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月一号起，各保都设有粥厂，各乡镇都设有收容所，另外还有几个难童教养院——统计起来，救济的单位，仅仅郑州市面就有十八九个，同时各乡镇，各保，粥厂也一个个成立了起来。
计算整个郑县的救济机关，收容的人数有二万一千七百九十二人，而且各厂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中，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如果能早几月成立，不知能多救活几千条人命呢。
（一）救灾竞赛如春潮
第一行政区王专员，是一个年青热情的政治家，很早便凝视到灾情日渐严重的问题，发动分保自救的运动，号召辖区的十二县一律推动，并规定奖惩办法，以督促鼓励各县县长。救灾竞赛的预定数额是一千万，才规定这数目和这办法的时候，许多人都为之咋舌，各地方的土豪劣绅，尤其从中作梗，认为这是绝对行不通的事。但是事实打破了这些杞忧和非难，在王专员的坚强领导下，与各县县长努力劝募的结果，没有达到预限的时候，劝募的总数已经突破了一千万的预定额。
在荥阳县政府曾访晤王专员，他年纪尚轻，但近来为了遍地灾黎，忧心如焚，竟至两鬓斑白。他常轻骑简从，潜查保或乡镇的粥厂，遇有借灾民中饱的下层人员，立时予以法办。
他对于推行救灾竞赛的各县长的奖惩，第一是严明，第二是迅速。一扫过去赏罚不明、效率迟缓的积弊，因之各县无不畏惧、感奋，切实推行。
王专员在出发巡察的途中，还携带着印好的手谕，看到流离在途中的难民，除了自己慷慨解囊帮助外，并且立时饬令该保粥厂收容，他说：“救灾完全要从良心出发，本着己饥己溺的心，如果专为应付考绩，那是绝对不会有实效的。”
（二）大户存粮破壁出
封存大户的存粮，这个在郑州已经不是口号，而是严格的被执行着。
王专员和郑州警备司令彭赍光氏，在年前曾劝谕富户把存粮登记，用以办理平粜，到麦收后归还。但是那些冷血的豪猪们，对政府的劝谕佯作不知，仍然不肯登记囤粮。
登记的期限，已经过去了。当局便组织经济检查队，向市区城镇搜查，那些人们，把粮食藏在地窖里、夹壁里，但仍然逃不出检查人员的视线，仍然被检查了出来。
检查出来的粮食，按富户的人口，分配给他们，每大口每月四斗，每小口两斗，剩下的除了提出一部分给检举的人以外，剩下的全数发急赈或者拨入粥厂。
平常，有些公务人员，常常凭着身份的掩护，囤积渔利，逍遥于法律圈外，以为别人无可如何，同时也不好意思执法以绳。但郑州市的经济检查队，却打破了这种积习，一秉大公无私的精神。有一个县政府的科长姓冯的囤积了十几石粮食，当局亦毫不徇情地予以封存。
自然，经济检查队本身也有很少数的不良分子，他们滥用职权，借机敲诈，拿封存当武器，受贿自肥。彭司令对于这种败类，办法是严刑峻法。最近有一个姓萧的少校参谋和姓邢的上尉科员借检查队名义受贿，彭司令立时分别予以枪毙和判处徒刑的处罚。
在这种严明果断的作风下，封存富户余粮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截止到三月止，由县政府封存的有二百五十石，经济检查队检查出封存的有一百石，合计有五百石，折秤数计八万斤，如折合成郑市粮食的价格，数目在一百三十万左右。
这工作还在继续着。富人们眼睁睁地看着粮食走出地窖，走到灾民的口里，他们也许会后悔着倒不如在登记的时期里借给政府了吧？
（三）墙里墙外两世界
从四月一号起，郑市增添了许多收容单位，过去堆满街角和废墟中的灾民，被吸收在收容所和粥厂中。
仅以郑州市面而论，便有八九个救济单位，国际救济会在福寿街的第一收容所，和二马路的难童教养院，都是早已设立的，另外有几个则是新近所筹办。
由县救灾会主持，每乡设三个粥厂，每个收容人数一百至一百五十人。郑州统共分三镇，每镇三个，统共九个。另外还有青年团创办的“灾童教养院”，警察局主持的“不良少年感化院”，救济院主持的“难童班”，合上国际救济会的容纳两千人每日五元的三个收容所，收容的人数共两千余人。
我曾参观过几个粥厂，情形大致都很好，许多老太太们，都表示对于她们目前的境况非常满意，有几个眼泪涔涔地说她们在几天前连走路都不会，在街上被用车子拉来的，现在却完全复原了。她们吃的有的是麸子，有的是麦糊，但大半都能吃饱。
“不良少年感化院”是专收容街头抢掠食物的乞儿的，这些孩子们不仅饿坏了肠胃，而且饿坏了习惯，有些惯于在街头抢掠食品的乞儿，对于教养院的生活很不习惯，常有偷偷逃跑出来的事，但经过一个时期的教养以后，他们便驱逐也不肯走了。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温暖的围墙还太小，每一个粥厂收容所、难童学校的门外，每天从清早到黄昏，总有大批的备补人员，一看到穿制服的人，便跪下哭求，而院里往往碍于人数的限制，不能设法，尤其是那些从外县外省流浪到这里的灾民们，他们不属于任何乡或任何保，所以进去特别困难，据说有些会站在门口一直饿几天都不肯离去。
郑州是个五方杂处的地方，从敌区、从黄泛区逃来的人，以及工厂铁路遗留下的失业工人，数目庞大得很。这实在不是郑人“自救”力量所能办，同时也不全是郑州人的责任。希望政府能加强救济院专收这种外籍灾民，同时创办一个大规模的难童学校，收容培养这些从敌人铁蹄下辗转逃来的孩子。
