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并不以文学为业，但他们的文章，却也是光彩焕发，风致遒美，其结构的严整，文句的精粹，都为汉以后散文家所少见。他们每能以盛水不漏的严密的哲学思想，装载于美丽多趣的文字里，驱遣着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比喻，活泼而有情致的文辞，为他自己的应用。因此，他们的作品，便不惟成了哲学上的名著，也成了文学上的名著。
他们都是生活在从公元前五百七十年（周灵王时）到公元前二百三十年（秦始皇时）之间的一个时代的。这一个时代，即所谓春秋战国的时代。这时，中国的各地，尤其是黄河流域，都继续的陷在局部战争的情形之中。争战不休，兵戈时举。一切的传统的道德与思想都已被打得粉碎，政治上社会上的纷纭已达于极点。于是新创的哲学思想与政治观念便应运而出。有的人表白出消极的厌世的破坏思想。有的人还要努力的维持古代的传统思想，保存古代的一切良好的制度，积极的与社会相争斗。有的人欲以仁爱及实用之学，来挽救这种的扰乱与民间的疾苦。有的人则更欲以严明的政治及法律来统辖这种的纷扰的局面。这些都是由社会的自然的趋势里，酝酿出他们的哲学来的。重要的派别有三：即所谓儒、道、墨者是。道家抱消极的厌世思想，儒家则主张保守与用世，墨家则以救天下博爱为己任。更有持极端的个人主义，虽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肯为的杨朱，以严刑峻法统治一国的商鞅、韩非，以诡辩伏人而自喜的公孙龙、邹衍等等。但他们的影响究竟没有儒、道、墨三家那末大，他们的跟从者也没有儒，道，墨三家那末多。这三派的哲学家，各有其开山祖，儒家为孔丘，道家为李耳，墨家为墨翟。这一个时代，恰好也是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利斯多德，西诺诸人相继而起。我们没有阿士克洛斯、伏里辟特似的大悲剧家，然而我们却有许多的哲学家，足以与希腊哲学界东西相辉映①。
郑振铎先生的论述，生动地讲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变革与散文勃兴的关系。
（二） 士阶层的兴起为散文勃兴创造了条件士，本为殷商以来最低级的贵族阶层。春秋时，士每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有食田，有的以俸禄为生，也有参加农业生产的。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
士在统治阶级中地位虽然不高，然而由于士有文化，却往往有自己的主见与骨气，多为统治者所敬重，成一家之言的士，在当时的社会纷争中，有时甚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对士的性质和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室东迁以后，奴隶制社会逐渐动摇。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各阶级都在转化。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代替奴隶主贵族而上升到统治地位。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产生出新型的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士的阶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另外，没落的贵族，新兴的地主也有研究文学而加入士这一阶层行列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均不执政，而只是研究学问，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但是由于他们属于中间阶层，在统治阶级的下层，同人民比较接近，所以，在他们的著述、主张中，较多地体现出同情人民或有利于人民的思想与观点，而成为宝贵的文化财富。
士阶层中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像孔丘、李耳、墨翟、孙武、韩非均为某一学派的开山之祖或集大成者。他们通晓文化知识，具有专门学识和实际才能，因而受到各国执政者的尊重。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末年，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苏轼在《志林·养士论》中说："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可见当时尊士风气之盛。当时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无不礼贤下士，延揽如恐不及。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吕不韦门下食客号称三千人，反映出士阶层在当时活跃的盛况。
士的活动，在学术流派上表现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等。
其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孔丘、孟轲、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钘，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农家的许行、陈相，纵横家的苏秦、张仪等，都巧运簧舌，奔走于诸侯之间。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所以其代表人物李耳、庄周只以《道德经》、《南华经》论述其人生观点；法家的韩非口吃不善言谈，却能精心著述，写成《韩非子》一书而集法家之大成。总之，他们都是这一社会变革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或对社会政治产生出巨大影响的士阶层的优秀代表人物。