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 《孔子家语》。
①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② 《孟子·离娄下》。
③ 《左传》成公十一年。
④ 《论语·公冶长》。
百事吉，以取妻，男子爱"；"胃，。。吉，以取妻，妻爱"（分见简82-84）。这里，同视几种星相诹日成婚，可以夫妻生活恩恩爱爱，夫爱妻和妻爱夫，均属于吉，反映了当时男女择偶有共同的对等因素。又如云："春三月季庚辛、夏三月季壬癸、秋三月季甲乙、冬三月季丙丁，此大败日，取妻不终"（简1 背），视四时四个月里的八个十干季日为婚姻忌日，否则娶妻将不能相守偕终，这也与前述女子仰望良人而终身是相同的。是时父母嫁女出门，有叮咛其"往之女（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①，亦以相敬偕老为祝。唯男子的择偶寄望着点，却与女子有所异，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云："占男子望妻，女子吉，夫百事望"（简249），夫百事望，盖指望"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②，云梦秦简《日书》甲种也说："宇多于东南，富，女子为正（家政之谓）"（简20 背贰），即妻能善操理家内事，夫得以安心劳力外事。此当是中下层社会平民普遍追求。由于春秋战国世，男性的社会地位大大高于女性，故针对女性的选择挑剔实甚苛刻，择偶标准有生理性的、性行上的、伦理范畴的、占有性质的、宗法意识上的，等等。如符合生理意义的择偶，已确立了男大女小的年龄参数，《礼记·礼运》说："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但这里又伴生着成年男性对年龄娇巧、容姿端丽女子的偏好心态和爱美心理，甚至某种潜意识的占有欲望。《诗》言"有女如玉"、"彼美淑姬，可与晤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正反映了男子的这种择偶追求。孟子直说："好色，人之所欲"，"知好色，则慕少艾"①，《楚辞·少司命》云："怂长剑兮拥幼艾。"少艾即幼艾，是指豆蔻年华的美艳少妇。《招魂》有用"■容修志"、"蛾眉曼■"、"靡颜腻理"、"长发曼■"等辞咏"二八齐容"、"二八侍宿"，二八亦指少艾，这也是楚地美艳青春女子的标准。云梦《日书》甲种云："■衣，丁丑媚人，丁亥灵（福），丁巳安於身"（简26 正贰）；"内居西南，妇不媚於君"（简15 背伍）；所谓媚与不媚，说明男子择偶，有取女子能否具光彩姿色和柔情姣态 得悦于夫。
能择一楚楚动人的美少妇为佳偶，于男子固然理想，但艳福中有时亦内伏祸象，《日书》以媚、福、安身同诹，即有避忌就吉之意。春秋时宋国大司马孔父之妻"美而艳"，岂料在路上被国君戴公之孙华父督碰上，"目逆而送之"，生出邪念，致攻杀孔父而夺取此美妇②。贵族社会如此，则平民家庭择偶尚美更难有安日。以女色而误国误身的事在当时实不鲜见。如鲁国"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女色致死），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也"，规定其妻要"无瘠色，无洵涕，无■膺，无忧容，有降服，无加服，从礼而静"，免得造成死于女色的外象。这位母亲还把哭亡儿的时间放在夜间，把哭已故丈夫的 时间放在早晨①。《礼记·坊记》中也说："寡妇不夜哭。"《战国策·韩策》记颜率见韩相公仲，公仲不见，后因听到斥他"好内"，乃遽起见之。凡此均表明了社会舆论对"好色"的有所排诋。齐国晏子之妻"老且恶（丑）"，景公"有女少且姣"，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国语·鲁语下》。
① 《孟子·万章上》。
② 《左传》桓公元、二年。
① 《国语·鲁语下》。
欲以嫁给晏子，遭到晏子婉言拒绝②，可见男子择偶美否，在当时并非是主要标准。
