了之。后来听说，我寄重庆那个小册子，徐鉴泉公布给河南旅渝同乡会，打算联名呼吁救济，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第二厅认为我有可疑，便打电报给许昌专署，专署批转临颍县查办。
（三）
6月的一天，我在家中休息，听说村南饮马沟南发生蝗虫了。我和村上的人去扑打。只见草地上一片乌黑，乱蹦乱跳，尽是蝻子。扑打了一阵，大部分都打死了。不料三四天以后，大量的蝻子又出现了，从饮马沟河，一直往北爬行。村前有几亩高粱，已经晒红米了。有人说：“砍了吧，保不住了。”不料一个小时以后，落下一阵飞蝗，连同地上爬的蝻子，把高粱穗包住了，像瓦罐那样粗，转眼的工夫，把高粱米吃得净光。有几亩谷子，也是这样报销了。接着蝻子一直向村庄袭来，爬过壕沟，爬上竹园，又爬上树，爬上房，屋里院里，尽是蝻子，同一个方向，一直往北移动，到第二天早上才走尽。
7月间，我步行到南阳去。早上，天气明朗，空中没有一丝云影。午后，天空突然起了黄云，霎时遮住了太阳，光线暗淡下来。仰望天空，原来是成群的飞蝗，遮住了太阳，像起了黄风一样。地上是青色的蝻子，像流水一样向西北爬行。行路的人，一脚下去总要踩死三五个。同行的伙伴，沿路折下树枝，尽力扑打。路上和两旁的耕地里，尽是密密麻麻的蝗蝻，不约而同地向同一方向前进，所到之处，寸草不留。
走到舞阳县城以西，扑面一股异臭。原来是农民在田间挖一条二尺深一尺宽的小沟，到蝻子填满以后，撒了一层麦秸，点起火来，把它们烧死。这股异臭，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当我们走到疙瘩店村时，正值蝻子过寨，寨墙上密密麻麻爬了一层，像盖上一层浅绿色的绒幕。回头看看庄稼，除红薯、大豆以外，其他如高粱、谷子等全吃光了。
（四）
从舞阳往西，上了许（昌）南（阳）公路，又换了一个世界。田野里，秋禾一片青葱，蓬蓬勃勃，生机盎然，使人耳目一新。可是，又被另一种惨相所震惊了。一辆辆推车，推着灾区的妇女，有的在啜泣，有的带着泪痕，有的躺在车子上，用手帕蒙着脸……这是许昌、临颍一带的妇女被“人客”贩卖到南阳、镇平、内乡一带去“逃活命”的。这一车一车的青年妇女，为了活命，把命运交给了“人客”，当商品来贩卖。这种妻离子散的惨景，至今记忆犹新。
到南阳以后，听到叶县的朋友告诉我说，汤恩伯在叶县大兴土木，到附近各县去号大树，叫群众送到叶县，树干又不能截断。一辆、两辆牛车拉不动，只好把车厢抬下来，用三、四辆车轴带车轮，把大树干放在车轴上，套上十几头小毛驴，由十几个农民护送，远看像一条蜈蚣。这样的车队，蜿蜒十几里。遇到路临深沟，翻将下去，人和牲口砸死的不计其数。有些外县的农民，索性毛驴也不要，一跑了之。
汤恩伯部队派人到各县抓兵，入伍时几十个人绑在一起，把新兵当做犯人对待。路上倒也没什么，但大小便必须同时，非常不便。夜晚宿营，才准解开。有逃跑的，抓回来就是枪毙。如果能给带兵的行些贿（三五十元不等），就暗中释放，沿途他们再抓人补上。
农村青年不愿当兵，往往觅人顶替，一次就需二三石小麦。顶替的人一般都是“兵游子”，带几十元钱出发，走几十里地，就行贿被释放。有些人顶替别人出兵，发了财。他们这样抓来的兵，都不愿去替他们当炮灰，一遇机会就要逃跑。
叶县这位朋友还告诉我说，汤恩伯在叶县设的集中营里，关了上千的革命青年，几乎天天活埋人。我这个朋友的弟弟被捕以后，受尽酷刑，坚不吐实。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有人来敲门，开门后，是一个陌生人。那人帽檐拉得很低，小声说“你是某某？你的弟弟昨天晚上牺牲了。”接着又说，尸体在什么地方，坟上作了一个什么记号，今天晚上可以把尸体抬回来。问他是谁，哪里人，他摇摇手，匆匆地离去。我的那位友人，请人连夜把尸体抬回，找个地方掩埋了。这哪里是人间，简直是地狱！
以上仅仅是1943年中原一带人民血泪史的一鳞半爪，至今想起来简直像一个噩梦。
（原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
张洛蒂：河南临颍县人，1907年生，1927年毕业于临颍甲种农校。曾任临颍县高中语文教师。
唐河的“人市”①[191]
靳士伦
1983年11月
1942年夏，我随国民党第55军74师220团驻在唐河县北20多里的源潭镇。由于信阳被日军侵占，源潭就繁荣起来了。我是驻在源潭镇北约里许的椿树李庄。这个庄的位置，正处在从方城过唐河到湖北随枣去的大路西侧，我住的房屋又正在这路的西侧，所以每日的过往行人，我坐在屋子里都看得很清楚。
