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诸侯的禁卫军多由公族或卿大夫子弟组成。他们平时警卫王宫，战时在王左右，是军队中的主力。如晋的"中军公族"①＜／ZSBJ12000030＿0106＿0／ESPL＞ ， 又称" 公卒" ②＜／ZSBJ12000030＿0106＿1／ESPL＞，显然是晋侯的禁卫军。"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③＜／ZSBJ12000030＿0106＿2／ESPL＞，显然也是由"乘广"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部队。晋国在献公时代有骊姬，"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乃宦卿之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可见晋国的公族是由卿大夫子弟构成的。余子又称公路。公路与公行是主管戎车的职官，所率戎士应是禁卫晋侯的车兵甲士。
公族与卿大夫子弟称为"国子"或"贵游子弟"，平日由公族大夫教育培训。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 年）说，晋悼公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据《周礼》国子还接受师氏，保氏的教育。师氏教国子以"三德"和"三行"，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和"六仪"。其六艺是："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驾，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六仪是："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这在当时是完备的品德、文化和军事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实践形式，他们要在师、保统带下守卫宫廷。经过严格的培养训练之后，诸侯才从他们当中挑选出王宫卫士。这种挑选在春秋时虽缺无显证，但从战国时赵国左师触龙请太后先许其子"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可以得到证明。
以"旅贲"为代表的禁卫军虽然是列国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又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这就是它与一般的"师旅"不同。一般的"师旅"，兵员来自国人，平日为农，战时为军，是"兵农合一"的。以"旅贲"
为代表的禁卫军则不然，他们来源于国中的"贵游子弟"，是由卿大夫子弟组成的"国子"，平时脱离生产劳动，可以世袭父兄爵禄，一旦入选禁卫军的行列，就成了食禄的职官，位为士，可以继续升迁为大夫、卿，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所以以"旅贲"为代表的由"国子"组成的诸侯禁卫军，无疑是一支常设的部队。但这是一支纯粹的贵族军，类似沙俄时代的士官生，而且人数仅三四千余，所以它不是春秋时代列国军队的主体。因而它的存在并不能影响春秋时代列国军事制度"兵农合一"的性质。
（六）吴、楚、越三国的水军春秋中期以后，在水道纵横的南方，楚、吴、越等国出现了以"舟师"为名的水军。
最早建立水军的国家应是吴、越。吴、越地处中国东南，是水乡泽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①＜／ZSBJ12000030＿0108＿0／ESPL＞，乘船弄潮为二国健儿所专擅。据《左传》，吴在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 年）
以前尚无较强的陆军，水军是其传统的兵种，但春秋初年，吴国的水军也不强大，仅能自保而已，所以它臣服于楚国。后来，由于吴楚、吴越频繁发生战争，才使吴国的水军有了较大的发展。
吴国的"舟师"，即水军，由作战部队和运输部队两部分组成。
吴国的水军虽然是陆战部队的辅助力量，但有较强的实力。《左传》定公四年说："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败楚舟师"就是双方发生水战。水战的结果是吴胜楚败，吴军俘获楚国水军统帅潘子臣、小惟子及七位大夫。这说明吴国的水军是比较强大的。《国语·越语》记载伍子胥对吴王夫差说：越国，我要战胜它，能占据它的土地，能乘坐它的船只。又《吴语》记载越王勾践伐吴说："明日将舟战于江。"在江上舟战当然是水军交战。《左传》哀公十年（公元前485 年），吴大夫徐承曾率领"舟师将自海入齐"，被齐人打败，退回吴国。这些都证明吴国确有水军，并同楚、越等国进行过水战，其水军并曾沿海北上伐齐。
吴国水军的另一组成部分是运输部队。在春秋中叶，晋国采用巫臣通吴的建议。" 教吴乘车， 教之战阵， 教之叛楚" ②＜／ZSBJ12000030＿0108＿1／ESPL＞以后，就建立了强大的陆军，但吴国的陆军往往主要依靠舟师运送并保障后勤供给。从这一意义上说，吴国的舟师实际是吴国军队组织的命脉。清代学者顾栋高对吴国水军运输部队的这种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吴地利于水行，不利于陆行。诸侯平丘大会，晋征召吴来参加，吴人以水道不通谢绝了。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 年），吴在黄池会晋，也先在商鲁之间开挖深沟。由此知吴国一日也不能废舟楫之用①＜／ZSBJ12000030＿0109＿0／ESPL＞。顾栋高的说法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535 年）载，吴楚在长岸交战，楚军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乘舟"就是吴国舟师运输陆战部队的船。《左传》昭公十三年说："秋、晋侯会吴子于良。
