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他们说，专吃这东西的人，拉不下大便，日子久了，便肚皮膨胀，脸皮浮肿。但他们好像谁也不管这些，因为他们捱过一天是一天呀！
灾区通讯之五
惊人的“古董集”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15日
（一）悲惨的“繁荣”
在洛阳的时候，我曾惊叹过那里“东北运动场”野集市的畸形繁荣。但越往东行，越发现洛阳的野集市只不过是大巫中的小巫。偃师、巩县、汜水、荥阳，几乎各个小县都有，同时，任何地方，它的规模都较洛阳的为大。
据我一路所见的，规模的宏大、货物的杂乱，首推汜水的野集市。现在姑且让我拿汜水的“古董集”作个代表，向大家介绍一下。
汜水的“古董集”，坐落在城东北隅的一个空地上。在平时，这是个人迹罕至的去处，除了存放一些垃圾。但现在，一转过小巷，立刻使人眼睛发花，那些肩摩肩坐着的摊贩，踵接踵的买主和游人，熙来攘往，人头密排成一片海波。到底有多少卖主，有多少摊子，谁也难以统计。空场上，麦田里，垃圾堆旁，随处都是交易所，如果约略计算，数目至少也有几千家。加上游人和买主，人数可以万计。汜水一共才十几万人口，这里便集中了这么大一个数目。每天，从太阳露头到太阳下山，这里的喧声一直如同海潮，把大街上的正规商店也压得无光无色。
（二）物价和米价
在古董集上，我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想，如果把整个大地像箱子一样提起来，然后口向下翻个个儿，恐怕也只能倒出和现在这个古董集一样多一样全的东西。
是的，这市场里实在太全了，除了太摩登的装饰品不大多见之外，简直可以说这一片是河南的“先施公司”，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记得年幼的时候，曾做过一种智力测验的游戏，在桌面上放置许多东西，看后默写，用这来测验一个人的记忆力。这市场上的东西，我想即令请任何一个过目不忘的神童，也难默写出百分之一来。因为这不知是几千家几百年的积存，一下子全倒出来的。
从服饰上说，有大清皇帝赏的红缨帽，上面还插着翎毛，也有烫得整整齐齐的西装，有金线绣成的“凤冠霞帔”，也有薄得透肉的旗袍，有几尺宽袖子的，也有一寸长袖子的……总之，以季节论，有单有夹有棉；以时代论，有几百年前的，也有刚从身上脱下的，式样、新旧，更百无一同。不过最多的是女人的衣服，尤其多的是早已过时的嫁妆衣，有些还镶着三寸宽的辫子，有些还缀着每颗足有半两重的铜纽扣……这些东西，在平常，都是终年压箱子底的，每一年只是拿出来晒一晒便又装进去的，现在却都拖了出来。
货物卖出的价钱，低廉得实在令人吃惊，一个五尺长的男人夏布大衫，卖一百五十元，这是当地半市斗米的价钱；一个又宽又大的女人洋布衫，卖五十块钱，是当地一市升多米的价钱，不够一个人一天的饱饭。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卖掉三个有颜色的绸子袄，统共得到一百五十元钞票；一个女人卖掉了她陪嫁的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大柜，统共得一百四十元。没卖之前，她眼巴巴地希望顾主，但卖去之后，却流起眼泪，因为这仅有的最后的财富，只够她的四五个孩子吃一天米粥。
许多“书香之家”的人，因为子孙没有做奸商的本领，这年景也敲碎了他们残破的门墙。书在古董集上，也是重要的货物之一种。我曾看见一个人以十五块钱买走一个老太婆的三十二册《文献通考》，一个人以八十元的代价买走了一部三册的丙种《辞源》。至于那些残书古画，更便宜得令人吃惊，常常有三五元便购得一个名人的手笔。一幅刘墉①[19]的字，有人以十五元买得，他的字买不够一斤馒头钱，这绝不会是刘墉活着的时候能想得到的。
（三）最小的“资本”
那些卖主们，十个有九个是家里锅中没有米下，有许多都是从清晨到中午还没有吃一点东西。面前放着花花绿绿的嫁时衣服，而身边却放着苲草和榆皮面馍，肚子饿得咕碌碌响。熙来攘往的人，多是把货物翻上翻下，然后放下走开了，因为此时此刻，除了游人和贩子之外，再没有一个为“用”而买的人，游人只是白相，而贩子们则恨不能用一个钱把所有的东西买去。
等了半天，热得满脸油汗，一头尘埃，刚卖掉一点东西换点吃的，一不小心，手里的食品便会被“老鹰”抓去，只剩下两只空手。
有些最小的卖主，脸前摆着几个生锈的钉、几个破碗、一双破鞋、一根牛绳……很显然，这是破产的农民在把土地、耕牛、农具、杂物统统卖光之后仅余的点“财产”。这些东西即令依照他们的索价一文不还价，顶多也换不了一升小米。但越是这样的货物，越是谁也不肯购买，不仅没人买，甚至连正眼看看的人也没有。然而他们却规规矩矩地为这一点东西在集上坐几天。