他们出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利益需求，著书立说，据理争辩，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这就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蓬勃发展的又一个原因。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7 年版，第67-69 页。（三） 这一时期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发展的概况早期的历史散文《春秋》，只是一部简单的以年纪事的历史纲要。后来出现以《春秋》为纲的"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其中以《左传》内容最为丰富。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简单的以年纪事已经不能满足政治、外交活动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以国别总结政治经验的《国语》和以国别记载政治外交经验的《战国策》。这种新型的历史著作，情节丰富，人物生动，描写细致，说理充分，充分显示出春秋战国历史散文的时代风貌，而成为后代史传散文的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包括了不同学术流派和政治观点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分别为各家的代表著作。诸子散文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在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体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均已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论说更为充分严谨。
此外，还有《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书，议论中带有故事，可视为后世小说的先河。
五、《左传》《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是我国古代一部编年史巨著，同时也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
（一） 《春秋》与《左传》中国是一个很重视历史文献的国家，修著史书的传统开始得很早。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汉书·艺文志》这是说，古代王室很早就有史官的设置，他们在君王左右，有的掌管记事，有的掌管记言。记事的，名曰"春秋"；记言的，名曰"尚书"。墨子就说过他曾见过"百家春秋"，可见"春秋"本是古代史书的一个普通名词。我们这里所讲的《春秋》则指由孔子编成的古代鲁国史书。
《春秋》这部书，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料所编。也有学者认为是官修史书①。它从鲁国隐公元年（前722 年）写起，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 年）停笔，简要地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大事。全书共一万六千余字。《春秋》在记述事件时，使用了简洁而严谨的格式。例如，它记事的结构，一般以何年、何月、何日、何地、何人、发生何事，结果如何为先后次序，系年记事，有条不紊。如：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子益师卒。
《春秋》语言朴素而精确，如它记载战争时，往往根据战况和作者对某一次战争的看法分别选用伐、侵、袭、克、灭、取、歼、追等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暗含出是非观点和褒贬倾向，所以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
当然，《春秋》还只是一部提纲式的史书，语言过于简单，缺乏具体描写。但它记事清楚有条理，语言平浅精确，如僖公十六年记：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寥寥十余字，叙述得简练明白，错落有致，比起"佶屈聱牙"的《尚书》来，已大大进了一步。
《春秋》虽不能算是文学作品，但由于被后世奉为儒家的一部经典，它的以事实为根据表达观点的创作方法对后世有着巨大影响。后世文人常把《春秋》的写作风格--行文简要以及暗含褒贬奉为写作的圭臬。西汉经生传述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种"用实事说话"的写作方法，被称为"春秋笔法"，尤为后代史家所遵循。我国
① 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 年版，第94 页。
历代的历史著作大都注意史实，尽量利用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仅以某些事件作为例证来发挥自己的见解，很少有空洞说教之作，因而史料价值很高。同时，也使后世的散文作家们写作时都讲究含蓄蕴藉。这种精炼、具体、含蓄的文风，使得作品说服力强，启发性大，易于把握而又耐人寻味。
