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两位记者带着翻译（某教会的梅神甫）（编者注：即白修德回忆录中所指的托马斯·梅根主教。）到达新郑时，郑州专员王光临率县长及县内绅士等五六人迎接（当时郑州专署驻新郑），只见富曼个子非常高，白修德身材矮小，（富曼）脖子里挂着一个很大的照相机。他俩在新郑问了一些灾荒情况，就匆匆离去。事后得知，这两位记者离开新郑没有多久，就被重庆中宣部长董显光派员截回，请他们到“新赣南”采访去了。
“新赣南”指江西赣州。当时蒋经国在那里当专员，办有《正气日报》，宣传蒋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等口号；并鼓吹“爱”、“美”、“笑”等唯心主义的人生哲学，当时被誉为“新中国的雏形”。
美国是国民党政府的盟友，为什么不让这两位记者在河南采访呢？原来这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呼吁贷款，据说她正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恰好美国广播公司广播了富曼和白修德写的河南灾区访问记，她认为大大丢了她的脸，把脸都气白了，立刻打电报回来，所以董显光就慌忙派人把富曼和白修德截回去了。
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封锁当时有关河南灾情的报道是徒劳的。笔者就亲眼看到郑州一位印刷厂经理从洛阳带回来好几张上述被查禁的那天的《行都日报》，并争相传阅。纸里包不住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这种拙劣行径，只能给自己脸上抹灰，越抹越黑，欲盖弥彰。
（本篇原名《国民党统治下的新闻封锁与真假报道》，原载于《荥阳文史资料》第5辑（2004年），本文为节录。）
陈兆新（1918—2003）：河南荥阳人，省立开封师范毕业，曾任郑州专署《国民报》编辑主任、郑州专署秘书、视察等职。1943年初曾以“照心”为笔名，在洛阳《行都日报》发表通讯《愈趋严重的河南灾荒》一文，存目待查。新中国成立后为“民革”成员，在荥阳县地名办公室工作。
二、报道豫灾与《大公报》停刊
引 言
《大公报》是中国国内一家历史悠久的民营大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抗战以来，迁往重庆。《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宗旨，长期坚持“文人论政”的传统，以坚持新闻真实性和对时政发表独立见解著称。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新闻检查格外森严。1943年2月初，《大公报》因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真实报道河南大灾的通讯，与社长王芸生的社评，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罚停刊三天。
张高峰（1918—1989），天津芦台（今天津市）人。他文笔犀利，正直敢言。中学时代，就在报上发表文章，鞭挞“逃跑将军”汤玉麟。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组织的抗日宣传队，1938年春采访过台儿庄战役，并参加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40年秋，他到迁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读政治系，兼任《大公报》通讯员。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途经西安时，就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洛阳，又见火车站难民山积，洛阳街头，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他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盐等县，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在叶县，他住在城内一个寺庙里，详细观察灾情，亲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个个饿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尤其令他愤懑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抵租。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名叫《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发表于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他愤怒地说：“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由社长王芸生所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由张高峰通讯所描写的灾民纳粮的惨景，产生联想，竟将河南各县政府逼灾民纳粮的官员与杜甫诗歌中穷凶极恶的“石壕吏”相比，这一讽刺实在辛辣！