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青年处对吴云芳表示支持，给她拨了4万元法币，让她收容了50名弃婴。吴云芳用全副精力去照顾这些婴儿，使原来骨瘦如柴的婴儿面色都转为红润。这样的事迹，对于整个大饥荒来说，只是杯水车薪的援助，但吴云芳所体现的爱心却令人感动。
1943年2月底，《大公报》发起为豫灾募捐，数额已超过10万元。南阳《前锋报》连发4篇为灾童请命的社评，尤其强调对灾童的救助。报社自1942年9月起，就呼吁为灾童募捐（1942年9月13日《抢救河南灾童》）；从1943年4月起，报社代收捐款，这些捐款，大多来自政府、机关和学校，仅内乡县政府就捐了10万元，到了5月，报社已用募集到的捐款，救助了1000多个孩子。（见《前锋报》社评，1943年5月6日《四为灾童请命》）
“义”，自古以来，便是人们所称道的美好品质。人见到社会上的不平之事，见到处于危难之中的人，即使跟自己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甚至对自身利益有危害，却能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伸张正义，扶困济危，这样的人，何等难能可贵！在“人相食”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在社会道德底线被击穿的恐怖情况下，仍不乏成千上万从事“义赈”的人们，无论他们捐助多少、收效大小，他们所表现出的人性光辉，就像暗夜中的星光一样，使人看到世间的美好，生存的希望。
·中外媒体，督促救灾
中外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在河南大饥荒中，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目前有关河南大饥荒的史料大多来自当时的新闻，这是无须多说的。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报纸杂志就是先进的传媒手段，而美国的报业，无论从印刷手段还是办报理念，都比中国发达得多。年轻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凭着他的正直和勇气，也凭着美国的国际地位，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为河南人民所做的一切，已远远超越了一个记者所能做到的，用“力挽狂澜”来形容他的贡献都不为过分；而重庆《大公报》作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国统区报纸，冲破新闻封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壮士断腕般的“停刊事件”，造成了社会的轰动效应，从而引起社会对豫灾的广泛关注，也是可歌可泣的；南阳《前锋报》作为河南本土的民营报纸，“地势”较低，虽然产生不了美国《时代》周刊、《大公报》那样巨大的社会影响，但它坚忍执著，锲而不舍，以“蚁负一粒”的精神，坚持了长达一年对豫灾的报道，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呼吁救灾的作用，而且为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留下了更为具体、细致和长时间段的史料。
中外新闻记者在河南大饥荒中所做的一切，在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四、河南大饥荒的后续报道
1943年6月麦熟之后，历时近一年的河南大饥荒得到暂时的缓解，灾民们陆续回到故乡，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但在兵连祸结的河南，1943年，只是两次灾难之间的一个空隙。1944年春天，另一场灾难降临了。
1944年4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即湘豫桂战役，意欲打通平汉线，建成直通南方的大走廊。
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在豫中广大地区与中国军队交战。在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的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尽管国民党军队确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诸如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河南的军队上层腐败，士气低落，更由于失去了河南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遭到了空前的惨败。当汤恩伯的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民众到处截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
1944年7月，河南南部桐柏山数万农民组成“国民救国军”，抗击国民党军队镇压。
