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第二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老子》第八十一章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11
此外，在四川青川、广东、广西等地发掘的战国墓中也有少量玉器出土，表明用于礼制和装饰的玉器在上层社会是很普遍的，作为身份的标志，无故玉不离身。
3. 玉器种类及其审美特征综合观察春秋战国的玉器种类，主要有：璧、琮、璜、管、珠、佩、琀、串饰、勒、瑗、环、玦、圭、璋、柄形器、戈、带钩、镜架、匕等。多数为礼器，少部分为生活用具。
玉在上层统治者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被赋予了丰富的伦理观念，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天下财物"九榖八材"，珠、玉是两材。天下贵重之物以玉帛代称。诸侯向天子献宝，称为"玉献"。天子、诸侯王冕服上重要处以玉为饰。天子、诸侯王死，入圹，以玉加币，死者口中含玉、身旁葬玉。皇宫最贵重的礼器"六瑞六器"，均以玉为之（六瑞指：圭、璋、璧、琮、琥、璜。六器指：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朝中设专门掌管"金玉玩好兵器"的机构，以"玉府"命名（《周礼·天官冢宰下》）。诸侯会盟时，为显示郑重，以珠盘盛牛耳，以玉敦盛牲血（《周礼·天官冢宰下》）。天子所用邦节以玉为之（《周礼·地官司徒下》）。宫中设有专门掌管玉器的机构--典瑞（周礼·春官宗伯下）。天子乘有五辂（五种车子）以"玉辂"为最贵重（《周礼·春官宗伯下》）。国君亦名"当璧"（《左传昭公元年》）。天子、诸侯祭祀"必用牺牲玉帛"（《左传昭公十八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礼记玉藻》）。其价值非金钱所能衡量。关于玉的作用，杨伯达先生概括为五个方面：玉器作为珍宝，玉器用于殉葬、玉器用于祭祀、玉器作为信物、玉器象征道德。有关以玉象征道德，荀子有"七德"说（《荀子·法行》）。管子提出"九德"说（《管子·水地》）。而《礼记·聘义》提出"十一德"之说。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君子贵玉而贱珉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珉多而玉少的缘故？孔子很不高兴地回答说，君子岂能用数量区别贵贱，君子所以重玉是因为它可用之象征道德："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有棱角而不伤人），义也；垂之如队（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戛然而止），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文彩明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朝聘用之），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礼记·聘义》）下面重点论述几类：（1）璧环形玉器。《尔雅》解释："肉倍好谓之璧。"所谓"肉"是指璧的周边，"好"指圆孔。肉倍好是圆孔的直径等于器边（即实体）的直径1／2. 环、瑗形状与璧相同，只是肉与好的比例不同：肉好直径比例一样则为"环"，好倍于肉则为瑗。实物中完全符合这种比例的很少，有人据此要推翻传统说法，一律称为"璧"。考古发掘出的实物也有符合《尔雅》所规定的比例的，如1972 年陕西凤翔县南指挥乡河南屯出土两件玉璧，其一整个器物直径29.7厘米、肉11.88 厘米、好5.94 厘米，正好是"肉倍好"。这块玉璧为墨绿色，玉质晶莹滋润，明亮光洁。璧两面均刻花纹，主纹为四周互相蟠纠的勾连纹，以五圈内填短直邪线的环带相隔，纹饰繁细、线条流畅。已出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玉璧，其纹饰主要有几何纹、云纹、谷纹等。个别的边缘附加雕饰。玉璧在秦代以前被视为镇国之宝，其地位大概仅次于鼎。秦为得"和氏璧"，诈以数城相换；而赵国的宰相蔺相如又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渑池会上与秦王斗智斗勇，最后"完璧归赵"，传为千古佳话。据史书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微子启反缚双手，■玉璧，让仆人抬着棺材去投降周武王，准备一死。武王亲自为微子启松绑，接受他的玉璧，烧掉棺材，给以礼遇，命他回到原封地去（《左传僖公六年》）。齐桓公称霸，诸侯都去朝贺，卫未去，齐君大怒，欲兴师问罪，卫姬摘下簪珥，解下璧佩向齐请罪，恳求宽恕。桓公高兴地答应了。
玉璧的用途，按古文献记载和后人推测，一为祭器，用作祭天、祭神、祭山、祭海、祭河、祭星等。二为礼器，用作礼天或作为身份的标志（《周礼春官宗伯·典瑞》所云："子执毅璧，男执蒲璧"之类）。三为佩饰。四作珐码用的衡。五作辟邪和防腐用。玉璧的这些用途在春秋战国时代几乎都存在，都可以从古文献及现代考古发掘实物中找到证据。
