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论述了"因于敌之动"而决定我军的行动方向，在"两阵之间"临机应变，随着形势的无穷变化而运用奇正谋略等一系列进攻战的作战原则。指出："善战者，居之不扰，见胜则起，不胜则止"（《军势》）。指出将军在战术上造成"神势"的二十六种战术原则（《奇兵》）。提出了运用五音和五行来判断敌情的各种办法，论述了运用敌军士气盛衰、阵势治乱、军纪严弛等预见胜负的各种征兆。最后，论述了战时的兵器装备应与平时的生产工具结合起来，可以农具为兵器。如：耒耜可为"行马蒺藜"，锄耰可为"矛戟"，蓑薛、簦笠可为"甲胄、干楯"
等。这在古代强调兵农相结合的兵家中，也别具一格。
《虎韬》十二篇，主要讲部队兵器装备、野战和围城战的各种战术等三个问题。
其一，它详尽论列了一万人的部队所配备的各种武器装备。这是其它兵书所没有的。据《军用》篇，一军可配各类战车九种：（1）武冲大扶胥，36 乘。这是一种大型战车，上面设有大盾为掩蔽；（2）武翼大橹矛戟扶胥，72 乘。这是一种装有大盾牌和矛戟的战车；（3）提翼小扶胥，144 乘。这是装备有小盾牌的小型战车；（4）大黄参连弩大扶胥，36 乘。这是装有"大黄参连弩"的大战车；（5）大扶胥冲车，36 乘。这是一种攻城的临冲战车；（6）辎车骑寇，是一种轻快的战车；（7）矛戟扶胥轻车，160 乘。这也是一种轻便的战车；（8）木螳螂剑刃扶胥，20 乘。这是一种装有剑刃像螳螂臂式的战车；（9）轴旋短冲矛戟扶胥，120 乘。这是一种装有矛戟而可以旋转的战车，计有兵车六、七百乘。
军中攻守之器：大头铁棒1200 枚，大柯斧1200 把，方头铁槌1200把，飞钩1200 枚，木蒺藜20 具，铁蒺藜1200 具，各种相连接的铁蒺藜12000 具，方胸鋋矛1200 具，矛戟小橹12 具，附有绞车连弩。渡沟堑的飞桥，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带转关轳辘，八具。渡江河的飞江，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八具。天浮（浮游器材）、铁螳螂（铁锚之类），圆形，外径四尺以上，用铁环连结，32 具。在天浮上架浮桥叫天船。各种铁链1200 条，四丈以上长绳600 条，带铁环的中等绳300 条，小号绳12000 条。天下雨时，辎重车还要盖上车顶板，再盖上用麻编织成的篷布。
各种军用工具：伐木大斧300 把，大锄300 把，铜杵300 把，铁耙300 把，铁叉300 把，方胸两枝铁叉300 把，大镰300 把，大橹刃300把，带环的铁橛子300 把，铁榔头120 把。
军中各类武器：强弩6000，戟楯2000，矛楯2000. 据《军略》篇，军中还配备有飞楼（望楼）、云梯。在渡江、河时，还有浮囊、皮舡等。此外，军中还有各类能工巧匠300 人，以备修治工具、磨砺武器。
这些详尽的记载是我们研究古代军事装备、军队的攻击能力、军事科技和军事生产水平的重要材料。
其二，它论述了野战中的伏击、迂回、防御、追击、突围等各种战术原则，也论述了攻城战中的包围、阻击援军、防止突围等各种战术原则。着重强调了攻城围邑要准备好轒辒（fén wēn，音坟温）、临冲、云梯、飞楼等器材。在行军时要准备武冲、大橹、强弩、天罗、武器行马等防卫器材。在江湖河沼作战时，要准备好飞桥、转关、浮海、绝江等渡河器材。一旦攻克城邑，要采取"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社丛勿伐，降者勿杀"等各种"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的政策。
其三，论述了斥候兵（侦察兵）在行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及运用斥候兵的原则。斥候兵是军中耳目。在深入敌国作战时，"当先发远候，去敌二百里，审知敌人所在。"在深草及丛林中行军作战，要以云梯、飞楼观察敌情，尤其要防止敌人火攻。如敌人发动火攻，我军要在敌人火攻阵地前也放火烧出一块黑地，还要在我军后方也烧出一块黑地。一则可以迟滞敌人进攻，二则我军可以退到黑地上防守。对于敌人的营垒，将军要善于观察，以敌营中的各种征侯，判断敌人的动态，是空营，还是乱营。如为乱营，要坚决进攻。
《豹韬》八篇，主要讲三个问题。其一，论述在森林、山地、江河、险隘等地形条件下作战的战术原则。如林战之法是：战车居前，骑兵为辅，"见便则战，不见便则止"，利用林中地形，疾攻敌人。"更战更息，各按其部"。
在山地作战的原则是：组成乌云之阵，就是对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都要进行戒备。要道、谷地，用战车防守；可攀登之地，派兵防守。构成坚固的防御阵地，曰"山城"。确定奇正方略，部队组成冲阵，当敌人来攻时，全军急速战斗。敌军虽众，也可打败。
在敌国的江河地段作战，我军又处于弱者地位，则寻找机会欺骗敌人，迅速转移，在后面设下伏兵。如敌人已知我有伏兵，大军不肯渡河，而以小部队渡河牵制我军，我军则在便于作战地形结成"四冲武阵"，待敌小部队渡河后，发动伏兵，击其侧后，用强弩射其两翼。车兵、骑兵结成乌云之阵，待敌大军渡河来援救小部队，我军车骑冲其左右，伏兵击其后翼，可获胜利。
在依山傍水的险隘地形作战时，原则也是抢占有利地形。用武冲大车掩护前、后军，配置强弩，结成四武冲阵。以冲车为前导，以大盾牌为防卫，材士强弩保护左右，步军三千人为一屯，左、右、中三军齐进，轮番作战，轮番休息，可以击败强敌。
其二，讲抗击敌军突袭的作战原则。敌军远来突袭，牛马必无饲料，士卒必无粮食。我以远方军队的精锐士卒约在暗夜，前后夹击敌军，可以获胜。如敌军攻城，我则事先在城外埋伏一军，在城上佯作守备。待敌大军攻至城下，我守、伏兵齐发，前后夹击敌军，敌军必败。
其三，论述抗击强敌夜间袭击的作战原则。如果敌人乘夜攻击我左右，则应挑选我方材士强弩，以车、骑兵为左、右翼，迅速攻击敌人的前、后，既攻敌人阵外，又要攻入敌人阵内。敌军将被打乱，敌将必然因惊惶而失败。如果敌军乘夜阻截我前方，又攻击我后方，造成我三军混乱时，我则明审号令，出动勇猛斗士，使每人携带一支火炬，二人同击一鼓，探明敌人位置。部署我军或攻其外，或攻其内，佩戴暗号，互相识别，然后灭掉火炬，按约定信号，猛攻敌人。敌人必败。
在虎、豹两《韬》所讲的作战原则中，始终贯穿一个"勇"字，即"勇斗为首"。可见，《六韬》讲选将标准，把"勇"放在首位，不是偶然的。
《犬韬》十篇，分别论述了各路大军约期集中、约期会战的原则，在战场上选择打击敌人的各种时机，挑选士卒、训练军队和编制特殊战斗队伍的方法等。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它论述了车、骑、步三个兵种的特点、战力、编制和选拔车、骑战士的标准等。这也是其它先秦军事著作所没有的。它谈到三兵种的特点说："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战车》）。战车适于在平原作战，而切忌在山地、丘陵、草泽、沟渠、毁塌积水、粘泥地带作战，那是战车的"死地"。
