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蒋鼎文）在省里最大的名望，是恫吓这个他的部队占领地区的文官政府。他曾经威逼河南省主席进行惶恐的合作，参与剥夺农民最后存粮的计划。
据杨却俗引用时任河南民政厅长的杨一峰回忆：“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是蒋鼎文将军，驻洛阳，为了军粮，曾将当时的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扣押起来。杨委员问他何必如此？蒋长官说，我只是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一是拿出粮食。”（《关于〈河南浩劫〉的话》）
1月31日中央社鲁山电称“河南各地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重庆《大公报》于2月2日转载了这条消息后，总编辑王芸生在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中悲愤地评点道,“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根据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对农民所作的调查，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农民征收的粮食数额，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农民土地的产量。在《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中，白修德谈到自己接触到一些农民，试图向他们了解征粮的数额：
我们和这群人的头儿闲谈，他有土地吗？是的，20亩。他能收多少粮食？每亩15磅。税收情况如何？每亩13磅。
在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子，我们见到一个人，吃着可怕的荞麦壳、树叶和榆树皮混合成的食物，去年他自己的田里收了500磅麦子，政府全部拿走后还认定没交够税，于是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牛和驴来补足差额。
当然，这样的谈话，是不被陪同白修德一行采访的政府官员所允许的，他们强行要走了白修德从农民那里得到的材料。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却通过这些只言片语泄露出来。
·强令限价，粮食逃避
1943年1月15日，鉴于各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布了战时物资限价令，要求各地的一切物资，一律要恢复到1942年11月底的物价水平，否则便要对违反其规定的商贩“军法从事”，并设立了军法执行监部。
在战时实行物资管制，这在英国、美国都有先例。如果执行得好，合理配备有限的物资，是能够起到统一分配物资、平抑物价的积极作用的。但其前提是，政府要有权威，行政要有效率，公民要有守法的习惯等。而国民政府1943年初实行限价令时，缺乏上述社会条件，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情况更加恶化。
王芸生在《看重庆，念中原》中，谈到重庆限价后黑市畅行的情况，他说：“管理物价，本是极科学的事。行政效率若差，社会若无守法的习惯，很难望弄好……安得监狱千万间，尽囚黑市违法人？”
那么，限价令对河南的影响如何呢？事实上，这次限价，将河南的灾民进一步推向深渊！
在河南，限价主要是限粮价。由于河南粮食奇缺，粮价在限价之前本来就高，既然政府的赈济粮、平粜粮没能如期而至，那么唯一可以指望的，是运用商品经济的杠杆。由于河南粮价高，“价大招远客”，吸引了一些邻省商人不辞艰辛地往河南贩卖高价粮。1943年1月15日中央政府的限价令一下，河南省府执行最为得力，立即强行把市场上的粮价限到了1942年11月底的低水平。其结果是，市面上明码所标的粮价确实低了，却无粮可卖，连卖面的、卖馍的小贩都痛哭流涕，认为无利可图，不做生意了。人们即使手里拿着钱，到市面上也买不到吃的。黑市粮价反而不可思议地狂涨，外省商人也不再往河南运粮，与此同时，中央粮食部根据河南省府上报的低粮价，认为河南灾情并不严重，更漠视了救灾。
流萤在1942年12月所写的《无尽长的死亡线》一文中谈到限价：
我到西安的时候，正是物价刚开始管制。机粉每袋原来只一百八十五元，限价以后，涨到三百七八十元。生活一高，开首便是这些难民先跌入死亡线，到处都听到冻死饿死的消息。
在国民政府的限价令发布之初，《前锋报》有不少社评是拥护限价令的，期望能通过限价，使得粮价下降，灾民从中受益。但事实让他们彻底失望了。1943年2月18日《前锋报》社评《限价与救灾》一文说：
至于河南的限价问题，本报驻在河南，知之较切。我们虽不忍说出失败的话来，但问题确相当严重。执行不力、马虎敷衍的县份，物照原价，还没有什么问题；认真执行的县份，多发生了粮荒。不实行限价，粮价高涨，没钱的少钱的人不能生活；实行限价，粮食逃避，市无馍粮，连有钱的人也没饭吃……黑市粮价反较未限价为尤高。
