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地理、物产等所谓"风土"因素的自然条件相异，常形成不同的俗。《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俗的地域性是其一大特征，但因为民便习，若无对比，常不易觉察，盖"身在庐山"之故。春秋战国的战乱和列国兼并，各地区间的交往交流空前频繁，人们视野大大打开，有可能充分展开各地习俗间的比较。《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礼记·曲礼上》说："入国而问俗"，《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吕氏春秋·责直论》说："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又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同书《异宝》说："荆人畏鬼而越人信■"，均是当时人对习俗地区性差异所见所闻的识别。俗的地区性差异，主要因"风土"因素造成，故俗常与"风"相系，《新论·风④ 《国语·鲁语》。
⑤ 《礼记·曲礼上》。
① 《周礼·春官·大宗伯》。
② 《荀子·大略》。又《礼记·王制》说同。
③ 《大戴礼记·本命》。
俗篇》云："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此即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要知，古人说的俗、习俗、民俗、风俗，是讲在一定地区范围内传承、播及于其社会族体或集约人口团群的、在相对社会历史条件下自发约定、重复习行的生活实践形式。
由此看来，礼与俗，同属社会生活的传统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礼是人为理性化的产物，经有意识提倡推广，成为中国文化的纵向线和大传统；俗是社会因地制宜的生活实践产物，构成民间的横断面和小传统。作为全社会生活运作准则的礼，是以"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①的政治内涵为要征；作为民间普通社会生活实践形式的俗，起有简化社会活动过程和调节人们行为观念的作用。礼与俗的关系，礼是俗的升格，俗是礼的底蕴；俗经理性归范，存其合理，汰其恶陋，有意模式化，可上升为维系上层社会运作和稳定下层社会的礼，同样，礼亦可对俗进行统整，随时加入俗的成分。俗是礼之源，礼是俗之流，《慎子》说："礼从俗"②，正有上述意义。显然，礼、俗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交叉纠葛、彼此交流、循环推进的关系。广容性、节仪化的礼，可与虽狭隘却实践性强的俗互为补苴，因势利导而返诸社会，发挥改造社会风气的功能，《礼记·曲礼上》说的"礼从宜，使从俗"，即有这层意思。俗经礼的统整，是为礼俗，"礼俗刑（型）然后乐"③，这种经人为倡导的礼俗，返诸社会，为世俗所习，是为更生的习俗，已合两者之长和补两者之短，其社会运操功能无疑大大增强，难怪会受到古代统治者的重视。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各国统治者对俗的统整均有不同程度的重视，统整的手段是靠政教、公德原则和因地因民制宜的"化"，在尊重俗的大前提下用理性的礼乃至法进行"导"。如《论语·为政》说："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墨子·节葬下》说："上以为政，下以为俗"，《左传》庄公十三年说："夫礼，所以整民"，《荀子·大略》说："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鹖冠子·天则》说："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礼记·昏义》说："教顺成俗"，《曲礼上》说："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管子·法禁》说："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这些经验谈，反映了随着当时平民社会地位的上升和"民本"思想的明确，整合民俗已紧要地摆到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之上，其成功与否成为考其政治得失和社会风气正邪的重要方面。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礼与俗，界限已难严格分开，"教民成礼"①，可理解为"化民成俗"②，无不是指习俗的时代移易及应变。礼的俗化和俗与礼交合，乃构成春秋战国习俗史上最生动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再构春秋战国习俗史，应充分把握这一时代特征的主线，充分把握文献与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发现，更有必要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用深沉的历史感知和认识尺度，去冷静审察中国社会早翻过的一章，调整情绪的点染，不致坠入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了解历史，设计未来，提高我们民族的
① 《左传》隐公五年。
