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兽皮的加工，我国古代很早就摸索出了一些制革技术。生兽皮未经熟化时皮板脆硬，不便制作衣服。原始的熟皮方法就是把大张牛羊皮在水中浸泡和用硝来熟化；而兔、狗、猫等小动物的皮板较薄，可用谷糠、玉米面和酒等物熟化。
春秋战国时期，皮革加工技术已有很大的提高。《考工记》中记载了对皮革质量进行鉴定的方法，并说明了要得到色泽"荼白"、质地柔滑、各部分缓急均匀、缝制工整的皮革的加工处理方法。
4. 染色技术我国很早就利用矿物、植物染料对纺织物进行染色，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掌握了各类染料的制取和染色的工艺技术。《尚书·益稷》篇有"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的记载，说明我国古人早就用五色对衣服染色了。西周时代，在"天官"下设有"染人"一职掌管染帛。春秋战国时期，染色工艺已有很大提高。
利用矿物染料对纺织品进行着色的方法称为"石染"。当时人们已发现了多种矿物染料。赭石即赤铁矿是最早用于染红色的染料，当时主要用于涂染作为囚衣的粗劣麻织物。朱砂（硫化汞）的颜色红赤纯正浓艳，光牢度好，是涂染贵重衣料的颜料。《考工记》中记述有用丹（朱砂）涂染羽毛。此外，染黄的有石黄（雄黄和雌黄，前者为硫化砷，后者为三硫化二砷，红光黄，色相丰满纯正，光牢度好）；染绿的有空青（又名石绿，即孔雀石，一种碱式碳酸铜，翡翠绿色，耐大气性好）；染蓝的有石青（又名大青、扁青，一种碱式碳酸铜，蓝色）。
用矿物染料染色的方法有浸染与画缋两种。浸染是将染料研磨成微细粉末，用水调和，把织物浸入其中，染料粉末即被纤维吸附而着色；画缋是将不溶于水的有色颜料和油、胶等有粘性的增稠剂调制成浆状，涂饰于织物上。如赭石和朱砂等都是用这种方法涂染的。可以只涂一种颜色，也可以涂绘成各色图案花纹。
我国古代所用的植物染料种类很多，靛蓝是利用得最早和最普遍的一种还原氧化染料。据记载，我国夏代已经种植蓝草了。蓝草中含有靛甙，从中可以提取靛蓝素。周代以前，人们是用鲜蓝草浸渍染色，即用蓝草叶和织物在一起揉搓，用蓝草的液汁浸染织物。春秋战国时期，采用发酵法还原蓝靛，这就可以用预先制成的蓝泥染出青色来。《荀子·劝学》篇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制作方法是把蓝草叶浸入水中发酵，蓝甙水解溶出，即成吲哚酚，再在空气中氧化沉淀缩合成靛蓝泥，即可贮之待用。靛蓝染布色泽浓艳，牢度好，一直流传至今。
茜草是染红色的主要染料。紫草是染紫色用的媒染性染料。染黄的植物染料更多。
植物染料和媒染剂的使用，大大丰富了颜色种类，在染色技术上是个重大突破。《诗经》中描绘当时织物的颜色就有"绿兮衣兮，绿衣黄里"（《邶风》），"缁衣之宜兮"（《郑风》），"青青子衿"（《郑风》），"缟衣綦巾"（《郑风》），"素衣朱■"（《唐风》），"载玄载黄"（《幽风》）等，真可谓五彩缤纷。
在染色工艺上，当时有多次浸染的套色法，即把丝麻织物先后浸入溶有一种或多种不同颜色的染料中，从而染出不同深度的某种颜色，或染出其他各种变异色彩。如《尔雅》说："一染■，再染■，三染■。"这是指用茜草染红的套染，得到由浅红到深红的颜色。《考工记·钟氏》称："三入为■，五入为■，七入为缁"，即指三次浸入红色染料得到深红色；再浸染黑色染料二次，得到带红光的"■"（浅黑色）；然后再浸染二次即得到"缁"（深黑色）。
若用两种不同染料套染，就可得到第三种色调。但由于颜色的遮盖作用以及染料和媒染剂的化学作用，用不同染料进行套染要遵循一定的方法。《淮南子》载："染者先青而后黑则可，先黑而后青则不可。"另外人们也已知道，青与黄可合为绿色，但以藤黄合靛青则为"苦绿"，即用不同的青色与黄色染料，合成的绿色也不相同。这些知识，都是从染工们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四）玻璃和漆器的制造1. 独特的玻璃体系关于我国玻璃的起源，早年有"外来"的说法。因为早在公元前25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已经用沙和苏打制造玻璃串珠了。约在公元前200年，巴比伦人首先吹制出玻璃器皿，后传入古代罗马。罗马人和埃及人已能用铜、铁、钴等金属氧化物为添加剂熔制出各种彩色玻璃了。所以人们认为，我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是从中近东和欧洲传入的。