大饥荒中的河南，最缺乏的是粮而不是钱。救灾，本应采取多种渠道，首先是政府要尽量掌握大量的粮食去赈济灾民，除此之外，还应运用商品经济杠杆，调动民间商贩的力量，将更多的粮食吸引到河南。国民政府既无充足的粮源掌控市场价格的主动权，又用强制性的军事手段去限制粮价，其结果只能导致商品经济萎缩，市场上粮食逃避，黑市粮价逆势上涨，不法商人猖獗。政府限价令的失败，是造成河南大饥荒愈演愈烈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贪污腐败，私卖公粮
救灾既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又是无成法可依的难事。因此，在政府救灾过程中，对救灾官员的清廉和贤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是否能够迅速有效地遏止灾荒，也是考验政府官员道德水平和执政能力的试金石。明代救灾名臣林希元在《荒政丛言》一书中提出，救灾的关键在于用人。他说：“为政在人，况救荒无善政，使得人犹有不济，况不得人乎？”
然而，在国民政府的官僚体制中，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清廉和贤能等方面合格者甚少，贪污腐败、慵懒疲沓，使得庞大的国家机器效率甚低，虽然看似有政府，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陷入无政府状态。
首先是贪污腐败的盛行。救灾既是赈济，赈济粮款都掌握在少数行政官员手中，那么这些掌握粮款的人，等于捏着成千上万人的性命。灾荒之年，社会秩序混乱，缺乏应有的监管机制，掌管公款的人，如果缺乏良知，中饱私囊、发国难财，真是易如反掌。在对河南大饥荒的赈济中，各级官员侵吞赈灾粮款的事情层出不穷。
据金汉鼎的回忆，中央政府除了下拨2亿急赈款外，还下拨了3亿元的平粜款，责成河南省政府组织平粜委员会，以这笔款为母金，到外省购买低价粮食，运回河南，按平价卖给灾民，再用收回的资金继续到外省购粮，这样轮番周转，使河南的灾民能吃到平价粮。但这笔巨款落到了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省府秘书长马国琳这一帮贪官污吏手中。
李汉珍作为河南省平粜委员会副主任，与马国琳相互勾结，招权纳贿，拿着中央拨下的平粜款，大搞投机买卖，他们贷放车皮，勾结商人，囤积居奇，倒卖平价粮。一直到1943年春河南的新麦登场，麦子的市场价跌得比平粜价更低时，他们才把所谓的平粜粮运到灾区，强迫人民购买。
这桩特大贪污案，一直被深深地掩盖着。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河南临时参政会要求彻查“特大平粜舞弊案”，才查出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等人的滔天罪行。经过调查，李汉珍等人在办理平粜粮过程中贪污的款项，竟达数亿元之多！《前锋报》1945年12月18日社评《严缉农行贪污逃犯》中，愤怒地说，“四万万余元的巨额，如果移作救灾，大旱灾中的三百万灾民，也许便一个也不会饿死。所以李汉珍等这一群贪污人犯，是直接屠杀三百万灾民的凶手，河南人今天应向他替冤死的同胞索命！”
1942年河南临时省会迁至鲁山，在鲁山成立了一个“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目的是向中央政府呼吁救灾，而该会的副主任委员、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主任王汝泮，却在1943年麦熟前夕、灾情最严重的时候，竟然把中央政府下拨的200万元赈济款，让私人秘书拿着盖了公章的兑款单从银行提走，偷偷雇个洋车，直接把几箱子现款拿回家中。后来王汝泮用这些钱在老家许昌买了500亩地（司殿选《200万元赈济款之谜》）。这已不是贪污，而是明火执仗的抢劫！
这些骇人听闻的大案，都是在大灾结束后才逐渐曝光的，而在1943年初饥荒还没有结束时，一些较小的贪污案就已被揭发出来。
流萤发表在1943年5月15—16日《前锋报》上的《粮仓里的骨山》一文中，报道了汝南揭发出的两桩公私积仓的贪污案。
第一桩是汝南十九店，有一个民间组织的积仓，建立的目的，就是在于平时积蓄，荒年开仓放赈。这个积仓，从1937年建立以来，一直没有动用过，到1943年5月，合计应有积蓄粮食1500余石。当时灾荒已极严重，各方决议开仓赈济。预计从当时到麦熟，每人一斗麦足可以维持生命，也就是说，这1500石麦可以救活15000人的生命。但是待到粮仓打开，才发现仓中空空如也！原来，仓库主任傅伯明，早已把粮食信手挥霍，或作了买卖，贪赃枉法如此，真令人神共愤！《汝南日报》大声疾呼，说“如果判傅伯明的罪，便是应判杀死一万五千人的罪”！