男子择偶而愿为之有室，恐怕主要基于生物学意义的子孙有后观念或伦理、宗法意识上的考虑。《礼记·昏义》即说婚姻目的在于"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里亦包括了孝养父母，如孟子所说："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③，这于中上层社会通见的复合家庭甚要紧。而平民阶层因"子壮出分"，择偶大都直接属意女子的生育能力。云梦秦简《日书》言"取妻吉，以生子"、"取妻多子"、"宇多于西北之北，绝后"、"井居西北■，必绝后"、"内居西北，毋子"等等，均是这种心态的反映。《礼记·哀公问》云："大婚，万世之嗣也。"《管子·小匡》云："立无后，则民殖矣。"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④。春秋时卫庄公娶齐东宫得臣之妹庄姜，美而无子，就又娶了陈国的厉妫和其娣戴妫⑤。齐桓公有王姬、徐赢、蔡姬三人，皆无子，也再娶了长卫姬、少卫姬、郑姬、葛赢、密姬、宋华子六人，各生子一人⑥。可见关心有后嗣，乃是古代社会男子择偶的普遍心态。
不特唯是，男子择偶还有对女子性格行为上的种种苛求，因婚前难周察，大都徵之婚后生活，故有出妻逐妻之俗。如"齐侯（桓公）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①就为荡舟玩乐唬吓了桓公，被逐回娘家，娘家人又把这位蔡姬改嫁了出去。鲁人曾参出妻，理由只是黎蒸不熟②。卫人吴起出妻，仅因织布幅狭不中度③。《吕氏春秋·遇合》说起，一位女子婚后常藏私财于外，被舅姑知之，称"为我妇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另外又有不聘不媒结合而被夫家出逐的，鲁宣公之弟未经聘礼娶妇，宣公夫人穆姜即不承认其为妯娌，待其生下声伯后，就把她逐回了娘家④。男子弃旧爱新，也是常有之事，如有所谓"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异"⑤，有了新欢，就无所顾忌把结发妻子逐出家门。
对于男子出妻，古代曾归纳成七条："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⑥。但就列国之俗言，却未必都如此。比如，据云梦秦简《日书》甲乙两种，列为"凶"的取妻，有妻悍、妻多舌、妻不到（疑指无妻道，孟子有云："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⑦，如不顺舅姑不敬夫，均无道之谓）、妻善病、喜宫斗、绝后毋子六项，而"吉"的取妻，却有妻贫生子巧、妻不宁生子为吏、妻■生子必有爵三项。可见是②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③ 《孟子·万章下》。
④ 《孟子·离娄上》。
⑤ 《左传》隐公三年。
⑥ 《左传》僖公十七年。
① 《左传》僖公三年。
② 《孔子家语》。
③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④ 《左传》成公十一年。
⑤ 《诗·小雅·我行其野》。
⑥ 《大戴礼记·本命》。
⑦ 《孟子·滕文公下》。
没有把淫、妒、窃盗当成多大一回事。秦俗淫，在秦简中多有反映（参见本书第二章四节）。史书还载有秦宣太后大言不惭讲述自己的性生活："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她还与魏丑夫私通，公然出令要魏子以后为她殉葬①。可知秦社会不太以淫为耻。既然崇淫，妒就失却了社会根基。至于窃盗，在世之走利社会，更难成为出妻理由。
倒是东方地区的鲁、齐等国，比较注意对妇淫的抵制，已粗粗有了些贞节观念的萌生。《国语·鲁语下》有规戒"妇不淫"之言。《管子·五辅》云："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卫国太子共伯死后，其妻共姜不顾父母之愿，誓不再嫁②。楚文王灭息国，掳息侯夫人息妫归，虽后为楚子生了二子，却始终沉默寡言，问她为什么，他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③赵襄子以其姊为代王妻，当她得知代王被襄子击杀于酒宴上后，用"摩笄以自刺"殉夫④。说明矢忠于爱情的贞节观念对淫风的否定。
不过，当时对于妇人的口舌多言、流长飞短而生造是非，各地区均较一致地作为男子择偶的否决因素。《诗·大雅·瞻■》即有云："妇有长舌，维厉之阶"，可见厌恶于此由来已久。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简《日书》亦有云："口舌者，□非为头。。。"其实，这岂止对妇，对男人也同样见斥。孔子说："■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⑤，"恶利口之复邦家"⑥。"巧言如簧，颜之厚矣"，不祗可耻，令人憎恶，且易"乱之又生"⑦，徒起无数事端。唯古代家庭，男子务外，妻子理内，若妻多舌而喜拨弄是非，则家内上下、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难有安稳，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样的个体家庭则很难周旋得过来，这恐怕就是男子择偶，要求其女不多舌的原因所在。