骑兵适于配合步、车兵攻击敌先头部队，夹击敌两翼，长途奔袭，截断敌人粮道，而切忌陷入"天井"、"地穴"、大涧深谷、林木茂盛、沼泽或低湿泥泞等各种险阻地形，也不要陷入敌车、骑兵的埋伏圈，这是骑兵的"死地"。步兵与车、骑兵作战，原则是"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后，更发更止"，可以战胜强敌。如无险阻可依，则用行马、蒺藜和牛马布成"四武冲阵"，在营垒外挖掘宽、深各五尺的环形壕沟，名曰"命笼"。步兵带行马前进，用车辆组成营垒，以材士强弩戒备左右。
车兵的战斗力很强，是军中的羽翼，善于攻陷坚阵，截击强敌，切断敌败兵退路。在平地作战，一辆战车可敌步卒八十人，骑兵十人。在险阻地形作战，一辆战车可敌步兵四十人，骑兵六人。
骑兵是军中的"伺候"①＜／ZSBJ12000030＿0231＿0／ESPL＞，机动性强，善于追击敌人败兵，切断敌人粮道，袭击敌人机动部队。在平地作战，一骑可以敌步卒八人；在险阻地形作战，一骑可以敌步卒四人。车、骑兵是军中的勇武之兵。十辆战车可以战胜千人，百辆战车可以战胜万人。十名骑兵可以击败百人，百名骑兵可以击败千人。
选拔车战之士的标准：年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跑起来追得上战马，可以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善于前、后、左、右周旋，能擎住战旗，拉满八石弩，向前、后、左、右射击，名曰"武车士"。
选拔骑兵的标准：年在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健壮矫捷，超过常人，能在战马奔驰中射箭，善于前、后、左、右周旋，可以乘马跨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河，驰强敌，乱大众，名曰"武骑士"。车兵、骑兵属于当时的技术兵种，选拔较严格，待遇优厚，是当时列国军队中的强大打击力量。
当然，《六韬》与其它先秦兵书一样，也有把地形等自然物质条件理解得过于片面而看不到人的作用等缺欠，它所讲的利用"五音"、"六律"、"望气"来侦察敌情、判断打法及城邑可否攻取等，也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则是它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八、结语通过前面几章的讨论，现在我们再把本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春秋是中国奴隶社会的衰落时期，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期。因此，春秋战国军事史与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形态的衰落和瓦解是一致的。
春秋时期中国奴隶制度衰落的主要标志是天子失权，诸侯坐大，"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后又"自大夫出"。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六军瓦解，失掉了统驭诸侯的权力。周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由一元变为多元。列国普遍扩军备战，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争相在兼并中扩充实力，并逐步形成了齐、楚、秦、郑等几个地方性的"小伯"。平王晚年力图振兴王室，但力不从心，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桓王继承祖父遗志，经过多年酝酿和准备，于公元前707 年发动了繻葛之战，企图先从制服郑国入手来实现王室复兴计划。但因奴隶制度的衰落已如江河日下，不可挽回，所以桓王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王室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蛮、夷、戎、狄诸族也争相入侵中原，诸侯漫无统纪。一时之间，中原大地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表现得十分尖锐激烈。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看成是春秋霸业的序幕。
公元前679 年，齐桓公奋起称霸。他北伐戎狄，南抑强楚，稳定了中原形势，春秋正式进入霸政时代。所谓霸政就是中国奴隶社会"方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齐霸衰微以后，晋、楚两强于公元前632 年发生城濮大战。晋文公战胜楚成王，成为中原霸主。此后，晋、楚两强迭胜迭负，展开了近百年的争霸斗争。其间，楚庄王一度在邲之战中胜晋，成为春秋"五伯"之一。后来，晋景公与楚共王争霸，爆发晋、楚鄢陵之战。又后来，晋悼公"三驾胜楚"，重新为晋国赢得霸权。
在晋、楚争霸的斗争中，还夹杂着晋秦争霸、晋齐争霸，并爆发过著名的秦、晋崤之战和齐、晋鞍之战。
在长期的争霸斗争中，中原诸侯的军权普遍下移于卿大夫。列国内部国君与卿大夫以及各卿族之间矛盾日益发展，历史进入"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阶段。公元前546 年，中原诸侯一致倡议"弭兵"。从此，中原列国的争霸斗争告一段落，列国普遍转入内部斗争。而地处东南的吴、越两国则乘势崛起，先后闯入中原。吴南下制越，西向击楚，获破楚入郢大功，北上伐齐，获艾陵大捷，终于在公元前482 年诸侯的黄池大会上争得霸主地位。越王勾践曾被吴军打败，但经"十年教训，十年生聚"，开始强大，并趁吴北上之机，袭破吴都，于公元前472 年消灭吴国。其后北上争霸，也争得了"伯主"地位。不过，吴、越二霸暴兴暴灭，已是春秋霸业的尾声。
在中原的大国争霸斗争中，侵入中原的蛮、夷、戎、狄诸族势力渐次被晋、齐、秦、楚等大国消灭，各族也与华夏族融合为一体了。而中原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则沿着历史的轨迹各自发展着。
