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无能和效率低下是救灾工作的特色。但可怕的悲剧是加入了地方政府行为后进一步造成的人祸。农民们如我们所看到的正在死去，他们死在道路边，死在荒山中，死在车站旁，死在他们的泥屋里，死在田野上。当他们死去的时候，政府继续榨取他们可能拥有的最后一盎司粮食作为税收。农民必须缴纳的土地税钱是无足轻重的，真正从他身上征集的基本税是粮食税，按照所有收成的百分比缴纳，尽管重庆有动听的减免文告，军队和地方政府仍然巧立各种名目，梦寐以求地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一个又一个县政府要求农民缴纳粮食税的实际征税标的，超过了他地里的产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通融。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只能被迫把最后一袋种子粮交到收税官办公室。虚弱得几乎行走不动的农民，还要为军队的马匹筹措草料，而草料的营养远胜过他们吃进自己嘴里的垃圾。交不出的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他们卖掉自己的牲口，自己的家具，乃至自己的土地去筹钱买粮食来交足税额。所有不幸中最令人发指的恶行之一，是土地投机买卖之风盛行。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吏，军官，和仍旧拥有粮食的富有地主，都以罪恶的低价忙着购买农民祖辈留下的土地。集中和剥夺比肩同行，和灾害的烈度成正比例。
按照我们的标准，政府官员谈不上过着奢华的生活，但他们的餐桌上冒着白面馒头和新鲜肉类的热气。国民党机构最低的职员能拿到税后平均每天4磅小麦。当我们返回重庆说起这里发生的事时，所有这一切被拒绝接受。聪明人告诉我们，外国人在中国有多么容易受骗，甚至当我们在河南省主席舒适的办公室里访问他时，他说我们是夸大其辞。“为什么？”他说，只有富户才缴纳全额税金，我们在穷人那里征收的只不过是地里生长的。实际征税过程中的残忍和野蛮是惨绝人寰的，而与横征暴敛同时发生的贪污腐败则更加可怕。收缴粮食的军官和地方官员，把征税视为他们正当的薪金补充和掠夺特权。每个月，当公职人员的俸禄发放完毕后，多余的粮食将被高级官员分掉，拿到市场出售并中饱私囊。这些非法倒卖的税收粮食，说实在的，是抵达市场的主要粮食来源。而那些操纵市场的黑手大佬则把价格抬到了天上。甚至美国救灾机构，靠美国的钱财运作，也被迫恳求军官们，以便获得购买他们私人囤积粮食的权力再返回给农民。而这些粮食恰恰是从这些农民身上敲诈走的。出售粮食的官吏丝毫不会因为人道主义原因在价格上让步，按照兑汇比例和当时河南灾区的价格，救灾款在美国能买60蒲式耳①[5]小麦，而在中国只能买到1蒲式耳。
这些事实汇集在一起，并非通过报章，而是通过农民的口述。我们曾试图和一些农民交谈。一天夜里，当我们在一处军营指挥部时，一群中年男人求见，声称他们代表社区。他们开出了一个详细清单和一份报告，希望我们呈送到重庆。他们展示给我们的材料一式两份。报告说县里共有15万人口，11万人已经完全没有东西可吃。大约每天饿死700人。另外700人在逃亡路上。政府从饥荒开始一共运来了1万磅麸皮救灾。我们和这群人的头儿闲谈，他有土地吗？是的，20亩（1亩等于六分之一英亩）。他能收多少粮食？每亩15磅。税收情况如何？每亩13磅。
司令官，几个官员，还有一些士兵很关注地倾听。司令官突然大发雷霆，把那人叫到身边，我们能听到他用高声的耳语训斥这个农民。农民转过身来对我们说是他弄错了，关于税收，只不过每亩5磅。司令官要求我们还回农民交给我们的手写报告，我们退还了一份，但司令官坚持必须把两份都交回来。我们环顾四周，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能见到那位老人在发抖。我们知道当我们走后，我们所有的罪过都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同时我们也为自己的安全而害怕，我们交出了报告。
自此以后，当我们和百姓谈话时，尽最大可能避免有官员在场。不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们总用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恳求：停止征税。我们能够忍受饥荒，但我们无法忍受征税。我们可以靠着吃树皮和花生壳活下去，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和一位地区长官交谈，他下令按照40万磅的粮食产量作为一年的征税数额，但他的地区粮食总产量只有35万磅。他将从哪里补足其余部分？在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子我们见到一个人，吃着可怕的荞麦壳、树叶和榆树皮混合成的食物，去年他自己的田里收了500磅麦子，政府全部拿走后还认定没交够税，于是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牛和驴来补足差额。