玉璧造型、纹饰衍变，从现存实物来看，春秋以前的均素面无饰，春秋时代的已有带纹饰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玉璧以云纹、谷纹、几何纹为主，边缘附加雕饰的极少，但极为精致。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龙纹璧，器身琢刻不规则的谷纹、云纹，璧上缘附走兽形龙饰件，龙回头，尖翘耳、圆眼、闭口、上唇翘卷、下唇有回卷纹。前后两肢，尖曲形足，尾尖卷扬，身有简化鳞纹，颈及尾刻丝束纹。又据黄浚《古玉图录初集》载有一件三龙纹璧，器身有排列细密而规则的谷纹，璧上缘附雕饰三龙，龙身为卷曲走兽形，大型尖卷分枝角，尖翘耳，橄榄形眼、张口、圆弧形上唇，锐耳外露，四肢，拳形足，分二尖爪，长尖翘卷尾、上刻丝束纹，身刻菱形或圆形网纹，强劲伟丽，是战国晚期玉龙的典型形象。《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了带纽的玉璧。（2）玉琮玉琮在原始社会末期曾经十分发达，至夏商西周迅速衰落，春秋战国时期玉琮几乎绝迹，至汉代已不再制作。《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琮在西周应该是很发达的。不知为什么在周墓随葬品中找不到它的影子，这一矛盾现象至今是不解之谜，有待进一步考察论证。
据有关专家研究，玉琮原由环形石斧演化而来，石斧为男子用物，属阳，故被用来祭天。琮系由女子手镯演化而来，女表阴，故琮被用来祭地。玉琮的特点是长柱体，内圆外方，有的上下一样粗细，有的上粗下细，有礼地、享后、享夫人、发兵、敛尸等多种用途。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玉琮极少，偶有发现，制作也极为简陋，如吴县春秋吴国窖藏玉器中的琮，已残破，仅存半片，制作水平远不能与同窖出土的其它玉器相比。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期楚墓中也出土了玉琮。陕西凤翔春秋秦城遗址出土了两件玉琮，其一内圆外方，通高3 厘米、方高2 厘米、宽6 厘米，圆口内径5.2 厘米、外高0.5 厘米。这样小而矮的玉琮，称之为"套管"更合适。另一件玉琮通高12 厘米、圆内口径5.2 厘米，磨制极精。二器均素面无饰。它们均已失去玉琮应有的神圣价值。玉琮的衰落与退化，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天命观减弱了，间接地反映出周天子地位下降。
（3）玉玦形似环而有缺口的王器称为。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直至春秋战国，玦屡盛不衰。其用途，根据古今各家之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作佩饰、作信物、作刑罚标志。《九歌·王逸论》：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与环则还，与玦则去也。《白虎通义》解释说：君子能决断则佩玦。据《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公元前660 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攻打东山的皋落氏。太子率大军出征，晋献公命他穿左右两色的衣服，佩戴金玦。公子觉得这是一种不祥征兆，父王有废他之意。在当时，衣服是身分的标志，佩饰是心意的旗帜，赐他穿杂色衣服，是暗示疏远，让他佩戴金玦，表示要废弃他。杂色意谓冷薄，金象征寒冷，玦意味决绝。《荀子·大略》云："绝人与玦，反玦以环。"《大戴礼记·王度记》："人臣赐玦则去。"公子申生后来果然被废了，晋国发生了混乱。佩玦又是一种能力的标志。《白虎通义·谏净篇》说，人所以要有佩饰，标明自己的善长，道德修养高深者则佩环，能大道德即佩琨，能决嫌疑即佩玦。所以看见佩带什么就知道善长什么，农夫佩耒耜形饰品，工匠佩斧形饰品，妇女佩针缕亦佩玉。已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玉玦，其造型比较简单，环形有一缺口，上刻几何纹或谷纹、云纹，边无附加装饰。当时主要用于佩饰。《左传》、《白虎通义》等所举玦表示决绝之意，那只是个别现象，并不带普遍性。
（4）玉璜半璧为璜。其用途，一为"礼地之北方"（《周礼·春官大宗伯》），二为佩饰，死后作为陪葬品，自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遗址中均有玉璜出土。璜形式多样，大多制作精巧华丽，有的作成兽形，上琢刻云纹、谷纹、几何纹、动物纹等。如河南辉县固始村一号春秋墓出土一件大玉璜，由白色微绿的美玉七块和两个可以活动的鎏金铜兽头组合而成。整体造型呈弧面状，中央一块长方形玉石，上面雕刻一匹回首踡卧的马，两侧的两块玉石表面雕谷纹，再向外侧的两块玉雕作兽首形。玉雕中空，以铜片贯联。铜片末端作成鎏金小兽头，各啣椭圆形玉片。这件艺术品用料和谐，琢工精细，造型设计独具匠心。全长20.2 厘米、最宽处3.3 厘米。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玉璜也很精采。其它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的玉璜，大多也作得很精致。如何用璜"礼地之北方"，后人已不甚明了。作为佩饰，大多与其它玉饰配合使用，即《侍经郑风·女曰鸡鸣》中所云："杂佩"，《毛传》谓"杂佩者，珩璜琚瑀牙之类。"