恰好，与这篇社评同版，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叹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国民政府的限价令，是从1943年1月15日在全国的国统区开始执行的。到王芸生写社评的时候，已实行有半个月。重庆实行限价后的情况怎样呢？从这篇社评中看，也是黑市盛行，物价越限越高，即使对不法商人“军法从事”也不能控制住物价。王芸生说，“管理物价，本是极科学的事。行政效率若差，社会若无守法的习惯，很难望好……安得监狱千万间，尽囚黑市违法人？”
重庆市民抢购《大公报》
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集中着许多达官显贵。当时正值春节临近，“虽在限价令下，百物跳涨”，但奇怪的是，不管物价涨到多高，总有一些人满不在乎，照买不误。有感于河南的灾情，王芸生引用了国民政府在限价令中所说的一段话，即根据国家总动员法，战时的国民政府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那么，王芸生问，为什么不能去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限制富人“满不在乎”的购买力，去救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河南灾民呢？
《大公报》的通讯和社评，笔锋犀利，打中了蒋介石政权的痛处。它们不仅揭露了政府对河南灾民征粮的残酷，还揭露了重庆上层社会的奢侈腐败，极其严重的贫富分化。蒋介石本身就是国家垄断集团利益的代表者，让他下令征发富人的财产救灾，这岂不是给他出难题？这就难怪蒋介石读了《大公报》，勃然大怒，竟不顾社会舆论，公然下令将《大公报》停刊三天。《大公报》从2月3日到5日连续停刊三日，造成了轰动大后方的“停刊事件”。
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又以“共党嫌疑罪”遭到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的逮捕。刑讯之后，又押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总部，由汤恩伯亲自夜审。因查无实据，改为软禁。他在河南滞留了一年多，直到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汤恩伯部队仓皇溃逃时，才趁机脱身，经历千难万险，回到重庆。
《大公报》因报道河南大灾而被罚停刊的事件，在中国新闻史上成为一段佳话。2002年，在《大公报》百年庆典中，“停刊事件”被作为这家报纸不畏强权，敢说真话，表达人民心声的最为突出的史实之一，载入《大公报》百年史册。
豫灾实录
本报战地通讯员 张高峰
《大公报》1943年2月1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早死晚不死，早死早托生（再生的意思）”。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着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言来。
河南今年（指阴历）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仅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记者在此报道一些灾情的事实。先说灾区：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有人说据河南省政府的调查有八十余县，如果真的话，我敢大胆地说，是省政府没有负起详细调查的责任。纵然沦陷县份不算，也有一百县。况且豫北早有吃树皮甚至变卖女子的惨剧，这已经由私人通信传出，省府何能未闻？专署为何不报？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到天灾。今春（指阴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黑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泛各县黄河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记者去岁十二月由陕西入河南，见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车到洛阳车站，“难民登记”布告写着麻烦的登记手续，对这些不识字的农民等于无有。没有人用口头讲述，他们始终露天睡在车站上，领不到那里盖了赈济委员会图章的白布条，则永远上不了西行的火车。