坐在马背上穿过原野，两个星期的旅行中我们每天同农民和小官员交谈。雪在我们的旅行中降落下来滋润着大地，下一季春麦长得又高又绿，它以未来两个月后就有粮食的承诺嘲弄着农民。“是的，确实不错。”一个老人说，“可谁知道我们能不能活着吃到它？”
我仍然保存着一份菜单，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晚上郑州官员设宴送别我们。他们为我们准备了藕片、胡椒鸡、牛肉、荸荠。我们还吃到了春卷、热烧饼、大米饭、豆腐和鱼。我们还有两个汤，三个霜糖饼。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也最厌恶的宴席。
我们以访谈内容和我们认为最可信的数字为基础，用粗糙的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又称经验法则）作出了估计。3000万河南人中，大约两百万到三百万人逃离了这个省，另外两百万到三百万人已经死于饥饿和疾病。这是抗日战争中最重大的灾难，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我们返回重庆时心中充满了悲愤。温馨祥和的首都是太平盛世，按官方的说法税收已经减免了，尽管农民有着相反的证词。死人的事是谎言，狗从黄土中刨出尸体吃纯属我们想象中的虚构。我们深知这里聚集着仇恨，像死亡本身一样冷峻和刻骨，埋藏在河南人民胸中。他们政府的敲骨吸髓，已将他们的忠诚彻底掏空而荡然无存。但重庆却无人相信，直到第二年日本人对整个篇章写下了历史性的结局。
1944年春，日本决定对河南省实行大扫荡，为他们向华南发动更大攻势作准备。中国河南战区名义上的守将是一位目光锐利的人物名叫蒋鼎文。蒋已经在河南担任数年指挥官。他取得职位后采取的最早措施之一，便是试图通过挖一条护城河加强他的带有城墙的省会洛阳，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战略主张。他逮捕在这个地区可能发现的每一个共产分子和嫌疑共产分子。他在省里最大的名望，是恫吓他的部队占领地区的文官政府。他曾经威逼河南省主席进行惶恐的合作，参与剥夺农民最后存粮的计划。河南真正的指挥官是蒋鼎文名义上的副手汤恩伯将军，汤无论在军队中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他的上司。他是个相对有趣的人，彬彬有礼，富有幽默感，活力充沛，并且尽了最大努力，在不触犯他所深陷的军队体系的前提下，去疏解灾民的怨气。但因为他是河南真正的实权派，农民和市民宁可把他而不是把蒋鼎文视为灾难的真正制造者。他们口头流传着深刻而苦涩的诅咒，他们戏谑地说，“河南有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在他们中间，汤和蒋鼎文统帅着50万军队。
日军在他们的攻势中动用了大约6万人。他们在4月中旬发起冲击，像快刀切黄油一样切入中国的防线。汤恩伯在敌人进攻时逃离了他在战场上的指挥部，他再也没有回来指挥作战。日本500人的队伍夺下了中国几千人把守的关隘。有个中国司令部的人员让敌军见了大感惊讶，当时他们还在太阳底下打篮球玩。那些在饥荒中祸害农民的部队经过几年的散漫，自身痼疾难返，士气低落，他们缺乏训练，枪械不整，弹药缺乏。面对进攻一触即溃。中国的指挥部消失了，它无法控制局面。中国的第12军和13军溃逃时自相残杀。在战区的省会洛阳，恐惧攫住了司令部上下人员，大约有700～800辆军用卡车，破旧程度不一，由河南军队支配。估计有100辆用于运送救兵，支撑崩溃的前线，剩下的被官员们用来转移私人财产。这些官员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以及亲戚平时都衣食丰厚，现在他们的行李、整屋的家具，连同他们的钱财一起搬上军用卡车，仓皇逃回安全的后方西安。为了补充既为前线服务又为他们私人服务的供应体系，军队开始征用农民的耕牛。河南是小麦之乡，农民的主要资本是耕牛。把耕牛抢走变成军用运输牛队是无法容忍的。
农民们已经等待这一时刻到来很久了。他们遭受了太长时间的饥荒和军队掠夺。现在他们回过身来，用鸟枪、刀和叉子把自己武装起来。他们开始解除个别士兵的武装，直到后来把整个整个连队缴械。在大约几周的战役中，估计有5万中国军队士兵被他们自己的同胞缴械。如果中国军队能坚持3个月，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在一个国家的乡下处处武装叛乱时，抗战是没有任何希望的。3个月内日军夺取了他们全部的目标。他们把通往南方的铁路控制在手中，30万中国军队从此不复存在了。
河南大饥荒：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①[6]
（美）白修德
赵致真 译
是河南的大饥荒，使我的立场从站在陈纳德一面转而变为站在了史迪威一面②[7]。尽管在当时，我已经看到了史迪威的使命是如何毫无希望，并且他将会如何走向穷途末路。此外，大灾荒立刻使我再清楚不过地懂得了，什么是秩序和混乱，什么是生存和毁灭。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河南大灾荒是最为刻骨铭心的。
大灾荒发生在1943年③[8]冬天。