春秋时的战争主要特点是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这表明当时的大国，不论是晋、楚，还是秦、齐，都不具备统一中国的主客观条件。争霸战争的主要方式也是沿续传统的车、步兵结合作战，不过战争的规模则较西周时大为扩大，列国动辄出动兵车六、七百乘。
随着春秋时兼并和争霸战争的发展，春秋时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兵役制度上，它打破了"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传统，开始征召野人当兵，扩大了兵源；其次，军赋和车乘士卒的军事编制也随之变化。还出现了地方都邑（县）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但是，由于井田制和村社组织的存在，所以，建筑在此基础上的周代"兵农合一"
的民兵制度却始终没有瓦解。
在春秋时代频繁战争的实践当中，产生了中国早期的战略思想和一系列战术原则，这使那些古老的军事原则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孙武和司马穰苴又在吸收前人优秀军事思想成果和总结春秋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撰著了《孙子兵法》和《司马穰苴兵法》。《孙子兵法》集我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大成，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仅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中起过指导作用，在今天也仍有借鉴意义，是我们民族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司马法》虽产生于周代，但在战国初已亡佚很多，经齐国大夫整理，且合并了《司马穰苴兵法》而成。它保存着一些周代的军事思想和战术原则，也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军事著作。
公元前453 年，赵、魏、韩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历史迈进了战国时代的大门。
战国作为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各种新旧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都以暴力手段，即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战争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社会内容。
战国时期的战争最初虽然仍具有春秋大国争霸的性质，如战国初魏国的争霸战争。但在战国中期，尤其是秦国崛起以后，战争的目的已由争霸转化为争取统一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大，历时久，已从春秋时以"结日定地"为特点列阵而战转化为大规模的野战、围城战，军队作战的阵法与武器装备也较春秋时代大为进步。
战国时期军事形势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魏国称霸时期，起于公元前453 年三家分晋，止于公元前354 年桂陵之战；其二，是齐、秦并霸阶段，起于公元前354 年，止于公元前246 年秦王政元年。这一阶段又以公元前284 年燕破齐为界限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齐国称霸中原，秦国开始崛起，并蚕食列国土地，中原出现了列国合纵御秦和秦国连横以斗诸侯的形势。后一时期，齐国破败，秦国势力大发展，在中原南、北、中三路败韩、魏，破楚入郢，北伐赵国，在长平大败赵军，已形成了统一天下之势；其三，秦王政统一全国时期，起于公元前246 年秦王政即位，止于公元前221 年秦王政统一中国。主要历史内容是秦灭六国。
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列国的变法运动。列国的变法运动实质是一场封建化运动。在这场封建化运动中，列国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首先，变法运动摧毁了传统的井田制与村社制，由此，以"兵农合一"为基础的民兵制度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随着常备军制的出现，职业化军官产生，中国的官制从此由文武不分走向将、相分职。由于战争的需要，列国在关塞要津普遍设防并修筑长城。变法运动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军权已集中于君主手中，卿大夫家兵遭到禁绝，地方兵已由国家掌握。新的军功爵制出现了。传统的以"礼"治军为以"法"治军所取代，出现了完备的军事刑罚体系，它是列国君主整军经武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的车、步、水军三兵种之外，出现了骑兵。常备军制、军功爵制和新的军事法律体系已不再以奴隶制的井田制和村社制为基础，而以新的封建制的授田民与小农经济为基础了。它们促使奴隶制的军事制度像其它社会制度一样逐步转化成为新的封建制的军事制度。
在战国的战争实践中，诞生了一批著名将领和军事思想家。这些军事思想家以吴起、孙膑、尉缭和《六韬》的作者为代表，汇集成了灿烂的星群。《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和《六韬》在继承前人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战国战争的实践，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发展了《孙子》和《司马法》的战略、战术思想。其中，《吴子兵法》的"教戒"思想，《孙膑兵法》的阵法原则，《尉缭子》中的军事条令，《六韬》中的军事装备和车、步、骑兵种的特点、性质、战斗能力等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使它们在我国古代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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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14 春秋战国军事史/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本卷提要（缺）