水道不可，吴人辞，乃还。"《左传》定公四年记吴楚柏举之战，吴、蔡、唐三国"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军隔汉水对峙。楚军渡过汉水，在小别山与大别山之间排成军阵与吴国交战，三战三胜，击败楚军的吴师，正是由水军运送的。《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艾陵之战，吴师北上也是沿着汶水行军，以便仰赖水军运输部队和粮草给养。《国语·吴语》说，吴王夫差北上黄池时，也"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沂，即沂水。济，即济水。沟通二水当然是为了保证水上交通线畅通，正因为水军是吴国军队的命脉所系，所以越王勾践偷袭吴国，"入其郛，焚其姑苏"，也要"徙其大舟"，破坏吴水军的运输能力。
越国的水军同吴一样，也分战斗部队与运输部队两部分。上面说过越曾与吴约定"明日舟战于江"。又，《墨子·鲁问》篇说："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利用这种有利特点，在水上屡败楚军。舟战是地道的水军交战。越楚两国因处江河有上下游之别，所以其水军攻守利害形势也不同。越国水军的规模颇为可观， 有" 戈船三百艘" ②＜／ZSBJ12000030＿0109＿1／ESPL＞，这在当时是一支庞大的舰队。
越水军的运输部队，见于《国语·吴语》。《吴语》载越王勾践趁夫差北上会盟之机，命令大夫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
亲自率领中军主力"泝江以袭吴"。越军或"沿海泝淮"，或"泝江以袭吴"，显然是利用水上通路，以舟师运输部队。《淮南子·齐俗》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也证明舟船是越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勾践袭吴出动的兵力说："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司马贞《索隐》解释"习流"说是"流放之罪人，使之习战，任为卒伍。"但徐天佑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此所谓习流即是习水战之兵。若曰罪人习战，越一小国，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①＜／ZSBJ12000030＿0110＿0／ESPL＞。徐天佑的说法是正确的。习流二千人应是越国的水军。另据《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越有楼船之卒二千八百人。楼船就是越国的运输船队，其部水军几近三千人，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楚国的水军主要是为对付吴国而建立的。自晋通吴以后，"吴始伐楚、伐徐、伐巢"。吴成为了楚国的肘腋大患，使"楚国一岁七奔命"。为对付擅长水战的吴国，楚特地组建了舟师。《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这是楚国的水军首次作战的记录。昭公十九年，楚国出动舟师伐濮。昭公二十四年，楚又动用舟师伐吴，侵入吴疆。定公六年，楚舟师大败于吴，统帅被俘，损失惨重。楚的"舟师"自然也是楚国的水军作战部队。
像吴、越一样，楚国也用水军运输陆战军队。《左传》昭公十七年，长岸之战，楚军沿江从"上流"而下，显然是用船运送军队。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前，吴、蔡、唐伐楚，楚军与吴军夹汉水而处，楚军沿汉水而与吴军对峙。由此可知，楚军也由舟师运送而来。
从楚国的水军常败于吴国看，它的水军远不如陆军精锐，人数也不很多。定公六年，吴太子终累所俘楚水军统帅潘子臣、小 惟子，爵位并不尊贵，这与陆军动辄由令尹、莫敖、司马等高级官吏统帅形成了鲜明对照，说明楚国水军的确不如陆军重要。楚的关注重心在北方，在于争夺中原霸权，所以陆军强于水军，这也 是可以理解的。
春秋末至战国初，楚国的水军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墨子·鲁问》说："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钩是钩近敌船的工具。强为拒，是阻止敌船的工具。楚国水军制造钩强之器正是舟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证明。
四、春秋时期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一）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可以考见的有《军志》、《军政》和《司马法》。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楚成王曾引《军志》三句话："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者不可敌"。这三条都是战术原则，言简意赅，富有深刻哲理。"允当则归"，是说两军力量相当，无必胜把握，就应当适可而止。"知难而退"，是说敌人力量强大，我方应当主动撤退。宣公十二年，晋大夫士会引作："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吴子兵法·料敌篇》同）"有德者不可敌"，是说政治清明，无懈可击的国家，不可与对敌。