本世纪30 年代以来，随着商周以来大量玻璃实物的出土，为我国古代"玻璃自创"的说法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1954～1955 年，在河南洛阳市中州路发掘的西周穆王时的816 号墓，出土很多淡绿色圆球形穿孔玻璃珠，直径约0.5 厘米，孔径0.3 厘米，是作项链用的。1955～1957 年在河南陕县上村岭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五座■国墓葬中，发现蓝色玻璃串饰物件，有菱形玻璃珠44 粒，小圆珠2 粒，玻璃管4支。同一时期在陕西省泮西张家坡一座西周墓葬中出土了4 粒浅绿色、有透孔的玻璃珠；在一处西周遗址中发现有透孔的粉紫色玻璃珠。1964 年4 月，洛阳市博物馆在城西庞家沟西周墓的垅土层中，找到一粒白色穿孔玻璃串珠。1975 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伯及其妻井姬和妾的墓中，出土1000件以上玻璃管珠，数量之多十分惊人。特别是在井姬的贵重物品上，还镶嵌一块玻璃片，经化验为铅、钡玻璃，这是前所未见的。墓葬当在昭王、穆王之交，约为公元前10 世纪。1976 年在陕西扶风云塘村西周墓中发现一件由77 颗4 种不同形式的白色玻璃扁珠和绿色玻璃管珠串连成的项饰。另外，在陕西扶风上宋乡北吕村、陕西岐山贺家村，都出土有西周早期浅蓝色和浅绿色的玻璃管、珠。1979 年6 月，在山东曲阜鲁故城西周晚期墓出土三颗浅蓝色棱形玻璃珠。1978 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大量玻璃珠。
《穆天子传》中说，西周穆王曾升于采石之山，于是采石"使重雍之民铸以成器"。重雍即仲雍，周文王时封于虞（今山西平陆北），成为虞仲。这与上述洛阳中州路816 号墓以及宝鸡茹家庄■伯夫妇墓出土的玻璃制品在年代上是吻合的。考古发现的玻璃制品自西而东分布在宝鸡、岐山、扶风、泮西、陕县、洛阳一线，基本上也是沿河、渭两侧。平陆与陕县正是隔河相望，地域上也是吻合的。另外，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览冥训》等篇多次说到"随侯之珠"；东汉王充的《论衡·率性》篇也有"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之说，这也为随县曾（随）侯乙墓出土的玻璃珠所证实。
这些史实说明，我国从殷周之交到春秋战国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和江汉地区都曾制造玻璃。特别是经中外研究机构科学检验，发现中国古代的玻璃属于铅钡玻璃，而西方的则是钠钙玻璃，更表明中国的玻璃是自己独创的，有自己的玻璃体系。含有铅、钡的玻璃能产生五彩缤纷的光泽，并且比重较大。西周时期一些玻璃有鲜艳的光泽，可能与铅、钡含量较高有关。
我国的玻璃发源于商代的青铜冶炼和青釉瓷器的烧制。青釉瓷器的釉可以说是玻璃的先声。郑州出土的一件商代青釉瓷器，其表面上有厚而透明的五块玻璃釉。玻璃的烧制很可能是受这一启示而发现的。玻璃没有固定的熔点，它由固体变为液体可以在800℃到1500℃的温度范围内进行。在青铜冶炼中温度可达1080℃，而在原始青瓷的烧制中温度可达1200℃，这就为玻璃的烧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烧制青瓷器时，熔融的玻璃釉滴落成珠，就启发人们去专门生产玻璃珠了。西方的玻璃制造也是先出现玻璃珠的。
西周的玻璃成型技术是以黄土或黄土加白灰裹着细铜丝作衬芯，蘸玻璃液制成珠和管的，再用冷切割法截出各种长度的玻璃管。至于玻璃片，则是用玻璃管割制而成的，即先用衬芯蘸玻璃液制成玻璃管，再用刃具在玻璃管上压出苦干条直槽，冷却前稍加压力就可分成若干条细长的玻璃片。所以这种玻璃片有一定的弧度，且内表面粗糙，外表面光滑。这种成型技术说明，西周时期玻璃的制造已经超出最原始的工艺水平了，所以我国的玻璃制造当在西周初期以前已经出现了。
2. 漆器制造技术我国的漆器制造有悠久的历史，大约产生于7000 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漆液从漆树中自然分泌出来以后，经日晒形成黑色发亮的漆膜，这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古人对这种自然现象加以利用，从漆树中收集更多的漆液，涂在各种用具上，就成了原始的漆器。漆树分泌的树汁主要成份是漆醇。夏、秋的清晨，砍破漆树的树干，就会收集到流出的树汁，这种树汁暴露在空气里不时搅拌，约经半天到一天装入桶内，就是生漆。生漆经日晒或低温烘烤，即成深色粘稠状的熟漆。生漆或熟漆加入熟桐油调制即成广漆。广漆的漆膜坚硬、光亮、耐水烫。如果在漆液中加入各种颜料或染料，就会形成彩色漆层，使漆器格外美观。
春秋时期，漆树和桐树的栽培受到重视。《诗经·国风》说："山有漆，隰有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书经·顾命》有"漆仍儿"的话。战国初期，设有官营的漆林，由专门的官员管理。《吏记·老庄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据说他所在的漆园就在今河南省中牟。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漆膜对器物有防腐保护作用，《考工记》称："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