第二桩是汝南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的贪污案。汝南粮管处是公仓，共有7个分仓。按手续，仓库只管征购征实的“收”和“存”，没有拨付的权力。如要拨付，必须有县府粮政科的凭证。但李东光却私自将仓库存麦出卖，自开便条，让购买粮食的散户到各个分仓去取粮，自己私吞粮款。当时查出证据，贪污了小麦59000斤。
汝南本是河南省比较富庶的地方，而在这次大灾中饿死的人，白骨累累，新坟成山。更为可悲的是，他们是饿死在自己年年交纳余粮的积仓旁。故而流萤将此文题为《粮仓里的骨山》。在结尾之处，他说：
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
政府官员如此，军方又是如何呢？
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驻扎河南期间，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人称“中原王”。大灾期间，他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修筑所谓“边区学院”，无代价地圈占民田4000余亩，大征民力，摊派巨款，仅叶县就摊派了7000多万元。河南民众，怨声四起。（1944年7月8日《解放日报·豫湘桂战役为什么失败？》）
1943年春，灾情发展到顶点时，汤恩伯为了抵御日寇渡河进犯，强征远近民工数十万人，打着“以工代赈”的旗号，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灾民们瘦弱无力，口粮无着，有的前往工地时即倒毙途中，饿死累死者不计其数。
汤恩伯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他在上海设有机关，勾结敌伪，大发国难财。他还虚报部队编制人数，吃空额，克扣士兵军粮。老百姓对他深恶痛绝，“水，旱，蝗，汤”这句话，就是把他作为造成河南大饥荒的“四害”之一。（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
白修德在《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中揭露说：
而与横征暴敛同时发生的贪污腐败则更加可怕。收缴粮食的军官和地方官员，把征税视为他们正当的薪金补充和掠夺特权。每个月，当公职人员的俸禄发放完毕后，多余的粮食将被高级官员分掉，拿到市场出售并中饱私囊。这些非法倒卖的税收粮食，说实在的，是抵达市场的主要粮食来源。而那些操纵市场的黑手大佬则把价格抬到了天上。甚至美国救灾机构，靠美国的钱财运作，也被迫恳求军官们，以便获得购买他们私人囤积粮食的权力再返回给农民。而这些粮食恰恰是从这些农民身上敲诈走的。
以政府的名义从农民手中廉价征收，非法敛聚，转手又用高价卖给成为灾民的农民。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怪圈！
《前锋报》早在1942年7月27日社评《剔除浮滥，节约粮食》中，就谈到了“浮滥”，即军政部的虚报编制、吃空额、转卖公粮的怪现象。文中说：
所领之粮仅足食用，无有浮滥，自不至有转卖公粮之怪事。以两角钱一斤从老百姓那里买来，再以两元甚至三元一斤卖出，这事最使民痛心，而甘心如此的人也最无天良……
·以邻为壑，禁运粮食
俗话说，“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942年河南的饥荒，仅是一省之灾，河南的邻省陕西、湖北、安徽，粮食均告丰收。况且当时这几个省份临近河南的都有国统区。
早在1942年8月8日《前锋报》社评《豫省府应速统筹备荒救济办法》中，对邻省的粮食很抱希望地说：
所幸邻封各省，均可丰收。而河南全省亦有数县可望丰收。早日着手准备救济，并非绝对不可能。省政府应即日起，统筹救济，勿再迟延。
1942年10月22日，《前锋报》社评《欢迎勘灾委员张溥泉、张厉生、高一涵三先生》中则说：
灾情虽重，幸而只有河南一省，其他各省，俱告大有。以全国之力，挹彼注此，就此区区一地之灾，自非绝难而不可能。
时隔几日，1942年10月26—27日的《前锋报》社评《敬向中央勘灾委员贡献两点愚见》中，已经道出了邻省遏粜、拒绝河南灾民入境的真相，文中说：
所以我们希望三位委员，向中央建议，请邻封各省，本救灾恤邻之义，尽量收容豫省灾民，作有计划的配送，请各省收养……据我们所得消息，豫省灾民逃到邻省的，多被拒绝入境，甚至武力驱逐。最惨的是壮男送壮丁，妇女强成婚，老弱则驱之出境，转死道途……邻封遏粜，无异于关死豫民。
1942年11月16日《前锋报》社评《迅定运粮与移民就食办法》，谈到“河南省政府委员李晓沧赴老河口与湖北省主席陈诚商洽购运赈粮，配送灾民，陈诚应允先在鄂北各县配购稻谷3万石，按急购之价，售给河南，比市价可省四百万元，并允以后仍将尽可能设法源源以余粮救济河南灾民”。但陈诚所许诺的3万石稻谷，一直到1943年3月下旬，尚未运到。
1943年3月27日《前锋报》社评《吁请邻省速解粮禁》，语气沉痛而愤激：
救灾恤邻，古有明训。国与国间尚且如此，况在一个政府统一政令之下，岂容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划分区域，限制粮运？……