一、春秋战国思想概述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 年）
到秦统一六国（秦王政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 年）。这段时期历史上又称"东周"，是相对"西周"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又可分为春秋时期（周平王元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即公元前770 年至公元前476 年）
和战国时期（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即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①。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社会的逐步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是一个新旧社会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因为铁制农具的使用，在井田以外可以开垦出新的土地，从而产生了"私田"。这种"私田"越来越多，便使周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度逐渐遭到破坏。因为私田数量的迅速增加，以至于私田的收入超过了井田的收入。诸侯、大夫因为占有大量私田，从而使其收入大大增加。而靠井田收入的周王室，越来越衰弱。在王室无法控制诸侯的情况下，一些经济发展快、军事实力强的诸侯便以武力兼并力量较弱的诸侯。这种兼并战争不断发展，从诸侯的兼并而至于大夫的兼并，进而形成"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周王室的地位就更加衰微了。频繁的兼并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就迫使诸侯、大夫增加财政收入，于是便向新开垦的私田按亩征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 年），"初税亩"的制度便应运而生了。私田得到承认，即地主土地私有制取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标志着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经开始了。
在政治上，则出现了几家大夫瓜分公室财产的事件。例如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孔氏三家，在鲁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 年）"三分公室"，到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 年）又"四分公室"；周贞定三十六年（公元前453 年）韩、赵、魏三家大夫灭了智氏，把晋国公室也瓜分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 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这就是"三家分晋"。而在齐国，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 年），大夫田常实际控制了齐国的政权，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取代了姜氏，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这就是"田氏代齐"。
这一系列事件，说明新兴地主阶级在这些诸侯国取得了政权，标志着封建社会的确立。
在思想战线上，周平王东迁以后，西周的"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了。原来属于"王官"的学者流落到民间，从而形成了诸子百家。作为周王室史官的老子，以其知识的渊博与思想的深邃，在思想界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在私人讲学中贡献巨大而创建儒家学派的孔子和从儒家脱胎出来而创建墨家学派的墨子，在春秋末与战国初，形成儒、墨显学对峙的局面。战国初中期，因杨朱学派的创立，其势力得到发展，从而形成了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儒家中的激进分子，在三晋中的魏国，开始了向法家的转化。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等完成了由儒家到法家的转化，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推动生产
① 《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
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魏文侯的支持下，以子夏为首的西河 之学在这一过程中有其特殊的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名实乖违的现象很多。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名家因此而产生了。
各家学派的出现，导致了互相间的争论与诘难。这种情况在齐国的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中，因其"兼容并包"的学术政策而得到顺利发展。老子的学说被改造为黄老之学，成为稷下学宫的主导思想。而田氏政权则对诸子百家都不歧视，一视同仁，因而吸引了各国学者云集于稷下。阴阳家、名家、齐法家、兵家等都发展很快，"百家争鸣"形成了高潮。另一方面，由于各家各派云集稷下，使其互相增进了解而致于相互影响、彼此取长补短，因而出现了百家融合的趋势。
