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左传》文公元年。
的粮食，则第二年春天把这些粮食粜出可换回10 匹布帛。这个事例说明商业利润率达到百分之百，但这只是毛利润，去掉籴入粮食后的储存费、运输费、向政府交纳的关市税等等之后，纯利润率是达不到百分之百的。那么商业的最低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应该是多少呢？似乎战国时的商业利润率最低应是百分之二十。《史记·货殖列传》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云云，这是说农工商贾各业的平均利润率为百分之二十，商业利润是不会比这个平均利润率低的。
《史记·货殖列传》又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②，即贪贾的利润率应为十分之三，即百分之三十；廉贾为十分之五，即百分之五十。据此，可以说商人的平均利润率应在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间。为了简单了解战国时的商业利润率特作一表，列述如下战国时的商业利润率简表时间利润率材料来源其他春秋末战国初10 ％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逐什一之利"。
战国后期20 ％ 《史记·苏秦列传》："逐什二以为务"。
战国后期100 ％ 《管子·治国篇》。毛利率战国西汉20 ％ 《史记·货殖列传》。农工商的平均利润率战国西汉30 - 50 ％ 《史记·货殖列传》："贪贾三之，廉贾五之"。
／从上表可以看出，战国时的商业利润率极不一致，从春秋末战国初的百分之十，直到战国中期以后的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百。这说明了要确定一个固定的商业利润率是不容易的。因为经营商品的品种不同，时机把握的不同，商业的利润率就可能大不相同。因此，记载中所表明的商业利润率的不确定性，正反映了实际生活中商业利润率的不确定性。而利润率的高低有时并不能反映商人实际上获利的多少。百分之十的利润率并不算高，但如果经销的商品数量大、资金周转快，获利可能是很大的。百分之百的利润率应该说是很高的，但如果经销的商品数量少，资金周转慢，最后获利可能并不大。如果商品滞销损坏，还有可能赔钱。
不过应看到，商人经商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商业又是个机遇性很强的部门，如果投机得当，利润率可以成倍、几倍或几十倍增长，所以商业的最高利润率是无法确切算出的。而商人为获得最大利润而想尽一切方法去投机。《战国策》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①吕不韦果然下大本钱活动让异人立为秦国的太子，从中取得了无法计算的利润。
② 分别见《左传》闵公二年，文公十七年，僖公十五年，僖公十七年，僖公二十五年。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新序·节士篇》。
（4）从事商品生产大富豪的出现战国出现了一批经营商品生产的大富豪。此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把战国的富豪列述如下表：战国富豪一览表姓名出生地从事事业成就白圭周人经商，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治生祖。
猗顿鲁人盬盐。与王者埒富。
郭纵赵人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秦国畜牧，用山谷量牛马。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
巴寡妇清秦国开采丹砂数世。礼抗万乘。
卓氏之先赵国用铁冶富。
宛孔氏先梁（魏）人铁冶为业。
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
从上表可以看出，战国时八个私人大富豪中，只有白圭一人以经商起家，其他七个业主均以从事商品生产起家，四个从事冶铁业，一个从事煑盐业，一个从事畜牧业，一个开采丹砂矿。而春秋时期的私人大富豪中只有子贡、范蠡，且都是以经商起家的，两者相较，说明战国时期工矿业、畜牧业等方面的商品生产是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这些进行商品生产的业主，既是冶铁业主、开采丹砂业主、畜牧业主，同时又是大商人。因此，战国时期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富豪出现，是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时期，上了一个新台阶的表现。十分明显，如果商业的发展，只是建立在小农和小手工业者进行的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的货源就得不到保障，商业也因此得不到持续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大工矿业主、畜牧业主，可以定期提供大量货源，这就有助于商业持续、稳定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富豪出现，标志着商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5）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春秋战国时期全国各地区和各经济部门间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从春秋时起，齐、郑、周、晋都是商业较发达的国家。商业对于国家的盛衰有重要作用。如《左传》僖公元年载卫文公"训农、通商、惠工"，复兴卫国。《孟子·公孙丑上》列举王天下之路五条，其中招商为一条，使"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通商一条，使"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关于商业的就占了两条。如果统治阶级阻碍通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甚而无法维护其统治。《荀子·富国》说："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