灾荒的现场河南，是一个面积和密苏里州相若的省份，但却居住着3200万农民，他们靠种植小麦、玉米、谷子、大豆和棉花为生。河南并非一个像地处山区的山西那样落后的省份，也不像江苏那样西方化的沿海省份，它是一个大好的平原，像爱荷华州那样坦荡无垠，不过土质不似爱荷华州大草原那样肥美的黑土地，而是酥松的黄土，容易得到雨水滋润和肥料滋养。但如果久旱不雨，则会收成无望，使农民们死于饥荒。1942年是大旱之年，到了1943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灾荒在中国历史上是来去频仍的。它们就像地震、飓风和王朝更迭一样。人们常常用灾荒来标记家族的历史。但我却并不真的知道什么是灾荒，更不知道1943年河南大灾是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之一。但它听上去似乎是个值得报道的故事。
因此，在1943年2月底，我再次飞赴华北（和我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并获准沿陇海铁路经宝鸡、过西安到达一处豁口。这个豁口是黄河和铁路交会的枢纽。盘踞黄河北岸的日军炮兵隔三差五地炮击南岸的铁道，挡住灾民外逃的出路，而这里是河南最主要的通道和门户。
在我们过夜的豁口火车站，弥漫着屎尿和尸体发出的恶臭。周围几英亩都是拥挤不堪的农民。他们大冬天里胡乱包裹着身体躺在地上，等待着下一趟火车能将他们送往东边，送往能够乞食的大后方。他们有的裹在毯子里，有的盖着破被褥。许多人用手巾包着头御寒，偶然还能看见戴着毛皮帽子的，将护耳低低地放下。他们都是换了自己最好的衣裳逃亡出来的。中年妇女们穿着她们按照传统风俗结婚时的嫁衣，红红绿绿的，上面沾满了斑斑污迹，在难民丛中十分显眼。他们逃出来时都尽量带上了能带的最好的东西，黑色的水壶、铺盖卷，还有年代久远的座钟。所有能卖掉的东西，他们都用来换成纸币了，或者和卖食物的摊贩讨价还价。随风箱的节奏吐着蓝色火苗的木炭炉子上正烹煮着米饭或肉类，孩子在哭嚎，但无人瞅睬，哪怕是躺在地上已经死去的母亲怀里所抱着的孩子。巡逻士兵驱赶着群氓般的饥民，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否则他们就会哄抢食物，或者当火车在夜间到来时一拥而上。
次日早晨，一个靠把手操纵的巡道车已经为我们准备停当。日本军队只炮击真正的火车，每夜3次驶往隘口的难民列车。而这种巡道车，靠两个士兵各站在摇把手柄的一侧操作，对于日军炮兵来说，即使是白天里目标也太小了。这样，我裹着一件军大衣，迎着冷风坐在四面敞开的巡道车上，一天行驶了30英里。简直像坐在剧院的包厢里，或者说像一个将军在检阅他的部队。然而我检阅的却是一场大灾荒。
当然会遇到很多血迹。但血迹并不是大灾荒的典型标记。这些血迹来自难民列车上坠落的死伤者。在寒冷的夜风中，他们冻僵的手指无法抓紧边沿而从平板车皮上或闷罐车顶子上坠落下来。所见到的第一个人，躺在铁路上，还活着，不停哭号，他的腿从胫骨处被切断，枯瘦的骨头像白色的玉米秆般突出来。他一定是掉在车轮底下了。接着见到另一个人，也还活着，他的臀部血肉模糊。我强令摇车的士兵停下来，但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于是只有给这个人一点磺胺、水和钱，并答应为他找一个医生。
血迹，如我所说的，并非我最大的哀伤。真正的哀伤在于，我完全没有能力理解眼前看到的一切。在一场大灾中，除了大自然并无别的谋杀者，死去的人们身上并没有伤痕。自然本身成了敌人。只有政府能够从自然的暴虐中拯救人民，而我一开始并不懂得这个道理。
整天里，我们沿着铁路的轨道，满眼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孤身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他们在冬天里行进着，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筋疲力尽而在哪里倒下，便会永远在那里倒下了。
有一种独轮车，上面堆满了一家的全部家当。父亲推车，母亲拉车，孩子们随车而行。有时候独轮车的两根车把之间，悬挂着一个婴儿吊袋。孩子从袋里睁着乌黑的眼睛，向外面的冬天张望。有时父亲把孩子的襁褓挂在脖子上，像印第安人习惯的那样。小脚老太婆们艰难地蹒跚着，有些年轻人背着年迈的母亲。在铁路两边潮水般的跋涉队伍中，没有人会停下来。如果有孩子在向着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躯体哭号，那么他们就是已经悄然无声地死去了。有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有人则像马克·吐温小说中的哈克·费恩那样，把自己的东西用一根棍子挑在肩头。举目四望，所有人都在逃跑，尽管没有任何军队在后面追赶。
当我到达河南省会洛阳①[9]时，被所见到的景象惊呆了。夜幕中的火车站，人们像垛劈柴一般地把难民装进闷罐车，尽量压缩得更紧些，以至于谁也不能再动弹。还听到大声咒骂那些爬车顶的人们。父亲死劲拉着孩子的手往上拽，像拽着悬在半空的一件行李。他们想攀上去后乘着黑夜逃出隘口。同样的，到处弥漫着尿臭和尸臭。然后，我们经过荒弃萧索的街道去天主教堂。