我见到一对老夫妇，老头已经须眉皆白，老婆儿也老得只剩几根头发，他们在集市的末端坐着，脸前摆着床满是油腻的被子，一个磨得明光的弹花锤，和一根光亮的锄柄，此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们好像不懂事的小孩一样，只是哭着哭着，连买主也不知道照顾一下。有人问被子卖多少钱，老婆儿一边哭着一边说“一百块”，问弹花锤多少钱，她也说“一百块”，问锄柄的价，也说“一百块”，应酬似地回答完，便又正正经经地哭起来。四围的人，都报以惨笑。很显然，这一对老夫妇一点也没有市场上的知识，他们只知道一百块钱才能买到够一天吃的米，只知道对那些被他们磨得光滑如脂的弹花捶和锄柄像亲儿子一样地舍不得。但是谁都是连价也不还便掉头而去，因为他们这些东西统共也不值五十块钱，而需要这些东西的人们，此刻都正在卖这些东西。他们究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卖去，谁也难知道。
四月三日于荥阳
灾区通讯之六
雨天绝粮记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16日
（一）凄惨的乡村
现在让我浪费一点笔墨，写一写我的故乡。因为这里多山，属于丘陵地带，土质瘠薄，一向是汜水最容易受旱灾的地方。它是汜水乡村的一个细胞，它代表汜水乡村一般的情况。而同时，我的家，便不折不扣是一个灾民的家庭。
虽然已经到了暮春三月，但乡村的萧条冷落，却如同秋天。从这村到那村，几里地逢不到一个行人，一进村落，立即映上眼帘的是剥光皮的榆树。村里没有鸡啼、没有犬吠，广场上也再看不见一个牛羊牲畜。大门上，一家，两家，三家……家家挂着锁，有的用土坯封住，也有些敞开的，但大半连门也没有，因为里面没有一点怕人偷的东西，所以把门也劈劈当柴卖掉了。
平常回来，一进村头，便会逢到许多诚朴而温和的脸，听到许多单纯而真挚的寒暄，接着便是成群的弟弟妹妹，笑声哗然，从远处跑来。但今天，从东街走到西街，没逢到一个人，他们不知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走到家门口，门上也反挂着一把锁。我明知道老家的人并没有逃尽，想着他们也许是进城去了。这时逢到一个邻人，他说：“你尽管拍门好了，里面有人。”原来他们没有力量应付那些如狼似虎的讨债人，托人把他们锁在里面。
敲了半天门，婶母从门缝里望见是我回来了，才把钥匙从门洞里递出来，让我把锁着的大门开开。
相见之下，对着那骨瘦如柴的弟弟、面色浮肿的婶母，我简直不敢正视。一进院里，立刻看到摊在地上的树皮，晒在筐里的杨嘟穗①[20]，挂在绳上的苲草。没有安慰，也没有诉说，我只有低头移视远处，他们只知道无声的啜泣。
“饭”熟了，天知道那是些什么食料，榆皮面、秕谷糠面、去年晒干的豆叶、新掘来的金针根。我试尝了几口，实在不能下咽。这时候才听到婶母幽幽地诉说，他们曾经有八天没有见过粮食籽，全靠着草根树叶过活。
邻人们听到我从远处回来，都来看望。有的是一见面便先流泪，有的是谈着谈着忽然哽咽不能成声。一张瘦脸去了，又来的仍是一张瘦脸，一双泪眼送出大门，又一双泪眼从门口进来。怎么办呢？我只有叹气。
我实在没有勇气正视他们的脸色和眼睛，好像我有什么亏欠他们似的。
（二）饥肠苦雨天
回乡的时候，我原计划着只有一天的停留，想到老家未必有吃的，就携回了几斤馒头，预计除了自己可以果腹之外，也能拿出一些分给饥饿的亲人们。谁知，当天下午，东北风骤然越吹越紧，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第二天，家里便发生了粮荒。雨仍是不停，乡村离市镇太远，没有入市购买的可能，只有在乡村借或买。这年景，借是根本借不来的，只有想法子买。但是，买的时候又怕别人误以为赊欠，嘱咐弟弟向人买米的时候，把现钱举在手里。但是，几个钟头过去了，弟弟淋得满身是水，还跌了一身污泥，米却仍然没有买来。许多家没有米确实是真的，他们常常十天八天根本不见粮食，吃的是谷糠。几家比较殷实的富户，为了不落富名，也说他没有粮食。
时间延捱着，肠胃开始捣乱起来，愈来愈不好对付。于是我想汉刘邦被困于彭城七日不食，想孔子在陈绝粮，想甘地的自动绝食二十一天……但这都是一瞬间的欺骗。小箱子里原曾也携带了些“精神食粮”，这时也丝毫没有了展读的兴趣。