邻封粮食，除安徽现正分路抢购采购，源源运豫，及陕西之粮亦有少数运豫省外，鄂北之粮，迄未运到。年前省府委员李晓沧氏在老河口所洽商之3万包稻谷，虽已兑拨皖米，此米犹在漯河……
我们知道，邻省是有余粮的，有余粮而禁不放出，不说捐，连卖也不卖给河南人，这未免说不过去。
社评中反问说：
天灾流行，何时靡有？何地靡有？今日河南大饥，如此禁粮，他日倘若不幸鄂省大饥，又将如何？
那么，为什么邻省的粮食要实行禁运，非但不支援河南，甚至连卖也不卖给河南人呢？白修德在《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中谈到其中的微妙关系。他说：
然而只要跨过河南省界就是陕西省，那里的粮食储备绰绰有余。一个有活力的政府应该从陕西省安排粮食紧急运往邻省河南防止灾难。但损害陕西援助河南，会打乱权力的微妙平衡，而对于政府功能来说这才是最要紧的。粮食还可以从湖北运到河南，但湖北战区司令不准许。
可以看到，当时的国民政府，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只是各路军阀的一个联合体而已。蒋介石看似具有绝对权威，其实并不能指挥全局，而是把平衡各省军阀的利益关系放在救灾之上。各地军政府为了保护地方利益，各自为政，不管邻省老百姓的死活。
·贫富分化，为富不仁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研究了同是在1943年饿死300万人的孟加拉大饥荒后，在他所著的《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一书中深刻指出，在一般对灾荒的分析中，人们总是注意粮食总量的统计数字，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他说，“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或者联系到一项更基本的权利，即享有个人劳动成果的权利”（《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一场大饥荒，使最贫穷无权者与其他阶层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变得异常突出。在河南大饥荒中，最先落入死亡线的，无疑是处于等级社会金字塔最底端的那些赤贫农民。
王芸生在《看重庆，念中原》中，就对比了河南和重庆的巨大地区差异，谈到“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而重庆的物价无论再高，总有那些豪商巨富，具有“满不在乎”的购买力。
张仲鲁回忆起1943年，正当河南灾区饿殍遍野之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孔祥熙，还托人从香港坐飞机给他捎带活螃蟹，在重庆宴请英国访华团时，他夸口说，“中国地大物博，抗战数年还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不像英国那样，战时每人每周只能配给一个鸡蛋”。
《前锋报》1943年3月7日社评《喜雨雪，念灾民》，生动描写了南阳的灾民和富人所生活的两个世界：
试看宛城内外，街头地上，在平日已是老弱妇孺，逐处倒毙，或则卖妻鬻子，分离难舍，抢地呼天……今则际此朔风怒吼、雨雪交加之时，一般灾民，鹄立街头，薄衣湿透，寒凝成冰，腹内无食，昏眩欲绝，正不知又有多少老弱在这几天作了死亡线上的饿死鬼……
但是，我们要到宛城另一个角落去看，便又会发现，包办酒席的饭庄餐馆，依然是珍馐纷罗，酒绿灯红，一席之费，动辄千金；洋广货肆，百物陈杂，价值上千上万的贵物，随到随即售去；其因囤积贩卖而发国难财者，一夕挥霍，动数万金。这些不在常人视线之内，这又是一个什么世界！与前文所素描的一幅灾民死亡图恰恰构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流萤在1943年4月10日发表于《前锋报》上的灾区通讯《风砂七十里》中，写自己骑着自行车、顶着东北风从洛阳向东走时，车根本蹬不动，只好推着走，这时他看到洛河中从东向西来的船只，产生了这样的感慨：
而洛河里从东到西的船只，这时却高高地扯起帆，风把每一张帆灌得像孕妇的肚子一般。东往西行的人，苦乐正是一个对比，正好像这荒年中的富人和穷人一样。穷人们在这时候卖了家具，卖了衣服，卖了田地，卖了妻子儿女。而那些殷商富贾和乡村的高利贷者，却趁这个时机用囤积、用阎王账，巧妙地把别人的衣服、田产、妻子、儿女都夺到他自己手里。
流萤在《油锅里的钱也得用》、《微笑的胖子》等多篇通讯的段落中刻画了囤积居奇者和高利贷者的嘴脸。大灾年间灾民卖一亩地，只能换十几斤粮食，富商巨贾趁机大肆收购田地，麦收后这些田地不仅每亩有一百多斤粮食的收成，而且他们还白赚了土地所有权；春荒时期灾民借1斗豆子，到麦熟时要还2～3斗小麦，借500元钱三个月要还2500元的利息。由于榆树皮能吃，有的富人竟买下周边数百棵榆树，然后专门卖榆树皮，就把本钱收回来了，木材完全净赚（《前锋报》1943年4月14日通讯《从巩县到汜水》）。