在夏末秋初，我发现在这条道路上，有从方城方向往随枣一带贩卖妇女的人群，当时还不多，迨到秋末就逐渐增加起来，几乎每日都有。有时有一男子带着一两个妇女，有时竟有两名男子像押犯人似的，押解四、五名妇女，多的达到六、七名，据云都是来自襄、郏、禹、叶等县的。后来就在源潭镇也出现了“人市”。
“人市”是在秋末冬初才有的。一上来，人并不多，只有两三个或四五个妇女被卖；到冬季近春节时，人数就突增了。每逢集总得有二三十个被卖者上市，那种凄惨的情况，不但受难者心碎，就是观看者也为之心碎而徒唤奈何。她们像一群临刑的羔羊，凄惨地坐在角落处，等待着命运的支配。这些妇女有被人贩子卖的，也有为父母直接出卖的，尤其被父母直接出卖的，成交后那种生离别的悲惨情景，更使人不能卒睹。由于地方上和驻军的干涉，以后便改为成交后夜晚领人。
“人市”上父母直接卖儿卖女者，都是逃出来的，为了不让一家人同时饿死，想给孩子找条活路。他们都分散住在源潭附近乡下的破庙里。椿树李就有逃来的祖孙二人。老太太是个近70岁的老妇人，孙女是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祖孙住在椿树李中间一个破土地庙里，严冬的天气，祖孙仅仅在地下铺把草。不到集，祖孙就出外讨饭；到集，老祖母带领着孙女到集上去卖。祖孙去过两趟，都没卖成，回来总是蹲在破土地庙，祖孙抱头痛哭一场。后来听说她们索价太昂：孙女不要钱，只要祖母随她一块去。这年头，纵然唐河这一带比较好些，哪家能让祖孙都去呢？一天，团里副官对我说，土地庙住的老太太病得很厉害，我就赶快叫副官找团医官去给这位老太太治病。我想，冻、饿、愁折磨着这位老人，她怎么能不病呢？好歹算把这位老太太的病治好了。为了怕在土地庙把祖孙冻坏，我就把副官叫来，让把她们祖孙安置在饲养处里，反正那里草多，祖孙睡到草窝里，总比在土地庙好得多。老太太病好能走动了，一定要来见见我，见了就谈起她祖孙逃难的事。我问她们：“为什么你们一老一小往外逃，家中没别的人了吗？”老太太摇摇头说：“不是，家中还有孩子她爸爸和妈，一个小弟弟。没逃出时，家中靠着挖点麦苗煮煮吃，这样一天挨一天。后来政府不叫挖了，一挖就抓。没门路了，孩子爸爸就哭着先教俺娘儿俩逃命，说这一带还能活命，不得已，卖人也好卖。这样，俺娘儿俩就离开家。”我对她说：“你也别卖你孙女了，我看此处的乡亲也都对你们很同情，当兵的对你们也可怜，我叫裴副官告诉他们，他们吃剩下的，还能养活你娘儿俩，到明年春天回家去吧。”
另一桩事值得记的，就是有一天，我到唐河县城去开会，走到城西关，见到一个小宿店门口围着一大群人。这时还不到早上九点钟，还没引起我的注意。后听到这个小店里发出怒斥声、拷打声和痛哭声，我就分开众人，到小店门口一看，有两个中年人，一个手持一根粗棍，一个手持一条皮带，正打一个伏在地上蓬头散发的姑娘，在那边墙根边，还站着4个20多岁的妇女。我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就明白了七八成，这大概又是人贩子在作恶。可是周围看的人只是默默地摇头，没人敢去劝说。我看到这种情况，实在按捺不下我的感情（我那时才27岁，所以有这种感情冲动），又见那个持棍的人一面骂：“你是老爷拿钱买来的，你不走，老爷要把你砸死。”一面又高举棍向那女子打来。我紧走上一步，就把这人的棍子夺过来。在这里，那个持皮带的家伙就向我冲来，幸亏我那个警卫，过去就给了他几耳光。大概国民党那“老虎皮”（按：指军装）管了事，两个东西不敢动了。我回头对围观的群众说：“这都是你们河南的姐妹们，你们就忍心看着叫他们打？”大概大家把气早憋满了肚皮，上去几个年轻的，就打起这两个坏东西来了。事后我到军部开会，我们副军长问我：“你在唐河县干什么来……”我才知道群众把两个东西打了一顿，把这5个妇女留下送到县里。唐河县的县长大概是故意告我一状，打电话问副军长这5个妇女如何处理。我当时也受到训斥，以后遇到这类事情少管。以后离春节不到十天，由于前方紧张，我们就离开了源潭镇，开拔到信阳的外围。
再就是荒年时期，这几县灾区，地亩价很贱，一亩地价仅十几元，后来掉到五六元。军部一个军需买了100多亩地，军部一个直属营长买了200多亩。抗日胜利后，因此事起来一阵风波。
（原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