天快黑的时候，才由一个近邻的努力，从三里外买到十三个鸡蛋大小的馒头，代价是五十二元。除了酬谢这位采购的朋友以外，加上野菜秕糠放在一起煮了煮，三张口暂时算应付了过去，只希望第二天太阳出来，我便可以开始赶路，跳出饥饿和死亡圈，但我在同一瞬间，又意识到有几千百家几千万人的等待和希望却还须两个月以后（麦收季节的到来），而有的人，田地卖光了，即使盼到麦收，又该如何呢？想到这些，真令人不寒而栗。
天黑了，凄风苦雨，难以入梦。我决定坐一个长夜，把乡村的情景勾画出一个轮廓。但家里没油，几个月来没吃过油也没燃过油灯。往邻家借或者买，也没有效果。整个村庄，谁也没吃过油没点过灯。无可奈何，只好枯坐一阵，摸黑睡下。我一方面后悔没有带些蜡烛来乡，一方面体味到不来灾区亲见耳闻身受的人，单凭脑子，无论如何也难想象到灾民的实际情形，而且也许认为这些记载都是“夸大”。
（三）枕头也吃掉了
第二天仍然落着雨。我正为当天的粮荒而苦闷的时候，一个人蓬头垢面，踏雨进来，一见到我便扑通跪到地下。这个人按平常乡间的称呼，还是个长辈，吓得我搀扶不迭。他一直不起来，唏嘘着说他爹有病，已经饿了两三天；他的五亩地卖了四亩，剩下一亩因为人家说上头有告示将来闪过年景准赎，所以谁也不肯再买。他卖尽了家具、衣服、农具，还是没有办法。今早准备从房上拆下几根椽子到集上卖，因为下雨，又没去成，希望我无论如何能救救他……没有办法，我找给他几十块钱，我知道那还不够买一升米，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他似乎很满足，说了许多承情的话去了。
随后便又进来了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婆。我一看，是村头的来旺婶，她一进门，便哭得涕泪交流。她是这村里心肠顶好的一个人，因为孙孙饿死，儿子便把女人卖掉，把钱给她留在家里，在年前逃荒去了。她说她八九天没有吃粮食，从前总是跟着人家往黄河滩上挖掘蔺草根，这两天下雨没去，什么都没下肚。今天早上因为饿得实在难耐，想起儿媳卖走之后，还留有一个破枕头，里面装是的秕谷糠，便把枕头拆开，弄了点“谷脑”磨了磨，吃了以后，立刻又泻又吐……说完，还是哭泣。
空话无用，只好又把手伸进口袋。但她还没走便又进来一双泪眼。
这是一个亲戚，她已经卖完了田地、房子、家具和四十年前的嫁妆，她的儿子已死，三个孙孙已饿死两个……
泪眼，泪眼，饥饿，饥饿……都是今天、此刻便没有东西吃，而且已经几天没有东西吃，没有一个不是迫切地等待着救。他们觉得我穿着制服，是在外面“混事”的人，一定不是有钱便是有办法。他们哪里知道，我只是个穷记者，手里只有一支并不自由的笔，和一颗不值一文的“同情心”而已。
（四）微笑的胖子
在这饥饿的手丛中，泪眼的核心里，却坐着一个微笑着的胖子：囤粮食的富户和高利贷剥削者。
米的价钱，当时是三百三十元一市斗，而土地的价钱是二百块钱一亩。农人们卖一亩地，换十几斤粮食。而这些巨商富贾，拿出十几斤粮食，麦收后换到的是一百多斤的收成，而且白赚了土地所有权。
这真是一本万利的最好的买卖。
有的是借贷实物，譬如，春荒期间借一斗豆子，到麦熟时候还两斗小麦或三斗小麦。有的是借钱，一百块钱每天四块钱的利息。
最普通的利息，是一百块钱麦收后缴一斗八升稞租。如果贫人现在借五百块法币，按现价可以购粮一斗半多一点，麦天便要付九斗的利息，本钱还不在其内。九斗麦以现价计算，便需二千五百元钱左右（每市斗二百七十元），五百块钱借三个月，出二千五百元的利息，这是一个何等骇人听闻的利率！但在今天的农村，却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
灾荒，灾荒！灾荒的时候多延长一天，穷人便失去更多的田地、什物、性命，而那些富而不仁的人们，则恰好相反，灾荒的时间越长，情景越重，他们就越能更多地、更廉价地把穷人的一切转到他们的手里。
我离开乡村时，第一行政区专员区署正雷厉风行的查封大户的存粮，积极展开分保自救的工作，王专员更躬亲往各县视察。这种行政义举，实在是灾民的福音。政府是民众的保障，官吏是民众的父母。把“灾荒财”从土豪劣绅的腹中挖出来救济民众，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
灾区通讯之七
友情的巨手
——记郑州国际救济会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17日
在彭赍光司令处正谈关于郑州的灾情和救灾、物价和限价等问题的时候，从门外进来两位匆忙的来客，一胖一瘦，一老一少。老的较胖的是外国人，少的较瘦的是中国人，他们脸上都挂着汗珠，一进来，便直截了当地和彭司令说：“我们的谈话很快，只要两分钟便可以谈完。”