《前锋报》社评中还有《今日还不应该停止宴饮吗》（1943年3月22日）、《杀奸商，平粮价》（1943年4月16日）、《敬告有粮有钱人》（1943年5月2日）、《严惩为富不仁的高利贷者》（1943年5月26日）等，从中都可以看到富豪奸商在大灾荒中如何见死不救、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的事实。河南灾民不但得不到政府救济，反而遭到为富不仁者变本加厉的剥削，贫富两极分化，更加速了灾民的死亡。
三、河南大饥荒是如何缓解的
既然这场大饥荒如此严重，政府如此腐败无能，为富不仁者如此之多，死亡人数像滚雪球一样日益扩大，那么，这场大饥荒是如何缓解的呢？
对于这个历史之谜，人们充满了猜测和争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面对着已经时过境迁的茫茫时空，无论发挥怎样丰富的想象力，也不可能解开如此复杂的历史谜团。目前唯一能做的，只能从现有的史料中，去逐步探寻历史真相。
·老天开恩，灾民自救
在20世纪40年代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的农村，造成灾荒的原因既然首先是天，那么，缓解灾荒的原因也首先是天。我们从追踪报道河南大饥荒的《前锋报》系列社评中，可以看到，天无绝人之路，1942年夏秋之际的旱灾发生后，天气开始出现好转：从当年10月下旬到11月，干旱的河南一连下了好几场透雨，这段时候的雨水，对越冬的二麦的播种非常关键。
“寒露前后，始得透雨。”（1942年10月28日《推广冬耕与生产救灾》）
“所幸在天时，以后不久接二连三落了几场透雨，这样种麦是不成问题了。”（1942年11月17日《从这次灾荒里我们所得到的教训》）
“等到秋末雨降，二麦种上，人心稍安。”（1942年12月3日《速为过往灾民备临时住所》）
到1943年3月初，又一连下了几场透雨和瑞雪，这对于二麦的生长成熟，更像是吃了定心丸。《前锋报》1943年3月3日社评《甘霖已降，粮价将平》欣喜地说：“麦苗得下这次透雨，到麦熟时，纵不下雨，也可望收……收成有望，麦熟至多不过百日。”
3月7日的《前锋报》时论《喜雨雪，念灾民》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这几场“喜雨快雪”：
大旱成灾、哀鸿遍野的中原，这几日来，忽然甘霖普降之后，继之以瑞雪缤纷。喜雨快雪，丰年预兆，这不只是降霖雨，简直是降米粒；这不只是降瑞雪，简直是降面粉；这又不只是降米降面，简直是降圣水灵液，对于数百万眼看饿死的灾民，要起死回生；这又不只是降圣水灵液，简直是降飞机大炮，完善中国抗战力量，保证抗建必胜必成。
4月13日，《前锋报》社评《救助灾民，迅速归耕》中谈到，还有三四十天就可以吃到大麦和豌豆，以及麦子的长势良好：
小麦已起浆，大麦将抽穗……如膏的春雨，普降沾足，青葱压地，麦苗茂盛，为十年来所少见。
国民政府在大饥荒中也并非毫无作为。1942年秋末，政府从陕西和安徽调运来了近200万石麦种（白修德《十万火急大逃亡》），督促灾民们趁着雨水充沛，不违农时地种上了越冬的二麦；1943年5月，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那些留守在本土的灾民，又在政府的督导下，不失时机地种上了秋粮（见《前锋报》1943年4月21日社评《大家一起来解决本年最严重的秋种问题》）。前面讲过，秋粮是河南农民的主粮。1942年大饥荒，主要是因为二麦的歉收和秋粮的绝收所造成；而1943年不仅二麦丰收，秋粮收成也还可观。这些收成，为大饥荒中尚未饿死、“等待收成”的幸存者带来了希望。
1943年的麦熟在5—6月间，也就是说，灾民们只要熬过了1943年冬天，再坚持数月，就能吃到新麦。这样，饥荒的时间就不是遥遥无期，而是被锁定在麦熟之前。当大饥荒进入“倒计时”，无论是政府还是灾民，都增强了熬过灾荒的信心。
1943年4月29日，《前锋报》社评《豫省府急应办的一件大事》中说：
大麦出穗，豌豆结角，如拨开春云，雨润之后，再加之以日熙，一十日内，就可以吃大麦、吃豌豆。麦收有指望了，救灾工作也快结束了。
6月麦熟时节，是千百万河南灾民渴望已久的日子。去岁四处逃荒的灾民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前锋报》1943年6月4日社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这样描述了灾区人民迎接丰收的场景：
熏风吹拂，热田蒸晒，大地上千千万万人渴望着的麦子，正由碧绿而微黄而金黄耀眼了。骨肉分散东西漂泊四方的河南同胞，荒村野店颠沛流离的我们河南黎民，终于最近先先后后由鄂北、由陕西省与本省灾情较轻的县份，陆续奔回他们的险些儿不能再见的故里，预备收地下的麦儿，种下秋禾的种子……
在今天，你如能信步郊外，但见妇幼老少挥动着镰刀，掀动着锄头，脸上虽间或掉下辛苦的汗水，而心中却不时荡漾着愉快的欢笑。真的，感谢上天冬春的雨雪适时，为我们送来了丰收……