（四）彭司令怒押胡香圃
关于平粜款，政府也在积极筹募中。
由省方拨付或特款保存的，数目是四十五万，内销的变价是二十二万八千四百元，军麦运费十七万，难民基金六万元，由地方筹的冲电机变价及五金救济捐九万四千元，豆平粜款一万七千元，仓库保管委员会款二万元，囤粮变价十一万，救济院小米变价款一万七千五百元，共四十一万一千五百元。两项的总数目是八十六万余元。
这在当前的公储方面说，已经是“罄其所有”了，但合起来的数目，却仍非常寥寥。郑州有非赈不活的灾民四万九千余人，次之的人数非常广大，仅仅这几十万款购运食粮，是不能够对每日须购粮的人有什么帮助的。
因此，政府便不能不向富户作揖，请他们拿出剩余的款，帮助办理平粜，麦收之后，不仅由政府负责还本，而且由政府负责加息。同时，为了给他们更多的利润，购运的事仍由他们负责。那便是等于他们凭借着政府的保障，经营合法的粮业，现在拿出钱，两月之后，本也有，息也有，赚的钱也有，名誉奖章也有。但是，这却仍打不动他们铁石般的心。因为这究竟还不如黑市自由，究竟还不如一百块钱麦熟一斗的阎王债来得痛快。所以他们一再延误着，不肯出钱。
关于富户借款，当局分配的数额是，王慎先负担三十万，胡香圃二十万，王荣安四万五千，他们虽然几次称粮食已到中途，但却永远“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等着买粮食的人已经饿死，他们答应的平粜食粮还在云彩眼里。
彭赍光司令是个年青勇敢但又温文尔雅的将领，几次请富户吃饭，说好话，请求他们履行他们的诺言。但他们当面唯唯诺诺，一转脸仍是推诿敷衍。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彭赍光司令一怒把胡香圃禁闭了起来，坚持不拿到平粜粮食不放他出来……
郑州铁塔旁有亚细亚煤油库两座，是英籍商人刘雪亚的私产，现在英人早已离华，而那两座油库也已残毁，在党政军联合汇报席上，通过拍卖救灾，将来英商归来的时候，由政府及地方负责赔还，并付之以相当利息。从这里看，政府已经尽完涓涓滴滴的力量，在没有办法时还想想办法；而那些富人们，却只恨粮食不贵，只恨他们的钱赚得不足。
综合郑州的救济机关，可以救济一万一千人不死，但非救不活的灾民，郑县在五万以上，那么便是三分之二还在饥寒交迫中，而从邻县逃往的流浪灾民，还在这个数目以外。希望各方的力量，帮助这个救灾运动的发展扩大，使广大灾民熬过灾荒路程，使十分之九的人们都能够不死，为抗建大业继续贡献力量。
灾区通讯之十一
粮仓里的骨山①[26]
——汝南的灾情和大贪污案
本报特派员 流萤
《前锋报》1943年5月15日、16日连载
（一）
汝南一带，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土质又好，正是所谓“一脚能踩出油的好地”。平常每季收成，最少也是几百斤。郑、荥、广、汜一带的人，向来都是到“东南路”贩粮食。这里从没有感到过食粮的匮乏。
所以当我未来到的时候，总觉得粮价一定比别处分外便宜，城市里仍是熙来攘往，乡村仍是鸡犬相闻的好年光。
但一踏上漯河到汝南的公路，这美丽的梦便被撕碎了。公路两侧，种植有带刺的洋槐，那些树因为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攀折，上面已秃得如同老年人的头发。但是每一棵树的带刺的枝柯之间，总还站着举着长竿攀折的人。桑树、柳树、臭椿树、开着大紫花的桐树……都是他们的猎取物。
有几个妇人，在大风中举着长竿，西风掀起她们的破烂的衣服，露出令人可怕的肋条。她们的身子比竹竿还轻，还没有举起竹竿，她们已在风中跌倒了。
在树上的，有许多人便大把地吞吃那从树上刚摘下的树叶子。有一个年老的妇人，攀折了一捆树叶子，还在肩上背着，却在树根边死掉了。
在公路一侧的流水沟里，或石桥的下面，不断地看见半毙的无人理的婴儿，和被剥得精光的尸体。乌鸦在上面盘旋着，野狗看到过路的人，依然肆无忌惮地大嚼。路人因为对这已经成为习惯，谁也不为这停留一下脚步或去叹息一声，便又匆匆地赶他们的路了。
独轮车的声音一直连续不断地嘶叫着，农人们，佝偻着枯瘦的腰肢，艰难地推着几袋麦子往北边卸运。他们大半是从安徽边境来，往郑州、许昌、临颍一带去，为了一斗可以赚几个钱，他们便不惜如蝼蚁一般地把那粮食辗转千里地运输。古人说“百里不贩粮”，现在却推翻了这个教义，因为他们图的不是赚钱，而是少赔一点便觉得比坐在家里饿着好多了。
在上蔡和一个朋友谈，他说有许多工人都是情愿每一天倒找雇主多少钱替人家做工，只要管他吃饭。我乍听很惊奇，但到汝南一问，才知道是很寻常的事。
（二）
汝南的大街上，夜间简直像个凄苦的地狱，每一个高大的门楼下，横三竖四满地都是奄奄一息的难民，有时候你走路不留心，便会被躺着的人绊倒。
在落雨的夜里，你可以从雨声中听到满街满巷里鬼哭神号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好像是置身在地狱里的奈何坑一样。
卖馒头的人，卖花生的人，卖豌豆糕的人——只要是属于吃的东西，摊贩都在上面罩着网子。乍看之下，仿佛是夏令已到，注意清洁，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抢食的灾民们的。顶可叹的是有些卖馒头的人，因为没有网，便把馍的样品缚在篮子的“系”上。
