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第二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老子》第八十一章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2
吕不韦（？-公元前235 年）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南禹县）大商人。在赵国都城邯郸遇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奇货可居"，便游说华阳夫人立为太子。子楚即位后为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庄襄王卒，秦王政年幼继位，继任相国，称为"仲父"。食邑有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十二县，河南洛阳十万户。又利用燕赵矛盾，取得燕所献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十城作为封邑。执政时攻取周、赵、魏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门下有宾客三千，家僮万人。秦王政亲理政务后，被免职，出居封地河南，不久被迁往蜀郡，忧惧自杀。
吕不韦在文化上的贡献是组织门客编著成文化巨著《吕氏春秋》。书成后，公布于咸阳市门，宣言"有人能增损一字者予以千金"，可见其对此书的珍爱（事见《史记·吕不韦传》）
《吕氏春秋》一名《吕览》，是一部"并儒墨、合名法"的杂家著作。
全书二十六卷，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共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也吸收了墨、法、刑名、阴阳、兵、农各家学说。当时秦势强大，行将统一中国，百家争鸣的局面渐告结束，思想界也需要总结百家争鸣的成果。《吕氏春秋》便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为秦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的思想武器。
《吕氏春秋》在议论中引证了许多古史旧闻和有关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知识，《上农》、《任地》、《辩士》、《审时》等四篇保存了古代农学片断。总之，此书涉及范围很广，有政治、军事、教学、文艺、礼制、数术、养生、农桑、天文、历法各方面的问题。由于对各家学说采取调和折衷的处理，思想上比较驳杂，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大体上还有一贯的宗旨，正如高诱《吕氏春秋》序中所说，它是"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从文学角度看，《吕氏春秋》首尾一贯，条理分明，语言简练，富于形象，各篇往往以议论发端，然后摆事实、引比喻作为例证，最后回复到原来的立论。如《察今》：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人虽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 犹若不可法。
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溢，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应作"七十二圣"，泛指其多），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由此可见《吕氏春秋》之一斑。
通行注本有《吕氏春秋注》，汉高诱撰；《吕氏春秋集释》，近人许维遹撰。
具有文学色彩的诸子著作，还有《列子》一书。《列子》相传为战国时郑人列御寇所作。原书已亡佚，现在流传的本子是东晋张湛辑注的，共八卷，《列子》的思想内容较驳杂，总起来说，倾向于道家思想。其中保存了古代的一些优秀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如《愚公移山》反映出古代人民不怕困难、坚持奋斗的精神，其他如《歧路亡羊》、《杞人忧天》、《人有亡鈇者》、《齐人攫金》等章节，也都有各自的启发意义，表现出古代人民的思想智慧和具有生活气息的幽默活泼风格。
东晋张湛曾为《列子》作注，今人杨伯峻有《列子集释》。
十、先秦士子的论辩艺术论是论述，辩是辩驳，一正一反，旨在说理。我国六朝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这就是说，在古人看来，辩论就是要据经说理。但是，由于持论者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其据经而述之理也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出现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文化发展的高峰。当时，诸子百家，各抒己见，相互争鸣，百花齐放，他们的论辩艺术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 富有哲理的论辩艺术孔丘与老聃，是春秋时期的两位哲人。他们的人生都不顺利。孔丘奔走列国，其道不行，最后回到鲁国教书授徒；老聃离开周王室之后西出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言，不知所终。但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对世界的看法却笃信不移，而且能融汇在他们的深邃思想中并用简练的言语表现出来，闪烁出哲理的光辉。被后人尊称为孔子与老子。
