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是一篇有人物，有情节的优美散文，向来为人们所传诵：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论语·先进》这段文字记述的是孔子与学生们的一次有关志向的谈话。孔子先用平易谦和的语气，解除学生们的拘束，再用"如或知尔"的假设语气，启发他们尽情畅谈自己的志向，显示出孔子循循善诱的态度。接着写"子路（仲由）率尔而对"。这个学生直率而好胜，所以抢先发言，他毫不谦虚地把他能治国安邦的本领用夸大的言辞讲了出来，不留余地，十分自信。他讲完之后，孔夫子含有深意地微笑了一下，没有明确表态。
随后是孔子依次让冉有（求）、公西华（赤）、曾皙（点）谈话。冉有说，他只能使百里之国丰衣足食，施行礼乐教化的事，自己却办不到。公西华表示，自己仅仅能在诸侯祭祀、会盟时作个"小相"（司仪）。孔子只是静听，没有表示态度。最后临到曾皙回答。他从容地停下弹奏的音乐，"舍瑟而作"，起身畅谈了自己想在暮春季节到沂水之滨和朋友们游乐咏唱的志向。想不到这个志向竟得到孔子的赞同。
后来，曾皙问夫子：为什么要哂笑子路，夫子讲了为政大小同一的道理。但是孔子为什么在曾皙讲了一通投身大自然，过悠闲自在的生活之后，竟"喟然而叹"，表示赞许，后儒却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那种以歌颂为出发点的解释是不妥的。例如说这是表现"尧舜气象"，"上下与天地同流"云云，都是脱离孔子生活境遇的无稽之谈。其实，孔子这位被后人奉为"万世师表"的大圣人，当年是颇不得志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周游列国，四方游说，到处献治国良方，却处处受到冷遇，所以也难免有愤世嫉俗的苦闷，以至产生过淡泊生活的愿望。他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木排）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话，也产生过"欲居九夷"（《论语·子罕》）的想法，表白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心迹。孔子的这些思想与曾皙表示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致是相通的，所以孔子赞同了他，实际上也是对当时处境的一种感叹。
这段文字虽只有三百来字，但人物描写却动静有致，深刻传神。孔子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子路的坦率而自负，冉有的谨慎，公西华的谦虚，曾皙的志趣高远和性格洒脱，都可想见。尤其是曾皙谈话中所描绘的那幅春游图--阳光和煦，春回大地，至朋好友，说说笑笑，融融乐乐，载歌载舞于沂水之滨，微风拂面，那是多么惬意的生活！
《论语》从总体看，是表现政治观点的语录体散文。但有些篇章，如上述《侍坐章》与微子篇中的《楚狂接舆章》、《长沮桀溺耦而耕章》均有生动的人物描写。另外，乡党篇中有两处写孔子在政治活动中的言行举止也很生动传神。如记叙孔子上朝时的样子："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表现出与不同等级的人交往时的不同态度神情。写鲁君召他去接待国宾："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精到地刻画出鲁国这个礼仪之邦迎送宾客的礼仪规范。
5. 《论语》中的格言与影响《论语》中有许多语录，简明深刻，包含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形成格言，流传于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
--《论语·学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论语·学而》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为政》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法则），小人怀惠。"
--《论语·里仁》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里仁》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论语·公冶长》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
--《论语·公冶长》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樊迟问知（智）。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论语·雍也》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论语·述而》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述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泰伯》子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子罕》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论语·子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论语·子罕》子贡问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论语·颜渊》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论语·颜渊》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令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箕也！"--《论语·子路》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卫灵公》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
--《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论语·季氏》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子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论语·尧曰》不必再举例了。总之，《论语》中的格言警句比比皆是，如夜空的群星，光辉灿烂，千百年来照耀着炎黄子孙的人生旅程，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二） 《墨子》《墨子》是一部记载墨家学派哲学观点和人物言行活动的著作。
1. 墨家学派与《墨子》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墨翟。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没有他的专门传记，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末尾附了几句话："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可见，在独尊儒术的汉代社会，墨家学派已被人们所冷落。据后人考证，墨子约生于孔子之后，大约生于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 年），约卒于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20 年），时当战国初期。清代学者孙诒让在其研究墨子的著作《墨子閒诂》之中附有《墨子传略》。
《墨子》一书，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七十一篇，经西汉经学家刘向校录。现存十五卷，五十三篇，其中大部分是墨子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也有一部分是墨子后学的著作。
《墨子》散文中有所谓"十论"，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它是《墨子》书中的主要部分，代表了墨家学派的主要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些文章是经弟子们记录下来的创始人墨翟当年在"百家争鸣"中的讲学辞。由于墨家在墨子死后分为三派，他们对墨子学说各有记录，后来合编成书，故以上十篇文字都分上、中、下，而其内容大同小异。