② 《太平御览》卷五二三引。
③ 《礼记·大传》。
① 《战国策·越策》。
② 《礼记·乐记》。
素质，造就新的史识与人格，这也是本书追求的宗旨。
二、人与社会（一）习俗的社会育成氛围周代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在全国要冲进行武装拓殖，据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①，用来夹辅周室。"体国经野"，国城及郊地，居民为周的族众平民和胜国遗民，称做"国人"；郊外广野有邑，为"野人"所居，不外是一些古老部族的后裔、蛮夷戎狄或流裔之民。②列国大体皆然。在文化习俗上，国人与野人有一段间距，"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③至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启土安疆"的"领土国家"意识相继规立，定民之居，编户齐民，移风易俗，原先依文化差异和地缘种族划分国人、野人的界限逐渐消泯，"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④。如齐国管仲有"参其国而伍其鄙"的改制，"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遊"①，以至"邻邑相望"，"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②。晋卿赵简子家臣尹铎又有本之户籍编民的"损户数"之举③。楚国曾推行集中管理国土编制的"书土田"。④后吴起变法，有"一楚国之俗"，"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⑤。越国有类似中原国家的将村社户口土地登记成册的"书社"⑥之制。秦国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社会风气为之改观，"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汗，其服不佻"⑦。尽管列国的变革之势复杂多异，但启土安疆和编户齐民的制国环境，均各个为习俗深蕴提供了社会舞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躶人，今被朝服"，"化不宾为齐民"⑧，也在当时的战乱和兼并等因素推动下，成为其民族混融潮流中的各个地域文化圈形成的一大表征。
与此同时，人口的增加，是列国以郡、县、乡、里、伍、什等行政编制取代国野制的基本社会原因。城市的大量出现和城市规模的发展，又是人口增加背景下各地域文化圈的运作聚焦。
《说文》云："城以盛民也"。《礼记·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
① 《荀子·儒效》。
② 参见杜正胜：《周代城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 年版，第30 页。又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3、55 页。
③ 《吕氏春秋·为欲》。
④ 《孟子·万章下》。
① 《国语·齐语》。
② 《庄子·胠箧》、《孟子·公孙丑上》。
③ 《国语·晋语二》。
④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⑤ 《战国策·秦策》、《吕氏春秋·贵卒》。
⑥ 《吕氏春秋·高义》。
⑦ 《史记·商鞅列传》、《荀子·强国》。
⑧ 《论衡·宣汉》。
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尉缭子·兵谈》云："量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当春秋之时，城邑之小者至于十家，大者亦不过千室，普通的仅百室而已⑨。列国之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①。卿大夫"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②。至战国时，"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万家之县"、"万户之都"③、"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④，已普遍出现。银雀山竹简《守法》云："大县二万家，中县、小县以民户之数制之"。《市法》云："为市之广狭小大之度，令必称邑"。应该说，当时人们对于城的概念，已不再停留在早先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⑤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城内经济职能的明显加强，商业市场的设置在城的规划经营中成为必须重视的方面，所占城区总面积的相应比例，每每受到官方强调，城的性质终于由单纯政治军事城堡转位到兼具经济实力的"城市"体制上来。
周初的封建诸侯，营国殖民，立城实即立国，故一国的城数量有限。但至春秋时列国的启土安疆和人口大增，旧的行政管理组织不敷应用，于是乃有县、郡等城市建置的产生。是时建新城，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营建的规格等级，屡见不鲜，一反以往常制。如一向标榜"周礼尽在鲁"⑥的鲁国，就《左传》所记统计，即先后建有郿、费、平阳、郓等29 座城。迨至战国，列国持有的城市数量更多。如齐国，"地方千里，百二十城"⑦。韩国地方千里，仅上党郡就有"城市之邑七十"⑧。吕不韦相秦，食蓝田郡十二县；赵攻燕，得上谷郡三十六县⑨；知战国时县已受统于郡，规模亦略逊一筹。但未必尽然，如韩国宜阳县，"城方八里，材士十万"①，"名为县，其实郡也"②，发展规模几与郡同。