这样的历史记载，说明1942年7月开始呈现的河南大饥荒，到1943年6月，已随着二麦成熟而得以缓解。因此，严格说来，这次空前严酷的大饥荒，在持续一年后，便开始暂告结束。虽然，灾民们回到家乡后，重建家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有人逃荒之前已卖掉田地；有的负债累累，缺乏劳力；如有的患上疾病，有的甚至因胃肠虚弱，吃多了青麦做成的“捻转”而在灾后被撑死……灾民的生活悲剧并没有结束，但作为一场全省范围的大饥荒，随着1943年春夏之交的麦熟已告一段落。
面对这样一场特殊时期出现的特大饥荒，若没有一种特别巨大的力量去对抗，是很难以出现逆转局面的。这种力量，不可能是任何人为的力量，只能是大自然的伟力。灾民们面临灾难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以顽强的生存意志不违农时地在土地上播下了来年的庄稼，使1943年的二麦和秋粮喜获丰收。这样，饱受摧残的广大河南灾民，才能如麦苗一般回黄转绿，从死亡线上逐渐复苏过来！
1943年，是灾难深重的河南农民得以喘息、休养生息的一年。虽然1943年下半年，许多地区又遭到蝗灾，但毕竟还没有发生大的灾害和社会动荡。
·政府“掩过”，发力救灾
从1942年7月河南大饥荒发生，直到1943年3月，在这漫长的8个月，在河南灾民最需要救助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的确救灾很不得力，政策上也是错误迭出，致使灾情越演越烈。但是，当1943年3月中下旬白修德把河南灾区的真相发表到美国《时代》周刊、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他又面见蒋介石，拿出福尔曼在灾区拍摄的野狗拖食人尸的照片后，救灾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
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被披露，为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国统区最高统治者在1943年3月底接见白修德、听他叙述河南大饥荒惨状之后的内心震动。
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盖速救我危亡乎？①[3]
这篇日记，写于蒋介石见过白修德后的几天。可以看到，虽然他过去对河南大饥荒已有所闻，但在他的周围，绝不可能会有人像白修德、福尔曼那样对他如此毫不隐讳地直言禀告，他也未必了解大饥荒酷烈到如此程度。
而蒋介石在1943年4月9日的日记中，却又这样写道：
注意（三），郑路沿线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②
蒋介石在从白修德、福尔曼那里了解到河南灾区“狗吃人”“人吃人”的残酷现实后，虽然心中深受震动，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有着超强的自尊，对外国记者深入河南灾区，扬了自己的“家丑”十分恼火。他电令第一战区司令部的蒋鼎文、汤恩伯部迅速浅葬郑州铁路沿线的饿殍，以免有碍观瞻，并认为郑州专员和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由此推断，郑州的王专员和彭司令在接待白修德一行时，向他们透露了一些真实灾情。
蒋介石的这两篇日记，为他以后对河南灾区所采取的政策提供了佐证。一方面，蒋介石开始集中政府的力量，卓有成效地去实行救灾；另一方面，他惩处了一批造成这次“灾情外泄”严重事件的人，也许不光是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还有那些“泄密”的官员；同时，中央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国人向外国记者透露消息、阻挠外国记者外出采访等措施，“以确保不再有尴尬的报道外泄”（美国乔伊斯·霍夫曼著《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由于外国记者在重庆的工作状况日趋恶化，从1943年3月份后，白修德再也没有机会报道河南大饥荒。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战场，随着陈纳德的空军运输部队“飞虎队”，多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而1943年4月1日，是国民政府开始重视救灾的转折点，白修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向《时代》周刊报道河南灾情后的几个月，洛阳的梅根神父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中说：
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是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从梅根神父的信中看，白修德离开河南、面见蒋介石不久，正是1943年4月，国民政府对救灾开始行动起来了。