总之，开放社会的春秋战国世，男女择偶观念出现了若干共同性的对等因素，讲究现实主义的婚姻家庭观，使择偶心理和择偶标准紧紧适应着时代变革的大潮，其灵活的应变性和对男女择偶自由持一定程度的宽松，一方面撼摇着传统的家族本位包办婚，同时也以其一些合理成分呈现出人文主义的进步色彩。但由于在等级社会的当时，男性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故婚姻习俗中的男权意识，复又使开放意义的择偶观带进了大量针对女性的歧视取向，排斥着那些本就微弱的对等因素。就妇女的社会地位来说，尽管在那种开放社会，也仍处于压抑封闭的循环状态。
（三）婚姻禁忌在风云际变的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婚制正处于以整易乱、由宽而严、自繁返约的阶段。一方面是择偶社会面的开放扩大，另又是近亲间通婚的排斥缩小，至确立起种种既重视人伦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且赋予功利价值观的婚姻禁忌。
① 《战国策·韩策》、《秦策》。
② 《诗·鄘风·柏舟》，毛诗序。
③ 《左传》庄公十四年。
④ 《战国策·燕策》。
⑤ 《论语·公冶长》。
⑥ 《论语·阳货》。
⑦ 《诗·小雅·巧言》。
禁止亲属间的择偶通婚，在人类学上称做乱伦禁忌①。如《礼记·曲礼上》有把"父子聚■"违反常伦的母子通婚，斥为"禽兽无礼"。春秋时卫宣公卒，庶子公子顽与宣公夫人宣姜私通，卫人疾之，作诗谴责，有"言之丑"、"言之辱"之语②。可知，是时人们还把排斥血缘关系上的母子通婚，进而推约到凡为生母或庶母，子辈即不能与之通婚。
另外，同胞兄妹间婚配的禁止也更加严厉。据《礼记·内则》说，为了防范兄妹间发生不轨行为，七岁伊始，便应"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小女十岁便应轻易不出门，"执麻■，治丝茧，织■组■，学女事"，即所谓"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以正男女之别。甚至姊妹嫁后回门省亲，"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①。如春秋时齐襄公与同父异母妹文姜屡屡私通，史笔以"奸"谪责②，世人又讽为"雄狐绥绥"的兽行相刺③。
除母子不婚、兄妹不婚的禁忌外，还有一种姻亲间的姑舅表婚，即姑母的子女与舅父的子女间的近亲婚配，也因其种种弊病，而开始引起人们的反感，产生了一些心理障碍，乃出现不娶母党之说。如春秋时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叔向母却要他娶舅家女（母党），叔向回答说："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言自己庶母多而庶兄弟少，有■于舅家女不生育，故不欲娶母党④。可见姑舅表婚在当时已不是一种制度化的婚姻方式，多半出自家族或当事者的意愿而便宜为之，具有稳固联姻的明显特征，然在生理和心理因素方面，却开始遭到时俗的非议⑤。
当时婚姻禁忌范围最通泛的原则应数"同姓不婚"。如《礼记·坊记》云："取妻不取同姓"。《管子·君臣下》云："国君聘妻于异姓。"这里所谓同姓、异姓的姓，据杨希枚先生研究，系指姓族，是同出一祖的包括若干宗族及各宗若干家族的单系（父系或母系）外婚亲族集团①。换言之，姓或姓族，乃是一种实体性的有具体社会功能属性的血缘亲族组织标志，姓世代不变，具备一定社会身分的人均有姓。据说早先曾有过"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②，但姓实因生而得，并非经命赐手续取得，故"赐姓"只是天子对受赐贵族固有姓给予政治上的承认。与姓同属的"氏"，意义有别于姓，氏得自世功官邑，氏名来源多样，有以世官、世邑为氏，有以谥为氏，有以居地为氏，有以社会身分为氏，氏名可以改变，父子兄弟不必同氏，一人可兼有数个氏名。如晋国的士会，以其世官"士"为氏，又以采邑"范"、"随"为氏而称为范会、随会，其家族徙居秦地，则又改称刘氏。可知氏是指某一姓族所统治的同姓、异姓和与统治者无亲系的庶民所组成的
① 参见李衡眉：《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版，第140 页。② 《诗·鄘风·墙有茨》。