《盐铁论·通有》曾概举战国时的城市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另据考古调查，今河北易县燕下都，平山三汲中山国灵寿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邹县纪王城，滕县齐之薛城，河南洛阳东周城，新郑郑韩故城，固始春秋蓼国故城，山西侯马五城复合式晋国故城，曲沃故城，太原晋阳故城，襄汾赵康故城，夏县禹王城魏都安邑，湖北江陵纪南城楚郢都，陕西凤翔秦都雍城等等，城垣的最大边长均达2500-4500米上下，堪称春秋战国时的名城名都。至于城内因人口济济而用地紧张状况，《吕氏春秋·召类》有一段描绘，言宋都司城子罕的宫宅，"南家之墙，犨⑨ 齐思和：《战国制度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 年版。
① 《战国策·赵策》。
② 《左传》隐公元年。
③ 《战国策·赵策》。
④ 《孟子·公孙丑下》。
⑤ 《世本》张澍注引《吴越春秋》。
⑥ 《左传》昭公二年。
⑦ 《战国策·齐策》。
⑧ 《战国策·赵策》。
⑨ 《战国策·秦策》。
① 《战国策·东周策》。
② 《战国策·秦策》。
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径其宫而不止"，南邻家的墙竟曲造到其堂前，西邻的生活污水，也不时漫淌到其宫内。由此可知当时城内住宅已相当拥挤。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膨胀，产生了新的功能区分，用地比例引起了变动，或因人烟稠密，闾里及工商业用地迅速增长，作为王公大人的宫室，虽极壮观，占据着城内重要去处，然其用地则相对有所减少。特别是"市"的设置，已成为城市各阶层居民的公共交换场所，也是城区社会生活最活跃最生动的地方。"市"列铺肆叙，有一系列建筑设施和市场管理机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市"，见诸秦都雍城（公元前677-前383），该城东西长约3300 米，南北宽约3200 米，面积约10.5 平方公里，在中部偏南宫殿区的北部，有一封闭式的"市"，南北宽160 米，东西长180 米，呈长方形，面积近3 万平方米，用夯土墙围起，周开四门，与城区干道网络相通，市门建成四坡式屋顶，入口处铺有大型空心砖。另据推测，齐都临淄，"工贾近市"①，市可能位于大城东北部。楚郢都的市在大城东部。新郑郑韩故城，市在郭城中段偏西处。燕下都的市，在东西并列两城的东城南部②。当时有的大都会，可能还出现了一城多市制，如齐印文有"大市"、"中市"、"右市"等，文献谓齐有"国之诸市"（《左传》昭公三年）。燕国印文中也有"左市"、"中市"等③。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④，辟疆域，开发四野荒隙之地，列国为领土控制权争战不休，努力增强各自的政治经济实力，城市设置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耸现大地，城市规模剧然膨胀，人口用地密度指数相应下降，一方面不断调整着新的人地关系矛盾，同时也适应着城市经济职能的完善，自然而然为社会风气育成铺张了优裕的温床。
（二）城市民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力量的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繁华，带动了城市人口构成比重的调整，平民阶层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国语·齐语》云："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士工商贾这批最活跃的社会人群，几乎都会聚于城市。人口大量集中的城市，以其活力而成为观当地民风的投影窗口。
当时城市居民成分相当复杂。中原文化圈的赵国都城邯郸，"杂民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①。东南地区大都会的吴，楚春申君居此，曾广泛"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②。齐鲁文化圈的薛城，齐孟尝君居此，"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以致"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③。临淄齐都，也是内"具五民"，即游子乐其俗不复归的五方来民，"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④。宋国，也都有"邻
① 《管子·大匡》。
② 参见拙作：《中国古代"集中市制"及有关方面的考察》，《文物》1990 年1 期。③ 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 年3 期。
④ 《国语·齐语》。
① 《战国策·秦简》。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史记·孟尝君列传》。