《左传》是以《春秋》为纲，扩展而成的历史著作。西汉人称它为《左氏春秋》，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这样称呼它。东汉人认为它是为了传（阐释）《春秋》而写的，故改称它为《春秋左氏传》，后世简称为《左传》。与《左传》并存的还有公羊高所作的《公羊传》，谷梁赤所作的《谷梁传》，过去并称它们为"春秋三传"。三传之中，《公羊》、《谷梁》以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多有穿凿附会之谈。不如《左传》附之以史实来得客观准确。比如庄公十年，《春秋》经文中有"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二月，公侵宋。"等文字。《公羊传》就"公侵宋"发挥说："曷为或言侵、或言伐？■（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谷梁传》就"公败齐师于长勺"解释说："不日，疑战也。疑战而曰败，胜内也。"而《左传》则从史实着笔，写了一篇著名的历史战例：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未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弛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由此可见，《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虽同为《春秋》作传，但它的作用和价值远非其他二传可比。
（二） 关于《左传》的作者与时代《左传》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历史上说法不一。司马迁和班固都在其著作中明确地说过《左传》的作者是盲人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论语·公冶长》但唐代以后，许多学者都提出异议，如南宋叶梦得说：左氏鲁之史官，而世其职，或其子孙也。古者以左史书言，右史书动，故因官以命氏。《传》初但记其为"左氏"而已，不言为丘明也。自司马迁论《春秋》，言"鲁君子左丘明。。"班固从而述之。。。固以丘明为名，则"左"为氏矣；然迁复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按：《姓谱》有"左氏"，有"左丘氏"，迁以"左丘"为氏，则《传》安得名"左氏"耶？至刘歆附会《论语》，以为"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此则专门之家，欲以辩求胜，而非其实也。。。今《春秋》终哀十四年，而孔子卒；《传》终二十七年，后孔子卒十二年。辞及韩、魏、知伯、赵襄子之事，而名鲁悼公、楚惠王。夫以《春秋》为经，而续之，知孔子者固不敢为是矣。以年考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鲁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赵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察其辞，反以哀公逊于越，尽其一世之事为经，终泛其后事。赵襄子为最远，而非止于襄子，不知左氏后襄子复几何时。岂有与孔子同时，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乎？以左氏为丘明，自司马迁失之也。唐赵氏虽疑之，而不能必其说。今考其书，杂见秦孝公以后事甚多。以予观之，殆战国周，秦之间人无疑也。
《春秋考》卷三：《通论》叶梦得认为《左传》的作者为"战国周、秦之间人无疑"，这是有道理的。现代一般人都倾向于认为《左传》一书是战国初年的作品。
（三） 《左传》的思想内容《左传》以《春秋》事略编次，用鲁君世袭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为序，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写起，一直写到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 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叙事更至于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 年）为止，前后叙述了268 年的历史。其书"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第二》）总之，从性质看，《左传》仅仅是借助《春秋》为序的一部独立编写的历史著作；从取材看，它博采了当时的其他史籍和文化典籍及口头史料，全书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篇幅近二十万字，远非《春秋》可比；从观点看，也不同于《春秋》的"尊王"正统思想，而表现出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
1. 突破了"天命"观念殷周奴隶主统治时期，有神论的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当时认为天神或上帝是天地间的最高主宰，所有自然现象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都被说成是"天"或"上帝"的意志力量所致。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也以此维护其对人世间的统治。
西周末年以后，随着奴隶主统治地位的动摇，"天"或"上帝"的绝对权威也逐渐产生动摇。代之而起的是"天人相分"的思想，即认为"天道"不能干预人事，或不能完全干预人事。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世界观。《左传》通过历史记载，肯定了这种进步思想：夏五月，火（火星）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左传》昭公十八年古人迷信，认为火星出现，就要发生火灾。当时，火星出现后，随着大风，宋、卫、陈、郑几国都接连发生火灾。郑国大夫裨灶，主张以宝物祭神以禳除火灾，说如果不这样做，郑国还要再次发生火灾。而郑国的执政子产却以"灶焉知天道"为由不予理睬，结果，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这就用事实肯定了"天人相分"的进步观点。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虢国国君派太史嚚去祭享神，太史嚚则回答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从《左传》的记载看，当时确有某些有见识的人，已渐渐对天道、鬼神之事开始怀疑，转而重视人的作用。《左传》以肯定的态度记载了这种新思想，忠于事实。这是很可贵的。