随后他们便紧张地“谈判”起来。那个年纪老的外国人，是樊神父，年纪轻的是吴惠民先生，他们统统是为国际救济会的难童学校而来的。他们那里有七百多个灾童，因为要断炊，听到有人说彭司令这边存有封存富户的囤粮，希望彭司令能在短时间内借给他们一点。
彭司令是个年轻而热情的少年将领，虽然诉说了这些存粮在他们的粥厂也正急需，但即刻便慷慨答应。樊神父非常高兴，立刻伸出道谢的手来。
郑州的救灾工作，现在虽然大规模地展开，但入手最早、成绩也最好的，仍是国际救济会。当时我便和吴校长约定下午去访问他们，看看他们的学校，同时也了解他们救济工作的全轮廓。
（一）四千人的粥厂
他们已经办起的，现有四个粥厂，容四千人；一个难童学校，男女生共八百人；另外有两个收容所，有一千零八十人。统计起来，共计五千八百八十人靠着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不死。除了郑州的乡村，单以郑州市来看，收容的人数在全市实在占很大的比例。
在过去，国际救济会便存在，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救济从沦陷区过来的难民。到去年七月，秋苗一棵棵枯死，旱灾已呈，国际救济会便开始收罗流浪的灾民和无依无靠的孩子。那时收容的名额是一千名，每月需用款六十万元。到九月，灾象更严重，他们于是呈准总会将救济费扩增为一百四十万元，创立四个粥厂，南关一个，杜村一个，豫中打包厂一个，荥阳郑州之间的三官庙也有一个，统共收容四千人。另外，请救济总会拨来巨款，分配给郑州、广武、荥阳、汜水、尉氏、洧川、新郑、中牟、密县。
这四个粥厂的四千人，过去都是发粥。二月以后，因为奸商的操纵，以及各地限价不彻底的影响，粮价陡然高涨起来。当时每日按半斤口粮计算。每天每人改发给两元五角，每日须一万元，每月须三十万元。到了四月份，粮食的价钱又高了起来，救济会又从每人每日两元五角改为每天五元，这样就是每天两万元，每月六十万元。
发出的办法，是每十天发一次，每一次发给五十元。但是郑州的米价，已经卖到二百五十元一斗，面每斤售价二十五元，一个人一天五块钱，实际上是不够灾民吃的。但是由于救济会的经费有限，而粮食高涨的速率无穷，他们也爱莫能助。有人建议他们把救济的人数去掉一半，让一半的人能够吃饱。但他们不忍心这样做，因为四千人都是一般一样的人，谁应该活着谁应该死掉呢？
他们有两个收容所，一个在福寿街，容九百多人，另一个容一百八十人。每人每天发给一斤麦的糊涂①[21]，每餐每人半斤，一天可得两餐。我曾到一个收容所去参观，正赶着他们刚吃罢饭，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太婆，都恭敬地站起来行礼，他们都非常满意今日受到的待遇。所可惜的是人数有限制，不能收尽街上所有的苦难的人们。我出去的时候，许多老人妇女牵衣哀求，想请我把他们荐进墙里面去。但人家经费有一定，即令再热情，又有什么办法收容尽这些可怜的人呢？
（二）“幸福圈”的内面和外面
他们的难童学校，坐落在二马路。里面收容的男女学生，共七百多人，算上教职员工，共八百七十人。
这些孩子们，有的是从黄河东逃来的，有的是从黄河北逃来的，也有的是郑、广、荥、汜一带的穷家孩子，也有的是郑州市上的乞儿，他们都是受尽了饥寒，受尽了流离的痛苦，但比起其他小朋友，他们真算幸运，因为他们被收进了能生存的墙内。
这七八百人，他们都没有了家，而且三分之二都没有了爹娘。据吴校长惠民说，在冬令之前，这些孩子们大半是有爹娘的。但经过长冬，他们的爹娘冻死饿死的一天多似一天，每天每天，都有小孩子哭着要求救济会施舍给他们的父母棺材。
许多衣衫褴褛的人，在门口张望，因为那里面有他们的欢蹦活跳的孩子，但他们却空着肚子，吐着黄水，有的上午还在门口张望，下午便死掉了。
国际救济会收容这一批孩子，原来仅仅只是出于慈善，把饭送到他们嘴里，让他们不死便认为已足，不预备给他们什么教育。经过吴校长据理力争，现在他们都受着教育，不仅有机会认识字，而且还知道爱国家、爱民族的道理。
我去参观的时候，孩子们都是精神饱满、生龙活虎的，但一讲到他们的父母，他们又禁不住唏嘘起来。我给他们说，如果没有日本人欺侮我们，封锁了海口，切断了铁路的交通，他们的父母是不会饿死的。他们听着，眼睛里放出仇恨的光，紧紧地握起了拳头。
他们有个生产部，织袜子、纺纱、织帆布。我想到国家如果能大规模地设立工厂，悉数收容所有的灾民去为国家义务劳动，这对国家是多么大的贡献啊！但现在却看着他们绝望无助地饿瘦饿死。
离开学校出来的时候，有两个女孩子，一个十多岁，一个八九岁，拉着我的衣裳哭，哀求收她们进去。另外有四五个灾民，也跪下请我给他们写条子往粥厂送。我不敢看他们希望的眼神，只好给他们一些小小的施与。这墙里面是个生的圈子，可惜太小了，不，可惜墙外的人太多了。
（三）“直接送入灾民口中”