⑤玉琀死者口中所含实物，亦称压舌。原始时代已经出现，多作成蝉形。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玉琀也区分出等级，《公羊传》记载："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贝，春秋之制也。"琀的器形有动物形，也有琮形或璧形。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战国早期）出土玉琀21 件，出自墓主人口腔内和胪腔内，玉色青白，略带黄色，通体抛光，光泽较亮。器形有牛、羊、狗、猪、鸭、鱼等。器小如豆，圆雕而成，形象刻画细致，造型生动。
（6）圭、璋务之一是以玉制作"六瑞"，来规范邦国大小尊卑等级，按照王、公、侯、伯、子、男的宗法等级，王执持镇圭、公执持桓圭、侯执侍信圭、伯执持躬圭、子执持毅壁、男执持蒲璧。汉代经学家郑玄对六瑞的解释是：王者所执镇圭，上饰以四镇（大山）之形，象征安四方也，圭长一尺二寸。上公所执桓圭，上饰以栋梁之形，象为柱石之义，圭长九寸。侯所执信圭，上饰以人形，其意象慎行以保身，圭长七寸。伯所执躬圭，亦以人形为饰，纹较信（身）圭为粗，其义与信圭同，长七寸。子所执榖璧、上榖形为饰（今已数见谷纹璧），像能养人之义，径五寸。男所执蒲璧，上饰以蒲席之形（今未见实物），象征安人之意，径亦五寸。郑玄对六瑞的尺寸、形式记载得十分具体，但今天考古发掘出土的商周至战国的玉器都难以合乎这个标准，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这些生前显示身份的贵物未能流传，或许是因为汉儒根据周礼对之加以想象规范？今天春秋战国墓中已经出土了玉圭、玉漳，只是尺寸对不上号。圭、璋除去能标明身份，还是礼天的礼器之一，《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之职。。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仿）其器之色。这些概念是当春秋时代阴阳五行之说产生以后才会有的，西周不会有那么严格的规定。再说，人们对玉色的选择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随心所欲。
（7）佩佩包括面较宽，凡是璧、琮、玦、瑗、环圭、璋等规范化玉器不能包括的饰玉，均可称为佩。佩在上层统治者中也是用来显示身份的，春秋战国墓中出土最多，制作得都很精美。佩玉的作用：①军队统帅佩玉，在外祷请可用之。《左传哀公三年》："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意思说死生的命运不敢祈请，佩玉不敢爱惜，就是说不惜生命勇敢战斗。②协调人的动作。《诗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意思说，巧笑露齿少年游，行动佩玉有节奏。《诗经郑风·有女同车》："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将翱将翔，佩玉将将。"意思是，我们在外同遨游，美玉佩环身上掛。我们在外同游玩，身上佩玉响叮叮。③佩玉等级。《礼记·玉藻》："佩玉有衡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玉而綦组绶、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组绶。"绶指穿系玉佩的带子，由于身份不同，所系的带子颜色也不一样。④表达爱情，馈赠信物以佩。《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知子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者，杂佩以报之。"《诗经王风·丘中有麻》："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大批玉佩，其中有两件艺术水平特别高，手法之巧妙、制作之精致是举世罕见的。其一为四节龙凤玉佩，出自墓主人的腹部，白色、扁体，用一块玉料透雕成四节，可以活动拆卷。每节龙凤形象由三个椭圆形环连接为一个整体，第一节为对首双凤。第二节为首相交错的较大的双卷龙，两龙尾部各为一凤。第三节为屈首相背的略小的双卷龙。第四节为对首的小双卷龙。器两面以极细的线条刻出龙凤的细部。此器共雕了七条卷龙、四只凤和四条蛇，布局严谨，造型美观，琢刻技艺精湛，是极为罕见的战国早期的玉佩珍品。