④ 《史记·货殖列传》。
民之所处"⑤。
这批喜游子弟、任侠奸人、暴桀之徒或四方游士，基本属于城市平民阶层，占了城市总人口颇大的比重，来源很杂，良莠不齐，有的是没落贵族子弟，有的是武士出身，有的为布衣庶人，也有的是"智术能法"的知识分子。他们活动能量大，或强毅劲直，"积礼义而为君子"⑥；或亏法利私，游手好闲而为小人；或倚仗王公大人豢养作靠山，趾高气扬，专横跋扈。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左右着城市民风，对社会风气好坏有极大影响面。司马迁曾描绘他们中的一批"耗国便家"的所谓"闾巷少年"、"游闲公子"说：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弛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货殖列传》）
杂民麇集于城中，"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游子驰逐，藏龙卧虎，积垢纳污，隆技击，事玩巧，任侠使气，喜怒哀乐，构成一代城市民风之大观。
"具五民"的齐都临淄城内，据说居民一度达七万户，若约计下户三男子，即有二十一万男性居民。《战国策·齐策》称"临淄甚富而实，其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荀子·议兵》有云："齐人隆技击"。
流俗芸芸的城市生活繁华景观，不止为临淄一城。《新论》称楚国郢都，也是"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①。人流熙攘，车乘磕碰，早上穿新衣逛闹市，到傍晚差不多就挤破了，可见热闹程度毫不亚于临淄。
《史记·货殖列传》对列国城市的民风异同，有其概观。言楚国宛城，"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秦国雍城、栎邑，"多大贾，其民盖玩巧而事末"。赵国种、代、石北诸城，"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燕都，"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中山国都，"民俗怀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吕氏春秋·先识》也说："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此外，东周■阳"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②；山东莒国细民，"贪而好假，高勇而贱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①。凡此等等，史书也均有所述。
游侠盗逞，玩巧奸冶，是当时城市普遍风气。如晋都内盗氓横行，连官方客馆也只得"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②。据说"晋国苦盗，有⑤ 《战国策·燕策》。
⑥ 《荀子·儒效》。
① 《太平御览》卷七七六引。
② 《史记·苏秦列传》。
①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②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郄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结果招盗忌而被害。梁都城内一位豪富虞氏，"家充殷盛，钱帛无量，财货无訾。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侠客相随而行。楼上博者射，明琼张中，反两■鱼而笑"。正当虞氏於高楼设乐陈酒击博赌胜之酣，适有飞鸢坠落口中所衔腐鼠肉，这下惹恼了一位侠客。他召集其徒众说："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报，无以立慬於天下"，"期日之夜，聚众积兵以攻虞氏，大灭其家"③。《史记·刺客列传》另记了燕都城内两则侠勇事，说战国末，卫人荆轲游居燕都后，结识了城内一位以屠狗和击筑营生的高渐离，两人常酣饮于燕市，击筑和歌，哭笑失态，旁若无人。又说有一位少年恶勇，年十三，杀人，颐指气使，人不敢忤视。是时城中的侠勇，各有其侮辱观，自以为是而横行好斗，蔚为风气。《荀子·荣辱》曾按他们的所作所为，析为四类人：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彘之勇也。
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
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
义之所在，不倾於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可谓是切中当时的鄙俗流风。不过，也应指出，在列国城市民风的共同表征的另一方面，毕竟有其若干差异存在，如有的城市以营商玩巧为盛，有的则以豪侠为奸而不事农商为特征，有的尚文化娱乐而一踰商业活动。