这说明阻碍通商是遭到人民反对而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春秋战国商业的发展，使全国各地和各经济部门的物资都能交流。
《管子·小匡》说商人"服牛轺车，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说明在一个国家中就能够买到各地的"珍异"物品。《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按照荀子的上述论断，国中泽人、山人、农夫、工贾彼此的物产可以交换，周边四海所产的物品也都可以交流。
由于四海之内"通流财物粟，无有滞留，使相归移（转移输送）"，无不丰足，所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①。司马迁也说："夫山西饶材、竹、縠（木名）、纑（山中纻，可为布）、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铅之未炼者）、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②司马迁所说中国四周出产的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是不可缺少的"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自然这些东西都是通过商品交换而得到的。这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全国各地之经济联系已经非常密切。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战国时期全国出现了一些物产不同的经济区，各区内都有一些著名城市作为政治与经济中心。各区之间在经济上都可通过商业来往而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经济区和城市主要有下列一些：秦文公、德公、缪（穆）"居雍（今陕西凤翔南）"，雍地处陇、蜀通商孔道，因此充斥着"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秦献公把国都迁到"栎邑（今陕西临潼北），栎邑北郤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紫赤色植物，可制胭脂）、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可控制滇、僰，僰出奴隶。西接邛、笮两地，笮出产马及旄牛。巴蜀四面山岭阻塞，然而有千里棧道，与北方交通无所不通，只是褒（秦岭南麓）、斜（秦岭北麓）两个山口是通外孔道，输出多的货物，换回缺少的东西。
杨（山西洪洞东南）、平阳（山西临汾西南）二邑，向西与秦、翟通商，向北与种（河北省蔚县）、代（山西代县）通商。种、代在石邑北，靠近东胡，数被寇掠，。。因靠近北夷狄，师旅往来，中国内地对这里的输出，时时有赢余。
温（河南温县西南）、轵（河南济源县南）两地，向西通商于上党，北与赵、中山通商。
邯郸是漳河、黄河之间的一大都会。北通燕国、涿鹿，南有郑国、卫国。
燕的都城蓟（今北京）是渤海和碣石山之间的一大都会，南通齐国、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826 页。
② 《国语·齐语》。
赵国，东北与东胡为邻。其地出产鱼、盐、枣、粟。
洛阳，东边与齐国、鲁国通商，南方与梁（魏）国、楚国通商。
齐国依山靠海，肥沃土地方千里，宜于种植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会。
邹、鲁靠着洙水、泗水，人民爱好经商，追求财利，比周（洛阳）
人还要厉害。
从鸿沟以东（河南荥阳），芒、砀以北（安徽凤阳县东）至巨野（山东省西南），是梁（魏）、宋之地①。陶（山东曹县）、睢阳（河南商丘县南），是这里的都会。
江陵原是楚国的郢都，西边通巫、巴，东有云梦泽的富饶。陈（河南淮阳县）在楚（楚都寿春）与夏（阳城）的交会之处，是鱼、盐的交易地，居民多是商人。
吴（江苏苏州）之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和三江、五湖之利，也是江东的一大都会。
楚国的都城原在郢，后来迁至寿春（安徽寿县西南）②，寿春也是一大都会。合肥是长江、淮河流经的地方，是皮革、腌鱼、木材的集散地。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铅、锡。番禺（广州）也是一大都会，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的聚散地。
宛（南阳）西边通武关、郧关，东南汇集汉水、长江、淮河，也是一个都会，居民多商贾。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战国时各地区的特产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可以交换，而且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城市，成了工商业的中心。这些城市有的是在没有工商业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交通的发达，成了著名的政治、经济中心，成了著名的商业都会。有的城市则是由于经济发达而成为工商业城市。这些中心城市的出现，促进当时全国的商品流通。经春秋时期的发展，到了战国全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所以范文澜先生说"中国国内大小市场的形成，开始战国"①。这为以后中国统一国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上的条件。