《墨子》在说到做事应有先后次序时比喻说，工匠先漆好器具再涂以红漆（生漆中掺入朱砂等颜料）是可以的，但先画上红漆再涂漆就不成了，这说明当时用漆已很普遍。近来在河南信阳、湖南长沙以及三门峡等地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用漆装涂的几案家具、日常用具、鼓瑟乐器、兵器把柄、棺椁和镇墓兽等物，涂绘一般都很精美。这时的漆器多用木胎、皮胎和夹■胎（用麻布）等胎型，也有在金属器物表面涂漆的。彩绘包括红、黄、蓝、白、黑五色和各种复合色；所用颜料大概是桐油中掺入朱砂、雄黄、雌黄、红土、白土等矿物颜料和靛蓝等植物性染料配成的油彩。据《韩非子》记载，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珍贵的工艺品特种漆画。
汉代以后，我国的漆器和髹漆技术就先后流传到东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各国。后经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人再西传到欧洲一些国家。像瓷器一样，世界各国的漆器制造，也受惠于我国古人的发明创造。
四、天文学的巨大发展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体系。随着天文观测资料的积累，建立起了以二十八宿为代表的星象坐标体系；在对日、月、五星运动规律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阴阳合历的制历规则；在对天体运行规律所进行的理性概括中，出现和形成了关于宇宙起源、结构和演化的一些理论学说，给我国后世宇宙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
（一）天文观测1. 天文家中国古代天文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星占"，一为"历法"。
这首先是为王权天授寻找依据，其次是为农业的发展服务。观察天象，确定季节，以利农业生产，对巩固政权也是有利的；谁能把历法授与人民，他便有可能取得天下。所以天文学就成为政教合一的、为帝王服务的神秘知识，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使中国古代天文学一开始就具有传统的官办性质。帝尧和殷商时代都设有专门的天文官员。西周时代，皇家天文家称为冯相氏，占星家称为保章氏，还设有执掌漏壶的挈壶氏。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和各个诸侯国都设有自己的专职司星负责天文历法工作。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世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说明由于周王室衰微，天文测算工作也受到忽视，历算学者分散外流。而各个诸侯国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却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与研究，都有自己的司掌天学的天文家。
在当时的天文学界，以甘德、石申、巫咸三大学派的影响最大。巫咸传说是殷商大臣，吴（今苏州一带）人。《巫咸星经》当为我国最早的星表，据说含三十三座共一百四十四星，不过原本已无存。后世存本所载肯定不是原来的《巫咸星经》，因为它所列齐、赵等十二国名都不是殷代的国名。入周以后，巫咸学派的天文学说即由殷之遗民所建的宋国的司星所继承和发展。子韦是巫咸学派的代表，《庄子·天运》中有"巫咸■"一语，子韦名■，所以可能就是指子韦。
齐国司星甘公，名德，有说为楚人，有说为鲁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有："张耳败走，念诸侯无可归者。。。甘公曰，仅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故耳走汉。"从甘德作星占指示张耳投奔汉王事，可知甘德生当战国末期，楚汉相争时仍有活动。张守节《正义》引梁阮孝绪《七录》云，甘德"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
魏国司星石申，亦称石申夫。《正义》引《七录》云："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也。"石申的书约在惠施为魏相时所作。后世将甘、石的著作合称《甘石星经》，原著早已遗佚。但从《史记》、《汉书》和唐瞿昙悉达所编《开元占经》等书的引文中，尚可了解其大概。
石申的《天文》在《开元占经》中引述最多，这部分内容被称为《石氏星经》。石申把全天的恒星分为二十八宿及中外官星座，并用"度数"给出了这些星的坐标位置，包括"去极度"（该星与北天极的角距离），二十八宿的"距星"（各宿中选定的作为测星标志的星）的"距度"（相邻二宿的距星的赤经差）和黄道内外度；还有中外官的"入宿度"（该星与其西邻一宿距星的赤经差）和黄道内外度；"度"以下的小数还用"太、半、少、强、弱"等表示。据《开元占经》所载，《石氏星经》共包含有二十八宿和中外官星120 座，含星121 颗。现存《开元占经》中的仅有115 颗星。石申著有星经是无可置疑的，但《开元占经》中的《石氏星经》的内容，则是经过后汉时代修改的。据推算，石氏测定的恒星的位置是在战国中期的位置，石申的活动当在公元前4 世纪。所以可以断言，《石氏星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之一。