但从总体上说，商业活动终归是蕴育着这一时期城市生活新气象的主要动因，决定着城市经济的升沉和城市面貌的繁华或萧条。当时东方城市和中南地区楚国郢都，发达程度高于其他地区城市，不能不说有这方面原因。当时城市居民中除了游侠士子外，还有相当多的农工商贾。《荀子·儒效》说："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春秋末孔子弟子颜回居鲁城陋巷，"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庄子·让王》）。是知其时的城市，未必尽是官宅民居和市肆，当有农田杂其中，此犹如清末民国间江南苏州城内仍有"南园"、"北园"的大片农田。颜回乃属之从中小地主中游离出来的城市平民知识阶层人士。"工匠之子莫不继事"，如宋国司城子罕官宅附近，住着一家"恃为鞔以食三世"（《吕氏春秋·召类》），连续三代皆以修理皮履为生的个体鞋匠家庭。《庄子·逍遥游》说："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靠家传药方，得以使世代以漂絮为业，而手不会龟裂或生冻疮，有人还出高价买下其方。是时又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①的经验谈。在城市工商业经济活动中，还有靠制陶、治玉石、冶铁、织造、木作、酿酒等营生者。《列子·说符》即提到一位宋人，"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这件玉雕作品如与真楮叶放在一起，竟难以识别，"此人遂以巧食宋国"。当然城中的手③ 《列子·说符》。
① 《礼记·曲礼下》。
工业已不全是官营，亦有民营，其作坊不一定"就官府"，也有近置市肆者，《论语·子张》即云："百工居肆"。
居于城市中的商贾，有的是自开作坊或自制自销，而为常住留居者。《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即谈及："齐有北郭骚者，结罘罔，捆蒲苇，织履，以养其母"。但也有来之他方的，如齐临淄城内有一位外来的"鲁工"，因替景公制履，用黄金做鞋带，外饰金银珠玉，然不实用，被拘送出境②。《韩非子·说林上》说："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欲徙於越"，有人劝他说，越人跣行被发，屦履缟冠在那边未必流行，你去了徒有其技，会受穷的。《庄子·逍遥游》也说："宋人资章甫（冠名）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在城市商人阶层中，除了本地或外来的靠自持手工业技能营生者外，又有许多靠长途贾贩，互通有无，赚取地区差价的商人。《墨子·贵义》即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管子·禁藏》亦云："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此外还有出卖技艺者、从事迷信活动者和男倡女妓、乞讨者等等，将于另节述之。
就当时城市商业活动类别看，有"用盬盐起"的盐商，有"以铁冶成业"的豪富（《史记·货殖列传》），有"舆人成舆"的车肆，有"匠人成棺"的凶肆（《韩非子·备内》），有织卖履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织卖缟冠者（《说林上》），有鬻金者（《吕氏春秋·去宥》），有酒楼（《列子·说符》）或酒家（《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有卖浆水家（《庄子·则阳》），有鬻牛马者（《荀子·儒效》），有屠羊之肆（《庄子·让王》），有屠狗者（《史记·荆轲列传》）、卖鸡豕者（《意林》引《尹文子》）、卖骏马者（《战国策·燕策》）、卖兔者（《吕氏春秋·慎势》）、卖■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贩茅者（《内储说下》）、收购美玉者（《论语·子罕》）、相鸡狗者（《荀子·儒效》）、卖卜者（《战国策·齐策》）、占梦者（《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行巫者（《列子·周穆王》）、倡优侏儒（《荀子·正论》），以及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史记·货殖列传》），等等。
是时城中商家颇能别出心裁，以招揽顾客。如有的屠铺"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前述有的酒楼设于城内干道的繁华去处，设乐陈酒，又搞博戏行当。这当然容易为游侠恶勇无赖之徒提供便利场所。"世之走利"，商业活动市场常是盗贼麇集出没之地，故有的商家每畜狗以防范，《荀子·王制》有云："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讲了一则商家畜狗趣事，"宋人有酤酒者庄氏，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但尽管他卖买公平，服务态度周到，酒质也甚佳，还在店铺门前悬挂招客引子，人们却"怀钱挈壶瓮"不敢前往，怕遭狗噬，只能往别家酤，造成酒售不出变酸了。顾此失彼，商业活动中的种种矛盾，在城市风气的大场景中总是不断游移着的，然这多少得以窥见当时中下层社会的商俗。