教堂的主人是托马斯·梅根主教，来自爱荷华州额尔多拉。他敦实、乐观、强健，是一个忠实的天主教徒和美国人。两星期后我又发现，他不仅是个好人，而且办事效率很高，是我和基督教徒们联系的牵线人。据我所知，基督教会是这里和理性世界连接的唯一纽带。教会之间为传播他们的福音彼此曾有竞争，但深藏在福音中的教义却都是仁慈善良。如今，在这座死亡的大剧场中，传教士们都成了慈善机构的合作伙伴，美国人加入欧洲人的行列，天主教和新教徒携手共事，梅根是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而两个意大利天主教，弗拉特尼利神父和丹尼尔利医生则是他在郑州的联络人。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战场互相厮杀，但在河南，他们为共同的慈善事业团结在一起。在郑州，当一个意大利天主教会和灾荒进行着绝望的斗争时，美国原教旨教派的阿希佛斯先生参加了他们的工作。
外界的一切赈灾都通过教会。一路上，我们遇到的这些机构都处于重重包围之中。教会周围满是混杂的人群，孩子和妇女坐在大门口，每天早晨都有被遗弃的婴儿，只好收进临时的孤儿院。传教士们只有在最迫不得已时才会离开教会的院子。当一个白人走在街上，就成了希望的唯一化身并被团团围住。那些枯槁的男人，瘦弱的女人，还有孩子们都趴在地上或双膝下跪不停地磕头，哭嚎着乞讨。“可怜可怜吧”，而这些恳求无非为了一口食物。这一地区那些为数不多、挺身站出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成了灾荒和理性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珍爱生命的理性。
他们的人品是无可置疑的，但他们的徒劳也同样无可置疑。打从恺撒和基督把自己的信条传递给西方文明，政府便一直建立在秩序和仁爱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秩序为基础，基督教希望推行的慈善将会是枉费心机。
和梅根一起，我们在二三月的料峭寒风中骑马出发。他认为我们应该去看看正在濒死的人们，他策马走在前头，唱着圣歌，并且每天早晨教我用拉丁文祈祷。在一个荒芜村庄的废弃教堂里，我承受着人间悲剧的巨大压力，跪下来为众生祈祷，并不觉得亵渎了自己的信仰①[10]。在路上，为了振作精神，梅根教我如何为死者唱安魂曲。“主啊”，他先开始唱，我如果跟着学得还正确，他就教我下一句，“请赐予彼永恒的安息”，接着再往下。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他的马在前面领路，我的马随后紧跟，我们挽歌的应答就是对所见一切的深深悼念。
对当时所见的一切，我现在已经不能再相信，除非那些潦草凌乱的笔记坚持向我展示我曾看到了什么。那是几具死尸。第一个，出了洛阳不到一小时便遇见了，躺在雪地中，死去已经有一两天，脸变得干瘪而显出骷髅的形状。她看上去还正年轻，雪盖住了她的眼睛。她将会无人收葬地躺在这里，直到鸟或者狗把她的遗骸吃光。而狗也在沿路逡巡，返回了它们狼的天性，显得十分狡猾，吃得膘肥体壮。我们停下来想拍一张野狗从沙堆里扒出死尸来吃的照片。有的尸体已被吃了一半，但野狗转眼就把头骨啃光了。半数村庄已经衰败，有的完全荒弃，剩下的遭到抢掠。春耕的肥料一堆堆无人照管。在这样的村庄里，能听到一点声音或者看到一个人影都是让人惊讶的。一个老人步履踉跄地踽踽独行着，或许，另一个村子里，两个女人在尖叫着互相对骂，旁边空无一人。如果是在往常，早会围满了人看热闹。在濒临死亡的时刻她们还争吵什么呢？路上还能看到另一幕，人们在用刀子，用镰刀和菜刀剥树皮。爱树军阀吴佩孚当年种下的榆树全被剥光了树皮，因为人们可以把榆皮磨成面来吃。（白注：一场大灾中，几乎所有东西都成了能吃的，都能被磨成面，吞咽下去转化为身体的能量。但到底要吃哪些迄今为止不能吃的东西，是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激发出想象力的。显然，榆树皮，还有麦秸、谷壳、干了的草根和水藻，都能被磨成面后拿来果腹，而农民们此时正试图把一切活的东西都晒干磨碎后做饼子吃。洛阳的天主教堂医生给我看过一份消化道梗阻病人呕吐不止的记载，那是一个因为吃了无法被身体消化的东西又不能动手术的农民，被抬到医院治疗后留下的病历。棉籽饼，在所有不适合吃的东西中算是最有营养的，但却会引起肠道梗阻和肠功能综合征。）这些树将会因此而死去，然后砍伐掉当柴火烧。也许全中国的树木都是以这种方式遭到砍伐的。
中央政府的汤恩伯将军办了孤儿院，那里散发的恶臭气味一直污染着我的记忆。汤恩伯本是个能干的人，开头两年，1937—1939年，他的仗也打得很不错，他痛恨日军，尽忠职守，他的战区不断扩大的防线沿着难民区和敌占区展开。我想，汤是个好人。他命令手下的每个官员都必须在驻地领养一个难民家的孤儿，所有士兵的饷粮每月扣除一磅捐献给灾民。同时，他下令开办这所孤儿院。我也应邀去作了访问，我从来没有闻到过比这里更难闻的气味。甚至陪同的官员也无法忍受，不得不用手帕掩住口鼻，并不断向我道歉。这里收容的都是弃婴，四个孩子塞在一个婴儿床上，个子大些塞不进的就径直放在麦草上。我不记得是拿什么东西在喂这些孩子了，只知道他们身上都散发着呕吐物和粪便的臭气。他们有谁一旦死去，就会马上被清除掉。