《左传》文公七年晋大夫赵盾说："先人有夺人之心。"而宣公十二年楚令尹孙叔敖引这句话谓是《军志》所说。又昭公二十一年，宋国■邑大夫濮也引《军志》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这两条战术原则，无疑也是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先人有夺人之心"是说先发制人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挫折敌人的战斗意志。"后人有待其衰"，是说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衰弱时再行进攻。《左传》宣公十七年有晋赵盾"逐寇如追逃"一句话，据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说也出于《军志》。是要求部队驱逐敌人像追击逃兵一样果敢。
《左传》所引的《军志》，显然是春秋以前的军事著作。可惜它久已亡佚，除了这一鳞半爪外，人们无法窥看它的全貌。
《孙子兵法·军争》篇引《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军政》与《军志》一样，也是春秋以前的军事著作。两者的不同在于，《军志》重在讲战术原则，是指导军队作战的。《军政》重在讲军事条令，是指导军队建设的。
周代的《司马法》至战国初已经失传，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齐威王曾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汉书·艺文志》所载《军礼司马法》百五十篇，就是古《司马兵法》与《司马穰苴兵法》的合璧。
而流传至今仅剩五篇。
《汉书·艺文志》在"兵阴阳家"类中，有《黄帝》十篇，黄帝臣《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孙子兵法》下篇保存有"黄帝伐赤帝"一篇等。这些著作多是后人伪托或附益传说而成，不仅不是黄帝时代的东西，而且也不可能早于春秋。今天，它们已经全部亡佚了。
（二）春秋时代的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战争实践的产物。从上古时代起，中原大地上就不断出现部落冲突和部落战争。进入夏、商、周三代这种冲突和战争更加激烈。周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ZSBJ12000030＿0113＿0／ESPL＞，干脆把战争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周代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著作正是这些战争实践的总结。
春秋时期，由于诸侯间的兼并和争霸战争日趋激烈，所以在周代早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春秋时期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当然，在《孙子兵法》产生以前，这些战略和战术思想还没有上升到系统化理论的高度。
从战略思想方面看，春秋五霸所创建的霸业都有一套总体战略。例如齐桓公，他首先从政治上着眼考虑问题，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把华夏诸国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次，他面对"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势，认识到戎狄之患急切但祸小，楚国之患舒缓但祸大。所以他先北后南，从戎狄之祸入手，伐狄、北伐山戎，解决北方后再掉头南下制楚，去解决南方问题。解决戎狄之祸主要靠军事手段，而制楚则采取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的总体战略，最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目的。
再说晋文公，他首先也"勤王"，通过安定周襄王，取得"尊王"
大旗，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以团结华夏诸国。其次，在外交上联秦、联齐，拉拢宋、卫、曹等中小国家，壮大自己的力量，孤立和削弱楚国。第三，在军事上，则采取诱敌北上方针，坐收以逸待劳之利。完全可以说正是晋文公"侵曹伐卫"以救宋的策略方针，开启了战国孙膑"围魏救赵"的先河。晋文公的争霸战略是十分高明的。
楚庄王创建霸业，则首先西联秦国，如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 年），秦、楚、巴连兵灭庸。东北联齐，如邲战前一年。即周定王九年（公元前598 年），楚派大夫申叔时结好齐国。其次，东联吴越，如周定王六年，楚灭舒蓼，"盟吴、越而还"。北结鲁、卫，然后讨伐郑、宋，控制黄河，阻断晋军南下之路。