为什么河南老百姓会攻击驻扎河南的国民党军队？须知，这些军队是抗日军队，是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才驻扎在河南的呀！河南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去思考的。他的部队在中原会战中遭到河南民众截击后，他便把会战的失败归罪于老百姓，认为河南民众都是汉奸。于是造出舆论，甚至贴出标语，要对河南民众实行大屠杀（见《江河天地外》郭仲隗文）。
然而，中原会战的实际情况，却被当时身陷战火、从逃难民众口中了解到汤恩伯军队如何腐败、如何见敌望风而逃、如何侵民扰民实况的一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看在眼里，这位参政员，正是被河南人民誉为“郭青天”的郭仲隗。
1944年9月，当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之时，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他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众多参政员的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弹劾汤恩伯的《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
郭仲隗的这一提案，既是对汤恩伯罪行的揭露，也是为河南人民辩诬。显然，河南民众反抗汤恩伯、截击他的军队，并非是他们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而是汤恩伯的暴政引起了河南民众的刻骨仇恨。
中原会战失败之后，重庆的河南同乡会，推举老同盟会成员、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靳志执笔，给蒋介石上书，痛斥汤恩伯的所作所为，为河南的老百姓鸣冤。《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中写道：
河南之败，在于军民不合作，中外皆知，不能隐讳。论者甚至谓豫民不顾大局，仇视国民，而欲全诿过于国民，此真谬误之极，到死不悔者矣。古训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从未有既失民心而不灭亡者……
连蒋介石本人谈起河南的民变时，都不得不承认部队军纪的败坏、不得人心是主要原因，他说：
我们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辎重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用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
（1944年7月21日蒋中正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的讲话）
《前锋报》1944年7月19日社评《豫省府应先从收拾人心作起》中谈到中原战争的失利时也说：
中央失去数十县关系已大，而中央失去千百万人心，所关之大，简直不可形容。老百姓的道理也很简单，到现在仍抱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观念……抚民之政，又首先要从减轻人民负担与澄清吏治作起。
1942年河南大饥荒不仅是一场灾荒，而且由于它主要发生在抗日战争中的国统区，又因大饥荒所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使蒋介石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受到双倍重创，因此，它已演化成一个颇有启迪意味的历史教材。
300多万河南人民由于抗日战争所造成的大饥荒而惨死，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其惨重的牺牲，这种牺牲，虽不像南京大屠杀中惨死的30万人那样，是遭到日军的直接杀戮而死，但是，他们是由于长期抗战造成粮食的匮乏而死的，也应视为是日军对中国民众的间接杀戮。
河南人民尽其所能地支援国民政府抗日，抗战六年来，河南征兵、征实都是全国第一，他们对抗战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蒋介石政府辜负了河南人民的期望，汤恩伯的暴政引起了河南人民的反抗。河南人民为什么会从最初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转而发展到与此目标截然相反的民变呢？在民间流传的“水、旱、蝗、汤”四大原因中，人祸的因素更胜于天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白修德的晚年回忆录被译介到大陆，国人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这段历史的资料极度匮乏，也导致了有人对这段历史的种种误解和妄加猜测。在如何评价1944年春日军进犯时，河南民众夺国民党军队的枪支、发生民变一事时，“河南人是汉奸吗”的疑问又浮出水面。1994年2月9日，当年《豫灾剪影》的作者、年已83岁高龄的李蕤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不要歪曲历史，不要侮辱人民》，以亲见亲历的当事人资格，再度为河南人民辩诬。他说：