流萤，这个敢于揭露国民党专制腐败的记者，在1943年5月5—6日《前锋报》上连载的《郑州救灾运动的春潮》一文中，也客观地肯定了郑州的政府官员的救灾成绩。他说：
我到郑州的时候，那里的救灾已经从零星的施舍而变为有计划的运动。党政军学及社会团体，视线力量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省政府一再急如星火地下令，把救灾运动作为目前行政的中心工作。
从四月一号开始，各保都设有粥厂，各乡镇都设有收容所，另外还有几个难童教养院——统计起来，救灾的单位，仅仅郑州市面就有十八九个，同时各乡镇，各保，粥厂也一个个成立了起来。
计算整个郑县的救济机关，收容的人数有二万一千七百九十二人，而且各厂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如果能早几个月成立，不知能多救活几千条人命呢。
流萤明确地谈到郑州救灾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从四月一号开始”。当然，只要政府号召，舆论动员，各方力量发动起来，救灾的力度会大得多。流萤不无遗憾地说“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处于社会底层的他，哪里知道这个救灾运动是因何缘故才在4月发动起来的呢？
从《前锋报》1943年4月13日社评《救助灾民，迅速归耕》、4月18日社评《迅速购运秋粮种子》、4月21日社评《大家一起来解决本年最严重的秋种问题》等文章中，可以看到，4月以来，河南省政府出台了督促灾民迅速回归故乡，呼吁乡村的绅士富户集资贷款，向灾民贷放秋粮种子，让回乡的灾民不违农时地播种秋粮等措施，还相应地制定了一些鼓励灾民灾后重建的政策，如在大饥荒期间贱卖的土地，可以按原价赎回，打击高利贷者等等。且不说这些政策措施贯彻执行得如何，至少，政策措施本身是对救灾有益的。
社会历史是复杂的，在任何一个时代，真善美与假恶丑都是对立并存的。尽管国民政府有许多贪污腐败的官员，但也不乏清廉正直、为救灾宵衣旰食的人们。虽然这些人的努力，在蒋介石政权整体腐败的环境中，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但他们为救灾所奉献的力量，是不应被抹杀的。
据《前锋报》社评报道，河南省政府“已将救灾列为第一要政，不但有办法，而且有奖惩，不但有奖惩，而且派委员厅长亲自出马督导救灾”（1943年4月19日《严刑峻法督导救灾》）。
话又说回来，即使在灾荒发生的早期，国民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白修德1942年10月26日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十万火急大逃亡》中记载，在1942年10月播种冬麦的时候，“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石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在政府官员的督促下，灾民在逃荒之前，普遍地把冬麦种上了。这个举措非常关键，如若没有冬麦的种子，即使再好的气候也不可能有1943年初夏的二麦丰收。
此外，国民政府还饬令各报加强对救灾的统一宣传，在社会上广造舆论，号召用以富养贫的办法自救，表彰积极救灾的好人好事，惩办破坏救灾的坏人坏事等。1943年4月27日《前锋报》社评《救灾与宣传》中说：
我们顷奉到河南省党部、省政府曾衔令颁的春荒期间统一加强救灾宣传立案，其开宗明义就说：“发挥本省党政军教团之综合力量，以统一之步骤互相配合联系，加强春荒期间救灾宣传。在积极方面，使救灾工作渗透社会，有效推进；在消极方面，使错杂之观念与悖谬之言论无由发生。而后方能正视听，宏实效以度春荒。”其口号为集中人力物力、实行以富养贫的自救办法，并严惩救灾不力及舞弊徇私之人。不输捐、不恤贫的为富不仁的人就是灾民公敌，等于汉奸。其办法为组织宣传队，宣传救灾工作，查考如有舞弊、徇私等不法情事即报请惩办。为加强宣传，各报纸在春荒期间应尽量刊登与救灾有关之社论，对与宣传有关的办法、救灾事实、救灾义行，应尽量刊登。
此时国民政府将救灾作为中心工作，既是“补过”，也是“掩过”。文中的“加强救灾宣传”“使错杂之观念与悖谬之言论无由发生。而后方能正视听”，明显有掩人耳目之嫌。同时，蒋介石采用的办法是化被动为主动，把救灾的话语权抢到自己手上。
·民间组织，义赈募捐
自古以来，赈灾就分朝赈、官赈和义赈三部分，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组织都应依次肩负救灾的责任。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由于中央政府的衰微、地方吏治的腐败，民间义赈的力量便格外突出。
民间义赈中成绩最好的，首推国际救济会。
国际救济会是一个全国范围的、长期性的民间赈灾机构。其组织者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传教士。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布道传教，而救灾恰是一种理想的传教手段。