晋景公的争霸战略是审时度势，奋发图强。他面对秦、齐、楚、狄皆强的局面，首先采用士会之计，陆续消灭身边的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解除心腹之祸。其次，发动鞍之战，败齐后联齐，割断齐、楚联盟。其三，采取联吴制楚方略，在楚国侧翼培植反楚力量。其四，发动麻隧战役，击败秦国，打破秦、楚联盟。经过十年努力，秦、齐、狄三强皆服，而后专力对楚，经过厉公、悼公的继续努力，终于恢复了晋国的霸权。
吴王阖庐破楚入郢的战略，是北联晋、齐、鲁，西向灭钟离，徐国，南向征服越， 又采取" 为三师以肄之" ， " 多方以误之" ①＜／ZSBJ12000030＿0115＿0／ESPL＞的策略，最后才取得栢举大捷和入郢的胜利。
越王勾践灭吴的战略则是"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怂恿吴国北上争霸，然后乘虚袭击吴国。
纵观春秋五霸的创业战略，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能从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的总体关系上考虑问题，都把政治、经济改革放在争霸事业的首位，使争霸的军事力量有可靠的经济保障和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战术思想方面看，当时列国创造出了一系列战术原则，其中较为突出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避强击弱。公元前707 年，在周、郑繻葛之战中，郑大夫子元分析周军阵营的形势说：陈国发生内乱，人民没有斗志，首先攻击陈国军队，陈军必然败溃。郑庄公从其计，大败周军。公元前704 年，在隨、楚速杞（在今湖北应山县）之战中，隨大夫季梁主张首先攻击楚国的右军，说："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主张攻击楚军的薄弱环节，隨君不从，结果遭到大败。公元前519 年，在吴、楚鸡父之战中，吴军首先选择的打击对象，也是其"君幼而狂"和其"大夫齧壮而顽"
的胡、沈、陈三军，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大败楚方的七国联军。此类例证还有很多，不再列举。这些即足以说明，避强击弱已成为春秋时期列国战争中的一条重要战术原则。
其二、诱敌设伏。公元前714 年，北戎侵犯郑国。郑庄公率军抵御，命令"勇而无刚者"率前队迎战戎人，随后设三道伏兵。前队与戎人接战后，即佯装败退，将戎人诱至伏击圈内，三道伏兵突然杀出，将戎兵截为数段，全歼伏击圈内戎兵，戎人大败。公元前703 年，楚与巴联合侵伐邓国，楚将斗廉把军队横列在巴师中间，与邓师交战后，佯败退走。邓人追击，越过巴师埋伏线，楚师回军攻其前，巴师前进击其后，邓军大败。公元前700 年，楚师伐绞，利用"绞小而轻"的弱点，不派兵保护上山采樵的役徒，以此引诱敌人。一支大军埋伏在山下，一支大军守在绞国北门。绞人争相出城到山中去，俘获楚国的采樵役徒，遇到伏兵，被杀得大败。公元前548 年，楚伐舒鸠，吴军来救。楚国公子强率私卒先进攻吴师，大军列阵随后埋伏，吴军见楚私卒人少，进行追击，进入埋伏圈，楚伏兵、私卒合击吴军，吴军大败。公元前560 年，吴、楚庸浦（今安徽无为县南）之战，楚将养由基率先锋军引诱吴军，楚令尹子庚设三道埋伏接迎。养由基把吴军引到庸浦，楚伏兵四起，大败吴军。
公元前541 年，晋与无终和群狄在太原作战，大夫荀吴改变车兵阵法为步兵五阵，即：伍、两、专、参、偏，引诱狄人来攻。狄人未及列阵，晋军伏兵突起，将狄人围困在险阻地区，然后战胜了狄人。
从这几例可见，诱敌埋伏是春秋时期最常见的战术原则之一。
其三，设伏截击。这个原则又与诱敌设伏不同，诱敌设伏是先用少数主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内，而设伏截击是在敌军的必经之路直接埋伏截击。公元前627 年，秦、晋的殽之战就是春秋时代设伏截击的典型战例。晋襄公率晋与姜戎氏联军在伐郑秦军归国必经之路殽山（在今河南省济宁县西北）设伏，一举全歼秦军。公元前519 年，修筑翼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的邾军归国，途经鲁国武城，武城人派兵挡其前，设伏其后，邾军自大夫徐鉏、丘弱、茅地以下全部被俘。鲁国打了一个漂亮的截击战。
其四，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春秋时流传的《军志》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讲的就是在战役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问题。这是春秋继承前代的一种战术原则。公元前597 年，在晋、楚邲之战中，楚王乘左广追击晋国的挑战者赵旃，楚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陷落在晋军中，即决定先发制人，命令全军列阵，突击前进，"车驰卒奔，乘晋军"，获得胜利。公元前684 年，齐、鲁长勺之战，鲁庄公想抢先击鼓进兵，鲁将曹刿不允许。待齐军三通战鼓敲响过后，鲁国才敲响战鼓，大军随即冲杀过去，大败齐军。曹刿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说的就是一鼓作气，后发制人。
其五，示形作伪，巧布疑兵。公元前632 年，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晋下军将栾枝命辎重车拖着柴禾伪装败逃。楚左军以为晋下军真的败逃，挥军追击，结果遭到晋中军，上军的两面夹击，落得大败。公元前555 年，晋、齐平阴之战，晋人命令司马多派斥侯在平阳南部山泽间的险要所在，即使部队不到，也要建起旗帜，并布列成阵势。又命令战车左实右虚建起大旗在前，大车拖上柴禾随后驰驱，使尘土飞杨，疑作大军奔驰。齐灵公登上巫山（在平阴县东北），观望晋营，误以为晋军人多势众，遂离开军队只身逃归，齐军随他连夜遁逃。这是晋用疑兵之计惊走齐灵公。