街上盛行着一种食品，名字叫“牛肉冻”，原料是杀牛剩的杂碎，掺上皮，和上洗肉的汤，煮得浓了，弄出来一凉，便成了凉粉块一般的东西。吃了之后，十准生病，因为那根本不是食品，又冷又脏。但那些没钱的下力人和贫民们，却争相购食，他们顾不得吃下去是否会明天死，只要眼下能打发住肚子。
有一天，我去某街看一个长辈，在那条几丈长的街上，见到四条死尸，和六个走不动的灾民。四条死尸之中，使我最难忘的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婆婆：脸向着天，牙齿上爬满了苍蝇，上体在破烂的衣服下裸露着，胸部还起伏着，证明呼吸并未停止。但是，该街的甲长为了怕担负他那条街饿死人的罪名，已经用十三块钱雇了两个穷人掩埋她。当往高粱秆箔上放的时候，她还呻吟挣扎着。我想替她说个人情，用这钱给她买些吃的东西，看是否会活转来，但谁也不睬。在她的呻吟声中，两个人已经抬着她，背上铁锨走了。掩埋死人的短工，在市面已成为一种职业。
另外，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在井边躺着，枕着一块破砖，头边堆着一大团乌黑的东西，和狗粪一样，几个小孩说他们看见是他才呕吐出来的。他闭着眼睛，什么话也不说。问他，他的声音已经细得如丝一般，说他是济源人，已经在这边六七年了。我给了他八卦丹，他摇摇头，他不需要药品，他需要食物。
在那死尸的一边，还坐着两个快死的人，一个的脚，肿得和发面馍一样，脸也浮肿得不成人形，另外一个，腿瘦得如同火柴，身上连一点肉都没有。甲长拿着馍，送给埋葬死人的小工。他们恳求着也要一点，甲长奚落地说：“你去抬吧，埋吧？”那乞丐只好把头低下，什么话也没有。因为他们恐怕顶多一天两天便要被人抬走的，他们哪会去掩埋别人呢？
汝南的“南湖”，是那里第一个风景区，里面果木成林，花卉满园，向来是游人盘桓的地方。但现在，南面不远的新堤上，却隆起了无数的新土堆，有的外面露着头发，有的被野犬扒开。因为掩埋过多，过浅，已经有人瘟的发生。但是每天的黎明，总还有几辆马车拖往城外，增加这人瘟的酵母。
汝南也不乏慈善家和热心救灾的人，城里也时常有散发馍票或散钱的事。但因为没有整盘的计划，有的灾民也许一天前得到施赈的招呼，后一天却照旧饿死；有的听说城里放赈，到后却恰跟上挨饿。所以每有一次零星的布施，街上倒的人必更多一些，第二天抬出的死人也更多一点。
几个乐善好施的人家，门口常常躺得横三竖四，连走路都不可能。这种情形，使原来热心救灾的人，渐渐把心也淹得冰冷。没有彻底的完备的办法，谁开得了这个潮水涌着的“善门”呢？
听说汝南的灾民，十九都是从别处流亡来的。然而这也不应成为救济不了的理由罢！
人饿倒了，便躺在热闹的街心。死了也没有人理。同时，活人们仍然在死人的身边完全“视若无睹”，来来往往。这真是非人间应有的惨象！
（三）
在灾民的哭声中，另外夹杂着汝南各界的呼声：“严惩贪污！”汝南最近察觉两件大贪污案。这两件贪污案，都是和救灾直接有关的。
汝南十九店，以往组织有私仓积谷，用意在平时积蓄，荒年开仓放赈。这个仓社统共有公田四十九顷，每亩每年二斗，由仓库主任傅伯明积存。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起，积仓便没有动用过，合计起来，共有一千五百余石。现在灾荒已极严重，各方决议开仓施赈。预计从此时到麦熟，每人一斗麦足可以维持生命，那样便是说，这一千五百石麦可以救活一万五千人。但是，这位仓库主任傅伯明，却一石未积。佃户倒都缴过了，但他没有存到仓里，却都信手挥霍，或者经营了买卖，现在是一点没有。《汝南日报》上大声疾呼地说：“如果判傅伯明的罪，便是应判杀死一万五千人的罪！”读之真令人感动。真的，如果这一千五百石谷不吞到他一个人的肚子里，汝南街头的灾民准会被收罗得干干净净。对这杀死一万五千人的刽子手，他的罪真是碎尸万段也仍有余辜。
但，傅伯明主持的仓还是私仓，盗用的积谷还是私社的积存；更令人吃惊的是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的大贪污案。汝南粮管处，共设有七个分仓，按手续，仓库只管征购征实的“收”和“存”，拨付的时候，须有县府粮政科的拨粮凭证。但是，李东光却私将仓库存麦出卖，自开便条，令购户往分仓索取。第一批是在县东北唐营仓库提取的，经该处分仓主任检举，证据确凿。事泄之后，黍杆铺分仓主任因与李东光预先亦有勾结，在该分仓亦提取有一百余石，乃往该仓库消灭证据，亦被检举。现在李东光、黍杆铺的分仓主任，都在扣押中。
据说李东光这个贪污案，已有证据的便已经是小麦五万九千斤，其他支仓中未查出证据者还不知多少。这些麦，都是他们私自以大斗大升剥来的，这，国家没有多得到一粒，人民却是额外负担。这五万九千斤粮食，谁也不敢保证，在新堤的土里躺着的没有它们的主人！
“人民罄其所有，贡献国家”，那是应该的。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