以上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而我所耳闻的关于吃人肉的事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我从没有见到过有谁杀了别人将他吃掉，并且也从没有尝过人肉。但有人吃人肉，看来却是不容置疑的。通常的辩解会说，被吃的人肉是从死者的身上取来的。一桩接一桩被报道的案例都重复着这种辩解。在一个村子里，发现有位母亲将她两岁的孩子煮着吃了。另一起案例中，有位父亲被指控掐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后吃掉了他们，他为自己辩护说，孩子是已经饿死在先。有个村子里出了一起恶性案件，军队方面肯定地说，有个农民宣称收养贫家孩子，一个农民家里八岁男孩受骗上当，结果失踪了。调查发现，这个农民的小屋中有一只大瓦罐，里面装着孩子的骨头。剩下的问题是，究竟是孩子死了以后才被吃掉，还是被谋杀以后吃掉的。在村中停留的短短两小时里，我们无法判断这件事的真伪善恶，每个人都可能在说谎，我们只好继续前行。
最让我诧异的是，当我重读着那些过去的手记和每晚写下的旅途日记时，竟越来越变得麻木了。起初曾经是震撼。诚然，让人悲痛的事情太多太多，但逐渐我的心也就硬了起来。当你迎着村头路上横躺竖卧的乞丐群骑马走过时，往往是件严重而危险的事。如果你停下来，人们会把你的马撕成碎片后吃掉。然后你只能和这些饥民一起徒步行走了。所以，我学会了要快马加鞭驰过任何人群，有时抽打那些伸过来的手，有时扔一把花生或干柿饼，来换取安全通行，有时则向空中撒一叠法币引诱他们去争抢。当我后来试图从过去的笔记中认识这场大灾时，发现其中生动形象和感情色彩的东西越来越少，理性分析和数字统计的东西越来越多。
郑州是大灾的中心，也是意大利天主教会的所在地。当我们到达郑州时，天下着大雪。是一种雪粉，层层洒落在教会院子里躺满着的饥民们身上。第二天，大雪仍然下着，我们也继续在城内步行视察。战前的郑州城有12万居民，现在它的人口已经下降到只有3万多。每天的死亡人数统计都在150～180人之间。这些剩下的人焦躁不安地在街上游动，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或凄声地哭号，或沉默地蹒跚，有时简直很难分清楚和死人有什么区别。一辆独轮车从雪地里推过来，上面载着的人随着小车的颠簸而摇晃着，但认真一看就会发现，那人的手腿摆动都是机械和僵硬的，原来是一具被运走的死尸。我们看见一个人躺在水沟边，弗赖特奈里神父摇了他一下看看是否还活着，这个埋在雪里的人则动弹了一下还咕哝了一声，我们把几张纸币塞在他手里，他发僵的手指弯曲了一下又松开了。我们把他扶起来，他摇摇晃晃站不住，这样我们倒没法走掉了。一个女人抱着啼哭的孩子从这里经过，我们花钱请她帮忙把这个男人送到教会去，让他也可以躺在院子里并得到食物。这个女人便尽力去帮他，结果孩子摔到了地上，然后，她再把孩子抱起来，搀扶着这个歪歪倒倒的男人，茫然地往教会方向走去。
此时我们来到赈济点，传教士们正在分发赈粮，食物是一袋袋的谷糠。凭着有效的票证，难民每天可以得到足额的6盎司谷糠，直到下一次发放。但显而易见的，并没有足够的谷糠供给排着长队的人，我们在预料中的骚乱尚未到来之前就赶忙离开了这里。
从此以后，我开始尽量用头脑，而不是用感情来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慢慢就清楚了。整个因果链条上的任何一环都足以激起人们道义上的愤怒。战争是首要的肇因。如果不是日本人发动战争，中国人就不会扒开黄河大堤来阻挡他们以至带来黄河改道。这样，也许华北地区的整个生态就不会引起变化了。或许，粮食就能从丰产地区运送过来。和战争同时肆虐的是干旱，这是大自然的罪过。1942年根本没有下雨，因此，土地没有生产出应有的小麦和谷子。从这一点上来说，人也只能是有罪过的。无论他们为什么目的去努力或为什么目的而没能做到。在这里我要说，我的真正激愤之处在于，中国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者说在这种完全无政府状态下竟然还要把自己强装成一个政府。虽然这是天降之灾，但自从光绪时期最严重的1893年大旱以来，只要政府有所作为，死亡都应该可以避免。而这种死亡可以说是人为的。
一夜又一夜，我在和地方官员交谈后奋笔疾书，就像今天美国的政治民意调查家在写他的材料。唯一的结论是，中国的所谓政府让这些百姓去死，或者说任他们在饥荒中死去而置之不理。政府正在和日本兵作战，他们靠严酷的征税来维持战争。但自从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他们发行的纸币时，他的军队便奉命以粮食和其他实物征税。（“如果人民死了”，一个官员对我说：“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政府军队在河南所做的事情，就是征走比土地的产量更多的粮食。他们把农村的粮食搜刮一空，又无法从丰产地区调运来粮食，于是只好不顾农民活命的需要。