① 《礼记·曲礼上》。
② 《左传》庄公二年。
③ 《诗·齐风·南山》。
④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⑤ 参见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63-71 页。
① 杨希枚：《再论先秦姓族和氏族》，《中国史研究》1993 年1 期。
② 《左传》隐公八年。
大小政治区域性集团③。由此看来，氏的核心表现形式为家族标志，然组织形式却往往为非单纯血缘组织的政治地域性共同体，与所谓宗法制度有内在关系，按照宗法的分宗别族发展趋势，氏名也就有增无减。但至春秋战国之交，宗法制度面临崩塌，新兴贵族阶级不再凭借血缘关系，也毋需宗法制度，姓、氏合一便自然产生，形成新的姓氏制，其特征在于姓即氏，氏即姓，义皆指家族名号，凡同一家族成员皆用同一固定姓，世代不变④。孟子云："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⑤。礼制上的避讳，只避所讳者的名，不避其姓，这里说的姓，其实也包括了由过去的氏转化而成的姓。事实上，春秋时的姓数量甚有限，见于《左传》的，不过为姬、姜、姒、嬴、■、姚、■、子、■、偃、隗、曹、任、祁、己、风、归等二十余姓。氏的数量极多，难以备述。从社会学意义言，氏是姓的分支，在姓、氏两级制形态下，两者均以外婚制为正常属性。由于"同姓不婚"原则在于禁止父系宗亲间通婚，故当时姓氏制度的社会实际应用方式，通常是男子称氏不称姓，贵族女子称姓而不称氏，称氏为表明身分所出，称姓则意在确定婚姻禁忌范围。如对于有氏男子的称名，一般形式是氏加名或字，名者生而名之，字者冠礼成人时命名，名与字意义相系；也可氏加排行伯（孟）、仲、叔、季之类；也可氏加爵称或后再加名、字；也可氏加谥加爵称或排行；还有职官加氏加名或字、职官加氏加爵称再加名等等。贵族女子不论出嫁与否，称名均"系姓"，嫁后仍保留父家姓，但氏名则嫁前与父同氏，嫁后与夫同氏；如"宣姜"，是夫氏加女姓；"许叔姬可母"，为夫氏加排行加姓加字；"虢孟姬良母"，则为父氏加排行加姓加字，同姓女子共事一夫，或以大、小、长、少区别字加之，如"长卫姬"、"少卫姬"之类；另又有加美称"子"若"子仲姜"，或加谥若"文姜"、"懿恭孟姬"之类等等①。据《礼记·大传》云："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男子称氏不称姓，盖因从宗合族，称氏即身分自明；女子系姓，是在确准父系宗亲基础上"治际会"，即正婚姻交接会合。显然，"姓"、"氏"两级制的操作系统，紧紧适应着父系宗亲间"同姓不婚"的禁约。
春秋以前，姓并非是全民性的，只有一定身分背景的人才有姓，若是"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①者，当然也就亡其姓。若要买身分卑贱的无姓女子为妾，又不致犯同姓婚的嫌疑，有时只能取决于占卜，故《礼记·曲礼上》云："取妻不取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不过，也应指出，同姓不婚虽是春秋时贵族婚姻择偶的重要原则，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得到完全恪守，同姓通婚时或有之，以姬姓集团例之，如吴诸樊娶晋女，蔡昭侯娶吴叔姬，鲁昭公娶吴孟姬，晋献公娶狐姬、骊姬，晋羊舌职娶羊舌姬等，均是。唯对此的非议亦时有之，如晋平公配偶有同姓四姬，郑子产即指责其违背了"内官（国君之配）不及同姓"，并引《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更况且"男女辨姓，礼之大司"，岂可不慎。这指责同时又得到了③ 同见前引杨希枚文。
④ 参见马雍：《中国姓氏制度的沿革》，《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⑤ 《孟子·尽心下》。
① 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 年5 期。
① 《国语·周语下》。
晋大夫叔向的认肯②。然则，据《志》为说，表明"同姓不婚"在当时已有成文礼规，恐不能用例外现象否定此主流。
战国时，随着姓、氏的合一，非单纯血缘的地域性集团"氏"组织中的非亲系庶民，亦因氏向姓的转化而有了其姓，姓渐向全民性扩展。《吕氏春秋·上农》云："苟非同姓，农不出御"，高诱注："异姓之女不出闾邑而嫁也"。可见，到战国晚期，中下层平民持有其姓已相当普遍，而"同姓不婚"在民间也同样有了相当的常俗制约力。《战国策·秦策》说："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这似亦暗示，仆妾具姓，不必再如春秋时买妾不知其姓，只能听凭占卜决之。