《晋书·天文志》载，西晋后武帝时，吴国太史令陈卓将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所著星经综合在一起，编写成一个包含283 个星座、1645 颗恒星的星表，并绘成星图，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标准星图，使三氏星经的内容一同留存。在《开元占经》中，引有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家的恒星表。
我国大约在商代以前，占星术就已经萌芽了。周末战国时代，由于战争纷起，天灾频仍，人们生活很不安定，联系到天上的异象，就认为是上天的示警，因而占星术从春秋以后，非常盛行。我国古代这些天文家在当时大都以星占家的面目出现。尽管星占学本身是荒谬的，但由于占星术需要不断去观测和研究天象，寻找异常天象，预测五星的运动方位和日、月食的发生，所以对于我国古代天文观测资料的积累以及天体运动规律的揭示，是有一定作用的。
至于中国古代天文研究的官方性质，虽然使天文学蒙上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御用色彩，不但使天体运动的客观规律受到歪曲利用，而且使天文学知识被垄断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当然严重阻碍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但这种官方性质也使中国古代天文事业的发展在人员、经费、设备和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到了官方的扶持和保证。尽管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频繁，但天文观测研究工作始终未曾中断，文献资料也得到很好的整理和保存。这使中国的天文家们不断有新的发现和创造，不但独立地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天文学体系，也对世界天文学研究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天文家们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2. 星象春秋时期，人们为了观测研究各种天象以及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运行，对星空的现象（星象），即恒星的分布情况有了相当准确的划分。因为要想准确地表示出各种天象发生的方位，只有以恒星天空为背景，以恒星的位置作为标志。这样，"星官"的知识得到了丰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三垣"、"四象"、"二十八宿"的星象坐标系统。
（1）星 官"星官"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星座"或"星宿"。古人为了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把天上相近的恒星组合在一起，分别给以名称，即为星官。
最早，我国古人只注意东南西北四方最显著的星象；在有了关于北极、黄道、赤道的知识后，就对北极附近和黄道、赤道沿线的恒星作了划分，形成了各个星官。
中国星官的名称，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流传下来的，这些名称大都与生产和生活有关，如营室、壁、箕、毕、井、斗等，它们分别表示房屋、墙壁、扬谷的簸箕、捕兔的小网、水井和盛酒的容器等；还有神话人物和传说故事，如牵牛和织女。《春秋左传》载鲁昭公元年子产讲的一个故事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说高辛氏的二子阏伯和实沈不和，天天打架，尧只好派阏伯到商丘去主管辰星，即心宿，亦称商星；派实沈到大夏去主管参星，彼此不相见。参星为当时冬季的初昏中星，商星为当时夏季的初昏中星，一在西，一在东。所以杜甫有诗句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另一部分星官或恒星的名称则是把阶级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映射到星空的体现，使天上世界的名称反映地下人间社会的事物。如北极附近为"太一常居"的宫阙组织，中央为帝星（小熊座β），在它周围有太子（小熊座γ）、正妃（勾陈一，小熊座α）等星；外面还有相当于帝车的北斗七星以及由表示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和司禄的六星组成的作为天府的文昌宫等，这就把人间的宫廷组织搬到了天上。之所以把星座称为星官，可能就是认为星座和人的官曹列位以及事物的贵贱一样，也有尊卑之别。