除了樊神父是意大利人以外，委员们差不多都是英美籍的盟友。美籍的有牧师谢可法，牧师索俄西，还有卓教师和吴教师，他们一天到晚为灾民和难民们劳碌着，奔走着，不遗余力地抢救死亡区中的难民。
除了郑州市以外，第一专员区灾重的八县，都有他们的接济。郑州、广武、荥阳、汜水、密县、中牟、尉氏、新郑，统共有四十万的救济金。分配的情况是郑州十万、广武九万、荥阳三万、汜水三万，中牟、新郑各两万，尉氏三万。
除此之外，另发麦种款十八万，公教医院三万、灾民诊疗所三万。总计起来，连粥厂、收容所、难童学校，每月开支二百四十多万，但负会计责任的人，只是年逾七旬的谢可法老牧师一人，他的口号是：救灾要“直接送入难民口中”，决不主张发放的过程手续繁复，拿这个钱开支到发放的过程上，尤其害怕沉淀到经手人手里。一个人一个月经手两百多万的开支，这是如何可惊的事！按中国的习惯，这庞大的开支不知得多少人经手呢。
国际救济会原来只有郑州这一个地方有，所以英美援华会的救济，分给河南的都汇寄郑州。他们原计划着在麦熟两月前扩大救济，以五百万的巨款，收容五万人。但，王普霖牧师来河南视察的时候，洛阳、许昌、漯河各处纷纷请求援助，于是他决定把国际救济会救济金的一半分给其他各处，让郑州分一半。这种用心，原来是为了更多地救济河南的难胞，但却引起了郑州几位牧师的不满，他们对王牧师说：“有人说你是灾民的福星，依我们看你是郑州灾民的祸星”。“你为什么分出郑州的灾款，觉得灾情轻么？要人证要物证？如果想看死尸，今晚一夜就可以给你抬到一千。”说得王普霖老牧师也觉得非常难受，说：“我是凭着良心做事的，这里惨，所以你们独分一半，其他各处统共才分一半，他们也一样地惨啊！”
用的是友邦的钱，救的是我们的人。他们不仅不辞烦劳，而且还那么认真地竞争着。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尤其是负有人民生命责任的人，是应该知所惭愧，知所感奋的。
四月十日于郑州
灾区通讯之八
“死角”的弦上①[22]
——郑州灾情一瞥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21日
（一）各处灾民的总汇
郑州，过去是陇海路、平汉路两条大动脉的核心，从车站一直到城区，灯火彻夜，车水马龙，多少人在这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同时也有多少穷人依靠这繁荣的剩余维持生活。但自从敌人侵入新乡，占了开封，陷了信阳，这两条大动脉被隔断之后，郑州便一落千丈地萧条起来。尤其是到三十年（1941年）一度沦陷之后，市面上被敌人洗劫一空，各商店纷纷关门闭户，冷落的情况，连外地的小县城也不如。去年，第一行政区专员公署又南移新郑，郑州便不仅失去经济中心的价值，同时也再不是政治中心，它不折不扣地成为一个废墟，一个“死角”的弦。
这城市以往的繁荣，并不单是郑县给它哺养成的。解除了“全国交通枢纽”给予它的武装，它和汜水、广武、荥阳一样，是个地瘠民贫的县份。去年荒旱，麦秋颗粒不收，据郑县鲁县长的报告，去年收入的粮食只够全县人口一个月的消费。所以这十几万人，很快地便受到死亡的威胁。同时，因为郑州是抗日最前线，在沦陷区的民众，因为受不了敌伪的虐待，同时还记忆着郑州市往昔的繁华，纷纷出生入死地从敌区逃来，向这死角汇流。于是，灾民的人数日益加多，日益扩大。
（二）死在“国际救济会”门前
关于郑州的灾情如何严重，我想谁也没有详实的统计。据郑县县政府的调查：“上年二麦的收获仅够全县人口一个月的生活（应负担之征购及县级公粮尚未除外），秋苗干枯，颗粒无收，市区的商店，由一千二百家减至二百七十家，全县人口，由二十万减至十五万……”这便是说郑州有五万人口脱落了户籍统计，除了一部分是逃到外省，其余的便是离开了人间。
剩余这十五万人口，命运又如何呢？据郑县县政府统计：“就现有之人口中，除充足之十五户，自足之二十七户，及不足之三千八百九十三户外，计有非赈不活之灾黎四万九千余人……”
在四月份以前，我们可以说除了“国际救济会”的四个可以吃半饱的粥厂、一个难童学校以外，救灾工作根本没有开展，只有散发馍票之类的零星布施。所以那时的郑州，“随处可以见到那些干骨组成的乞丐，有的躺在地上，有的蹲在墙角里，有的倚在高门楼下，有的强抖精神，跟着行人叫哭……两星期中，饿死一千七百多口。”（见照心：《愈趋严重的河南灾荒》）①[23]
我来到郑州的时候，在气候上说已经到了春天，在救济方面说，已经添了十几个救济单位，但是随处还都看到奄奄垂毙的孩子和僵在残砖断瓦之中的尸身。