"同姓不婚"禁忌的推行理由，那时有种种说法。如有优生说，"男女同姓，其生不繁"①，"同姓不婚，惧不殖也"②。有慎礼防淫说，前述晋平公娶四姬，郑子产即有"男女辨姓，礼之大司"，的说辞，秦良医和亦用"淫溺惑乱"之辞非之。有畏乱灾说，"取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③。有附远厚别说，"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④。彼时彼地，各有专注，就事论事，自执其端。诸说均有一定道理，唯强调重点不同而已。严格说来，同姓婚有属之血缘关系十分亲近者，如五服之内父系宗亲间的近亲通婚，针对此的"同姓不婚"禁忌，优生说和慎礼防淫说或笼统模糊的畏乱灾说，可说是合乎伦理观和生理学的经验谈。但若整约为同姓"百世婚姻不通"⑤，则血缘关系至疏，倘若再总括入由氏转化为姓的那批非亲系成分，也就更谈不上有何血统关系，如此的禁忌只能算做是囿于心理意识偏见的陋习，唯于重视人伦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附远厚别，以实际功利目的为导向，却是很有利的。正因为这种婚姻禁忌有精华和糟粕的两重性，故常招致执行中的软弱无力。
除上述四种带有伦常性质的婚姻禁忌外，又有一种"翁媳不婚"的禁忌，也可纳入其列。如春秋时卫宣公为庶子急子娶妻于齐，见齐女貌美就自己娶了她，⑥国人恶之，《诗·邶风》的《匏有苦叶》、《新台》等篇，都是讽刺这件翁媳婚的丑闻。楚平王为太子建娶秦女嬴氏，旋亦私好而自纳，遭到楚大夫伍奢"君一过多矣"的谏责⑦。可见，即使是名义上的翁媳婚，也为常俗所否定。
此外，还有一种重政治功利目的的"诸侯不内娶"禁忌，性质接近"同姓不婚"理由中的"附远厚别"联姻，大凡贵显阶层的政治婚姻，或列国抗衡中出现的婚姻外交，与此亦有内在的联系。如《春秋经》僖公二十五年披揭"宋杀其大夫"而不名，《公羊传》即从违忌犯禁角度解释说："何以不名？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何休直说其政治弊病云："宋以内娶故，公族以弱，妃党益强，威权下流，政分三门，卒生篡弑，亲亲出奔。"说明"诸侯不内娶"的婚姻禁忌，只为权衡顾全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维护上层② 《左传》昭公元年。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② 《国语·晋语》。
③ 《国语·晋语》。
④ 《礼记·郊特牲》。
⑤ 《礼记·大传》。
⑥ 《左传》桓公十六年。
⑦ 《左传》昭公十九、二十年。
权贵的身分尊严，而就社会学意义言，则并无过大积极性的价值。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通婚择偶范围的母子不婚、兄妹不婚、不娶母党、同姓不婚、翁媳不婚、诸侯不内娶等种种禁忌，是以家族形态下的外婚制为正常属性，撇过其历史的糟粕成分，不难看出其整体要素，在于全面确立人伦关系的新机制，强调男女之防和父系宗亲间同行辈或不同行辈的不能相婚，对与姻亲的姑舅表近亲通婚也开始有所抵制，合乎礼规的乱伦禁忌被有意识提到时代高度，大大丰富了遗传优生的内容。在排斥近亲婚配而转使择偶取向朝大社会拓开，毫无疑问，这对人群组合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克服地域、种族、阶层的差异，促进婚制的一致性，其积极意义应予充分评估。（四）婚制婚俗春秋战国时婚制，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而辅以妾制，即同时又存在着一夫一妻多妾制或一夫多妻制。居处原则为从夫方居，夫妻双方常与夫方长辈同居分室，至战国时因官方提倡立户分居，又出现了许多由夫妻双方单独组成的小型化个体家庭。