靳士伦：山东长清县人。1912年5月生。1940在陆军大学参谋班三期毕业。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难童学校生活回忆
赵鸿勋
1942年河南遭到特大旱灾，地里的庄稼颗粒不收。荥阳县①[192]在平常年景就是吃糠咽菜，到了这种年月，连榆树皮都被扒光。一群群人到河里捞苲草，这是平常连牲口都不吃的东西，可是现在，饿极了的人捞起苲草就往口里填。卖儿卖女，先卖的还有人要，后来再好的孩子也没人买了。先饿死的人还能弄到个薄棺材，还能找到人抬到地里挖个浅浅的坑埋掉，到了后来，就连找到一张破席片卷一卷也找不到。活着的人也是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筋暴得老高，比死人多口气而已。连年轻人都饿得走不动路，路上随时能见到倒毙的人，真是饿殍遍地。野狗吃死人都吃红了眼，甚至见了将死未死的人都撕着吃起来。
一天，爹娘愁得不知咋办时，接到大哥的来信，说他打听到洛阳焦斋有一个儿童教养所，不仅管吃管住，还能读书学文化，已替我办了入学手续，要我赶快去。全家得知这样的消息还能不高兴？俺爹不知从哪里借了些高粱，再磨上推成面，蒸了些窝窝头，叫我带在路上作干粮，又打听到邻村有个叫王彦的老乡要到洛阳逃荒，就求他把我捎上。我当时虽然只有9岁，对到洛阳要走的240华里究竟有多远，心里也不清楚，但我坚信一定会走到，因为只有到了洛阳，才有活下去的希望。在路上，不管多苦、多累，我都咬牙挺住。
记得当我走到离洛阳还有两天的路程时，一天夜晚，我和王彦赶了一天路，已经非常疲乏，经过一个村头时，忽然从斜刺里钻出一个手端长枪的国民党士兵，只听他大吼一声：“站住，干什么的？”吓得我们魂都掉了，赶快站住，回答说我们是逃荒的老百姓。他把我们打量一番，命令我们说：“那就快走吧。”我们正庆幸过了这一关，只见那个士兵又紧追上来，二话不说，拦住王彦，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个遍，把我们仅有的一点住宿费掏了个一干二净。一路上，我们为了省点钱，只住店，不吃饭，如今捆住肚子省下的钱却遭了抢劫。王彦垂头丧气地嘟囔说：“早知这样，还不如把路费花光。”好不容易走到洛阳，在大哥那里歇了两天，大哥就把我送到了儿童教养院。
不久，俺爹也到洛宁中学当了一名校役。1943年，俺爹听说家乡的麦子长势还好，就决定回家乡去。经过洛阳时，到儿童教养院接我回家。这240华里的路，当然仍是步行。当我回家乡见到俺娘时，她已饿得皮包骨头，眼窝塌陷。娘俩抱头痛哭了一大场。
本以为1943年会有个好收成，岂料秋季又遭了蝗灾。飞蝗来时，铺天盖地，遮天蔽日，其声如狂风过境，呼呼作响。我家的柿树多，蝗虫落在树上，竟能把多粗的树干压断。飞蝗专吃谷子、玉米的叶子，待把叶子吃完，所生的幼虫也长成能吃庄稼的蝗蝻了。蝗蝻专吃谷子、玉米的秆，把秆子吃尽了，不知从何处又来了许多黑色多节的爬虫，形似蜈蚣，但与蜈蚣不同，农村年纪最长的老农，也没见过这种虫。这种虫专吃豆叶豆秆，地里的豆叶豆秆也被吃了个精光。那些国民党官员，平日吃老百姓的、喝老百姓的，这时不但见死不救，反而想方设法坑害百姓，中饱私囊。
眼看日子是没法过下去。一天，俺爹又接到大哥的来信，说郑州二马路有个难童学校，不但能解决食宿，还可以学到文化，学校设有小学、初中、高中部，大哥采访灾区时曾到过那里，认识难童学校的吴惠民校长，建议我到那里去。信中还附有一封写给吴校长的信。第二天，俺爹就把家中唯一的一床破被子捆把一下，又用褡裢装上些柿饼，带着我往郑州去。我们家离郑州只有六七十华里，清晨出发，夜深时就到了郑州的难童学校。俺爹好不容易叫开学校大门，恳求门房的老戴让我们在那里呆一晚上，戴师傅看我们怪可怜的，就答应了。第二天一早，戴师傅领我们去见吴校长，俺爹从怀里掏出大哥的信，吴校长看了和蔼地问我：“几岁了？”我答：“10岁。”“愿意在这里上学么？”“当然愿意。”吴校长又说：“你年纪这么小，离开爹娘行么？”“能行，没问题。”吴校长满意地点点头，当即就把我留下了。
俺父子俩见如此顺利就达到愿望，不禁喜形于色。俺爹赶快把褡裢里的柿饼倒在校长桌子上，说一点小意思，请校长收下。任凭俺爹说了多少好话，吴校长就是不收。他见俺爹缠住他不放，就说：“我还忙着呢，你可以走了。”俺爹无奈，只好将满桌的柿饼收进褡裢，面对校长一步一退，点头哈腰地退出校长室。回到传达室，俺爹又坚持要把柿饼送给戴师傅，他也一再推辞，后来见爹态度诚恳，才答应收下。这时戴师傅又反过来奉承俺爹，说他虽是乡下人，但办事练达，又称赞我聪明，回答问题干脆、得体。就这样，我顺利地进了难童学校。