另外一件十六节龙凤玉佩，工艺更加高超。出自墓主下颌部位，并作卷折状放置。此器青白色，完整无缺，呈一长带形，十六节各节大小不一，一般作一小节与一大节相间串连。其中第一节的顶端横穿一个对钻小孔，器整体是一条龙，此节为龙首。各节均雕成龙凤形或璧环形，并两面雕刻或阴刻这些龙凤的细部（嘴、眼、角、鳞甲、羽毛、尾、爪等）和璧环上的谷纹、云纹、斜线纹等。除了透雕的龙凤外，还有两面雕刻或阴刻的龙、凤、蛇等，其中有的仅具首面。全器共透雕、雕刻和阴线刻出37 条龙、7 只凤和10 条蛇。它们的形象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并往往对称。其中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上出现凤爪抓蛇的场面。器上的两面纹饰基本相同，仅个别略有差异，如第二节中的璧，一面雕满谷纹，另一面仅面部雕出谷纹，余皆素面。第五节和第六节，一面有三线'十'字形纹，而另一面则无此纹，如此等等。
器的制作，堪称一绝。全器由五块玉料分雕成十六节，然后用三个素面的椭圆形活环及一根玉销钉连接成一串。五块玉料各自分雕的节数如下：第一块玉料分雕出第一、二节；第二块玉料分雕出第三至第六节；第三块玉料分雕出第七、八节；第四块玉料分雕出九至十一节；第五块玉料分雕出第十二至第十六节。其中连接第二块与第三块的（即第六节与第七节交接处）是一根横插（并未穿透）的玉销钉。其余各块是用活环套接，活环有一处缺口，缺口两端分叉，纳入一个"十字"形饰件，似榫接套和状；再于原缺口两端的一侧各钻一个不穿透的小孔（两个小孔的钻入面相反），插入一个铜销钉固定。细察之，第五节与第六节，第九节与第十一节（中间隔第十节），第十四节与第十五节，各可以重合。相重合者，其透雕纹样尽管相同，但并不重叠。据此推测原先各块玉料的分雕步骤是先总体设计，准备将该块玉料分雕成若干节，并划定粗样剖线（类似花纹的分组雕作），然后剖割玉料，镂空各节的连接环，展开饰件，进行抛光处理，设计透雕纹样和两面雕刻的纹样，最后完成透雕及两面纹饰的雕作。
此器玲珑剔透，可以自由卷折，集分雕连接、透雕、平雕、阴刻玉雕技艺于一体。全器是一龙，龙上又刻龙凤蛇，实为战国玉雕精品中之上乘。有学者据此器器形与出土位置，联系古文献中"楚庄王绝缨之会"的记载，认为它是"玉缨"（即玉制帽带）。
传为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一件玉佩，是战国时期金细工和雕玉协作的艺术结晶。它的上部用三只小玉和管排列呈■形，下方的玉管之下悬垂一对玉雕舞伎。舞伎的额发作半月形，两鬓卷曲，长裙窄袖，斜裙绕襟，腰系大带，翩跹起舞。右左和下方各有一个玉管，与上述玉管用金链连贯起来，组成一副五边形佩饰。它的下面系着一件身躯蜷曲的双龙玉佩。椭圆形的龙身两侧各伸出一只后爪，爪下又各悬一件虬龙形的玉饰。由春秋中期的小型、简单的串饰发展到战国时期的成套玉佩饰，对西周以来仅限于礼制的佩玉制度是一个大突破。可以看出到战国时代，玉佩已主要作为审美对象，被统治者用来显示阔绰，礼制成分已大大削弱了。
（三） 漆器工艺1. 历史的回溯中国现代考古发掘实物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了木胎涂漆（自然生漆）碗。夏、商、西周三代已逐渐从单纯使用天然漆到使用色料调漆。人们不断熟悉、了解漆的性能，改造、利用漆所特有的经久耐牢、不退色、不怕潮湿、鲜亮美观等性能，为美化自己的生活服务。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在对漆器胎质的选择、制作，对色漆的调配、使用，对漆器纹饰的绘制组合等等方面，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经验，把漆器制作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工艺，并达到很高的水平，形成为中国所特有的漆器工艺。我们的祖先为人类留下了无数精美的漆器工艺品。
商周时代有专门的皇家漆园，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私家漆园，赋税为1／4，高于其它所有生产项目的税收比例，这可以看出当时漆器生产的红火。有名的道家哲人庄子作过宋国的漆园吏，秦律有专门管理漆园的条款，这些都说明漆器生产在上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青铜器用量极大的情况下，漆不啻为一种调济和补充，而且有铜器不可替代的作用。铜器刚铸成时金光耀眼，但大件铜器分量重，搬运不便，而漆器则显得轻便，高贵典雅。从《周礼》一书可知漆器在当时的使用范围是相当广泛。商周时不仅已用色漆和雕刻来装饰器物，并以松石、螺钿、蚌泡等作镶嵌花纹，使漆器的天地更为广阔。
2. 漆器工艺发展的新阶段（1）分布范围广泛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诸国势力的扩大，漆器的使用范围也更广了，相应的技术也大有提高，并且出现了地方风格。春秋时代的漆器在山东、山西有重要发现。1972 年在临淄郎家庄春秋墓中出土了大量彩绘漆器，其中有一件圆形残片，是什么器物已不得而知，但在漆片中心绘有三兽，圆心外围描绘怪鸟、屋宇、人物，底色以黑漆，形象以红色单线勾描，线条匀净流畅。山西长治分水岭269 号春秋墓出土的漆箱绘有彩色的蟠龙、蟠螭，形象蟠结错落，疏密有致。
战国漆器在中国漆器史上是一个大发展和极其繁盛的时期。迄今已在40多个市县的80 多个地点的战国墓中发现了漆器，包括了当时楚、秦、齐、燕、三晋、宗周、中山、鲁、曾、蔡等国的故地，以河南、湖南、湖北三省为最多，在河北、山西、北京、陕西、四川、广东、山东、浙江、安徽等省地也有发现。