3. 关税、市税制度春秋时期已有向商贾征收关税和市税的制度。关税是商人的货物过关时征的税，市税是在市上卖货物时征的营业税。《逸周书·大聚解》说："关夷市平，财无郁废，商不乏资。。。则无穷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商人的货物征收的关税、市税不高，商人的财物不腐臭作废，就可使商人不缺乏资金，国家也不会穷困。又说"关市平，商贾归之"。这都说明春秋时已有关税、市税的征收，同时也说明关税、市税征收的轻重，对商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关税、市税征收的不重，商贾就会来经商，国家也就会增收入。
春秋时期关税、市税一般由国家设官征收，国家也可以赏给臣下，由臣下去征收。《左传》文公十一年载，"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注家谓："门，关门；征，以门赏耏班，故以班姓
① 《左传》宣公十七年。
② 《左传》襄公七年。
① 《国语·晋语六》。
名门"。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宋国国君以关门赏给臣下耏班，关门的税收归他所有，因此这个关门就被称为耏门。春秋时，关卡常常向民众乱收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对齐侯说，"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意即逼近国都关卡的民众，既要被征服役，又为临近的关卡纳税，他们的私有财物横遭掠夺。
战国时，随着商业的发展，关、市税的收入，成了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国策·魏策三》载，朱巳说魏王勿与秦共伐韩曰："通韩之上党于共莫（地名），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在魏国通韩上党之间设关卡收税，就可以"富国"，说明关税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春秋战国时关税、市税的征收量是多少呢？《管子·幼官》载，齐桓公"三会诸侯，今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按这一记载市税征收量为商品货物的百分之二，关税为百分之一。两种税的总征收量不能超过百分之三。这个法令不仅是针对齐国的，而且也针对会盟的各诸侯国的。这说明那时的诸侯国市税的征收已超过百分之二，关税的征收已超过百分之一。《管子·大匡》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这就是说按这一年的法令关、市税的征收都不能超过五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关、市两种税总征收量不能过百分之四。这说明这条法令规定的关、市的总征收量比"三会诸侯"
时下达的法令还多了百分之一。
到了战国关税、市税的征收总量比前引《管子》两处记载又成倍地增加了。这一点可从《孟子》的有关记载中看出。《孟子·滕文公下》：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己，何如？"这是宋国大夫戴盈子与孟子的一段对话，戴盈子问孟子说：税率十分抽一，免除关税和市税，今年还办不到，预备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然后完全实行，怎么样？这说明孟子生活的时代关税、市税的征收量已经超过了十分之一，而宋国大夫则企图用抽商品十分之一税的办法，去掉关、市税。这说明十分之一的税率在当时就算比较轻了。这说明从春秋到战国商品税是逐渐递增的，而且所增幅度甚大。
为了简单明确地了解春秋战国时商业税和关税、市税征收状况及其发展变化，特根据以上所述，列表如下：春秋战国商业税征收变化表时间征税率％ 材料来源百分之三75 《管子·幼官》：市赋百取二，关赋百春秋取一。
百分之四100 《管子·大匡》："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
战国百分之十250 《孟子·滕文公下》："什一，去关市之征。"
从上表可看出：春秋时关、市税按规定征收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战国按戴盈之的主张抽十分之一的商品税而去掉关、市税，这个税率反比春秋时的关、市税增加了十分之七到十分之六。商业税增加之多是惊人的。
在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种种的限制。1957 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发现的鄂君户节就说明了这一点。这里发现的节是楚怀王颁发的陆路、水路的通行证。节的行期限一年，通行范围也有一定限制。节上规定，水路运输的船数不得超过150 条。节的铭文上说"屯三舟为一舿（舸），五十舿（舸）"，也就是说3 舟为1 舸，50 舸即150舟为限。又限定陆路运输的车数一次不能超过50 辆，如用牛马等牲畜驮运货物则10 匹当1 车，如用人力运输则20 担当1 车。节上还规定不许运载马、牛、羊一类商品。在节的规定内，凭节可免税。这说明，当时战国时各国国内，关卡林立，征税严，限制多，商人进行贸易要受到种种限制。所以，孟子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①（二）交通的发展1. 交通发展的历史原因春秋战国时期交通较前大为发展，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时期政治联系加强、战争频繁和全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铁器逐渐广泛使用，生产力的发展，也为道路的修治和开拓水路交通大量制造车船提供了可能。