李蕤（1911—1998），原名赵悔深，“流萤”是其笔名之一。生于河南荥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考入洛阳“省立第四师范”，1932年入开封“省立第一师范”。1935年加入北方“左联”，1936年进河南大学文史系。抗战爆发后，先后任郑州《大刚报》、洛阳《阵中日报》、南阳《前锋报》、开封《前锋报·中国时报》联合版记者、副刊编辑、主笔等。1948年8月携全家进入豫西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1952年入朝采访，1953年调往武汉，任中南文联及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20世纪80年代任武汉市作协主席。出版过《李蕤文集》四卷等。
《豫灾剪影》序言
李静之
我们中国所遭的战祸是史所未有，我们河南所遭的大灾也是史无前例，在国家遭受空前大战中，河南遭受了空前大灾，这是河南的浩劫，也是国家的不幸。从前在史书上，古人诗文中看到的形容灾荒惨状的记载，总以为是文人过甚其词，现在竟有事实把不能令人相信的记载状述都一一为之证实。同时使我们知道河南这次灾情之惨，确是空前。对这惨重的灾情，我们不但呼吁救济，而实地看看，据实择要记载，写成实录，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实相，并替国家保留几片段史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灾遍全省，区域广大，处处都看到，势不可能，只有择灾情最重的陇海线洛阳至郑州那一段，去看看，豹窥一斑，全可概见。
本社同人对于救灾，都很热心，远驻洛阳的特派记者赵悔深先生自也不例外。我们有了这个意思，写信同他商量，他就不避苦难慨然应允，愿单骑到灾情严重的郑州、荥、汜去看看。这本小册子，就是悔深先生深入灾区的见闻实录。
如果这本小册子尚有一看的价值，我不愿说是因为作者的文笔流利，写得生动，是因为写的是灾情，内容太充实，故事太动人了。当然我也知道，没有作者流利的文笔，决不会将故事写得这么动人。有了真实的内容，再出以流利生动的文笔，才能令人看了文字的记载，比实地看到那些故事更为感动。
这里边的记载曾使许多读者看了不快，甚或心悸而泪流。但我相信虽不快，纵流泪，而仍是要看的，因为从不快中还可获得不少的美感，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的文学素养了。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四日
李静之（1901—1988），原名李海晏，字静之。河南南阳地区方城人。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1942年初创办《前锋报》，任社长。1942年河南大灾中，委派特约记者赵悔深赴灾区采访，在《前锋报》上连载了10多篇反映大灾惨况的通讯报道，组织撰写了近百篇呼吁救灾的社评。新中国成立后，为“民革”成员。20世纪80年代以后，任河南省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
《豫灾剪影》重印后记
李 蕤
1942年，河南发生一次大旱灾。那次旱灾，河南人民被活活饿死的，据官方的数字，是300万人（有的讲达500万人）。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不仅见死不救，照旧征粮征兵，而且趁火打劫，加强剥削压榨，把千百万人民驱入加速死亡的深渊。千百万无告的人民，像大火中的蝼蚁、严霜中的黄叶一样，辗转在死亡线上。灾区范围之大，包括中原半壁河山，从京汉线到陇海线，川流不息，尽是衣服褴褛、面黄肌瘦、携儿带女、辗转向西奔逃的人流，构成一条无尽长的死亡线。
当时，重庆《大公报》有一位记者，名张高峰，他从华北回来，经过河南，从洛阳到叶县沿途，目睹了灾情的严重，写了一篇通讯，透露了灾情的信息。重庆《大公报》社根据这篇通讯，写了一篇社论，题为《看重庆，念中原》，大意是说重庆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而中原却有大批灾民饿死，希望当局予以注意。《大公报》因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责令停刊三天。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开会，因为大声疾呼为灾民请命，弹劾了孔祥熙的荒淫无度和汤恩伯在河南的暴政，汤恩伯恼羞成怒，在郭仲隗先生由渝返豫途中埋伏许多特务，企图对郭进行暗杀。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之下，河南300万人民饿死之前连呐喊几声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无声的死亡是人间最悲惨的事”，而这死亡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几百万人。
就在这个时候，南阳《前锋报》给我写信，聘我作为“特派记者”，到灾区看看，写一些关于灾区情况的报告。