（2）漆器品种增多许多漆器品种是前所未有的。综合观之主要有：饮食类 耳杯、豆、樽、盘、壶、卮、盂、鼎、勺、食具箱、酒具等。
日用器皿及家俱 奁、盒、梳、篦、厘、匜、鉴、枕、床、案、几、俎、箱、屏风、扇柄、杖、天秤、绕线棒等。文具 笔、文具箱、笔架等。
乐器 编钟架、钟锤、编磬架、大鼓、虎座双鸟鼓、琴、瑟、笙、竽、排箫等。
兵器 甲、弓、弩、矛柲、箭、箭箙、剑鞘、盾等。
丧葬用具 棺、椁、笭床、木俑、镇墓兽等。
交通用具 车、车盖、船等。由此可见，当时的漆器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用途相当广泛。
（3）制作工艺水平空前提高《韩非外储说左》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工匠为周君画策（箧），三年才画成，周君看了与一般的漆器一样，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于是大怒。画策者告诉周君，筑起一道十版之墙，凿一个八尺的大窗口，太阳刚升起时把策放在窗口对着太阳看。周君照着画策者说的一试，立即见到龙蛇禽兽车马，万状具备，周君大悦。韩非子讲完这个故事发表议论道，此策之功非不微难也，然而使用起来与一般髹漆者没什么两样。意在指无谓的修饰没有实际意义。但这个故事无意中讲出了当时漆工艺的高超。
就漆工艺而论，战国漆器在许多方面有新的改进。首先，漆器胎骨比较多样，木胎之外还有夹紵胎、皮胎和竹胎。胎骨的多样化正是为了适应制作各种器物的需要，它与当时漆器品种的增多有密切关系。漆器胎骨的多样化和制法，对以后佛教雕塑（尤其是夹紵胎塑像）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方面的经验。漆器木胎制法有斫制、镟制、薄木片卷制和雕刻等。其次在纹饰手法方面有描漆（包括描漆、漆画、描油）、刻划（以针、刀）、镶嵌等。纹饰花样有：各种几何纹和几何勾连纹；模拟青铜器花纹；云纹及变形云纹；动、植物纹；涉及舞乐、狩猎、弋射等题材的生活画、故事画；天文图像。
使用丰富的色彩是春秋战国漆器的又一特点。据不完全统计，所用颜色有红、黑、白、紫、褐、绿、蓝、黄、金、银等色，大多以黑、红两色为主调，沉稳而热烈。金、银两色的运用则使器物显得辉煌灿烂，髹器工艺又很讲究。以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内棺来说，内壁髹朱漆，工艺细致。内棺外表髹漆更为讲究，先抹0.2～0.4 厘米厚的漆灰泥，反复打磨平滑后，遍髹一层黑漆（地漆），再在黑漆上遍涂一层红漆，然后在红漆上用墨、金等色绘成异常繁复的图案。信阳楚墓出土的小瑟，用了鲜红、暗红、浅黄、黄、褐、绿、蓝、白、金等九种颜色，尤其是金银的熟练运用，标志着技法的新发展。小瑟既用浓金作点和线，又用淡金作平涂，浮动欲流，有如水彩颜色，令人惊叹。同墓出土的棺板，大量使用银彩，成为漆的主调。有的器物在使用丰富色彩的同时，又注意使用对比强烈的色彩，造成冷暖对比。如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一件漆耳杯，长径15.7 厘米、宽径10 厘米、连耳宽12.6厘米、深3.3 厘米。胎较厚，椭圆形口，耳面上翘呈新月形，浅腹小平底，漆表及口沿内侧髹褐漆，器内髹暗红漆，用朱红、黄、浅黄、金粉绘纹饰。器沿内侧，耳面及外侧绘变形凤鸟，两端外侧饰变形凤鸟、卷云纹，器底正中饰金黄色花瓣纹，周围用银粉描绘首尾相连的双凤，凤身以绿色描绘，与金红色形成强烈对比，冷艳夺目。图案纹饰繁缛而有规律，是春秋战国漆器的再一特点。图案纹饰种类有几何纹、动物纹、人物活动画面等三大类。几何纹主要有三角纹、锯齿纹、S 形纹、简化雷纹等，多随器形组成装饰带，分层布局。如长沙颜家岭出土狩猎纹漆樽，樽身有五层平行带状纹，一三五层内为图案画，画面整齐而富于变化；二四层为狩猎纹，绘出人们在狩猎中的生动姿态和一切紧张有趣的场面。又如河南信阳楚墓二号墓棺的内棺里外皆髹漆，棺里朱色，外黑色，在黑漆上再绘金、银、棕、黄等色的连续变形饕餮纹，左右两壁板的图案都是以三组连续的变形饕餮纹为主体，周围衬以卷云纹和鳞纹。
动物纹则更加丰富多彩，主要形象有龙凤、饕餮、蟠虺、蟠螭等。如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漆卮，其中一件器表髹黑漆、器内髹红漆，盖上雕八条相蟠的蛇，四条红蛇，蛇头向盖顶中，四条黄蛇头向盖沿四周。全身四周雕十二条蟠蛇，其中有四条对称的长黄蛇和长红蛇，八条短粗的黄蛇相蟠其间。全器身共十二条蛇，蛇头、蛇身和鳞片都用红、黄漆绘出。器身圆浑，型体多变，且带几分神秘色彩。
纹饰最复杂的要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主棺饰了，内棺足档、头档纹饰繁复得密不通风，匠师为使纹饰密而不乱，先总体规划，将画面分成若干组，每组由龙、蛇、鸟、神等构成，很多形象似龙非龙，似兽非兽，有的或作鸟首龙躯（兽躯），有的或作龙首鸟躯（兽躯），这样使得龙、鸟、兽很难区分，紧密地蟠结在一起。对其寓意，我们已不很清楚。头档图案分成三十组，足档图案分成二十一组。棺身左右两侧壁板图案与两档又不尽相同，在设计上是先把两侧壁板分成几十方格，然后在方格内进行布置。左侧壁板本身花纹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部为主体，占棺身壁板画面二分之一，中部用粗道分成四个大方格，上部是一窄条纹饰带，由十一组龙蛇卷曲勾连纹组成，下部窄条纹饰带由五组变体蛇纹图案组成。中部四大方格纹饰又分成上下二层，上层自左而右为变体蛇纹、神乌纹、变体蛇纹、龙凤纹。下层自左而右为：龙凤纹、六神怪、四窗格纹、四神怪，怪身皆长面大耳、头戴羽冠、手握长戟、正面八字步站立。右侧（东）棺身壁板与左侧近似，最有特色的是中部方格内的十大怪神，只是比左侧少了四大怪鸟。