我开始按照“最低充分数据”法，从技术角度，来汇编统计资料，向所有愿意交谈的农民了解一亩地能产出多少麦子。一亩地相当于六分之一英亩。我就问农民一亩地能打多少粮，8磅？12磅？20磅？而军队的税收，我发现，常常相当于所有庄稼的收成，有时候还要更高，高过土地的产量。农民们往往不得不卖掉牲口、农具、家具，换成现钱来补齐税额。除此之外，农民还奉命要为路过的军队喂马匹。虽然我听说农民经常撒谎来欺骗当官的，但是，一个本地的官员却这样为他的农民辩白：“据我所知，农民们自己已经都在吃草，却要叫他们拿出粮食来喂马，这实在难以办到。”除此之外，还有供养地方政府官员的税收，一个地方官员每天的配额是4磅半粮食，来保证他一家的生活，不管人口多少。而在军队里，士兵的配额是每人每天2磅。那些虚报编制的军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卖掉它们中饱私囊。而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则花钱从黑市上买来粮食赈济灾民。
有一个夜晚，我待在一个军队的司令部里，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有几个农村的官吏请求进来见一见外国人。屋子里生着取暖的炭火，点着蜡烛，地方官们手上拿着一叠请愿书，要求我们带回重庆转呈给蒋介石。其中他们算了一笔账，这个地区只能生产多少东西，却要交多少税。他们县里共有15万人口，其中11万人根本没粮食吃。他们估计，每天正有700人被饿死，我问他们中的一位是否拥有土地？他说是的。问他有多少？回答说20亩。去年秋天收了多少粮？每亩15磅。他要交多少税？每亩13磅。这时候，一旁的军队司令官勃然大怒，冲着地方官又吼又叫。地方官便把送给我们的请愿书的复本递交一份给司令官。司令官把请愿书揣进口袋，然后要求我们把手中的那一份交出来，我不同意，他坚持必须交。于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尴尬难堪的时刻，最后，我交出了那份请愿书。因为如果他把我们扔到黑夜中的荒郊野外，我们将无处可去。再说如果我们拒绝，他就会在我们离开后，把怒气撒在这些地方小官身上。
经过一个县接一个县、一个村接一个村的统计，汇集到一起的资料显示，40个受灾最严重的县仍然有800万百姓存活着。还有一些边缘的县份，也不断有人们死去。根据所看到的情景以及地方官员报告的死亡人数来推断，我们估计有200万～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我们在这里的3月份起，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如果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那么将还会有200万～300万人被饿死。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20%。但庞大的数字很快变成了统计资料而被遗忘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并非我算出的这些数字，也不是我们在探究这场灾难时的冷漠麻木，而是当我们黄昏骑马前行时映入眼帘的一幕。两个人躺在地上哭泣，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相拥在一起，以自己的身体来温暖对方，我知道他们将会死去，但我却不能停留。我看到了一种人间的大爱，如果无望的生活注定只能以悲剧方式终结的话，在这寒冷的、被漠视和遗忘的世界，他们即使已经倒在了冰雪覆盖的荒野里，也要怀抱着自己的爱人，彼此至死忠诚不渝。
《前锋报》1943年3月23日刊登的“烹子短讯”
满眼都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就是到处都毫无秩序。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在1942年10月决定要免除河南的征税，此举不是无知的便是伪善，因为地方上已经征齐了当年秋收的税粮。而中央政府宣称免于征税的1943年收成，此时还看不见影子。重庆政府为河南赈灾拨出了2亿元法币，但运到灾区却只有8000万元，都是百元一张的大票。然而，政府的银行居然对自己发行的货币打起折扣来，一张百元大钞，他们只兑给83元零钞，面额有1元、5元和10元的。
有些军官把部队剩余的粮食卖给难民而大发横财，但也有些将领把部队的给养削减一半，像汤恩伯，还在军中建立了孤儿院。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克扣分配给灾民的赈济款，使另一些为官清正者闻之后羞愧难当而潸然泪下。没有任何行政措施来确保名义上的政府对灾民承诺的救助得以真正兑现。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没有任何理念，即或是传统的中国伦理能够把人们笼络起来。怜悯、亲情、礼仪、道德，统统都荡然无存。家庭在卖他们的孩子，9岁的男孩卖400元法币，4岁的男孩标价200元。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纷纷从家里逃出来参军，那里能得到一口饭吃。妓院老板则从外地赶来买走女孩子们。
食物就是唯一的信念，饥饿就是唯一的命令。食物是硬通货，并成了贪婪无耻者手中的大棒。于是投机商们便在早春时节光临灾区，带着他们的粮食和法币来收购土地了。每亩能生产20～30磅小麦的土地，可以并且正在用16～18磅小麦价格的现款买到手。