2. 表现了民本思想《左传》在君、民关系上，比较重视"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本思想。如书中记述，鲁国大臣季氏由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的措施而取得了鲁国的政权，鲁昭公却因为失掉民心而被逐出国。昭公二十五年记乐祁说："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又借史墨的话对这件事评论说，"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昭公三十二年）《左传》用肯定的态度记载了季氏因得民而得政，鲁君因失民而失位，正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在混乱的诸侯争霸中，陈怀公拿不定主意亲谁远谁，便召国人而问，其中有个叫纪逢滑的给他作了精辟的回答：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无见其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虽然由此而结下了吴陈之怨，但纪逢滑这种以民本思想衡量国运的观点无疑是进步的。
春秋以后，战争频繁。《左传》写战争的胜否，往往从统治者是否能争得民心上找教训。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师大败，楚国荣季说："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民本思想是当时的进步思潮，《左传》以敏锐的思想触角抓住并记录了这样一些历史资料，是难能可贵的。3. 概括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左传》以《春秋》为纲，借助丰富的史料，概括了春秋及战国初期的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从王政衰微，郑国初图霸业写起，写到楚国强凌江汉诸国，写到齐桓公的霸业，宋襄公争霸，晋文公争霸，秦穆公霸西戎，楚庄王的霸业，晋景公争霸服齐，晋厉公争霸胜楚，晋悼公复霸，晋楚弭兵，郑子产为政，晏婴相齐景公，孔子事迹，吴王阖闾入郢，吴王夫差北向争霸等广泛的政治、军事、文化内容。其中还涉及到军事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记载。作者写史，全以事实为据，把历史通过活生生的故事展现出来，从而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如展喜犒师，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而且表现出柳下惠这位贤人的正义与才华：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即柳下惠）。齐侯未入境，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正是由于忠于史实，所以，《左传》又体现出"不隐恶"的态度，如实暴露了统治者的暴行、丑行。如作者于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膰，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宣公十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这种君臣皆与夏姬通奸而又相互戏谑的情景，跃然纸上。而僖公三十三年，记载郑商人弦高犒赏秦师，暗中给国家通报信息，从而解救了郑国的一场兵难；定公四年记载，楚国申包胥哭秦庭，终于说服秦国出兵，拯救了祖国的危亡等，又表现出百姓臣民的爱国精神。
总之，《左传》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它不仅为我们汇集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化资料，而且还表现出作者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当然，它也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四） 《左传》的艺术成就《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它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它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并善于对庞杂的历史资料加以精心剪裁和安排，使之故事化，这就使它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文学色彩。《左传》的许多重要篇章，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故事首尾完整，层次分明；结构疏密相间，跌宕有致，格外引人入胜。
1. 《左传》十分长于战争描写《左传》全书所记大小军事行动有三、四百起之多，其中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齐、晋■之战，齐、鲁长勺之战等。这些重大战役都记述得首尾完整，生动具体。
《左传》写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不仅仅把战争看成是刀光剑影的搏斗，而是将战争视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较量。它写战争，一般是先从战前写起，首先描写战争双方的政治情况，人心的向背，对战争的准备，以及各种外交上的斗争，然后才写到战场上的交锋，而对战斗本身的描写，往往也着重写战术的成功或失败，使人深刻地感到战争的胜负绝非偶然。例如，对城濮之战的描写，直接写到战争的文字不到三分之一，而对晋、楚两国战前的外交纠纷，君臣情况，兵力、士气做了充分的描写，以至双方的胜负，早就在读者的料想之中。