（三）乡里俗观②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春秋战国时期，"国之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①，都城、郡、县而外四境之内的鄙野之人，皆为其国臣民。故春秋时鲁国阳文君有直截了当说："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②。可注意者，是时的"四境臣民"中，已融进相当一批原列入"野人"的蛮夷戎狄，差不多各个改变了过去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转向农耕定居，"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絍，多治麻丝葛绪綑布■"③，在生活习俗上趋于华化。一些不知变通或未曾受到强烈冲击的后进部族，出于生存需要，不得不辗转迁徙更荒远的周边④。此即《大戴礼记·千乘》分辨华夷之别，谓"不火食"的"四辟之民"，"至于大远"而成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留居中土者，乃均成华夏诸民。
打破种族或姓族血缘关系，是时列国各有就地缘结合形式和互为比邻关系，进行编户齐民，规立四境内的地方基层行政系统。如《左传》襄公十五年有记宋国"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子罕置诸其里"，乡、里为其地方基层组织。《论语·雍也》有记孔子给总管原思小米九百，原思不肯受，孔子说，那么就"以与尔邻、里、乡、党"之人吧。《墨子·尚同上》有云："里长发政里之百姓，乡长发政乡之百姓"。《管子·立政》还提出一套理想中的基层组织系统："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当时列国的地方行政系统并不十分一致，名称也较混乱，统属关系今已难周知，但组织单位均已伸入四境社区的各个角落，而乡、里制几为各国基层组织的通例。
云梦秦简《语书》记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南郡守腾发往楚各地的文告，曾指出："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庄子·则阳》云："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当此之际，时人每乐于称道"入境观俗"。《孟子·梁惠王下》云："至于国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荀子·富国》云："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埸而端已见矣"。《韩非子·内储说上》云："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这些津津乐道的经验谈，无非是指各国的风土民俗，所谓"观俗"，自然包括乡里的俗观。
乡、里是最基本的社区组织群体。就人群构成关系言，常常是"合十姓百名"，"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①，即女有夫家，男有妻室，居处原则从夫方居，强调父系世系，男子与同宗亲属间的认同感高于其他关系，但异姓家庭却又聚居同一乡里，彼此利害与共，过去的按族籍血缘关系划地而居已不能维持。"苟非同姓，农不出御，女不外嫁"②，一些特殊情况下犹同姓一地者，男子出赘和女子出嫁自当求之邻近乡里。重个体家庭组合而不讲究邻居间血缘联系，是乡里组织的一大俗观。
乡里通常按社区、家庭组成、户数、财产、职业、政治地位等运作要素划分人群，故人际关系是观其风俗的重要方面。《左传》襄公十四年云："士
① 《战国策·燕策》。
② 《墨子·鲁问》。
③ 《墨子·非乐上》。
④ 参见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第324-325 页。
① 《管子·大匡》。
② 《吕氏春秋·上农》。
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这种人以类聚的人群划分，有别于族籍血缘联系，带有社区群团的性质，是按社会身分地位及其从事的社会职业活动不同，结成不同的利益关系群，当同样适应于乡里。比如，《孟子·滕文公上》记农家许行自楚至滕，文公安排了一处居地，"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由此可见，乡里人际关系，绝非"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管子·小匡》云："卒伍政定于里。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上引《滕文公上》云："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尽管这多杂理想化成分，毕竟揭出乡里的地域性组织性质，及人际间的共同社会利益和义务所在。
不过，当时的战乱和社会动荡，毫无疑问深深影响到乡里风气。是时俚言俗语，有云："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谕大》）。有云："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也，其势可穴也"（《听言》）。有云："欲富乎，忍恥矣，倾绝矣，与义分背矣"（《荀子·大略》）。遭此长期的社会动乱，国无安日，民无宁日，世风大坏，偷盗横生，劂开人家后墙壁入室偷窃的"穿窬之盗"已不足为奇，养看家狗何用，还不如埋了好。世人逐利，为富不仁，无有廉耻，惯常的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尽数颠倒。所谓"乱国之俗，甚多流言"（《吕氏春秋·离谓》），也可以用来说明此等俚语的产生背景。乡里更难逃其劫，绝不是与世隔绝的安定社区。