根据古文献统计，我国战国以前记载下来的星官，大约为38 个，共200余颗恒星。到公元前2 世纪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中，则系统地记载了全天92 座星官约500 余颗恒星。
在我国古代，常用的星象是三垣、四象和二十八宿，由此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星空区划体系。这3 种划分方法出现的先后，现在尚有争论。不过从史实记载来看，应以四象为最早。三垣中天市垣的东藩、西藩用的都是战国时代的国名，所以三垣的设立当在战国时代或其以后，比二十八宿为晚。当然，星象划分的实际过程是很复杂的，增补修改不止一次，是逐渐得以完善的，所以很难作出孰先孰后的绝对判定。
（2）三垣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是环绕着北天极和靠近头顶天空区域的星象。三垣的每一垣都有东西两藩的诸星围成墙垣的样子，因而叫做三垣。三垣的划分不是一次完成的。作为星官，紫微垣和天市垣的名称在《开元占经》辑录的《石氏星经》中已经出现，所以这二垣大约创立于战国时代，太微垣的名字直到唐初的《玄象诗》中才见到。虽然直到隋丹元子的《步天歌》，三垣的划分才得以完备，但在巫咸、甘德、石申三家的星经中，已有属于三垣范围的星官，不过他们所列的星座、星数都不一样。据《清会典》所载，这三家所列情况如下：／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星座／星数／星座／星数／星座／ 星数巫咸／4／18／1／1／4／8 甘德／21／102／7／15／2／10 石申／13／64／6／42／8／41紫微垣是三垣的中垣，位居北天中央位置，故被称为中宫或紫宫、紫垣等。《春秋元命苞》曰："紫之为言此也，宫之为言中也，天神运动，阴阳开合，皆在此中。"
紫微垣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谓"恒见圈"①的拱极星区，包含现在所说的小熊、大熊、天龙、猎犬、牧夫、英仙、仙王、仙后、武仙、鹿豹等星座。紫微垣是皇宫的意思，包含37 个星座和两个附座（杠、辅），正星163颗，增星181 颗。各星都以某一官名和其他名称命名。以北极为中枢，东西共有15 颗星组成屏藩形状，似二弓相合，环抱成垣。东藩八星为左垣，西藩七星为右垣，二垣南端的左枢和右枢成关闭状，叫闾阖门；垣内有北极、勾陈、天皇大帝、五帝内座、四辅、六甲、御女、天柱、大理等；其外有北斗、天理、文昌、天枪、玄戈、天■、天厨、传舍、八谷、三师、三公等。
太微垣是三垣的上垣，在紫微垣下的东北方向，位于北斗星的南方。横跨辰、己、午三宫，约占63°的天区范围；包含20 个星座，正星78 颗，增星100 颗。北起常陈，南至明堂，西自上台，东至上将，大体相当于室女、后发、狮子等星座的一部分。中枢为五帝座，成屏藩形状。太微为政府的意
① 恒见圈即以北极为中心，以某地纬度为半径在天球上所作的圆圈（赤纬圈）；圈内的星在该处看永远不落到地平线以下，故称为拱极星。
思，所以星名多用官名。如由东、西上丞相、次丞相、上将军、次将军和右执法（御史大夫）、左执法（廷尉）组成东、西二藩的左垣和右垣。左右执法为南垣二星，形成端门，其内有内屏；其他星座尚有三公、九卿、五诸侯、幸臣、太子、郎将、虎贲以及灵台、长垣、三台等。
天市垣为三垣的下垣，在紫微垣下的东南方向，横跨丑、寅、卯三宫，约占东南天空57°的范围，包含19 个星座，正星87 颗，增星173 颗。北自七公，南至南海，西起巴蜀，东至吴越，大体相当于现今的蛇夫、巨蛇、武仙、天鹰等星座的一部分。以帝星为中枢，成屏藩形状。天市为"天子率诸侯幸都市"的意思，所以东西藩各十一星皆用战国时的国名命名。如东藩（左桓）从南起顺次为宋、南海、燕、东海、徐、吴越、齐、中山、九河、赵、魏；西藩（右垣）从南起顺次为韩、楚、梁、巴、蜀、秦、周、郑、晋、河间和河中。从这些名称可知，天市垣的制度必在战国时代或其后。其他星座名称尚有象征执政皇族的宗正、贵族的宗人；作为尺度的帛度以及量固体和液体的斛和斗；此外还有车肆（百货市场）、屠肆、列肆（宝玉市场）和市楼（市府）等。
《石氏星经》列天市垣东西藩有五十六星。和现今所说二十二或二十三星相差甚多，说明星座星名的变更是很复杂的。
（3）四象我国天上星象，还有四象（四兽、四维或四陆）之划分。所谓四象，是指四种动物，所以又称四兽。古人以北极为中央，把周围天区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配以青、红、白、黑四种颜色，详察各个天区星象的分布形势，按其星象轮廓仿佛类似某种动物，即以此命名，于是就定出天文上的四象，并作为仰观星象的参照系。
古书上对四象的叙述不甚详细。《十三经注疏》说，四象是"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考工记》称："龙旗九■以象大火，鸟旗七■以象鹑火，熊旗六■以象伐，龟蛇四■以象营室"。这里"大火"指心宿，"鹑火"指七星，"伐"指参宿一，"营室"指室，为四方诸星。朱雀即凤凰，玄武即乌龟。所以四象分别为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龟蛇）。