况且，“难民登记站”始终没有人告诉过难民搭哪次车，他们都是偷偷地钻进月台，不论是什么车爬上去再讲，不幸遇到路警，挨上几木棍或巴掌，他们就苦笑着脸退出来，因之他们父子姑媳经常被截成两伙，又遭到骨肉离散之苦。记者在洛阳车站曾遇到一位年轻人哭泣着说：“先生，我娘与老婆都上了车，我在后面推这独轮小车，巡警不准我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他们要饭哪！老爷，请你给我说说情吧！叫我上车。”我当然同情他，于是我领着他到“难民登记站”去向负责人交涉，想给他盖上一个赈委会的图章，谁知我的背后却跟来了同样情形的三十几人，甚至有人拿出十元钞票来贿赂我，请我领着他们登车。人太多了，我阻止了他们，更谢绝了他们那种诚心的贿赂，便一人到“难民登记站”去询问详情。那里围满了几百人，两张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骂一面盖图章，警察的一根柳条不停地敲打灾民，我挤不进那重重的人群，我无法回答那三十位灾胞，便从另一条路惭愧地溜走了。
洛阳街头的景色与往年不同，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老爷，五天没有吃东西啦！”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地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记者离开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丰是灾区比较重的地方，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掘青草野菜拾柴，这幅凄惨的逃荒图，这饥饿的路程，使我真无胆量再向豫中深入了。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到叶县我停下来，住在城内的一个寺庙。这里我能更详细地观察灾情与民间痛苦。听说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两氏曾到过叶县，那还是十月间的事。至于救济，老百姓说只是前些日子由某某集团军官兵缩食剩下来一点粮，每人可以分上一升麦。现在树叶吃完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什么时候官家放粮呢？”“月内就放”，我只可用谎话来安慰他。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今天小四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到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哪，这些正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却陆续地离开了人间。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呢？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是饿得睁不开。一斤麦可以换两斤猪肉，三斤半牛肉。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一百十二斤要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元，玉米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彻底救济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前方的治安。
不是早就看到报纸上说，政府对河南今年从减征购吗？由五百万石减至二百八十万石，可是我们的几个勤务却整天要请假回家，说什么县政府向他家要人，因为粮缴不上的缘故。据说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肥地一亩可卖五六百元，不值一斗麦的价钱。坏地根本无人要。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地方救灾情况怎样？省府去年八月间曾派人赴各县勘察灾情，作为请赈或救济之依据，九月初民政厅召集五六七八九各区县长，举行征购兵役粮食运输会议，规定了各县救灾办法十二条，条条是道，各机关公务员每人每日节余面粉二两，全月折缴小麦五斤，或纳代金五元，但迄今灾民未得到半两。九月中旬，民政厅又公布禁止酿酒，以节省食粮，可惜了这庄严的命令没有收到半点效果。各县救灾会只能募到自己的开销。省府见灾情日重，将原定为以工代赈之三百万元，全盘拿出，分配给各县，有的分到四万元，有的分到一万五千元，这真是杯水车薪，而且在我住的叶县寺庄，灾民还没有分到一分钱。
晚年张高峰
由现在到明年五月间，所谓“麦口”的时候，还有五个多月，这么长的饥饿时间，怎样叫灾胞挨过？且亦非河南自己力量所能解决。捐钱来救灾，不如直截了当运粮来，给灾民一点米汤水喝。顷闻政府拟拨平粜货款一万万元，救济豫灾，这的确是可喜的消息。