《墨子》一书，虽然仍属记言性质，但其所记的已不是片言只语，而是长篇大论，实际上已是首尾完整、逻辑性很强的论文，而且每篇都有了代表中心思想的标题。这与它以前的语录体散文《论语》已很不同。如果说，《论语》还只是零散在盘中的璀璨明珠，那么，《墨子》已经是把明珠串成首饰的手镯或项链了。中国的论辩散文是从《墨子》开始的，这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上是一个重要贡献。
《墨子》一书中，《耕柱》以下至《公输》各篇，记述了墨子和弟子们的言行活动，是研究墨家学派的重要史料。另外还有一些科学著作，如《大取》、《小取》、《备城门》等，多为墨子后学者所作。
2. 《墨子》的思想内容儒家学派承认社会的尊、卑、贵、贱，从实际出发，主张以"礼"治天下；墨家学派，则站在"农与工肆"的角度，总想把小生产者互爱互利的品德扩大到全社会，极力主张"兼爱"与"非攻"。他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乃）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
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子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然后，墨子又以此理推论至盗贼行窃，诸侯攻伐，其原因均是"不相爱"。其结论是："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这就是《墨子·兼爱上》篇的中心内容。最后文章这样结尾：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作为一篇议论文章，写得有理有据，自成体系。但是，由于墨子把"爱"
作为一种脱离社会实际利害关系的抽象感情来论述，因此很难兑现。他这种把天下一切怨恨祸乱的根源都归结为人们不相爱，因而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实际上，只是把小生产者互爱互利、赖以生存的品德理想化，想让全社会普遍接受，而他并不懂得统治者想兼并天下的"大欲"与贵族们想高居常人之上的"本性"，因此是行不通的。然而，墨子的"兼爱"、"非攻"主张表现出下层人民希图过安定生活，相爱而生存的美好理想，因此受到乱世百姓的欢迎，而成为一时的"显学"。
另外，墨子还从反对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出发，主张"尚贤"，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以此与儒家的等级观念争鸣：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因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墨子·非儒下》墨家学派这种强调吏治、务农，反对儒家听天由命安贫乐道的论述，正击中了儒家的要害。
墨子还从反对浪费社会财富出发，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但他们的这些主张主要是针对儒家的观点而言的。因为儒家的"礼乐"形式，目的在于表现社会等级的差别和王室贵族的尊荣，而墨家则从下层劳动者的思想观念出发，主张节俭与实用，从本质上讲，应该说这是一种美德。即是与文艺思想有关的"非乐"，也不无可取之处。墨子"非乐"的理由，并不是反对音乐或文艺本身的"美"，《墨子》中说："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鼓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不以为美也。"而是因为贪图音乐享受会费财误事。统治者迷恋于音乐，"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一般人民迷恋音乐，则会破坏男耕女织的正常生产，"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总之，上"废君子听治"，下"不中万民之利"，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种观点，尽管主观上是从关心人民利益出发的，但是没有辩证地看到音乐对生产劳动的鼓舞作用和在生活中的娱乐休息与陶冶性情的作用，因此，墨子的"非乐"显然是一种从小生产者狭隘功利主义出发的偏激观点，是不妥当的。
正由于墨家学派有这种近于狭隘功利主义的偏激观点，所以反映在文学上，也显出"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的缺欠。然而，《墨子》中所提出的"三表"文学观，却是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主张文章要有社会生活依据，要讲究实用。这种观点是实际而可贵的：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所谓"三表"，就是判断事物是非的三项标志或标准。同时也是他"出言谈由文学"（《非命》）的标准。这三项标准的大意是说，第一，观察事物和写文章要有历史上的事实作根据；第二，要有广大人民的生活经验作根据；第三，要放到实际生活中去检验一下，看是否符合国家人民之利。正是因为墨子有这样一些思想观点，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上来，也就比较注意对客观事理的剖析，注意用事实论证，注重实际效用。
3. 《墨子》的文体特色首先，《墨子》中的论文，善于运用具体事理进行说理，不以华丽辞藻取胜，而以逻辑严密著称。
例如《非攻上》一文，其中心论点在于反对不义战争。文章开始却以生活中的故事作比：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偷）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接着又举出到人家马圈里偷人牛马者，闯入人家里杀人越货者，然后推论到统治者所发动的掠夺战争也是"亏人以自利"的行为，自然更是"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了。
文章为了暴露不义战争的罪行，又举杀人者为例论证：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而一次战争，死人何至百、千！以此推论，发动战争者，自然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由此可知，《墨子》在论证问题时，是首先从常人能认识到的事实和道理出发，然后进行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由明及隐的逐步推论。我们读《墨子》的散文，就会发现它的推论方法，总是一环扣一环，一层深一层，步步紧逼，自成体系，从文章形式来看，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其次，在《墨子》的记事文章中，往往情节曲折，又善于用故事说理。
如《公输》篇，记述墨子听到楚国要攻打宋国，就亲往楚国跟公输盘辩论：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富有戏剧性的是，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并不直说止楚伐宋的事，而说要给公输盘一大批酬金，请他帮助杀一个人。公输盘听后很不高兴，说："吾义固不杀人。"于是引出墨子的一大段议论：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诤谏），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类推事理）。
这样，使公输盘无话说了。公输盘便把责任推到楚王身上。墨子见到楚王后，同样由浅入深与之论辩：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
于是，墨子又进行类推，说："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终于在理论上驳倒了对方。
但有野心的人，虽然明知自己不对，也往往还是欲火难灭。墨子懂得光靠理论服人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又展开了实际上的较量。文章最精彩的一段，是墨子与公输盘在楚王面前"解带为城，以牒（小木片）为械"比量攻守之术的场面。"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御）有余。"公输盘不禁恼羞成怒，顿生杀机：公输盘诎（屈），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当楚王不明就里，墨子解破机关，戳穿了公输盘的阴谋之后，这场斗争才真正取得了胜利：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由此可见墨子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
富有教育意义的是：即使是正确的事情，也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有成功的把握。鲁迅先生曾以此为历史小说《非攻》的题材，歌颂了墨子这种身体力行的精神，称墨子他们为"中国的脊梁"。