其六、骄兵之计。公元前760 年，楚武王伐随国，大夫斗伯比献骄兵之计说，我们在汉水东部不得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扬厉军威，用武力君临他们，他们恐惧而团结起来对付我们，所以难以离间。汉东诸国，隨国最大，如让隨国骄傲自大，它一定舍弃小国，小国同隨国离心，是楚国的大利，楚武王采纳斗伯比的建议，掩藏精兵，以老弱疲惫的士卒接待随国使臣。隨国果然产生轻慢之心，两年后楚国打败隨国。
公元前658 年，晋、虞联军伐虢国，灭掉虢国宗庙社稷所在的下阳邑（在今河南平陆县东北）。但虢公不知畏惧，于当年秋在桑田（今河南省宝灵县之稠桑镇）打败戎人，因而骄傲。轻视晋国又不抚恤自己的人民，所以两年后被晋国灭之。公元前632 年，晋、楚城濮之战，晋以"侵曹伐卫"之计，引诱楚军北上。以后，晋又退避三舍以骄敌。楚军统帅子玉狂傲地说："今日必无晋矣。"结果被晋军杀得大败。
其七，分兵惑敌。公元前564 年，晋国将上、中、下、新四军分作三部，分别配合上诸侯的军队，轮番攻击郑国，借以疲劳救郑的楚军。
行之三年，楚不堪疲劳，晋获"三驾胜楚"之功。郑国服于晋，二十多年不再离叛。
公元前512 年，在吴、楚之战中，伍子胥献"为三师以肄之"之计，即将吴军三军分作四部，轮番袭楚，"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以疲惫楚军，待楚军"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阖庐从其计，"楚于是乎始病"，吴则在两国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公元前478 年，吴、越笠泽之战，两军隔江对峙，越王勾践分其军为左右两队，在笠泽江上、下游，夜半鸣鼓渡江，以迷惑吴军。吴军获悉匆忙分兵两路去阻击越军。越中军趁机渡江，突袭吴营，吴军大败。
当然，春秋时列国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原则远不止这七点，但限于篇幅，兹不再叙。
（三）孙武和《孙子兵法》1. 孙武生平家世孙武（ 约公元前535 年- 公元前480 年） ①＜／ZSBJ12000030＿0119＿0／ESPL＞是我国春秋末世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奠基人。孙武七世祖为陈国公子完。
周惠王五年（公元前672 年），陈国内乱，公子完逃亡到齐国，齐桓公委以"工正"之职，主管齐手工业生产。陈完奔齐后改陈氏为田氏，故称田完。孙武曾祖父田桓子（字无宇），在齐已位为上大夫。他以大斗借、小斗收的办法，收买人心，并成功地讨伐了栾、高氏。齐景公封给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东）为采邑，田氏遂成为齐国大家。
孙武祖父田书（字子占）为田桓子次子，因在齐景公时伐莒（今山东省莒县）有功，受封乐安（在今山东惠民县）为采邑，赐姓孙氏，从此与田氏分离，另立家族。
孙武父孙凭也是齐国大夫，后位至于卿。孙武出身于贵族世家，从小即受到良好教育，其曾祖陈无宇、祖父孙书都是能征惯战的将军。他从先辈那里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这为他后来撰写举世闻名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秋晚期，齐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卿族间的相互火併，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如公元前548 年，齐大夫崔杼、庆封弑庄公，立灵公，并掌齐国政权。两年以后，庆封利用崔氏的内部矛盾，灭了崔氏，独执齐国大权。次年，即公元前545 年，齐栾、高、陈、鲍四氏又剿灭庆氏。
公元前532 年，陈、鲍两氏联合又消灭了栾、高氏，并瓜分了他们的家产。此后，陈氏为独掌齐国大权，陆续消灭了鲍氏、国氏、高氏（齐高傒后）。作为陈氏一支的孙氏，自然会卷入这无休止的斗争漩涡。而孙武则厌倦了这种互相倾轧，于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 年）前后，离开纷乱的齐国①＜／ZSBJ12000030＿0120＿0／ESPL＞，至吴罗浮山之东（今浙江吴兴县西北）隐居，潜心钻研兵法，待机施展抱负。当时，楚国亡臣伍员（伍子胥）也隐居在吴国乌程台，两人相识，结为挚友。
周敬王五年，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庐。阖庐为振兴吴国，与楚争霸，"任贤使能，施恩行惠"，重用伍员等贤臣。
伍员深知孙武的军事才能，即向吴王推荐孙武。
孙武献上兵法十三篇，吴王看后十分赏识。为考验孙武是否有真才实学，吴王挑选宫女180 名，要孙武演练阵法。孙武把180 名宫女分作两队，令吴王的两名爱姬分别做左、右队长。孙武对她们讲清了向左、右、前、后动作的规定，然后设置斧钺刑罚，三令五申说不听从命令者诛杀。言毕命令击鼓向右，众宫女哈哈大笑，不听从命令。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②＜／ZSBJ12000030＿0120＿1／ESPL＞再把军令重复数遍，然后命令击鼓向左，众宫女还是大笑不止。孙武说，既已讲解明白而不执行命令，是队长的罪过。下令依军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要斩宠姬，大惊失色，急忙下令说："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斩也。"孙子说："臣既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于是斩了二位队长，巡行示众。用他们下面的两个人做队长，继续演练。两队人前、后、左、右跪起等动作都符合规定，再无人敢出声。孙武请吴王下台来看。吴王说将军回客舍休息罢，我不想看了。孙武说："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吴王阖庐深受触动。