有人说河南现在已见透雨，遍地绿苗，似乎说明年（指旧历）麦子丰收无问题。这种骗人自骗的说法，我们要揭破，其实明年麦收问题最大，纵然目前不落透雨，遍地麦苗也会绿色，现在尚难得看出来收成。问题是谁来春耕？逃荒的逃走了，耕牛杀绝了，耕具当柴烧了。更聪明一点的人，应该往这些问题上想想。如何救济目前的灾民，当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逃走的灾民回来春耕，如何防止宰杀耕牛，也应该同时注意，明春的河南国防，问题也不容许忽略！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元月十七日于豫西叶县
张高峰（1918—1989），原名张之俊，天津芦台（今天津市宁河县）人。“七七事变”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抗日宣传队，1938年参加了对台儿庄战役的报道，加入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40年进入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同时兼任《大公报》通讯员。1943年初因报道豫灾，被汤恩伯罗织罪名逮捕关押。解放战争中写过许多反内战、揭露国民党腐败的新闻。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大公报》任记者，1963年在天津编辑工商史料，1978年调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编辑。
看重庆，念中原！
《大公报》社评 王芸生
1943年2月2日
昨天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地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荒灾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①[12]，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
尽管米珠薪桂①[13]，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多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现时的重庆，正为庆祝平等新约而欢欣，诚然值得欢欣，我们还应该有些戒慎恐惧之情。现时的重庆，正近旧年，虽在限价令下，而百物跳涨，鸡卖到二十五元一斤，鸡蛋二元二角一枚，猪肉照限价十四元一斤，但分量不够，且搭上烂肠子、硬骨头，划算起来，比黑市还贵。一般摩登的食品店，卖空了架子还有人买，人们宁愿今天先撂下花花绿绿的钞票明天再来拿货。尽管贵，总有人买。这情形若叫河南灾民听见，不知作何感想？
谈到限价，就这半个月来的经过情形看来，真令人思绪纷纷，不知从何说起。管理物价，本是极科学的事。行政效率若差，社会若无守法的习惯，很难望弄好。目前重庆的情形，价是限了，限高了的就合法的高了，限低了的也跟着高了，纷纭复纷纭，买者卖者，遍市廛尽是违法之人。报载总动员会议已设立军法执行监部，安得监狱千万间，尽囚黑市违法人？在限价令下，这半个月来，任何事业与个人都已受到正的或负的影响，我们所能说的仍是上月十五日实施限价之日所讲的几句话：“这次限价是一个试验，假使失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政府必然将抛弃一切温和的办法，根据国家总动员法，严厉管制一切物资的生产集中与分配。换句话说，政府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我们为什么又重复这一段话？老实说，是因为对河南灾情有感而发，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1943年2月2日，重庆《大公报》转载中央社鲁山电，称已从河南征粮170万大包（每大包为200斤），这是蒋介石政权向河南灾民口中夺粮的铁证
老年王芸生及夫人
政府对重庆，也许将宽厚到底；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欲，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欲，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如此，还可以稍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读者诸君如欲捐款赈救河南同胞，本报愿尽收转之劳。