为什么要用这4 种动物来命名四方星象呢？这大概与古人的动物分类法有关①。古人按外表形态把动物分为鳞、羽、毛、甲、倮五类。在带鳞的动物中为首的是龙，《论衡·龙虚篇》称："龙为鳞虫之长。"羽指鸟类动物，以凤凰为首。《大戴礼记》曰："羽虫三百六十，凤凰为之长。"毛指有皮毛的兽类，按《大戴礼记》说："毛虫之精者为麟"，即麒麟。甲指带甲壳的动物，《韵会》云："龟，甲虫之长。"倮则指无鳞无羽无毛无甲的裸露的动物，以人为首。《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看来，当初的四象，应指苍龙、朱雀、麒麟、龟蛇。后来之所以把麒麟改为白虎，可能与孔子写《春秋》到获麟为止，以此为周道不兴的象征有关。"麟为周亡天下之异"①。所以后人就以"山兽之君"虎代替。但因麟为仁兽，所以还是让它升到最高地位，作为中央天象的表征。《礼记·礼运》孔疏引："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于是就形成了我国
① 参见周桂钿：《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52-153 页。
① 《＜礼记·礼运＞孔疏引》。
"四灵有麟，四象有虎"的传统说法。
四象的东西南北方位是如何确定的呢？这与四象产生的根源有关。古人创设四象是为了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以定四季；四象就是在四时的"仲中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古籍《尧典》中就有关于四仲中星的说明："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是说昼夜等长而初昏时"星鸟"正好出现在南方中天，就是春分了；若白日长而"火"于初昏时在南方中天，就是夏至；若黑夜白天等长而"虚"出现于初昏时的南方中天，则为秋分；若白日短而"昴"出现于初昏时的南方中天，就是冬至。这说明我国古人测四仲中星以定四时是由来已久的；而且由此产生了把周大恒星分为四群以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季星象的思想。更有意思的是，"鸟"的形象很早就被用来描绘春天初昏时南中天的星象了。比《尧典》更早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鸟星。在没有历法的原始社会里，人们把鸟的出现看作是春天来临的信号，所以很自然地会把春天初昏时南中天的恒星群想像作一只大鸟的形象；而且很容易发现，春分前后初昏时当朱雀升到南方中天（上中天）时，苍龙的房宿正处于东方的地平线附近；白虎的昴宿正处于西方的地平线附近；而龟蛇的虚宿正处于地平线下与朱雀的七星相对的北方（下中天）。这就是定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由来，它是以古代春分前后初昏时的星象为依据的。
至于四象的具体划分，《尚书通考》称："东方苍龙三十二星，占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三十五星，占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占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占百十二度。"共得四象星数一百八十二星（现今统计为一百六十一星），共365■度，布满周天。具体星宿为：东方，青色，苍龙（或青龙）。对应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约为现今室女、长蛇、半人马、牧夫、天秤、天蝎、豺狼、蛇夫等星座。南方，红色，朱雀。对应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约为现今双子、御夫、巨蟹、大犬、南船、狮子、长蛇等星座。
西方，白色，白虎。对应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约为现今仙后、白羊、英仙、金牛、波江、猎户、天兔等星座。
北方，黑色，玄武（龟蛇）。对应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约为现今人马、摩羯、天鹰、宝瓶、飞马、天鹅、仙女、双鱼、鲸鱼等星座。关于四象与二十八宿产生的时间与先后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古籍中有关四象的记载比二十八宿晚得多，在《淮南子》、《史记》等汉代著作中才有具体记载，但陈遵妫先生认为，先有四象，后有二十八宿。因为二十八宿中的角、心、尾宿就是东方苍龙的龙角、龙心、龙尾的意思；这说明古人是先设四象，而后才在四象的基础上细划二十八宿的①。