《前锋报》是一家民营报纸。社长李静之为人正直，是我所久已仰慕的；总编辑孙良田，我们在抗战初期便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彼此是完全信赖的。但是，这样一份麻纸两版对开的地方小报，不论从政治背景和社会威望说，和《大公报》都是无法相比的。他们的“肩膀”应该说还是很“窄”的，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如实地报道灾情吗？他们难道没有想过这样做会招致的后果吗？我对他们这一决定既感到无限钦佩，又为他们惴惴不安。
从我自己说，1940年冬，我在洛阳《阵中日报》工作时，曾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在“劳动”营关押两个月。后经国际新闻社朋友范长江多方营救，释放时还带着“暂准退学，随传随到”的尾巴，而且释放后《阵中日报》便把我开除，只好带着老母妻儿回到汜水县老家赋闲。1941年秋，“河南省印书局”成立，总编辑于赓虞是我在开封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他让我到印书局编一个名叫《新儿童》的刊物。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整个中原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伏牛山工作团”、“叶县青年集中营”，成批成批地把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逮捕审讯。河南著名学者嵇文甫，便是在这段时间被捕关押到防空洞中的。在这样的气氛下，我这样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只有做哑巴的份儿，担负这样“捋虎须”的工作，实在是自不量力。弄得不好，反而会辜负报社的重托，给《前锋报》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然而，每天一开大门便有难民在门口倒毙的惨状，每天一睁开眼便听到啼饥号寒的哭声，每走一处都可以看到的鸠形鹄面的灾民，使我一刻也不能平静。我感到：作为一个拿笔的人，如果在这时候还畏首畏尾，不敢替人民说几句话，便比死还要痛苦。这样，我便毅然答应了《前锋报》的要求。
当时，采访的条件是很困难的。陇海路东段，从洛阳到郑州，路轨已经拆掉了，也没有什么“长途汽车”，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沿着公路东行。
大灾之年，社会秩序不可能是好的，拦路抢劫的事，不断发生。当时我的爱人宋映雪在离洛阳几十里的平乐村一家中学教书，我的白发老母，和刚刚降生几个月的婴儿，都由她一人照顾。母亲听我说要孤身一人骑车深入灾区采访，竭力反对，待到反对无效，便暗自叹气流泪，她忧虑的只是旅途的安全，而映雪则想得更多，她知道此行担负的全部风险。一年以前，被抓进“劳动营”的时候，她正住在北邙山下一个小窑洞里生下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孩子还没有满月，我便被特务抓走了。她一个人，又要为婴儿哺乳，又要安慰日夜哭泣的老母，又要四方奔走设法营救我出狱，受尽了人间的折磨。这些记忆，她永远不会忘记。今天，她明明白白地知道，为灾民呼喊，将会得到的是什么酬报。因此，当我向她说明要深入灾区、反映灾情的时候，她沉默了很久，没有做声。一连几夜，我发现她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有时蓦地披衣独坐，默默沉思。我知道她内心经历着怎样剧烈的斗争。临行前夜，她一边替我整理行装，一边深情地说：“放心去吧！家里的事，由我全部承担！以后因笔招祸，我们也不后悔！”第二天一早，她抱着孩子把我送到村头，说声“沿路多自保重”，便转身走了。她的坚强的支持使我增强了信心。
平常我们灯下谈心的时候，她常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四围这样黑暗，你们写文章的人，好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即使发出一点微弱的光，很快就会熄灭，会有多大用处呢？可你们却那么认真，不惜碰得头破血流！”是的，在黑暗如漆的旧社会，我们文人手里的一支笔，即使是为人民发言，它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啊！因此，我写这些报告的时候，署名是“流萤”——署这个名，一方面为了减少无谓的麻烦，一方面也表达这些文章并无烛照黑暗现实的力量，只不过是划破黑暗夜空的一缕萤光而已。
我骑着一部脚踏车，从洛阳跑到郑州，又从郑州南下，走到汝南，把沿途所见所闻所感，如实作了记录。那是1943年春天的事情。此外，早在1942年冬，我因别的事情去西安一趟，写过一篇《无尽长的死亡线》，《前锋报》不加修改地连续发表了。这些报告，文字粗糙，也许不配陈列在文学的殿堂里。我写的时候，也完全没有从这方面考虑，只不过为这次灾荒留下一个粗略的投影而已。