到战国后期，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经过几世的经营，逐渐强大并具备了统一六国的良好条件。吕不韦与秦王政相继执行了广招人才的政策，致使包括稷下先生在内的学者纷纷跑到秦国，《吕氏春秋》的编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荀子、韩非、尉缭等人的入秦，对秦国的学术与政治、军事方面有重大的贡献，加速了秦统一六国的进程。
秦的统一，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基本结束。但诸子百家的思想，其中特别是儒（主要是孔子和思孟学派、荀子学派）、道、法、阴阳等家的思想，对秦王朝及其以后的各个朝代，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源头，无论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和宋元明的理学，还是清代的考据学，都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的转变以及诸子百家的形成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文化战线上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局面，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春秋战国的阶级状况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也随之大批兴起，出现了如临淄、安邑、邯郸、咸阳、定陶，等繁华的大都市。伴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大量的奴隶获得解放，而成为耕种私田的农民，或者成为小块土地私有者，即自耕农。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社会上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然而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奴隶也还大量存在着，官营手工业作坊私家的奴隶仍然没有获得解放。只是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使用奴隶了。个体工匠和商人在城市和乡镇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当时的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在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二）"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说："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①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游子弟学焉"。②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了王官流落民间的一些情况："太师挚适齐，五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鼓襄入于海。"这里所说的"太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人居于黄河或汉水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这样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 年版。② 《周礼》卷十四《地官》。
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③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史角被鲁惠公留在鲁国，"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即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为墨子的老师。史角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国以后，经过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但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王室的史官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①这话是有道理的。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办学兴起了。入学条件比西周时大为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②即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一串肉干）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王登）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即"士"）当上了中大夫，并赏赐了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即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当然"士"
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三）"养士"之风的盛行与"士"的活跃"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共长三丈六尺）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①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千"。②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这就鼓励了③ 《左传》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