在国际救济会的难童学校里，外国的老牧师对我说，这里的七八百难童，原来还大半都有父母，经过冬天，三分之二都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他说，在年关前后落雪的几天，他们躬亲调查的结果，有一天便发现一百八十三具尸身。一天中便发现一百八十三具尸身，这是如何可怕的数字啊！
我去参观的那一天，在国际救济会不远的空地上，躺着一具死尸，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一只胳膊已被狗吃掉，尸体血肉模糊地暴露着。难童学校的吴校长对我说：“那边的空屋里还有个老头子，另外，那边防空壕里还有个十几岁孩子的尸身，两天了，还没有人埋……从前，看到这些尸体很不忍心，都是我请求国际救济会派人抬去掩埋。谁知从此以后，清早一开门，门口的死尸比头天还多。他们知道这里肯埋，便把死尸搬到这里，这还得了？我也不敢多管了。昨天发现这两具死尸，给县政府打了电话，今天还在这里。”
我昨天只见到还剩一丝气的人眼巴巴地望着救济会粥厂的门墙，希望能够进去，但谁会料想到连死后的尸身还要躺在国际救济会的门口等待掩埋呢？
有一个人对我说：“国际救济会在郑州，固然救了不少的人，但也因为他们，多死了许多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收的人数控制得太严苛，说收四千人，连四千零一个也不收。可是，四方的灾民听说郑州有粥厂，都成群结队地往郑州跑。来到这里进不去，都饿死在国际救济会门口了。”
听了这些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们是四万万人口的大国，我们有自己的政府，救人民于水火使之不死，本来是最起码的责任。而我们却无力做到，使外国人的布施成了高不可攀的德泽，使人家感到善门难开的苦恼，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不感到羞愧呢。
（三）地狱般的夜市
郑州在没有沦陷、没有旱灾之前，还有相当的繁荣，商店有一千七百多家。但现在，鼎鼎大名的大同路、德华街、福寿街，都成了荒场。冷冷清清的长街，有时候走半天遇不到一个行人。高大的市房，有的用砖把门实封着，有的任它敞着，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有的被敌机炸得东倒西歪，有的被灾民拆去了梁柱。好多门额上还有没剥落的招牌，但实际上已成了任人便溺的地方。全市开门的商店，不及二百家。
这里没有房主抬高房租的问题发生。我看过几个朋友，他们虽则不是高级公务人员，但住房却都几进几出，非常宽敞。因为达官贵人、巨商富贾们，都担心这个死角随时会沦陷，早已逃移到另外的都市了。
这里的电灯早已没有了，同时，因为菜油每斤也要二十六七元，所以一到黄昏，全市灯火全无，一片漆黑，行人断绝，除了听到街角或空屋中有灾民的哭声外，什么也听不到看不到，简直像在地狱里巡行。
从前，郑州有五千人力车夫领登记牌照，铁路中断后，也还有三十五百人。现在，郑州几乎找不到人力车。我问一个警察局的负责人，他说，市面上兜座的人力车，总共只有二十三辆，同时，坐车反比徒步走还慢，因为每个车夫都饿得走不动了。
（四）粮市以外的“粮市”
这里的粮食，大半是依靠山西、陕西一带辗转运输而来的。因为这里离粮源最远，脚力最大，所以粮食比任何地方都更缺，价钱比任何地方都更贵。
一袋面粉，索价是一千二百元，如果有熟人可托，有小钞可拿，也许一千元可以买到。麦子每市斗三百元，高粱面每斤二十五元。自然，我这报道明知是“刻舟求剑”，等到这通讯印成铅字的时候，价格不知道又提升到什么程度了。
限价实施的时候，当局曾经严格地和商人们斗了一场气。枪毙了一个黑市卖粮的商人禹孟贤。但不久市面却买不到粮食，压迫得人命仍由他们左右。
实际上，粮价的涨落，已经和百分之七十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了。三百多块钱买一市斗粮食，灾民们谁有这力量呢？他们的食粮有另外的市场。
别处的榆皮面，在集市上仿佛不是主力，而在郑州却占着绝大的优势，随处可以见到把铁鏊子支到街边烙榆皮饼的摊贩，讲究的还把饼里包上枣泥馅子，这是上等的灾民食品。另外，韭菜根、蔺草根、花生壳、枣核、甘蔗皮、柿蒂、红薯秧……也都罗列着，这些东西，当然也是备价才能得到的。红薯秧每斤便要十元，所以这些东西仍是中间层灾民的食品，只有两只瘦手的人仍然无缘问津。
长春路上，每天麇集着许多从四乡来的农民，他们携着衣服、被褥、箱笼、镰锄犁耙，刚从爹娘孩子身上脱下的衣服，墙上拔下来的铁钉，嘶哑地喊着：“卖哩卖哩，还价钱就卖！”他们希望着能卖掉这最后的“财富”，买些榆皮面草根之类回去延续一家人一天的生命。