王芸生（1901—1980），原名王德鹏，天津静海人，出身贫苦，自幼好学，曾在茶叶店、布店当学徒。1925年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主编工会的周刊，因从事反帝宣传而遭到通缉。1926年远走上海，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宣传部副部长。1928年任天津《商报》总编辑。1929年应《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邀请进《大公报》，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编辑、主笔、总编辑。1941年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和评论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1948年底进入华东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任《大公报》社长至1966年。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当选为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芸生文存》等。
张高峰被捕的前前后后
张 刃
《豫灾实录》的作者是先父张高峰，此次事件是他新闻生涯的重要转折，甚至影响了几十年。我自幼生活在《大公报》“圈”内，多次听《大公报》人谈论此事，并与父亲有过探讨，对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有所了解。我想我有责任记述下来，给后人留下一点史料。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张高峰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奉派由四川去河南采访时，年仅24岁，刚从武汉大学毕业。此前，他已是青年记者学会（今中国记协前身）成员，给多家报社投稿，其中包括重庆《新华日报》。由于他在校时从事进步活动，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毕业之后即被强迫离校。张高峰从四川到河南，出重庆不过几十公里，在青木关即遭逮捕，因为当局已将“黑名单”下达各地军防，扣押者怀疑他要去陕北“投共”，捕后又解回重庆验明《大公报》记者身份才重新放行。此事与后来有关联，是个伏笔。
从四川到河南需经陕西，路过西安时，张高峰就看到大批河南灾民蜂拥入陕，一个个鸠形鹄面，沿街乞讨。到达洛阳，已见一幅灾民图，一片呼救声，大街小巷都有饿倒的灾民和弃婴，在农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狗吃人的惨剧。记者的良知和责任感，使他把报道河南灾情，为灾民请命作为他到中原战地采访的首要任务。
从洛阳出发，到豫西、豫东及黄泛区的临汝、宝丰、叶县、西华、淮阳等地采访后，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叶县寄出通讯《饥饿的河南》。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出时，改题为《豫灾实录》。多年后，张高峰曾说不满意这一改动，“因为纯客观，平淡无力。原题反映记者报道观点明确，读者一看便知河南人民没有饭吃了，这正是我写这篇通讯的目的”。此为见仁见智，补记备查而已。
通讯与社评相继见报，《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王芸老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不足写尽任务之万一，竟如此触怒蒋介石，摘去‘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压迫舆论。”而蒋的秘书陈布雷则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严令河南征缴不得缓免。”蒋介石的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由此可见一斑。
停刊三日给《大公报》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资深《大公报》记者曹世瑛回忆，当时《大公报》日销量6万份，而战时后方只有手工制造、供应紧张的土报纸，停刊三日，“节省”了18万对开纸，与此同时，报社员工还得到三天休息。1943年2月3—5日，适逢农历腊月廿九、除夕和正月初一，平时难得进城的职工正好可以采买年货。更重要的是，重庆市民听说《大公报》被查处，都想看看报道与社评，到处去找报纸，又怕下次有事看不到，就赶到报馆营业部订阅，结果销路大增。据老《大公报》人唐炳泽回忆，停刊三日后，《大公报》发行量增至10万份。这个结果恐怕是国民党当局没有想到的。
重庆《大公报》停刊，河南当局抓人。1943年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党嫌疑”逮捕并遭刑讯。但除了在他住处搜查出几本进步书籍，并无实据。豫西警备司令部不能定夺，又押至战区司令长官总部，由当时被河南民众称为“四灾”（水、旱、蝗、汤）之一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亲自夜审。汤明确提出了豫灾报道和张高峰给重庆《新华日报》供稿的事，张高峰据实回答，但不承认自己有共产党员身份。适逢当地军方有张在武汉大学的同学供职，从中斡旋，而豫西司令部方面又与总部军法处素有矛盾，查无实据，只好放人。张高峰对汤恩伯说：“今天放人，我保证三天之内离开河南境内。”汤闻言大怒，拍案呵斥：“你这种态度就是共产党！”于是改为软禁。张高峰后来被押到临泉、界首，只能在被限制自由的条件下，向南来北往的人员了解时局，并继续向《大公报》发稿。