《左传》还善于在战争描写中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请看晋、齐■之战中的两个精彩场面：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入，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
癸酉，师陈于■。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殽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吾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齐国君臣的骄傲轻敌，晋国指挥中心三位将领以国事为重的献身精神都跃然纸上。
2. 《左传》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历史，是由人物和事件组成的壮丽画卷。作为以事实为主体的史书巨著，《左传》又长于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表现人物的活动，即善于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来立体化地表现人物的思想与性格。如《曹刿论战》中，以曹刿不顾乡人劝阻而执意入见鲁君，表现其爱国之心；以其与庄公战前、战中、战后的谈话，表现出其超人的见识、才智、性格、风度。这样，一位古代平民军事家的形象便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渐呈现出来。
再如僖公二十三年记述晋公子重耳被迫离国出奔中的性格表现，也很动人：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 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其）［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重耳这位贵公子遇难而奔，却骄性未改的生动形象。
3. 《左传》语言简练生动，富有哲理《左传》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所用语言均极为简练、准确，描写人物生动传神，言事说理富有哲理。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秦、晋殽之战，写晋国俘虏了秦国的三帅，晋襄公听母后文嬴的话，把他们都放走了。晋元帅先轸对此非常不满：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可谓形神兼备，所言发人深省。
再如昭公二十年论为政宽猛也是一段富有哲理的文字：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聚］人千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母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之。"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五） 《左传》对后世的影响《左传》是我国最早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书，同时也是一部长于修辞的文学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据徐仲舒先生的意见，《左传》成书之后，即在三晋流传。《汲冢书》有《师春》一卷，与《左传》记卜筮事无一字之异，这就是《左传》在魏国编写或首先在魏国流传的证明。《战国策》载虞卿之言："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实与《左传》所引《书经》的"居安思危"相同，可见，虞卿所称的《春秋》即《左氏春秋》。虞卿为赵国上卿，证明《左传》流行于赵。《韩非子》著作中也有《左传》的内容。
汉代以后，《左传》流传日广。河间献王刘德爱好搜集传播古代文化，还立了《左氏春秋》博士，专门讲授《左传》。《汉书·儒林传》载这一派半官学传授《左传》的情况时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左氏春秋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传》，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尹更始为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瑯琊房风。可见《左传》在汉初流传之广，甚至出现了《左传》章句。
《左传》与《春秋》合编，成为儒家的一部经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学派所谓的"文"其实是指"文化"，主要是历史经验、政治哲学、以及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一方面，《左传》正是《春秋》的绝好辅助材料。司马迁推寻《春秋》之义以为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之后，孔门弟子要系统地总结孔子遗教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有了《春秋》这样的简明提纲，有了《左传》这样丰富而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它的印证，自然就"深切而著明"了。
《左传》在史料和写作方法上，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不少取材于《左传》。总之，这部搜罗广泛，丰富多采的史学巨著，对后世史学、散文乃至小说、戏剧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六、其他历史散文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除《左传》外，还有《国语》、《战国策》以及汲县古墓中发现的一些史书，如《穆天子传》等，秦汉间成书的《晏子春秋》一般也归到先秦时期叙述。