人们如果还能保持一点理性的话，仅仅是由于还能认同这里那里的个别官员、职员和领导人，他们还在毫无希望地尝试着扭转局面。在郑州，有个官员发给难民家庭一个上面盖了红色印章的小布块，说这是通行证，如果能走到铁路终点的话，就可以凭着此证免费乘坐火车往东边逃难，但他却无力随通行证一起发给难民一些食物。即使其中最好的人也变得残忍了，灾区的边缘地带有一个培训年轻军官的军事学院，几个军官经不住野蛮贪欲的普遍诱惑，到一个荒弃的村庄去打劫。此事激怒了他们的长官司令胡宗南，他下令把三个年轻的抢劫者拉到沙地上活埋，并且马上就执行了。
从我的笔记里很容易勾画出一个野兽般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兽类，他们是创造了世界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大多数的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是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在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只要共产主义理念能承诺他的政府施以任何仁政，那么，就和我成长于其中的仁慈、自由理念毫不冲突。
我乘坐一辆绿色的邮政车从北部地区踏上归程。重新沿着我1939年从山区走过的路线，白色的苹果花，粉红色的樱桃树，深玫瑰红色的桃花，眼前又展现了内地春天的和平景象。在四川，已经成熟的大麦等待收割，绿油油的小麦低垂着麦穗，低处稻田里蓄满了水，为插秧做着准备。而河南和那些死去的人们却属于另一个世界。仅仅几百英里之遥，但这里不仅和恐怖完全隔绝，而且没人知道河南所发生的一切。
在重庆，确切地讲，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当时，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甚至于蒋介石对河南大灾的了解也仅限于那里食物短缺，他已经批准了2亿元法币进行救援。
《时代》周刊报道宋美龄的美国之行
当我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发生的一切时，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只要河南的无政府状态不终止，我就要继续我的徒劳的呼喊，并且希望有可能动员起美国的新闻舆论。实际上，在河南灾区我已经急不可耐地草草赶写了消息，并从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向外界拍发了出去。按照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并经过我那些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老伙计们预先审查，而他们注定会禁止我发出。然而这份电报是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信系统发到纽约的。不知是因为这个系统出了故障，或者是一些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了有关规定，结果这份新闻稿直接地、未经审查地发到了纽约。于是，河南大饥荒的消息轰动了，它刊发在最热心于报道中国事态的《时代》杂志上，接着传遍了整个美国。蒋介石夫人此时正在美国访问，这个报道使她非常恼火，她要求我的上司亨利·卢斯开除我，但遭到卢斯拒绝，为此我很敬重他。至于我们自己内部的争论，那是后来的事情。
在重庆，我一夜之间变成了争议的焦点。有些官员指责我逃避了新闻检查，还有人控告我和电报局的共产党串通，偷偷送出了消息。我曾经通过军队情报系统给史迪威将军送过报告，也上报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我还给中国的国防部长呈递过报告（他坦率地告诉我，要么是我在撒谎，要么是别人在对我撒谎）。我向毫无实权的中国司法部长求助，他说只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那位四川省的省长，一个很和善的人，也这样对我说。
我们花了5天时间，还是通过备受尊敬的孙中山先生遗孀宋庆龄的安排和帮助，才和蒋介石联系上。宋庆龄在家族的排序中，是蒋介石夫人的二姐，她坚持一定要让这个大独裁者接见我。孙逸仙夫人是一个体态优雅的女人，但她的精神却在革命生涯的磨砺中变得非常坚强。她安排好了约见，又在最后时刻给我一张便条。“我听说，”她写道，“他（蒋）刚刚作过一次枯燥沉闷的长途视察回来，心情非常烦乱，需要休息几天。但我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就像对我说的那样。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