1978 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发现一个漆箱盖，上面画着象征天象的图案。箱盖中央是一个很大的篆文粗体"■"（斗）字，斗字周围是古代的二十八宿名称，它们依中间斗字的形状围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盖面两端绘有两个动物形象，头尾方向正好相反，东方是青龙，西方是麟。从它们与二十八宿名称的对应关系来看，它们所处的位置正好与四象中青龙、白虎的星宿范围基本相符。虽然盖面上只画了青龙与麟，但可以理解这是因为箱面绘画是装饰性的，加之盖面形状大小的限制，
①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330 页。可以有所选择，不必反映出星象的全部情况。但将二十八宿与四象绘在一起，正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有些学者认为盖面上西方画的是白虎，但从这个动物图像的头上很明显有只大角来看，它应该是麟。因为虎无角，而麟在传说中却是有一只角的。《春秋感精符》称"麟一角"；《尔雅·释兽》说麟"■身，牛尾，一角"。这说明在战国早期，西方兽象为麟，汉代以后才改为白虎。②据考证，随县曾侯乙墓的墓葬年代，是在公元前433 年或稍后，因此这件天文文物的发现，把我国二十八宿体系全部名称出现的年代提前到公元前5 世纪的战国早期；四象的划分至迟也在战国初期，都早于甘德、石申活动的年代。由于曾国在战国初期只是一个小国，箱盖面绘画又是一种装饰性的东西，更加说明四象、二十八宿的知识在当时已是相当普及的了。所以有理由推断，它们的形成当比战国早期早得多。
从以上说明可知，我国四象中所说的苍龙、玄武、白虎、朱雀，即龙、龟、虎、凤四禽。在印度佛典中，也以龙、龟、狮（虎）、孔雀为四禽。陈遵妫先生认为这"实际脱胎于我国的四象"。高丽古坟中发掘的"四神镜"也用龙、龟、虎、凤；古坟石室壁画用龙、蛇、虎、凤。日本古坟中发掘的"四神镜"也用四禽来装饰，充分说明我国古代四象在世界各国的流传与影响。
（4）二十八宿（xiù）
古人为了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必须在天上确定一些相对静止的背景标志，不然就无法描绘和度量日月五星的运动。天上相对静止的标志只有恒星，但一颗恒星无法确定，于是就将几颗星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图形，定出一个名称，成为一个参照星区，就叫做一个"宿"或"舍"，意为日月五星行经停留的驿站。《史记·律书》云："舍者，日月所舍。"我国古代对天象的观测以及历法的制定等，都是以二十八宿为基础。所以，二十八宿在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按照日月视运动的方向，自西向东排列，这二十八宿顺序为：东方七宿（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玄武）：斗、牛（牵牛）、女（须女或婺女）、虚、危、室（营室）、壁；西方七宿（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宿（朱雀）：井（东井）、鬼（舆鬼）、柳、星（七星）、张、翼、轸。
二十八宿是把沿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28 个不同的星区部分，每个部分就是一宿；至于这些名称的意义，可能与四象、三垣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关。
二十八宿的体系，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完善起来的。其中部分星宿的名称，在春秋时期的《诗经》、《夏小正》等书中已有记载。《周礼》的《春官》、《秋官》两篇中都有"二十有八星"之说。不过，直到《吕氏春秋·有始》中，才最早给出了自角至轸的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据《开元占经》所引甘、石、巫咸三家记述，对二十八宿的天区已作了划分，并指明了各个星宿的距星（标志星）、星数和相邻星座间的距离（即相邻二宿的距星之间的赤经差）。② 周桂钿：《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第154 页。
特别是《石氏星经》，给出了二十八宿的距星的赤道坐标、位置和黄道内外度，并附有石申之前25 个"古度"数据。1978 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写出了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记录；它把我国二十八宿的可靠记载提前到了战国初期（公元前433 年）。可以断言，二十八宿的创设当在战国以前。