这些灾民，尽管千辛万苦，死于途中的成百上千，但却没有人“就近”跑到沦陷区去享受日本人宣扬的“皇道乐土”“幸福生活”。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仍然知道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知道“西省”连着自己的祖国……
帮助日本人的汉奸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沦陷后的“维护会”，干这勾当的，都是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这和河南“许多老百姓”可以说毫无牵连，恰恰相反，大多数的老百姓，正是这些汉奸的受害者……
当时河南的“国军”主力，是蒋介石嫡系的汤恩伯部队。汤恩伯，依靠蒋介石的宠信，集党政军的权于一身，有“中原王”之称……日本兵一到，他们闻风丧胆，听到枪声便仓皇逃跑，而且沿途拉夫抓车，护送他们整箱满笼的货物及妻子儿女。行至豫西、豫西南山区一带，那里民风强悍，对这样的“国军”自然忍无可忍，便起来反抗，有下他们枪支的。特别到了宛西十三县，那里搞“地方自治”，有地方武装，对这些溃兵毫不客气，迫使他们交出手中的武器。这些被截留下来的武器，绝大多数还是用来抗日自保，并未落入日本军人之手。这就是历史事实。
…… ……
笔者作为《豫灾剪影》作者流萤的女儿，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情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开始关注有关河南大饥荒的信息，尽其所能地收集有关资料。本书在搜集、整理、综合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相加以探索和描述。笔者相信，本书不仅是一本史料汇编，而且是探寻1942年河南大饥荒历史真相的初步研究成果。当然，这种探索还只是粗浅的，难免会有错讹之处，还有待今后的研究者不断地去深化和纠正。而人类对于历史的描述，最为重要的依据，当然是有关这段历史的文献资料。
至今，河南大饥荒已过去70年了。300万河南同胞的亡灵，至今仍不能得到安息。他们为什么而死去？他们需要向历史讨一个说法，他们需要历史为他们申冤和正名，他们需要后代永远记住这段极不平凡的历史。
谨以此书祭奠河南大饥荒中死去的300万河南同胞！
编者
2012年5月
一、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河南大饥荒
引 言
正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因在《西行漫记》中真实报道了陕北红军的消息而蜚声世界一样，另一位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也因真实地报道1942年河南大灾，写下了他记者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
白修德（1915—1986），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区一位穷困律师的家庭。由于父亲的早逝，家境贫苦，他当过报童，靠奖学金读完了哈佛大学历史系，后来转入该校的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和汉语，在费正清的指导下研究中国生活和政治。1938年秋，他大学毕业后，幸运地获得了一笔旅行奖金，便来到亚洲。1939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受了中国国民政府新闻处的聘请，来到重庆，负责新闻部的专栏。不久，他辞去这份工作，当上了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
为了使国民政府得到美国更多的同情与援助，白修德起初在发往美国的新闻稿中，对国民党军队和蒋介石一味赞扬。《时代》周刊是美国纽约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刊物，老板亨利·卢斯出生在山东曲阜，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因此，《时代》周刊对中国政府的抗战报道最多，重庆的国民政府也把它看作“知己”。1941年5月，卢斯夫妇到重庆访问时，蒋介石亲自为他们举行盛大宴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事隔一年多之后，恰恰是《时代》周刊，登载了白修德披露河南大灾的报道，使蒋介石政权在国际社会颜面扫地。
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大饥荒，许多灾民吃树叶，抛妻鬻子，沿着陇海线残余的铁路向西逃亡，便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篇题为《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寄回美国，在1942年10月2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上发表。这是对河南灾情较早的报道，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随着隆冬的到来，河南的灾情像一场没有及时扑救的大火般熊熊燃烧起来。