乡里风气，并非如"居处相乐，行作相和"那么纯正。"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笃难於仁"者，大有人在；"嗜酤酒，好讴歌，巷游而乡居"①者，亦不鲜见。又有"鄙夫鄙妇相会於■阴"②，悦好私情者。云梦秦简《法律答问》①有记某里"同母异父相与奸"者，又有记"甲、乙交与女子丙奸，甲、乙以其故相刺伤"。包山楚简《疋狱》②有记州里田界纠纷或夺人土地而为墓地者。至于群盗小偷事象，更是到处泛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晋国"寇盗充斥"，连国家宾馆也不得不"高其闬闳（巷门），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墨子·号令》还提到一些城内"卒民相盗家室婴儿"的现象。城市如此，乡间尤甚。《列子·说符》言赵国、秦国乡间途中，群盗出没，路人遭杀，"尽取其衣装车马"。秦简记乡里的偷盗行为，有"盗采人桑叶"者，有"甲往盗丙，才到，乙亦往盗丙，与甲言，即各盗"，有"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等等，还有"父盗子，不为盗"的俚语。
是时，乡里的斗殴之风也十分酷烈。秦简中所记的家庭成员殴打和邻里纠纷械斗，相当令人发指。如言"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胅体（脱臼）"。"斗以针、鉥、锥"，什么家伙都使上。"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眉"；"拔人发"；"士伍甲斗，拔剑伐，斩人发结"；"或斗，啮断人鼻，若耳，若指，若唇"等等；还有"殴大父母"者。《墨子·天志》有云："窬于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列子·周穆王》记"宋阳里华
①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②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
② 《包山楚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附录一。
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阖室毒之，谒史而卜之，弗占。谒巫而祷之，弗禁。谒医而攻之，弗已。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岂料，这位华子的健忘症治愈后，竟不知好歹，不谙是非，"大怒，黜妻罚子，操戈逐儒生"。乡风败坏，由此可见。
如果说，春秋时乡里尚是"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①，坏人坏事会受社会舆论谴责，那么战国时则大非昔比，世道争逐，使人人自危，人相见疑。《吕氏春秋·去尤》讲了一位丢鈇者，疑神疑鬼，老怀疑是邻居之子偷的，视其举止容貌言语均活像小偷，后丢的鈇在谷堆中找到，视一切又如常。《韩非子·说难下》记"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大疑邻人之父"。《列子·说符》记"人有枯梧树者，其邻父言枯梧之树不祥"，于是就将此树伐倒。那位邻居向他要些薪柴，他即怀疑是"邻人之父徒欲为薪，而教吾伐之"。所见的邻里人际关系，是以性恶相猜疑，所谓"家与家相爱，人与人相保"，只是一种人心向往之愿。
春秋时乡里风气，每见"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故"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我亲"②，强调宗亲家族集团间的团结，常是处世自卫自立的手段。《礼记·檀弓上》记子柳葬母，"兄弟不同居者皆吊"，自有这方面的原因。进入战国，旧有成俗全面动摇，"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③。寻常者，"有与悍者邻，欲卖宅而避之"④，邻里关系远疏对立；更甚者，"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屋后墙）"⑤。至于"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⑥，"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⑦，"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①，家庭、同居、兄弟、亲戚关系的利益冲突，均已司空见惯。如在秦国，"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②。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有记"父子同居，杀伤父臣妾，畜产及盗之"，"免老（六十岁以上老人）告人以为不孝"，"假父盗假子"，"夫、妻、子五人共盗"，等等。《管子》一书屡屡提到齐国"民有鬻子"、"民无■者卖其子"、"嫁妻卖子"。包山楚简《正狱》记楚国里人杀兄伤弟夺妻、不分田、强夺财产继承权等事甚多。在卫地，"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③。家长公然教其女到婆家后要多藏私房，即使因之被休回家，也无关要紧，若安然，则更幸。"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