春秋时政治联系的增强和频繁进行的争霸的状况，可从齐桓公的活动中看出。《国语·晋语》载齐桓公称霸事（译文）：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服三十一国。于是又南征伐楚，渡汝水，越过方城，望见了楚国汶山，让楚国向周天子贡丝而后回兵，荆州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又向北讨伐山戎（鲜卑），击退令支，打败孤竹而南归。海滨的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与诸侯会盟陈列牲畜，其上载着盟书，向天地众神发誓，与诸侯合力同心。又向西打退了白狄而达西河，大小船只渡过黄河，到达晋国石枕。悬着战车、约束战马，越过太行山和辟耳山的溪谷拘夏，又在西方征服了雍州的流沙、西吴。在南方为保卫东周修了城墙，又至晋国绛邑恢复了夷吾的君位。北岳之滨的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进而在阳谷大会诸侯。总计，兵车之会六次，乘车之会三次。诸侯的盔甲放起来不用，武器也保存起来，弓袋里无弓，箭袋里无箭。武事隐没了，实行文道，帅领诸侯去朝见周天子①。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齐桓公称霸时的活动状况，其他的霸主或会盟诸侯、或进行战争讨伐、或率诸侯朝见周天子，与此多有类似之处。为适应这种政治、军事需要，各国都要修治道路、桥梁、设关卡驿传。及至战国，战争更为频繁，各国之间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政治上统一的形势日渐成熟，这些因素推动着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 陆路交通的发展和驿传制度（1）陆路交通的发展春秋时期已有修治道路、桥梁、传驿等有关制度。《周礼·秋官》载有野庐氏一职，"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
① 《左传》成公三年。
① 《礼记·王制》。
井树"。这就是说野庐氏掌治的是国至畿内四方道路的通达，察较国郊及野中之道路，和夜间住宿休息的地方是否有井有树可供饮食乘凉等等②。证之其他文献，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确设有管理道路、桥梁等等的专官，如果一个诸侯国道路不修，桥梁不设就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国语·周语中》载春秋中期周定王派周王室卿士单襄公为使臣去宋国、楚国访问修好，从宋国到楚国要经过陈国，从陈国经过时，看见"道茀（草秽塞路）不可行"，"司空（掌治道路的官）不视涂（道路）"，"泽不陂（圩岸）"，"川不梁（堰和桥梁）"，"道无树列"等等。单襄子回到周朝后，就对周定王说，陈侯虽无大错，然而国必亡。周定王问为什么？回答说：先王的教导说："雨毕而除（整治）道，水涸（干涸）而成梁"。。。所以《夏令》中说："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现在的陈国却是"道路若塞，野场若弃（广大田野、场地无人管理），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这就是说，按周代的传统，道路、水泽堤岸、河中堰梁舟船、道两旁的树木都有专门官员负责及时治理，现在陈国这些方面都无人治理、异常混乱，所以就成了政事荒废的一个重要标志。《左传》襄公31 年载，郑国执政者子产至晋国后也说"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并指责当时晋国道路不修等种种弊端。
由于各国不断的修治道路，所以战国时中原地区各国之间交通四通八达。《战国策·魏策一》载张仪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
这里讲的仅是魏国的情况，其实战国时期韩、赵、魏、齐、楚、燕、秦之间，彼此之间陆路交通都可相通。
（2）驿传制度春秋战国时建立的传遽和邮驿是为后世所奉行的交通制度。
传，又叫遽，是官府在道路上设立的交通站，由官府设置车、马之类的交通工具，有的设专职人员管理。从交通站通过，要验"契"的真伪。所谓"契"，又称节，即通行证。每30 里置传舍，行■■，验契后，可更换车马前进，也可在传舍休息。这种制度，主要供有公事在身的行旅用。《管子·大匡》载："三十里置遽（驿车）委（委谓当有储），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令一人以车为负载其行装）。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客与有司别契（分别契的真伪），至国八契。"《周礼·地官·掌节》之所谓"掌节"一职，就是管诏行旅符节之官："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则不达。"
《周礼》上述记载与《管子·大匡》的记载是相似的。
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表明驿传制度已普遍实行，信息的传送，紧急重要事件处理，都常常使用驿传制度。如《左传》僖公33 年载，秦袭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且使遽告于② 《周礼·秋官》野庐氏条下注云："掌达国道路"的"达"，"谓巡行通之，使不隔绝者"。"比国郊及野之道路"的"比"，为"犹校也"，即比较之意。