1943年2月初，重庆《大公报》因报道河南大灾而被蒋介石下令停刊三天。当局严密地封锁新闻，反而激发起白修德探寻事实真相的强烈愿望。他说，“《大公报》停刊的禁令，像钓钩一样抓住了外国记者”（《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1943年2月末，他和另一位美国记者（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道，冒着艰险来到河南，在这里，他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狱般的惨景……
他们从洛阳走到郑州，对灾区进行了两个多星期的实地考察。1943年3月，正是饥荒最为严重的时期，灾民们经过了一个冬天的颠沛流离和冻饿折磨，早已瘦骨嶙峋，奄奄一息，在路途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不少饿殍，有的被野狗吃掉，甚至还有人吃人的传说。白修德震惊了，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人间惨景！他通过实地调查，与农民交谈，发现这场灾难主要是由人祸造成，他说，“而最可怕的结论是，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白修德《等待收成》）。
据白修德估计，在灾荒中饿死或正在饿死的灾民有300万～500万人！他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在返回重庆的途中，他急不可耐地赶写了一篇消息，在所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就把这篇通讯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出去。
按照国民政府规定，凡是发往国外的电文，必须先发到重庆经过中央宣传部门的检查，如果这样的话，白修德的这篇电文肯定发不出去。但不知是电报系统出了故障，还是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为了使河南大饥荒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而故意出错，结果这份新闻稿直接地、未经审查地通过成都的商业电报系统发到了纽约！
《时代》封面上的蒋氏夫妇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报道河南大饥荒的这篇爆炸性的新闻通讯——《等待收成》一文在《时代》周刊上刊登，美国舆论一片哗然。试想，当一个政府管理下的人民，居然到了饿殍载道，人自相食的地步，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信用可言？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说，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求援，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竟要求《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卢斯当即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
白修德不仅真实地报道了豫灾，而且通过宋庆龄的帮助，直接见到了蒋介石，向他面陈河南大饥荒的严重性，敦促他立即下令赈济。蒋介石对这个莽撞的美国小记者非常头疼，他起先佯装不知，继而表示不信，白修德步步紧逼，并让等候在接待室外的哈里森·福尔曼拿出在河南灾区拍摄的野狗刨食死尸的照片给蒋介石看。在事实面前，蒋介石才不得不承认灾情严重，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而开始下令救灾。
白修德
通过这一事件，白修德对蒋介石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认为，这位统治者“对他的人民毫无用处”，国民政府“已完全丧失了统治中国的能力”。
白修德是在1943年3月底见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此后的确加强了救灾的力度，可见白修德是功不可没的。据白修德的朋友、洛阳的梅根神父给他的信中所述，自他离开河南灾区不久，就有粮食从陕西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而且从1943年4月1日起，国民政府也开始把救灾作为中心工作，并加强了宣传。但1943年5月，政府制定了新规定，禁止任何中国人向外国记者提供消息，另外，也阻挠外国记者外出采访（乔伊斯·霍夫曼《新闻与幻象》）。重庆外国记者的处境日趋恶化。
自1943年3月以后白修德再也没有到过河南，但河南大饥荒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1946年他在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雷声》（Thunder out of China）中，花了整章篇幅叙述河南大饥荒，1978年，白修德在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nenture）中，又用相当大的篇幅追述了这段往事。他称这场大饥荒是他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白修德的回忆录被介绍到中国，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相从一个新的角度被披露出来，成为中国文化界关注的热点。