关于建立二十八宿的最初目的，目前尚有不同意见。我国学者竺可桢、钱宝琮、夏鼐等主张是为观测月亮的运动而设。《吕氏春秋·圜道》称："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圆道也。月行于天，约二十七日又三分之一天而一周，约日旅一星，经二十七日余而复抵原星，故取二十八为宿舍之数，以记月亮所在位置。"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由于二十八宿的划分有大有小，它们的范围即星度相差十分悬殊，月亮并非每天正好到达一宿，"月躔"说很难令人信服。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和我国学者陈遵妫认为，二十八宿是古人由间接参酌月亮在天空的位置来推定太阳的位置而设的①。因为星象在四季出没的早晚是不同的，反映了太阳在天空的运动。于是就可以通过测定月亮的位置以推断太阳在星宿中的位置，从而确定一年的季节。这个方法和从观测昏旦星象以定太阳的位置来确定季节的方法不同。所以新城新藏说这是中国"上古天文学一大进步"。
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近百年来争论十分激烈，因为中国、印度、阿拉伯和巴比伦都有二十八宿。它们虽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是同出一源的；不过在起源于哪一国的问题上，各国学者的分歧是尖锐的。最初主张起源于印度和巴比伦的人很多，近年来多数人则主张起源于中国。因为阿拉伯使用二十八宿的年代不会早于我国的西汉；埃及也在公元后才使用二十八宿；巴比伦虽然是西洋天文学的发源地，但至今尚未发现古代巴比伦有二十八宿的遗迹。所以只有中国与印度孰先孰后的问题了。
我国学者郭沫若、竺可桢、夏鼐等人都认为二十八宿是由我国传入印度的。日本的新城新藏在《二十八宿起源说》一文中甚至肯定说："二十八宿是在中国周初或更早时代所设定，而在春秋中期以后自中国传出，经由中亚细亚传于印度，更传入波斯、阿拉伯等地方。"印度的二十八宿是等分黄道度数的，每一宿都为13°20＇，共360°；中国的二十八宿的距度则是宽窄不等的，相差十分悬殊。在印度的二十八宿各宿的主星（联络星）中，采用了很多亮星，一等星以上的达10 颗之多，四等星以下的只有3 颗；而我国二十八宿中的距星大多数是暗星，只有1 颗一等星（角宿一），四等星以下的有8 颗。中国二十八宿从角宿算起，印度则从昴宿（"剃刀"）算起。另外，中国制定二十八宿本来是为了定日月位置来确定春夏秋冬四季的，但印度古代年分冬、春、夏、雨、秋、露六季，现今印度还是分为寒、暑、雨三季而不用四季，当然也就没有用四象配合二十八宿的必要了。日本的新城新藏还说，二十八宿的发源地当有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而这个故事在我国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了。在前面提到的随县曾侯乙墓的漆箱盖面上，巨大的"斗"字写于中央，二十八宿名称环列于"斗"字周围，这也正反映出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特点，即二十八宿是与北斗星等拱极星联结在一起的。这也是二十八宿源于中国的一个有力证据。所以，我国的二十八宿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完全是我国古代的独特创造。
①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第306 页。
关于二十八宿是沿黄道还是沿赤道划分的问题，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一派认为二十八宿是沿黄道划分的，因为日月五星在天球上的视运动都沿黄道附近，新城新藏就认为二十八宿是黄道附近天空的标准点。我国学者竺可桢、夏鼐和陈遵妫则主张二十八宿是沿赤道划分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认为二十八宿是一种完善的赤道分区体系。因为我国古代天文学是很重视观测的，汉代以前就建立了明确的赤道坐标体系，这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一大突出优点。根据岁差的计算表明，在距今3500 年前，冬至在虚，夏至在星（七星），春分在昴，秋分在房，天球赤道正好与二十八宿中大部分星宿的位置相符合，即二十八宿大部分处于赤道附近。从二十八宿实际星象的选取来看，近于黄道的天市、太微、轩辕等都未被选用，却选用了黄道以北的虚、危、室、壁和远在黄道以南的柳、星、张、翼。到后汉时代，我国的黄道坐标概念才得以形成。当然，二十八宿的划分不是一次完成的，在其演变过程中，会有多次调整的。
（5）十二次和分野中国古代划分天区的方法，除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之外，还有十二次。十二次是以太阳每月在恒星间所处的方位与北极相连接，把周天分为十二等分，即十二次。由于太阳一年运行一周天，每个月在天空正好行走一个次。我国古代又认为岁星（木星）是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因而十二次又用以表示岁星每年所处的位次。