郑。"杜预注云："遽，传车。"《国语·晋语五》载：晋梁山崩塌，用传车召晋大夫孙伯纠之子伯宗，载伯宗的传车碰到大牛车挡住道路而翻了车，将传车立起后就叫大车下道避传车。驾大车的主人说：传车要快速，如等我回避就更慢了，不如从旁边走更迅速①。《左传》昭公二年载："秋，郑公孙黑将作乱，。。驷氏及诸大夫欲杀之。子产在鄙闻之，惧弗及，乘遽而至。"
战国年间，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善，紧急公务常常乘传驰报。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齐景公游少海（渤海），传骑从中来谒曰：'婴疾甚，且死，恐公后之。'景公遽起，传骑又至。"另外，战国时期行旅往来，皆按时验证放行。关于这一点，《史记·孟尝君列传》关于孟尝君出关故事载之甚明："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今之驿券也），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从上述孟尝君出关的故事看，每日鸡鸣验证出关执行是很严的。其所以如此严，可能是和国家的治安、防盗等联系在一起的。
春秋战国的邮是传送公文书信的，传是运送行旅的，这是二者的区别。《孟子·公孙丑上》云："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的这段话说明春秋、战国时邮这种传送公文书信的办法一直沿用，同时也说明邮是驿传的职能之一。
总之，春秋战国时，设有驿传制度。驿传的职能有二：一是传送行旅，一是邮寄公文书信。驿传制度的实施办法，是30 里置1 传舍（交通站），有屋舍可供旅客住宿，有车、马可传送行旅和邮寄公文书信。
3. 水路与海路交通的开辟（1）水路交通的开辟春秋战国时期，开辟水路交通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沟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运河的开凿。这条运河开凿分为二段，从第一段修成，到最后一段修成，前后相距一百四十六年。第一段是吴王夫差修的邗沟，修于《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486 年），从"邗（江苏扬州市境）筑城穿沟"，东北通江苏淮安县境内的射阳湖，西北至宋国入淮。这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过了2 年（公元前484 年）夫差又把这条运河向北修，接通沂水、济水，同时也接通了济水与泗水。夫差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由于泗水入淮，所以吴舟师能深入到今河南中部的黄池与晋争霸。第二段是开通鸿沟，鸿沟是战国时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 年）在魏国境内的天然湖泊圃田泽（河南中牟县境内）与黄河之间，开凿了一条渠道，引黄河水入圃田泽。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40 年），又从圃田泽开了一条渠道，引圃田泽水通淮河。这样便修成了鸿沟。邗沟沟通了江淮，鸿沟又沟通了黄淮，这样便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联系了起来。
邗沟、鸿沟的修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邗沟修通后在经济上可以说发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如陶，相传尧曾初居于此，周代为曹国都，秦在此置定陶县。这个地方位于济水之滨，运河修通后，就成了南
① 《国语·齐语》。
北水运交通的枢纽，成为连接长江、淮河和黄河流域河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所以，范蠡离开越国后，至陶，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经商致富之地，所以定居于此，所谓"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①。鸿沟开通后也有巨大经济效益，这条运河把黄、淮沟通了。《史记》说："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②沟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运河的开通，不仅在经济方面有巨大作用，在文化交流和促进政治上的统一方面也有巨大作用。
春秋时期利用天然河道运输也比以前有很大进步。如公元前647 年，晋遇饥荒年，秦穆公让秦国的运粮船从渭水至黄河，再从黄河溯汾水到晋都绛，由于运粮船只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①。再如公元前506年吴楚柏举之战前，吴军进攻楚国时，军队乘船沿淮水西进，越过蔡地后，将船只停泊在淮河岸边，而后登陆攻楚。像这类大规模利用天然河道运粮、运送军队等等情况，以前不见于记载，从春秋时始方才出现于史籍，正说明春秋时人们利用天然河道、开拓水路交通较前迈出了一大步。