在从夫方居的家庭，长辈有相当高的权威，父被称为"至尊"，母被称为"私尊"①，"父者，家之隆也"②，父母对儿对媳均拥有很大的处置权和支配权，而母的地位又低于父。在夫妻单独组成的家庭，也通常是"男女之别，男尊女卑"③，男为家主，妻处于从属地位，"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④。总之，面对父权和夫权，妇人常处于屈从地位。《礼记·郊特牲》云："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可见其地位的低下。为了维持婚姻家庭的正常生活秩序，习俗相约而有"男不言内，女不言外"⑤，这意味着尽管妇女难直接参加社会活动，但有可能成为一家的主妇，掌握家政的相对独立处分权，地位又起变化。云梦秦简《日书》甲种说的"富，女子为正"，大概就指这类情况。
须指出，在古代实际生活中，人文意识未必一概要制造男尊女卑的冲突，若老是紧箍于对立状态，则生活的正常运作难以想象。春秋时晏子即是把夫妻的和谐视为理想的婚姻家庭，他说："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⑥，这里并没有单方面要求于妻，夫与妻，姑（公婆）与妇（儿媳），为对等的统一体，也就一定程度缓和了男尊女卑的社会习惯偏向。秦简《日书》甲种以"男子爱"、"妻爱"为"吉"，伉俪情笃，夫妻相爱，正是正常婚姻家庭的理想境界。战国时"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①这对夫妻，把家祉无事故，能有百束布的蓄积，作为共同的祈祷愿望，妻又巧相戏谑其夫：多积了，你会买个妾吧。可见夫妻家庭关系是很融洽的。不能认为上古婚姻家庭内，只有丈夫对妻子的支配或奴役，乃至体现男性对女性的独占性同居权，只有妻屈从于夫下的明暗对立关系，只有礼约而没有情爱，
① 《仪礼·丧服传》。
② 《荀子·致士》。
③ 《晏子春秋·天瑞》。
④ 《孟子·滕文公下》。
⑤ 《礼记·内则》。
⑥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① 《韩非子·内储说下》。
如此则未免把个芸芸世界简单化、模式化了。
是时又有一种从妻方居的变异婚制，称为赘婚，大概起于女方家族为保证传宗接代的目的，也可视为是对正常男娶女嫁婚配方式的社会调节。如《战国策·齐策》言齐国有女子，"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这里讲的"不嫁"现象，实指女主招婿入门，尤强调了女主的子息祁祁，超过了男娶女嫁的正常婚配家庭。依妇家居的男婿通称之为赘■，其地位是很卑下的。在战国时，赘婚以齐国为最习见。齐稷下学士淳于髡，据说就曾是"齐之赘■"②。又据《汉书·地理志》说，齐地"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今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所谓长女不嫁，即是就赘婚而言。这说明齐地由来已久的长女赘夫之俗，可能本乎早先贵族社会生活惯性运作的一部分，经春秋稍早期的强制性推行，变为一种社会公开的调剂式婚姻形式。地处西偏的秦国似亦有类似的情况，汉代贾谊言战国秦商鞅变法，"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家贫子壮则出赘"③，持论虽有失公允，仍可窥见秦地赘婚的不乏见。然则出赘男子大都为家贫子，以身为质于女家，地位几同于奴仆，故遭世俗所鄙视。
其实，赘婚现象在各地并不乏见。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末尾附抄两条魏国法律，一条出自《魏户律》，言对于"赘■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世之后，欲仕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闾）赘■某叟之乃孙"。赘■与后父为同一类人，唯后父专指招赘于有子寡妇的男子，他们身分低贱，不能立为户主，不分给田地房屋，三代之后，子孙才准许做官，但户籍薄上仍须注明是某已故赘■的曾孙。另一条出自《魏奔命律》，言"赘■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家屋"，对于他们"遣从军"，将军不必怜惜之，犒赏时，亦只须"赐之参饭而勿予■"，只给三分之一斗饭，不必给肉吃。可见赘■的社会待遇是十分菲薄的。这两条魏国法律被战国末秦国在楚地的官吏抄录参考，当然亦表明赘婚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
可注意者，春秋中期以前，贵族社会中曾有过一种父辈死后，其子侄可娶所遗妻妾的收继婚现象，称做"■"、"报"，以后则基本不见①。"■"载见《左传》者共五事：一、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于夷姜，生急子。"宣公为卫庄公子；夷姜是庄公次妃，宣公庶母。