古书记载，孔子年轻的时候，曾与鲁国国君一同坐车到周王朝所在地向老聃问礼。老子送行的时候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勿以有己，为人臣者勿以有己。"这几句话，一是说做人不可锋芒毕露，一是说做人要有献身精神。属于道家之言，与积极入世的儒家处世态度自然是不同的。但既然孔子问他，他也就以诚相告。这种富有哲理的告诫语言实则是暗含的辩论，往往容易引起对方的警惕与思考。孔子对老子的赠言听后持什么态度，司马迁没有记载，不过从他后来对人处世的态度来看，他是领悟了的。
孔子的论辩也多为一些富有哲理的谈话。有一次，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才能搞好政治。孔子说："做君王的要像做君王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做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做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做儿子的样子。"原话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多么简练而富有哲理！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焉得而食诸！"意思是：如果纲纪混乱，即使我有粮食，怎么能保证享用到它呢！"后来他又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在节财。"仅仅四个字，就把关键问题讲得很明确了。
当时有个叫佛肸的人做了中牟的宰臣后，背叛了晋国大夫赵简子。他知道孔子有才能，就请孔子辅佐他。孔子想去，子路说："我听您曾说过：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现在佛肸亲自宰中牟而背叛晋国，你又想去，这该怎么解释呢？"孔子回答说："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意思是：有这个话。但我们不常讲：要有坚韧性么？无论怎么磨它也不会变薄；我们不是常讲纯洁性么？无论怎样污染也不会变黑。我难道是葫芦瓢吗？怎么能挂起来不吃东西！这一段回答，既有辩证观点，又有哲理格言，生动形象，切合实际，达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孔子有个弟子叫宰予，就是白天爱睡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的那一位弟子，一次听讲过后，突然问孔子："三年之丧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意思是：三年丧期太久了，必定会落到礼坏乐崩的结局，这好比新谷取代旧谷一样，我看一年就可以了。孔子怎么办呢？他没有正面与弟子对抗，而是从本质上讲三年居丧的道理。他对宰予说："这样做你安心吗？"宰予说："安心。"孔子说："你安心就可以这样做了。君子居表，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弗为也。"意思是他们不是死守礼节，而是因为伤感情绪恢复不过来才这样守丧的。这样就避开形式主义的缠绕而变为对内容的深入揭示了。
老子、孔子的言论，言简意赅，含蓄而深刻，其论辩富于哲理，有许多成为后世的至理名言。
（二） 深入浅出的论辩艺术在《孟子·许行》章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主张神农学说的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上门劝告滕文公说："我这个远方的人，听说君王施行仁政，希望能在您这儿得到一个住处，做您的百姓。"滕文公同意了。但一看，他们师徒几十个人，全都是穿着粗布短衣，以打草鞋编席子为生。这就是诸子百家中主张身体力行，不主张社会分工的重农学派。
有个儒家学者陈良没有拢住自己的学生。他的学生中有两个叫陈相、陈辛的兄弟，到滕国遇见许行后，很佩服许行的言行，于是弃儒从农，并且宣传起许行的学说。
一天，陈相见到孟子，便说："你看像滕国国君这样的好人，也算是个贤明的国君了，但是在我看来，他还没有得道。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贤明的领袖必须和老百姓一样地耕种为生，兼管国家才对。可是现在滕国仓库里存放着大批老百姓生产的粮食供王室享用，这不就是剥削老百姓吗？怎么算得贤明君主！"
孟子自然不同意他这种反对社会分工的落后观点，便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出发，由浅入深，一步一步地和陈相展开了辩论：孟子说："许先生必定是自种粮食然后吃饭吧？"回答说："是的。"
又问："许先生必定是自织布匹然后穿衣吧？"回答说："不。他是穿别人织成的粗麻布。"问："他戴帽子吗？"回答说："戴。""戴什么帽子？""素色的帽子。""自己织的吗？""不，用小米换来的。"这时孟子说了："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帽子呢？"回答说："这样有害于耕作。"孟子又问："许先生用铁锅瓦甑做饭，用铁犁耕田吗？"回答说："是的。"问："这些都是自己制作的吗？"回答说："不，也是用米换来的。"孟子这时给他讲道理了："用小米换工具，不能说是剥削瓦工铁匠；瓦工铁匠也用他们制造的工具来换米吃，难道就是剥削农民吗？为什么许先生不兼作各行各业，而要乱纷纷地与人交易呢？难道不怕麻烦吗？"陈相这时不得不说："百工之事本来就不可能一边耕种一边兼做的啊！"终于承认了社会分工的合理性。