我进难童学校后不久，1944年春，日本人又开始向豫中进攻。当时郑州即将沦陷，难童学校决定西迁。往郑州西去的火车早已中断，公路也被国民党军队撤退的人马辎重所堵塞，再加上西去逃难的难民像洪水一样，更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我们难童学校的师生们，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步行西去。空中有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后面有日军的追赶，我们小学部有的学生比我还小，队伍行动起来极为不便。有一天鬼子的追兵离我们的行军队伍只差一里，校领导见势不妙，立即决定改走山路，由密县、登封向西而行。
我们翻过秦岭，途经泾水渭水。遇到湍急的河流，校领导即令高中部男生跳入河中，手拉手站在河中形成一道人墙，女生和小同学顺着人墙趟水而过。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到了西安。
由于长途跋涉，大家身上都生满了虱子。老师还好办，到了西安理个发，洗个澡，换套衣服就解决了，学生们哪有这个条件？于是校方买了几把推剪、梳子、剪刀，让师生自己动手，把我们的头发理一理，又找了两间大房子，男女生各占一间，让我们脱光衣服，把衣服收集起来放在大笼屉里蒸。一批学生处理完，再处理另一部分，以此法消灭虱子倒也绝妙。在西安休整几天后，我们这支队伍又踏上西进的征途，一直走到凤翔县西南25里王堡村才停了下来。
这次西进途中那么困难，没听说有人得病，奇怪的是，一旦停下来，反倒一下子病了好多人。最讨厌、最缠人的病要算是痢疾了。这种病死亡率最高，记得有个同学挨我睡，说他的裤子拉痢疾弄脏了，我把裤子借给他穿，谁知清晨起来时，他已经成了一具僵尸。
不久我也染上了痢疾，开始还能上厕所，后来就干脆待在厕所里不能出来，再后来连提裤子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终于昏倒在厕所里，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小房的土炕上，身边还躺着一个姓阎的病友，也是患的痢疾。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个棉睡袋，派了一个老太婆照看我们。后来睡袋被弄得很脏，实在无法再钻进去，我只好把睡袋盖在身上。我患病卧床8个月，痊愈后身体虚弱得很，腿上的筋抽得伸不开。后来坚持锻炼，才慢慢恢复。
直到日本投降后，我才回到故乡。
（原载于《让我们的爱伴你远行》，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
赵鸿勋：河南荥阳人，1933 年生。1942年到洛阳儿童教养所。1943年又到郑州难童学校。1945年回到故乡。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入朝，复员后一直在地质队工作。
[1]① 见杨却俗《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见本书第290页。
[2]① 《朱熹集》卷17，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①② 本文所引用的蒋介石日记，目前尚未发表，是由蒋介石的研究者杨天石先生在美国胡佛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本中抄录的。
[4]① 本文选自1946年白修德、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雷声》（Thunder out of China）一书第十一章“河南大饥荒”。白修德为其主要作者。贾安娜，美国《生活》杂志特派员。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为这本书作序，称“这本书是一部精湛的报告文学，也可以说是一部东亚战争史略”。