（2）海路交通的开拓春秋时期交通方面的另一大成就，就是开拓海路交通。这方面见于记载的有吴、越两国。据记载第一次在海中航行是吴国的舟师。《左传》哀公十年（公元前485 年），吴王夫差十一年，吴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第二次则是越国舟师。《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乃命范蠡、后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这里记载了越国乘吴国北上与晋国争霸之时，派范蠡、后庸率越师由海路溯淮水而上，以断绝吴军归路，又在吴都郊外大败吴王夫差的太子王子友。第三次则是越王勾践灭吴后，"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②。这里透露范蠡离开越国时是乘舟自海路至齐的。春秋以前对海上交通的开拓缺乏记载，春秋时期上述三次记载都是吴、越两国在开拓海上交通，尤其是前两次，是吴越两国的舟师，规模大，人数多，说明当时已能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和具有海上航行的知识技能，这表明了海上交通技术的进步。
总之，交通也是一种产业，交通的进步说明产业进步。春秋战国时期，陆路交通的发展，水路交通的开拓，运河的修建，海上交通的开拓，既是经济发展产物，又有力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对文化交流、统一国家的产生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
（三）城市的扩大与兴起
①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①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② 《左传》昭公六年。
1. 人口的增加春秋中期以前，各国人口较为稀少，《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卫懿公九年，狄灭卫，卫遗民渡河者730 人，加上共、滕两邑之民才5000 人。卫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一个重要国家，春秋时期也是个中等国家，在狄灭卫后，人口竟如此之少，可见当时各国的人口都不多。
春秋中期之前，各国人口稀少的另一个表现是不少国家有许多荒地没有开发，国与国之间也有许多没有开发的荒地，地居中原的宋、郑两国之间就有"隙地"。
由于人口少，所以春秋时一些国家极力增殖人口，如越王勾践为复兴越国，曾规定："壮年人不能娶老妇，老年人不能娶年轻妻子。女子17 岁不出嫁，父母有罪；男子20 岁不娶妻，父母有罪。女子临产报告官府，官府让医生守护助产。生男孩，公家供给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公家给两壶酒，一头小猪。一胎生三个孩子，公家给乳母；一胎生两个孩子，公家供给粮食。"①《汉书·食货志》载，战国初期魏文侯时，魏相李悝曾创平籴法，其目的就是要解决"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这也就是说李悝创平籴法的目的之一是想增殖人口，至少也不要因民"离散"而使人口减少。《孟子·梁惠王上》载，梁（魏）惠王对孟子说，为治理好国家，他费尽了心力，"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减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这就是说魏惠王费尽心力地治国，目的之一就是想使人口增加。
战国人口比春秋大为增加。《庄子·胠箧篇》说，齐国的情况是"邻邑相望"。《孟子·公孙丑上》也说当时齐国土地广大，而且"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也就是齐国不仅土地广大，而且人口众多。
2. 城市的扩大春秋时期一般都城不大，人口不多，一般国家的都城周围不过900丈，卿大夫的都邑一般为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载郑庄公之弟叔段居京，称为京城太叔，因京城太大，郑大夫祭足恐叔段为患郑国，对郑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上文所说的"都城"指的是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封邑之城，不是指诸侯国的国都。按照周代的规定，卿大夫封邑的都城为诸侯国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卿大夫封邑之城最大不能超过"百雉"，则可知诸侯国之国都为三百雉。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这就是说"百雉"为300 丈，300 雉为900 丈。诸侯国的国城为900 丈，卿大夫封邑中的城不能"过百雉"，即不能超过300丈长。一直到春秋末年，诸侯国的统治者仍在人为地维护这一规定。《公羊传》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 年）载孔子堕三都之事，就是为了维护上述规定：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叔孙
① 《左传》桓公五年。
氏食邑）、帅师堕费（季孙氏食邑）。
上述记载说明，由于叔孙氏的封邑■、季孙氏的封邑费，和孟孙氏的封邑，都超过了"百雉"，所以孔子要"堕三都"，即平毁三家的邑城。
在这一斗争中，孔子遭到了失败。