十万火急大逃亡
（美）白修德
《时代》周刊1942年10月26日
赵致真 译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上周从重庆用电报发回中国大灾荒的急件。
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河南省的版图大致是一块长方形，其东北部处于日军占领区边界，河南本省也被日军占领了三分之一。它尚有70多个县仍在日军控制之外。紧紧挤在东北部口袋地区和日军对峙的35个县，正在这场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文明的最大浩劫中濒临绝境。从山东来的难民报告说，那里的情况比河南更糟。被饥饿和绝望驱赶着的难民潮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
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的时候在郑州写道：“教堂前，几天以前有6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去跟随着造成拖累。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只有很少可信的报告到达我们这里。孩子们被卖掉，我说的是大些的孩子，两个男孩加一个女孩，用不了十块钱就能买下。”
天主教士保尔·于斌上周从重灾区返回重庆，在洛阳，他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当教士访问一个村庄时，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只有夜晚，传教士才到路上收养流浪的儿童。他们害怕公开收留弃儿会导致被扔在教堂门口的孩子数目激增。另一个传教士报道说，饿疯了的农民为寻找食物而武装拦路抢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长。农民开始宰杀牲口充饥。
在这两万平方英里的重灾区，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两条主要通道逃亡：陇海铁路和残余的旧平汉铁路。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开设了免费的火车转运难民，24小时能输送1500人。但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每天有4000～5000人沿着这条西去的通道出逃。
灾荒往往周期性地光顾这片平坦而且称得上肥沃的河南平原。1927年的灾荒由于紧急从东北调运粮食而得到缓解。但现在东北和铁路都在日本人手里，河南境内其他所有的路都被中国人自己切得支离破碎，以防止日本人前进。
除非农民们能在两周内得到种子粮，否则对于播种冬麦就太迟了，明年春天将仍然没有收成。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担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政府一面劝说农民不要吃掉种粮而是留着播种，并向他们保证赈灾物资的供应正在紧急办理之中。
政府已经筹措1000万元法币用于直接救济灾民并且命令农业部速筹种子粮给灾区。美中救济总署在8月份拨出40万元法币，9月份拨出120万元法币，10月份至今已拨出300万元法币。主要的救济机构是农民银行，它已经拨出了4000万元法币用于救济项目，例如打井和灌溉工程。
不管重庆的决策多么迅速，所有的救济措施都因古老中国乡下的迟缓效率而备受阻碍。河南刺骨寒冷的严冬就要到来了，已经有发生霍乱的报道。憔悴饥饿的农民并不知道政府救灾的困难。对于他们，按照民间传说，这仅仅是因为人做错了事招致天怒而降临的惩罚。
等待收成
（美）白修德
《时代》周刊1943年3月22日
赵致真 译
中国问题究竟是怎样永无止息？中国历史又究竟如何在循环不休的战乱、水灾和饥荒中反复痛苦地重现？《时代》周刊记者泰迪·怀特将用上星期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向你讲述。他刚刚从饥荒中的河南省做完两个星期的旅行归来，下面是他的报道：
我的笔记在告诉我，我只是报道亲眼所见和经过验证的事实。然而，这些事实却连我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指望用以缓解饥荒的春麦，此时还在田地里泛着青色，要等到两个月后才能成熟。而最可怕的结论是，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那些逃往他乡者
和《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我来到一个叫铜钱田的小镇，这是河南难民涌向外界通道的咽喉。这些难民挤进闷罐车厢、平板车皮、破旧的汽车，人群一层摞着一层，他们挤在火车顶篷上，孩子、老人和妇女在列车奔驰中抓住任何可能措手的地方。有时他们因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觉而掉下去，而火车决不会理睬。