富而不仁的人们，他们的手是各处都要伸到的，除了操纵粮食之外，还操纵榆皮。郑州已经有这样的事，一个人以数千元的投资，买尽方圆几十里地的榆树，结果，不仅净赚了木材，仅仅榆皮面都赚了许多钱。有钱的人，真是“万方逢源”啊！
（五）恐怖的影子
和一个朋友在市郊巡行，没有二里地的光景，便发现四个死尸，有一个年老的人，大约是才昏厥不久，四肢还会动弹，但身上却已经被人剥得一丝不挂了。
“这都是另外的灾民们干的。”朋友对我说，“这还不算惨，在隆冬那些时，吃人肉的事是常常有的。下午倒个死尸，夜里便会少一只大腿或臂膀。被枪毙的罪犯，如果当时没有人去收尸，第二天便被肢解了。”
“去年冬天，落雪天气，县政府逮捕了一个杀人犯。主犯是个老太婆，她住在东陈庄，她的丈夫叫马永道。他们因为饿得太狠，把亲生女儿香菊煮吃了。老头吃了女儿虽然换了一饱，但最后还是饿死。老太婆临被捕的时候，身上还搜出人肉一包……”
“现在是春天了，如果在十一月、十二月，你走这么远的路，不知要逢到多少饿死的人哩！”
从前郑州市面盛于一种“肉冻”之类的食品，据经过光绪三年大灾荒的老人说，那滋味他们尝得出里面的“异味”，后来政府便下令禁止这种东西上市。但据识者谈：那些马路边风尘中的饺子摊上，以及流动的“大锅菜”挑子上，确有人常吃出带肉的指甲……
晚上，披读郑州三青团分团部在各处的调查，悬梁的，投井的，服毒的，摔死孩子的，全家饿死的，一个人名连着一个，一页接着一页。从前，看到一个人的惨死会半天不能自释，现在却看到成千成百的垂死的面影，这些死者似乎就在我的脸前躺着，使我不敢再一个个念他们的名字。
古书载“人自相食”、“易子而食”的事，我们读着的时候，常为之毛骨悚然，不意我们今天却目睹了“亲子相食”的事。这真是惨绝人寰，不应出现在二十世纪的惨剧。
灾区通讯之九
灾村风景线①[24]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4月
（一） 夜半树梢上的黑影
春到了人间了，瘦干的土地上，又钻出了草的青芽，折秃了顶的树干上，又发出了稀疏的小叶。
从汜水到荥阳，从郑州到广武，在千千万万的村落中，山崖上，深涧里，陌头和阡边，都有饿得皮包骨的人，提着破篮子，拿着镰刀或系着钩子的长竿，在四处寻觅，捕捉能够救命的东西。
榆钱，那是“山珍海味”。去年秋天已经攀折苦了的树刚刚发出一些猫耳朵，立刻又被人攀掉。柳叶、杨叶、杏叶、李叶、栀叶……都是人们猎取的资料。每一株树上，都找不到春色的痕迹。
地上的小草，在平日，只有很少几种可以下锅。但在今年，连那有怪味的“米蒿子”、含苦味的“麦石榴”、牛都不肯尝的“野菊花”，甚至人人知道有毒的“猫儿眼”……都一钻出土便被挖去。他们更从几尺深的土层里，掘出蔺草根、茅草根、黄花菜根、芦苇根……
按季节计算，农历四月大麦会黄穗，人们多么盼望四月啊！但是农村里的大麦田，十块地有九块的麦苗被挖去，它们在两个月以前已经被人吞下肚里了。
豌豆的苗、扁豆的苗，带着将要开花的骨朵，一筐筐陈列在街市上。它们是一个月后便会结出豆子的，但饥饿的人们却偷偷地铲掉它们。农人们为了怕别人白白偷掉，也只好咽着泪把整亩的苗全铲下来，以青草的价钱卖出去。
村梢忽然一阵吵骂声，不用问，便知道是谁暗暗地采了谁家树上一把榆叶。一把榆叶的主人会骂对方是“吃死”，“吃了喉咙里长疔疮”。而那个被骂的人，却躲在屋里，装成什么也没有听见。
有一天夜里，西风吹得非常凶，把月色都吹得昏茫茫的。夜半起来解手，看到大门外的大榆树梢头，挂着一团黑色的影子，在树梢上随着狂风摇摆。厉声恫吓，才知道树上是一个小孩，他姓田，爹爹逃荒到外省去了，妈妈病在床上，他没有办法，半夜冒着大风爬上几丈高的大树来偷一把树叶。他才十一岁，瘦得皮包骨头，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爬上这样高的大树的。
（二） 柿饼的“红运”
故乡有一种果子树，春时开花，深秋果熟，摘下后果子还是苦涩不堪，必须削掉皮，在风里吹一个多月，才没有涩味。
这种果子树叫柿树，晒成的果子叫柿饼。这东西相当甜，但腻得很，不容易消化。身体不强壮的人，只能尝几个，如果多吃，便容易肚子疼。在故乡，这是比红薯更居于次位的辅佐食品，是最不值钱的。
但今年它却走了“红运”。
邻居马大婶，因为没法过日子，便用三十元的本钱贩卖柿子，用十一元一斤买进来，十二元一斤卖出去。
有一天，我到她那里去坐，她郑重其事地开了箱子上的锁，捧出三四个柿饼给我，然后又锁起箱子。
她那里，时常有年轻的媳妇、小姑娘、小孩子，神色匆忙地跑来，又神色匆忙地跑去。他们大半是在家庭中没有权力的弱者，瞒了公公婆婆，瞒了爸爸妈妈，从家里偷偷拿出些东西，到这里来换柿饼吃的。