孟子于是进一步开导他："那么，唯独治理天下就能够一边种田，一边兼干吗？须知世界上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想凭自己的精力包办完所有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什么东西都自己做的才使用，便只好教大家成天在路上跑，什么也别干了。所以说：有些人劳心，有些人劳力。劳心的，治理人；劳力的，给人治理；给人治理的，供养治理者；治理人的，受劳力者的供养。这才是天下的常理。"这就是那条被称为贯通千古的封建统治理论。原文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你看，孟子讲述他的哲学思想多么深入浅出，雄辩有力！对于孟子的这种哲学观点，自然有不同看法。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阶级以此为据，要劳动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他们的剥削与统治；而一些革命理论工作者又从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认为孟子在这里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法，把劳动人民之间的合理分工与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混为一谈，所以称之为"诡辩"。近来，又有一种看法，认为孟子表述社会分工的时候，尽管掺杂了一些封建等级观念的因素，但是实际上包含有脑、体劳动分工的朴素思想。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脑力劳动的人，一般只能由剥削阶级中的成员担任。所以，这个哲学观点也包含有合理的因素，因此，他讲起来才那么理直气壮。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除了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没有条件进行社会分工和将来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人们可以随心所愿地全面发展之外，在这其间的历史过程中，行业分工，脑体分工正是历史的必然。历代剥削统治阶级，既有统治、剥削人民的一面，又有管理国家、组织生产的一面。否则，社会便不存在。历史还告诉我们：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先进的剥削阶级还有代表全体人民同腐朽的剥削阶级斗争的业绩。如此看来，孟子这个观点确实含有真理成分。一位古代哲学家，能够如此深入浅出地讲清这么一个贯通古今的深奥哲理问题，没有对现实复杂现象的仔细观察与深入思索，恐怕是不可能的。
（三） 驰骋想象的论辩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有一个老庄学派，虽然人生态度比较消极，但论辩艺术却极为高超。这一学派的论辩特点是用无边无际的自由想象和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表述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寓哲理于想象和故事之中，极为生动传神。庄子是其代表。
庄子一生没有做官，愿意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庄子谈论起自己的观点来，汪洋恣肆，随心而至，得心应手。在他的笔下，一切生物、非生物都会说话，而且构成意象鲜明的画面。《逍遥游》是庄子与遐想中的不同的人生观点进行形象论辩的名篇。他为了证明人生应该有绝对自由的意志，便想象出极大极小的形象加以描绘论证。先说："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重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鲲化为鹏，想展翅飞到天池去。从小的方面讲，有野马（游气），有尘埃，虽然小到微不足道，但是他们也与鲲鹏一样，是有所待才能有所为的。正如舟行靠水一个道理。但是真正的人应该是绝对自由的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就是说，真正自由的人，应该遵循自然的本性，驾驭阴、阳、风、雨、晦、明这六种气象的变化，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垠的宇宙之中。这样，他们还有什么可期待呢？所以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意思是：有最高修养的人，能够顺应自然，不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是第一个层次；能够顺应自然神异变化的人，无意求有功于人类，这是第二个层次，但还不是最高的层次；在庄子看来，深识万物的人，不慕求任何名位，甚至与自然合而为一，这才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所以说："圣人无名。"像庄子这样探求深奥人生哲理的学者，如果没有充分的想象和精巧的比喻，要说清道理而且让人乐意接受，恐怕是不容易的。