1944年春，日军进攻郑州、洛阳，企图打通平汉路。国民党三四十万大军仓皇应战，一触即溃。张高峰趁机脱身，西奔洛阳，找到东躲西藏的电报局，向重庆、桂林两地《大公报》发出《中原战讯》、《古都烽火》等专电，取道陕西欲返四川。在西安，冤家路窄，碰上三十一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人员，张高峰再次被捕。所幸巧遇好友严庆澍（即小说《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出面作保，才得脱身。不料，他回到重庆当晚，又被拘押，讲明身份依然不被放行，直到第二天《大公报》派人送来证明文书，张高峰总算回到了报社。
从1942年末到1944年春，张高峰出川入川，一年多时间待在河南，四遭逮捕，身心交瘁。这说明国民党当局始终把他视为“危险分子”，只不过没能查获足以将他定罪的证据，才使他屡屡脱险。为此，张高峰化名张大雷，写了《我是怎样被捕的》一文，刊登于重庆《新华日报》，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径。他没有被恐吓威胁吓倒，又写了《中原战地归来》，报道河南会战经过，披露国民党军队“官肥，兵弱，马瘦”，无力抵抗日军，只能连战连败。可惜这一“骂”未成功，稿件被新闻检查所检扣，胎死腹中。
《大公报》的“停刊事件”引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关注，他于1943年2月亲赴河南调查、采访，证实了张高峰的报道无误。与此同时，他向美军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使馆和国民党政府都作了通报，甚至亲自向蒋介石面陈。蒋口头上不承认河南灾情，却又无力反驳。事情闹大了，当局不敢得罪美国人，便拿中国人“开刀”。白修德在洛阳发稿时，经手的发报员因“泄露机密”被杀了。如此看来，张高峰虽几经逮捕，但总算逃过一劫，亦属万幸。
王芸老和先父都已作古，但他们作为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忠于事实，秉笔直书，敢为民众疾苦仗义执言的信念和风骨却是值得我们纪念和继承的。
2005年5月于北京
张刃，张高峰之子。北京《工人日报》秘书长，中国报业协会书记处书记。
张高峰关押在七十八军的一段际遇
张道梁
汤恩伯在抗战期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委员，在河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飞扬跋扈，生杀予夺，自封为“中原王”。汤恩伯军曾在1938年参加台儿庄战役，当时张高峰在台儿庄随军采访，和汤军一些高级将领有不少接触，他到河南采访，可以说地生而人熟，也获得汤恩伯的信任。只因他写的《豫灾实录》，揭了汤的疮痂，使汤恩伯恼羞成怒，将高峰逮捕，关押在漯河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警备司令李铣和高峰原很熟识，在处理上感到为难。严了对不起朋友，不闻不问又恐无法向汤恩伯交代。他想了一条“妙计”，借口漯河离前线太近、不安全为词，建议将高峰转移到离平汉路较远的方城七十八军看管。经汤恩伯批准，高峰转押于七十八军军法处看守所。
恰巧七十八军作战科长郑平在台儿庄会战时和高峰相识。郑平向军长赖汝雄托情，并保证高峰不会私逃，将高峰由看守所搬到军部参谋处，进出自由。一般将士都认为高峰是长驻军部的随军记者，除少数高级将领外，没有人了解高峰是被拘押的要犯。郑平还不时陪高峰看戏、游憩，还到不远的南阳卧龙岗，瞻仰诸葛亮的草庐。两人谈起三国人物，高峰说：“曹阿瞒说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我和他正相反，决不辜负老朋友你对我的信任。”原来郑平事先了解到有人曾劝高峰伺机逃走，为高峰所拒，他才对军部下了保证。高峰感激郑对他的礼遇，戏对郑说：“我驻贵军，乐不思蜀了。”
高峰被拘押数月，1943年8月间，《大公报》催问蒋介石要求恢复高峰的自由。蒋的侍从电告河南查询，七十八军军长赖汝雄向汤恩伯汇报说，经多次审讯和调查，没有发现张高峰有任何政治背景。赖在电话中听汤说话的口吻怒气未消，便婉转说：“张高峰的文章，虽有措词不当之处，但基本还是有事实的，老总看，这事怎么办？”汤正想找个理由下台阶，便告诉赖说：“那就把张高峰放了吧！备马把他送到大林头（三十一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我有话跟他说。”据在场的汤的侍卫副官何元邦对郑平说，从来盛气凌人的汤恩伯，这回还向高峰道了歉，要高峰勿计前嫌，希望他继续留在河南担任记者。
张高峰回到重庆，《大公报》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茶话会，对高峰发扬正气，不畏权势，在河南猛拔虎须，大胆揭露汤恩伯的倒行逆施，给予很高的评价。至此，轰动河南的“张高峰事件”就画上了句号。
高峰十分感激郑平，他给郑平寄去热情的诗篇：
我在地之北，君在天之南，忍看半壁河山，遭受日寇摧残。
君在天之南，我在地之北，誓把万恶的鬼子驱逐出中国。