湖北荆山楚墓内棺纹饰组织得更加严密，棺内髹红漆，外髹黑漆，以红黄二色漆及金、银粉彩绘龙凤纹，盖面及两侧面绘九个单元的龙凤图案，每单元绘四龙四凤，龙形象一首双身，盘绕成圆角方形，黄首黄足，黑身、金银鳞片；凤昂首阔步，展翅卷尾，黑红二色描绘黄身黑羽，凤压于龙身上，龙凤之间以红填实，各单元图案或为四龙相会、两对凤相嬉，或为四凤相会四龙相背。整体图案为四方连续图案。
以人物活动场面为图案的漆器，也有不少发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河南信阳出土的战国锦瑟，其上有漆画"巫师戏蛇"、"射猎"等场面，形象、动态均作夸张处理。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一件奁，奁盖上绘有一组出行图，共26 人、四乘车、十四马、五株树、一头猪、两条狗、九只大雁、组成出行、迎宾图，画面以黑漆为地，单线勾出轮廓再平涂颜色，形象生动传神。画面用五棵树分为五段，树干以土黄色平涂，树叶以青色涂，姿态婆娑似迎风舞动。第一段，左侧一黄衣人俯首躬身拜伏于地，双手作揖，左侧一辆三马车临近揖者，骖马棕褐色，中马桔红色，车上的青衣御者躬身作收缰状，黄衣乘车人左手扶栏，双目平视坐于舆中，另一青衣人陪侍一侧，车后飘拂的青色旌旗下，一青衣持殳者直立，其后二青衣一黄衣人作奔跑状；后面一乘车，由棕褐、桔红二马拉车载黄旌紧随，黄衣御者居中扬鞭催马，车上另一黄衣人正坐，一青衣人侍侧。第二段，一车三马向左慢行，二骖马棕褐色，一马桔红色，车上一青衣人御马、一黄衣人正坐，另一黄衣人陪侍一侧，车尾黄旌微露一角，其后一青衣人持殳随行，天空有两只黄色大雁左行，第三段，绘一黄犬，一黄豕向左作奔跃状。第四段，两青衣人并列站于一侧，其右一黄衣人前行；画面右端一黄衣主、一青衣侍从迎面而来，天空四黄雁引颈左飞，其后一车二马停立，二马颜色一棕褐、一桔红，车上仅一黄衣御者，马前一黄犬面左惊吠，一黄雁引颈右飞。第五段，一衣黄、一衣青的人物面右前行；一黄衣、二青衣人并列站于一侧，其上空中两只黄色大雁左飞翔。
综观五段画面，可以看出完整的上层统治迎来送往的场面，形象刻划虽不甚精到，但形象比例适当，动态生动，布局疏密有致。两千多年前的绘画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属难能可贵。
（4）地方风格日渐明显以漆棺纹饰而论，河南信阳发掘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棺饰皆以穹曲纹和回纹组成纹饰，明显地是受青铜纹饰的影响，漆器还未形成自己的独立纹饰体系。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棺饰以龙凤怪神形象为主，形象组合极为繁密。而同是战国早期，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棺饰则以金银彩绘抽象纹饰组成图案，而每个单元以一铺首为界限。湖北荆门包山楚墓棺饰则以大凤鸟纹组成图案，纹饰虽繁复，但组合规律严密，故密而不乱。
同属南方漆器，楚与巴蜀者又各不相同。自古以来，巴蜀（四川地区）
即为漆器的重要生产地之一。《华阳国志》载巴地盛产丹、漆，蜀有"漆、麻、紵之饶。"楚国因其雄厚的国力和特有的自然条件，其遗留至今的漆器从各方面看，都堪称当时中国之冠。巴蜀漆器工艺深受楚的影响，又各有特色。据四川省博物馆李昭和研究，两地漆器在用途、器形、制作手法和装饰手法等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特色。在用途方面，巴蜀漆器多为单一的生活用器；楚国漆器除用于生活外，还出现了一些能体现楚人习俗的工艺品、乐器和兵器。楚国巫风盛行，举国信奉鬼神，墓中用镇墓兽、灵床等漆制品，是楚国漆器的又一特点。在漆器形制方面，巴蜀漆器中的漆壶、鸮壶、扁壶、双耳长盒、漆圆盒、漆卮等，这些在楚器中是少见的。而三足奁、灵床、漆豆、虎形或凤形鼓架、彩绘鹿鼓、虎座飞鸟、虎座凤鸟悬鼓、漆盾、皮甲及镇墓兽等，在楚国经常出现，但巴蜀漆器中很少见。巴蜀漆器与楚器中所共有的器形也有差别，如巴蜀漆耳杯一般胎质较薄，多有圆耳。楚漆耳杯以方耳为其特色，圆耳杯则体较厚。漆圆盒在巴蜀漆器中多为双碗相扣合而为盒，这种形式的漆盒在楚器中很少见。楚漆盒有方形者，扁圆形者，巴蜀漆器中罕见。圆漆奁为巴蜀漆器作风，而三足奁又为楚器所特有，如此等等。
装饰手法，巴蜀漆器大量利用龙、凤、鸟、兽、鱼、花草及几何形，喜用联合、填充等手法组织成单独形和连续式图案，构图严整。楚器除使用上述图案外，还增加了现实生活题材，有描写歌舞、宴乐人物和狩猎等场面，使图案生动活泼、自由奔放。
制作手法，巴蜀漆器与楚漆器也有许多不同，以卷素漆为例，漆奁、漆卮类虽然都是以薄木板卷成圆筒，但巴蜀漆器将木板两端削得更薄、搭上之后可见出两条接缝；楚器则在接榫处削成斜角再粘合，打漆之后几乎看不出接缝，处理得较巧妙。