庄子为了说明养生有道这个问题，向文惠君讲了庖丁解牛的故事。故事说，这位厨师为了宰好牛，仔细钻研练习了三年。他开始见到牛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一条整个的牛；后来，由于精心分析、研究、揣摩，再见到牛的时候，就能清晰地透过表皮看到牛的各个部分了，正如现在的X 光射影能看到物体内部结构一样。所以，这时，他下刀宰牛就十分顺利，刀刃很少磨损。比较好的屠夫一年换一次刀，一般的屠夫一月换一次刀，而他的刀如今用过十九年了，还是像刚磨过的那样锋利。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用这个道理来比喻人生顺应自然规律必然可以养生，是谁都可以信服的。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入手，清晰论证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正是庄子论辩艺术的绝妙之处。所谓庄子"寓言十九"，是说他的哲学著作中通篇几乎都是寓言。这样就可以借助想象和生动的比喻进行分析，收到形象说理的效果。
（四） 逻辑严密的论辩艺术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本是韩国的一位贵族公子。司马迁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所以，在《史记》中，他与老子同传。他天生口吃，不能说道，而善于著书。在他的著作中，像《说难》、《五蠹》等论文，都以逻辑严密的论辩著称。
韩非在《说难》中说：游说之难，并非我拿不定主意表达一个什么观点，也不是说我把这个观点说不明白，也不是说我没有言词充分表达这个观点，一句话：不是我没有本领论辩与游说，而是难在"知所说之心"。就是说：进言要揣摸对方的心思，说话要对路子。否则，不但人家不听，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
接着他讲：人家喜欢名的，你不要说利；人家喜欢利的，你不要说名；人家表面追名实际求利的你不要看不透他的心思空说一气，不然，轻则人家不理你，重则人家忌恨你。还有"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不该当众说的事，千万不要当众说，不然将祸及本人。贵人有过不仅不能当面指责，即使当众说一种德行而影射人家的短处，例如人家私心重，你非说助人为好，那也会危及自身。关系不密切的不可深谈，否则事败后就怀疑你。贵人得计你不可自以为功，否则也很危险。强说人家不愿干的事，强止人家不愿止的事，也很危险。所以在向人进言中，要注意避免以下的误会："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鬻权（买重）；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虚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可谓说透了人间的种种心理状态，概括全面，逻辑严密。
那么，怎样游说才会收效呢？他说：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无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无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无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以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讲人家爱听的。人家聪明，就不要多说；人家果断，就不要激怒他；人家自信，就不要说他不行；在几个人面前，多说人家的优点而不要伤害人家；张三与李四有同样的过失，你就说张三没有。最大的忠诚是不抵触，言辞不要激烈，以后条件许可的时候再慢慢讲清道理。韩非所以这样详细论述进言的艺术，主要是从效果出发的。尤其是在封建专制时代，不懂讲话的方式，不考虑说话的效果那是很危险的。正如韩非所说："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战国时期，荀卿的论辩逻辑也很严密，而且善用比喻。他的《劝学篇》几乎通篇都用比喻。墨家学派论证也很严密，也常用故事说理。逻辑严密是论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先秦诸子散文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会周密思考，以理服人。
（五） 历史散文中的论辩艺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革，各国之间外交活动频繁，常有激烈的论辩与斗争，反映在文学上则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论辩艺术遗产。其中以《战国策》成就最为突出。
《文心雕龙》说："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力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意思是：论说的要义，一定要使它对当时有利而意义正确；在大的方面有助于完成当前要务，在小的方面也不会妨碍自身的荣显。只要不是欺骗敌人，只能讲求忠诚与信实，打开心扉，把忠言献给主上，运用巧妙的文采来加强语言的说服力。这是论说的根本。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传散文中，我们可以读到异常精彩的论辩文章。或雄辩热烈，或锋芒毕露，或缜密严谨，或机趣横生，可谓五彩纷呈。