第三，《墨子》有意识地总结了论辩艺术。
《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总称《墨辩》，是后期墨家学者的著作，主要内容是讲述墨家的认识论、逻辑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小取》曾总结墨家的论辩术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大意是：辩的作用，是要分辨是非的区别，详审治乱的规律，判明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原理，以选择利害，解决疑似。因此，应反映客观事物本来的样子，推求各种说法来加以比较。要名符其实，要辞能达意，要解释出原因。要用同类事物做例证，用同类事物加以推断。自己有这样的主张，就不要反对别人有同样的主张；自己不是这样的主张，就别要求别人有这样的主张。
在谈到具体论辩方式时，《墨子》中还提到"辟"、"侔"、"援"、"推"等论辩方法。"辟"就是打比方，用比喻论述事理；所谓"侔"就是相同的命题可以相互引证；所谓"援"就是援引他人相同的论点为自己论证；所谓"推"就是由事实或道理作出推论。由此看来，墨家由于研究逻辑学，懂得和精通论辩术，因此，他们的理论和所写的文章对后世我国论辩文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影响。我们不能以《墨子》散文质朴无华，缺少文采而忽视它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
（三） 《孙子兵法》初期哲理散文中还有一部兵家著作，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孙子兵法》。
诸子中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军事著作。作者孙武，字长卿，春秋后期齐国人，军事家。避乱到吴国，被吴王阖闾任为将，率军攻破楚国，名显诸侯。
《孙子》是他总结当世和过去的战争经验写成的。全书共十三篇，六千多字，广博精深，体系完整，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的关系，揭示了战争中的重要规律，包含着唯物辩证思想。他认为："兵者国家大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注重调查研究，认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并且认为战争中的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因素，只有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促进矛盾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转化。这些军事思想，至今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文学角度看，《孙子》是一部逻辑严密的论著。如：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数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孙子·行军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处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孙子·地形篇》这些论述都是全面而辩证的。
1972 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中发现《孙子兵法》残简，并有《吴问》等佚文。
《孙子》一书，在古代被称为"兵经"，历来受到人们重视，有曹操等十一家注本。今人郭化若的《孙子今译》，在国际上很受推崇。《孙子》一书目前有俄、日、英、德、法、捷多种外文译本。日本人称《孙子》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兵学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法国拿破仑在打仗时经常翻阅《孙子》，足见此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
八、中期哲理散文春秋战国时期中期的哲理散文包括儒家学派的《孟子》和道家学派的《庄子》。
（一） 《孟子》《孟子》是记述战国时代思想家孟子言行的书，是儒家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
1. 孟子的生平与《孟子》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 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负盛名的大师，后世尊为"亚圣"，与孔子并称"孔孟"。《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记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可见，孟子的一生也是很不得志的。原因是，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已发展到"以攻伐为贤"的武力统一时期，而一味讲他的"王道"、"仁政"，自然被君王们"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只好退而与门徒著书立其说了。
孟子的政治主张在当时虽然不合时宜，不为列国诸侯所采纳，但其仁政思想与王道主张却包含着宝贵的思想。他与弟子们共著的《孟子》七篇，共三万五千多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孟子游说各国时与各诸侯王以及其他人推难各种问题的经过和彼此的重要言论，虽然总的说来还没有脱离语录体形式，但无论从篇章结构和言辞文采上，《孟子》一书都比《论语》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特征是具有了故事情节和明确的中心论题。
《孟子》是孟轲晚年和弟子们共同编纂的著作。
2. 《孟子》的思想内容孟子哲学思想的中心是"胜善"论，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他主张统治者应该有"恻隐之心"，推恩爱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当然是迂阔而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在当时"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公孙丑上》）的时代，他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制民之产"，给人民一个"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的生活条件，无疑是反映出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有进步性的。
特别是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观点，更为可贵。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把老百姓的地位看得比君主还高，而是说君主治国，如果不照顾到老百姓的利益，就很难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他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意思是：取得百姓们信任的才能享有天下，而取得天子信任的不过做个诸侯。这说明孟子看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意义。在《娄离上》中，他更以桀纣的灭亡从反面论证了这一观点：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敺鱼者，獭也，为丛敺爵（雀）者鹯也，为汤、武敺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敺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可见，儒家学派的"仁政"理想始终是与"爱民"联系在一起的。
《孟子》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人的品格修养。其中关于"舍生取义"和关于"大丈夫"的论述，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深远：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