于是任命孙武为将军。
孙武做将军后，经常与吴王讨论国家大事。据临沂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篇记载，孙武曾同吴王谈论晋国范、中行、知、韩、魏、赵氏六卿实行的土地制度和税田政策的得失，从经济上分析六卿中范、中行、知三氏会先灭亡，而赵氏亩大税轻会最后统治晋国。吴王深表赞成。
在吴、楚栢举之战中，孙武运筹帷幄，指挥吴军作战，五战五胜，然后乘势追击，获破楚入郢之大功，将吴国疆域拓展到今安徽舒城、六安、潜山、巢县一带。
吴王夫差继位后，孙武又与伍员辅佐他南下伐越，公元前494 年在夫椒大破越军，困越王勾践于会稽山。北上攻齐，公元前482 年在艾陵大破齐军，俘获齐军主将及战车八百乘、甲盾三千，使吴国在公元前482年的诸侯黄池盟会上，争得霸主地位。《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明确记载孙武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作用，说，吴"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夫差在战胜越国以后，骄奢淫佚起来，不再听取不同意见，伍员反对夫差北上伐齐政策，君臣关系出现裂痕，吴谗巨太宰嚭又从中挑拨，所以夫差胜齐之后即杀了伍员。孙武与伍员为至交，伍员被杀，孙武遂告退隐，而从事著述去了。不久（约在前480 年），一代著名军事谋略家孙武也就辞世了。孙武死后葬在吴都郊外。《越绝书·记吴地传》说："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
2. 《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产生于春秋末期，是我国春秋时期军事斗争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一部继我国春秋以前兵学思想之大成的权威性著作。它着重阐述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问题。寓意精邃、论理精微，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被日本学者誉为东方兵学圣典，被美国学者誉为世界兵学之祖，被英国学者称为"世界史上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
《孙子兵法》十三篇。《计》篇列为第一，主要论列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战略运筹学和用兵谋略等，可以看成是十三篇的总纲。
篇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开篇即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军事的重要性，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不能不给予特殊的注意。
其次，从战略学的高度，指出敌我双方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是"五事"和"七计"。"五事"为道、天、地、将、法。"道"讲政治问题。"天"讲阴阳寒暑时制气候等自然条件。"地"讲地理条件。
"将"讲将领的素质。"法"讲军队建设。其中政治问题最为重要，所以列为第一。"七计"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武指出比较战争双方的"五事"
和"七计"，谁占优势谁就将获得战争的胜利。
在本篇，孙武还提出了"因利而制权"的战术原则，即善于利用客观条件采取灵活策略，造成战场上有利于我的态势。这些策略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即声东击西，以假乱真。要做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即善于分析对手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最后提出了著名的战术原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第二为《作战》篇，论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指出一切战争均以经济为后盾。他指出兴"十万之师"要"日费千金"。所以，战略进攻战的重要原则是"兵益胜，不益久"，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这也是本篇的主旨。
第三为《谋攻》篇，论述政治战、外交战和军事战略的计谋。