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因为是他的多管闲事的妻姐逼他接见我的。我说了人们如何被饿死，说了征税，还有乘机敲诈勒索的丑行。
他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说他已经下令免除灾区的税收。我引述了农民的话，他对他的一个助手说：“他们看见外国人，把什么话都说了。”他显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
我希望通过讲述吃人肉的事让我的汇报有突破性成效。他说，人吃人的事情决不会在中国发生。我说，我见到狗在路边吃死人，他说这不可能。这一下他被我抓住了。我早料到需要一些确凿的证据，所以叫哈里森·福尔曼陪我一起来，因为他拍了许多大灾的照片。当我对这位总司令说到狗吃人而他却矢口否认时，呆在前厅的福尔曼气坏了，他被传唤了进来。他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他又问了一些官员的名字，并且还想知道更多的名字。他要求我们写一个完整的报告，不要漏掉每一个名字。然后，他以一种淡漠的神情，似乎在对自己重述一件什么事地说，他已经告诉过部队要和老百姓分享粮食。接着，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从被领进来到被送出去，我大约总共待了20多分钟。
1943年11月，蒋介石（左一）与罗斯福（左二）丘吉尔（左三）在开罗会议合影
确实有人受到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我猜想，这是从那个倒霉的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泄露出去河南灾民惨遭饿死的消息开始的。但靠着美国新闻传媒的力量，无数生命得到了挽救。几个月后，通过缓慢的邮政，我收到梅根神父写来的一封信，现照录于此，以证明新闻的力量：
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只是他们还没有力量尽快在洛阳把粮食卸下来。这应该算第一次得分，至少可以说是个“本垒打”。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上述四点措施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它更证实了我从前的观点，灾难完全是人为的，任何时候都没有超出当局可以控制的程度，只要他们有愿望和热情去做这些事的话。你的来访和对他们的激励取得了成功，将人们从浑噩愚顽中唤醒，并让他们投入工作，于是问题就解决了。也可以说，《时代》杂志、《生活》杂志和《幸运长寿》杂志有更大的力量。平静了！实在太好了！……你将会永远被河南所铭记。有人在以一种非常愉快的方式缅怀你，但也有人恨得牙痒痒的。他们当然都有各自的理由。
直到战争结束，除了招待会上以外，我没有再见到过蒋介石。但我深信他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如史迪威将军所说的那样，而且对他的人民也同样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
见证白修德赴豫采访
陈兆新
1942年秋，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参议、河南省赴重庆呼吁救济代表杨一峰在郑州对各报记者说：“河南灾情（指1942年河南大饥荒）为60年来所未有。”
1943年春，民政厅长方策在视察河南灾情后于新郑县发表谈话：“河南灾情以郑州专区最重；其中以郑县，荥阳，广武，汜水特重。”
赤地千里，路有死骨，救灾事宜，急如星火。国民党政府虽然从外地运来一些粮食，怎奈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之灾情日益严重，难于收拾。这时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为了粉饰太平，也随之封锁有关河南灾情的消息，不准报道。当时笔者任郑州《国民报》（后迁新郑）主编，对这一情况屡有见闻，现谨就记忆所及，记述于后：
众所周知，《大公报》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但由于1943年2月间刊载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纸醉金迷，报道了中原大地野有饿殍，路有死骨的悲惨情景，竟被罚停刊三日。一时舆论大哗。
事隔不久，笔者由新郑赴汜水，一路上亲眼看到公路旁倒毙的灾民尸体，所有树皮全被剥光，惨不忍睹，当即写了一篇题为《愈趋严重的河南灾荒》的报道，寄洛阳《行都日报》发表。不料该报刊出后，于次早发售时被洛阳新闻检查处发觉，勒令停止发售，并罚该报停刊三日，引起群众极度不满。
1943年3月间，《泰晤士报》记者富曼①[11]、白修德（均美国籍）二人亲临河南采访。路过荥阳时，县长张金印向富、白二人提供了一些荥阳县的灾情材料，河南省府因此对张不满，据说曾予以申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