后来，《前锋报》还把它集印成册，社长李静之为它写了热情的序言。32开本白麻纸的印刷品，像衣服褴褛的灾民一样，是不能进入大雅之堂的，连作者自己，每次填写劳动成果表时，也往往把它弃置不论。然而，在当时，它又确实是代表千百万灾民发出的呼喊，它点燃过广大读者心灵的愤怒烈火，也引起过一些人切齿的痛恨。它是一块粗糙的石碑，文字尽管拙劣，但却记载着反动统治的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
今天的青年，重读《豫灾剪影》，会像读《天方夜谭》一样感到陌生。然而，这是事实，是40年前铁的事实！《豫灾剪影》里的一条无尽长的死亡线，便是新旧社会的界碑。愿今天的青年，把这个界碑埋入心田，化为前进的动力，作者便心满意足了。
1984年3月于武汉
《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封面
发表在《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上的《无尽长的死亡线——一九四二年豫灾剪影》。署名李蕤。
1985年，湮没了42年之久的“流萤”的《豫灾剪影》在袁蓬主编的《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上再次面世。全文以《无尽长的死亡线——一九四二年豫灾剪影》为题，署名李蕤。除收有原书中的10篇通讯报道外，还增补了发表于《前锋报》1943年5月15—16日的《粮仓里的骨山》一文。
袁蓬摄于20世纪90年代
袁蓬（1928—2012），原名袁铁汉，河南尉氏人。1947年曾在开封《前锋报·中国时报联合版》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任河南省政协副秘书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在他主编《河南文史资料》期间，为钩沉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史料做了大量工作。
四、跟踪灾情的《前锋报》社评
引 言
《前锋报》是河南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它创办于1942年元旦，是一份4开的麻纸小报。这张报纸，无论从社会影响、印刷质量和发行量等，都是无法和重庆《大公报》相比的。但这份报纸，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却作出了惊人之举，不仅组织特派记者奔赴灾区采访，而且发表了近百篇跟踪报道救灾的社评。这些通讯和社评，为河南大饥荒留下了最为具体的翔实的记录。
南阳《前锋报》的社长李静之。他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地区一个富裕的家庭，1924年肄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考取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1934年先后任河南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及河南省建设厅主任秘书。像有这样背景的人，在当时社会上，飞黄腾达是很容易的。但当官发财并不是他的理想。他怀着“蚁负一粒”的社会责任感，在南阳曾创办景武高中。景武，是敬仰诸葛武侯之意，南阳是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李静之心中的楷模不言自明。同样的，他创办民营报纸《前锋报》，是要用新知识启发民智，唤起民众。《前锋报》中的“前锋”两字，取自孙中山先生的“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创刊号上，李静之亲笔撰写发刊词，以“仗义执言，为民前锋”为办报宗旨。报社自筹资金，不接受政府的津贴，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言论自由。
《前锋报》和1942年河南大饥荒仿佛有着不解之缘。它刚创办半年多，就遇到了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浩劫。《前锋报》遵循自己的办报宗旨，不辱使命，不遗余力地大力呼吁救灾，从1942年7月一直到1943年6月，先后发表了近百篇面对现实，痛斥黑暗、为民请命、为救灾献计献策的社评与时论，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大灾之年，《前锋报》的发行量竟高达数千份，其影响覆盖了豫西南、鄂西北、陕东南地区，被人们称为河南的“小公报”。
本书所选的68篇社评，基本上呈现出《前锋报》这些社评的面貌。它们涉及河南大饥荒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可能一一介绍，归纳起来，有以下4个特点：