有一个年轻妇女，二十几岁，平常便受婆婆的虐待，这时候更是一天到晚吃不饱一顿，她佯称到野地里挖菜，悄悄溜到这里来，手里还携着她的三岁的女儿。她慌慌张张地把带来的旧鞋帽从篮中倒出来，便把换来的柿饼一口几个地吃起来，连柿蒂都咽下去。临走的时候，把剩下的几个，解开裤带，装入裤腿里面（北方妇女，裤脚都缚着带子）。
我亲眼看到一个两个月的小孩，一连吃了五六个她母亲替她嚼成糊的柿饼。一个女人一口气吃三斤半这种难消化的东西。在平常，即使是钢铁般壮实的男人，一次也不敢吃几斤的。
随后，老邻居又给我絮絮说起柿子的故事。她说，史家的媳妇，半夜跳过她的墙，拿着一条布衫来换柿子；刘家的媳妇，她丈夫出去的时候，她瞒着厉害的婆婆，买了几斤柿饼，她没处可藏，藏到床上褥垫的下面，婆婆后来听说她屋里藏有食物，进去搜了四次都没有搜出来。
“也难怪啊，常言说：人急上房，狗急跳墙。你想，史家大嫂两天没吃东西，今天一早，把枕了七八年的枕头倒了倒，倒出一升多秕谷糠磨了磨，不吃还好，一吃立刻肚疼起来……刘家大嫂家里，一天一顿饭，每人一两米……
我试尝了一个，今年的柿饼，又干又小，又因为入春受了热，里面已经坏了，用手一捏，便从柿蒂处冒出一股黑灰，吃进喉咙，立刻会想干呛、咳嗽。在往年，这样“灰包”了的柿饼，连做醋也不行，只有倒进沟里的份儿。谁能想到现在竟值得人半夜跳墙来买它呢？
（三）出钱请人活埋自己
李大才的女人，从前是全村最贤惠的，又勤，又省，又和气。去年冬天，忽然疯了。
上次回村的时候，在村头遇见她，头发披散着，两眼鼓得像死鱼的眼睛，嘴里咕咕噜噜地唱着，忽然又把手里的拐杖掷在半天空，仰天傻笑起来。
听人说，她是这样疯的：她家里年前原来还有几斗粮食，虽然不够过荒年，可是如果配些黑菜，也不差多少。但是李大才因为孩子多，地太少，心心念念总想置两亩地。年前上好的地，一亩只卖两百块钱，他羡慕得日夜睡不着，便异想天开，把几斗粮食一点没剩地卖了，买了二三亩地。但这边交了钱，那边已经掀不开锅盖，守着几亩空田，总不能把一家几张嘴都吊起来啊。于是他开始卖衣服、卖农具、卖耕牛……什么都卖光了，最后把买来的地又原封不动地卖出去。可是粮价已贵了十几倍，再也买不到原来粜出去的粮食。东西都卖尽的时候，他的女人便生了病，等到他最小的孩子饿死之后，她便疯了。
这是年前的事。这次返乡，却没有再看到这个疯子，听人讲，她已经饿死十几天了。
她死了之后，李大才谁也没告诉，也没请四邻八家帮忙，一个人悄悄地背了铁锹，在夜里，瞒着别人独自替老婆掘墓。挖了好几天，才挖出一个浅浅的墓穴。然后，他又悄悄地一个人把老婆的尸体背到墓地掩埋。等到别人知道的时候，他一个人已经料理完这件丧事。有人责怪他不该瞒着乡邻，这个白发苍苍形容憔悴的人老泪纵横地说：“……让大家出力，我总得弄到斗二八升老米让大家吃啊，可我，哪有这份力量呢？孩子他娘为这晾尸几天，我对不起她呀！……”没说完，便号啕大哭起来。
由于李大才的事，又听人谈起另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传闻。南山有一个姓朱的老头，没儿没女，平常靠他的两亩山地生活。在大灾中，两亩地卖完了，钱吃了一大半，还剩六十元。他想，六十元用尽后，也仍然难逃一死，死后连人掩埋也没有，与其到那时候狼拉狗嚼，还不如现在早死。结果他情愿出六十元钱，请人把他活埋了。而也竟有那样的人，因为饿，便贪图这几个钱，当真地把这老头活埋了。这事如果不是说得有名有姓，我真不相信人间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
严重的灾荒，好似从海洋上越过、横卷一切的飓风一样，它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轨道。饥饿的火焰，烧毁了人类的优美本性，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灾区通讯之十
郑州救灾运动的春潮①[25]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5月5日、6日连载
时序踏入四月，灾荒比任何时期都更严重，奸商豪富在盘算着利用这仅有的一两个月，再吸干些穷人的血。而我们的政府，则是在各种困难情况中，想尽法子加强救济，扩大救济，希望把未死的人从死亡的巨口中拖出来。
我到郑州的时候，那里的救灾已经从零星的施舍而变为有计划的运动。党政军学及社会团体，视线力量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省政府一再急如星火的下令，把救灾运动作为目前行政的中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