《战国策·齐策》中的《赵威后问齐使》讲的是齐国派使臣带信去看望赵威后。赵威后连信封也不打开，就对齐国使者说："你们齐国年成好吗？百姓好吗？齐王好吗？"齐国使者很不高兴，说："我奉使代表着齐王和国家，您不先问齐王，而先问收成与百姓，这不是颠倒了卑贱与尊贵的位置了吗？"赵威后说："不然。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几句话说得齐使哑口无言了。然后赵威后又问了齐国一些民情细事，充分体现出这位王后的民本精神。
论辩要讲究效果，就得考虑到对方的接受情况。《邹忌讽齐王纳谏》以自己的妻、妾、朋友都言过其实地夸奖自己长得漂亮，悟出人们常说假话的各种原委，而告诫齐王要勇于接受批评。齐王果然听取了他的意见，虚心听取意见，奖励批评进言举动，结果齐国威望大增。《战国策·秦策》中记载的范雎说秦王的故事，也是个迂回说理的典型。
范雎原是魏国人，因为受人嫉妒，差点送了命，后来到了秦国。秦昭王多次向他讨教，他都唯唯诺诺，绝不开口。急得秦昭王说："先生真不愿教寡人吗？"
这时，范雎才开口说："不敢呀！"然后讲了姜太公遇文王、伍子胥过昭关故事，说出自己怕不被充分信任而误国误身的担心，以端正昭王的态度。在秦昭王对范雎有了充分信任之后，范雎才说："君王如今上怕太后的威严，下受奸臣的作弄，居住在深宫里面，离不开保姆的教养，这样下去，大则亡国灭宗，小则祸及自身，这就是臣所担心的事。至于自身尔后穷国羞辱，乃至死亡灭绝，我并不怕，臣死了秦国能够富强起来就胜似我活着秦国贫穷呀！"一席话说得昭王心坎里去了，于是拜范雎为相，改名换姓，名曰张禄丞相。
高超的论辩艺术，有时也可使小人得志，谮害忠良。《战国策·秦策·姚贾谮杀韩非》就记录了这位小人因花言巧语而终于得逞的情形：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桀听谗而诛其良将，纣听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
王曰："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屠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秦王曰："然。"乃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广征博引，无非说明自己忠心耿耿，而告发他的人不可信任。秦王果然听信了他的诡辩杀了韩非。
从文学角度讲，论辩是一种文体，属于议论文，且具有生动活泼的形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中，更是五彩纷呈，百花齐放，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一、《楚辞》（上）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战国时期。他所创作的长篇抒情诗《离骚》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杰作，也是"楚辞"中最为辉煌的作品。
（一） 屈原的生平与时代屈原的生卒年月，无法确考。据郭沫若推算，他生在公元前340 年正月初七，死于公元前278 年，活了62 岁。这个时间正值战国中期。他的一生与楚怀王、楚顷襄王同时。
当时七雄并峙，相互兼并，求得中国的统一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七国之中，处在中国西北的秦国兵力最强，直接威胁着山东六国；六国之中，处在东海之滨的齐国经济最富，处在长江中下游的楚国疆域最大，而齐、楚相较，楚国又超过齐国。于是，形成了"合纵"（联合六国以抗强秦）、"连横"（事奉强秦以凌弱国）两条政治、外交路线。"横则帝秦，纵则楚王"是当时政治家已经看出的社会发展趋向。公元前318 年，山东六国兵力合纵攻秦，曾推楚怀王为纵长，这正是楚国当时实力强大的反映。
屈原生活的时代，中国大地正面临急剧的变革，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争鸣更为活跃。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说："比他稍前的有商鞅、申不害、环渊、接舆、尸佼、宋钘、孟轲、惠施、庄周、田骈、慎到、陈良、许行。比他稍后的有邹衍、公孙龙、荀况、韩非。整整同时的政治家和他并且有特殊关系的有苏秦和张仪。他的时代的确是群星丽天的时代。"（见《历史人物》第12 页）从屈原的作品看，他也是以中华学子为己任的。在屈赋里，"天下"的历史名人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皋陶、伊尹、傅说、比干、吕望、叔齐、宁戚、百里奚等。即使举独夫昏君，也放眼"天下"，如启、羿、浇、桀、纣等，都不是楚人。屈原的幻想世界也是以"天下"为理想，向往昆仑。所以说，屈原虽然以爱楚国为其思想感情的具体载体，而其精神实质则是爱中华的，尤其是当时的楚国也有可能成为统一中国的力量。因此，把屈原的爱国精神与当时中国统一于秦的历史趋势对立起来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
屈原，名平，是和楚王同姓的贵族。他和楚王的亲属关系可能已经疏远了，只取封地为姓，但由于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受到楚怀王的信任，让他作了左徒。