年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为了抗战胜利，我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蓦地，我由座上客，沦为阶下囚，是你伸出温暖的手，使我恢复自由。
用什么话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同志的爱呀，真是万镒难求。
1979年郑平定居天津，与高峰重逢。三十多年过去了，两位老人回忆起过去的情景，感慨万分，此后，他们时相过从。
1989年张高峰去世，曾经对他伸出过援救之手的郑平亲撰挽诗：
采访随军忆昔年，波澜笔底显风烟。
曾传南口抗倭讯，屡报台庄奏凯旋。
哀鸿遍野泣中原，忍见灾黎受苦煎。
《实录》一鸣惊海内，为民请命骨铮然。
（本文节选于张道梁《正直敢言的张高峰》一文，原载于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张道梁：1919年生，宁河县（今天津市）人，曾任天津《新生晚报》代理社长、总编辑、主笔等。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美术出版社工作。张道梁与张高峰同学，为此事专门访问过郑平。郑平毕业于黄埔军校14期，参加过台儿庄、中原、随枣、豫南等会战，擅写诗词；新中国成立后，在各大报刊发表文史资料40万字。著有《沧桑诗集》。
三、灾区系列通讯与《豫灾剪影》的诞生
引 言
1943年2月初，蜚声全国、实力雄厚的重庆《大公报》因报道豫灾遭到了停刊3天的惩罚。按一般人的设想，在这种情势下，国统区必不会有第二家报纸甘冒风险了。但一般之中都有特殊，在河南南阳，有一家民营小报《前锋报》，在河南大灾期间，居然接连不断地发表过十多篇灾区系列通讯报道，以及近百篇呼吁救灾的社评和时论！尽管由于它所处的“地势”较低，没有产生像美国《时代》周刊和重庆《大公报》那样的影响，但它作为河南本省的报纸，对大灾的报道更具体深入，涉及的范围更广，报道的时间更长。它们为今人了解这场大饥荒的真相，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前锋报》社长李静之（1901—1988），原名李海晏，字静之，河南南阳地区方城人。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书本网，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较早接受了爱国民主思想。1923年考入上海国立政治大学，1928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1932年他回河南，一度步入官场，任南阳专员公署秘书长和河南省建设厅主任秘书。但他感到，办一张报纸宣传抗日救国，作用要大得多。1941年，他辞职回到家乡，筹办民营报纸。
1942年元旦，《前锋报》创刊。“前锋”二字取义于孙中山先生的“咨尔多士，为民前锋”一语，报头题字是从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请停止班师表奏》草帖上集下来的，其办报宗旨是“仗义执言，为民前锋”。它乍看与国统区其他报纸并无二致，但明眼人可以从它的通讯报道和社评中，看出它替人民说话、反对政治腐败等进步倾向。李静之具有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为了在反动势力压迫下求生存，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也不乏交往。如当时南阳驻军的最高首脑、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就公开表态赞赏支持《前锋报》，而孙连仲的态度，又与他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丁行等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前锋报》创办不久，就遇到了河南大灾的发生。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这份地方民营小报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
1942年12月，《前锋报》社收到了一篇从洛阳寄来的反映灾情的通讯，题为《无尽长的死亡线》，此文作者名叫李蕤，他在从洛阳乘火车到西安的路上，亲眼看到河南灾民抢扒火车，潮水一般向“西省”（陕西一带）流亡的惨景，情不自禁地写了这篇通讯，想为灾民呼吁。但稿子写好了，不知往哪家报纸投，就把它放到了一边。后来，他看到南阳《前锋报》上经常刊登呼吁救灾的社评，就试着把这篇通讯寄了去。
1943年2月19—20日，《前锋报》不仅连载了这篇通讯，社长李静之还亲自给李蕤写信，让他作为“特派驻洛记者”，到灾情最严重的陇海铁路沿线采访，继续写一些披露灾情的报道。