[5]① 计量单位。蒲式耳在英国相当于8加仑，相当于36.268升（公制）；在美国1蒲式耳相当于35.238升（公制）。
[6]① 此文为西奥多·怀特·白修德晚年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In Search of History）一书的目录，题目为编者所加。
[7]② 陈纳德（1890—1958），美国特遣航空部队（即“飞虎队”）队长。他相信依靠美国空军的空中力量就能消灭日本军队，与蒋介石政府合作。史迪威（1883—1946），中印战区美军陆军总司令，他认为蒋介石政权已经腐朽，中国政府和军队必须重建。
[8]③ 大饥荒从1942年大旱时开始，1943年冬达到顶峰。
[9]① 当时河南省的省会已迁往鲁山县。
[10]① 白修德是犹太人，信奉犹太教。
[11]① 富曼，即哈里森·福尔曼——编者注。
[12]① 逼拶（zā）：书面语，逼迫。
[13]① 米珠薪桂：米像珍珠，柴像桂木，形容物价昂贵，生活困难。
[14]① 物价管制：指国民政府1943年1月15日颁发的限价令，之后市场出现粮食逃避，黑市价格反而不可思议地暴涨。参见《前锋报》1943年2月18日社评《限价与救灾》。
[15]② 红万字会：国际慈善机构。
[16]③ 河南灾民到西安买粮被扣，与邻省禁运粮食有关。参见《前锋报》1943年3月27日社评《吁请邻省速解粮禁》。
[17]① 揭：按揭，即有息贷款。
[18]② 堂·吉诃德气：堂·吉诃德，是19世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名著《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他热情幻想，想主持正义，锄强扶弱，但脱离实际，行为荒唐鲁莽。
[19]① 刘墉（1719—1804），山东诸城人，字崇如，号石庵，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擅长书法，其书浑厚雄劲。
[20]① 杨嘟穗：杨树上长的穗状物。
[21]① “糊涂”是麦面做的羹。
[22]① 当时豫北、豫东均沦陷，郑州处于一个“死角”上。作者流莹以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弦作比，说郑州处于“死角”的弦上。
[23]① 照心：即陈兆新。本书第一章收有他的《见证白修德赴豫采访》一文。《愈趋严重的河南饥荒》一文，存目待查。
[24]① 本篇被收入《豫灾剪影》，但未查到原文在《前锋报》上发表的日期，从内容看，发表日期大约是1943年4月下旬，《“死角”的弦上》发表之后。
[25]① 流萤此篇文章未收入《豫灾剪影》。
[26]① 流萤此篇文章未收入《豫灾剪影》。
[27]① 宛属一带：南阳又称宛，过去为南阳府，下辖十三个县，包括邓县、新野、内乡、镇平等地，这一带简称宛属。《前锋报》社就在南阳城区。
[28]② 粜（tiào）粮：卖出粮食。
[29]③ 籴（dí）粮：买进粮食。
[30]④ 咄嗟（duō jiē）：咄嗟立办，指马上就办到。
[31]⑤ 荦荦（luò luò）大事：指明显的要点或主要的项目。
[32]① 荐臻：语出《诗·大雅·云汉》：“天降丧乱，饥馑渐臻”。接连不断之意。
[33]② 鲁、宝、郏、伊：指鲁山、宝丰、郏县和伊川。
[34]① 视天梦梦：语出《诗经·小雅·正月》：“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意为：民众在危殆之中，不知天还要降下什么灾祸。
[35]② 盖藏：语出《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命百官，谨盖藏。”储藏之意。
[36]① 孑遗（jié yí）：书面语。遭受兵灾等大变故多数人死亡后遗留下的少数人。
[37]② 浮滥：当时军政机关人员是有编制的，按照计划配给粮食。但某些部门假造名册，虚报人数，冒领公粮，吃空饷，然后将余粮拿到市场上卖高价。称之为浮滥。
[38]③ 枵（xiāo）腹从公：指饿着肚子办公家的事。
[39]① 攻讦（jié）求疵：揭发别人的过失，恶意攻击。
[40]② 物议：书面语，众人的批评。