"左徒"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其地位仅次于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令尹。《史记》说，他当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这说明他直接参与了楚国内政外交的决策。此时，屈原正在青年时期。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宫廷内部的斗争，屈原遭到了不幸：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离开楚国政权核心，被怀王疏远，大约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随后，楚国在外交政策上犯了个错误。当时，秦国派张仪到楚国游说，以商、於六百里地作为报酬，引诱楚齐绝交。楚怀王利令智昏，上了秦国的圈套。事后张仪反悔说，当时只答应给六里土地。于是楚秦开战，楚国大败，失去汉中。再战，双方议和，张仪以人质入楚。这时屈原重被起用出使齐国修好。而张仪却买通用事大臣靳尚和怀王宠妾郑袖，得以免死脱身。公元前299 年，秦昭王致书怀王，约他到武关会面。这时，年已四十一岁的屈原劝阻不听，结果怀王被扣，三年后死在秦国。
怀王入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98 年，楚顷襄王即位，更不听屈原的劝告，终于把屈原驱逐流放，此事大约发生在屈原五十岁之前。《楚辞·渔夫》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的许多悲愤的诗篇，都创作于流放的时期。公元前278 年，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率军攻下郢都，楚国灭亡在即。这时屈原已经六十二岁，他眼看着郢都的毁灭，人民的流亡，感到爱国理想已无法实现，就跳入湖南汩罗江自杀。（二） 伟大的爱国抒情诗--《离骚》《离骚》是屈原的代表诗作，是他"老冉冉其将至兮"时的作品，这时他正在流放苦闷之中。全诗共三百七十三句，两千四百九十字，是屈原作品中一首最伟大的抒情诗，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首最伟大的抒情诗。全诗充满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的深切爱恋。
关于"离骚"二字的含义，自汉以来，说者略有差异。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盖以"忧"释"骚"，而"离"字无解。东汉班固在《离骚赞序》中对两字都作了解释："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后世朱熹赞同这种观点。稍后于班固的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后世学者如清人蒋骥，就赞同王逸之说。总之，一说是遭忧作辞，一说是别愁为赋，其基本含义则均为不幸之作，我们不必细究。
《离骚》全文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自叙身世、经历、品质、理想以及遭遇的不幸：（附郭沫若译文）
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本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朕皇考曰伯庸； 号叫伯庸的是我已故的父亲。
摄提贞于孟陬兮，太岁在寅的那一年的正月，惟庚寅吾以降。 庚寅的那一天便是我的生辰。
皇览揆余初度兮，先父看见了我有这样的生日，肇锡余以嘉名。 他便替我取下了相应的美名。
名余曰正则兮， 替我取下的大名是叫着正则，字余曰灵均。 替我取下的别号是叫着灵均。
屈原自认为身世不凡，是黄帝家族的苗裔。这是大中华统一思想的深刻体现。而他的品质、理想更为非凡：纷吾既有此内美兮，我的内部既有这样的美质，又重之以修能。 我的外部又加以美好的装扮。
扈江离与辟芷兮， 我把蘼芜和白芷都折取了来，纫秋兰以为佩。 和秋兰纽结着做成了个花环。
汩余若将不及兮， 我匆忙地就像是在赶路一般，恐年岁之不吾与！ 怕的是如箭的光阴弃我飞掉。
朝搴阰之木兰兮，我在春天去攀折山上的木兰，夕揽洲之宿莽； 我在冬天去收揽水边的青藻。
日月忽其不淹兮，金乌和玉兔匆匆地不肯停留，春与秋其代序。 春天和秋天轮流着在相替代。
惟草木之零落兮，想到草和木都时刻地在凋零，恐美人之迟暮！ 怕的是理想的佳人也要早衰。
不抚壮而弃秽兮，你不趁着年少时自图修洁，何不改乎此度？ 为甚总不改变你那样的路数？
乘骐骥以驰骋兮，我驾着骏马正要打算去奔驰，来吾道夫先路！ 你来吧，我要为你在前面引路！
这些诗句中芬芳馥郁的香草，正是他那美好品质的象征；而在楚怀王对他信任的时期，他更充满着与怀王共展宏图的美好理想：昔三代之纯粹兮，古时候曾有过纯而粹的三王，固众芳之所在； 在那时固然是群芳之所聚会。
杂申椒与菌桂兮，木本的申椒、菌桂也多所戴插，岂惟纫夫蕙茞？ 不仅把香茞和蕙草纫成环佩。
彼尧舜之耿介兮，想唐尧和虞舜真是伟大光明，既遵道而得路； 他们已是得着了正当轨道。
何桀纣之猖披兮，而夏桀和殷纣怎那样地胡涂，夫唯捷径以窘步。总爱贪着走捷径而屡自跌跤。
这种尊崇尧舜、痛恨桀纣的政治观点，正是儒家信任贤能，提倡仁政的观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在当时来说比较先进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对楚国现实的黑暗政治才痛心和忧虑：惟夫党人之偷乐兮，有一批糊涂的人们会苟且偷安，路幽昧以险隘。 他们的道路诚暧昧而又加狭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 我并不怕自己的身子会要遭殃，恐皇舆之败绩。 我怕的是君王的乘舆要被毁坏。