李蕤（1911—1998），原名赵悔深，出生于河南荥阳一个农民家庭。他喜爱文学，20世纪30年代初在开封河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在各大报刊副刊发表文章。1935年他参加北方“左联”。1937年抗战爆发前，他正在河南大学读书，“七七事变”后便毅然弃学，到郑州的《大刚报》应聘，当了一名战地记者。1938年春，他采访过台儿庄战役，参加了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9年他在洛阳任第一战区军报《阵中日报》的编辑，受范长江委托，担任“国新社”洛阳站站长。1940年秋，他以“共产党嫌疑”罪被三青团逮捕，经“国新社”同仁保释，刚出狱不久，还留下一个“暂准退学，随传随到”的尾巴。这时，他接到李静之的信，深知采访灾情要冒的风险。但他同时感到，这是一个为灾民呼吁的“天赐良机”，“作为一个拿笔的人，如果在这时候还畏首畏尾，不敢替人民说几句话，便比死还要痛苦”。于是，他毅然答应《前锋报》的请求，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沿着与白修德大致相同的陇海铁路沿线，踏上了采访灾区的艰苦征程。
从1943年3月25日到4月20日，李蕤从洛阳沿陇海线骑车东行，对灾情严重的偃师、巩县、汜水、广武、郑州等地进行了20多天实地采访，写了《喑哑的呼声》《走出灾民的“大聚口”》《风砂七十里》《从巩县到汜水》《惊人的“古董集”》《雨天绝粮记》《友情的巨手——记国际救济会》《“死角”的弦上》《灾村风景线》等灾区通讯，以“流萤”的化名在4月中下旬的《前锋报》上连续刊登。
同年5月初，李蕤因家事到了汝南，又报道了汝南的灾情，写了《粮仓里的骨山——汝南的灾情和大贪污案》，于1943年5月15—16日在《前锋报》上连载。《前锋报》社长李静之不仅对李蕤的灾区系列通讯有文必载，而且还将它们汇集成一册，名之为《豫灾剪影》，作者仍署名“流萤”。
李静之还为这本小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说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实相，并替国家保存几片段史料”。
据当时《前锋报》的编辑回忆，“流萤”的灾区系列通讯的发表，同样触怒了河南省的新闻检查处，他们也对《前锋报》社发出了停刊三天的命令，但报社拒未执行。也许由于《前锋报》所在的南阳属于宛西自治政权，也许由于李静之与上层的关系，也许由于《前锋报》没有重庆《大公报》那样的影响……总之，《前锋报》最终没有遭到惩处，李蕤也没有因此招祸。
几十年过去了，《豫灾剪影》一书似乎已经被人遗忘。直到1984年，曾在《前锋报》社工作过、当时任《河南文史资料》主编的袁蓬写信给李蕤，提出重印《豫灾剪影》。李蕤在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逃过“文革”抄家而仅存的一本，于是《豫灾剪影》重见天日。根据作者的意愿，此书改名为《无尽长的死亡线——1942年豫灾剪影》，发表在《河南文史资料》1985年第13期上。
近年来，编者在1943年5月5—6日的《前锋报》上，意外地发现了一篇“流萤”所写的、未收入《豫灾剪影》的通讯报道，题为《郑州救灾运动的春潮》。从这篇通讯的内容看，是李蕤1943年4月中旬在郑州采访时所写。当时白修德已见过蒋介石，国民政府已开始着力于救灾，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流萤”的灾区通讯，都是替灾民呼吁，针砭现实的，而在这篇里，他却写了第一专区王专员和警备司令部彭司令对救灾的积极态度。尽管作为北方“左联”与“国新社”成员，李蕤对国民政府多有批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将此篇收入《豫灾剪影》），但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能够忠于客观事实，如实地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而如今，它却让读者看到更多、更丰富的历史真实。
重重灾难下的豫北
本报记者 孙良田
《前锋报》1943年3月2日
豫北各县的灾胞，不少越过了太行山，扶老携幼，爬过了秦岭，向西逃去，但也有不少人渡过黄河，向祖国的后方逃来。下面是他们痛苦的记述，是血，是泪，这些血泪交织的事实，总该使我们有所警惕！
“我们从敌区逃出来，却没有料到这里也是灾荒！我们只风闻说这里的秋不好，豫北沿着平汉线纵宽百十里的区域内，从前年的秋天起，一直到今天，没有到过三成收。去年一点麦旱了，去年的秋干了，最了不得的是去年一直没有一场雨，麦也没种上，正月初我们来时，预备动身而且在路上的时候，却落了一场大雪！雪没赶上冻麦子，却把我们从家里冻出来了！
“老乡啊！敌人从开仗的第二年这时候占了大部分地方时，家里可就变了样子了。城头悬着日本旗，矮矮的小日本站在城门外面，老海，大烟，妓女随着日本人一块到。但这些却还是表面上的变化！有钱的，念书的，都跑到这里，家乡成了个寂寞的空城，有些人也难免想到眼前的灾难是老天的主意，只有乖乖的做老百姓，也有些人把希望放到将来，牢守着那一份家业等着，想着有人会赶跑小日本的，有时也想动一动，但又怕死，心是一颗热烈的心，身子却是河里的浮草，随波逐流！大难不逼到头上，谁又有决心干出一番事业？就拿我们这次逃难来说吧，不是老家一粒粮食不剩，敌人又逼得紧，还真不肯抛井离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