[41]① 汝、鲁、宝、郏：指汝南、鲁山、宝丰、郏县。
[42]① 刍荛之献：刍荛（chú ráo）：割草打柴的人，借指普通百姓。刍荛之献，指老百姓提出的建议。
[43]② 河南灾情调查委员会：设在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鲁山。参见本书司殿选《200万赈灾款之谜》一文。
[44]③ 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语出《论语·颜渊》第十二章句，意为：如果国家政治发生了混乱，我虽有粮哪里吃得上饭呢？
[45]① 平粜：由国家出母金购进粮食，按照平价卖给灾民，再将资金用以购粮。如此循环周转，起到调节市场、赈济灾民的作用。
[46]① 减政：即简政，精简多余的机关部门和人员。这一建议和李鼎铭先生在陕北边区提出的“精兵简政”是一致的。骈枝：与拇指相连的多余的指头，比喻多余无用的东西。
[47]① 奸人构煽，宵小窃盗：构煽，挑拨煽动；宵小，盗贼昼伏夜出，叫宵小。泛指坏人。
[48]② 乱萌渐长：语出《三国演义》第三一回：“主公若废长立幼，此乱萌也。” 意为：社会渐渐显现动乱的迹象。乱萌，祸乱的根苗。
[49]① 人谋不臧：臧，善。意为，事情的失败是由于人没有谋划好，与天时地利无关。
[50]② 李主席：指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
[51]③ 恫瘝（tōng guān）：病痛疾苦。语出《尚书·康诰》：“恫瘝乃身。” 恫瘝在抱，古代形容帝王对民间疾苦的关怀。
[52]① 轸（zhěn）念：悲痛地思念。
[53]② 此指1942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听到军方李家钰、蒋鼎文等汇报河南灾情后，在西安王曲军校召开了“前方军粮会议”，将河南的军粮配额由500万石减少到250万石一事。
[54]③ 饥溺为怀：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意为：能对灾民的苦难感同身受。
[55]④ 当时由于粮食紧缺，货币失去信用，政府公务员、公立学校教员等，也以发放粮食代替薪酬。
[56]① 《前锋报》的时论，类似于今天的“读者论坛”，由社会读者投稿，发表针对时事政治见解的署名文章。
[57]② 聿修：宋聿修（1906—1992），字秀德，河北枣强人。长期在西北军任职，1940年任第二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1943年任第二集团军参谋长。1948年参与策动刘汝明起义，迎接开封解放。后任河南开封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监察委员等职。
[58]① 见汉刘向《说苑·君道》。
[59]② 赵抃（1008—1084），字阅道，北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宋大臣，弹劾不避权贵，号称“铁面御史”。神宗时知越州，“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抃尽救灾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见《宋史》列传第七十五。该文内容，出自北宋文学家曾巩所著《越州赵公救灾记》。《前锋报》社评于1943年4月24日《介绍一位八百年前的救灾能手》一文对赵抃救灾亦有专文介绍。
[60]③ 羡粟：羡，余剩。羡粟，指余粮。
[61]④ 朱熹（1130—1200），南宋理学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浙东大饥，他奉命前去赈济，广筹赈粮，了解民情，奏劾救灾不力及不法官员，经常忙到废寝忘食。见《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朱熹”。
[62]⑤ 蠲其征：蠲（juān），免除。蠲其征，此指免除米商的税收。
[63]① 千里运粮，士有饥色：语出《孙子兵法·作战》，意为，军粮不宜作远途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