二、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娶于贾，无子，■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齐姜为晋献公父武公妾。
三、闵公二年，"初，（卫）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昭② 《史记·滑稽列传》。
③ 《汉书·贾谊传》。
① 参见顾颉刚：《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上、下），《文史》14、15 辑，1982年。又彭邦本：《论春秋时代的烝报》，《民族论丛·先秦民族史专集》，1982 年。又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第72-75 页。
伯即卫宣公庶子公子顽，宣姜为宣公夫人。
四、僖公十五年，"晋侯（惠公）■于贾君。"贾君为惠公父晋献公夫人，惠公嫡母；一说晋献公次妃。
五、成公二年，楚连尹襄老死，其子黑要■襄老妾夏姬。
旧说"上淫曰■"，但从上举诸事看，■并无贬义，如昭伯本人员不欲与宣姜■，宣姜母家的齐人却仍"强之"使■，可见■不全是男子好色贪淫，在当时被视为合法而自在情理中事，成为某种公认的社会婚姻行为规范。■一般都限于子与庶母、后母或嫡母间，但均非子的生母，实是一种"妻后母"现象。■后大都有子女出生，凡不言生子者，通常有特殊原因，如贾君可能无生育能力，夏姬则■后不久即被楚庄王遣返郑国。是知■带有异辈婚的转房性质，目的一则在于立宗生子，再就是为了保持男女双方家族间的婚姻关系，但这毕竟表现出相当的原始落后性，于当事者本人亦每易生心理上的障碍，故渐渐被社会所淘汰。
"报"载见《左传》仅一事：宣公三年，"（郑）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臧。"郑子为文公的叔父。
旧说"淫季父之妻曰报"，亦失原初意。报乃是与旁系长辈宗亲的配偶通婚，属于"妻叔母"性质的异辈婚，其特点和意义是与"■"相类近的。总之，■、报的收继婚俗，贯穿有一条基本原则，即不能收继生母及其同胞姊妹以及嫡祖母。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三种异辈婚：①一种为宗亲间的与■媳婚，如晋文公娶■（惠公之子）怀公子圉之妻怀嬴（即文公甥女）为妻②。第二种为姻亲间的与甥女的从表婚，如晋文公妻季隗与赵衰妻叔隗是姐妹，文公将女儿赵姬又嫁与赵衰①，此为与姨甥女婚；季平子之姑生宋元夫人，季平子又娶宋元夫人之女②，此为与表外甥女婚。第三种是与妻■婚，如齐灵公娶鲁颜懿姬，其妻的■女随嫁而生子为太子③。另外又有叔接嫂的平辈婚，即兄长死后，其弟可接娶兄长妻为配偶，如邾娄君颜公诛死，弟叔术立，遂以颜公妻为夫人④，这也是一种与宗亲配偶的婚姻。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贵族阶层中存在的与宗亲配偶的婚姻，如表现为异辈间的■、报收继婚，与■媳婚，以及与异辈姻亲的婚姻，如与甥女婚，与妻■婚，大致适应着传统宗法社会男子对妇女所拥有的处置权和支配权体制，但面临宗法社会瓦解土崩的尾声，这类婚姻内在的原始性和落后性，也就很难再为社会所接纳，其伦理上的障碍也是积重愈高，这类形形式式的婚制婚俗鲜见于战国时期而为社会所淘汰，实乃时代进步之使然。至如平辈间与宗亲配偶婚姻的叔接嫂婚，以及调节正常男娶女嫁婚配方式的赘婚，由于在伦理上具有"缘情因礼"的意义，在社会规范上能协调部分人群各安其位，取得某社会层面的和谐，在择偶心理上亦未与近亲婚配的禁忌相抵触，在社
① 参见前引谢维扬书，第75 页。
② 《国语·晋语》。
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③ 《左传》襄公十九年。
④ 《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
会经济关系上能多少起到和寡合独的作用，故为世俗社会所常容。这两者自春秋至战国，无疑也起着补充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偶制的社会作用。
（五）多偶婚和生子观念春秋战国时期一夫多妻现象在社会各层面泛滥，配偶数目上下不一，无有限控，生子观念亦与此有内在呼应。