10分钟之内，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遇难者，一个农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他几个小时之前从一列难民车上摔下来。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秆。我撕开我的急救包，给了他一些磺胺，然后匆忙往前赶路，想找人给他送点水并叫个医生，但在一天的行程内这里根本没有医生。
没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人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那些留下来行乞者
在洛阳，我们去拜访一位原籍在爱荷华州额尔多拉的托马斯·梅根主教，他是一个具有伟大心胸的教士。当我们从他那个美国基金支持的救济站里出来时，难民们一拥而上，男人们双膝跪下，团团围住我们，不断作揖请求施舍。
第二天我们在梅根神父的陪同下，乘坐一辆军用卡车东行。路旁的树都被剥光了皮，农民们将榆树皮晒干磨成面当粮食。他们也吃树叶、草根、棉籽和芦苇。
部队给我们提供了马匹继续向东行进，在黎明后寒冷的第一个小时我们看到了第一具尸体，那是个死在路旁的妇女。她一定至少在这里待了一夜。
那些死去者
当我们到达白雪覆盖的郑州时，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他们会从每一个巷子里窜出来向我们尖叫，双手塞进衣服里取暖。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我们曾轻轻地戳戳其中的一两个，看是否还活着。这里的赈灾委员会几乎全都由来自“美中救济”的美国基金支持，尽力让一些妇女和儿童能在救济营中存活下来。第二天我们又一次看到赈灾委员会发放救济，只有6袋碎屑一般的麸糠。
下午我们听到了一起人吃人的案子。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为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那些吃者
当我们离开郑州时，产生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去对大灾前河南究竟发生了什么做些了解。庄稼从1940年起就遭灾了，社会失去了正常的余裕。作为重要战场，驻防在这里的军队全靠征收地方的粮食和实物供养。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政府原本希望秋庄稼谷子、玉米能满足农民的粮食需求。但是在大旱之年秋庄稼几乎颗粒无收。
在极大的错误估计下，粮食没有在秋天按预先的设想运来，供给这片灾难的土地。现在，除了美国救济署的金钱和能力外，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希望通过战火封锁下的内陆交通线，在不至于太迟的时候运来足够的粮食。
我们离开郑州之前，官员设宴招待我们。我们有两个汤，我们吃了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吃了春卷、热的蒸馍、米饭、豆腐和鱼，我们还吃了三个霜糖饼。
白修德（左）和另一位美国记者在重庆街头。
中国的雷声·河南大饥荒
①[4]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
赵致真 译
饥荒和水灾是中国的伤痛，打从远古年代，中国的史书便用充满挫折失败和无法摆脱天谴的评述，记录这些周而复始的灾难。中国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也常常以应对处置紧急灾害的能力，来评判一代王朝的功过得失。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年代，这样的大灾荒降临到了中国北部，并且考验着蒋介石的政府。
河南大灾的消息像风中的飞絮一样传到重庆。你无法抓住事实真相，它们被融进支离破碎的流言之中：“我从当地一个人那里听说……”“我从一封洛阳的来信中看到……”“在西安他们说是……”但没有确切的事实根据。只不过是大灾前夜中国人交谈中的不祥传闻，就像雷暴雨之前密布的黑云。
1943年2月，中国最独立的报纸重庆《大公报》刊登了第一篇真实报道，披露了河南人民正在历史上最严重的灾害中，遭遇无法忍受的煎熬。政府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罚。
《大公报》停刊的禁令像钓钩一样抓住了外国记者。我决定奔赴河南，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和我同时作出了同样的决定。飞机从浓雾弥漫的重庆机场升空之后第五天，我们在奇寒无比的凌晨来到华北，这里有西安至河南铁路的一段支线。十几个小食店聚集在铁路的终端，每个都散发着油炸食物的香气，在拂晓的黑暗中闪烁着风箱木炭炉的蓝色火苗。
黎明来得很慢，好像灯光将舞台从黑暗中渐渐照亮。农民们在这个几英亩的小火车站横躺竖卧，等待下一班火车把他们带到西部去寻找食物。他们大部分已经爬上了正遭受日本冷枪袭击的火车。那些平板货车、箱式货车、老旧客车，全都塞满了难民；车顶上也同样挤满了人。天寒地冻中，火车从危险路段疾驶而过，那些紧抓住车顶的手指麻木了，体弱者便跌落在火车的铁轮下。我们当天跟踪了他们的行程路线，看到残缺和流血的尸体躺在路基上。但大部分农民仍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双脚、大车、独轮车源源而来。这个车站是全省的总出口，北方沦陷区和南方山区之间一个狭窄的咽喉。难民们全都在这里汇集，直到前去寻找西部的救济机构。