① 《史记·十二诸年表序》。
② 《侯马北西庄东周遗址的清理》，《文物》1959 年第6 期第43 页。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② 《国语·晋语八》。八郤指郤氏一家五人为大夫，三人为卿，因势力大，被晋厉公诛杀。"士"阶层的活跃和大大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
复杂的阶级关系与"士"阶层的活跃。这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与阶级基础。
（四）"百家争鸣"出现的特殊历史环境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
的盛况了。
（五）春秋战国时期宽容的学术政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与各诸侯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像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于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①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万钟的俸禄。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要巩固其政权，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总结为政的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而对各家各派都"兼而礼之"。韩非曾指出，当时的诸侯，以墨家薄葬短丧为节俭，从而礼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辉县发掘报告》。
之；又以儒家厚葬久丧为孝道，从而礼之。这是"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当时的诸侯，以漆雕轻视爵禄为廉洁，从而礼之；又以宋荣子（即宋■）"见侮不辱"为宽容，从而礼之。这是"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②《淮南子》卷十三《氾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这句话正好反映了战国诸侯对待诸子百家总的态度。因为这些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而各取所需。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①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于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湣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特殊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稷下先生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局面。
（六）"百家争鸣"与传统文化的继承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形成，与继承夏、商、周的传统文化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任何一种新学说或思想都不能凭空产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基础。众所周知，我国是文明古国，在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已经历夏、商、周三代，形成了以"六经"为主的传统文化。"六经"
就是丰富的思想资料。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②古人虽然没有私人的著作，但古人并没有离开具体的事情而空谈道理，"六经"都是夏、商、西周先王的政治典籍。这是因为古代"学在官府"，而史官是官府里掌管文化知识的人。据《周礼·春官》记载，史官由大（太）史、小史、内史、大夫、士来充当，他们掌管"图书、记载、命令、法式之事"。①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认为，周代的"六官之属"，其中掌管文书的官员也称为"史"。可见"史"官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藏书、读书、作书之为事"。
殷周的天子，一言一行都有史官作记录。据《玉藻》记载：天子的② 《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版第1 期。
① 古本《竹书纪本》载"自武王灭商，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1985 年中华书局出版）《自序》中说，从武王灭商至幽王灭国，积年二百七十五年。②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 年版，第184 页。
① 《左传》襄公十年。
行动由左史记录，而言论由右史记录。《大戴礼·盛德》认为，内史居于左，即是左史；太史居于右，即是右史。因为殷周之时以左为尊，所以左史记录行动，右史记录言论。两汉时代，有所变化，因为以右为尊，所以《汉书·艺文志》认为，左史记录言论，而右史记录行动。
殷周之时史官的职权范围相当大，不仅记录天子的言论与行动，而且还主管教育与宗教仪式。《周礼》卷二《春官》明确记载，太史掌管"建邦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其中掌管"教典"的职能是"以教邦国，以教官府，以扰（驯）万民"。②教育也是由史官来负责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