忽奔走以先后兮， 我匆匆地在前在后效力奔走，及前王之踵武。 我想要追赶上先王们的步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你既不肯鉴察我胸中的愚诚，反信谗而齌怒。 更反而听信谗言给我以恼怒。
屈原不忍见国家命运的衰败，要尽自己的力量去挽救，然而怀王却不信任他，疏远他。这使他非常痛苦：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我诚然知道耿直是不能讨好，忍而不能舍也！ 但我却忍耐着痛苦不肯抛弃。
指九天以为正兮， 我要请九重的上天做我证人，夫为灵修之故也！ 我只一心忠于君王并无他意。
以下，在沉痛反复吟诵的诗章中，诗人表明了自己对人民的关切，志向的不可更改，以及和那些追逐名利、诬陷忠良的党人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最后，当他一切积极进取的道路都被堵塞之时，他也曾想到消极退让，洁身自好：制芰荷以为衣兮， 我要把碧绿的荷叶裁成上衫，集芙蓉以为裳。 我要把洁白的荷花缀成下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 没人知道我也就让他抹杀吧，苟余情其信芳。 只要我的内心是真正的芬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 要把头上的冠戴加得高而又高，长余佩之陆离。 要把项下的环佩增得长而又长。
芳与泽其杂糅兮，芳香和污垢纵使会被人混淆呀，惟昭质其犹未亏。只我这清白的精神是丝毫无恙。
他也想到穿起自己芳菲飘扬的美丽服饰到四方去观光考察，但是，最后又说自己的理想不能改变：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就把我车裂了我也不会变更，岂余心之可惩？ 难道我的心还会怕受人威胁？
这是他第四次提到自己的死亡。在理想不能捐弃的心境中，他已预感到悲剧的不可避免。
第二部分（从"女媭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运用充分的想象继续表现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和失望。首先，他假设一个爱护他的女伴"女媭"对他忠告，劝他不要像■那样刚强固执，以致丧命。这使他深为失望。于是，他只好渡过沅水、湘江，去到苍梧找帝舜重华倾诉心曲。他对帝舜把自己所认识到的许多政治得失、历史兴亡教训一一痛说出来。他说夏启、后羿、过浇、夏桀、殷纣的失败，都是由于享乐纵欲，残害忠良；而夏禹、成汤、文王、武王所以成功，则是因为他们举贤授能，遵循法度。从历史正反经验教训中，他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皇天无私阿兮， 主宰一切的上帝他公道无私，览民德焉错辅。 他要看到了有德行的才能帮助。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只有那德行高近的圣人和贤士，苟得用此下土。 才能够使得四海之滨成为乐土。
他的陈诉与认识终于得到帝舜的同情，于是又增强了他的信心，开始上天下地继续寻找支持自己的人：朝发轫于苍梧兮， 我清晨才打从那苍梧之野动身，夕余至乎悬圃。 我晚上便落到昆仑山上的悬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 我想在这神灵的区域勾留片时，日忽忽其将暮。 无奈匆匆的日轮看看就要入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我便叫日御的羲和把车慢慢地开，望崦嵫而勿迫。 就望见日将入的崦嵫也没用赶快。
路曼曼其修远兮，旅行的途程是十分长远而又长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要到天上地下去寻求我的所爱。
在漫漫长路上的求索，再一次表明他坚持理想追求光明的伟大信念。以下继续描写他追求光明的旅程：月神望舒为他引路，风神飞廉在后护送，鸾皇雷神供他驱使，飘风云霓群来欢迎。这一切充分表现出他对前途充满希望。但是，当他来到天门的时候，守门人却不理睬他的请求。但他尚未绝望，继续急急忙忙渡过白水，登上阆风山，到青帝之宫寻求知己。最初他想乘云访求宓妃，后来知道宓妃是一个美貌而无礼之人；又想去找住在瑶台的简狄，却因无适当的媒人而让高辛氏先得了手；最后想求有虞氏的二姚，更因为"理弱媒拙"而没有结果。
闺中既以邃远兮， 佳丽的香闺既深邃又难以觊觎，哲王又不寤。 你聪明的君王又始终不肯醒悟。
怀朕情而不发兮， 我一肚子的衷情真无处可诉呀，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我那能忍耐得就这样地死去！
这是叩阍求女失败后的总结。经过一系列迂回复杂的旋律之后，这种绝望的声音又一次回响起来。
第三部分（从"索藑茅以筳篿兮"至"蜷局顾而不行"），写他在天门不开、陈志无路、求女不成，知己难遇的情况下，曾经产生 的去国远逝的幻想。他首先虚构了自己求灵氛问卜的情节，灵氛告诉他最好远逝异国，要想到九州的博大，不要老是恋着故乡。后来他又向巫咸问卜，巫咸更引述了皋陶和大禹、伊尹和成汤、傅说和武丁、吕望和文王、宁戚和齐桓等一系列君臣遇合的故事鼓励他到上下四方去寻求可以重用自己的国君。他联想现实情景，思想有了活动：时缤纷其变易兮， 时俗纷纷地是变化无常呀，又何可以淹留？ 我在此又哪能够久于停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