（一） 《国 语》《国语》是一部记录、整理于战国时期的史籍，全书共21 卷，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战国初期（约公元前967-公元前453 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事迹。其中以《晋语》分量最多，共九卷；其次为周，三卷；鲁、楚、越各二卷；齐、郑、吴各一卷。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它对史实采取重点选录的方式，目的在于取得经验教训，供执政者参考，而不注意是否符合历史的全面系统的发展情况。
1. 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少卿书》）可见，《国语》的作者是个盲人。但从《国语》所记的内容分析，这个左丘明并非与孔子同时的那个左丘明，或者是与孔子同时的盲人左丘明作为瞽史记诵古事，由后人加以整理，仍依托他的名义。正如古希腊盲歌者荷马的史诗，是由旁人记录整理的，作者仍标为荷马。
民族文化工作者李家瑞曾经研究过中国卡佤族传述本村历史的方法：卡佤族（西盟）有一种传代木刻，也是记事性质的木刻。他们在每年第一次吃新米的时候，要召集全村老小一齐尝新，由年老的人口头传述本村历史，就拿出历代相传的一根木刻。木刻两侧都刻着许多刻口。每刻口代表著一桩事件，刻口深的，表示重大事件；浅小的表示事件轻小。有时新发生一桩事件，也照样加刻上一个刻口。讲述的老人主要是指示给族人某一刻口是记本村的某事和某村人结下的仇怨，已经报复过或未报复过，其意义是要族人记著仇怨不忘报复而已。而村中其他事件也借这个机会，口耳相传延续下去①。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木帮助记忆。所谓"史不失书，矇不失诵"，讲的就是古代传诵历史的方法。瞽矇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成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国语》就是记录各国瞽矇传诵的总集。
瞽矇是乐官，同时也是传诵历史或歌唱历史的人。后来，瞽矇失职，他们还要以说唱方式在民间说唱故事。南宋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国语》中许多故事，具体细微，杂有推测想象成分，很可能与瞽矇的传诵增添有关。从《国语》内容分析，其作者无论是否左丘明其人，但这位作者学识渊博，懂得"天道"、历史、音乐、文化知识，则是无疑的。
2. 《国语》的思想内容《国语》虽然分别记载了八个封国的史实，但从实际内容来看，并非八国史实的全貌，而只是其中的部分事件。其中除了《周语》是较为系统地记
① 《文物》月刊1962 年第1 期。
载了从西周穆王经厉王、宣王、幽王、惠王、襄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直到东周敬王历代各朝事迹之外，其余各国所记述的内容则多为历史片断。如《鲁语》只着重记载了臧文仲、里革及敬姜等几个人的逸事，《齐语》只记录了管仲相桓公时的政治外交措施，《郑语》仅仅记载了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话，《楚语》则着重记述了灵王和昭王二君，而《吴语》和《越语》则集中叙述了吴越争霸及勾践灭吴的故事。《国语》中《晋语》篇幅最长，约占全书二分之一弱。《晋语》九卷之中，前四卷专门叙述晋献公和他的几个儿子争夺权位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晋献公听信后妻骊姬的谗言，致使太子申生屈死，次子晋文公颠沛流离。这一段的描写异常精彩：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不殁，君其若之何？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夫岂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骊姬曰："妾亦惧矣。吾闻之外人之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杀君而厚利众，众孰沮之？。。今夫以君为纣，若纣有良子，而先丧纣，无章其恶而厚其败。钧之死也，无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废，祀至于今，吾岂知纣之善否哉？君欲无恤（忧），其可乎？若大难至而恤（忧）之，其何及矣！"公惧曰："若何而可？"骊姬曰："君何志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释君。且君其图之，自桓叔（献公的曾祖）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翼为晋之故都，桓叔祖孙四代侵灭了原来同族的旧晋君）。"公曰："不可与政。我以武与威，是以临诸侯。未殁而亡政，不可谓武；有子而弗胜，不可谓威。我授之政，诸侯必绝；能绝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国，不可忍也。尔勿忧，吾将图之。"
这几乎类似于小说了。因为骊姬的"枕边风"不可为他人知晓，所以这些情节多为虚构。但是这种虚构却又合情合理。骊姬以守为攻，抓住献公具有强烈的权力欲这一要害，一步步离间了他与申生的亲子之情。献公看来并不昏庸，他对众人批评他惑于骊姬也是有察觉的，所以骊姬先是哭哭泣泣请献公把她杀掉。她知道献公是不会这样做的。于是接着便讲太子的坏话。讲得又十分巧妙，说他如何"宽惠而慈于民"。但话锋一转，却得出"杀君而厚利众"的结论，直刺到献公的痛处。又进一步以纣王作比喻，以晋国前代统治者骨肉相残的传统作证，最后以"盍杀我"，乃至以"君盍老而授之政？"相激，终于使献公为维护自己的"威武"形象，而决心除掉太子。对于以"武与威"临诸侯的献公来说，如果骊姬诬陷申生不才或道德缺陷，肯定骗不过献公，然而她却采用抬高申生的办法，使视权势为性命的献公产生了忌妒与恐惧心理，从而将人物性格表现得更为深刻。
《国语》中有的篇章表现"民为邦本"的政治历史故事，如《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