开篇即把政治战和外交战放在单纯军事进攻的前面，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指的就是"伐谋"、"伐交"的政治战与外交战。在运用军事谋略时，孙武提出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他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如果兵力与敌人相等，则要"决一死战"。而如果兵力少于或弱于敌人，就要摆脱敌人，转为退却或防御。孙武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战术原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第四为《形》篇，主要论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在攻敌之前先要做好战略防御。
"形"字，指的是看得见的军事物质要素，诸如兵员、武器、装备、营垒、要害等。而对敌我双方的物资要素，必须利用"度、量、称"等手段进行评估，借以做出孰胜孰负的判断。
善战者首先要做到"先为不可胜"，再"以待敌之可胜"。"先为不可胜"，要求首先做好战略防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步才是"以待敌之可胜"，即等待机会攻击敌人的弱点，这样才能达到"能自保而全胜"。
"形"胜者的军队作战，好像开决八千尺高山河流中的积水，一泻千里，威不可当。
第五为《势》篇，论述在战略进攻中运用奇正相辅相成的策略，造成对敌的必胜之势。
《势》是《形》篇的姊妹篇。如果说《形》篇着重讲战略防御，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内涵和静态；《势》篇则着重讲战略进攻，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外在表现和动态。
《势》开篇提出四对范畴："分数"，指部队人数；"形名"，指阵形与指挥系统；"奇正"，指运用常规与非常规的战略战术；"虚实"，指避实就虚，选择攻击敌人的弱点。在以上四对范畴中，本篇着重阐述运用"奇正"的策略，提出了"以正合，以奇胜"的著名战术原则。"正"是正面交战，是常规战；"奇"是以非常手段，攻敌不备，出奇制胜。
孙子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意即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奇正互变，变化无穷。
运用奇正的原则作战时，要善于捕捉战机，造成激水漂石的"势"
和"飞鸟之疾"的"节"。其"势险"有如张满的弓弩，蓄劲待发。其"节短"有如触发弩机，短促而猛烈。
第六为《虚实》篇，通过"致人而不致于人"，"形人而我无形"
的阐发，进一步论证"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说能调动敌人、牵着敌人鼻子走，而不被敌人所左右，这是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问题。
"形人而我无形"，是说能掌握和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而使敌人不了解我方情况。
兵形如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无常形即是"无形"，达到"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而虚实运用到这种程度，也就随时能做到"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
第七为《军争》篇，论述在两军相争中的战略、战术原则和交兵中的禁戒。
本篇总的战略原则是后发先至、制敌先机。但这样做的难点在于：化迂回为直进，化祸患为有利。这就需要在迂回运动中，利诱迟滞敌人，以收到后发先至之效。
行军战斗要坚持以下战术原则：其一，以欺敌立足，以利益行动，分兵合兵依形势变化。其二，战机来临，动如狂风；战机未至，静如森林；攻敌时，如烈火燎原；防御时，如山岳不动；隐蔽起来，如阴云蔽日；动作起来，如雷霆万钧。其三，侵掠敌"乡"要分兵数路，开拓疆土，要分守要地。深入敌国要权衡形势，相机而动。其四，先知化迂回为直进之计，即可战无不胜。
用兵还有八戒，即："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这也是重要的"用兵之法"。
第八为《九变》篇，论述临机制敌，趋利避害之策略。
所谓"九变"，就是多变、善变。着重阐述要善于抓住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以变应变，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本篇教导将军们要精于变通，根据敌情变化，临机应变。"通于九变之利"，这样才说得上是"知兵"，才可以"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用兵的法则在于"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讨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通权变的将军，是"用兵之灾"，会导致覆军杀将之祸。用将的君主，对此不可以不省察。
第九是《行军》篇，论述行军宿营的各种行动原则、迎敌措施和侦察判断之术。
首先指出大军处在山地、河川、沼泽、平陆等不同地形上的行军、迎敌措施。其次，指出宿营要领：不论何种地形条件下，选择营地都要贵"高"、贵"阳"、贵"养生"。本篇还论述了行军中侦察敌情的各种方法，即敌方的营垒，敌方行动征候，敌方使者，敌方布阵，敌方士兵的表现，敌方营地，敌方将领，敌全军的表现等方面判断敌方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