人群中散发着浓烈的恶臭。汗液、尿液、人体排泄物的气味在晨曦中弥漫。农民们在严寒中瑟瑟发抖，他们灰色和蓝色的破衣裳在朔风中猎猎飘荡。零星看到满脸皱纹的妇女身穿污损的红色嫁衣，为单调灰暗的人群平添一点色彩。哇哇大哭的婴儿还能吸引人们把目光投向他鲜红色的肮脏包裹。呼出的白气如烟雾升起，鼻尖上滴着水珠，冷漠的脸上，眼睛如同幽暗的伤口。脚用污秽的破布包裹，头上扎着褪色的肮脏毛巾。
此后的50英里路程没有正规的铁路服务。这一路段的路轨完好无损，手摇巡道车能在白天快速通过，但敌人的火力控制着这条线路。在北面，日军占领的山脉勾画出黄河北岸。在南面，陕南著名的华山把高耸而交错的群峰插入云霄。其间的豁口处，铁路线延伸其间，是一片从东到西约39～40英里如同打谷场的平原，笼罩着灰色的没有阳光的云层，看上去有难以言喻的凄楚荒凉。穿越这片平原的，是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的身影。无尽的队伍从地平线升起，沿着平原中的小路，默默无言走向灰暗的天边。中国的人群本来总是喋喋不休的嘉年华，充满谈笑风生和嬉笑怒骂。但哀伤和寒冷把这些人们冻结得鸦雀无声。他们抬起一只脚后再抬起另一只，机械地没有思想地前行，像动物一样走向远方。古代的原始人也许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迁徙，从史前饥寒的住所走向温饱的土地。
布满道路的一小群人不断重复着同样的模式。每小时十多次看见一位父亲推着独轮车走过，母亲在前面拉着绳，棉垫上的婴儿有的静默，有的哭闹，或者家庭中的妇女偏坐在骡鞍上，怀中抱着婴儿，像一个郁郁寡欢的圣母，父亲则用棍子抽打着骡子的屁股。老年妇女迈着小脚蹒跚而行，或踉跄跌倒，没有人去扶起她们。有的老太婆坐在她们儿子强壮的肩膀上，用乌黑的眼睛凝望着可憎的苍天。年轻女人迈着更快的步子前行，所有财产收进一只布包袱背在肩上。路旁插着破布条的小坟堆记证着这里曾经有弱者倒毙。有时候，一家几口人沉默而茫然，肃立着凝望一具尸体。孩子学老人那样拄着棍子行走，有的背着和他们身体一样大的行李。另外有些像梦游者一般，他们失明的眼睛似乎已经忍受了千年折磨。在所有这些人的身后，寒风吹过灾难的土地，扬起黄色平原上的沙尘追逐着他们。这种进军已经历时几个星期，并且还将持续几个星期。
五小时后我们来到正规铁路交通再次开始的地方。铁路管理部门准备了一辆巡道车送我们去省会洛阳，凌晨时分我们到达了那里。洛阳天主教会主教是个心地善良的美国人，叫托马斯·梅根，来自爱荷华州埃尔多拉，据称他比任何人对华北灾情都了解得更多。梅根友好地接待我们并飨以热饭热菜。当我们两天后继续骑马前行时，他也欣然陪同。我们的目标是郑州市，三天的旅程，一天乘坐卡车，后两天骑马。
沿途每个大些的城镇都至少有一家饭馆营业，供给那些钱包依然鼓胀的人。有次我们在这类饭馆订了一餐饭，但香辣的菜肴却让我们食而无味。饥饿的人们站在敞开的厨房外，贪婪地吸着饭菜的气味，眼睛来回跟踪着每一口冒热气的食物从碗里到嘴边。当我们从街上走过，孩子们会跟在后面哀号：“可怜可怜。”如果我们从口袋里掏出花生和干枣，小饥民们便会一拥而上，从我们手中抢走。泪痕斑斑的脸在寒风中如此肮脏又凄凉，使我们顿觉羞惭。健康的中国孩子很漂亮，他们的头发长得像涂了天然油脂一样有光泽，他们杏仁般的眼睛闪闪发亮。但这些孩子形销骨立，应该长着明亮眼睛的地方代之以流脓的裂缝，营养缺失让他们的头发变得枯焦，长期饥饿使他们腹部积水膨大，天气使他们的皮肤粗粝皴裂。他们的声音只剩下微弱的哀告。
小村庄的境况比城镇更糟。人们逃避恐怖的饥饿就像被残酷的军队驱赶。村庄只有空荡的回声，街道已经荒废，无人照管的肥堆等待着春天到来，门和窗都用板子封挡着。弃置的房屋能放大最细微的声响。一个婴儿从村里某间隐藏的屋子里发出的哭声压倒了我们的马蹄声。两个女人在阴森的街上吵架，她们的尖叫声远近回荡，比农村集市的喧闹还响。
路旁能看到尸体。一个姑娘不满17岁，苗条而可爱，躺在潮湿的泥土中，她的嘴唇呈现死者特有的青紫，眼睛还在睁着，冷雨洒在她的身上。人们把路边的树皮剥掉和捣碎充饥，小贩卖树叶子一元钱一把。一只狗在土堆上刨，暴露出了人的尸体。人形鬼貌的饥民跳进腐臭的池塘，吃水中那些绿色的污垢淤泥。我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策马前行，第三天傍晚到达郑州。暮色四合时，细碎粉末状的雪开始落下来，有次我们的马在田野上失蹄，为了避免踏到两个并排躺在黑暗中的人，他们正在绝境中大声哭嚎。我们进了城的时候，雪已经下得很大，积雪消除了我们的马蹄声。
当我们早晨醒来时，整个城市如同一座白色坟场，居住着灰色的鬼魂。死亡主宰着郑州——这里是大饥荒的中心。战前这里有12万人口，如今已经不足4万。这座城市被日军轰炸过，抢掠过，占领过，因此像所有前线城市一样处于半摧毁状态中。瓦砾沿着水沟堆积，那些没有屋顶的高大建筑向天空洞开。白雪覆盖了瓦砾和废墟，也息掉一切声音。我们站在主要街道的起点放眼远望废弃的道路，视线所及看不到任何活物，偶尔有人哆哆嗦嗦从一个门里蹒跚而出，破衣裳在风中飘动。那些看到我们的人会围拢过来，恳求地伸出他们的手，他们喊道，“可怜可怜”，直到我们的耳朵震得嗡嗡作响。
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令我们困惑。一个男人沿街边推着沉重的独轮车，上面横放着一个人，这个一动不动的形体穿着蓝色破衣裳，赤脚上长满了疙瘩，他微微抖动好像还活着，但脑袋的摇晃只是对坎坷路面的反应。有些人躺在水沟里，我们推推其中的一两个，确认是否真的已经死去。当一个人稍稍动弹了一下，我们连忙把一张大面额钞票塞到他手里。他麻木的指头握住钱，但这只是反射性动作。手指随后慢慢伸直，这张钱在他摊开的手掌上颤动。另一个人在呻吟中倒下，我们摇晃着他，试图把他唤醒。然后我们转向一位衣衫褴褛的女人，她怀里紧抱着一个婴儿，我们请求她帮助我们把这个男人送到难民营，并且给了她一张钞票来表达我们的恳求。当她弯下腰的时候，孩子从她怀里掉到雪地上并可怜地大哭起来。我们目送她们离开，一共三个人，走向难民营。陪同我们的天主教神父说过，“至少让他们死去时像一个人”。