1. 跟踪报道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全过程。从1942年7月16日的社评《赶快做防灾的准备》开始，一直到1943年6月两麦丰收后的《减收田赋，恢复元气》止，从中可以看到1942年河南大饥荒如何发生、发展、蔓延而后暂缓的。读过这些社评，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河南大饥荒时期社会生活的脉动，获得大量真实有效的信息。
2. 社评发扬了“文人论政”的传统。其思想武器之一，是传统的儒家思想。针对大灾之年人心的扭曲麻木、社会道德的丧失，《前锋报》社评中多次呼唤孟子的民本思想、“仁爱”精神。社评注重实践，强调不但要有“仁心”，更要有“仁术”，积极为救灾献计献策。他们自谦所献的是“刍荛之策”，即割草打柴的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如《论油菜救灾》《速为过往灾民备临时住处》《发展土布生产，救助灾区妇女》《满地春菜，株株都是救命灵芝》等，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社评敢于对当权者犯颜直谏，批评在灾区征粮和不顾事实的限价令，如《救灾与督征》《限价与救灾》，都指出大饥荒的愈演愈烈在于“人谋之不臧”，也就是政府各级官员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到了1943年4—5月，“麦口”之前，是大饥荒进入“倒计时”的充满希望的时刻，也是饥民力量耗竭、死亡率最高的时刻，《前锋报》社大声疾呼政府拿出一切力量救灾，社评《放斗余，贷公粮》《速贷预备公粮》《仓余粮，民饿死，谁能负了此责》等，呼吁政府把行政公教人员往年剩余的粮食和麦收后储存的粮食全部拿出，用以赈贷灾民。对于贪污腐败，予以无情揭露。大饥荒过去之后，社评对贪污平粜款的官吏仍然穷追猛打，如《我们主张严办李杏村》《继续彻查平粜舞弊案》等，同时指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历史规律，如《收复失地，先收复人心》等，显示出高度的社会正义感和为民请命的勇气。
3. 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救灾思想和具体措施。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灾害频仍的国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对各种灾害的赈济中，形成了一整套救灾思想和救灾实践，这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前锋报》社评对此多有借鉴。如，介绍汉代的汲黯、北宋的赵汴、南宋的朱熹等贤臣良相的救灾事迹，像《介绍八百年前的救灾能手》《怎样度过灾荒？古人的救灾精神》等，同时能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如援引光绪三年河南大饥馑中巡抚李鹤年放开粮价救灾的事迹，对批评国民政府的限价令（《甘霖已降，粮价将平》），就是很好的例子。
4. 发挥了现代新闻媒体对社会生活的推动作用。当时报纸就是最先进的媒体。社评《新闻纸与人生》把报纸和教育作为增进国民知识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手段，说西方有谚，“晨起三件事，空气，牛奶，新闻纸”，美国平均每户每日有3张报纸；而在文化落后的河南，每日全省仅发行1万份报纸，平均3000人看一张报纸，可见国民文化素质之低，通过办报提高国民素质之必要；《记者节感言》强调新闻记者要有主持正义、贬恶扬善的职业操守，“报人不但要有丰富渊博、切实管用的知识，而且要有不屈不移、不磷不缁的品格，知识超众，品格坚定，然后才能负起淑世善俗的责任”；《公开，公开》呼吁增加政治的透明度，人民的知情权，“公开是政治清明、进步的一个有力条件”，“我国政治不公开，就因为政治不清明，是清明就不怕公开”。“而公开的最好方式是登报”。社评在启迪民智、介绍现代科学知识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如呼吁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灾后防疫等，也都是积极救灾的必要措施，限于篇幅未能全部入选。
由于南阳《前锋报》地处河南省西南部，是宛属自治政权，受国民政府的控制较小，在抗战中南阳又是最后沦陷的地区，因此它在抗战中可称作报纸的“最后的观察站”。报社是在1945年春河南全省沦陷时才被迫撤出南阳的，当时报社人员掩埋了印刷机，装扮成农夫农妇潜入内乡山村，几个月后，抗战就胜利了，他们立即返回到南阳，继续办报。
1947年，《前锋报》的总编辑孙良田、主笔赵悔深、社长李静之均遭国民党通缉，先后逃离南阳，《前锋报》被迫停刊。不久他们即转移到开封，与郭海长（郭仲隗之子）为社长的《中国时报》联合，办起了《前锋报·中国时报联合版》，一直坚持到1948年。报社大部分成员均奔赴解放区。
《前锋报》除了专论外，社评均未署名，大部分当出自社长李静之的手笔。社评组成员还有张林翰、王骏远等。