战国时期，城市的规模普遍扩大。《国策·赵策》载，战国时赵奢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时，"三丈之城，七里之郭"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已成为普遍现象。如墨子说："率万家而城方三里。"①孟子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必有得天时者也。"②《战国策·齐策六》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上述记载中的所谓"城"，指的是内城，所谓"郭"，指的是外城。内城3 里，外城（郭）5 里或7 里，则外城大于内城1.6倍多至2.3 倍多。这说明城是大为扩大了。战国时期的城，出现了一些万家之邑。如：知伯，"使人请地于韩。韩康子。。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一于知伯。知伯。。又使人请地于魏，魏桓子。。使人致万家之邑一于智伯"③。不仅如此，一些地区还出现了超级城市，如韩的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是战略重地，又是上党、南阳两郡间的贸易要道，商业也比较繁荣，所以宜阳发展成为一个"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④比一般县城都要大的都市。所以，秦国丞相甘茂说宜阳城"名为县，其实郡也"①。在各国国都中，齐国国都临淄最有名，苏秦说秦王曰："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袵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②像这样的城市不仅是政治、军事中心，在经济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城市的布局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春秋时期，诸侯国首都称国，卿大夫所居的邑称都，国、都都有城。
战国时代各国逐渐普遍设置郡县，国有国都，郡县也各设城，小郡有十多个县，大郡有三十余县。这样，全国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市。
各国国都中，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宫庭，国君的宗庙、国家各部门的官署和各级官吏的住宅。高级官僚住宅一般是高门大屋，如齐宣王招文学之士，命淳于髡、慎到、环渊等76 人为上大夫，在临淄稷门附近的稷下"高门大屋尊宠之"③。此外，国都中还设有招待宾客的馆舍、传舍等等。
"百工居肆"，城市设手工业作坊集中区。如在东周的洛阳王城遗
①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
② 《谷梁传》宣公元年。
③ 《左传》成公十八年。
④ 《左传》成公十七年。
① 《管子·小匡》。
② 《左传》襄公十四年、二十五年。
③ 《国语·晋语八》。
址的西北部发现有烧制日用陶器和随葬明器的窑场，制作骨质和石质饰品的场所，考古发现的曲阜鲁国故城，宫殿的东、西、北三面，环绕着铸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和一些居住遗址①。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齐临淄故城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周长14 公里，小城周长7公里，平面均作纵向的长方形。小城是齐国的宫殿区，附近并发现铸造"齐法化"钱币的遗址。大城主要是平民活动的地方，那里绝无大型建筑遗迹，曾发现冶铁和其他手工业遗址②。考古发现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六国的秦都咸阳，地处渭河之滨，宫庭的附近，也发现直接为宫庭服务的铜器、铁器和陶器作坊的遗址③。从文献材料看来，当时各国国都中存在着个体手工业者，他们进行的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卖。如春秋时宋国国都司城（司空）④子罕住所南隔壁，住着"恃为鞔（皮鞋）以食三世"的工人，因为他家的墙突出到子罕家的"宫"内，子罕让他搬家，这个工人说：现在我搬走，宋国的求鞔者不知我的住所，我的饭碗就被打碎了。为这个原因，他不搬家⑤。当时，城市的手工业区，有各种行业的手工业者、如铸钱、冶铁、制陶、木工、皮革工、漆工等等，此外还有杀狗的等等。
各类城市中有进行商业交换的市区。《周礼·考工记》说匠人建国都时"面朝后市"，即建设国都时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这说明市在城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市设专官管理。《周礼·地官》有"司市"一职，"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陈（陈列）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侈靡）而均市"等等。《周礼·地官》又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郑玄曰："质剂者为之券，。。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这就是说大市用的长券叫"质"，小市用的短券叫"剂"。当时城市中的借贷活动，也普遍用券。市上无论买卖用的券（质、剂）和借贷活动用的债券，一般均用竹木制成，先把买卖合同和借据写在券上，而后由买主或债权人执右券、卖主或债务人执左券。双方均需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如果双方发生纠纷，官府就根据券来判断是非。为判断是非，官府就要合券，这叫做"傅（符）别"。"傅"指合券，"别"指右券或左券。《周礼·大宰》说"听称责（债）以傅别"，就是这个意思。券的普遍使用，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为战国以前所未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