虽然从意识形态上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推行慈善事业带有收买人心、传播教义等文化侵略意图，但真正怀有不良企图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的西方传教士并非如此，他们是抱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了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从事救灾活动的。
西方传教士的救灾，往往选择“官赈不及之处，奇穷极苦之民”，确定在某一地区进行经常性赈济。在赈济过程中，他们又特别注重区分轻重缓急，首先赈济受灾最严重者，因此救灾的成效特别显著。
在白修德的回忆中，最早向他报告河南灾情并陪伴他一起沿着陇海线考察的，是洛阳的传教士梅根神父。白修德在他的晚年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洛阳传教士的救灾活动：
如今，在这座死亡的大剧场中，传教士们都成了慈善机构的合作伙伴……外界的一切赈济都通过教会。一路上，我们遇到这些机构都处于重重包围中，教会周围满是混杂的人群，孩子和妇女坐在大门口，每天早晨遗弃在这里的婴儿大大超出了临时孤儿院收容的极限。传教士们只有在最迫不得已时才会离开教会的院子。当一个白人走到街上，就成了希望的唯一化身并被团团围住。那些枯槁的男人，瘦弱的女人，还有孩子们都趴在地上或双膝下跪不停地磕头，哭号着乞讨，“可怜可怜吧”，而这些恳求无非为了一口食物。这一地区那些为数不多、挺身站出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成了灾荒和理性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珍爱生命的理性。
国际救济会的重点救灾地区是郑州。流萤在《友情的巨手》、《“死角”的弦上》等通讯报道中，对国际救济会在郑州的工作作了详细报道。
《“死角”的弦上》说，郑州在1943年4月前，除了国际救济会的4个可以吃半饱的粥厂、一个难童学校以外，救灾工作根本没有开展，只有散发馍票之类零星的布施。
在《友情的巨手》（《前锋报》1943年4月17日）中，流萤写道：
郑州的救灾工作，现在虽然大规模地展开，但入手最早，成绩也最好的，仍是国际救济会。
他们已经办起的，现有四个粥厂，容四千人；一个难童学校，男女生共八百人；另外有两个收容所，有一千零八十人。统计起来，共计五千八百八人靠着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不死。
国际救济会，在大饥荒发生之前就存在，目的是为了救济从沦陷区过来的难民。从1942年7月河南旱象呈现后，他们便开始收罗流浪的灾民和无依无靠的孤儿。到1942年9月，灾情更加严重，他们就设置了4个粥厂。另外，请救济总会拨来巨款，分配给第一专区灾重的县份，除郑州外，还有广武、荥阳、汜水、密县、中牟、尉氏、洧川、新郑8县。
最令人感动的是，赈灾款每月开支有240多万元，但负会计责任的人，只有年逾70的谢可法老牧师一人。他的口号是，救灾要“直接送入难民口中”，避免过多的人从中过手，造成贪污。这种清廉的作风，的确体现了神职人员的高尚品质。
除了传教士外，河南各界民间的赈济力量也发挥了作用。
在重庆，中央政府要员中有很多人捐献字画，于右任等写了对联，冯玉祥画了《耕地图》，后来在当时河南省政府驻地鲁山举办了书画展览，义卖捐献。（司殿选《200万元赈济款之谜》）
河南前财政厅厅长曹仲植，虽已卸任，仍关心豫灾。为了募集赈灾款，他在四川自贡宴请当地的巨绅富商，一席酒下来，就募集到捐款40多万元（《前锋报》社评1943年2月28日《一切施政要配合救灾》）。
《前锋报》中记载了河南各地人民捐款捐物、力谋自救、以富养贫的不少善行义举。如《前锋报》社评《伟大的同情，可感的义举》（1943年3月8日），谈到南阳为了发动普遍的劝募劝借，救灾委员会的委员们，不顾雨雪，亲自挨家挨户地劝告有饭吃的人家为灾民舍馍舍饭；《前锋报》1943年4月7日社评《此时还不行善还待何时》，报道了信阳师范师生发出的“每餐节省一口馍”运动，“全校每日能节约四五十斤馍，半斤馍即可救一人一日不至饿死，信阳一校每日即可救活百人”。
弃婴，是大饥荒中常见的事。许多饥民总是趁着夜色，偷偷地把自己的婴儿扔到城内大街上，希望有好心人收养。婴儿的哭声划破夜空，显得特别凄惨。据杨却俗回忆，许昌县长李峰于1942年9月设立了一所育婴堂，杨却俗的夫人吴云芳，是三青团中央团部女青年处的通讯员，作为女性，她对于随处可见的弃婴感到特别痛心，于是向女青年处递交了一份报告，申请收容弃婴。报告写得极其沉痛：
成年尚饿死，幼婴更谁怜——这是河南灾况下的悲惨写照！曾见到刚生下的赤身婴儿被弃置在谷草上，曾见到仅三数月的小生命躺在街旁抖擞着啼哭，曾见到刚会坐的幼婴挂着金黄色贴着骨头的面皮在张着疲涩的小眼哭觅他的爸妈……际此大旱，父母子女，各不相顾，闻亦酸鼻，遑论目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