率先拉响救灾警报，及时提出救灾办法
赶快作防灾的准备
《前锋报》社评 1942年7月16日
抗战五年，所以能够坚强的支持下来的，一方固由于人和与地利，同时也有赖天时。“七七”以后，每年的收成虽不能说到十分好，但大致总还算过得去。物资方面虽感到不少的艰窘之苦，但自上而下，大家都还算有饭吃，所以凡百事业，都可以顺利的推进。不过我国虽是农业国，但生产方法则极落后，关于水利的兴办，只有陕西比较还好，其余各省还都是初步。所以现在还是得“靠天吃饭”。既然是“靠天吃饭”，而天不是可以永久靠得着的。就已往的经验，十年之中总会闹一次水灾或旱灾。不过在平时还好一点，因为交通方便，一个地方灾荒，别的地方的食粮，很快的可以运去救济。同时人民的负担较轻，富的往往可以周济穷人，地主往往可以顾全佃户。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第一是许多产粮区都沦陷了；其次是交通困难极了，商品转运往往得不偿失；第三，农村专靠食粮，食粮歉收，经济来源就枯竭了。所以一遇灾荒，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今年的麦是各地歉收，新麦未登时，价只一元一斤，既登之后，竟暴涨至二元之多，比原价涨了一倍。不过一般人民的食粮，平时是仰赖杂粮，麦虽歉收，所幸秋收不远。可是想不到入夏以来，天忽亢旱，近虽有些地方降了雨，但均未沾足，而未落雨之处，尚极辽阔。闻鲁山以北各县，早秋多已枯焦，而宛属①[27]一带，有些地方的早秋亦离枯焦不远。如再迟迟不雨，晚秋亦许绝望。
至民间食粮，除大地主外，小有产及自耕农，虽略有贮存，但一缴军麦，即已所余无几，而一般农民率已将新麦用罄。至于市面，粮行中率多空空如也，即有一二粜粮②[28]者，而多不过一斗两斗，可是籴粮③[29]者，则争先恐后，张着口袋去抢。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迅速的筹划妥善的防灾办法。就治本者说，兴修水利是首要的一着，不过就目前而言，远水不解近渴，同时也不是咄嗟之间④[30]可以为功的事。所以现在最急切的问题，是一旦秋收太差，待至明年麦收，还有遥遥的一年，而一般嗷嗷待哺的饥民，将何以渡此难关？同时一般将士、公务员、教员所吃的公粮与平价粮，人民自己还没吃的，他们拿什么去缴？这些都不能不详详细细的考虑到。固然也许将来情势不至于如此严重，假如万一要如此，必须有备，才能无患。就笔者意见，防灾的主要办法：
一、严厉实行食粮节约。本报已有专论，兹不赘。
二、实行食粮调剂。如今年陕西麦收尚佳，应由政府设法将那边食粮转运过来。
三、实行食粮封存。将民间食粮作一详细调查，予以封存。
四、应切实遵照中央颁布的粮食增产办法，禁种与民生无关的农作物，所有的熟土地，尽量种植食粮，即菜蔬棉花亦须斟酌减种。
五、政府仓库所有之粮，应妥为保存，勿坐视其腐朽（即如某县仓库所存之麦，因为过夏不晒，结果都被虫蛀为粉）。当如何派人协同地方政府，监视仓库主管，予以晾晒，以免此无谓之损失。
以上不过是几件荦荦大事⑤[31]，至于详细的办法与最有效的办法，各级政府既设有专管食粮的粮政部局科，对粮食管理、节约亦有详细的办法。我们剀切的希望当轴遵照中央法令，斟酌地方实情拟定办法，迅予实施，为未雨绸缪，勿临渴而掘井，国家人民实利赖之。
灾象已成 迅谋救济
《前锋报》社评 1942年7月24日
七月流火，夏日炎炎，南风长啸，晴空万里，亢阳不雨，旱象已成。他省尚不尽悉，豫省大多数县份都已成灾。秋禾干枯，有的已拔去，赤地一片，几无青草。有的早秋苗已旱干，晚秋苗半枯萎。以本报所在地南阳说，虽曾偏雨之少数地方，秋禾亦半干枯。其未得透雨大部分地区，秋几全枯。麦既减产，秋再不登，军糈民食，将受极严重之影响。大多数之穷苦同胞，几乎全赖秋粮维持生活，麦子他们向来是不舍得吃的，自食粗粝，麦以奉官，多少年来都是如此。值此战时，他们更不敢有吃麦的奢望。故麦子减收，对绝大多数之民食影响尚小，只要秋季能收，民食即无问题。单有红薯、高粱，农民亦可顾命。如此亢旱，再有十日不雨，秋收即完全绝望。兵连祸结，饥馑荐臻①[32]，影响抗战，实深且巨。本报于旬日前曾著论请负责当局，早为防灾准备，免至饥饿流离，影响抗战之业。
今日亢旱益甚，灾情更为严重。我们在乡间常见得两种现象：一为讨饭的人骤增，大部分都是鲁、宝、郏、伊②[33]及鄢陵、扶沟、尉洧等县之灾民；一为求神祈雨之男男女女，头戴柳圈，击鼓鸣锣，烧香磕头，虔诚祈祷，到处可见。老太婆们则挥泪以诉，泥胎的龙王爷与肉身的人，同曝晒于烈日之下，龙王爷毕竟是泥土之身，曝晒数日，面不改色，而血肉之躯的人，浑身赤紫，即不像人。虽是如此，而视天梦梦①[34]，老天爷并不稍加垂怜，而惠以甘霖。
地已赤，收无望，悉弃之而之他；尚可耕耘，收有微望的，求神祈雨，祷天求救。此种举动，诚属愚蠢，但无雨粮不收，无粮命不保，人力既无可为，求人不行，不求神求什么？其行虽愚，其心实甚苦。平时既水利不兴，旱时又回天无术，我们虽具新知识，不信有神祇，但对此旱情，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好办法。天不下雨，谁也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