中原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漆器，在数量上远比楚和巴蜀为少，这是由于地下环境和墓葬结构不同所致。以前人们曾认为中原地区的漆器是由南方运来的，随着中原地区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数量增多，经与南方漆器作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北方漆器自成体系。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中北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的四十多年来出土的漆器，在器形、装饰手法及彩绘花纹等方面都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根据《禹贡》、《山海经》、《诗经》、《周礼》、《尚书》等先秦文献记载，及竺可桢、蒙文通等专家研究，证明古代黄河流域的气候较现在暖和，适于漆树生长。战国时期各国设有漆园，庄子作过宋国漆园吏，宋国地处河南商丘一带，说明河南的气候适于漆树生长。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竹简中记载了秦国管理漆园的法令："■（漆）园殿、赀■夫一甲、令、丞及左各一盾，。。■园三岁比殿，赀啬夫二甲而法（废），令、丞各一甲。"■园即漆园。这段话的大意是，漆园因管理不善被评为下等，漆园■夫等官吏要受到惩罚。如果连续三年被评为下等，则要受到更重的惩罚。秦简还记载了工官和工匠外出运取漆液，如有损失，要依照损失的多少，给工官、工匠以不同的惩罚。"这些记载虽然不能肯定秦国全境都适合种植漆树，但至少可以知道秦管辖的部分地区是适合漆树生长的。削平六国前的秦国地处西北地区，可能陕南部分地区和后来并入秦版图的巴蜀及江陵地区适合种植漆树。
中原地区战国的扣漆、夹紵漆比较发达，纹饰也各有特点，如1957 年在山东胶东半岛的栖霞县一战国墓出土了一些夹紵漆片，可能是大漆箱上的板片，漆板四周绘带回形纹，菱形纹，有的漆板中间绘有席纹。又如山西长治分水岭14、126、269、270 号墓出土了漆器。14 号墓所出漆棺夹紵数十层，绘有席纹、菱形纹和锯齿纹组成的带状图案。这种纹饰在南方漆器上绝少见到。1977 年北京永定门外贾家花园战国墓出土了4 件非常精致的错金银铜扣，分别为圆漆盒的盖顶、盖口、底口和底圈足，扣上嵌错出卷云纹、草叶纹、菱形纹等。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墓出土的漆鉴上有宽带纹，也是南方漆器少见的。1974-1978 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1 号和6 号战国墓中出土有漆盒、漆鉴和大量漆器残痕及其铜、银饰件。从大漆鉴上的宽带纹与同出土铜扁壶的宽带纹相似这一点来看，这批漆器应是中山国本地的产品。
地处西北的秦国，其漆器亦自成体系。秦国嬴姓，传说非子善于养马，原住犬丘，周孝王听说后，把非子请到长安，让他在汧渭之间主持养马工作，并把秦地赐给他，使其接续嬴氏庙祀，号称嬴秦。西周复亡，秦襄公救周有功，平王封他为诸侯，始与诸侯通使聘享。春秋时秦国迅速强大，秦穆公西霸戎狄，但中原各国对秦仍存歧视，不与会盟。秦在半封闭的状态下独自发展，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中，又不断吸收各国的先进文化，形成兼容并包的新文化。公元前329 年，秦灭巴蜀之后，在巴蜀漆器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的髹漆工艺。公元前278 年，秦灭楚取郢都之后，又大量吸收楚漆器的滋养，开始制作秦国漆器。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秦墓M11出土漆器140 多件，就是秦灭楚以后的产品。这批漆器主要器形有圆盒、双耳长盒、盂奁、长方盒、勺、匕、扁壶、耳杯盒、耳杯和卮等。以耳杯为最多，共有90 件，除两件胎是竹质的，其余都是木胎。胎骨制法主要有挖制、卷制和削制等。一般容器的器内涂红漆，器外涂黑漆，少数器内外都涂黑漆，大部分器物还是在黑漆地上用红褐漆和金色绘凤纹、鸟纹和云气纹、卷云纹、柿蒂纹、变形凤鸟纹和点纹等几何纹饰。这些纹饰是在吸收了楚漆器之后才形成的。许多漆器上面还有烙印和针刻的文字、符号以及漆书的符号，这些符号的确切含意尚不清楚。这批漆器中比较精致的有圆盒、双耳长盒、盂、兽首凤形勺、匕、圆奁、扁壶、耳杯、卮等。以"兽首凤形勺"为例，该器兽首、凤身，造型别致。木胎、勺内为红漆，余为黑漆。在黑漆地上用红、褐漆彩绘凤鸟的羽毛、眼、鼻、耳等，花纹组织的疏密有致。通高13.3 厘米。河南沁阳秦墓出土漆器，全部为木质，南椁室出土四件，有圆盒、耳杯、舟，北椁室出土漆器十三件，器形有圆盒、耳杯、樽、方奁盖等。纹饰有云气纹、圈纹、蟠龙纹、雷纹、点纹、菱形纹、曲线纹等多种，纹饰组织得极有规律。