最高层次的天子配偶，据《礼记·曲礼下》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其具体数目，《昏义》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合计则达百二十位。但《公羊传》成公十年何休注另有一说，谓"唯天子娶十二女"，两数相差悬殊，后者恰少九倍数。恐怕周天子的多偶，当初未必会有定数，然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配偶当分嫡庶，嫡妻称后，一位而已。降自春秋，天子地位式微，配偶数自似不会有多少，很可能连诸侯都及不上。
诸侯的配偶，《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云："诸侯壹聘九女"，又云："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娣从。"即娶一夫人，媵两位，又各陪嫁■、娣两人，合为九女。今考春秋时诸侯的配偶确有达九女者，然未必是作为夫人和媵的■（侄女）、娣（妹妹）而一次娶入的，如《左传》文公六年言晋文妻"辰嬴贱，班在九人"，即位次第九，其余八人，正妻文嬴，次■姑、季■、杜祁、齐姜，唯秦女三人为娶文嬴、媵辰嬴时同时纳入，合计九女。又如《左传》僖公十七年记齐桓公有妻九人，先娶王姬、徐嬴、蔡姬三人，皆无子，后再相继娶了长卫姬、少卫姬、郑姬、葛嬴、密姬、宋华子六人，皆有子。也有少于九位的，如晋献公有骊姬、贾姬、狐姬、卓子同姓四姬和齐姜、小戎子异姓二女。不过媵■娣从嫁是实有其制的，如宋共公娶鲁国伯姬，卫、晋、齐三国先后来媵①。凡诸侯娶嫁，有同姓媵，亦有异姓媵。如《孟姬簋》云："鲁伯大父作孟姬、姜媵簋"，姜姓女为孟姬之媵。《叔姬■》云："曾侯作叔姬、邛■媵器"，邛■为叔姬之媵。《许子妆■》：云"用媵孟姜、秦嬴"，也是异姓媵。从媵人数最多者恐怕要数秦穆公嫁其女于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据说"从衣文之媵七十人"①诸侯配偶的名分，《曲礼下》有云："诸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夫人为正妻，或又称小君。其余为庶妻，统称为妾，又有诸子、嬖人、嫔嫱、御、孺子等分称②。至战国时，诸侯的配偶数更远逾前代。如齐威王除正夫人外，"中有十孺子皆贵於王"③。孟子曾形容有的诸侯，"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④。
诸侯如此众多的配偶，则难免不生宠恶构罪、争风妒斗、子嗣易树等种种造端。楚灵王得新美人，夫人郑袖妒之，设计陷害，私教美人"王甚喜人之掩口"，美人照此做去，郑袖又对灵王说是美人嫌王口臭，王怒而劓美人⑤。中山国阴姬与江姬争为后，阴姬利用赵王好色请她激怒中山王，得以立为后⑥。楚成王多宠妾而未立太子，令尹子上有"多爱，黜乃乱"之谏⑦。为防微
① 《左传》成公八年、九年、十年。
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② 参见前引谢维扬书，第53 页。
③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④ 《孟子·尽心下》。
⑤ 《韩非子·内储说下》、《战国策·楚策》。
⑥ 《战国策·中山策》。
杜渐不生祸乱，故《周记》有"无尊妾而卑妻，无■适子而尊小枝"⑧的成文礼制规定。《礼记·内则》还一本正经安排诸侯房事的"五日之御"，即每夜御二女，五日而遍，具体为■娣两两而御则三日，两媵则四日，次夫人专夜则五日。《仪礼·士昏礼》更煞有介事列出男御女媵交换卧席之礼，称"主人说（脱）服于房，媵受；妇说服于室，御受；御衽（卧席）于奥，媵衽良（■）席在东；媵■主人之余，御■妇余"，交接构精之义可见。至于是否真能实施，就难说了。
世卿或大夫的配偶数，如诸侯一样，也是基本无定制的。其婚姻无媵制而有■、娣从嫁现象。如鲁大夫穆伯娶莒国戴己，即有女娣声已从嫁①。配偶亦有正庶之分，正妻称妻、夫人、内子，庶妻称妾、妃、嬖妾、孺子、■。卿大夫一般为一妻二妾，如《内则》云："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疏谓"大夫一妻二妾，则三日御■"。但过数者不乏见，秦华阳夫人弟阳泉君"美人充后庭"②，是知不在小数；齐孟尝君有"后宫十妃"③。尽管礼文规定妻尊妾卑，然争宠谮谗仍时有发生。如楚庄王弟春申君，有爱妾名余，十分阴骘，为了谋害正妻甲及其子，故意自伤己身，自己撕裂内衣，再数度向春申君哭诉，声称是正妻和她的儿子所伤害，致使春申君怒杀正妻与子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