我们从共同掌管美国救济金的新教徒传教士和天主教神父那里听说灾民的故事。身强力壮的最先外逃，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还有少数倔强的人留下来看守自己的春麦，它们眼看收成在望了。人们剥掉榆树的皮，磨碎后当食物吃。有人拔出新麦的根充饥。有的村庄靠捣碎花生壳和垃圾来果腹。路旁能看到难民疯狂地往嘴里塞土来填充肚子。教会医院人满为患，他们因为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而饱受肠道梗阻之苦。
基督教传教士的书信记录了危机的早期阶段。当灾难在秋天开始降临时，饥饿农民中的暴民，带着他们的老婆孩子，强行闯入富裕人家，洗劫一切可以搬走的东西。他们冲进良田抢夺待收的庄稼。有些案例中，饿火烧掉了最基本的人类情感，两个饿疯了的农民把自己的六个孩子捆在树上，为了出去寻找食物时不让他们跟在身后。当母亲、婴儿和大些的两个孩子组成的一家人在长期跋涉寻找食物中筋疲力尽时，母亲坐下来给婴儿喂奶，叫大些的孩子到下一个村庄找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婴儿仍在已经死去的母亲怀里吸吮着奶头。一对父母狂躁发作时宁可杀死两个孩子，而不愿听到他们索要东西吃的哭喊。有些家庭卖掉所有的东西换来一顿饱餐，然后一起自杀。武装袭击和抢劫在整个乡村十分盛行。教会尽一切力量收养路旁的流浪儿，但他们必须偷偷地去做，如果公布教会关心饥饿孩子的消息，他们将会立即被丢弃的孤儿挤破大门。
春天里，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社会中更有活力、不安于现状的部分人已经逃亡到西部，那里有粮食吃。留下的人在绝望中耗着，他们最少有暴力倾向。现在教会已经报告，说形势恶化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一位医生告诉我们，有个母亲被指控把孩子煮了吃，但她没有谋杀婴儿，因为她坚持说是孩子先死了，她才拿来烹煮。另一个女人被指控割掉死去丈夫的腿吃肉，同样，她有正当的理由，因为男人已经先死了。山区还有更残酷的传闻，饥民在偏僻的路上杀人后吃他们的肉。其中有多少仅仅是恐怖的传说，有多少真实成分，我们无从判断。但我们听到同样的传闻太频繁，发生的地区太广泛，以致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在河南人类已经开始吃掉他们自己的同类。
河南本是一个富饶的省份，战前养育3000万人口，他们竭尽全力耕作在肥力流失的土地上，把它逼近了马尔萨斯极限。春小麦是主要作物，农民们在晚秋播种，5月中旬收割。次要的庄稼是小米和玉米，在麦收后立即播种，秋天收割。1940年和1941年庄稼歉收，正常的储备荡然无存。1942年春小麦因天旱而绝收。政府却按照往年比例对春小麦征税，在粮食短缺的季节，这意味着收走了全部的庄稼。省政府官员乐观地确信天终归会下雨，并且带给农民足够的小米和玉米填饱他们的肚子。但雨没有降下。1942年整个夏季，老天完全无雨。粮食在秸秆上枯焦。到了秋天，全省已经一贫如洗了。
对于西方，由于庞大的现代通讯系统和世界经济的到来，人们已经把饥荒的含义忘记了几十年。但在东方，千百万人仍然靠其生长之处一天步行距离内出产什么而吃饭。饥荒仍然是对生命循环不断的威胁。救灾只有两条路可走，它们都很简单，但都要求重大决策和迅速执行。一条是以最快速度把大批粮食运进灾区，一条是以最快速度把大批灾民运出灾区。预知灾荒不需要更大的智慧，如果天不下雨，就不会有收成，如果庄稼没有收成，人就要死去。
中国政府未能预见灾荒，当它来临时又未能及时采取行动。早在10月，灾区形势的报告就送到了重庆。11月两个政府检察官沿着主要汽车公路访问河南，返回后说危机是令人绝望的，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中央政府对此未加重视，仅以拨出2亿元纸币的救济款和授权省政府减少征税打发此事。重庆银行把大捆大捆的纸币装上卡车并派遣一个护卫队北上，运载着纸币，而不是粮食，驶向受灾地区。试图通过残破的、多山的交通体系，把大吨位的粮食从华中运到华北的河南，确实是没有希望的。然而只要跨过河南省界就是陕西省，那里的粮食储备绰绰有余。一个有活力的政府应该从陕西省安排粮食紧急运往邻省河南防止灾难。但损害陕西援助河南会打乱权力的微妙平衡，而对于政府功能来说这才是最要紧的。粮食还可以从湖北运到河南，但湖北战区司令不准许。
救灾款陆续运到了河南，但我们3月份抵达那里的时候，2亿元拨款只有8000万元到了省政府。即使这些钱也处理得很糟糕。它被挪到地方银行账户上生利息，而政府官员则辩论和争吵着该如何最好地使用这些钱。在有些地方，当款项分配到饥荒的农村时，地方政府已经从收到的总数中扣除了农民当年应缴的税款。甚至国家银行也从救灾款中切下一块作为利润。中央政府发下的救济款面额为法币100元，因为1磅小麦售价为16～18元，但地方的囤积者卖粮时拒绝接受大面额钞票，农民要买粮食只能将他们的钱换成5元和10元面值的钞票。而他们只能通过国家银行把大票子兑换成小票子，又要损失17%的折扣。河南人民真正需要的是粮食。直到3月份，政府提供了大约1万袋大米和2万袋杂粮。对于从秋季开始便陷于饥饿的1000万灾民，平均每人几乎只摊到1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