（5）髹漆与雕刻、绘画相结合1966 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小座屏，通高15 厘米、长51.8 厘米，两端着地，中部悬空，整座浮雕蛇蟒。座上为长方形外框，外框中间透雕各种动物，整个小屏先雕刻51 个动物，计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周身黑漆为底，并有朱红，灰绿漆、金、银等的彩绘。座屏外框也用朱红、金、银漆绘凤纹等图案。雕刻的动物互相角斗，鹿作奔跑状，神鸟食蛇、鹰斗红蛇、屈蟒蟠屈，真实具体的形象与装饰画风巧妙地结合，工艺极为精巧。
（四） 青铜工艺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经夏、商、西周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至春秋战国时代达最高峰，战国末期已开始走下坡。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与以前相比，有不少新特点。
1. 形制的变化此间青铜形制由原来的庄重威严向轻巧实用方向发展，在礼器方面反映得尤为明显。青铜器种类虽然大多还是旧有的，但形状起了变化，废除了原来的陈旧形制，产生了许多新的式样，如方壶这一类青铜酒器，春秋以前的多为圆形，有双耳，装饰不甚华丽。按照《周礼》的说法，圆壶和方壶有不同的用途。春秋中叶出现华盖壶的新形制，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最具代表性，盖顶为双层二十片莲花瓣分到四周，正中立一展翅欲飞之白鹤，举首远望。壶口沿一圈连环回字纹。颈部附两龙耳，胸背峙立双龙，腹四隅伏龙四布，皆回首外顾，似欲离壶跃出，足下更有雄健的双兽负载壶体，且扭头欲动。全身纹饰繁缛热烈，龙飞凤舞，盘绕纠结，一派生机。此器高117厘米，重约60 公斤。制作精巧华丽，开华盖壶的先例，不愧是新的时代精神的代表。
1986 年山西太原出土的一件莲盖铜方壶与此小异，壶盖铸八片外展之莲瓣，长方形口，长颈圆腹，方圈足，两侧各附一兽形耳，通体饰夔龙、蟠螭纹，但盖顶无立鹤。此壶虽不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华丽，但壶身纹饰处理有疏与密、繁与简的对比变化，也颇富匠心。
鼎的形制变化更为明显。鼎在原始社会为陶制，是煮食的锅，圆体或方体，有三足或四足，便于架在火上烧，腹侧有双耳便于端持。进入奴隶社会后，鼎是陈放祭品的重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被人为地加上了许多神秘色彩。如商代的司母戊方鼎、西周的大盂鼎、克鼎等，外观极为庄重，线条简练，立耳、无盖，而且式样单调，与其崇高的身份相协调。到了春秋晚期，有盖的附耳鼎成为流行式样，造型也由威严庄重变为轻松活泼，如颂鼎、毛公鼎、镬鼎及河南出土的盖鼎等。盖鼎主要是为实用，礼制成分几乎没有了。2. 器形的更新敦、缶、扁壶、鉴、杯、卮等都是当时流行新颖器物。敦，盛黍稷器，上下内外皆圆，上有纽，下有足，中有耳。缶，容酒器，敛口、广肩、高体、平底、有盖，与■近似而无器颈。缶是大型溶酒器，现存的缶多是春秋战国之物。扁壶造型比较别致，正面看型体宽大，侧面看小巧玲珑。鉴，形似大盆，盛冰器，凉镇食物用，有的铸、嵌或刻繁缛的纹饰。杯或作桮，春秋以前的杯均为高身，近似觚形。春秋战国时期的杯普遍变矮了，有双耳，形象颇似后世的钵或小碗。上述有的器物虽然曾经出现过，但到春秋战国时已经大变样了。另外，成组的编钟编磬增多，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上层统治者对乐舞的嗜好更为浓厚了。如1978 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7000 多件文物，其中编钟64 件，镈1 件，连簨■共重一万余斤，编钟分三层悬挂在高大的钟架上。另有其它乐器60 件，如瑟、笛、箫、竽、磬、鼓等。
3. 向生活化倾斜此间日常生活用的铜器增多，铜器的普及面扩大了，而且制作日渐精巧。如青铜镜、带钩、铜灯、铜车马饰、铜玺印、货币的大量铸造等。奴隶社会初期，人们只能在平静的水面观照自己的形象，很不方便，到战国时期，精美的铜镜迅速发展起来，磨光技术很高。此后铜镜的制造一直未断，汉唐达极盛。带钩，本来是腰带佩件，但在战国时居然变成十分讲究的装饰品，如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铜带钩，钩头呈鸟首形，钩体表面饰云纹或涡纹，有的钩尾端作成羊头状。固围村出土镶玉银带钩，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错金嵌玉铁带钩，巴蜀出土的一批样式不同的铜带钩，也都很讲究，对美的追求远远超过实用的需要。车马饰也是显示贵族身份的，所以也尽力加以美化。玺印作为各级政权的信物及个人身份的标记，在春秋战国时代运用范围更为广泛，形成印信制度，铜玺印的推广运用，为以后绘画印章的出现提供了先例。4. 铭文流变此期青铜器铭文，大多变短，像西周那种通过铸长铭文来显示赫赫家史或宣传礼制的青铜器基本上不见了。青铜器礼制成分的消失，表明奴隶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正在挣脱旧传统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